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1

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述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一般所指的經濟發展包含四種含義：

一.經濟增長。即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的產品和服務的實際產量的增加，經濟增長的實質是規模不斷擴大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和社會財富的增殖過程。測量指標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和速度。

二.指結構變遷，即指產業結構的變化，這是廣義的產業結構變化，包括分配結構，職業結構，技術結構，產品結構等，以及各個層次上的經濟結構的變化。

三.指福利的改善，即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的提高。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異，政府必須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使欠發達地區的教育、醫療、文化、營養、健康、公益事業等有基本的保障。

四.環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即經濟發展不能以危害環境為代價，可持續發展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不應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發展，可持續性意味著維持乃至嗇人類福利的自然資源基礎，使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一、社會進步的含義、內在根據和實現途徑：

社會進步是指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合乎規律和前進運動，社會形態的更替是社會進步的過程。

含義：社會進步既包括物質文明

和進步和發展也包括精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社會文明是社會進步和表現。

內在根據：

1、社會進步和內在根據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這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把人類歷史以一個社會形態推進到另一個更高的社會形態。

2、社會進步還在于社會發展是自我否定和不斷揚棄的過程，是辨證的否定，所以后一個社會形態，在整體上高于和優于前一個社會形態，使社會發展到新的高度。

3、社會進步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

4、社會進步是客觀的、必然的、其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但不是一帆風順的，具有曲折性和復雜性，是曲折前進的。（這是社會進步的實現途徑）

二、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或社會進步標準的綜合性，其中包括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根本標準，還包括生產力標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是綜合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政治法律制度、科學文化發展水平和道德風尚都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標準，而生產力發展水平則是衡量社會進步的最高的根本的標準。這是因為：

1、生產力是全部社會歷史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而且它具有決定性；

2、這個標準是客觀的，科學的，其客觀性是指每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總是一種既得力量，其科學性是因為，它本身是由物質因素所構成，它的發展程度可以用物質手段精確測定；

3、這個標準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是統一的。

三、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和生產力標準的一致性：

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是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從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發，對客體進行選擇和評價時所參照的標準。

1、社會進步的價值尺度與生產力標準相一致，是指在階級社會里進步階級和價值尺度與生

產力標準一致；

2、落后階級的價值尺度與生產力標準并不一致。

四、社會進步的曲折性和復雜性，并說明正確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事業：

社會進步是通過新舊社會形態的更替實現的，新的社會形態代替舊的社會形態具有歷史必然性，是不可阻擋的，而社會進步又不是一帆風順的，它不可避免的要遭到舊勢力和反動階級的反抗，這是社會進步曲折性和復雜性的根本原因。

意義：

1、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符合客觀規律，對此應堅信不移；

2、社會主義建設會有曲折和反復，對此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3、我們要在挫折中經受鍛煉，吸取經驗教訓，克報困難，促進社會主義健康發展。

如果聯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回答意義時，把以上意義中的答題點中的“社會主義”改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即可。

第二篇：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沒有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無法實施，社會無法進步，因為環保，社會的進步都需要大量的資金。而只顧經濟發展，不注意環保，對人類來說只是一種自殺行為，社會的進步也只是短暫的。今天我們對自然掠奪式的的索取，最終會導致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嚴重，性命不保，更別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所以三者應共同存在。

當今的中國是一個正在走向工業文明的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適合中國國情,也不符合當今世界環境與發展的潮流。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怎樣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有機地統一于現代化建設中,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它既關系到我國當前的發展,更關系子孫后代的可持續發展。

環境通常是指大氣、水、海洋、土地、草原等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的綜合體。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場所,也是支撐和維持整個生命系統的物質基礎。在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當人們從自然界索取資源的速度、強度超過資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增值能力即生態承載力時,就造成資源枯竭和生態破壞,主要表現為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當排放到環境中的廢物超過生態環境的自凈能力即環境容量時,就造成環境污染,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而資源枯竭、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這兩種類型的環境問題又常常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產生復合效應,從而對環境資源、人體健康、經濟發展造成更大危害。

目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存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如何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以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可持續發展為標志,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建立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環境與發展密不可分,環境是發展的自身要素之一。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模式,其實質在于限制、調整人類的各種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建立在環境資源可以承受的基礎上,并促使其充分、持久地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環境問題,但反過來又可以為環境資源的保護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管理和動力等方面的支持,增強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是實現環境資源可持續利用的重要保障。而環境問題的解決,又可以為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生存環境。可見,“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進程的一個整體組成部分”,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追求實現的最基本目標之一,也是衡量發展質量、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宏觀標準之一。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部署，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實現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的重要任務。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根據我國國情和可持續發展要求作出的正確抉擇。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發展階段，面臨很大的資源環境壓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經濟增長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上，一些地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實現經濟增長，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已經集中出現。特別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不斷增加，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資源利用、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克服資源短缺的瓶頸，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矛盾和問題，是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要充分考慮人口承載力、資源支撐力、生態環境承受力，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統籌考慮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發展循環經濟，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途徑。循環經濟以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為原則，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核心，以資源節約、資源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為重點，通過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加強管理等措施，大幅度減少資源消耗、降低廢物排放、提高生產率。要積極開發和推廣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加快高耗能行業和企業的技術改造，促進能源資源的合理開發、節約使用。要以節能、節水、節材、節地、資源綜合利用為重點，積極建設節水型社會，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嚴格保護礦產資源，做好國土資源工作。努力促進資源循環式利用，鼓勵企業循環式生產，推動產業循環式組合，形成能源資源節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

保護生態環境，關系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關系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的生態環境形勢相當嚴峻，一些地方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問題相當嚴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重大污染事故不斷發生，環境保護仍然沒有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動局面。必須充分認識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艱巨性、長期性，堅持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大保護生態環境的力度，逐步改善生態環境，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良好條件，為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創造良好環境。

要科學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學會按照自然規律辦事，更加科學地利用自然為人們的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堅決禁止掠奪自然、破壞自然的做法，堅決摒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做法。堅持保護優先、開發有序，進行合理的功能區劃。堅持預防為主、綜合治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努力解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問題，重點要抓好水污染防治，保障城鄉飲用水源安全；加快城市大氣污染治理，提高城市空氣質量；加快土壤污染治理，保障食品安全。加強建設項目和有關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堅決防止產生新的污染。加快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標準，提高環境監管執法能力，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增強公眾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意識，在全社會形成愛護生態環境、保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尚。

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

在整個現代化進程中，必須妥善處理短期的、局部的發展損害長遠的、全局的發展的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包括要保護和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不但要為人民群眾提供日益豐富的物質產品，還要逐步提高生活質量，而環境質量是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實施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在我國具有客觀必然性，在具體組織實施時，必須在正確原則指導下進行，如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共同性原則等。

本世紀頭二十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一五”時期尤為關鍵。我們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認真解決長期積累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突破發展的瓶頸制約和體制障礙，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新局面，為后十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我們一定要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寬廣的世界眼光，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完善體制機制，促進社會和諧，全面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奮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第三篇：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當代中國選擇了社會主i義市場經濟之路。這將是一個異常艱難和復雜的制度創新過程。然而，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必然以某種內在的機制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現代市場經濟如何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扎根結實，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重大問題，也是一個跨世紀的研究課題。

在這一問題面前，如果不考慮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文化背景，單純地將“拿來主義”的方式視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捷徑，那將是十分短視的。從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必須以其傳統文化的土壤為根基，任何一個經濟行為主體所做出的選擇必定要受到文化價值觀的規范。同時，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中國社會在舊有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社會結構、社會整合機制、倫理道德等都將產生復雜的變化。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逐步確立于中國社會的漫長過程中，我們必須回答：中國傳統文化將會對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或者說，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將會產生出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而這正是本文所要嘗試探討的核心問題。

一、新發展觀：文化背景下的市場經濟發展

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目的在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從這一點出發，許多經濟學家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論證了現代市場經濟在中國建立的必要性與前提條件。然而，持這種觀點的人所忽略的恰恰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確立，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經濟手段的被植入，而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漫長歷程。他們更多地看到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共同表象一一經濟主體多元化、交易自由、平等競爭等等，但卻沒有深究隱含這些共同表象之下的一個決定因素一一市場經濟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所由以產生的內在的經濟技術條件和人文條件。

中國有些經濟學家在探討和研究市場經濟問題時，遵循的往往是西方經濟學的經典思維方式，而忽視了對中國現實背景的考察。在這種理論里，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等均被視作外生變量而不予考慮，經濟行為主體只作為“經濟人”出現在市場體系中，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去完成其“最大化行為”，而行為主體復雜的社會層面、文化層面則統統被舍棄。這種分析方法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缺乏一種對于發展中的主體—一人的全面考察以及對于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的透視。正是由于這一點，西方的發展理論或現代化理論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缺陷：在整體性問題上說服力不強，缺乏深厚的歷史感。尤其是在用以說明像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傳統深厚、歷史悠久的大國的發展問題時，更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西方發展理論經歷了戰后幾十年的演變之后，越來越多的發展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開始把目光轉向了文化因素—對特定發展主體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進行透視，以期發現更為深刻的發展規律。發展觀念的重大轉變過程正在來臨。

按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過來對經濟基礎起能動作用。在這里，文化因素正是發揮了上層建筑的作用。事實上，每一個具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進程的決定因素都是極為錯綜復雜的。

人們往往有這樣一種片面曲解唯物史觀的傾向，即總是強調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唯物因素，從而忽略了人在發展中的作用以及發展過程中人的價值的實現。比如，在經濟學研究中把市場與交換的出現看作是勞動分工的必然產物、而不去深究市場與交換的存在與發展的倫理道德基礎。這樣做其實恰恰違背了唯物史觀的真正意義。他們忘記了，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僅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同時也是人類所創造的現代文明成果，是人類文化的結晶。n

關于市場經濟的人文條件問題，許多經典作家都曾做出過精辟的論述。早在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時期，自愛、同情、追求自Ek,的欲望、正義感和相互交換的傾向等就已經被視作市場經濟秩序必不可少的倫理道德基礎。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東西方諸大宗教的比較研究中，則突出地表明了這樣的思想：宗教價值在經濟發展中具有獨立性與自發性，因此理性精神與物質質料都是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缺乏一種理性精神和動機力量的情況下，即便是最有希望的制度性條件也不能被有效地運用于理性的經濟目的。現代資本主義只有在質料和精神一一結構性支持和規范性支持—都已出現時，才能求得發展。上述這一基本思想貫穿著韋伯整個龐大的比較宗教研究體系，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等代表作中。雖然韋伯本人對東方宗教與倫理(尤其是濡家倫理)的論斷失之偏頗，但他確實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精神文化要素。這一點對于深入理解建立現代市場經濟與傳統文化因素之間的內在關系，仍然極富現實意義。

至此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市場經濟的產生和運行有其內在的自然秩序，這一內在的自然秩序是物質質料和理性精神要素所決定的各種約束條件共同起作用的內生化過程的產物。這個“內生化過程”實際上就是恩格斯所說的“一切因素間的相對的交互作用”的過程。因此，文化因素對于市場經濟自然秩序的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可以這么說，不同的文化背景，將使產生于不同社會環境的市場經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的自然秩序。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歸根到底依賴于文化積淀的擅變，如果沒有一種理性的精神要素作為有形制度體系的基礎，那么市場經濟體制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只有當經濟發展理論完成了將經濟、技術才制度、政治、文化等諸因素“內生化”的過程之后，它才能準確地揭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律，才能把具有內在自然秩序的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看作是人類實現自我價值的自然歷史過程，而不僅僅是視作一種手段。從這樣的發展理論出發，就可以發現，市場經濟不僅有其物質基礎和物質條件，同時也有其文化基礎和條件。在文化的進化變遷過程中，產生了規范人們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價值系統和道德秩序，并成為市場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文化與倫理基礎。而這種由特定的文化所決定的價值系統和道德秩序一經形成，便成為市場經濟自然秩序密不可分的內在成分。

總之，不去冷靜地和深入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政治結構以及民族心態，而是單純地去談論產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市場經濟模式，這起碼是不符合唯物史觀的。同時也是淺薄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放入中國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

第四篇：權力運行機制與社會進步關系

權力運行機制與社會進步關系

摘 要：近年來權力運行機制是理論和實踐工作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對我國社會進步有著相當大作用。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推動權力機制的完善，科學，合理，高速運行。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依賴的。關鍵詞：權力 運行機制 社會進步

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以及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建立科學、規范的權力運行機制已成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繼十五屆六中全會提出“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的命題后,黨的十六大再次強調,要“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以促進社會在各方面的進步”。權力運作機制,必將對社會改革實踐產生積極的指導意義。社會的和諧進步使得權力運行機制拓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權力運行機制至少涉及四方面內容：憲政機制、政策機制、組織機制和規制機制。在這四大機制中，憲政機制是權力運行的基礎性機制；政策機制是權力運行的功能性機制；組織機制是權力運行的載體性機制；規制機制是權力運行的行為性機制。本文列舉幾種具體的權力運行機制來描述與社會進步的關系：

一、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擴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拓寬社會利益表達渠道,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保持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求同存異，在長期團結合作中形成政治共識。要牢牢把握發展這個根本任務，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好地調動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突出特色、發揮優勢，凝聚智慧和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貢獻。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政通人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政治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各面利益協調的社會，是一個公平和正義、法律和誠信不斷得到增強的社會，是一個穩定有序、平等友愛、融洽和諧的社會。創造這樣一個美好的社會，需要全黨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們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建立一套科學、合理、高效的協調有序的運行機制，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供制度、機制等保障。

二、社情民意表達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最重要的就是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當前，我國各種關系基本協調，政局基本穩定，社會基本和諧，但影響社會進步的音符也同時存在，諸如干群關系緊張、領導決策失誤、官僚主義盛行、群眾集體上訪問題等等，人民內部矛盾也出現了經濟矛盾突出、發展趨勢復雜、對抗性不斷增強等新特征。

建立健全社情民意表達機制，廣開言路，聽民聲、察民意、知民情，真正做到思想上尊重群眾、政治上代表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行動上深入群眾、工作上為了群眾，全心全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實現社會政通人和，人民群眾安居樂業，這種局面毫無疑問能使社會向著更美好的方向發展。

三、人口順暢流動

人口流動是一個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體現。構建人口順暢流動機制，既是貫徹“四個尊重”（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不斷增強全社會創造活力的具體體現，也是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社會氛圍的有力舉措。

四、社會制約監督

社會并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但群眾對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特別反感，由此引發的矛盾，必須通過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來解決。在繼續深入推進政務分開、廠務分開、財務分開，切實保障人民群眾享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基礎上，完善民主選舉制度，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信訪舉報制度，充分依靠廣大群眾，發揮群眾監督的重要作用，促進政府轉變職能，改進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貫徹執行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體系，為推進社會建設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五、社會救助安撫

社會救助安撫不僅使陷入困境的社會成員獲得一定的社會支持與援助，進而獲得恢復與調整的機會，獲得激勵與動力，使之在相對公平的起點上，以正常的心態參與社會競爭，而且有助于促進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縮小社會分配差距，使那些在改革進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獲益較少或利益受損的社會成員得到一定的補償，使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否則，容易引起部分社會成員產生對改革的抵觸情緒，甚至引發社會動蕩。

六、社會利益協調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經濟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更加突出。特別是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利益關系正在重新分化組合，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正處于多發期，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都存在著或潛伏著諸多矛盾，貧富差距、腐敗問題、新舊觀念碰撞、道德滑坡現象等比比皆是，社會穩定受到了嚴重威脅。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推進和諧發展，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社會利益協調機制，首先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以實現。即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使社會成員能夠恰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誠實、合法的勞動，從社會獲取應得的利益，實現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其次要保證社會成員機會平等。即在社會成員參與初次分配之前，清除特權、身份、等級等不公正因素的影響，保證每一位成員都有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和條件，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拓展自由創造的空間。再次要保證按貢獻大小進行分配。即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后要從各個方面“兼顧公平”。即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和產品分配中的作用，控制壟斷收入，取締非法收入，盡可能實現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政府利用財政、稅收、福利等杠桿進行調控性的再次分配，要建立一個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以及高低收入階層與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從而實現公平與正義。

綜述：以上的幾種權力運行的機制的發展應用對社會朝著人們期待的方向發展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樣社會和諧的進步發展也利于權力機制的高效運行。參考文獻： [1] 薛剛凌:《完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的思考》,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2] 何克祥:《權力運行機制初探》,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4年第3期。[3] 孫柏瑛:《我國政府權力運行機制設計的初步建議》,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

[4] 《鄧小平文選》第3卷。

權力運行機制與社會進步關系

學院：電信學院

專業：電力電子與電力傳動

班級：電信2010.1 姓名：王慧 學號：102080804146

第五篇：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模版]

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

從理論上看，環境保護與區域經濟發展是對立統一的辨證關系，它們之間不僅是相互制約的，而且是相互促進的。區域經濟發展是維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物質條件與保障，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區域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礎。

首先，二者是對立關系。非科學的區域經濟發展會導致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與加劇，環境污染反過來又會制約區域經濟發展。

一般來說，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要大一些。這是因為一方面，由于人們認識的滯后性與利益的誘惑性，欠發達地區在經濟發展中急于求成，會采取“以環境換增長的模式”；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欠發達地區用于治理環境的經費不足。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處于工業化初期向中期過渡的加速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經濟總量小而增長速度快。因此區域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和環境問題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是我國大部分地區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困難和突出矛盾。

其次，二者是統一關系。環境的改善有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則能為環境保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技術與基礎設施支持。

一方面，良好的生態環境不但能降低區域經濟發展成本，為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動力支持，而且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與組成部分，通過新的產業形態(如生態產業、生態旅游業、環保產業)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與區域經濟發展質量提高。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發展不但是生態環境保護的物質基礎，而且是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重要源泉與內容。從物質基礎看，區域經濟實力的增強，為環境保護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從源泉與內容看，合理的區域產業結構可以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改變氣候，培育新的質量更高的環境。

環境保護對區域經濟發展有什么重要作用？

從表面和短期看，環境保護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消極作用。表現在一定時期內環境保護的目標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脫節，影響區域經濟發展速度與效益。但從本質和長期看，環境保護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促進區域經濟平穩較快持續發展。區域經濟發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良好的環境有利于區域經濟發展。環境資源的多寡、優劣決定著區域經濟活動的規模和速度。環境保護與環境生態化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決定著區域經濟發展速度與質量。就環境保護而言，將環保產業與服務納入區域產業的體系之內，將環保產業作為一種新的產業來經營，同樣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為國家和企業帶來直接經濟利益。就環境生態化而言，環境生態化會直接或間接衍生出一系列產業(綠化、衛生、文化產業)，提供許多就業機會。

推動區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環境保護的結果必然衍生出一系列相關新型產業，促進區域產業結構優化，推動區域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比如，環保產業、生態產業、循環經濟產業等。可以說環境保護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助推器。

降低區域經濟發展的成本。環境保護使環境良性化，從短期看直接降低區域經濟發展的成本，從長期看為區域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促進區域經濟良性循環與運行。環境保護與培育能夠吸納和同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廢棄物，實現清潔生產，廢物利用，支持人類新陳代謝和消費活動。良好的環境保護與培育，可以促進節約經濟、循環經濟發展，使區域經濟實現良性運行。

提高生活質量與提升人們的境界。良好的環境，可以滿足人們的精神享受，提高生活質量，可以使人們心情輕松、精神愉快，有利于提高人體素質與思想境界，還可以使人們容易形成友好的相互關系，更有效地工作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