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序良俗：社會和諧的基石

公序良俗：社會和諧的基石

楊昌茂

社會要和諧，就要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并擁有維護良好公共秩序的機制。沒有社會的安定有序，和諧就無從談起。社會要和諧，還必須有良好的習俗和行為規范，并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也就是說，社會和諧，必須要有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公序良俗，是社會和諧的兩大基石。

一

“人類可以沒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沒有秩序而有自由”。(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頁)良好的秩序是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胡錦濤同志在闡述和諧社會建設目標時指出，安定有序，就是社會組織機制健全，社會管理完善，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保持安定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沒有社會的公序，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秩序離不開規則，只不過不同時代，規則有所不同。在計劃經濟時代，“規則”某種程度上更傾向于“政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實施；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則”則表現為一種“契約”，即相關利益群體集思廣益、反復博弈之后達成的需共同遵守的“游戲規則”，其既非計劃經濟時代的命令，也不體現某一特定利益群體的利益，而是各方均衡博弈后有益于社會進步與和諧運轉的結果。市場經濟離不開規則，越成熟的市場經濟，其規則便越為完善，而缺乏規則或僅有粗糙規則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大量社會失范。

規則的建立健全側重點是解決利益關系失衡問題。市場經濟激勵效率而易造成失衡，社會運行應該遵循的原則應該是“扶貧濟弱，提倡公平，讓社會和諧發展”。這樣的規則應該是對落后地區，對弱勢群體無條件的傾斜。如果這樣的規則操作缺乏有效的實施，必然會導致整個底層人員的心理差距，從而引發不滿與沖突。如果想要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解決利益關系失衡的規則的建立健全，必不可少。

解決利益關系失衡，協調利益關系，政策、措施很重要，機制更為根本。可以說，社會不公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無例外地存在這個因素。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一個頑癥，是與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遷中發生的嚴重不公，是與利益被損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有直接關系的；民工權益屢屢被侵犯，求總理幫忙討工資，也在于他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渠道的機制。社會和諧并不是沒有或很少有矛盾與沖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沖突，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不至于束手無策，同時能夠表現出很強的解決沖突與糾紛的能力。在近些年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及其處理過程中，我們依稀看到了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沖突的模式正在開始顯現：SARS暴露了從信息控制到公共衛生體制一系列的弊端，最終有關災難的信息披露制度開始形成；孫志剛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強大社會輿論，最終導致了實行了幾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廢除以及對于社會歧視的關注；而由拆遷導致的社會抗議在很多地方也成為改革拆遷辦法的直接動力。現在的問題是，需要將這些有益的嘗試加以制度化，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長效機制，逐步形成順暢的民意溝通機制、有效的矛盾調處機制、便民利民的服務機制、公正的司法機制、完善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的責任追究機制。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進行制度建設，是因為制度能夠提供和保證秩序，提供和保障穩定，提供和保證激勵；沒有制度，我們就無法生存，這是一個公認的真理。

二

良俗，即善良風俗，系指為社會、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會所尊重的起碼的倫理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帶來社會利益格局的巨大調整，經濟成份的多樣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客觀上形成了人們思想觀念和思想方式的多元化。我們的和諧是面對多樣性、并且積極有效地引導多樣性的和諧，是面對復雜的矛盾、并且妥善處理復雜矛盾的和諧。這樣的和諧，不是簡單粗暴地壓抑和消解多樣性，而是運用大智慧，積極引導、協調、提升和規范多樣性，在多樣性之間求溝通、理解、對話和融洽，進而從中提煉出社會的“良俗”。正因如此，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即是為人們判斷是非曲直、確定價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準則。

我們倡導的“良俗”，一是必須切合實際。中外歷史上有許多仁人志士曾致力于理想社會的構建。在他們的經驗教訓中，有一點非常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就是所追尋的理想社會的模式不能脫離社會現實。把個人、社會以及國家的道德標準立得過高，過于理想化、抽象化，是無法實行和推廣下去的。無論是儒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大同”理想，還是道家“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的和諧追求，均帶有相當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我們需要的“良俗”就象“八榮八恥”一樣，既簡練地涵蓋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容，又切合改革開放的時代實際，這應是“良俗”建設的標桿。二是必須兼容并收。當今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已經越來越多元化，這是不爭的事實。誰也無力、無法再倒退到以往那種一元化的局面，誰也無力、無法用扣帽子、大批判或高壓手段來斬除、消滅被認為離經叛道的社會思潮”。我們應善于兼容并收，博采眾議，因勢利導，以理服人。在多樣性之間求溝通、理解、對話和融洽，進而從中提煉出民族的向心力和前進動力，達到“和而不同”，進而在“和而不同”之上追求超越“不同”的“大同”，倡導社會起碼的倫理要求。三是“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良俗”中應有之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一方面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所作出的論證；另一方面是價值的追求。追求追求勞動者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追求擺脫社會的各種不公正、不平等的現象，實現“天下為公”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和諧的人際關系；追求從自然界的束縛和社會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獲得的自由，勞動的解放，富足的安定的生活，人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的真正的解放。這一理想既是對人類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又提出了一個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人們值得為之奮斗的價值目標。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把“公平正義”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賦予這一價值目標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說：“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只有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人們的心情才能舒暢，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才能協調，人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溫家寶總理也特別強調要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

三

權利是和諧社會的阿基米德支點。和諧社會與權利保障之間具有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只有社會成員的正當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才可能有社會和諧可言；另一方面，只有和諧社會才有能力使所有人的正當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兩者相依相生，在循環之中互動不已。不過，兩者的互動關系并非自發進行的，需要以一定的公序良俗，還需要以一定的制度為保障，其中加強權利保障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權利的保障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對普通民眾來說，民主意味著關注、參與公共生活（政治的、經濟社會的、文化的等）的權利。首先要從制度上切實保護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不使這些可貴的權利受到壓制，甚至遭受打擊。公眾參與是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缺少公眾參與，民主、法治都將是空中樓閣。也只有從制度上切實保護公民參與的積極性，才能從根

本上扭轉“遇事躲著走”的委瑣的精神風貌。當我們為在突發事件現場圍觀而不采取積極行動的“沉默的大多數”而痛心疾首時，我們應當想到因為參與權被忽視，公序良俗已經備遭蹂躪，“自保”成為必然。只有從微觀體制上保護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社會風氣，刷新民族的精神風貌。

其次是公共生活的知情權。暗箱操作是社會生活中許多弊端的一個病根，是社會的毒瘤。暗箱操作、潛規則盛行不僅導致重要社會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導致腐敗現象的廣泛發生，更重要的是，它成為瓦解制度和規則，從而瓦解社會生活基本秩序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要素。因此，除了真正的“國家秘密”外，其他一切有關權力行使的信息都要向公民開放，一切國家機關尤其是行政機關有義務答復任何一位公民的詢問。政務信息不是當政者可以擁為已有，進而謀取私利、愚弄公眾的工具。憲法保障了每一個公民參與公共生活的平等權利，包括對公共事務的建議權和批評權。保護批評權是頭等大事。一方面要嚴懲打擊報復者，確保批評者不被打擊報復；另一方面要嚴懲各級說謊者，令其政治上破產。實際情況是，公開了的批評也是“稀缺品”，因而在公共話語體系中批評性的真話難覓。沒有批評不可能建成和諧社會。保護批評者，公開批評意見是改善社會生態、提升社會形象的急務。這也是公眾參與的意旨所在。我們應當確保公民在公共生活方面的知情權；同時，在制定政策時、在行政時應當能夠聽到民眾的聲音，使每個人都能夠分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各個階層的人們都有充分表達他們的愿望、訴求的渠道和途徑，都有以公開、合法的方式主張他們的利益的機會和途徑。

第三，法律保障體系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平衡點，它通過向社會提供公平的機會，消除可能的障礙，盡可能讓所有人的有一個公平的起點；它幫助困難群眾，提高自身建設能力，為矛盾尋找排泄的出口，讓產生的矛盾能順利進入有效的解決程序，防止矛盾激化；它提供人文環境需要的物質和智力支持，培育法治理念，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思想基礎，自覺地用法律定紛止爭；它保障社會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整合，讓更多的人享受社會和諧的陽光，社會就會變得更加理性和秩序。現階段法制建設的重點是加強對公共權力行使的監督。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權力歷來都是受到頂禮膜拜的，我們的文化自古以來就缺乏分權和制衡的傳統，能否建立國家和社會的平衡，能否讓國家尊重社會和普通公民的個人權益，關鍵還是在于各級政府官員是否真的愿意把行政權力放在法律之下，是否真的愿意在法律范圍內行使自己的權力，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法律的監督和權力制衡。在這里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始終是關鍵之關鍵，核心之核心，也是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我們很欣慰地看到中國維權事業和公民權的保障取得很大進步，通過媒體大量報道、公眾輿論的強烈關注許多侵權案件，使得這些案例得到公正處理，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在面臨權利受到損害時開始運用法律手段維權，這的確反映了維護民權逐漸成了社會的主流。但是最關鍵的還是制度化，公民能否在沒有報界、輿論和專家的關注下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己的公民權這才是我們最應期待的。

一個和諧安寧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一個理性的社會，一個社會成員的正當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的社會。

第二篇：公序良俗的現實意義

論公序良俗的現實意義 探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簡稱。我國現行法并未采納公序良俗的概念和表述，但《民法通則》第七條、《合同法》第七條和《物權法》第七條關于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規定，通常被認為是承認了公序良俗原則。公序良俗設立的最初目的是維護社會正義、保護弱者，是對社會實質公平和實質平等的價值追求和價值選擇。例如：銷售暴利行為、助逃合同、涉及環境侵害的合同、夫妻之間訂立的附條件撫養合同、借腹生子合同、賭博債務等都是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民事糾紛的仲裁者在法律規定不足或不違背強制性法律規范的條件下，可以運用公共秩序的一般要求與善良風俗習慣處理糾紛。公序良俗原則在司法實踐中應用非常廣泛，因此，探討這一原則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以一個事例為例，我將對公序良俗原則在現實中的運用及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

案情簡介：該案原告張某與有婦之夫黃某同居數年，這期間生有一子。黃某身患絕癥后，在她的悉心護理和陪伴下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黃某生前立下遺囑，將夫妻共同財產中屬自己的部分贈與張某。由于黃的家人在他死后拒絕履行遺囑，張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尋求法律解決，但她敗訴了。瀘州中級法院宣判她敗訴運用的邏輯是：張、黃同居違反了《婚姻法》，損壞了社會公德,違反了公序良俗原則，所以遺贈行為無效。

該判決以道德的理由一舉剝奪了黃某按自己意愿處理遺產的權利以及張某獲得遺贈的權利，司法者充當了道德裁判和風化警察的角色，也許這一“擔當”出自強烈的道德感，但卻正在把司法功能引向歧途。至于黃、張二人的婚外關系無疑違反了婚姻法，也違反了兩性關系上社會公認的一些道德規范。然而，違法婚姻法只能按婚姻法處理，而不能株連繼承法并使繼承法失效；違反道德規范，只能訴諸輿論和當事人的道德反省能力。

我認為，在遺贈真實合法的前提下，有《繼承法》的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法院援引公序良俗原則來斷案是違背法治要求的做法。

根據繼承法，法官要做的是要判明死者有無遺囑，遺囑是否真實、合法。死者無遺囑，當依據與死者的血緣關系決定財產權的轉移；死者有遺囑，而遺囑又是真實、合法的，遺囑本身就構成決定財產權轉移的充分依據。按真實、合法的遺囑轉移財產，乃基于對每個人一項基本權利的尊重，這就是按自己的意愿處理遺產或者獲得他人遺贈的權利。這項權利不因每個人的身份背景、道德狀況而轉移，即使遺贈人或受贈人在別的什么事情上觸犯法律、甚至犯有重罪，該權利也并不因此而打折。

而本案原告張某持有黃某遺囑，此時法官的職責就是判明遺囑合不合法。根據繼承法，要判明這一點有幾個要素須考慮。首先判明遺囑有無偽造。如果并非偽造，而遺囑又符合以下條件：立遺囑人對所要處理的財產具有確切的所有權，立遺囑時精神健全即有能力處理自己的財產，立遺囑時并未受到脅迫。此時遺囑就是決定財產權歸屬的有效文件，法官必須尊重它并采取措施促使糾紛各方執行死者遺囑而無權以任何理由否定遺囑的有效性。張某所持遺囑乃黃某生前經公證機關公證的，既不存在偽造問題，也沒有證據顯示黃某立遺囑時精神不健全或受了脅迫，遺囑的合法性確鑿無疑。法官不依據法律而用道德理由宣布一份合法遺囑無效，以道德裁判或風化警察身份處理遺產糾紛，這種棄正業于不顧而營“副業”的做法將導致多方面不良后果的。

至少，這種做法一來破壞了法律本應具有的普遍適用性和確定性，對法律的權威起到消解作用，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二來以越界的司法權侵犯了黃某和張某的相關權利；再者，由于法律和道德在社會生活中有著各自適用的范圍，而道德適用范圍遠大于法律適用范圍，它可以滲透于社會生活每一角落，影響到法律所觸及不了的領域。以道德為依據判案結果是把道德法律化，這勢必導致一種異常嚴苛、嚴重侵入人的私域的社會控制。

還有一點有必要指出，現代社會，法律是一元的，道德卻是多元的，人們對同一現象，往往在道德上有不同看法，何況道德問題遠比法律問題微妙，作道德判斷時需要顧及的因素更多，兩性關系上尤其如此。以微妙且多元的道德為判案依據意味著可以任由法官憑自己的道德偏好行事，這種陷司法于隨意的做法對每個公民無論是生命安全也好還是財產安全，可不是什么好事。

總體上來看，在法律體系中，公序良俗原則的概括和極富彈性可補救成文法的不周延性、不合目的性及過于剛性的缺陷，成為法律解釋、漏洞填補及法官能動司法的依據。立法者授權于法官，由法官根據不斷變化發展著的新情況，憑借其智慧與經驗來把握公序良俗的精神實質，行使自由裁量權，在個案中確定具體行為是否違背了公序良俗。但公序良俗原則的抽象、不確定性決定其在法律適用中，要求法官具備較高的業務知識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于是乎，在我國目前法官職業素質總體不高的情況下，將公序良俗原則依一定標準予以明確識別更顯得異常重要。

因此，當前現實逼迫我們不得不深思公序良俗這一原則的現實意義。如何用，如何更好的使用這一原則，是我們應不斷探索和完善的。

第三篇：地鐵禁食并非公序良俗

地鐵禁食并非公序良俗

中國青年報

近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原定要審議的地鐵禁食條款，因備受爭議被刪去。然而，北京市人大城建環保委卻持不同意見，建議恢復地鐵禁食的規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結果則顯示，58.6%的受訪者認為解決地鐵進食這類問題應該靠公眾自覺，僅19.0%受訪者支持對地鐵進食采取強制罰款。

支持地鐵禁食的主要理由是，在車廂內進食影響他人感受，尤其是中式餐點散發出來的氣味容易彌漫整個車廂，冷熱飲料在運行中搖晃的車廂灑出也可能帶來安全隱患。地鐵禁食支持者從公序良俗角度出發，要求將禁食條款寫入地方法規。但地鐵禁食尚未成為被普遍認可的公序良俗。

避免因飲食影響車廂乘客，是對他人的尊重。讓每天花數小時上下班的人士，利用在地鐵里的時間滿足基本飲食需求，也是對其人身權利的尊重。討論在地鐵是否應該禁食，不能成為多數人征服少數人的數量游戲。滿足那些少數而客觀存在的合理需求，同樣很重要。在北京漫長的地鐵網絡里，花上一個多小時從此及彼很常見，這段時間已足夠使部分人產生最基本的需求，如一些病人可能需要吃藥，有人希望喝幾口水，這都不過分。現代文明需要包容，片面追求所謂公共場所的秩序，可能會累及少數人。

法規對普通人的很大意義在于約束。必須指出的是，任何法律的約束應當無限縮小乃至避免對被約束者的不當傷害，對于地鐵禁食這項帶有爭議性的規定，研判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比簡單計算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比例更有意義。在車廂里飲食可能給一些人帶來不適，但禁止飲食也可能侵犯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有人以“國際通行做法”為由推動地鐵禁食。實際上，不同國家、城市的地鐵管理者對待車廂內的進食行為，并未達成共識。2012年1月，美國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比爾·珀金斯提出法案，禁止在紐約市地鐵車廂和站臺上進食，最終這項法案并沒有通過。倫敦地鐵不禁食但是禁止飲用酒，不過那也是2008年以后的事，據說實施禁止令的前一天，不少人拎著酒瓶跑進地鐵，享受最后一個允許飲酒的夜晚。嚴格實施車廂禁食的國家是新加坡，而中國香港也有如此規定。似乎是面積較小、自主性強的國家和地區更容易實施地鐵禁食令，而文化背景復雜的國家想實施這項硬性規則，就沒那么容易。

目前實施的北京地鐵乘車規定，在“禁止事宜”中提到的情形包括行乞、表演、擅自銷售物品和發放宣傳品，經常坐地鐵的人不難發現這些情況屢禁不絕。上述爭議性不那么大的禁止條款尚且難以落實，地鐵禁食規則即使推出，恐怕也難免類似的遭遇。

第四篇：法信碼 法院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民間借貸行為的認定

法信碼? 法院對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民間借貸行為的認定

法信碼聚焦法律糾紛爭點，一站推薦法律依據、匹配案例、權威觀點。【小貼士】點擊文末左下角“閱讀原文”，即可查看往期文章；一鍵關注“法信”，從此不錯過每一篇實務干貨和法律資訊。

導讀：公序良俗是民事法律的一項基本原則，裁判者在判定民間借貸合同效力時有遵行公序良俗進行司法審查的義務。實務中有違公序良俗的民間借貸情形多樣，諸如因托人情、找關系、賭博吸毒所欠債務，索要“分手費”債務，負有贍養義務的子女為排擠其余子女獨占遺產利益而虛構父母債務等等，在這些情形下簽訂的民間借貸合同應認定為無效。本期法信小編搜集整理相關法信碼，為您推送相關依據、案例和觀點，供您參考。

法信碼 | A2.J1740違背社會公序良俗法信 · 法律依據1.《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第七條 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第五十八條 下列民事行為無效：

(一)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依法不能獨立實施的；

(三)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

(四)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六)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

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第七條 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第五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

（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

（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四條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應當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無效：

（一）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又轉貸給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4.《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16.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借貸合同的認定 違背社會公序良俗是指法律行為的內容及目的違反了社會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應認定為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當事人因此簽訂的民間借貸合同應認定為無效：

（一）因非婚同居、不正當兩性關系等產生的“青春損失費”、“分手費”、“精神損失費”等有損公序良俗行為所形成的債務；

（二）因賭博、吸毒等其他非法行為形成的債務；

（三）因托人情、找關系等請托行為形成的債務；

（四）具有撫養、贍養義務關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親屬之間發生的有違家庭倫理道德和社會公序良俗所形成的債務；

（五）其他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債務。法信 · 相關案例1.因請托形成的債務違背公序良俗的，不受法律保護——顧某與趙某民間借貸糾紛案

第五篇：2012吉林公務員考試：構建微博時代公序良俗

吉林市華圖教育

2012吉林公務員考試：構建微博時代公序良俗

作者：wsn 來源：華圖網站運營中心

【導讀】吉林省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構建微博時代公序良俗

公務員面試考試出題背景離不開時政熱點，所以時政熱點的關注是考生必不可少的。為了使廣大考生高效備考國家公務員面試考試，華圖教育公務員考試(微博)網特整理相關資料。

構建微博時代的公序良俗，歸根結底還得靠法治思維、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法治人物評選結果揭曉，除了評出法治人物或群體，還首次評出致敬媒體，“充滿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的人民日報法人微博獲得了這個獎項。這成為本次評選一大看點。

微博在法治人物評選中獲獎，說明在當前這個“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新聞發布者”的時代，新興媒體正成為提升法治思維、推動法治進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許多法治新聞事件的信息源頭，“表哥”、“房叔”、“不雅視頻”，無不始自微博曝光，引發反腐行動;微博已經成為政府與民間直接互動的窗口，政務微博集群式發展，敞開了信息公開的門窗，給公眾開辟了政治參與的新路徑。更有價值的是，在微博這個“觀點廣場”上，公眾對復雜事件的圍觀，政府對網絡熱點的回應，本身就是法治意識、法治思維的培育過程。

當然，微博為法治建設注入動力的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虛假信息泛濫，謠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發恐慌心理;失當爆料，惡意攻擊，侵犯他人權益;買賣炮制“粉絲”，炒作話題，制造輿論壓力……對此有人訴苦：“在微博上沒有辦法講道理，都是?一邊倒?、?圍剿式?的責難甚至謾罵，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反映出網絡表達片面、非理性、情緒化的缺點。

面對微博給法治建設帶來的新挑戰，政府部門應當及時研究對策，進行前瞻性的制度設計。構建微博時代的公序良俗，歸根結底還得靠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而堅持以法治思維處理微博及相關的互聯網問題，關鍵是如何認識“網意”和民意的關系。

吉林市華圖教育

“網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這部分民意有時顯得不夠理性、不夠冷靜，卻也是客觀存在。因此，面對方興未艾的新興媒體，面對澎湃洶涌、泥沙俱下的“網意”，因噎廢食不是正確的態度。

對待“網意”體現的權利訴求，首先還是要尊重傾聽。中央領導同志強調，“網上的輿論，包括罵聲我們都要聽”。這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對于網上輿論不能置若罔聞，而是要主動了解、客觀認識，并通過網上輿情了解民情、檢討工作、解決問題。

對于數億網民來說，應該珍愛新興媒體這個信息集散、社交互動的嶄新平臺，以守法、文明的行動，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