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科學價值與歷史地位

論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科學價值與歷史地位

鄧小平經濟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意蘊深邃，風格樸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相對獨立完整的體系，多年來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給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帶來了革命性變革。從這一理論形成以來、特別是從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召開以來，理論界對其在內容上的豐富性，思想上的創新性、深刻性和體系上的相對完整性，已進行了較為廣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討。相比之下，關于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科學價值及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卻較薄弱。本文擬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見，供學界同仁指正。

一、鄧小平經濟理論初步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規律

舉凡社會科學，無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對象的運動規律為己任的。如果說鄧小平理論的偉大和成功之處在于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時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那么，作為它一個重要部分的鄧小平經濟理論，其首要的科學價值也在于比較系統地初步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規律。

通觀鄧小平關于經濟問題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問題時，總是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符合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堅持以富民為目的，在各種建設與發展問題中抓住生產力發展這個決定性問題，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的關聯和互動中探求發展的動力與機制，從發展的目標與階段、速度與效益、產業關聯、科技與經濟等諸方面的關系上疏理經濟發展的戰略原則和指導方針，從而成功地解決了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出發點上，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中國國情出發，走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經濟建設與發展道路。我國最大的實際和最基本的國情是，現在還處在并將長時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是說，我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不發達，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要逐步擺脫不發達，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國，搞經濟建設，求經濟發展，必須從這個最大的實際和最基本的國情出發，而不能從本本出發，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國經驗。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地位上，堅持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經濟建設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發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強綜合國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要求生產力要有更快更好地發展。除非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無論什么情況下都不能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扭住這個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制度保證與目標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這兩條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應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調節手段上，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要堅持經濟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要加強宏觀調控，把發揮市場經濟作用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結合起來。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外部條件上，主張走開放發展之路，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充分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我國的經好范文版權所有濟發展。對外開放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對外開放既要引進來，也要走出去。要辦好經濟特區，使其成為引進國外技術、管理、知識的窗口和對外改革的窗口。

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與方針上，要實行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第一步，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暖飽問題；第二步，到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要突出重點，帶動全面，強化農業基礎地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要依靠科技教育發展經濟。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和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在經濟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系上，既要突出和保證經濟工作的中心地位，又要堅持經濟與社會、經濟

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同發展，經濟建設與民主法制建設同步前進。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使經濟建設與發展有一定良好的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

總起來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方向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根本任務與發展目標、發展過程

與最終目的的統一，貫穿和實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要求。

由于上述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解決，就使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呈現為一個建立在生產力的解放發展基礎上的，具有一系列符合中國特定國情、反映時代特點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機制做保證，其基本運動方向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客觀歷史過程。這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就不再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單純依照領導人物的主觀判斷隨意運作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發展由此被置于堅實的基礎——具有客觀運行規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基礎——之上。

由鄧小平經濟理論所初步揭示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規律的正確性，已經和正在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蓬勃實踐所證明。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不僅解決了普遍貧窮問題，而且基本實現了從暖飽到小康的跨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力不斷增強。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具有歷史創造的主動性和自信心。之所以如此，就因為鄧小平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航船導入了正途，引導中國人民在經濟建設與發展中找到了規律，獲得了較多的自由。

二、鄧小平經濟理論為正確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提供了認識坐標

社會主義由理論向實踐的跨越，從俄國年十月革命迄今，已有多年歷史。在這期間，社會主義既經歷了二戰后由一國變為多國的大發展，也經歷了世紀年代末年代初蘇聯東歐劇變造成的大面積傾覆，更出現了自年代以來有億人口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迅速崛起，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的歷史景觀。多年來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原因很多，經濟沒搞好是一個重要原因。經濟是基礎。一個國家經濟建設的路子是否對頭，成效如何，直接關系到人心的向背、國運的盛衰。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認真加以總結，對于更清醒地選擇建設道路，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在世紀的發展，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以什么為認識坐標？像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之類的“新思維”當然不行，單純從馬、恩的本本出發也不行。正確的選擇只能是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與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鄧小平經濟理論作為價值判斷坐標。鄧小平經濟理論是多年來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功的理論，是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理論。只有以這個理論作為判斷成敗得失的標識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以鄧小平經濟理論為指導，分析年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起碼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搞經濟建設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而不能從本本出發。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真理。首先在于它提供了觀察和認識世界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基本點就是鄧小平同志一再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堅持實事求是，就是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從國情出發，而不能從本本出發。列寧是一位善于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的偉大革命家。但在十月革命后領導俄國經濟建設過程中也曾有過正反兩方面經濟教訓。他曾先后領導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前者雖然適應了戰爭的需要，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但在經濟上包含著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過早搞共產主義式分配等因素，脫離了俄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情，因而不完全成功。后者則強調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自由貿易，調動農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比較符合俄國國情，因而取得了成功。鄧小平在談到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成就時明確指出：“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

其次，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來之后，必須迅速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始終堅持以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之后，生產力均有迅速和巨大的發展。但有兩種情況的出現曾嚴重影響、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導致“中心”錯位。一是大搞階級斗爭。斯大林曾于年后提出“階級斗爭尖銳化”，大搞黨內清洗。毛澤東于世紀年代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而導致“文化大革命”十年**。二是生產關系劇烈變動和升級，追求一大二公三高，急于向發達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過渡。結果，貽誤了經濟建設，沒有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只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不能以別的什么為中心；只能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而不能以其他來代替這個根本任務。

第三，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曾認為，商品經濟是與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相聯系的一種經濟形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亡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商品經濟就會消亡。實踐已經證明，這種認識不符合社會生活發展的實際。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表明，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因此，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實現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武器、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武器，而不是禍害。

第四，社會主義經濟應當走開放發展之路。社會主義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同資本主義的合作、競爭和斗爭中求生存、求發展的。能否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在同資本主義做斗爭的同時，加強同資本主義的合作和競爭，走開放發展之路，是關系社會主義經濟能否快速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在經濟國際化和知識經濟、網絡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開放發展更是必然趨勢。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在戰后提出“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依賴“經互會”搞內部交流，中國一段時間內不能正確處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批“洋奴哲學”。這都助長了孤立主義，影響了經濟素質提高和經濟高速成長。教訓是深刻的。新時期以來鄧小平大力倡導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強國之路。證明了開放發展之路不是可走可不走的問題，而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發展戰略，切實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處理好重大比例關系。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起點普遍較低，革命勝利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大都執行了一種以趕超發達國家為目標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有其積極的作用。但不分條件地長時間執行這一戰略，則造成了許多重大經濟關系的失衡。主要是：過分注重生產資料生產；忽視生活資料生產；積累率過高，積累與消費失衡；經濟發展的速度高，效益差，人民得實惠不多；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農業基礎不牢。以蘇聯為例，年（斯大林逝世）與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比，生產資料工業生產增長了倍，消費資料工業增長了倍，農業增長了倍。農、輕、重增長速度之比為∶∶。糧食產量年還比年減少了噸［］。此后蘇聯雖然在農業發展上著力不少，但成效一直很差，為了同美國爭霸世界，以軍工為龍頭的重工業比例一居高不下。在這個方面，中國在建國后的前年中也有很深的教訓。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制定了分三步走、用年時間逐步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在經濟工作中既強調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又始終堅持速度、效益、質量的統一，堅持以富民為目標；既強調發展新興產業，科技先導，又不放松農業的基礎地位，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這說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按客觀規律辦事，正確處理好重大的比例關系，把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搞對頭。否則，則欲速不達，事倍功半。

把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歸結起來，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要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和建設方向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后，鄧小平同志以馬克思主義的寬廣視野和時代眼光，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提了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論斷，指明了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把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目的，從而廓清了關于社會主義認識的種種謬誤，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認識。在這一新的認識指導下，鄧小平還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觀點，大膽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中的根本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樣，鄧小平就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出發，以實踐為依據，成功地總結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社會主義世紀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并初步作出了系統、科學的回答。

三、鄧小平經濟理論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發展指明了方向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在發展。鄧小平經濟理論作為成功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初步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理論，同時也就必然成為能夠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未來實踐發展指明基本方向的理論。中國共產黨人一再莊嚴宣示，要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變，充分表明了，在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將長期堅持鄧小平經濟理論指導的決心和必然性。

鑒于鄧小平經濟理論還在發展中，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外部環境、內部條件都會有變化，在考察鄧小平經濟理論對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指導意義時，應著重從更具一般意義的理論層面上加以把握，既要堅持鄧小平經濟理論的具體理論觀點，更要堅持其基本立場、觀點、方法，把握其精髓。

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精髓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走適合自己國情特點的經濟建設道路。在這個前提下，還應遵循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的指導，正確把握和處理好如下重大關系。

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系。社會主義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搞社會主義，尤其是在初級階段，把經濟搞上去，實現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經濟上去了，一切經濟社會問題會迎刃而解。但要牢記，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實現人民的利益，發展人民的利益，達到共同富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或如馬克思所說，是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人的發展由貧窮——溫飽——小康——富裕，進而達到全面、自由發展狀態，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進程。這個進程的基礎是經濟發展，核心是人的發展。必須把兩者統一起來，使人的發展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使經濟發展為人的發展服務。

發展生產力與解放生產力的關系。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抓住不放。但是任何生產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條件下的生產。當著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性質及其發展需要時，這種生產關系就會阻礙生產力發展，這就需要變革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所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又要堅持改革，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既不能脫離生產力水平及其發展需要任意提高、隨意變革生產關系，也不能固守已經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生產關系不變。要善于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合理調節，最大限度地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

經濟制度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必須堅持，不能動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長期穩定。但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體實現形式的經濟管理體制，則要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不斷加以改革調整。不堅持和穩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和基本點，改革就會走偏方向。不改革經濟體制就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很好地解放生產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改革，必須正確把握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區別和聯系，掌握好變與不變的辨證法。

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和宏觀調控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搞建設，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充分運用價格、供求、競爭等調節機制和杠桿提高資源配置效益。這是積社會主義經濟在本世紀發展的基本經驗而得出的認識。對此，應堅定不移。但市場機制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短期利益指向等。基于這一原因，在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必須把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與加強宏觀調控有機地結合起來。要通過計劃手段的合理運用，如合理確定發展目標、制定發展規劃、搞好總量控制、抓好重點建設等，實現長遠利益與近期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結合，實現經濟資源配置的靈活、高效和經濟運行的協調、穩定。

速度、效益、質量的關系。社會主義建設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使經濟發展保持較高的速度。但不能不切實際地追求高速度。我們所要的是有效益的、沒有水分的、扎扎實實和能夠保證產品質量的速度。只要產品質量好，經濟和社會效益高，發展速度越快越好。只有實現速度、效益、質量的統一和結合，才會有經濟快速、持續、健康發展。

經濟、科技、教育的關系。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地位將日益突出。社會主義經濟的未來發展必須緊緊依靠科技和教育，自覺地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要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科技進步，尤其應注重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經濟與科技的發展需要大量的人才，教育發展必須跟上。科技教育要通過構建充滿活力的體制和機制，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以經濟、科技、教育的良性互動與有機結合，加快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

發展、改革與穩定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發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發展動力，穩定是發展與改革的基礎，三者互為條件。在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發展中，既要進一步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深化各項配套改革，又應注意研究改革的方式，方法，盡量減少改革成本，避免過大的社會震動。切忌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需要和群眾的承受能力，過急過頻地搞生產關系變動。應不斷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中的重大比例關系和利益關系，兼顧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最大限度地消除一切不穩定因素，為改革與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在發展與改革中求穩定，在穩定中推進發展與改革。

總之，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著眼于鄧小平經濟理論與未來經濟建設實踐的結合，著眼于鄧小平經濟理論基本立場、觀點的應用，通過對影響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大關系的正確認識、分析和處理，不斷贏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發展，新成就。

四、鄧小平經濟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誕生以來先后形成了互相聯系的兩大部分。一是以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為己任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這一部分的理論任務是由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來承擔的。雖然，資本主義至今仍在發展之中，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認識也還在繼續和深化，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剩余價值學說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其理論的嚴整、科學卻是不容置疑的。在千年交替之際馬克思在由西方權威媒體根據公眾意見遴選的千年思想家中名列榜首，充分說明了他的科學思想——首先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思想——至今仍受到包括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廣大民眾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認可。

另一個部分是以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為己任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即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一部分的一些理論原則是由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中作為對未來社會的預測提出來的。其基本理論形態和體系則是在社會主義由理論轉化為實踐后，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從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至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生存發展了多年。在這多年中，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先后經歷了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年月至年代初社會主義在蘇聯—國實踐階段。這一階段產生了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理論觀點，形成了斯大林經濟學說。列寧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探索，特別是他關于“新經濟政策”的探索和晚年關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國情的結合，提出了若干有別于馬恩預測的新思想、新觀點，極具科學價值。但由于他領導俄國經濟建設時間短，逝世過早，探索沒有進行到底。斯大林經濟學說是斯大林在長期領導蘇聯經濟建設過程中形成的，是蘇聯多年經濟建好范文版權所有設經驗的反映。這一學說集中體現于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全面貫徹于年出版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由于這一學說所反映的蘇聯經濟建設經驗在那個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史上具有原創性和唯一性，且理論系統、體系完整，因而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史上產生過重大而廣泛影響的理論形態。這一學說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傳播蘇聯經濟建設經驗，鼓舞社會主義者的信心和斗志，培養經濟理論骨干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抹煞。但由于蘇聯經濟建設經驗自身具有的歷史局限性，由于這一學說總起來看只不過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模寫，排斥商品經濟，限制價值規律的作用，因而具有明顯的理論和歷史的局限性，已不適應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需要，被諸多經濟理論工作者稱之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或“蘇聯范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第二階段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多國實踐及理論探索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各國，對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斯大林經濟學說先是學習、照搬，繼而是批判、探索。蘇聯自身從年代后期開始也對原有體制進行了調整改革。中國在成功地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之后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十年探索。黨的“八大”前后，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在八大上明確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務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此后，又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商品經濟、現代化建設目標、社會主義發展動力以及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管理經驗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正確意見，形成了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蘇聯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也造就了一批思想活躍的經濟理論家，產生了一批各具特點的探索性改革理論。利別爾曼（蘇聯）以利潤為中心的經濟改革思想、卡德爾（南斯拉夫）的社會所有制和自治制度理論、奧塔·錫克（捷克斯洛代表）的“第三條道路”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理論、布魯斯（波蘭）分層決策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理論、科爾奈（匈牙利）的短缺經濟理論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這一階段的探索總的取向是批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探索計劃與市場的結合，主張給企業以經營自主權，揚棄蘇聯式的重重輕農、重生產資料生產、輕生活資料生產的建設路子，主張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由于這一時期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各國均未根本擺脫蘇聯經濟模式和傳統經濟理論的束縛，作為現實經濟運動過程反映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探索還是分散的，不系統的，遠未實現根本性變革和創新。其積極作用是，為以后經濟理論的進一步探索發展提供了前進的基礎和豐富的思想素材。

第三階段是從年代末至今，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探索有本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劇烈震蕩。作為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發源地的蘇聯和東歐各國政治經濟改革全面轉向，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宣告失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也因此走到了歷史盡頭，宣告了失敗。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從年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在社會主義發展低潮和逆境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中國的經濟建設與發展成就舉世矚目。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實現了全面創新和發展，其標志就是作為鄧小平理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鄧小平經濟理論的產生。

鄧小平經濟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實踐中產生的，是鄧小平同志以戰略家的眼光總結多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和本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得失，特別是在總結年代末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鄧小平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與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對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已被中國這個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多年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的、正確的理論。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評價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時曾指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同樣，我們也可以對鄧小平經濟理論的歷史地位作這樣的評價：鄧小平經濟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當代的最新發展。

鄧小平經濟理論之所以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當代的最新發展，是因為：

第一，鄧小平經濟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本國實際出發，繼承借鑒而不照抄照搬，走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建設道路，拓展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法的新內涵。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思想路線，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遵循的科學方法——唯物辯證法的精髓。鄧小平運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分析國情，觀察和思考中國經濟建設道路問題，作出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進而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規劃了分三步走、到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提出了諸如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提高質量，講求效益，抓戰略重點，重視農業和基礎產業，優先發展科技教育等一系列理論和政策，解決了中國經濟建設的道路問題。鄧小平經濟理論主張，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注意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注意學習借鑒外國經驗，但搞本本主義、照抄照搬別國情經驗從來不能成功。正確的道路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大膽探索，走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特點的經濟建設與發展道路。

第二，鄧小平經濟理論堅持從“什么是社會主義”的整體思考和把握中，探索解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通過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深刻揭示和科學回答，指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內容發展的新方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為科學社會主義提供論證并研究其實現的經濟條件的科學。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回答表明，我們要實現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具有經濟的性質，是一個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的客觀經濟運動過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今后發展的方向，就是依照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揭示在生產力解放發展基礎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及其條件和機制。這樣的經濟學從根本上區別于鼓吹或默認階級剝削及兩極分化合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也不同于鼓吹普遍貧窮，忽視生產力發展，急于搞生產關系變動，只講速度不講效益，忽視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以鮮明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指導，以生產力解放發展為基礎和動力，以人的發展為目標，以經濟關系的平等為特征的經濟學。

第三，鄧小平經濟理論堅持從社會主義發展全局出發觀察世界經濟發展大勢，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成敗得失，對困擾和制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的若干關鍵問題作出科學判斷，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觀點的新突破。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是國力的競爭，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市場機制作為人類創造的一種制度文明對經濟運行發展的有效調節和積極促進作用不可替代。而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恰恰在這些事關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上，缺乏銳敏的認識和科學的判斷，囿于傳統觀念和體制的束縛，失去應有的生機和活力。鄧小平同志站在歷史發展的潮頭，從社會主義發展的全局出發，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先后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開放、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等一系列理論觀點，引致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深刻變革和發展，使這一理論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原則又體現了時代特點，較好地適應了當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需要。

第四，鄧小平經濟理論比較系統地回答了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中一系列重大問題，初步揭示了我國經濟建設與發展的規律，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新形態。鄧小平經濟理論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與發展的經驗教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經濟建設與發展的出發點、地位、制度保證與目標、調節手段、外部條件、戰略方針、經濟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自始至終貫徹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是涵蓋社會主義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個環節以及生產力理論、所有制理論、分配理論、市場經濟理論、經濟發展理論、微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等各個部分的較為完備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經濟理論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貢獻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他留給我們和我們后人的一份珍貴遺產。從形式上看，鄧小平經濟理論沒有表現為大部頭的專門著作，沒有至玄至深的理論思辨，也缺乏一般學術專著中那種概念提出、轉換和邏輯推演的系統過程，但它卻是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產生的、“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是能夠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立場觀點對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給以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才是符合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人民利益需要的“真正的理論”。對此，我們一定要珍惜它，很好地學習它，充分發揮它指導實踐、指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與創新的作用。

第二篇：如何理解鄧小平歷史地位

如何理解鄧小平歷史地位

“鄧小平理論”這個概念是在1997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首次正式使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起，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鄧小平理論，就是以鄧小平為主要創立者，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的理論。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也是鄧小平同志誕辰95周年。當我們把這兩個光榮的紀念聯系在一起時，便想起了這樣一句古語：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確，如果沒有毛澤東，便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如果沒有鄧小平，便沒有共和國的今天。正如江澤民總書記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所言：“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鄧小平留給中國人民最寶貴的財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一、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首先要在源與流兩個方面理解。源，就是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首先來自于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最根本的是因為它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一個大前題，它表明的是鄧小平理論的理論源頭和思想方位。這不僅僅是強調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性，更強調了它的發展性。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神圣理想，他不但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而且通過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煥發了新的強大生命力。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流，主要是與鄧小平理論一脈相承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還體現在與其一脈相承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理論成果上。鄧小平理論從根本上、宏觀上解決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拓寬了人們的視野，開辟了新的道路，但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不斷推進，必然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回答。正是在鄧小平理論基礎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回答。如：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等，都體現了對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二、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還必須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精神。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中國共產黨人全部科學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思想基礎。鄧小平理論產生的時代特征、歷史條件和承擔的歷史使命，不僅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同，與毛澤東思想也不同。世界變化很大很快，特別是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深刻改變了并將繼續改變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和世界面貌。鄧小平同志說，現時代的特點，是一日千里，趕都趕不上。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不能不認真對待、正確分析，作出同以往不同的或過去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提出的新的科學判斷。可以說，“寬廣眼界”和“鮮明的時代精神”，是鄧小平理論最為顯著的特征和成分。這就必然要求我們要以與時俱進的精神來理解這一理論的歷史地位。后人在前人創造的基礎上不斷前進是歷史規律。我們要以這種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在實踐中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斷把這些科學理論推向新的境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推進偉大事業的需要。

三、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還要求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地把握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自覺運用鄧小平理論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

鄧小平理論在中國已成為一門科學的學科，這個理論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立論依據，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展開了一系列基本觀點，涵蓋了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實際工作的各個領域，并且貫通于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一個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要在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科學體系和精神實質上有新的提高，最根本的是要完整、準確地把握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目的在于用這一科學的理論武裝我們的頭腦，指導我們的工作，回答和解決實踐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里有一個學風的問題。學習鄧小平理論，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鄧小平理論學得好不好，最終要看能否運用這個理論去解決問題，克服困難，戰勝風險，促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

四、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就是要我們在思想上和工作中更加牢固地確立這一理論的歷史地位。

在新世紀的新征途中，我們要進一步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完整準確地掌握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并把它與學習貫徹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結合起來，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團結一致、開拓創新，為實現十六大確定的奮斗目標和各項任務努力奮斗。

第三篇：論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地位與現實價值

論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地位與現實價值

摘 要: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要轉折時期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結束了國家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推動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實現了全民族抗戰的發動,保障了抗日 戰爭的持久勝利,洗雪了中華民族近百年的奇恥大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各派政治勢力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促進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壯大,加快了中國的民主革命的進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一國之內兩種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合作形式,通過對等談判處理兩黨關系的合作途徑,“合則兩利,分則兩傷”的基本經驗,對新時期推進海峽兩岸和國共兩黨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中國;抗日戰爭;國共合作;歷史地位;現實價值

從 1937 年 9 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發表實際承認中 共合法地位的廬山談話開始,到 1947 年春國民黨限令中共在重慶、南京、上海的辦事處全部撤退為止, 第二次國共合作歷時 10 年,貫穿于 8 年抗戰歷史的始終。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在日本對華侵略不斷加 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捐棄前嫌、求同存異、相忍為國、相互作出妥協的結果,是在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要轉折時期的一個重大 歷史事件。第二次國共合作,對實現近代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進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極其重要的歷 史貢獻,對新時期推進海峽兩岸和國共兩黨關系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①。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地位

(一)結束了國家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推動了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 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國政治局勢的基本特點是四分五裂、兩黨尖銳對立。那時候,“我們國 家不特科學落后,即是真正的統一也沒有完全達到” [1]。自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張學良“東北易幟”,中國在名義上歸于統一,但隨之而來卻是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和派系斗爭。“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蔣介 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中國政局更加混亂,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對蔣介石不滿,要求改變誤國 政策;謀圖割據的地方軍閥乘機制造分裂,擺脫中央政府控制;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殘酷鎮壓和屠殺共 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共兩黨及其政權長期處于敵對狀態,“圍剿”和“反圍剿”成為兩黨斗爭的主要形 式。國家的分裂,兩黨的對立和日本侵華的深入,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深重災難。日本加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嚴峻形勢,對中華民族提出了實現國家統一和各派力量聯合的迫切 要求。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多次呼吁與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中國國民黨也 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動和敦促下,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走上了聯共抗 日的道路,最終結束了國家分裂、兩黨對立的局面。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受到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普遍歡迎,推動了全民族抗 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中華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等黨派,都先 后表示擁護國共合作抗日,并對抗戰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全國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 7 人從國民黨監獄 獲釋后,擁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戰大團結,更加積極地從事抗日活動。各地方實力派也捐棄前 嫌,不念舊惡,停止內爭,一致抗日。在面臨日本滅亡中國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 的,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華僑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實現了全民族抗戰的發動,保障了抗日戰爭的持久堅持和最終勝利

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就沒有全民族抗戰的發動。中國的抗日戰爭,從 1931 年“九一八

事變”后就 開始了。但那時的抗戰,或者是共產黨單獨領導的,或者是國民黨方面的某些愛國將領單獨進行的,或 者是各界民眾自發組織的,都只是局部的抗戰。只有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后,才真正實現了全民族的 團結,才使抗日戰爭由局部抗戰轉變為全民族的戰爭。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國出現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兩個戰場,即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 的正面戰場和以共產黨軍隊為主體的敵后戰場。兩個戰場軍隊的英勇作戰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 抗日戰爭的持久堅持和最終勝利。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在軍事上的配合是十分明顯的,不僅有戰略上的 配合,而且有戰役上的配合。那時,“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 “曾有相當數量在前 線的國民黨軍隊及地方系軍隊對敵人進行過積極的抵抗” [3] ,國民黨正面戰場先后進行過淞滬會戰、忻 口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打了不少勝仗。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也積極配合正 面戰場的作戰,予敵以重創。正面戰場的作戰,不僅打破了日寇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而且支 持和掩護了共產黨軍隊敵后戰場的開辟。對此,毛澤東曾有過高度評價:“沒有正面主力軍的英勇抗戰, 便無以順利的開展敵人后方的游擊戰場;沒有同處于敵后的友軍之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政府出于總體戰略的考慮,對日抗戰日漸消極,反共活動日趨積 極,并制造了如皖南事變這樣嚴重的軍事沖突。由于共產黨采取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繼續維持,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繼續對日作戰,先后進行了南昌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等 18 次重 大會戰。正面戰場的作戰,不僅打擊和消耗了侵華日軍,也減輕了日軍對敵后戰場的壓力,為抗日戰爭 的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國民黨抗日日漸消極之時,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發展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力量,敵后戰場發展成 為抗日戰爭的前沿陣地。敵后軍民的英勇作戰,牽制了 60% 左右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在 8 年 抗戰中,敵后戰場對敵作戰 12.5 萬次,消滅日、偽軍 171.4 萬人,其中日軍 52.7 萬人 [5]。敵后戰場的英 勇作戰不僅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勢力,而且“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 支持了長期的抗戰” [2]942 ,對打敗日本法西斯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抗戰 6 周年紀念宣言中曾經指出“整個中國戰場上:, 6 年的作戰,實際上被劃分為正面 和敵后兩大戰場,而這兩個戰場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 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 [6] 沒有第二次國共合作,就沒有正面和敵后兩個戰場。沒有敵 后戰場,正面戰場難以堅持;沒有正面戰場,敵后戰場也難以開辟和持久。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相互依 存、相互支持,才使中華民族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三)洗雪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奇恥大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

國共合作進行的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完全勝利、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敗而結束。這是近百年來 中國人民反對外敵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中國近百年 史,是一部中國人民受盡外來侵略、凌辱的歷史。帝國主義列強連續不斷、愈演愈烈的侵略,是造成近代 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它們或聯合或單獨對中國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蠻戰爭,逼迫中國政府簽 訂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侵犯中國的主權,割占中國的領土,掠奪中國的財富,把中國推向山河破碎、人民受難的衰敗境地。抗日戰爭的勝利,打破了近代中國在抵抗外敵侵略中屢戰屢敗的向例,洗雪了近百 年的民族恥辱,不僅把給中華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國主義徹底趕出中國,而且為最終推翻一切帝國 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奠定了基礎,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

國共合作進行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始終是東方反對日本 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戰場。它發動最早,持續的時間最長。中國人民以長期的抗戰牽制和削弱了日本的 大部分陸軍和大量空軍,既牽制日軍使其不能北攻蘇聯,又大大減輕了日軍對太平洋戰場美英等同盟國 的壓力,并支援了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在戰略上有力

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 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所說:“假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 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 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 舉行一個大規模夾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并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7] 由于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成就,中國的國際威望與日俱增,國際地位空前 提高,其突出表現有三:(1)中國戰區的設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戰場的地位更加受到反法西斯盟 國的重視。1941 年 1 月,經羅斯福提議,在中國戰場及緬甸等東南亞戰場設立中國戰區,蔣介石任最高 統帥;(2)“強國”地位的確立。1942 年 1 月,在 26 國參加簽署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中,中國同美、英、蘇三國共同領銜,中國“四強”地位得到初步承認。1943 年 10 月,中國被列為莫斯科會議“普遍安全宣 言”的四大發起國之一。1943 年 11 月的開羅會議,進一步確立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大國地位,并 為戰后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奠定了基礎;(3)不平等條約的廢除。1942 年 10 月,美英為 表示對中國抵抗侵略之崇敬,加強相互間之團結,分別通知中國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廢除在華領事裁判 權及其他有關特權。經過三個月談判, 1943 年 1 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約相繼簽字。此后,其他國家如 巴西、比利時、盧森堡、古巴、加拿大、瑞士等國也相繼發表聲明,放棄在華特權,重訂平等互惠條約。無 論是中國戰區的設立,“強國”地位的確立,還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從根本上講,都是國共合作為基礎的 中國軍民長期浴血奮戰的必然結果。

(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的民主和進步

關于第二次國共合作對共產黨的影響,容后再論;這里僅論對國民黨和中間黨派的影響。第二次國共合作對國民黨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民黨的發展和進步。這主要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初期,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結束了全國的分裂局面,共產黨、中間黨派、地 方實力派等各派政治力量紛紛捐棄前嫌,擁蔣抗日,國民黨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國民黨組織 獲得較大發展,黨員和黨部組織的數量有較大增加;在政治上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和進步。國民黨 在一定程度的發展和進步,主要是因為此時的國民黨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比較積極,抗戰還比較努力,它 的若干舉措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支持。此后,國民黨方面 雖有倒退,對日抗戰日漸消極,專制獨裁更加嚴重,但在抗戰勝利時,由于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性勝利, 其政治影響達到歷史的高點。另一方面,國民黨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日漸下降。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 段后,由于日本侵華方針的變化,由于敵后戰場的開辟和共產黨力量的壯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 集團,雖然還繼續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限共、獨裁、消極抗日傾向明顯增 長。限共方面,國共合作建立后,國民黨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解決共產黨問題。為了限制和打擊共產黨 的發展,國民黨曾掀起多次反共活動,甚至發動如皖南事變這樣的軍事進攻;獨裁方面,國民黨繼續堅持 ***和個人獨裁,強化法西斯統治和特務活動,打擊破壞民主運動的開展,拒絕“民主聯合政府”的 要求;對日消極方面,秘密和日本方面進行交涉,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對日作戰中主動出擊越來越少。特別是在抗戰后期,國民黨的反動和腐朽更加暴露無遺,國民黨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日漸下降,雖然因 為抗戰的突然勝利曾使國民黨政權一度信譽大增,但卻最終無法改變其積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第二 次國共合作對國民黨的影響與國民黨對國共合作的態度密切相關。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當國民黨 重視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就會從中受益,當國民黨漠視甚至破壞國共合作時,國民黨也會從中受到嚴重 損害。皖南事變后國共關系的逆轉就是最明顯的證明。

第二次國共合作對中間黨派也發生了積極的影響:其主要表現有三:(1)使中間黨派獲得了公開活 動的政治舞臺。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前,國民黨實行一黨訓政,禁止并鎮壓其它任何黨派的活動,“七君子 事件”就是顯著的一例。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國民黨在事實上承認了

共產黨合法地位的同時,也被 迫在事實上承認了各中間黨派的合法地位。這樣,各中間黨派便獲得了公開活動的政治舞臺。(2)推動 了中間黨派的進步。中間黨派擁護、支持第二次國共合作,主張“團結御侮,抗日救國”。但對國民黨和 共產黨的態度上,卻經歷了一個變化過程。抗戰初期,中間黨派對蔣介石抱有幻想,對蔣介石的合作誠 意估計過高,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 共”的政策,連續制造反共摩擦,同時對中間黨派也無情鎮壓,中間黨派開始對蔣介石產生懷疑,并逐步 同情和靠近共產黨。抗戰后期、特別是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更趨反動,中間黨派對蔣介石又有了進一 步的認識。(3)促成了中間黨派的團結和壯大。第二次國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矛盾和 斗爭。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以及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高壓,促使中間黨派走上 了聯合之路。1939 年 10 月,鄉村建設派、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教社、中國青年黨、救國會、第三黨及無黨 派人士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1940 年冬,為加強團結合作,調解國共沖突,謀求自身發展,又改 組成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 年 9 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中國民主同盟,許多無黨無派人士參 加了這個組織,民主黨派的力量進一步壯大。

(五)促進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壯大,加快了中國的民主革命進程

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中國共產黨走向全面成熟,黨的政治威信和影響空前提高,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1)中國共產黨走向全面成熟。第二次國共合作中,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不依賴別的國家或國際指導中心的發號施令,獨立地科學地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深入地研究中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政治上,提出了一整套正確的路線、方針 和政策;在思想上,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開而達到成熟;在組織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2)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威信和影響空前提高。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前,共產黨主要活動在一些偏遠和落后地區,長期遭受國民黨的封鎖和“圍剿”,廣大國統區人 民對共產黨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地位得到承認。特別是共產黨始終堅持為維護全國團結抗日、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使大多數中國人對共產黨有了正確的認識,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也明顯改變了對共產黨的看法。正如周恩來所言:“在 1941 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攏我們, 1945 年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我們了。”到抗戰勝利時,在全國人民中,誰都承認共產黨和國民黨是國內的兩大政治力量了,共產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不僅如此,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世界各國對中國共產黨了解的增多,中國共產黨開始引起美國等國家的關注,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中共代表出席舊金山聯合國代 表大會等,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開始步入世界舞臺;(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空前壯大。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團結、抗戰、民主的大旗,堅持團結全國最大多數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敵后抗日斗爭,主張民主建國,從而贏得人民的信任,發展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國共合作前,中國共產黨只有 4 萬多黨員和 4 萬多人的軍隊,而到抗戰勝利時,已發展成為擁有黨員 120 多萬、軍 隊 120 多萬的大黨,建立了近100 萬平方公里的 19 個根據地。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壯大,不僅有 力地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而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進程,為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現實價值

(一)一國之內兩種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合作形式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以黨外合作的形式進行的。由于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政治信仰不同, 由于國共兩黨各自擁有獨立的軍隊和政權,因而在合作中便出現了一國之內兩種

政權、兩種軍隊的局 面。在黨派問題上,共產黨始終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與國民黨合作而不合并,在承認 新三民主義為中國之必須并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的同時,仍然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軍隊問題 上,共產黨愿意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但同時保持共 產黨的獨立指揮權;在政權建設上,共產黨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全國政權之統一,取消兩個政權的敵對狀 態,但在邊區政府和各地抗日民主政權中,執行與國統區完全不同的“三三制”政權建設原則,讓人民當 家做主;在經濟上,共產黨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的政策;在文化上, 共產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樣,國共兩黨在團結抗日的同一目標基礎上,實行在一個國家 內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實踐證明,一國之內兩種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合作方式,是國共兩黨合作抗 戰的最好方式。盡管這種合作出現過重大曲折和危機,但終究保持了全民族的團結,贏得了抗日戰爭的 偉大勝利。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 構想,江澤民、胡錦濤也反復強調,按照“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新時期 的“一國兩制”和抗戰時期的“一國兩制”具有許多不同的內涵,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在抗戰時期,為了中 華民族的解放,國共兩黨實現了“一國兩制”的合作,取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在新的歷史時 期,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國共兩黨理應再度合作;而抗戰時期“一國兩制”的合作形式為第三次國 共合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通過對等談判處理兩黨關系的合作途徑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全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幾乎所有重大矛盾和紛爭,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軍 事上的,都是通過談判來解決的。盡管這些談判內容每每不同,分歧比比皆是,但談判的目的卻十分明 顯:就是為了實現某種程度的諒解與妥協,為了保持某種形式的和平和合作。(1)兩黨談判促成了第二 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不斷加深,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相繼 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從 1935 年底開始,國共兩黨開始了秘密接觸,雙方就合作抗日問題開始了艱難的 交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國共兩黨領導人開始了直接談判,先后進行了西安談判、杭州談判、兩次廬 山談判、南京談判。盡管談判遠非盡如人意,但兩黨的談判畢竟表明雙方合作抗日的誠意,增進了相互 之間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識,并最終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2)兩黨的談判維持 了兩黨的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國共兩黨之間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地位和社會 基礎,兩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遠未解決。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就曾發動過三次反共浪潮。但是,由于 兩黨始終在努力維護著雙方之間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雙方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又總是通過談判的途徑 來協調和解決。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繼續通過談判來解決和平建國問題,并實現了國共兩黨最高領導 人的直接談判,使兩黨合作達到歷史的最高峰。兩黨的談判,維系了兩黨長達十年之久的合作。(3)國 民黨在談判中的不平等立場,嚴重損害國共兩黨的合作,并最終導致了國共兩黨的分裂。在第二次國共 合作中,國民黨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消滅共產黨的立場,采取“融化共黨政策” [10] ,極力設法做到“編共 而不容共” [11] ,特別是控制共產黨的軍隊,表現在談判之中,就是始終不以對等的態度來進行談判。這 樣,談判也許可以解決兩黨之間的臨時矛盾和沖突,但卻不能根本解決兩黨的關系問題,從而嚴重地損 害國共兩黨的合作;也正是因為國民黨的這種態度和立場,最終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破裂。通過對 等談判處理兩黨關系問題,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歷史經驗。這一合作途徑教訓,同樣為第三次國 共合作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三)“合則兩利,分則兩傷”的基本經驗

國共兩黨是近代中國兩個實力最強大的政黨。中國之命運如何,兩黨的關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以民族利益為重,順應歷史潮流,捐棄前嫌,合作抗日,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 大勝利。在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以一黨私利出發,逆歷史潮流而動,發動內戰,最終落敗而逃。第二次國 共合作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兩黨合作,相互發展,歷史前進,民族之幸;兩黨分 裂,必戰火連年,人民受難,兩黨受損。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國家的統一,民族的騰飛,國共兩黨再度攜手合作,必將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作出更加輝煌的貢獻。

第四篇：論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歷史地位和哲學啟示

論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歷史地位和哲學啟示

摘要：在鄧小平偉大的人生旅途中，1975年整頓是其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之

一。作為從大亂走向大治的開始，作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試驗，作為鄧小平理論的起點，1975年整頓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并且在哲學層面上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

關鍵詞：1975年整頓歷史地位 哲學啟示

歷史事件的發生并不是任何個人主觀愿望產生的結果，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以為可以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然而“本來要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這場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變成了一場極大地內亂。全國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持續了八年時間，“文化大革命”走進了死胡同。面對如此長期嚴重的社會**和經濟萎縮，任何一個名族都不可能再繼續生活下去了。制止**，進行整頓，成為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毛澤東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于是順應歷史的潮流，決定重新重用鄧小平，并作出一系列政策調整。于是鄧小平以毛澤東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分別在鐵路、鋼鐵、軍隊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整頓，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在進入科技特別是教育領域的時候，毛澤東開始改變對待鄧小平的態度，整頓中斷。鄧小平1975年整頓雖然反映了“歷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細想，在那個個人迷信盛行、權利高度集中的年代，注定了“這個要求”實際上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但是，1975年整頓的成就與挫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的航程中，閃耀著極其特殊的光輝。

一、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歷史地位

（一）1975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

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決定了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策。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通過整頓，“文化大革命”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造成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觀。軍隊完成了“三支兩軍”任務，軍隊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忠于黨和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長期被關押的老干部獲得解放，派性斗爭在全國各地得到了遏制，鐵路運輸做到安全準點，根本改變了混亂狀況。總之，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社會秩序逐步趨于正常。短短八九個月的時間，就把中國從持續九年的**中解脫出來。而且在經濟上，鄧小平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號召、作動員，使得中國的經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發展狀況達到最好。1975年整頓的成功與失敗，為隨后發生的“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為結束“文化大革命”，做了十分重要的準備工作。

鄧小平逝世后，江澤民在追悼會上致悼詞，對鄧小平1975年整頓做了這樣的評價：這次整頓“反映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愿望，代表了黨的正確領導，在短時間內就取得顯著成效。由于整頓的深入勢必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鄧小平同志又被指責為搞‘右傾翻案風’，再度被錯誤的撤銷一切職務，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嚴重挫折。但是，整頓的業績和他在整頓中表現出來的風骨，贏得了黨心、軍心、民心，為粉碎‘四人幫’準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1975年整頓是改革開放的先聲。

社會主義要擺脫貧窮，就要通過改革，找出一條適合自己國情、比較快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曾經這樣總結過1975年整頓：“說道改革，其實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胡喬木認為，1975年的整頓，“實際上內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開放。”江澤民指出，1975年的整頓，“實質上是后來改革的試驗”。

關于改革。在經濟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頓中，都包含了改革的內容，例如鐵路整頓要求全國鐵路由鐵道部統一管理，集中指揮，建立健全必要的規章制度，整頓運輸秩序；計劃工作務虛會提出必須狠抓整頓、強調集中，對各方面的整頓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軍隊整頓首先解決編制和班子的問題，同時調配好各級領導班子，是軍隊的領導權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教育方面要提高教師的地位，加強數理化和外語等基礎知識的教學。關于開放，主要是指對外貿易，首先是引進國外先進項目，繼續執行周恩來得到毛澤東贊同的從1972年初開始的“四三方案”。進一步強調要擴大進出口，引進新技術、新設備，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歷程中，1975年整頓是連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時期的重要環節，為改革開放做了更為直接的準備。

（三）鄧小平理論在1975年整頓中開始醞釀。

1975年整頓中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這個口號是鄧小平審時度勢、融會貫通，創造性的提出的，毛澤東本人并沒有專門為這次整頓提出）；以及在整頓中產生的三個著名文件；他領導制定和發布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以及一些整頓中的講話、談話、指示，創造性的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解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復雜局面，具有豐富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鄧小平理論醞釀和形成的起點。

1.“三項指示為綱”：1974年8月，毛澤東在湖南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就是這條指示的核心——安定團結；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區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這是關于毛澤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指示；1974年由于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國民經濟嚴重受到破壞，毛澤東做出指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鄧小平把這三項聯系在一起，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醞釀。因為這三項指示中已經提到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經濟建設，一個基本點——安定團結，另外一個基本點改革開放雖然沒有提出，但事實上卻是在實行改革和開放。

2.三個著名文件：關于《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一條》）是鄧小平領導總體戰略的產物。他抓住了兩個環子：一個在經濟領域，以《工業二十一條》帶動經濟各部門各行業的整頓；一是在科技領域，以《匯報提綱》來指導和推動科技以及教育、文化各部門的整頓；關于《科學工作匯報提綱》，文中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這個文件由于整頓中斷而沒有批準下發，但是里面的內容卻光芒顯露；關于《論權當各項工作的總綱》，它是1975年全面整頓的政治綱領，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的“主體”，其他兩個文件被稱為“兩翼”。這三個重要文件的產生，無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所以，較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應該說，1975年整頓所做的探索，為新時期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做了更為直接的準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的前奏。

二、鄧小平1975年整頓的哲學啟示

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八九個月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可見有非常值得我們當代社會主義建設學習的成功經驗，不僅僅在實踐上，在理論上，也給了我們深刻的哲學啟示。

（一）理論指導實踐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來領導整頓。這是1975年整頓能夠順利發展的關鍵。鄧小平以貫徹落實毛澤東的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三項重要指示為由來進行和展開。鄧小平把它們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來領導整頓，這是一個十分高明的創造。一方面，毛澤東的三項指示集中反映了當時全國上下久亂思治、久貧思富的強烈愿望。唯有貫徹執行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才能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來治理“文化大革命”內亂造成的混亂局面。另一方面，進行整頓的主要障礙物和對立面是“四人幫”。以“三項指示為綱”來領導整頓，就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占據了主動，擁有了對“四人幫”割裂三項指示、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經濟建設的言行進行抵制和批評的依據，“四人幫”不敢也無法名目張膽地反對。

各個方面的整頓，有些是鄧小平審時度勢，主動提出，報告毛澤東，得到毛澤東同意、批準后進行的，如鐵路整頓，鋼鐵整頓，國防科技整頓，黨的整頓等；有些是毛澤東親自提出，鄧小平組織調查研究，積極有效地貫徹落實的，如軍隊整頓，文藝調整等。整頓的過程并不是風平浪靜的。在領導各方面的整頓中，鄧小平總是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在論述反對派性、增強黨性時，鄧小平從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時的“整頓三風”，講到“七大”報告中闡述的“三大作風”，聯系當前實際，論述學習、貫徹毛澤東最近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則。他反復強調要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批評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的1975年，以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來領導整頓，既是取得毛澤東信任、支持，保證整頓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也是動員干部、群眾排除“四人幫”干擾、阻撓的有力武器。

（二）學會抓重點

在1975年全面整頓中，鄧小平懂得重點突破，以點帶面。在整個整頓過程中選擇鐵路作為整頓的突破口。鄧小平說：“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大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在鐵路整頓中著重抓兩條線（隴海、浙贛）、四個點（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為突破口。把徐州鐵路整頓重點突破取得的經驗在面上推廣，不僅指導鐵路系統整頓，而且指導整個公交系統的整頓。在徐州鐵路整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候，鄧小平立即

抓住時機，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把鋼鐵整頓的問題進一步提上中央的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

鄧小平指出：“要抓要害”。鄧小平對當時的主要矛盾看得很準要集中解決資產階級派性和領導班子軟懶散這兩個相互關聯的要害問題。批林批孔運動再度引起社會**，其要害是資產階級派性。而資產階級派性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是由于少數壞頭子篡奪了領導權，而黨委領導班子怕字當頭，“軟、懶、散”。

（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1975年整頓反映了人民群眾久亂思治、久貧思富的迫切愿望和強烈要求，同時又是廣泛深入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進行的。毛澤東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周恩來在全國人大會議重申的建設四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奮斗目標，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心愿。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尤其從鐵路整頓開始，整頓的展開，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訴諸群眾的辦法。中央文件直接傳達到群眾中，做到家喻戶曉，男女老少都知道。用中央文件來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特別是批判資產階級派性，非依靠群眾不可。鄧小平說的好：“對于派性，還要號召群眾、發動群眾共同起來反對。那種堅持鬧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嗎？省委他怕嗎？市委以及公司、廠礦的領導，對他來說就更不在話下。可是他最怕群眾，怕群眾起來。所以治那種人的辦法，就是發動群眾同他斗，寸步不讓，而且要有一個聲勢，不能冷冷清清。”整頓中許多老大難問題的解決，以致整個1975年整頓的勝利，都是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結合的結果，都是群眾路線的勝利。

（四）承認優秀的個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鄧小平懂得知人善任。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前往出席全國農業大寨會議，在山西陽泉車站，對前來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說：不要怕別人說什么，重要的是把領導班子整頓好，關鍵是用好人！這是鄧小平的經驗之談。后來他在談論發現和使用人才時曾回顧1975年整頓的經驗：“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面的工作整頓的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樣。”在1975年整頓還沒有啟動的時候，鄧小平就挑選老部下，就大膽啟用“文革”以來長期挨整、素有黨內一支筆之稱的胡喬木，讓他團結一批“筆桿子”，組織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擔當他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還有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讓他們分別領導科學院、國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頓。這些同志都既敢于斗爭又善于斗爭，迅速打開局面，取得顯著成效。“四人幫”誹謗鄧小平拉一把“二胡”、身邊有“四大金剛”，正好從反面說明，知人善任，確實是鄧小平突出的一個長處。這也是1975年整頓成功的重要因素。

鄧小平1975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是改革開放的試驗，鄧小平理論也在1975年整頓中醞釀和開創。1975年整頓的巨大成就與突然中斷，它的成功與失敗，無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有著借鑒價值和深刻的哲學啟示。而作為1975年整頓的主角，鄧小平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徹底唯物主義者的無畏無私，對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堅定信念，對馬克思主義威武辯證法的純熟運用，將永遠啟迪和昭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領導人民群眾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平崛起，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第五篇：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先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以新的視角拓展毛澤東思想研究新視野，挖掘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發揮毛澤東思想的恒久魅力。20世紀中葉，在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指引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歷經艱辛，開辟了波瀾壯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國社會歷史發生了具有世界意義的深刻變革。毛澤東思想教育、哺育、影響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中華兒女，是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深深地融入我們的血液之中。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早已載入史冊，隨著歷史的推移、時代的變化和形勢的發展，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學術界和理論界需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對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進行深入研究。

一、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開辟偉大歷史新紀元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在宏觀上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從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地位來把握，二是從毛澤東思想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歷史功績來定位。

從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地位這一理論層面來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認識和理解：

第一，正確認識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從黨的文獻來看，對于毛澤東思想科學內涵的闡述比較嚴謹的有三次：其一，劉少奇在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正式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含義，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繼續發展”。這些論斷充分揭示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民族化的結晶。其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評價并論述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現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該決議。鄧小平在領導這個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反復地強調這個決議的核心就是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分不開的。在粉碎“四人幫”、批判“兩個凡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偉大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后，中國社會面臨著兩個課題必須回答：一是中國向何處去；二是如何科學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關鍵就是如何科學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是關系到我們黨興旺發達和國家前途命運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以集體智慧，經反復斟酌修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終于做出定義性的科學論斷：“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次闡述與七大時的闡述沒有原則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別，表述中有兩個創新之處：一是增添了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二是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據此，毛澤東晚年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顯然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范疇，因為是被實踐證明完全錯誤的理論。這就把作為科學概念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個人晚年的錯誤思想區別開來，讓我們能夠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體系，排除了對毛澤東思想采取語錄式機械式的運用、使其神圣化教條化的錯誤。其三，黨的十五大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基礎上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含義和評價又有兩個創新之處：一是把毛澤東思想置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強調指出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二是把毛澤東思想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進一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

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其主體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引下，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主要是國家與革命學說、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以及“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并創造性地豐富發展的理論結晶。其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與革命學說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其實質是剝削階級鎮壓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所以，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要改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就必須首先奪取政權，革命階級只有掌握了國家政權，才有可能實現革命的最終目的。無產階級必須堅持暴力革命原則，必須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不用暴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并用新的國家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則。其二，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告訴我們，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對本國資產階級，而是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壓迫和本國封建主義壓迫，因此，無產階級要聯合本國的資產階級反對共同的敵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的正確道路。”民族殖民地問題理論明確指出了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應采取的基本方針、基本策略，這些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對黨的二大影響深遠，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正確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制定了最低綱領；二是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為國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礎。其三，列寧“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論。1905年列寧面對俄國革命的新形勢強調指出：無產階級只有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農民結成聯盟，才能夠掌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在取得民主革命勝利后，應不失時機地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在民主革命階段要與資產階級作必要的妥協。上世紀30年代初，毛澤東第一次閱讀《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啟發和教育，并把書送給彭德懷。據彭德懷回憶，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后來黨內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澤東又和彭德懷說，如果早得到這本書，我們就不會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第二，正確理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毛澤東最早提出來的。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著名報告，其中

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任務，并強調它是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要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條主義，以民族語言形式來表述。根據毛澤東字里行間的敘述和歷史經驗的實際來看，人們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上主要取得兩點共識：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觀，反對教條主義；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比較特殊，主要指中國的社會性質，當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現在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當然，還包括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經驗的總結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等。用一句話概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成果。

第三，正確理解歷史性的飛躍。按哲學觀點，飛躍系指量變到質變的突變過程。歷史性的飛躍是把哲學的概念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把飛躍引申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系指解決重大歷史性課題，在理論上有重大突破性躍進，用以表述毛澤東思想，更彰顯出它偉大里程碑式的歷史地位和恒久意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歷史性課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歷史課題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須解決中國革命走什么道路、這個道路怎么走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開辟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功地解決了近代百年史上從未解決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起點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在這之前雖有結合，但不能說是飛躍。而標志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完成則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此后都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第一次飛躍后繼續豐富和發展的問題。毛澤東也曾經提出第二次結合的思想，探索如何在落后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遺憾的是探索中沒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現了曲折和錯誤，第二次結合并沒有實現。

總結這三點可以得出一個科學結論：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上面三點是正確理解這個結論的前提基礎和思想起點。

二、毛澤東思想的當代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先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有現實意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一系列基本理論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理論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先導。

從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群眾路線。毛澤東堅持運用并發展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領導革命斗爭中形成了群眾路線。毛澤東把群眾路線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化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等等，都是群眾路線的運用和發展，已經成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不可須臾離開的根本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毛澤東特別強調辯證法，并熟練運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他在總結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用中國的話語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毛澤東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兩點論和重點論的關系等的深刻闡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著深遠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即矛盾的普遍性與中國社會主義實際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機結合的光輝典范，也是毛澤東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運用。新時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四位一體”戰略布局的實施，均衡發展、統籌發展、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等，都是對毛澤東矛盾分析方法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第三，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集中體現，是貫穿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重大發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每一次巨大進步，都是堅持毛澤東奠定的黨的思想路線的結果。改革創新，科學發展，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面，都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思想路線這一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綜上分析，我們加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并將更加堅定地擁護毛澤東思想在我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