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家角色與中國社會政策轉型

國家角色與中國社會政策轉型（上）試題

判斷題部分(每小題4.0分,共20.0分)

第 1 題.我國現在人口紅利一直處于下降狀態。（）A.正確B.錯誤答案：B

第 2 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保障支出占A.正確B.錯誤答案：B

第 3 題.改革開放以來撫恤和社會福利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成下降趨勢。（）

A.正確B.錯誤答案：B

第 4 題.1986年我國頒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的暫行規定，它要求在國有企業里邊的職工，都要逐步地推行勞動合同制。

第 5 題.計劃經濟時期，個人不需要為養老保險繳納任何費用。A.正確B.錯誤答案：B

第6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加深，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百姓對政府的公共需求和福利需求正在不斷減少。

A.正確B.錯誤答案：B

第 7題.我國人口結構變化的特點是人口紅利慢慢失去，我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的社會。

A.正確B.錯誤答案：A

第8題.養老保險當中的個人賬戶不具有累積性，子女不能繼承。A.正確B.錯誤 答案：B

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成上升趨勢。（）A.正確B.錯誤 答案：A

單選題部分(每小題12.0分,共60.0分)

第 1 題.2008年，按照行業細分，城鎮就業收入差距為（）倍。A.10倍B.13倍C.15倍D.20倍 答案：C

第 2 題.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從1990年開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呈現（）的趨勢。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題.（）部門主管農村五保供養工作。A.民政部B.財政部C.機械部D.農業部 答案：A

第 4 題.下述描述中不屬于新時期國家角色變化的特點的是（）。A.國家回歸B.責任共擔

第 1 題.普惠型社會政策是我們新時期追求的目標，所謂普惠是指（）。A.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B.與現有條件和地方實際相結合 C.覆蓋全社會成員 D.涵蓋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答案：CD

第 2 題.適度的普惠型社會政策是我們A.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B.與現有條件和地方實際相結合 C.覆蓋全社會成員 D.涵蓋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C.多元保障體系D.個人負責 答案：D

第 5 題.1998年后我國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是（）。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

第6題.農村五保供養標準不得（）當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據當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A.等于B.高于C.低于D.大于等于 答案：C

第7 題.下述描述中不屬于基尼系數的影響因素的是（）。A.宗教B.經濟發展水平C.文化傳統D.政治制度 答案：AB

第 3 題.在社會政策執行過程中，下述哪些群體可以通過責任共擔，提高社會政策的效率。

A.政府B.市場C.社會D.家庭 答案：ABCD

第 4 題.上個世紀90年代初所推行的“舊農?！敝圆怀晒?，重要原因在于 答案：ABC

第 5 題.新時期，國家角色在社會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從（）進行改進。A.強化國家責任

答案：A題.農村五保供養供養內容不包括（）A.供給糧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 B.提供旅行補貼

C.供給服裝、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錢D.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條件的住房 答案：B

第 5 題.下述描述中不屬于改革開放初期農村養老保障措施的是（）。A.《關于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B.《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

C.《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 D.《農村敬老院管理暫行辦法》 答案：A

多選題部分(每小題4.0分,共20.0分)

B.使政府作用與其能力更好匹配 C.弱化國家責任，發揮市場作用 D.發揮社會組織的參與 答案：AB

第 6題.下列選項中屬于我國社會政策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風險和挑戰的是（）。A.社會發展不均衡B.就業不穩定 C.家庭功能失調D.人口結構轉變 答案：ABCD

新時期追求的目標，所謂適度是指（）。A.財政支出B.信貸C.價格D.價值

第二篇：新經濟轉型國家政策

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研究部署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

會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間投資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促進經濟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擴大社會就業的重要力量。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對于豐富和充實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要繼續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深入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解決民間投資準入難的問題，深化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改革開放，規范投資準入門檻設置，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將民辦社會事業作為社會公共事業的重要補充，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為民間資本營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會議確定了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一是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通過推進體制改革、健全收費補償機制、實行政府補貼和政府采購、給予信貸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種方式，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建設等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體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二是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技計劃項目和技術攻關，幫助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技術開發中心，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鼓勵民營企業加大新產品開發力度，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三是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支持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通過聯合重組等方式進一步壯大實力。四是建立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加強服務和指導，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間投資發展的法規政策規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間投資管理的行政審批事項，支持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產品和服務進入政府采購目錄。在放開市場準入的同時，切實加強監管。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抓緊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切實將鼓勵、支持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實處。

會議認為，為保護臭氧層和生態環境，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更好地履行國際義務，節約能源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必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制定《消耗臭氧層物質管理條例》。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消耗臭氧層物質管理條例(草案)》。草案明確了國家管理消耗臭氧層物質的目標任務，建立了消耗臭氧層物質總量控制和配額管理制度，規定了違法生產、使用和進出口消耗臭氧層物質等行為的法律責任。

第三篇：《宗教與中國社會》

我與宗教

生活在農村免不了要與宗教打交道，農村有著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動。記得兒時，每每家里進行一些宗教儀式的時候，父母總免不了要我們過去給各種神磕幾個響頭，心里總是生出幾分抵抗情緒。或許是那時學校教育我們那是封建迷信活動的緣故，腦海里想的都是迷信活動怎么危害社會；亦或許是我實在想不明白，像父母這么虔誠的信徒，又是燒香拜佛，又是好酒好肉供奉祖宗的，可這些諸天之上的佛祖菩薩、以及我們那祖宗可曾顯靈過？反正我是未曾見過，也未曾感覺到跪拜他們有何作用。也正是因為如此，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這些活動。更是由于自己的固執與偏見，沒少和父母發生口角，也常常被長輩指責，但我依然我行我素，最終他們也拿我沒辦法。

隨著年齡的增長，漸漸地長大，思想也慢慢的變化了。這個時期的我不再刻意去排斥我之前一直以為的封建迷信活動了，倒不是我喜歡上它了。只是每當家里搞一些祭拜時，父母叫我過去上香磕頭，我乖乖的照做后，父母以及奶奶總是會心地笑著，而不是像以前父母長輩左拉右扯地把我拖過去，而我卻過去對著神位點個頭走人，惹得長輩的不高興。這應該就是人長大了，懂得妥協了。

上了高中后，接受了更高一級的教育，也漸漸地成熟，接觸的人多了，碰到的事情也多了，思想也跟著開闊了?，F在已經不是舊社會了，小時候書中講的迷信活動的危害，少有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于是我不再單純的把家里舉行的一些儀式定義為迷信活動，我開始更傾向與把它們歸入到民間的風俗活動中。覺得正是有這些活動的存在，才使得我們這個地方有別與其它地方；也這是有這些活動的存在，才使得我們的農村別具風情。

到了大學以后，特別是上了《宗教與中國社會》課后，才覺得自己其實一直不了解宗教，而在中國也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宗教了。或許是因為中國宗教的獨特性導致的吧！在西方，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禮拜天要到教堂去的，要去做禮拜，要去禱告。而在中國一個再虔誠的信徒也不可能每周都去寺廟燒香拜佛，他們更多的是過年、過節、旅游，或者是有事情才到廟里去。外國人唱說：“中國人常被認為是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敝詴@樣，恰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宗教。

我雖然對宗教認識不多，但上了《宗教與中國社會》課后，也發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宗教與人們的生活聯系的更加緊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舉止言行，都能看到一些宗教帶給我們的影響，或許是佛教照成的影響，亦或是道教。中國的宗教不像西方那樣很有紀律性、組織性，相反，中國的宗教讓人感覺很分散，又感覺是一體的，天南地北的人們在宗教方面卻有著相似的地方。中國的宗教更多的融入民間的各種風俗儀式中，讓人看不清、想不明白，它是不是宗教。

謝謝老師給了我們機會，讓我們有機會更好的認識宗教，思考宗教。

第四篇：國家政策

國家政策

《關于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安置管理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明確規定，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申請從事個體經營或者創辦企業，符合條件的，憑有關轉業證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優先辦理。從事個體經營的，經主管稅務機關批準，自領取稅務登記證之日起，3年內免征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對為安置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就業而新開辦的企業，凡安置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占企業總人數60％（含60％）以上的，經主管稅務機關批準，自領取稅務登記證之日起，3年內免征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須持有師以上部隊發給的轉業證件，稅務機關對此進行相應的審核認定。

對于復轉軍人，滕安認為他們應該首先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經歷，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才，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第二步是抓緊充電，去學習和讀書，因為成功的企業家都是善于學習和思考，這樣才能真正弄懂自己想要什么，能干什么；第三是人脈資源的準備，很多軍人的戰友都有優勢和特點，可以進行溝通聯絡。”

第五篇：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本土化和專業化

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本土專化

范明林 徐迎春

（范明林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博士）（徐迎春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研究生）

本文選自《社會》2007年2期

在國內,應用研究通常被視作“下里巴人”而難以登堂入室,這種狀況也在本文的文獻搜集過程得以體現。社會政策,尤其是社會工作,主要從事的是面向社會弱勢群體的服務方案訂定和具體扶助輸送的工作,但在學術思想和學術聲音發表的領地里,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卻基本屬于“弱勢群體”,主要的媒體空間都被宏大的社會理論及其研究所占據,諸如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這類應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夾縫里發出微弱的聲音且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獻除了在權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載的很少一部分外,為了保證論述的完整性,也只能從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當一部分質量較高的文獻。對于這種困境和無奈,希望讀者能夠理解。

本文把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的文獻放在一篇中討論,因為從西方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中發展的歷程來看, “社會政策”決定服務的理念、原則和方向, “社會服務”決定服務的項目和內容,而“社會工作”則是把根據社會政策訂立的社會服務之內容輸送到社會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過程,因此,兩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

本文綜述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2004~2006年國內有關社會政策研究的述評,以從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和社會政策的行動體系三個方面作為邏輯線索;第二部分則是2004~2006年中國大陸社會工作文獻回顧,以專業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為論述主線“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問題提出,以供進一#步討論。

一、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發展方向和行動體系

在過去的三年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新的治國方略和發展戰略的提出,使社會政策的意義凸顯,以致有學者提出中國即將迎來“社會政策時代”(王思斌,2004),加強政府社會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設成為學者們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賓,2005;楊團)。與此對應,學者們從政策規范、價值選擇、福利制度和行動體系的四維視角,以及從表里!動靜等兩種關系來理解和認識社會政策之類的理論研究開始逐漸增多(徐道穩,2005)。(一)靈魂的追尋: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

社會政策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從不諱言自己的價值立場(唐鈞,2004)”。社會政策制定的起點不是社會問題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隱藏著的對理想社會的希望和信念,是社會發展(童敏,2004)。既

然社會政策涉及人們對社會福利的有意識、有目的的主動追求,涉及人們期望的社會生活狀況,這就必然與利益、價值、信仰等發生聯系,因而社會政策本身必然具有價值取向的特點,這正是社會政策研究具有開放性和挑戰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楊偉民,2004)“可以這樣說,價值選擇是社會政策的靈魂(徐道穩,2005)。

在談到社會政策的核心價值時, “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鈞,2004;吳忠民,2004;顧昕、李海燕,2005;徐月賓,張秀蘭,2005;夏學鑾,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個極其抽象和復雜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級的價值觀念體現,而這些價值觀念之間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政策存在著價值觀缺失的問題(楊團,2006),缺乏相應的價值基礎與價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無價值基礎”的狀況(劉繼同,2006)。同時,社會福利觀念的更新是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創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難和關鍵的領域(劉繼同,2004)。因而,從不同層面和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進行研究,就成為學者們的訴求之一。1.具體政策的研究

吳忠民(2004)對建國以來中國社會政策的基本發展脈絡、特征和走向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和分析。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以往平均主義的基本取向轉變為現代公正意義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國公共救助政策改革為個案,闡明了價值觀念對社會福利政策選擇的基礎作用”他認為:(1)價值觀影響著社會福利政策設計的各個方面;(2)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競爭地影響著政府社會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價值觀念往往選擇不同的信息基礎,配以不同的社會問題視景,偏好不同的社會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會評價;(4)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在特定的福利“場域”,各種價值觀念的現實表達存在某種優先順序;(5)主流社會價值觀決定著社會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導致具有較大穩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現“ 2.福利思想的反思錢寧(2004)試圖從福利哲學、福利思想的高度,通過對現代社會福利政治道德觀念的歷史演變過程的分析,以及對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福利理論的價值取向的反思,對我們深入了解社會福利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論建設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會福利思想從人道主義到公民權利的發展,指出在現代社會福利的理論與實踐中,公民權利觀念的確立是社會福利思想的重大變革,它把社會福利從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脫離了慈善救濟的人道關懷的局限性,使之成為人人擁有的經濟與社會權利。作為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觀的形成,將現代社會福利與傳統社會福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追求平等自由和正義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新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觀對社會的平等、正義和福利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形成了嚴重的挑戰,主張建立一種平等和多元發展的福利集體主義價值觀,維護社會福利的公正作用(錢

寧,2005)。3.文化視角的考察

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屬于文化的范疇,從文化角度研究社會政策是社會政策學科特性的內在要求(畢天云,2006)。畢天云(2004)把對社會福利進行文化透視的理論觀點歸納為“文化起源論”、“文化背景論”、“文化傳播論”、“文化決定論”和“福利文化論”等五種,展現了價值觀念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的影響作用。更進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這一概念來描述福利實踐中的深層,即價觀念的作為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用,認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統中起著維系功能,為相應的社會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支持,同時也是解釋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異的一個關鍵變量,是影響和塑造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重要參數,任何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建設,都必須充分考慮本國民族的福利文化傳統(畢天云,2005)。

二、兩種分析框架:社會政策的發展方向

梳理國際流行的社會政策理論,并以之為鑒,對中國的社會政策或社會福利制度的構建進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則或框架性的指導,是學者們在2004~2006年期間比較關注的一個論題。相關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兩個主題展開。1.從福利國家到福利社會

彭華民(2006;彭華民、黃葉青,2006)系統梳理了福利多元主義的社會政策分析范式,認為該范式主張社會福利來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賴市場,也不能完全依賴國家,福利是全社會的產物,福利的規則、籌資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門共同負責、共同完成。由于各國的經濟環境!意識形態的差別,福利多元主義的構成及其功能的側重點有所差別。福利多元組合部門互動所產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會排斥,也可能形成社會融合。

在福利多元組合范式的框架下,關鍵的問題是國家、市場、家庭、民間組織等不同主體在福利體系中的適當定位、相互關系和分工互補。作為對西方福利國家危機的一種應對方式,西方國家在這種范式下強調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的減退和新的治理結構的形成,中國學者借鑒這種范式,對中國福利多元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進行了反思。

徐月賓和張秀蘭(2005)認為,導致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初期,忽視了國情的差異,不恰當地學習了西方福利國家私有化改革的經驗,在認識上陷入了“政府職能轉變=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市場機制的高效率”誤區。政府從社會福利領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就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政府不僅不能退出,還必須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其具體表現就是要承擔起社會福利的投資主體角色。在沒有相應的承接載體和尚未對載體進行有效監控、評估的手段與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進入才有退出的條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的實質是福利多元主義(劉繼同2005)。有學者在對這場改革進行反思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國家在社會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對/社會化0的錯誤理解,是造成社會福利社會化改革存在一系列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福利社會化不等于社會福利市場化,也不是減少甚至放棄政府的責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務的方式發生變化,是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辦福利的機制和環境。政府必須發揮資金投資主體的角色,積極培育和支持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以鼓勵企業和民間資金進入社會福利服務的領域,采取適用我國具體情況的社會福利管理工具,同時也要注意避免把國家和個人的責任對立起來,或過分強調國家和政府,或過分強調個人與家庭的福利責任的觀念(張秀蘭、徐月賓,2006;易松國、丁華,2006)。徐道穩(2006)在討論農村社會福利的制度轉型和政策選擇時認為,在西方福利國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趨勢,從福利責任意義上說對中國農村并不適用,因為中國政府在農村的福利責任一直以來都是堅守最后的底線,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場,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農村的合法性基礎就有可能受到質疑“相反,政府要積極、適度地介入農村社會福利,政府的角色要從“最小-最強國家”變為責任政府,從市民政府轉向公民政府,同時政府應當構建積極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會福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2.從再分配到社會投資

全球化背景下,國際上對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共識,這也代表著當今社會政策的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會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會投資的功能。社會政策是對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社會政策也是生產力要素之一,其對經濟發展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會政策不只是促進社會公平,對經濟效率也有重要貢獻。以投資為導向的社會政策是資產而不是負擔,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應該實現二者(效率與公平)的協調發展(梁組彬,2004;徐月賓!張秀蘭,2005)。把社會政策看作生產力是近年來社會政策基礎理論最具突破性的進展(徐月賓,張秀蘭2005),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和發展型社會政策都可歸入這個范式中。

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在對這種社會政策范式進行借鑒時,張秀蘭(2004)認為,發展型社會政策和科學發展觀具有著內在的契合性,發展型社會政策可以作為科學發展觀在社會政策領域的操作化模式。構建我國發展型社會政策的思路是:(1)投資現在和未來的勞動人群,這是發展型社會政策最根本的立場;(2)增強全社會抗擊風險的能力;(3)在政策設計中逐步納入并強化“發展”的維度;(4)建立發展型的公共支出體系。

但是,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總是嵌入在社會中發展的(彭華民!宋祥秀,2006),其表現就是社會政策是一種復雜的政治過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穩,2006)。因此,學者們在借鑒這種新的

社會政策范式時,也試圖從更廣的層面上設計政策嵌入的社會框架。

彭華民、宋祥秀(2006)借鑒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的超越構想的整體性,首先設計了中國社會政策的新社會框架:(1)責任提倡,特別是要復興個人和社會對他人的責任感;(2)推動建立能動性政治,推動多元部門的發展;(3)社會政策議題對話,建立對話民主,通過對話過程產生社會政策;(4)從消極福利的社會政策模式轉化為積極福利的社會政策模式。在這個新的框架下,彭華民進一步構想了中國社會政策改革發展的原則路徑

徐道穩(2006)從社會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發,提出作為社會政策中更為基本的東西,同時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有幾條原則是構建中國發展型社會政策應當強調和遵循的,即:以公正為基礎,以民主為手段,以自由為目的。

三、實現政策目標的保證:行動體系

任何一項社會政策都必須在政策過程中才能確定和實現它的價值,這是認識社會政策的動態視角(徐道穩,2005)。學者們也從這個視角進行了分析。

從行動和過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提出“社會政策實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項社會政策變為社會現實,即它在實際上被呈現的社會過程。這是一個行動與過程的概念,與傳統社會行政!、社會政策執行過強的目的性、預先設定的程序性不同,社會政策實施更強調復雜的事實,它包含了社會政策執行者、社會政策對象及政策實施環境中的諸多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結果。社會政策實施與社會政策的制定、政策實現的組織體系、社會政策變為具體的社會服務的方法,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參與各方的互動有直接關系。

從過程的角度看,社會政策的制定是社會政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利益表達機制不斷完善,利益表達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數利益表達渠道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徐道穩,2006),社會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著明顯的不規范性,民主參與!公開性和技術手段方面都存在問題(吳忠民,2004)。我國社會政策中最基本、常見的政策決策模式是“無過程決策”，決策權力通常集中在極少數權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廣大公民沒有充分參與決策的過程”不過,這種“無過程決策”模式出現了向“咨詢式決策”模式的轉變(劉繼同,2006)。此外,社會政策的執行不到位和忽視政策評估也是我國社會政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劉繼同,2006;吳忠民,2004)。

從行動體系的角度看,社會政策實施中的工具和技術也是學者們較為關注的一個方面。顧昕、李海燕(2005)強調政策實施中的籌資渠道和服務遞送方式問題“他們認為,社會政策的實施依賴多種籌資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應該靈活運用稅收和收費、借貸、彩票、保險、強制儲蓄和動員民間融資等多種手段進行籌資”從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籌資中的定位來看,中央補助金制度是一個

基本方向“在服務的遞送方面,把服務的生產者!消費者和安排者加以區分,政府公共服務的遞送從各種直接的方式轉向為間接的方式,注重間接性政策工具的開發,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方向(顧昕!李海燕,2005;楊團,2004)。楊團以建立“公共服務市場和公共服務產業”來指稱一方式(楊團,2004)。此外,李培林從技術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個不同于經濟核算的“社會核算”體系,并使之成為一個普遍運用的社會技術,以確保科學發展觀的落實。(李培林,2004)(四)簡評

從2004年到2006年,學者們從不同層面和視角對社會政策進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于社會政策的認識,但是研究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亂。研究者們對于社會政策、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等核心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學術背景、學術旨趣的不同,學者們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蓋了從狹義到廣義的不同層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時使用兩種涵義,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不加以嚴謹的界定和區分,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學術交流與對話的順利進行。因此,營造一個共同的學術交流平臺,在同一平臺上進行對話和討論,是學術研究健康發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會政策的理論研究相當匱乏。

2004~2006年間,學者們對社會政策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具體領域的社會政策的對策研究,而對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的基礎理論研究卻相對匱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論研究欠缺。這與社會政策的介入性和實踐取向有一定關系,理論研究的欠缺必然對社會政策的整體和長期發展造成相當不利的影響。社會政策的理論研究應該包括:社會政策的價值理念、社會政策的內涵、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社會政策的角色與功能定位,以及“社會政策戰略性框架設計”(楊團,2006)等。

3.國外理論的借鑒及對中國實踐的反思。吸收、借鑒國外的先進理念與做法是發展自身的一個重要渠道,學者們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社會政策的發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議。但是,這些建議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會框架的,還有強調社會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爸袊涷灐钡奶厥庑允菍χ袊鴮W者智慧的考驗(李培林,2004)。如何進一步把國外的先進的理論及范式與中國的實踐進行整合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這包括不同范式之間可供借鑒之處的整合,理論范式與中國實際國情的結合,以及最終如何在這個基礎之上構建出一個包含不同層次和面向的、指導中國社會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設的整體性的框架。

二、社會工作專業化和本土化的艱難調適

社會工作誕生于西方的社會環境之中,其理念、理論、原則乃至實務模式和技巧都體現了西方 的宗教理念、烏托邦思想和福利國家思想等等,這種具有濃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不得不面臨著艱苦而漫長的和本土文化與本土經驗相互調適的歷程。(一)對西方論述的醒覺: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會工作思想、理論和方法的引入,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條件。在國內,社會工作的發展雖然已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比較系統和規范地介紹最新和權威性的西方社會工作的論述則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這種情形的產生可能是由于國內社會工作實務發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會工作的留學生逐漸回國投入社會工作領域之緣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間,有國外社會工作評估模型的探討(吳偉東,2004;陳鐘林,2005);有當代西方社會工作領域中管理主義和專業主義爭論的介紹(郭偉和,2004);有對西方社會工作領域中新近興起的“以證據為本”的社會工作實踐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構的系統闡述(何雪松,2004;陳樹強,2005);有對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對當代社會工作影響的詮釋(熊躍根,2006),也有對當代西方社會工作的十大發展趨勢的詳細闡析,即實踐方法的嬗變;認識論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續論爭;證據為本的實踐的興起;介入聚焦的轉移;專業關系的重構;短期治療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現;社會服務機構的新管理主義取向;社會工作教育的不斷革新(何雪松!陳蓓麗,2005)。

更有價值和意義的是,與2000年以前有關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引入相比較,2004~2006的文獻更加注重反思這些西方論述在中國文化處境下的適用性(喬世東,2004;何雪松,2005;熊躍根,2006)”這些反思引出對專業化的一個認識:社會工作專業化是為了給服務對象提供更好的幫助,還是為了人為設置專業籬笆以建立專業霸權?熊躍根(2006)在比較深入地探討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對西方社會工作的影響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現代主義對發展中國社會工作的理論反思意義和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的意義。從理論層面看,在學習與借鑒西方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知識的同時,要避免專業發展中的“專業帝國主義”因素的負面影響,把本土的實踐經驗同國際化交流有效地結合起來。對中國而言,推進社會工作專業的建設必須積極肯定本土理論與實踐模式的價值,在充分考慮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時,努力促成本國社會工作專業工作者與發達國家同行就實踐經驗與理論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艱難的跋涉: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探索

對西方社會工作論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國內社會工作實踐需要的驅動下,2004~2006年國內出現了不少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建構文獻(范斌,2004;顧東輝,2004;劉華麗,2004;郭景萍,2005;郭偉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陳鐘林,2006)。

王思斌(2006)從對“中國社會的求-助關系”的分析和對國內中國社會政策和社會工作研究層貧弱群體接受幫助行為的理論模型的建構出發,指出,中國既沒有社會工作專業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樣的個人理性主義文化,而且又有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與之相聯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再加上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于是,作為西方經典的理性主義的社會工作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務就是值得討論的問題。為此,他主張從了解國內服務對象的復雜的需要結構、了解和分析國內受助者的問題世界,以及建構符合中國文化情境的幫助-受助過程等層面來展開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建設的嘗試。

童敏(2006)從社會工作實習和督導的層面上對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議題作出了比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實踐的基本處境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督導者面臨的主要任務除了服務機構的協調、理論學習和專業實踐活動的結合、專業服務需要的評估!專業身份和專業自我的確認以及專業服務的跟進以外,還包括專業服務的設計、專業服務需要的轉化、日常專業服務的指導和專業服務的培育等。因此,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專業實踐中的督導者承擔的基本角色也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督導者不同,包括專業服務的設計者、專業服務需要的轉化者、日常專業服務的指導者以及專業服務的培訓者等”。

“增權”理論是西方社會工作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范斌(2004)在論述增權概念的內涵及其假設前提和價值取向的基礎上,從客體和主體兩個方面分析弱勢群體的無權狀況,進而區分弱勢群體自我發展所需的個體增權、人際關系增權和社會參與增權等三個層次,并結合中國弱勢群體的現狀和增權途徑,討論了“主動增權模式”和“外部推動增權模式”的關系及其適用性問題(范斌,2004)。

陳鐘林(2006)則另辟蹊徑,從社會工作研究的角度來探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問題。她認為,西方社會工作研究的知識體系主要包含以下四個基本的構成要素:理念-倫理;人類多元化議題;理論架構;研究方法。在社會工作范疇內,社會工作研究首先是對以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和工作倫理為指導的助人活動的理念、內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觀念,強調研究必須注重人類群體在民族!性別!年齡等多方面的差異。在這些要素中,人類多元化議題與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倡導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為研究背景,在弱勢群體問題研究的過程中嘗試實踐了對社會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確和對整個研究過程的主導;“人類多元化”視角的警覺和遵循;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架構的操作化;對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系統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構;研究方法的單一運用和整合運用。

顯然,有關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理論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經被國內的研究者有意識地放入到具體的社會環境和服務領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討論,這和若干年前國內學者對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論,實在是一個長足的進步。不過,這樣的討論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間,這種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會工作的實踐領域的涉及和討論,比如國內社會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議題就顯得十分的迫切和緊要;(2)對中國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將其與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更緊密的聯系;(3)對中國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及其行動邏輯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

與社會工作服務提供方式的結合和思考;(4)對以權威主義為指導的中國行政架構和組織體系的分析以及與社會工作服務資源!社會工作支持系統的相互關系的討論。(三)在處境化中追索:社會工作本土服務模式的實踐和探尋

此處所謂的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系指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婦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體的且比較經常化和固定化的幫助方式。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2004~2006年關于醫務社會工作和康復社會工作的文獻有大幅度增加之趨勢(劉繼同,2006;童敏,2006;鄧鎖,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許這是醫務領域和康復領域的社會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緣故,其中,劉繼同和童敏的研究頗具代表性。

劉繼同(2006)認為,在社會轉型和衛生部門等機構改革的過程中,以增進健康公平!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等為核心的醫患關系,是目前中國社會政策議程與健康照顧服務領域中最緊迫和最關鍵的議題。有鑒于此,在健康照顧服務領域與服務內容中,如何改善醫患關系,重構醫護人員與醫療衛生服務的社會形象、專業地位,提高服務質量,將是當前醫務社會工作發展與介入的最佳領域。而醫務社會工作長遠的優先領域是健康促進與健康教育,未來發展的戰略重點是城鄉社區組織動員!社區健康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對象是各類高危人群(劉繼同,2006)。鄧鎖(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義,認為從制度學習的視角,我們看到醫療社會工作不僅是一種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時也是鑲嵌于醫療健康體制領域內的一項制度安排。而作為一項制度安排的專業化醫療社會工作,要實現良好的運行和發展,應該具有專業化和規范化的特點,這既是醫療社會工作發展的目標,也是其獲得進步的一個必要條件。

童敏(2006)較長時間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區康復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復服務是與非院舍化和社區照顧運動緊密相關的,它改變的不僅僅是精神健康服務的場域和服務手法,而是從原有的問題治療轉向精神病人能力的發掘和社會功能的發展“這樣的服務理念與社會工作所倡導的案主自覺、對案主獨特性的尊重、在環境中理解個人以及追求更為平等、更為合理的社會等基本原則非常相似,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中國大陸急需精神病康復服務,這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中國大陸精神病康復的社會工作服務介入方式與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為服務介入對象,在家庭成員之間的責任關系基礎上深入理解每個家庭成員的生活愿望和意義,調動每一位家庭成員的能力和資源,在發展中結合治療,通過整合內部心理調適和外部社會支持,在日常生活中發展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服務方式。

除了醫務和康復領域的社會工作討論外,2004~2006年國內其他領域的社會工作介入及服務手法等話題也有提及。趙海林、金釗(2006)認為,在目前青少年矯正服務過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權”的理念和相應的服務方案;王瑞華(2006)討論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背景下,中國的企業社會工作加強專業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費梅蘋(2005)在對上海社區青少年服務目標、服務原則、服務內容、服務方法和策略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融和”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的概念“她認為,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體現了多元優勢融合、和諧發展的特征?！叭诤托汀鄙鐓^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本土性特點。

四、簡評

綜觀2004~2006年國內有關社會工作實務方面的研究文獻,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評價: 1.與2004年以前相關文獻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傳統的社會工作領域這樣一種狀況相比較,2004~2006年社會工作研究文獻涉及到更多的領域,如企業社會工作、康復社會工作、醫務社會工作、矯正社會工作、戒毒社會工作、兒童社會工作以及社會工作職業化問題,等等。這種態勢說明,國內社會工作被社會的認同程度正在逐漸提升,社會工作為大眾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強,這對于中國社會工作的推廣和專業化發展實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國內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學術性而流于經驗總結,缺失理論概括和指導(哪怕是很薄的理論)而成為泛泛之談。雖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經在嘗試摸索和建構本土化的社會工作模式(一種低概括度的理論),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試圖引用西方的社會工作理論以作為實踐和研究的指引,但難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國處境下的深刻反思,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國社會工作尚不夠充分發育和發展的這樣一種現實。3.最為關鍵的是,通過對2004~2006年國內社會工作文獻研究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務領域中的研究)的探討,可以發現國內社會工作界仍然存著一個很大的認識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沒有意識到社會工作知識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如社會學、政治學、哲學等)相比所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沒有領悟到基本上社會工作知識來自于真實情境中的實踐而非課堂上的灌輸,來自于對處境化了的社會生活實踐的反思,而非教科書上的教條及其背誦;一句話,社會工作本質上是一種“默會知識”。如果我們不對這種社會工作知識的性質具有比較深刻的體悟和掌握,那么,這種缺陷始終會影響國內社會工作研究乃至整個社會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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