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分工論》讀后感

《社會分工論》讀后感

——行政管理丁鑫20130031

最近拜讀了艾爾米.涂爾干先生的《社會分工論》，使我受益匪淺。涂爾干先生在書中幾乎一直在回答人類社會最根本的“存在和變遷”問題，而且保持了與同行之間的密切對話，其深厚的理論修養和知識內涵是不得不給予崇高評價的。

所謂社會分工，是指人類從事各種勞動的社會劃分及其獨立化、專業化。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之一，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社會分工，就沒有交換，市場經濟也就無從談起。社會分工的優勢就是讓擅長的人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使平均社會勞動時間大大縮短。生產效率顯著提高。能夠提供優質高效勞動產品的人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高利潤和高價值。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最深刻的含義就是由社會分工得出的。

另外，提到社會分工，必然要說到“三次社會大分工”：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提出的發生在東大陸原始社會后期的三次社會大分工，即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群中分離出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商人階級的出現。恩格斯對于三次社會大分工的論述，是與他把人類社會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的論述相結合的。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于野蠻時代的中后期，經過這三次大分工，人類進才得以進入文明時代。

在書中，涂爾干先生首先是對社會急劇變遷所導致的欲望膨脹、行為偏差和社會混亂的失范問題的討論；其次，是對如何消除社會病態，恢復正常秩序的整合問題的探索。在文中，涂爾干先生亦像在《自殺論》結尾那樣，為擺脫社會危機開出了一個救世良方：即通過職業群體（或法人團體）的組裝機方式徹底拯救日益敗落的倫理道德，并以此搭建一個功能和諧與完備的新型社會。因此，通過這篇文獻我們也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一個社會學家由衷而發的社會關懷及其與思想傾向之間的微妙關系。《社會分工論》一書共分為三卷，第一卷從功能分析視角闡述了社會功能確定的實證主義范式，隨之提出了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兩個核心概念，并重點對二者的區別做出了詳盡的分析；然后轉入對（社會）有機團結形成過程與邏輯的分析中，其中社會分工的功能得到自然地彰顯；最后明確指出了契約團結與有機團結之間的關系。本書第二卷集中分析了社會分工進步的原因所在，首先它證偽了功利主義對該問題的解釋框架，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模式，社會客體本身和集體意識成為整個原因解釋的核心概念，然后還提出了兩個次要原因要素：集體意識形成的非確定性和遺傳性，最后自然地提出了原因結論——人類社會自身的變化決定了人的變化，社會分工的進步是社會自發規律的體現。第三卷所討論的分工形式迥然不同于前兩卷，很顯然，所謂失范的、強制的或反常的分工形式并沒有劃歸分工研究的中心議題。相反，它們常常被

當成存之無用、棄之可惜的“雞肋”，被排斥在邊緣角落。涂爾干先生以社會本質主義為基礎構建的理論大廈，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純粹的社會整合作用作為支架。然而，一旦它遇到社會變遷及連帶的“反常”現象的強烈挑戰，便不能不面臨大廈將傾的危險。

由于經濟事務主宰了大多數公民的生活，成千上萬的人把整個精力投入在工業領域和商業領域。這樣一來，一旦這種環境的道德色彩不濃，許多人就會越出一切道德范圍之外。在這本書的主要部分里，涂爾干先生特別說明了勞動分工并不對這種事態負有任何責任，有的人對分工微詞頗多，這是不公平的。分工絕對不會造成社會的支解和崩潰，它的各個部分的功能都被彼此充分地聯系在一起，傾向于形成一種平衡，形成一種自我調節機制。然而，這種解釋也很不充分的。這是因為，盡管各種社會功能總想共同求得相互間的適應，達成彼此固定的關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這種適應模式要想成為一種行為規范，就必須要靠某個群體的權威來維持。

在書中涂爾干先生還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涂爾干在該問題上的立場十分鮮明，他一貫強調社會的優先性，認為個人是社會的產物，“與其說個人決定了共同生活，還不如說個人是共同生活的產物”。在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他選擇的對話者是斯賓塞：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認同社會進化論者關于社會有機體的論述，承認生命有機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類比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堅決反對斯賓塞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反對通過對個體人的“理性”以及對幸福的追求來分析社會整體的變遷。涂爾干認為，集體意識是社會的產物，而個體是集體意識塑造的人；“社會并不是人類進化的次要條件，相反，它是人類進化的決定因素”；“只有社會的變化才能夠解釋同時產生的個人本性的變化。我們不能象斯賓塞那樣，認為社會生活僅僅是個人本性所帶來的結果，相反，后者恰恰是前者的結果”。

反觀身邊的社會，我們不能不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作為社會主人的個體人到底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自我”？功利主義者和人本主義者把社會變遷的動力放在了對個體行為的考察上，他們特別看重個體人的反思能力和行動能力，認為社會僅僅是人的一種集合形式。但涂爾干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個體人是社會的產物，其最得力的證據莫過于對原始社會的考察，這些考察說明當時的社會個體人主要受著集體意識的有力控制，“個人在原始社會里是不存在的，它知識隨著文明的發展才逐漸產生出來”。但他也分析了文明之后的社會，最終認為，“個人精神的發展并沒有削弱社會的精神生活，只是使這些生活發生了轉變……隨著個人意識的發展，社會也會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靈活”；也就是說，社會性在塑造人性的功能上并沒有退化，人仍舊是“社會木偶劇”中的演員。在后來的闡述中，涂爾干還提出：“實際上，絕大部分的心理事實是社會事實在個人意識里的延伸”，同時它還是強調：“社會并不能在個人意識里找到其現成的基礎，這些基礎是它自己創造出來的”。可見，涂爾干的“社會唯實論”思想是一貫的。

第二個問題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運行形式。涂爾干在強調社會的決定性作用之余，還分析了社會本身變化的機制問題，它認為“文明是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不斷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人類之所以不斷進步，只是因為它必須進步，而決定這種進步速度的是人們相互之間形成的壓力是大是小，是多是少”。同時，涂爾干一再強調社會分工與“文明”（即社會進步）之間的因果關系，“文明不能解釋分工的存在和進步，因為它本身沒有固有或絕對的價值，相反，只有分工本身成為一種必然存在的時候，文明才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分工的進步是社會的內在規律（人口密度的增加是關鍵要素），而社會進步之結果則是隨之發生的；但涂爾干同時也說到：“我們并不是說文明是沒有目的的，而是說進步的原因并不在于這個目的”。在這里涂爾干實際上在說：社會進步是一種自然的客觀規律，人類社會的本質在于其客觀性，這個過程是人所不能主觀控制的。

沿著以上分析思路，涂爾干還提出了社會的常態是自發秩序。從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轉變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趨勢，前者基于集體意識的高度控制能力，使所有社會成員都在一個為大家共同認可并遵守的集體規則下團結起來；后者基于社會成員之間的分工和相互依賴，并最終依靠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多層次道德規范實現社會的新團結。從涂爾干對兩個核心概念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社會運行機制的裁定，而其中關鍵的論點是“每個社會都是道德社會……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利他主義注定不會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一種裝飾，相反，它恰恰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基礎”；“無論何時何地，社會中都有利他主義的存在，因為社會的是團結的……只從人類呱呱落地之日起，就有了利他主義，甚至是超越了所有界限的利他主義”。涂爾干對人性估計的樂觀超過了一般人；正是在該論點的基礎上，他認為社會失范和沖突是臨時的，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涂爾干社會思想對今天的意義，不僅僅表現為他所確定的各種概念、假設和命題，更重要的是，它始終蘊含著“必要的張力”，為人們思考他所切身感悟的各種問題提出了各種可能的途徑。在這部著作中，我們所能體會到的不是行云流水似的思想脈絡，而是涂爾干始終在物質論與觀念論、經驗論與決定論、實證主義與唯理主義以及個體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的徘徊和友誼，以及攪擾其中的陣陣痛苦。

涂爾干理論當中最大的矛盾之處也在于對“社會建設”計劃的陳述，它在發出以上表示的同時，也指出：“我們應當制止這種失范狀態，找到一種使這種相互混戰的機構調和起來的方法。我們應該在這些關系里加進更多的公平因素，把不平等的外部條件統統消除掉，把我們的病根統統消除掉”。但這里所闡述的問題似乎是不能依靠社會自身來解決的，因為我們并沒有看到社會個群體之間達成“共識”的希望，不僅當時而且如今仍舊如此。那么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隱約感覺到“涂爾干主義”的空想特色了呢？而這些矛盾的根本就在于對社會本質的判斷。也許本文開頭對《社會分工論》一書的稱贊在目前的分析中顯得自相矛盾，但我要說的是，以上各部分對本書觀

點的批判絲毫不影響對它學術價值的評判，很多著作的價值不在于向我們提供了什么問題的具體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一個新鮮的問題或解釋框架（比如反還原主義的整體論和實證主義思想的具體應用），并指引著后來者繼續進行相關的思考，并不斷超越他們的思維。

最后，我們應當從對以上問題的分析中看到《社會分工論》一書的學術價值了，首先它提出了社會學最核心的話題，其次它給出了一種嶄新的解釋框架，再次它從一個側面詳盡闡述了社會與個體人之間的關系形態，最后它提出了其理論的意義所在。同時，我們還必須強調：雖然在對以上問題的分析中對本書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但這并不是說與本書觀點相悖的理論就是成立的；恰恰相反，正是前人這些值得批判和反思的具有極端色彩的理論路徑啟發了后人，使我們在學術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第二篇：《社會分工論》讀書筆記（本站推薦）

《社會分工論》讀書筆記

吳 鋒 濱

（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2）

[作者簡介]吳鋒濱（1988-),男，浙江金華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2010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學習和研究經濟社會學。

[內容摘要]《社會分工論》一書作為涂爾干的博士，奠定了涂爾干在社會學界的地位，在這部著作中涂爾干提出的思想理論成為其后來研究的來源之一。該書總共分為三卷，第一卷為勞動分工的功能，第二卷為原因和條件，第三卷為反常形式，本文對后兩卷的主要內容做了一個梳理。

[關鍵詞] 社會分工；原因；條件；反常形式

涂爾干作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論地位和思想影響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社會分工論》發表于1893年，它不僅僅是一篇涂爾干為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而提交的論文，更是他最初確立其思想理論的開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這部著作中，涂爾干即提出了“社會團結”、“集體意識”、“功能”、“社會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這些后來一直為社會學界所沿用、修正和爭論的概念，也通過對“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環節社會”與“分化社會”以及“壓制性制裁”與“恢復性制裁”的縱向二元劃分，探討了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概言之，涂爾干的社會學主義之基本立場在本書已出現端倪：一切存在與現象的根源，皆為“社會”（埃米爾·涂爾干，2008：1）。

第二卷的主要內容是社會分工的原因和條件，分為五章來進行論述。第一章，在結構上可以說是第二卷的一個引子，而內容上主要是批判了一種觀點，即社會分工源于人類持續不斷地追求幸福的愿望。本章圍繞“幸福”與“分工”，又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快樂的產生及分工受限，第二部分對幸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第三部分則講了兩種樂趣及快樂對分工的作用。在本章開頭，作者進行了一番論述與引題。“隨著歷史的不斷進步，分工也相應發展起來”，這是作者首先闡述的一個普遍事實。接著，作者指出，“分工的作用在于維持社會的平衡”，但這“絕對不是分工產生的社會原因”，分工還有潛在的“副作用”。接下來，作者開始引題，指出了通常的理論所認為的“分工的來源就是人類持續不斷地追求幸福的愿望”這一典型觀點，同時又依據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解釋，指出了“正是對幸福的需要才驅使個人日益走上專業化的道路”。為了檢驗這種觀點的“原因所在”，作者分三部分進行了批判，第一部分，主要提出了許多命題，即“快樂的產生要適當”“中庸理論”及“最高限度”。

快樂的產生要“適當”，“快樂并沒有伴隨著太強或太弱的意識狀態”，快樂不符合一種刺激規律，即“刺激太弱，則不會產生感覺；如果刺激超過了一定程度，它的增量也會產生越來越少的效果，直到人們完全感覺不到它”（埃米爾·涂爾干，2008：191）。在此，我聯想到了社會學上另一個概念，即霍曼斯的剝奪—滿足命題，或者經濟學上的邊際效益遞減規則，一個人在最近越是經常得到一種特殊的報酬（在此為快樂），那么該報酬的追加也是對于這個人來說，就越來越沒有價值。如果某人所占的資本不多，他就很難相應地增加自己的資本，也難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自己的境遇，經濟活動并沒有給他帶來快樂；同樣，如果某人所占有的財富太多，那么他在額外利潤里也不會發現快樂，他總是根據自己已有的財產來衡量這些利潤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提出了“純粹快樂的強度能夠產生變化的范圍是有限的”。

在文章的第193頁，作者提出了“中庸”理論，“刺激過多或過少都不會帶來快樂，只有千金難買的中庸才算是幸福的條件”，緊接著又說，“假使勞動分工在現實中為了增加我們的幸福而不斷進步，那么它本應該會像它所形成的文明一樣，早就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了，也就是說，兩者早就會止步不前了。既

然平庸的生活最容易得到快樂，那么要想使人類獲得這種生活，就不必毫無止境地追求所有刺激，這樣，人類就會史無前例地進入到一種停滯的狀態之中”（埃米爾·涂爾干，2008：193）。從而，反正了勞動分工的進步并非是為了增加我們的幸福。

緊接著，作者從四個方面論述了“最高限度”，“是什么限制了人類的幸福？就人類在肉體和精神的發展程度而言，始終存在這幸福的最高限度，是不可逾越的”（埃米爾·涂爾干，2008：194）。這四個方面分別是科學理論，道德準則，審美活動以及物質生活，作者強調了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個限度的，如果超過了這個限度，都會給我們帶來冷漠和痛苦。

第二部分，作者對幸福做了詳細的解釋與分析，區分了幸福不同于快樂，以幸福與自殺對比，指出了社會分工的原因不在于對個人幸福的追求，而在于社會環境。首先，作者認為，快樂與幸福是并存的，“我們感受到的快樂越多，痛苦也就越多。”“幸福是一種持續和普遍的狀態”、“快樂是幸福的一個因素，但快樂畢竟不是幸福”、“快樂常常是以幸福為基礎的。”接著，作者提出了“一種可以測量不同社會的情感強度變量的客觀標準和定量標準，我們同時就可以測量在同樣環境下不行的平均強度的變化，這個標準就是自殺的數量。”在對自殺現象的描述中，作者從利他型、利己型兩方面描繪了歐洲的“自殺分布圖”，指出了法國德國等國家分工程度高，同時自殺率也高，即說明了他們的幸福感低，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幸福的變化與分工的進步是沒有聯系的，我們的幸福并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而得到增長。”第三部分，作者點明了本章的主旨，“人們常常完全根據個人動機來解釋分工發展，根本不考慮任何社會因素”，從而暗示出社會分工的根本原因來自社會！

本卷的第二章是改卷的關鍵，涂爾干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的動態變化中才能找到解釋分工發展的真正原因。涂爾干在本書中指出“隨著環節結構逐漸消亡，組織結構漸漸產生了，繼而勞動分工也合乎規律地發展起來了”。作者認為環節結構的存在是勞動分工不可逾越的障礙，由此看來分工不斷發展的原因就在于社會環節喪失了自己的個性，分割各個環節的壁壘被打破了。我個人認為環節結構可以有很多含義，比如可以具體理解為階層、地區、職業等。關于社會分工的原因涂爾干在本節中有一段集中的描述“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是引起分工變化的直接原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夠不斷進步是因為社會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埃米爾·涂爾干，2008：219）。社會密度包括物質密度和道德密度，其中道德密度指“人們的相互結合及其所產生的非常活躍交換關系”。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社會密度的不斷增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人口密度不斷增加；

二、城鎮的形成和發展，城鎮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城鎮的形成也離不開道德密度的增加，如果僅有大量移民而道德密度沒有增加就不可能形成城鎮。比如，19世紀初美國淘金熱逐漸興起，大量人口由東部涌入西部在很多金礦附近聚居起來，然而，隨著淘金熱的逐漸冷淡下去，這些移民也逐漸散去，而很多移民聚居區并未形成城市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沒有固定的生產關系（或者說道德密度尚沒有增加到足以形成城鎮的程度）將這些移民固定在這些聚居區；

三、溝通手段和傳播手段的數量和速度的擴張等。溝通手段和傳播手段的多樣化消除或削弱了各個社會環節之間的隔絕狀態，促進了道德密度的增加。

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簡言之，就是人口的數量規模擴大。一般而言，社會越是進步，社會容量就越大，勞動分工也就越發達。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就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質產品同時隨著社會進步社會只能逐漸趨于專業化就要求分工不斷發展。另一方面，涂爾干指出僅有人口數量規模的擴大而個體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增加也同樣不能引起分工的變化，這從西歐先于人口相對集中的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可見一斑。在中國和俄國，勞動分工并沒有隨著社會容量的增大而得到發展。這是因為，如果社會密度沒有在同一時期按照同樣的比例增長，容量的增長也不能成為進入高等社會的標志，正是因為如此涂爾干在后面引用斯賓塞的說法特別強調“社會容量的增加之所以能夠影響分工的發展，并不是因為它決定了分工的發展而是因為它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埃米爾·涂爾干，2008：220）。

如果說隨著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的增加，勞動逐漸產生了分化，這并不是因為外界環境發生了更多變化，而是因為人類的生存競爭變得更加殘酷了。達爾文說得不錯，兩個有機體越是相似，就越容易產生激烈的競爭。同樣的需要，共同的追求目標使他們每時每刻都陷入一種互相敵視的狀態中。換言之，競爭的人數越多，對匱乏資源的欲望越強，戰爭就會越激烈。當然，如果他們的生活或者生存方式不同，就會互不妨礙，因為相互遭遇的機會越少，相互沖突的機會就越少。人類也是如此，在同一個城鎮里，各種不同的職業可以同時存在，互不侵害，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戰功，牧師追求的是道德權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權力，資本家追求的是財富，科學家追求的是學術聲譽，但是，各種職能越是比較相近，接觸點越多，也就越容易產生沖突。所以，不同地界上的同種只能往往會產生競爭，而且競爭的激烈程度與這些職能的相近程度成正比例的關系。如果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任何社會群體不斷接種的趨勢，特別是人口增長的趨勢最終決定了勞動分工的發展。社會成員越多，這些成員的關系就會更加密切，他們的競爭就會越殘酷，各種專門的領域也會迅速而又完備地產生出來。

第三章論述了集體意識逐漸形成的非確定性及其原因。本書的前半部分認為，隨著分工的不斷發展，集體意識變得越來越微弱，或者說，正是因為這樣，分工成了團結的主導因素。但是，集體意識和分工進步的原因是相互矛盾的，分工發展越緩慢，集體意識越明確；分工迅速，集體意識越薄弱。分工的產生與發展的原因在于個人具有變化的可能性，在斯拉夫人，希臘，羅馬和卡比爾都可以找到相關的例子。同樣，社會生活也有同樣的現象發生，宗教也是一種共同意識形式，但只有在他失去了某些權威以后，哲學才能產生，宗教也是一種集體意識，而哲學可以看作是一種分工與進步，它的出現影響了宗教這種集體意識功能的發揮。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那些集體情感是如何在各種不同的裝扮下，阻礙著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發展。在各種次要因素中，首要的次要因素就是個人相對于群體而言，逐漸具有了自己的獨立地位，群體允許他們自由的發生變化，針對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增加，涂爾干做出了具體分析。首先，越是較小的社會，因為每個人的生存條件都大致相同，導致他們意識狀態也表現出了同樣的特征，個人意識融匯為集體印象，集體印象是固定的，明確的，但是當社會擴大以后，共同意識就會變的抽象，具有共性。這是因為社會擴大后，就覆蓋了較大的范圍，集體意識為了適應這一切，也必須變得抽象，人們的生活環境也不是處處相同的，這導致個人印象五花八門，集體印象也抽象起來。比如宗教力量起初只不過是事物的特征，但后來它們遠離了這些事物，被物化了。這樣的結果就是共同意識越普遍，越會給個人變化留出地盤。集體意識越理性，個人的變化也會得到允許。集體意識朝著更理性的方向發展，它的強制性色彩也就會越來越少，也不再阻礙個人的自由變化和自由發展了。其次，共同意識的形成是非常緩慢的，要想形成普遍化的或結晶化的行為模式或信仰，就必須經歷一個漫長的時期，要想失去這些行為模式和信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共同意識幾乎完全是過去時代的產物。集體意識的權威也是有傳統權威造成的，權威越明確，環節社會就越明顯，并且在它們依靠地域和家族存在時，個人被牢牢地維系在本土范圍內，一則是因為他必須依附與這種關系，二則是因為他不能到別的地方去。血緣關系成為了最重要的力量之源，每個人都圍繞著它。所以有一條普遍規律：社會結構的環節特征越明顯，越會形成龐大的，密集的，不可分割的和與世隔絕的家族。

再次，社會擴大，逐漸密集，也就越難控制人的分化。比如，在小城市里，個人非常難擺脫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的習俗的限制，在大城市則相反。這是因為人們與公共輿論聯系越緊密，越容易受到監視。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的時候，如果有人稍有一點閃失，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并立即遭到制裁。古語“人海之中，最易藏身”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最后，涂爾干指出了機械團結與環節社會類型之間存在的聯系。他認為，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結構能夠使社會把個人牢固的維系起來，使個人緊緊地依附于家庭環境，既而依附于傳統。所以結構不僅為社會范圍劃定了界限，而且也使這種界限變得更為具體和準確。因此，這些純粹的機械原因把個人人格吸納進了集體人格，假如個人人格有一天脫離了集體人格，其原因也莫過如此。

接下來的部分論述的是社會分工的次要因素，即遺傳性。這部分給我最大的感覺是邏輯非常難以理清。遺傳性對社會分工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遺傳性對社會分工的作用在不斷的減弱，要想勞動分工真正得到發展，人們就應該逐漸擺脫遺傳的桎梏。作者在文中指出，遺傳性對社會分工起阻礙作用的原因來自于遺傳性的兩個特征：保守性和穩定性，同時，作者給出了遺傳性在社會發展中重要性降低的原因—不受遺傳性影響的新的行為方式的產生，遺傳性已經不能夠為我們提供生存所需的各種武器了。在書的第271頁，作者同樣用職業遺傳的例子來批駁——有些職業能力是從遺傳而來的——這一觀點。作者指出想證實遺傳的確實作用，僅僅說明父子之間具有同樣的學術天分是不夠的，還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家庭環境的影響等。然而，作者在書中的第277頁提到“這些智慧和感情都是與生俱來的。”顯然這個觀點是作者想當然的給出來的，同樣作者沒有排除掉家庭的影響，另外，在書本的第274頁“只有數學的思維能力和音樂的感受能力才是與生俱來的稟賦，是從父母那里直接繼承下來的。”這個觀點也有待考究。

在本卷的最后，作者進行了一個總結，闡述了社會分工與生理分工的重要區別。在有機體中，每個細胞都有自己比較明確的職責，很少發生變化。在社會中，各種工作的分配形式卻很容易發生變化，生理分工在段時間內具有穩定性，固定性，嚴密性，有比較明確的職責，很少發生變化；而社會分工則具有可變性，延續性，其分工程度越發展，它的靈活性和任意性就越大，它的復雜性越大，彈性也越大。人類的發展主要收社會因素的支配，隨著社會元素和社會密度的增加，相互結合的群體也越多，人們之間就越容易產生相互作用，而這些相互作用的結果勢必會超出有機體的范圍，從而個人逐漸擺脫了有機體的支配力量，而主要受社會因素的支配。人們的分工越細化，相互間合作程度也越高，人類個人人格，自我意識，精神生活也更加發達，即人類的社會性也越強。因此，涂爾干甚至認為，與其說個人是社會的創造者，還不如說個人是社會的產物。

涂爾干在對社會分工進行功能分析時，區分了常態分工和變態分工，分別考察了前者對社會團結的正面功能和后者對社會整合的負面影響。涂爾干具體分析了如下三種反常分工：失范的分工，強制的分工和不協調的分工（侯鈞生，2006：48）。失范的分工往往會導致社會對個人的行為缺乏法律道德的約束，對分工產生的新角色的規范模糊而不詳盡，結果是社會成員喪失了知道他們行動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觀，從而導致社會失范和有機團結的發展。涂爾干認為，社會分工要想產生有機團結光靠人們遵守社會規則，各行其則還不夠，他們之間的責任還必須相互適應和平等分配。然而，當這些社會規范不再與事物的真實狀態想呼應，不再具有自身的道德基礎時，它就會表現為外部的強制，由此產生的分工是一種病態的強制分工。強制性分工是一種不平等的分工，它往往會造成偏離有機團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如由財產繼承引起的不平等，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加劇社會沖突，從而威脅社會秩序，只有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消除不平等達到公正合理的條件下，才能實現有機團結。涂爾干指出的最后一種變態分工是不協調的分工，它是由不適當的分工組織的出現導致社會成員行動不和諧，勞動積極性缺乏所產生的。他認為，如果社會成員的老公更加集約化，組織化，分工組織組織之間的關系更加持久、和諧，那么他們之間更容易產生相互需要和相互依賴感，從而加強社會團結；反之，就會損害有機團結。

涂爾干對社會分工的論述，雖不能代表其全部思想，但我們可以看出，在這部著作中，涂爾干是從法的角度來具體闡釋集體意識的社會作用的，社會結構還仍然充滿了濃重的斯賓塞色彩和強制性意涵，正如涂爾干所說，“勞動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這種功能分工方式提高了生產率，而在這些功能彼此緊密的結合，也就是說，沒有這些功能，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事實上，勞動分工所產生的道德影響，要比它的經濟作用顯得更重要些；在兩人或多人之間建立一種團結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

第三篇：《社會分工》讀后感

《社會分工論》讀后感

《社會分工論》發表于1893年，是涂爾干的博士論文，也是他確立前期思想的奠基之作。在本書中涂爾干提出了“社會團結”、“集體意識”、“功能”、“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社會容量與社會密度”等等這些被后來的社會學一直沿用和爭論的術語，也通過對“機械團結”“有機團結”、“環節社會”與“分化社會”以及“壓制性制裁”與“恢復性制裁”的縱向二元劃分，探討了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同時本書也是涂爾干意圖運用社會學的獨特方法的初步嘗試。該書的主題是勞動分工帶來了社會的現代轉型問題，在分工的條件下現代社會呈現了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特質。簡言之，傳統社會中由于人們之間相似性導致社會呈現機械團結的面貌；而勞動分工使得人與人的差別越來越大，每個人對他人也就越來越依賴，從而形成一種有機的社會團結。

這部著作中，涂爾干是從法的角度來具體闡釋集體意識的社會作用的，社會結構還仍然充滿了濃重的斯賓塞色彩和強制性的意涵。

社會學研究并不單單是以利益出發的，不管是個人利益還是集體利益，它所關注的是能夠將個體維系起來的社會紐帶，即涂爾干所說的具有道德特性的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涂爾干批判了古典經濟學和古典法學把分工研究完全建立在“私利”與“公益”，或者是“私法”與“公法”基礎上的研究取向，并反其道而行之，深刻揭示了分工形成的社會根源以及分工特有的社會功能。

涂爾干為本書撰寫的《第二版序言》對諸多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了澄清。首先，是對社會急劇變遷所導致的欲望膨脹、行為偏差和社會混亂的失范問題的討論；其次，是對如何消除社會病態，恢復正常秩序的整合問題的探索。并為擺脫社會危機開出了一個救市良方：即通過職業群體或法人團體的組織方式徹底拯救日益敗落的倫理道德，并以此搭建起一個功能和諧與完備的新型社會。

失范現象或反常現象是涂爾干社會思想中的一道難解的謎題。實際上，這也是涂爾干社會思想始終面臨的困境。涂爾干拒絕將各種反常現象看作是社會分工自然造成的結果，同時也剝奪了研究反常現象之社會根源的權利。涂爾干以社會本質主義為基礎構建的倫理大廈，不可避免地需要以純粹的社會整合作用作為支架。然而，一旦它遇到社會變遷及其連帶的“反常”現象的強烈挑戰，便不能不面臨大廈將傾的危險。

在這部著作中，我們所能體會到的不是行云流水似的思想脈絡，而是涂爾干始終在物質論與觀念論、經驗論與決定論、實證主義與唯理主義以及個體主義與本質主義之間的徘徊和猶疑，以及攪拌其中的陣陣痛苦。

涂爾干在為本書撰寫的第一版序言中說道：這本書是根據實證科學方法來考察道德生活事實的一個嘗試。同其他事物一樣，道德事實也是一種現象。這些現象構成了的各種行動規則，并可以通過某些明顯的特征而得到的認識。由于人類行為總是與某些外在的力量發生聯系，這就會導致一種決定論傾向，就像那些內在于我們和外在于我們的事物一樣，是不可知的。然而，這并不能否定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的可能性。

涂爾干在本書中指出，分工現象不僅在工業、農業、商業中普遍存在，還在大多數的社會領域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政治、行政和司法領域的職能也越來越呈現出專業化的趨勢，科學和藝術也是如此。勞動分工已經漸漸地成為了社會秩序最重要的基礎。然而，社會一方面愿意驅使人們不斷專業化，另一方面又總是擔心他們過于專業化。

涂爾干認為，高等社會若要維持自身的平衡，就必須實行分工。人們之間的相互吸引已經越來越難以產生這種結果了。分工不僅能夠展現出我們所確定的道德特征，也可以逐漸成為社會團結的本質條件。

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有它的現實意義，尤其是社會學理論。聯想到當今的中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我覺得就是存在集體意識薄弱這一問題。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當時的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在新中國初期，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當時的集體意識（是否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仍然是機械團結下的社會？）。而在現代社會，或者說90年代后的中國，儒家思想早就被打倒了，至于共產主義，雖然官方仍在強調，但我看不到它在民間還有多大的地位。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抽象價值原則在中國又沒有得到完整建立。所以說，現代中國并沒有一個完善的集體意識。而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分工帶來的經濟性依賴也不是太強。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我看以現在尤甚。如果放任不管，依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迪爾凱姆所說的社會解組并不是沒有出現的可能。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呢？迪爾凱姆也做出了一些論述。我覺得在現在有重要意義。他在針對治療有機團結的破壞時提出，應全面加強社會道德規范的調節功能，建立一種與社會分工結構相適應得多層次的社會道德體系。雖然做起來有難度，但現在我們應該格外注意

第四篇：社會分工論讀書報告

《社會分工論》讀書報告

一、全文概要

《社會分工論》從結構上分為導言與三卷正文，分別為第一卷——勞動分工的功能、第二卷——原因與條件，以及第三卷——反常形式。

其中導言揭示了寫作的目的，作者認為萬事萬物都存在分工的現象，而分工也是社會最終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從而強調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

第一卷——勞動分工的職能，共有七章。第一章以確定功能的方法為題，以兩性關系作為例子引入，指出差異的存在是相互需要的前提，也是有機結合得以形成的關鍵。而隨著社會進步，社會分工不斷深化，因此需要法律規范進行相應的約束。

第二章與第三章則是分別以壓制法對應的機械團結及恢復性制裁對應的有機團結為主題，論證了一個觀點，即在以集體為主體的社會里，是存在以集體意識為社會紐帶的現象，社會之所以能夠緊密連接在一起必須建立在個人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個性，求同存異的情況下。在這個前提下，個人的意識行為關聯著社會共同的利益，因此任何違反集體意識的不當行為都可能會得到一定的制裁。

第四章到第六章為一個連續的論證過程，隨著分工的不斷深化，群體之間的差距縮小，而個體之間的區別會更加明顯，分工的模式會趨于有效率的一致，從而促進了整個社會文明的進步。文明的進步必定導致個人意識的覺醒，因此機械團結逐漸無法適應發展變化的社會；相反有機團結則逐步顯現出其遞增優勢，最終會淘汰機械團結成為新型的連接方式。

第七章則是對第一卷的總結，同時介紹了有機團結與契約團結。

第二卷——原因與條件，作者在開始討論分工的原因及群體幸福感的來源，指出社會容量和社會密度是分工變化的直接原因，而社會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會容量的普遍擴大則是分工進步的原因。之后第三章集體意識不確定性的形成及原因指出集體意識的淡出與法律意識的增強，第四章遺傳性與第五章結論則指出了原發性的遺傳作用影響了社會功能的分配，總結了第二卷的主要內容。

第三卷——反常形式，主要是通過列舉各種分工失常的案例來展開的。第一章失范的分工，通過工商業的危機破產為例，指出不當的分工會割裂科學的統一性，不僅無法產生團結，《社會分工論》讀書報告

還會導致失范。第二章強制分工，提出分工常見的另一誤區即是個體的分工并非按照個人意愿，而是強制性的安排，從而導致了效率的低下。第三章另一種反常方式則指出了環境的變化會產生變數影響分工的質量，提出了不確定性。而結論作者總結了整部著作一直圍繞的話題“社會”與“分工”，指出分工本身的道德性，并認為新的適應社會的道德規范需要被建立。

在這本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社會團結”、“集體意識”、“功能”、“社會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的概念，而這些概念在后來的社會學研究中不斷地被沿用、修正以及爭論；這些概念相應地也對“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環節社會”與“分化社會”以及“壓制性制裁”與“恢復性制裁”進行了縱向的二元劃分，研究了社會歷史的基本規律。

二、本文論證結構

本書的章節行文基本采用了“總—分—總”的論證方式進行分析，使內容綱目清晰，層次并然。

而總文則以“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列舉個例—探求新問題”的路線，在第一卷分析社會分工的背景，提出社會分工的必要性，第二卷則探討了社會分工的原因與形成條件，第三卷以反例為主分析分工反常的原因，最后于結論中提出了新的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是否應該以新的道德規范去適應團結與分工？

除此之外，作者在寫作中也大量運用了各種論證方法，如正反例證、舉例論證、對比論證、引用論證、類比論證與下定義等方式，使觀點鮮明，案例形象具體，同時使行文流暢，邏輯清晰。

三、本文理論框架

基本概念

功能：勞動分工的分析概念、運動與有機體相應需求的關系。

法人團體：指那些由從事同一種工業生產而單獨聚集和組織起來的人們所構成的群體，它為組成團體的人們提供道德約束、職業倫理及規范體系。

機械團結：在勞動分工較低的傳統文化中，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從事相似的的職業，共同的經驗和共享的信念使他們相互結合。是相似性的緊密聯系。社會是個幾無分化的同質體，社會與個人的關系也是直接的，其成員之間的團結可稱之為機械團結。

《社會分工論》讀書報告

壓制法：建立在犯人的損失與痛苦之上，具有壓制性，例如刑法。

有機團結，或譯為有機連帶，是一個社會學術語，用于描述一種依靠相互依賴的集體意識，當社會有較復雜的勞動分工是，就會顯現這一特性。它與機械團結相對。

集體意識：集體意識是指的是成員對集體的認同態度。（與歸屬感和認同感相聯系的現代組織意識）

犯罪：一種觸犯了強烈而又明確的集體意識的行為。

說明原則

全文圍繞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展開。因而可作為本書的理論框架進行分析。

涂爾干認為，在以共同意識為社會紐帶的機械社會里，社會的壯大是以犧牲個性為基礎的，在傳統社會中，集體意識是維護社會團結的重要作用，而壓制性制裁往往存在于機械社會里，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對觸犯了集體利益的犯罪行為進行殘酷的制裁。但社會分工的逐漸深入使得社會團結的紐帶發生變化，集體意識隨個人意識的覺醒而變弱，社會分工開始走向更加文明進步的方向，與此相對應的是恢復性制裁，其以社會利益為出發點，使得物權形成的規范形成了統一的系統。

四、本文解釋效力

論證結構的合理性：

本書的章節行文基本采用了“總—分—總”的論證方式進行分析，使內容綱目清晰，層次并然。除此之外，作者在寫作中也大量運用了各種論證方法，如正反例證、舉例論證、對比論證、引用論證、類比論證與下定義等方式，使觀點鮮明，案例形象具體，同時使行文流暢，邏輯清晰。

基本概念的適用性：

書中的很多概念，放眼今天仍然有很多借鑒的意義與實用性。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壯大，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群體之間的差異在不斷地縮小，個體之間的差異卻在不斷地變大，這源于個體意識的深入人心。因此，當獨立意識日益強化的今天，集體意識已經不再適用于當前社會，原始的“氏族環節社會”在逐漸消失它的地位，并將被新的社會組織給替代。這也正如作者一開頭所說，社會并不是因為許多相同的個體而存在，相反，它的存在意味著許多不同元素的集合與相互作用，這種情形決定了在日后的社會發展中，個體的地位如何將逐漸不再取決于他在群體中的連帶關系如何，而是取決于他在群體中所具備的功能，這也印證了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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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才緊缺，良將難求的局面。所以，在當前正蓬勃發展的新中國中，拒絕個體覺醒則是拒絕發展，機械團結的局面必將逐漸衰落，有機團結會呈現增長的趨勢。

五、思考與批判

一、《社會分工論》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1893年的博士論文，是其開山之作。一開始他就顯示了他反對單一的功利主義思維的立場，他指出社會是多元的，是由種種矛盾的部分組成的，是要適應相互矛盾的種種需要的，必須有一種限定與平衡。他選取的題目是一個經濟學的對象，但他卻要從其中找出非經濟的內核來。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勞動分工并不是純粹經濟現象。

而如今，兩百年過去，迪爾凱姆的理論雖然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特別是對于當代中國面臨的轉型問題來說，很有借鑒意義；但放至如今社會階級矛盾日益緊張的時刻，卻略顯時代局限性。面對社會矛盾，我們不僅可以從勞動分工的方面思考，更可以從多個角度去考量。社會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一體的，跳脫出這個界面，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則經常扮演一個整合者、監督者的姿態。要解決新時代獨立意識到來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尋求新的道德規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就像每個時代特有的動蕩時期一般，社會要真正適應新興的團結形式，只從個體評判者的角度做工作不可取，需要綜合多方面考慮，進行換位思考，建立獨立的個體與龐大的集體之間新的利益交接點，讓個人最終能回到社會中進行運作，才能真正長久地解決社會分工中產生的矛盾與沖突。

二、不能、也不要拒絕差異，是本書給我的最大禮物。這無關學術性的內容，卻與我個人的心理歷程有關。或許每個人都曾經想過，如果我能夠再完美點該多好。然而在有機團結的社會里，社會并不是由某些同質的和相似的要素復合而成，而是成為了各種不同機構組成的系統，其中，每個不同的機構都有自己的職能，而且它們本身也是由各種不同的部分組成的。正如萊布尼茲所說，世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社會因為差異而團結，人因為差異而共存，如果每個人都一模一樣，自然無所謂美丑高矮胖瘦，但像迪爾凱姆所說那樣，人因改變與進步而快樂，我們又從何體驗自身不斷提高的幸福呢？既然無法拒絕，那就坦然接受。接受自己是無法取代的個體，社會與自我才有不斷發展的可能性。

第五篇：迪爾凱姆《社會分工論》讀后感---從《社會分工論》看集體意識

從《社會分工論》看集體意識

迪爾凱姆的偉大之處在于，他能從經濟現象中，發現社會性和道德性的規律。很多人把關于兩種團結的敘述看作本書的最大成就，但我認為，《社會分工論》最重要的發現在于對集體意識的發現與敘述。

歷來的社會學家或者說社會哲學家都喜歡探討一個問題，即把個體聯結為社會的紐帶是什么。諸如盧梭的理性契約，斯賓塞的自由競爭，孔德的社會強制力。但是上述幾人的觀點都有明顯的漏洞。如果維系社會的是理性契約，契約必須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那么沒有簽訂契約或不愿簽訂契約的是不是沒有維系社會的義務？如果是自由競爭，那么怎么解釋競爭薄弱的社會？如果是社會強制力，那么又怎么解釋人對社會的依附感？

所以我認為，迪爾凱姆在本書中提出的集體意識，才是正確的答案。集體意識這一概念在迪爾凱姆的思想中占有的地位，在我看來幾乎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失范、自殺，和晚年的對宗教的研究，都比不上集體意識的學術地位和現實意義。他在本書中給集體意識下了這樣的定義：一般社會成員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總和。

迪爾凱姆是在分析犯罪時提出集體意識這一概念的。在第二章中，他對犯罪的概念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幾種假設：對社會產生了危害的行為、同時受到社會壓制的行為、受社會成員共同譴責的行為，對集體感情的危害，等等。但這幾種假設都被迪爾凱姆自己否定。最后他提出了集體意識這一概念，并指出，犯罪是觸犯了強烈而又明確的集體意識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迪爾凱姆指出，集體意識的基礎并沒有構成一個單獨的機制，它是作為一個整體散步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但它又具有自身的特質，并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實在。迪爾凱姆還發明了一個技術性的表達方式，特指由社會相似性構成的總體。但是迪爾凱姆又說，社會相似性在不同的社會發生著變化。在機械團結占主導的社會，人的相似性非常大，而在有機團結占主導的社會，人的相似性則非常小。所以在不同的社會，集體意識也發生著變化。這就涉及到集體意識的發展。

在“機械團結”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集體意識駕馭著大部分個人。甚至可以說，集體意識是維系社會的唯一因素。同樣的宗教、同樣的信仰、同樣的價值目標、同樣的行為規范、同樣的道德標準甚至同樣的情緒情感，集體意識是如此的龐大，以至于在古代社會，隸屬于共同情感的個人幾乎相近或相似。

無疑在有機團結的社會里，集體意識的作用已經大大降低了。分工形成的經濟依賴成為了更為物質化的紐帶。可是在個人分化的社會里，共同的集體意識也繼續對社會團結發生作用，它加強并鞏固了經濟依賴所造成的聯系。分工的發展導致了有機團結的出現，可并沒有消滅共同的集體意識；它只是降低了集體意識在日常生活微小調節中的重要性。這就為個人的主動性和社會的異質性留下了空間。換句話說，在機械團結的社會，巨大的集體意識囊括了人們的所有生活，人們對日常生活的看法也都是相似的。而在有機團結的社會里，集體意識只關乎“大節”，只對人的基本精神和道德進行相似性維系。這讓我聯想到張之洞的《勸學篇》，雖然我沒有看過原文，但看了《走向共和》后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中國的集體意識了。在張之洞之前，儒家思想就貫穿了人們的所有生活，而張之洞時的清朝，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我們可不可以說，這個“體”就是迪爾凱姆所指的集體意識在有機團結中的作用呢？

從迪爾凱姆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時代有人擔心分工會導致人們逐漸完全與基于道德一致的社會聯系相脫離。可迪爾凱姆打消了這種擔憂。他說：全社會共有的道德規則的持續影響作為一種潛在的非契約關系是增長了的專門化和物質性相互依賴的結果。集體意識提供了支持契約關系的非契約性道德的基礎。

如迪爾凱姆在后面的章節中提到的，他仍然對社會解組存在著擔心和憂慮。一旦社會道德規范的調節作用發生了故障，社會聯結紐帶會出現松弛和斷裂。如果僅從道德的層面上來考慮集體意識，那么在宏觀的層次上，可以說在現代復雜的社會中，道德的相似性僅是抽象價值層次上的相似性，而不是具體標準上的相似。即在抽象的道德原則上，有一種廣泛的一致，但在一種復雜的有機社會的各種各樣的群體中，對這些一般性道德原則的解釋和運用也存在著差異。也許在迪爾凱姆看來，這種枝節性的差異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按照現代人的理解，具體的解釋和運用道德涉及到各個社會群體的文化差異，所以在一定范圍內是允許存在的。

那么對于這個問題作一個總結吧。集體意識在過去和現在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它仍然是一般社會成員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總和。所不同的只是它自身范圍的縮小和作用的減弱。下面再討論一下集體意識和共同意識。對這個問題我是有一些疑惑的，因為迪爾凱姆在第二章這樣寫道：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照此看來共同意識只不過是集體意識的另一種說法，么這個問題并沒有討論的價值。可是在后文中，迪爾凱姆又多次用共同意識這一說法，又與集體意識有所不同。究竟該怎么理解呢？姑且讓我把共同意識理解為迪爾凱姆在第三章的最后所說的“第一種意識”。因為共同意識更傾向于信仰和感情的共同性，那么它就更應該存在于機械團結的社會中，且發揮著主要的維系作用。

這樣看來，按照迪爾凱姆所說的，共同意識使個人和個人所在的群體“完全是共同的因此個體失去了個性，失去了“自己”，而只是社會在個人之中生存和活動。而集體意識這里指的是與共同意識相對的集體意識，雖然我不確定迪爾凱姆是否真的將它們對立能把個人的人格和特征都表現出來，使個人“成為個人”。

進一步理解，現代社會的集體意識似乎脫離了共同意識而單獨存在，它與個人意識也不再矛盾。構成它的相似性的比重逐漸降低，而分工造成的團結感的比重卻在升高。

結感理解為分工帶來的物質性依賴造成的心理上的習慣性。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體意識類似于吸毒后的“心癮”。吸毒者的身體對毒品本身有依賴，但即使戒除了毒癮，心理上仍然覺得自己還有依賴毒品。個人因為經濟上的需要對社會存在依賴，久而久之，忘了起初依賴的原因，而認為個人天生是依賴于社會的。這種經濟之外的依賴感，了現代社會的集體意識。也許我這樣想是褻瀆了大師，但我水平有限，也只能做這樣粗淺的理解。

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有它的現實意義，尤其是社會學理論。聯想到當今的中國，題層出不窮。我覺得就是存在集體意識薄弱這一問題。在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當時的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在新中國初期，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當時的集體意識否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仍然是機械團結下的社會？^_^）。而在現代社會，或者說

中國，儒家思想早就被打倒了，至于共產主義，雖然官方仍在強調，但我看不到它在民間還有多大的地位。自由、平等、公正等西方抽象價值原則在中國又沒有得到完整建立。

現代中國并沒有一個完善的集體意識。而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分工帶來的經濟性依賴也不是太強。孫中山先生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我看以現在尤甚。如果放任不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么迪爾凱姆所說的社會解組并不是沒有出現的可能。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呢？迪爾凱姆也做出了一些論述。我覺得在現在有重要意義。

療有機團結的破壞時提出，應全面加強社會道德規范的調節功能，建立一種與社會分工結構相適應得多層次的社會道德體系。雖然做起來有難度，但現在我們應該格外注意。我那似乎”，————卻這時的集他就會似乎就成社會問（是90年代后的所以說，依舊他在針對治 我在這里將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