第一篇：中國傳統倫理體系對我國NGO發展的影響

中國傳統倫理體系對我國NGO發展的影響

貴州大學經濟學院王松55000

3【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NGO在我國所帶來的影響越來越大，社會也越來越關注NGO的發展，不少學者對NGO也做了相當多的研究。但是，NGO在我國目前仍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如目標錯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礎薄弱、內部管理混亂等，發展相當緩慢。這其中包括了政治體制、經濟水平等原因，本文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體系入手，剖析我國NGO發展不盡如人意的深層次原因。

【關鍵詞】中國傳統倫理體系NGO問題原因

【正文】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英文縮寫NGO）是最近幾年才在我國開始興起的，在我國現階段經濟與社會建設中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國NGO的發展現階段仍存在著許多問題，如目標錯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礎薄弱、內部管理混亂等[1]。關于NGO存在的問題現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相關研究，本文主要從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體系出發，試圖找出我國NGO發展不盡如人意的深層次原因。

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NGO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除了政府部門以外提供公共或準公共物品的重要組織。在美國，NGO每年的支出大約占GDP的7%，支薪職員占非農就業人口的7.8%，占服務業就業的16.5%，占政府公共部門就業的46.7%。在英國，截至2002年底，有近20萬家民間公益組織，其中在英國慈善委員會登記注冊的慈善組織共18.6萬家，它們的總資產額約達700億英鎊；專職人員的總就業規模達150萬人，占全英就業人口總量的約

6.5%[2]。而在我國，根據國家民政部的資料，截至2005年3月，在縣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共28萬余家，其中社會團體14.9萬家，民辦非企業單位13.2萬家，基金會不足千家[3]。雖然從數字上我們并沒有看到明顯的區別，[1]何云峰，馬凱.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賈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國非營利部門戰略研究[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

5甚至在絕對數量上我們仿佛還比其他國家要多，但是請大家注意，我國NGO的數量是建立在我國13億人口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的人均數要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另外，我國大多數NGO都有名無實，處于一種半癱瘓狀態，幾乎不能承擔相應的職能，與發達國家的NGO相比，我國NGO無論從規模實力、活躍程度、社會影響、獨立程度都遠遜于發達國家。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經濟、政治、人文、社會結構等。如果我們研究中國傳統倫理體系和西方倫理體系的差異，我們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對結社的熱情和接受程度遠低于西方人，這從一個方面解釋了我國NGO現階段的種種困境。

中國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在儒家文化里，“仁” 和“禮”是文化的核心。所謂“仁”，即一個人必須要有仁愛之心，有他應該遵行的義務和應該做的事情。所謂“禮”，原指古人祭祀的儀式，表現了對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體現了人間的等級和尊卑。孔子將“禮”從宗教范疇推廣到人間成為人文世界的行為規范。在儒家文化里，“仁”、“禮”是結合起來的，“禮”是道德規范，“仁”是必須遵守道德規范。那么遵守什么樣的道德規范呢？儒家提出了“義”、提出了“知命”。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也就是說人必須克制自己的欲望，人是有等級的，一個人的命運天生就已經注定了，你是農民的兒子，那么你一輩子就是個農民；而你是皇帝的兒子，那么你生下來就是皇帝（當然皇帝不止一個兒子，所以中國歷史上太子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為什么獨尊儒術，就是因為儒家文化維護了統治階級的權威性，把中國人變成了逆來順受的順民。從“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對中國人思想里不斷灌輸的社會等級觀念。在這樣的等級觀念里，皇帝作為“天子”，權力具有天然合法性，經由種種與天或者神的關聯，“天子”獲得天賦君權的最終合法性來源，這是所有社會規則建立的前提。君成為“國”和“天下”的象征，它和其他所有治理者的關系都是君臣關系，這是第一位重要的倫理等級，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官代表國家的治理者，它與社會構成了官民關系。官的合法性來自于君的授權，從而是天然合法性的延伸，官民之間作為國家與社會（或者民眾）的關系，便構成了第二位的倫理等級。這樣，中國傳統的“公共”治理，就在倫理格局上從屬于“官”治，繼而從屬于“君”。在中國傳統話語中，“公”、“官”、“國”、“君”等詞匯在范疇上沒有明確的邊界。

在這樣的倫理道德體系里，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被禁錮，從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人們學會了逆來順受，生活只要有一點點希望，老百姓是不愿意加以改變的。而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除了大力宣揚儒家的倫理道德體系以外，還嚴防禁止群眾聚黨結社。在這里我們有必要解釋一下我國的“社會”一詞。中國“社會”一詞的發生起源于祭祀土地神的活動。早在殷商，已經形成有計劃的人為規度的居住聚集點，即“邑聚”，在采邑制的居住單位之上普遍立有“社”，商王在立邑的時候便有“祭社”之舉，每年定期祭祀社神的日子，人們聚會、慶典，逐漸固定為“社會”。唐以后在社祭活動發展的同時，逐漸演化出其他多種內容的“會”、“社”，前者以聯通共同興趣為主，如秋千會、茶山會、斗雞會；后者是一些旨趣相投的聚徒結會的團體，如文社、詩社，以及行業性團體等。

可見，中國傳統的“社會”，是在理論是至高無上、沒有權界的“王權”之下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體現了這種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特點。這種“社會”空間的最大特點是權利主要不是通過正式制度得以界定和保障，而是在與國家的互動中獲得的，有較大彈性。開明的封建統治者對群眾結社還能容忍，而大部分統治者對群眾結社都持打壓態度，最大限度地限制群眾的結社活動。

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為什么對群眾結社如此壓制？在我看來，仍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公民作為個體是沒有力量與統治者進行對抗的，而作為群體就能夠更好地發表自己的意見甚至促使統治階級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在封建社會，老百姓作為個體，就算對社會現狀產生不滿，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最多發發牢騷而已；而如果一個群體對社會產生不滿，那么很可能就會采取統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進行反抗，對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造成威脅。歷史上的黃巾起義、紅巾軍起義均是由民間團體逐漸坐大后對統治階級進行了反抗，而陳勝的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更是對封建儒家的等級觀念提出了最有力的宣戰。在“結社就會造反”的認識前提下，封建的統治階級對群眾結社視為洪水猛獸，想方設法地阻止群眾性結社，就算要結社也必須在政府官員的監督管理下進行，時刻注意著群眾團體的一舉一動，稍有越界，立刻進

行打擊，絕不手軟。

在封建儒家倫理體系的思想束縛下，在統治階級對群眾結社的嚴防死守下，中國的老百姓接受了不得隨意結社的社會禁令。在西方文明里最常見的三種群眾結社方式中，政治性結社在中國是屬于高層建筑，如太子黨、文官黨、閹黨等，民間政治性結社是被嚴令禁止的，被視為造反的組織；文化學術性結社在中國較為普遍，但是基本是限制在文人之間對科舉文化的交流，是有固定模式的，思想局限性很大；而第三種經濟互助性結社，如商會行業協會等，這應該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但遺憾的是，由于我國封建文化的影響，使得我國封建社會對商人是相當鄙視的，商人的社會地位很低，商人之間的結社非常少，就算有，社會影響力也很小。

綜上所訴，由于我國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影響，我國民眾對民間結社的熱情是相當低的，人們普遍形成了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德體系，人與人之間的戒備心理很嚴重。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經常看到一輛車壞在路上引發嚴重交通堵塞，所有司機都坐在車上不停按喇叭，但最終卻一定要交警甚至拖車來到現場才能解決問題。而在美國，遇到這種情況，司機們一定自發地馬上形成一個團體，或推或抬把壞掉的車輛移到路邊，保證大家都能盡快通過。這不能說是國民素質問題，我認為是不同的道德觀念造成的差異。在這樣的道德體系下，以“志愿、無私、奉獻”為宗旨的NGO組織在中國，至少在現階段是缺乏群眾基礎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國NGO發展較為緩慢的根源所在。

【參考文獻】

1、何云峰，馬凱.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營利組織管理概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3、賈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國非營利部門戰略研究[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4、劉培峰.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幾個問題[J].學海，2005（5）

第二篇：英國NGO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

英國NGO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

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 王名

英國的慈善組織

在英國，官方和大眾媒體較少使用“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術語，而更多的使用傳統用語“慈善組織”（Charity Organization），近年來比較通用的是“志愿和社區組織”(Voluntary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一詞。后者和前者的主要區別在于：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除了包括民間公益性組織以外，還包括各種形式的互益性組織，而慈善組織則主要強調公益性的一面。英國的專家把“慈善組織”定義成為：為了廣泛的公共利益而設立，非營利、非政府、從事各種慈善性公益活動的組織。考慮到“慈善組織”一詞在中國一般具有較為狹義的用法，本文多使用“民間公益組織”一詞，泛指英國的慈善組織。

英國的民間公益組織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2-13世紀，英國就出現了約500多家民間志愿性的公益慈善組織。1601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個有關民間公益組織的法規——《慈善法》，該項法規不僅劃定了公益慈善組織的范疇，強調了這類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慈善性和民間性等原則，而且提出了政府鼓勵和支持民間慈善事業的法定框架，給出了進行各種形式社會募捐以籌措公益資源的法律依據。這項法規對于英國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18世紀以后，伴隨英國工業化的進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公益慈善性的非營利組織：一批成功的工廠主或企業家出于博愛目的紛紛成立慈善組織；市民們基于社區互助與自我服務的目的也紛紛設立自己的慈善組織；越來越多的人們關心和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許多知識分子、政治家、工會活動家、社會活動家等也紛紛成立影響公共政策的各種公益性的游說組織。慈善組織數量越來越多，就業規模越來越大，對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公益慈善部門逐漸成為英國社會中與政府公共部門、私人企業部門相平行、相獨立和相輔相成的民間公益部門。

最近半個世紀，英國的政府公共部門、私人企業部門和民間公益部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戰以后工黨政府上臺，通過推行“國有化”，將原來由許多慈善組織提供的社會公益服務接管成為政府公共服務。布萊爾政府推行的所謂“現代化”，強調的一方面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積極活動的民間公益部門，另一方面是政府和民間公益部門積極的合作。

英國民間公益組織的主要活動領域包括：扶貧救濟，教育援助，宗教慈善，衛生健康，社會及社區福利，歷史文化藝術遺產的保護，環境保護和生態改善，動物保護及福利，業余體育運動，促進人權與和解，針對無家可歸者提供住處，科學研究及普及。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截至2002年底，有近20萬家民間公益組織，其中在英國慈善委員會登記注冊的慈善組織共18.6萬家，它們的總資產額約達700億英鎊；專職人員的總就業規模達50萬人，占全英就業人口總量的約百分之三。

在英國，年收入在1000英鎊以上的慈善組織須向英國慈善委員會進行登記注冊并接受慈善委員會的監督管理。英國注冊慈善組織的一般條件是：

第一，要注冊的慈善組織，須和其它慈善組織在工作內容上不重復；

第二，慈善組織須有自己的管理章程，明確組織的目標及其管理方法。章程 可以是理事會的文件、組織憲章或相應的法規；

第三，依照英國《托管人管理法》組成托管理事會。理事會成員應包括來自政府公共部門、所在社區、私人企業部門的代表。理事會成員可直接受雇于慈善組織，但不能有其他商業目的。慈善組織必須按捐款人及受益人的最佳利益導向進行運作與管理。

英國慈善組織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擁有廣泛和大量的志愿者資源。慈善組織的有酬員工只占其經常就業的約三分之一，絕大多數是各種形式的志愿者。在英國，平均每一個16歲以上的成年人每個月都會從事某種形式的志愿服務。

在英國，民間公益組織的登記注冊和監督管理有著一套嚴格的法律制度框架和相對獨立、職能完備、體系健全的行政管理體系。除了頒布于400多年前的著名的《慈善法》以外，19世紀制定了關于慈善組織理事會定位及其管理原則的法規——《托管人管理法》（2000年修訂）。內政部、文化部和獨立與政府之外、直接受議會領導的英國慈善委員會，分別作為慈善組織與政府間的協調機構、資助機構、登機注冊及監督部門發揮重要的作用。布萊爾政府上臺后，為了加強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于1998年簽署了《政府與志愿及社區組織合作框架協議》。

英國政府與民間公益組織的關系

英國政府高度重視與民間公益組織的合作并視之為重要的合作伙伴。為推動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英國政府不僅每年投入巨大的財政資源，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行政支持體系和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的一個龐大的登記-監督體系，努力建立健全各項法規政策并通過在各級政府與民間公益組織之間簽署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政府與志愿及社區組織合作框架協議》，積極推動英國政府各部門及各級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

1998年11月，經英國女王批準，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內政大臣杰克-斯特勞和全英慈善組織與政府合作委員會主席肯內斯-斯通，共同簽署了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協議——《政府與志愿及社區組織合作框架協議》（COMPACT）。隨后，由地方政府協會主席和全英慈善組織與政府合作委員會主席共同簽署了一個地方版的COMPACT——《地方各級政府與志愿及社區組織合作框架協議》。

為了具體指導政府各部門及地方各級政府與民間公益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COMPACT突出強調如下原則：

第一，政府對民間公益組織的資金支持原則；

第二，政府在支持民間公益組織的同時確保其獨立性的原則；

第三，政府與民間公益組織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務上的協商、協作原則；

第四，民間公益組織在使用包括政府資金在內的公益資源上的公開性、透明性原則；

第五，政府保障各種不同類型的民間公益組織有公平機會獲得政府資助的原則。

在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是政府各部門中規模最大、職能范圍最廣、綜合協調能力最強的政府部門，共擁有大約一萬5千名公務員，占英國政府公務員總數的一半左右。英國內政部負責政府對民間公益組織的指導、推進、支持、協調和相關法規及政策的制訂與修改。

英國政府每年提供給民間公益組織的財政資源共約33億英鎊。其中大約一半來自英國政府的博彩受益。英國的博彩事業由英國文化部下設的全國博彩運作委員會經營，每年博彩收益的28%通過文化部下設的兩個政府基金——新機會基金和社區基金——分配和全國的各級各類民間公益組織。分配方式主要是通過分設在全國各地的基金分支機構，以公開招標的形式進行競爭性基金分配。十年來由博彩事業提供給民間公益組織的資金總規模達140億英鎊。

在英國，民間公益組織的登記注冊和監督管理機關是英國慈善委員會（Charity Commission），這是一個有著150年歷史的官方機構，依據英國慈善法設立。根據1993年修訂的英國《慈善法》，慈善委員會全額由英國財政撥款，屬公務員體制，其主席由英女王任命，相當政府閣僚，但其運作管理獨立于政府機構和議會治外，是一個依法設立、依法行使職能的獨立機構。其主要職能如下：

第一，登記注冊：負責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各級各類民間公益組織的登記注冊。其中包括新注冊組織和已注冊組織的更新。

第二，咨詢監督：負責向這些民間組織提供如何在法定框架下進行運作的咨詢并進行監督管理；

第三，制定法規：擁有解釋和改善相關法規的權限，可頒布法規文件，就已有的法律條文進行必要的解釋和修正，和英國高等法院具有同等權限。

第四，調查執法：依法對民間組織存在的問題進行必要的調查并加以查處。

對英國民間公益事業興盛原因的思考

英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是現代福利國家之一。英國的民間公益組織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著政府和企業所發揮不了的巨大作用。大量以民間慈善為宗旨、以公益服務為主業、以志愿參與為特征的民間公益組織的存在及其作用的發揮，形成了英國社會政府公共部門與民間公益部門共同推進公共福利的繁榮景象。

民間公益事業之所以在英國能夠發達興盛，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是民間組織本身以推進社會福利、公益服務為其宗旨與使命；二是政府認識到自身的局限并將推動民間公益事業發展和公民社會的建設作為各級政府的目標與職能；三是在政府和慈善組織之間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關系并制定了相關原則；四是政府從財政上大力支持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并設法保證財源；五是依法規定公開性和透明度為約束公共事業的基本準則；六是全社會都來參與公益慈善事業，將社會的慈善視為大家的慈善。

雖然英國的公益慈善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法，但是這個法律也存在一些問題。因此年前英首相提出重新制定公益慈善法，并成立了專門機構推動該項工作。這表明，即使在英國這樣的慈善先進國家，民間公益事業也需要不斷改進，立法體系也需要不斷革新。

英國模式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亟待建立和發展我們自己的社會公益事業。英國民間公益組織的發展及其與政府關系的模式對于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民間組織可以從政策上劃分為民間公益組織和非營利企業兩種類型。這樣 劃分的意義在于：據此采取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支持政策及不同的監督管理辦法。

2.政府與民間公益組織之間應通過協議的方式明確合作伙伴關系。民間公益組織因其活動領域極為廣泛且規模參差不齊，在活動上與各級政府及政府各部門都會發生關系，由于同處于公共領域，彼此之間發生不協調、摩擦甚至矛盾在所難免，COMPACT作為英國各級政府和政府各部門在處理與民間公益組織之間關系上的行為準則和綱領性文件發揮了重要作用。

3.政府應當將大力資助民間公益活動作為一項義務制度化。英國政府通過每年面向民間公益組織的33億英鎊的公益支出，實際獲得這些組織向社會提供三倍于政府支出的公益服務，表明動員民間公益具有極大的社會效益。建議一方面借鑒英國的經驗將社會福利彩票收入作為政府公益支出的財源，另一方面動用一定的財政資金，通過制度化的政府采購，以公開競爭的形式向民間公益組織提供支持。

4.應當建立獨立于政府行政體系的國家監督機構。監督管理民間公益組織是一項重大的社會責任，可以參照英國慈善委員會的模式，在全國人大下面設立公益慈善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各類公益組織的監督管理，這樣既可以有效協調與相關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監督政府有關部門依法行政，同時又能有效監督和保護公益財產及其運作，真正向社會負責任。

5.盡快制定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法，通過公益慈善立法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英國的《慈善法》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并且還在進一步修改完善。我國尚無系統的公益組織法，僅有的《公益事業捐贈法》還難于執行，社團等相關法規也亟待修改完善。可以參照英國的《慈善法》和其他相關法規，盡快制定我國的民間公益組織法，通過立法推動對公益財產的保護并促進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

當然，我國和英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文化背景都很不相同，直接照搬英國的模式對于我國民間組織的發展并不有利，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借鑒他國有益的經驗教訓，洋為中用，努力探索一條在法治基礎上推動中國社會公益事業蓬勃發展的新路來。

第三篇：我國NGO發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我國NGO發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 山西省委黨校 陳艷珍

NGO（非政府組織）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營利的、志愿的、致力于公益事業的民間社會組織，亦被稱之為在政府——國家體系（治理的第一部門）和企業——市場體系（營利的第二部門）之外的“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織”(NPO)的社會組織體系。近十多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漸趨成熟和社會轉型的全面展開，社會各階層公民的結社熱情以各種方式、在各個層面和領域越來越充分地表達出來，中國的NGO已經逐步走出發展的起步階段，開始步入更加多層面、多體系、多樣化、多影響的新的發展階段，無論在數量上、體系上、活動上和影響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現代國際上通行意義的NGO由于在我國發展歷史不長，社會資源不足，社會公益文化氛圍不濃，政策環境尚有欠缺，相關法制建設滯后，現行法規和管理體制在總體上不利于NGO，導致NGO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法律困境。

一、“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的社團管理體制不適合中國NGO發展

我國現行的社會團體管理體制是“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歸口登記，指的是社會團體統一由國務院民政部門和地方縣級以上各級民政部門負責登記，頒發《社會團體法人登記書》，其他任何部門無權登記社會團體。雙重管理，指的是每一個社會團體都要接受兩個機關：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登記主管機關的職能是負責社會團體的成立、變更、注銷登記或者備案；對社會團體實施年檢；對社會團體違反《條例》的問題進行監督檢查，并給予行政處分。業務主管機關的職責是負責社會團體上述行為前的審查；監督、指導社會團體的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依據其章程開展活動；負責社會團體檢查的初審；協助登記管理機關和其他有關部門查處社會團體的違法行為等事宜。分級管理，指的是全國性社會團體由民政部登記，地方性社會團體由縣級以上各級地方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由相應的部門做業務主管單位。

雙重管理體制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簡化成為一種政治把關和共擔責任的分權機制。無論登記管理機關還是業務主管單位,首要的目標都是如何減低政治風

險和規避責任, NGO的發展則被置于次要的目標上。由于相關法規只是劃定了業務主管單位的范圍卻并未明確規定其義務,所以對NGO來說,找到愿意承擔責任的業務主管單位就成為能否獲準登記的首要條件。而業務主管單位批準NGO合法登記的條件,不僅要看其業務范圍是否相關,更重要的則是要看NGO能否被置于其有效的控制范圍內,要看NGO的發展會不會帶來過大的政治風險和責任,以及NGO的發展能否增大業務主管單位所在的部門利益。要滿足這樣的條件,業務主管單位對NGO的行政干預就在所難免。

二、NGO成立的法律和政策門檻過高，致使其發展受到制約

西方國家對NGO的管理一般實行注冊制或登記制管理，只要NGO符合政府規定的關于組織資產、會員數量、發展規模等一系列標準，就可以到相應的政府部門注冊，經審查即獲得合法地位，此后NGO的一系列活動由本組織自行負責，出現問題則視情況提交司法部門解決。西方的注冊制或登記制將NGO的生存權交給了社會，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社會自主性；而我國的審批登記制本質上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制式，政府牢牢掌握著NGO的生存包辦權，其嚴厲的準入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約了NGO成立及發展，公民成立社會團體的權利受到限制，公民根據自身的目標與愿望成立社會團體的難度較大。

首先，對NGO的成立規定了比較苛刻的條件。如《社團登記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社團在會員方面，必須要有50人以上的個人會員或者30人以上的單位會員，個人會員、單位會員組成的會員總數不得少于50個；在物質條件方面，要有合法的經費來源，全國性社團有10萬元以上的活動資金，地方性的社團要有3萬元以上的活動資金。關于會員數量和物質條件方面的上述標準，顯然，對于一些特殊領域的NGO來說，完全達到上述標準可能有些困難。

其次，在審批和年檢方面也顯得過于嚴格。一般而言，一旦法律對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行為做出了某種規定后，政府作為法律的執行者應當受到該法律法規的約束，不能任意擴大或縮小。但是政府在對社會團體管理實踐活動中，往往考慮政治的需要，審批上體現從嚴的精神，有疑問的不批，明顯有問題的堅決予以制止，對一些特殊的社會團體如下崗女工再就業協會、外地人口就業協會、股民協會等不予登記。這樣，社會團體的登記機關就擁有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社會團體審批中可能會存在過多偏重于管理機關對該組織成立主觀意圖的認識，使審

批活動有較強的隨意性。由于獲得合法身份的門檻太高,越來越多的NGO轉而采取工商注冊的形式，或者在其他黨政部門的支持下取得各種變相的合法形式，或者甘冒不登記注冊的風險。這就是為什么中國NGO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合法體系之外的原因。大量涌現的NGO紛紛繞開現行法規的結果，使得現行法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僅對于各種形式的NGO起不到應有的約束和監管作用，而且降低了法律應有的尊嚴并激勵了公民不守法的群體行為,這在法治社會是一種危害性的現象。同時,在法律給定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各種形式的社會合法性便大行其道,部門掛靠、媒體報道、領導出席、名人掛帥等，都成為一些組織獲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渠道。

三、《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確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阻礙了NGO的充分發展

從《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確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看，中國對NGO的管理策略上總體上呈現限制競爭、抑制發展的基本導向。其目的是為了便于政府的控制與管理，防止由于競爭導致各個NGO為了生存和發展主動采取各種措施，進而偏離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從政府的角度考慮有一定道理。然而，從NGO的長期發展來看，這種人為造成NGO的壟斷局面，具有極大的消極影響。《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13條規定，在同一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相似的民間組織，沒有必要成立的，對于民間組織的成立申請不予批準。第19條規定，社會團體的分支機構不具備法人資格，而且社團不得設立地域性的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的設立和分支機構的設立一般也應當限制在其登記地或會址所在地。不僅如此，有關機關還主動將其認為業務上有重復或沒有必要存在的社團要實行撤銷和合并。這些法律和政策的規定，從管理的角度看有正面作用，因為限制民間組織的競爭，一方面可以消解由此所引起的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民間組織的數量過大，也會給政府的控制增加難度，同時競爭會導致民間組織之間為了生存和獲取資源采取各種措施，容易偏離政府為民間組織所設定的方向。但從管理的消極角度看，解決一個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源頭上連問題本身都給消滅掉，但是這種做法對于社團開展活動和發展則是不利的。限制組織的擴張直接影響了社團開展活動，社團活動范圍和能力的擴大與社團組織的擴大密切相關。

“限制分支原則和非競爭性原則”的確立，意味著在NGO成立上存在著明顯的“先發優勢”，誰先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本領域的合法代言人，進而使自身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得到體現。并要求后加入的會員遵守這些規章制度，從而在無形中與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相左。NGO自身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但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強有力的競爭。由于缺乏競爭，不少NGO疏于改進管理，得過且過，影響力自然降低，造成社會公信度差等。應該承認，缺乏競爭是NGO進入這種不良循環狀態的源頭。NGO向社會提供的是非壟斷性公共物品，這意味著它不應該居于壟斷地位。然而，限制競爭必然導致壟斷發生，而壟斷對NGO的生存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將是巨大的，這必將會不利于NGO的充分發展。

四、現行有關NGO的稅收優惠法律制度不健全，成為制約NGO發展的又一瓶頸

NGO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政府稅收政策上的優惠。按照國際慣例，NGO具有非營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所以稅收上一般體現“減免”政策，強調對NGO的積極方面進行鼓勵和促進，以此更好地發揮其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會公益的“替代效應”。

但至今為止，我國民政部門與稅務部門由于對NGO在認識上存在分歧，因此未能在稅收政策上形成統一的規定，沒有出臺一部系統的NGO稅法，也沒有一套適用于NGO的獨特制度，甚而對于NGO的納稅主體地位的界定都含糊不清。

具體來講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稅收立法的層次性不高。目前，我國對于NGO的稅收問題并不重視，并未確立一套適用于NGO的獨特制度，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主要是依據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幾個文件，對于捐贈方的優惠主要見于1999年頒布的《公益事業捐贈法》。總體來說，立法的層次性不高，也不夠系統、具體、明確。

第二，NGO的稅收主體地位不突出。在現行的有關稅收法律、法規中，并沒有象許多國家一樣，突出NGO的特有地位，仍然是將NGO按照營利性組織來定性進行征稅，這種納稅主體的地位是不妥當的。在財產稅、商品稅中，也缺乏對NGO的專門規定，尤其缺乏對民間成立的NGO的優惠措施。同時，對于一些借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的行為，沒有在稅法上給予準確的鑒別。

第三，對捐贈人的法律制度性鼓勵不足。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捐贈行為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有待具體落實和細化。同時對捐贈人的稅收優惠標準還不夠統一、規范，就我國稅法的規定而言，并非所有捐贈支出都可以從應稅所得額中扣除，而往往是限定捐贈的性質和數額的。例如，捐贈必須是公益、救濟性的，并且，在內資企業所得稅中還要求必須是間接捐贈，才能限額扣除。比如企業所得稅對捐贈有免稅的規定，實際上不管捐多少，只能免應納稅款的3%。如果企業收入100萬元，捐款了50萬元，也只能免3萬元的稅。對于個人捐款的減稅鼓勵，《公益事業捐贈法》中規定比較含糊，在實際操作中就算拿著個人捐助的證明，稅務部門也不會承認。捐贈減免稅的許多優惠政策仍然有待明晰，如現在物資捐贈的比重很大，幾乎占到總捐助額的1/3，對此能否減免稅收，以什么標準進行折價，政策上尚沒有明確規定；不通過中介組織進行的直接捐贈也大多得不到稅收優惠。

由此可見，我國對于NGO的稅收法規相當模糊和分散，可操作性差，這樣使得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NGO能夠開展“游說”活動尋求稅收優惠。相對于政府來說，NGO處于弱勢地位。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當前我國關于NGO發展的“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的管理體制、審批核準的登記成立制度、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的確立以及相關的現行稅收優惠法律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我國NGO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漸趨完善的今天，我國NGO發展所面臨的法律困境，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在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發展NGO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NGO法律制度框架，促進NGO的發展，發揮其和諧社會“穩定器”作用。

〔責任編輯 王 文〕

第四篇：我國政治體制對經濟的影響及其發展

我國政治體制對經濟的影響及其改革

打開電視，我們看到的新聞絕大多數都是某高級官員來到某地視察，某某主席應邀出訪某國，各級政府強調三農問題??政治，與我們的生活可謂息息相關。幾個月前，在溫家寶總理考察深圳的講話中，釋放出一個鮮明而強烈的信號：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

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的重要舉措，是彰顯我們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堅定決心的重要舉措，更是順應民心、民意，實現人民意志的重要舉措。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我們必須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過黨和人民持續不斷的艱苦奮斗，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權利確實是前所未有的，是來之不易、非常寶貴的。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實現公平正義，使人們有安全感、有信心等各個方面的同時，我國的政治體制還存在很多弊端，我們確實還需要做長期而艱巨的努力，任重而道遠。

影響人民切實實現當家作主權利的主要障礙，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體制。這些弊端，就是鄧小平同志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的，一是官僚主義嚴重。鄧小平列舉了官僚主義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種突出表現，并指出官僚主義“已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已成為社會主義的“禍害”。二是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這種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必然造成官僚主義，損害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等。如“文化大革命”，尤其說明了一個國家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必然產生嚴重的后果，給國家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危害和災難。三是家長制作風比較盛行。主要表現在黨內重大問題決策上搞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個人崇拜也一度盛行。致使黨的組織原則以及黨和國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壞。四是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現象。建國以后，我國一直沒有妥善解決領導干部退休離職的問題。各級領導干部，除了犯錯誤的以外，實際上都是終身制。因此，人民群眾名義上是當家作主，實際上失去了對領導干部實施監督

和罷免的權利，導致一些領導干部當官做老爺，嚴重脫離群眾，甚至隨意踐踏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五是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以后，由于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領導干部的管理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使領導干部特權現象得以不斷滋長，在政治上、經濟上享有不少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其集中表現是“以權謀私”，談到去年的杭州保時捷撞車案和今年的“我爸是李剛”案真是讓人義憤填膺，這些都是特權現象引起的。

而這些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就是說，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所以，鄧小平非常明確地提出了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而且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改革是一場革命，是新體制取代舊體制的革命，具有質的突破性，而不是對舊體制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經歷了兩個階段:計劃經濟階段，以及現在的官方市場經濟階段，估計以后會進入完全市場經濟階段。經濟制度的變化是很明顯的，這也是政府強調的重點。我國的經濟體制已經經歷了從左到右的轉變，而政治制度卻幾乎在原地踏步。這是政府強調“一切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結果，中國經濟實現持繼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國門打開了，溫飽解決了。大伙正努力向小康奔去時，卻發現我們有病沒有辦法治了，為什么?看病太貴了!我們沒有辦法去上學了?為什么?學費太貴了!我們沒有辦法買房子來住，只能租房住了，為什么?房價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承受能力。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政治體制近六十年沒有改變造成的，特別是在經濟體制轉變之后，政治體制還保持原樣，才出現了這種結果。所以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刻性、艱巨性、風險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經過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洗禮和民主法制建設實踐的鍛煉，我們廣大的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民主法治的覺悟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同時他們對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這種民意的積聚與表達，具有十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背景，是各種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是中國的發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響。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建設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13億多人民發展民主的壯麗進軍，一定能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上寫下新的不朽篇章。

二是深化經濟改革特別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要求。應對經濟危機愈來愈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約因素，主要是政治體制存在弊端的牽扯、遲滯。因此，必須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破除障礙、開辟通道。

三是實現公平正義、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嚴的必由之路、致勝之道。時下，老百姓最不滿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敗嚴重。而要有效治理這兩大頑疾，唯有切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四是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改革過程中的程序必須公正，改革必須以人為本、公眾參與成果共享、規則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則為必要條件，只有政治體制的發展，才能真正實現這些條件。同時，這也能更好地實現人民各項權利，為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一定的貢獻。

五是政治體制如果不進一步發展，我國也難以取得國際認同，更不可能真正實現民族的復興和趕超發達國家。目前，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把中國作為潛在的對手，并不是不認同中國的民眾，而是不認同我國政府的集權體制和管理制度，處于對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考慮，我們既不能，也沒有必要把我國游離于國際社會之外，我國想要改變這種狀況，唯一的途徑就是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發展。

六是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會更有利于中國民眾的綜合素質的提高。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斗爭日趨激烈，這種經濟上的斗爭必然演變為人才素質上的競爭，這也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主要反映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體制，以及國民素質都有了顯著的提高，當然這是依賴于政治體制的完善。當然，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對人才的需求就一步加大，人才流動也更加頻繁，當前的政治體制也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從政治上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國民素質，從而促進經濟更好的發展。

同時，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會影響到教育，文化，科學，醫療衛生，生活習慣等各個方面，這一切都有待于政治體制的進一步發展，來營造一個自由的，寬松的環境，保證人民能過上更舒適的生活。

第五篇：試論我國的龍、獅文化對中國傳統體育的影響

【舞龍舞獅文化】

舞龍、舞獅自問世以來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歷代相傳，鼎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了極其燦爛的龍獅文化。

中國是龍的故鄉, 醒獅的國度.龍獅運動是中華民族的特色文化項目。佛山是中國龍獅運動的發源地。舞龍、舞獅自問世以來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歷代相傳，鼎盛不衰，并由此形成了極其燦爛的龍獅文化。

龍獅運動象征著華夏民族精神,開展龍獅運動,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也有利于增強我們的民族意識,培養其民族情感,更好地弘揚本民族文化。

中國是龍獅運動的發源地。龍與獅, 代表著尊貴和威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勤勞勇敢、威武和正義的象征。同時,老百姓把其視為祥瑞靈物, 能夠給人民帶來風調雨順, 消災解難、化戾氣為祥和。

龍獅是一種運動，更是一種文化。龍獅是利用人體的多種姿態和獅頭、獅尾雙人配合，在行進的動態和靜態造型變化中，將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融于舞獅技巧中，完成各種高難動作，或動或靜，組成優美形象的獅雕塑，表現獅子的勇猛剽悍、頑皮活潑等習性。開展龍獅運動對于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發展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龍獅運動這樣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只要精心組織和積極指導，是深受大家喜愛的。

龍獅文化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智慧、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識的具體表現。

龍獅運動作為一項重要的民俗體育活動，不僅是對動作技能、身體素質、意志力等方面的鍛煉，也是增進民族傳統文化的學習和教育，這是其他課程所不能比擬的。龍獅運動已超出了體育的范疇，成為華夏民族一種內在的、文化的、精神的、世世代代延續下來的內聚力量和精神圖騰。在中學開展龍獅運動，學生才能全面地、深刻地了解民族文化，明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體驗中華民族文化的底蘊。開展龍獅運動是為了更好地繼承我國傳統文化，為了更好地學習龍獅運動體現出團結奮進的民族精神、追求協作的友善精神、不斷進取的開放精神。龍獅與中國傳統的節日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宗教文化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龍的文化內涵在宗教、政治、藝術等諸多領域充當著顯赫而重要的角色。開展龍獅活動，無疑是弘揚民族文化，建設中國先進文化，增強大家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的重要舉措。

任何體育運動都是以身體活動的形式進行的，它要求人體直接參與運動，在愉悅身心的運動中，承受一定的心理負荷并在人的體力和人的體內能量物質的消耗--恢復--超量恢復的不斷循環中，促進人的體能發展和體質增強。龍獅運動作為一種體育運動，既有規定套路，又有自選套路，完成其各種動作關鍵在于伴隨變化多端的節奏，將力度、幅度、速度、靈敏、協調、耐力等各類運動特點揉合于舞龍的技巧之中，是一項技巧性強、負荷量大、持續時間長、鍛煉身體部位全面的集體項目。在中學開展龍獅運動可以達到強身健體、調節情感的效果，同時能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精神。開展龍獅運動具有較高的健身價值。

龍獅運動本身內含豐富的競技性、藝術性、觀賞性，使其賦有了強烈的自娛和娛人功能，開展龍獅運動，大家經常進行體育鍛煉，就會精神飽滿，心情愉快。通過體育運動能豐富大家的社會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在現代社會里，體育運動已經成為人們主要的體育娛樂消遣方式，通過體育運動調解人的心理情感，享受體育文化的裨益，享受人類生活的價值．龍獅運動具有較強的娛樂性、觀賞性、趣味性和健身功能，而成為娛樂健身的較好運動項目。龍獅運動象征著華夏民族精神,開展龍獅運動,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也有利于增強我們的民族意識,培養其民族情感,更好地弘揚本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