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肖申克的救贖》中有這樣一句話： “A strong man CanSavehimself，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強者

自 救，圣者渡人。一開始我不是很能深刻感受體會這句話，在看過《重新發現社會》后，似乎有了不一樣的體會。讀一本好書就像在經歷一場頭腦風暴，讀時震撼，過后平靜。《重新發現社會》讓我再一次經歷了這樣的跌宕起伏。在我看來，一本書之好與壞，不僅在于它有多深刻或者里面充斥了多少生僻術語，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了時代的問題和需要。乍一看這個書名似乎有些荒誕：社會需要被“發現”嗎？難道“社會”不是無處不在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話：“你現在還是太幼稚，你走上社會以后就明白了……”，“現在社會上這么亂，你做事情可千萬要小心謹慎……”在這些話中，“社會”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名利場，一個烏煙瘴氣的垃圾堆，一個暴露人性敗壞的照妖鏡。但是，熊培云先生提醒我們，社會還可以是別的，他似乎想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尋找社會的定位，在經濟與社會的變化中尋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在物權與稅權中尋找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在自由與民主中尋找社會的底線，在傳統與網絡中尋找社會的傳承與未來。

在當下中國，進入政治學領域串門的人越來越多。解鈴還須系鈴人，問題出在政治對于社會、對人的過度侵略，那么，研究政治演進的理路，自然成為不放棄思考之人繞不開的問題。《重新發現社會》的核心意圖，就是重新定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熊培云先生不禁感慨：“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他自己的回答：國家僅僅是個國民謀求

幸福的工具而已。而社會還可以是什么？社會還可以是陳光標，2008年汶川地震后迅速組織挖掘機趕赴現場救災的企業家；可以是“紅色推土機”，歌手周云蓬為失明兒童籌款而制作的民謠專輯；可以是“立人鄉村圖書館”，以公民教育為目的民間公益組織；可以是“亞洲動物基金”，呼吁停止虐待動物的民間組織；可以是微博，給在暴力拆遷中家破人亡的鐘如九一個平臺的網絡空間；可以是豆瓣，愛書愛音樂愛電影的人們交頭接耳的網絡廣場；可以是“單向街”，每個周末組織文化沙龍的小書店。總之，社會也可以是熠熠發光、溫暖、并對弱者無限耐心地俯下身去的。而這樣的社會之所以需要被發現，是因為社會這個“秘密”往往被國家的光芒所籠罩。其實，正如國家沒有必要遮蔽社會，社會也沒有必要對抗國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輔相成，共謀國民幸福。國家在保障社會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但正如殺牛刀無法用來做心臟手術，大卡車無法穿越小胡同，國家這架大機器對于應對社會毛細血管里的具體問題還是過于龐大笨拙，“重新發現社會”，就是恢復我們做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敏感、靈活和豐富。

《重新發現社會》是一本好書，讓我開闊了不少眼界，我打算“溫故而知新”。

常熟市體育局綜合業務科

曹瑩倩

2011.12.18

第二篇：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重新發現社會》讀書報告

其實對于國家這個詞每個人都不會陌生，從我們生下來就和這個名詞緊緊地連在一起，無論生老病死你都離不開它，但是誰又會仔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有國家以及公民和國家到底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相信很多人而且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想過，我也是最近才想起的，而這種想法是源于我最近看的一本書------《重新發現社會》。

首先打開書我們看到的第一行文字便是這本書的英譯名------《China’s New Revolution》，如果你查下字典你就會發現這本書如果按英譯的話應該是“中國的新革命”，而并非“重新發現社會”，那么我們就會想為什么它還要叫做“重新發現社會”呢？這就需要我們把這本書認真的讀完了，因為書中自有答案，讀后自會發現。

首先開篇第一篇文章也就是本書作者自序，題為“問世間國為何物”。是啊，國為何物？世界上本來沒有國家，而人類卻在世界這張白紙上畫了重重的一筆，所以有人說“私有的出現既是人類文明的開端也是人類墮落的開始”，而正是出現了私有才有了階級的出現，之后才有了國家的誕生。但是國家在地球上出現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國家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義呢？具體說到國這個東西用中文是不好解釋的，所以熊培云在一次講座中用英文中的這么幾個單詞對國家做過一個闡釋，它們是------“country”“states”“land”和“nation”。其中，country一般指領土，ststes一般指政權，land一般指故土多用于詩歌中，而最后一個也就是nation是指民族國民這個方面的。明確了這幾個意思后我們就會發現，原來國家的范疇很廣并未只有我們平時所認知的那么簡單狹隘，就我而言我比較傾向于nation這個解釋，因為國是人創造的是一種社會化的產物，所以作為社會化的人才應該是國家最重要的組成因素。打個比方，一個珠寶盒只有它裝有珠寶時它才可以叫做“珠寶盒”；同樣，一片土地只有有人民才可以稱之為國家，所以我想用我們國家最近幾年提出的一個思想來結束這一段------“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在書中作者提到了一個叫董時進的學者，他在1933年4月3日的《大公報》上發表了《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文，具體是說中國國力與軍力無法抗衡日本，那么便要利用中國人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弱點讓國人去前線送死。在這篇文章發表后另一位可謂家喻戶曉的學者------胡適對他的這種言論進行了激烈的抨擊，我們都知道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的胡適信奉自由主義，即絕不能以集體和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而犧牲個人的利益。所以胡適對董時進的言論嗤之以鼻，并發表《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一文表示憤慨，其中的大概意思是如果讓國民去送死是救國的話，那么倒不如亡國，因為如果國民都死光了那么國也就沒有意義了。我是贊同胡適的看法的，因為一個一無所有的“空盒子”怎么可以讓人們認為它是一個“珠寶盒”呢？

其實關于公民與國家的關系的問題由來已久，在古代就有很多的學者對這個問題做了解釋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而關于國民是國家中最重要的組成因素這一點同樣很古老。其實我國古代就有這樣的例子，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就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這句話中的“民”我們可以理解為國民和人權；“社稷”我們可以理解為主權和領土；而最后的“君”我們顯然可以理解為政府。所以這句話不僅告訴了我們國民的重要性，同時也告訴了我們人權的至高性，而人權中最重要的莫過于“自由”二字。古代西方有一句諺語“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這句話也體現了自由這一最重要的人權要素對于一個人的重要性。

我國從古代到現代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人民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人民幾乎沒有人權可言，我想這也是造成董時進在就如何抗日時說出那些話的原因了吧，因為人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權更不會想到去爭取人權，最后只會成為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良民”，但殊不知這樣一來恰恰是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本來軌跡，可以說是一種倒退。

另一方面，作為執行國家職能的政府更應該肩負起自己真正的責任，喚醒全民族的人權意識，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這樣才能真正使國家富強。那么怎樣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富強呢，那應該是民富國強，人民富足，快樂自由，國家才能富強，因為有富足快樂的人民才會有國家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

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家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2年來我們也走過了不少彎路，比如說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人們根本沒有自由，出門需要介紹信，說話時還必須做到嘴上有“毛”。可想而知在這樣的蔑視人權的特殊時期會是多么的可怕，事實也證明了，這十年是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雖然人們迷信某個人而依然干勁十足，但是這只是在特殊時期，如果放到現在還會那樣嗎？答案可想而知。但是在文革后的1978年也就應該是中國的新“Revolution”開始的那一年我們終于看到了一絲曙光------十一屆三中全會。仔細想想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現在的成就歸根結底是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因為人民富足了，所以更加有干勁了這才靠30年就取得了過去300年才能有的巨大變化。其實看看世界上幸福指數靠前的國家大都是北歐或西歐的小國，這些小國和我們這些大國相比在領土面積等方面確實沒法和我們相比，但是他們的人民為什么幸福呢？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國家充分的尊重人權，給予了人民最大限度的權利和自由，使人們自然而然的對國家產生了巨大的熱忱和感激從而使國家一團和氣，讓世人羨慕。

政府作為國家機器主要行使規則制定，協調社會與公民社會所存在的內部矛盾，并充分保證公民人權的順利實現，而公民作為政府國家權力的承受者，也相應的承擔著社會建設的重擔，歸根結底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社會的發展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政府給予了充分的權利，人民也相應回報，從而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

公民與國家也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統一性在于國家由公民組成，選舉出符合民意自由的”代言人”，從而穩定社會和諧進步；而其相斥性在于一旦國家阻止或者防止公民權利自由的實現，公民也有所賦予的人權去推翻，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世界過去300多年時間的社會發展歷程內，也可以看到民權被賦予自由的國度發展較于受壓迫，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國度發展快的多。從而更進一步詮釋了人民權利的重要性。在現實社會中，也經常提醒道百姓的幸福指數，而由此我也聯想到在前幾年，溫總理也提到如何使人民幸福起來，無非大同小異，更加意識到公民權利對社會存在的重要性。

社會是向前進步發展的，一個自由的和諧的富強的國度，必然有維護公民權利完善的法律體系，而絕非我國歷史封建時期所謂的君主專制，人民連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更談不上人權了。政府的職能，如政治統治職能，經濟職能，也是建立在人民順應執行其政策實現的。

《重新發現社會》一書在剛閱讀完之際，無處也不感覺到如何保證國家公民的關系，如何協調國家公民的關系這一自古以來就討論的問題，中國的等級制度，法國大革命前期的三級制度，在現實社會中是絕對不可取的，以史為鑒，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國家與公民的關系，更多的賦予人民權利，俗話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恰是對現實國家處理與人民內部矛盾的警戒。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發展的騰飛階段，作為GDP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更應協調好與人民關系，使人民能夠付出更多，發揮出人民潛力力量的價值性，國家相應也能得到更多，國家才能繼續騰飛。那就是為什么現在人民更多希冀的是民主的社會，而絕非專制的社會，人民能從民主的社會中有利可圖，享受自由國度賦予的自由所帶來的歡悅；而在專制社會中，人民什么也沒有。

我們”重新發現社會”發現了富強的國度是自由的國度，自由的國度是民主的國度，民主的國度是人民的國度。重新發現社會，重拾國家騰飛發展的鎖鑰。

第三篇：《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03090329 廣播電視新聞學 岳淇任

內容提要：

作品雖然是一部社會學相關書籍，內容上難免會涉及一些當下較為敏感的話題，諸如“民主”“自由”、“左”和“右”、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互聯網、憲政，等等。然而本書得以順利初版，其間雖經波折，最終頗受好評就證明了熊培云很好地平衡了文章的尺度，同時這也并不意味著這部作品都是些泛泛而談的公共知識普及文章。

觀點新穎、充分妥協、迂回著前進，無疑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很多領域內有自己獨立訴求的人必須選擇的一條道路，在這個言論“基本”自由、經濟“基本”市場化、人權“基本”得到保障的國家，很多立場很多觀點也“基本”被和諧掉了。

關鍵詞：

憲政、民主、自由、公民權利

論文正文：

1、作者生涯：

提及熊培云這個名字，無疑可以拉出一長串的履歷關鍵詞來，1973年生于江西農村，先后畢業于南開大學、巴黎大學，分獲學士、碩士文憑。主修歷史學、法學與傳播學。《南風窗》雜志駐歐洲記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東方早報》、《亞洲周刊》、《鳳凰周刊》等知名媒體專欄作家、社論作者以及特約撰稿人；南開大學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對于一般人來說，或許很難想象如此豐富的人生經歷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某種意義上來說，熊培云本身就是一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史的見證者。加之其特殊的職業以及優秀的文字素養和敏銳的社會觀察力，都讓他成為了一個行事老成而思想極具活力的社會學者。

也因此，熊培云才寫成了《思想國》、《自由在高處》、《中國之覺醒》、《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以及本次要重點討論的作品《重新發現社會》，毫無疑問，同作者本身一樣，這些列舉出來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一讀。

2、內容綜述：

與其說這是一部有著完整體系的思想作品，不如說是一部質量極高的社科、人文、歷史專題文章的集結。但這并不妨礙整部作品的優秀。面面俱到往往是處處都有所欠缺，作者則是選取各個時下討論較為熱烈的專題進行分類論述，文章雖然都不算長，但是觀點十分犀利精準，論述引經據典、觸類旁通，結論辯證而耐人尋味，在感嘆熊培云才華的同時，也看出了一個社會學者應有的嚴謹與博學。

具體來說，作品雖然是一部社會學相關書籍，內容上難免會涉及一些當下較為敏感的話題，諸如“民主”“自由”、“左”和“右”、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互聯網、憲政，等等。然而本書得以順利初版，其間雖經波折，最終頗受好評就證明了熊培云很好地拿捏了文章的尺度，同時這也并不意味著這部作品都是些泛泛而談的論調。

觀點新穎、充分妥協、迂回著前進，無疑是當下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很多領域內有自己獨立訴求的人必須選擇的一條道路，在這個言論“基本”自由、經濟“基本”市場化、人權“基本”得到保障的國家，很多立場很多觀點也“基本”被和諧掉了。

因此，做一個激烈的革命論者，處處伸張正義，處處維持公理的態度往往是得不償失也是不切實際的，今天更需要的態度是妥協與改良。熊培云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對先進社會出現的宏觀問題進行了精彩的點評與總結。尺度也在和諧與不和諧之間，這樣的類似于走鋼絲的行為著實讓人捏把汗，但回過頭來，他這鋼絲走得也的確十分精彩！

3、章節分述 本書共分為七個章節，分別是 第一章：國家與社會； 第二章：經濟與社會； 第三章：物權與稅權； 第四章：從自由到民主； 第五章：開放的傳統； 第六章：網絡社會； 第七章：補遺；

算上價值極高的兩篇序言和書后的附錄，約合共8章的內容。第一章：國家與社會。

本書的書名叫做《重新發現社會》，作為本書的第一章，國家與社會這個命題很明顯是作者寫作這本書的初衷與核心觀點。回望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思想史，國家與社會這兩個關鍵的詞匯似乎一直充斥其中，從最初的“德先生”“賽先生”救國論，到著名的胡適、李大釗“問題與主義”之爭，再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再到現在為了民主與自由的爭論，其實是問題的視角從國家向社會的慢慢轉移。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今這樣寫道：“使人們能夠用以確定什么是跋扈與暴政的，正是權利觀念。權利觀念明確的人，可以獨立表現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服從而不卑躬屈膝。”

反觀中國的歷史，不缺少“金戈鐵馬入夢來”般豪情壯志式的愛國主義，也不缺少“長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艱”般居高臨下的憐憫情懷，更不缺少“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樣英雄氣概的時代領導者。缺少的恰恰是這份看起來是從西方而來實則是人的本性早已有之的權利觀念。

可以這樣說，在擁有真正的權利觀念之前，中國不曾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而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正是對這份權利觀念的重新認識，無關政治，無關“左右”，也沒有貴賤之分，是為公民社會的基礎。第二章：經濟與社會

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果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歷史也可以大體上視為一部經濟改革史。改革開放作為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核心詞匯，經濟改革的動力已經不僅僅來自于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需求，更是來自整個社會進步的需要。

改革之初的“黑貓還是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論斷，背后隱藏的其實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爭論，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等泛政治化的大討論，到現現在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取而代之的是在具體問題上的據理力爭，油價上漲、物價不穩、國家資本壟斷、國企分紅的缺失，諸如此類都證明了，改革開放不僅僅是解放了經濟，更是解放了思維，解放了民族的創造力，人們的注意力由國家向個人過渡。第三章：物權與稅權

本章算是由前兩章“國家”與“經濟”這兩個環境性問題向“權利”這一具體問題的過渡，因為物權與稅權正是一個公民權利的核心。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這樣簡短而有力的話語是對物權的捍衛，更是對公民權利的捍衛，對公民社會的捍衛。“波茨坦磨坊”的故事中折射出的這個對物權的極端守護可以看出西方社會公民意識強烈的起源。

而漫長的封建史顯然給更多的中國人注入了天子為大的核心觀念，抵抗君主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十惡不赦的大罪，新中國建立以后又經歷了極端的集體主義思想教育時期，擁有私產被視為資產階級，被視為政治上污點。這使得哪怕在今天的中國，還是有很多人不知物權與稅權為何物，更不必說公民權這樣一個乍聽起來什么都沒說的權利。物權與稅權被提起，顯然是中國正式吹響步入公民社會號角的標致。這兩種權利的重視，帶來的是民間的興起，也就是社會的興起。第四章：從自由到民主

很長的一段時間，自由和民主在中國就像是洪水猛獸，最近20年才被解禁的五四運動事實上的導師胡適，正是典型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建國初期被抨擊為“帝國主義的走狗”，這其實揭示了當時對自由與民主的恐懼本質上是對異己的恐懼。凡是有悖于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有悖于人民的選擇，甚至有悖于毛主席的都是錯誤的，都應該受到批判，都應該堅決打倒。這不僅僅是對說話自由的限制，按照胡適自己說法“是連沉默的自由也沒有”。所幸，這樣的一段歷史已經過去了。

今天的中國盡管還是有這樣那樣的“和諧”，間或會聽說一些離奇的事件如“躲貓貓”“郭美美'”“烏坎事件”，比起以前的一無所知，生活中充斥著意識形態的灌輸與泛政治化的社會生活，我們今天的知情權、議政權確實有了巨大的改善。

“不自由，毋寧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我們正處在一個被稱之為“歷史三峽”的關口，自由和民主則是我們逆流而上的絕佳工具。第五章：開放的傳統

中國的歷史上曾今有過一個與古代雅典式民主社會極為相似的時期，那就是春秋戰國，周天子的地位被弱化，人民心中沒有一個明確的天子的權威，孔子稱之為“禮崩樂壞”，實際上卻是孕育公民思想的最好土地，百家爭鳴的盛況便是這個時代的絕佳注腳。

然而秦統一六國之后，便開始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史，從此不僅政治上只有一個皇帝，思想領域內也變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期間雖有宋明理學之類的衍生學派，儒學作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成了顯學，容不下異己，這也成為了日后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源頭。

新文化運動廢孔廢儒的主張則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并沒有摒棄儒學真正荼毒人間的不開放、非包容的傳統。

隨著胡適的解禁、互聯網的興起，公民的權利意識正在樹立。“你可以與我保持不同的立場，而我也會誓死捍衛你與我保持不同立場的權利”正在成為許多人的行事準則，我們在最該聽信胡適的時候拋棄了胡適，好在現在把兼容并包的思想重新提及也不算晚。第六章：網絡社會

網絡在中國的普及也就是近10年的事情，但是它卻用不到10年的時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

周老虎、郭美美、中石化天價酒、藥家鑫、烏坎等等詞匯，如果沒有互聯網、沒有博客、沒有微博，都還將是與普通老百姓毫無關聯的詞匯。更不用說自由或者是民主了。互聯網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在某些人的視角中，互聯網使社會變得更不易于控制了，而在我看來其實是社會變得更加開放、更加自由、更加透明更像一個社會了。

互聯網的出現使得對輿論的控制已經不能繼續采取“堵”的做法，溝通與交流成為解決問題的解決糾紛的不二選擇，社會借助互聯網這個平臺凝成一團，與高高在上的政府和既得利益者進行最大程度的博弈。

同樣的，一呼百應的觀點往往是最容易煽動人心的觀點，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觀點，同時由于公民素質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互聯網在逐漸形成一個網絡社會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的激進的、厭世的觀點，但在紛繁信息的包圍下，公民自己辨別是非的能力也在逐漸加強，互聯網恰恰成為了諸多信息、觀點林立的場所，而這個，也應該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的雛形。

網絡社會所暢想的明天，或許正是中國的明天。第七章：補遺

心得體會 花了幾天的時間集中讀完了這本書，看起來是一些老生常談的論調，諸如“民主”“自由”“憲政”“公民社會”“納稅人”等等，但是看完了整本書，還是能從中獲得不一樣的啟發，作者所談，雖是些動輒關乎歷史、關乎政治的大問題，在今天卻又處處與生活相緊密聯系，這恰恰總結了我們這個時代，爭議與強權并存、自由與禁錮并存、問題與主義并存。而這一個個的并存，正是這個時代的進步，是以權利為出發點進行的斗爭所換來的妥協。

問題還是回到最具爭議的點上來，即本書第四章的標題“自由到民主”。最近這個問題被討論地十分熱烈。源于兩件事情，一個應該是烏坎的自治嘗試與抵抗式維權；另一個就要數韓寒發表在博客上的兩篇文章了。

烏坎事件的由來與經過不再贅述，這事件的反響與折射出的問題卻十分值得玩味。先是內地媒體的集體失語，這或許不是媒體本身的問題，就像當年央視在“911”事件中的失語一樣，對于媒體的管制，對于言論的管制才是導致媒體集體沉默的原因。而話語權作為公民權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權利，話語權的缺失意味著物權、人權、稅權都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烏坎的抗爭式維權正是在這樣一個缺少申訴渠道的輿論高壓社會下發生的，當然，還有很多的社會因素也共同導致了最終的結果，諸如官僚體系的冗雜、龐大；辦事效率的低下；嚴重的貪腐問題貪婪地侵蝕著基層本來就所剩無幾的權利。

就在所有人都覺得互聯網上的對與民主與自由的激烈訴求只是人們發泄對生活不滿的一個渠道時，烏坎事件的發生無疑給一部分人當頭一棒，給另一部分人注入了狂熱的興奮劑。這兩者應該都是不可取的。

前者多半不知公民權利為何物，并且堅信民主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成熟階段之后的產物，沒有高度發達的物質基礎，民主無從談起，烏坎村民的自發式抗爭維權，聯系到此前廈門“PX”事件的用腳投票與散步式維權，再到過去不久的廣州萬人游行，都在向全體中國人宣告，公民權利的伸張在中國并不缺少群眾基礎；而后者大概是把這起事件理解為中國暴力革命的開端，確實烏坎事件的發生表明于建嶸“中國社會的很多矛盾一觸即發”的觀點得到了現實的佐證，也證明了現行體制政府與社會缺乏切實有效的溝通，公民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但這絕不是發生暴力革命的征兆，從烏坎事件的解決方案來看，以微博為主力的網絡新媒體將事件的經過，一些官員的驚人言論曝光于公眾之間，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媒體的失語，以此為基礎換來了政府的平等對話、并且承諾不搞秋后算賬。

應該說，烏坎事件非但不會成為新中國暴力革命的開始，或者是官民矛盾的集中爆發。恰恰相反，烏坎會成為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由“限政”走向“憲政”道路上一個繞不開的名詞。

或許是因為烏坎事件在網上被議論地沸沸揚揚，久未動筆的韓寒在其博客上連發兩篇文章《說民主》《要自由》，一時間引來不少爭議，有人議論韓寒不懂政治，不學無術，班門弄斧，也有人說韓寒的觀點傷了中國民主人士的心。隨后李承鵬和易中天分別寫文章呼應，矛盾的焦點多半集中在下面這段文字上“中國共產黨到了今天，有了八千萬黨員，三億的親屬關系，它已經不能簡單的被認為是一個黨派或者階層了。所以共產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我認為極其強大的一黨制其實就等于是無黨制，因為黨組織龐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體制本身，所以問題并不是要把共產黨給怎么怎么樣，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體制只是一個名稱。改變了人民，就是改變了一切。所以更要著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短短幾句話，道出了中國社會的最大現實和無奈。就這個角度來說，韓寒確實傷了民主人士的心，網絡社會每天翹首企盼的體制改革、體制撤退、體制放權，到頭來發現我們自己就是體制本身，一時間憲政、民主云云似乎無從說起。

而韓寒的文章在我看來最重要的觀點并不是上面的對現狀與未來的言簡意賅的概括，而是如下文字“文人需有自己的正義，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能有立場，眼看一派強 大了，就必須馬上轉向另一派，絕對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張，不能跟隨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騙子，不聽任何承諾，想盡辦法確保不能讓一方消滅其他方而獨大。所以未來的中國如果有革命，誰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強大了，我就去它對手那里。我愿犧牲自己的觀點而爭取各派的同存。只有這樣，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上述文字與熊培云在書中提及胡適的段落所表達的觀點極為相似，在以《錯過胡適一百年》為題的文章中，熊培云講了一個胡適打麻將的故事：胡適摸牌總是嘆息“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卻又實實在在有“好張子”進來，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導師就這樣東拼西湊，遲遲和不了牌，而坐在對面的那位太太卻氣定神閑、信心十足，一心要和一牌“清一色”，因此遇到花色不一樣的，二話不說，立刻扔掉。

五四以來的中國，似乎一直缺少了兼容并包的大氣，缺少了文化的包容性，再加之以“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的”荼毒，中國人已經很難不帶立場、不作判斷地看待一件事物。

烏坎村民的抗爭所帶來的好東西，不是有關部門的一時妥協，也不是暴力革命能否收效的論證，更加不是向現行體制的公開宣戰。而是為了公民權利，為了自己的話語權而爭取到的在這個社會上的一席之地。

真正的公民社會，不是打倒舊勢力，樹立新勢力，而是純粹地對于權利的保護，對法律的信仰，對共同底線的堅守。如易中天在其文章中所言“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嶺！”

這是我們在重新發現社會，重新建立公民社會所必須要記住的，也正是公民社會的意義所在。

第四篇：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一）：先人后公民

彭振強

第一次認知熊培云，因為他的《自由在高處》，“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這本書從個體探討人們如何超越逆境，獲得自由，積極生活。

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中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熊培云則說“不自由，仍可活”.從兩本書的關系上看，《自由在高處》是作者對《重新發現社會》一書的補充。《重新發現社會》從國家、經濟等一系列角度對當前的社會進行了闡述。

拿到《重新發現社會》，首先就見到一句極有哲理的話，“我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讀起來，的確，可以說在現有的社會，我們能先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人”而不是一個“單位人”已然已進很幸運了。

我們說個人，李娜，中國網球一姐，2013年澳網公開賽決賽李娜迎戰阿扎倫卡。

在6-4先勝第一盤之后，李娜不慎在比賽中連續2次扭傷腳踝，以4-6/3-6慘遭逆轉，憾與冠軍失之交臂。

賽后笑稱“我知道我不年輕了，但是我還是要說，我盼著明年再來。”

李娜作為一個有個性的、脫離了國家體制而單飛的網球運動員，在大滿貫澳網冠亞軍頒獎臺上，用并不太流利、卻充滿幽默感的英文，感謝教練（丈夫）、團隊和贊助商，體現了一個國際職業運動員尊重賽事程序所應有的禮儀和風度，對于西方民主國家，這是非常自然而率真的表白，然而對于舉國體制下的中國體壇，這可以被理解為充滿個人主義色彩的特立獨行，因為大部分得獎運動員都會在第一時間感謝黨，政府和領導，作為一種愛國的表象，即使他們不想說，但是他們不得不說，也就是所謂的體育政治.然而，一但李娜的成績下滑，一旦所有金花名落孫山，她們的個性和特立獨行，很快會被舉國體制的無情鐵騎所碾的粉碎：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于單飛的嘗試都有可能被取消而恢復到國家集訓的老路上，中國一向是成敗論英雄的國家，這就是體育政治。這就違背了“我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中國體育是典型的在中國特殊體制下成長的畸形產物。再說寒假時亞洲杯預選賽，中國踢沙特，1:2不敵對手，網友在微博上一頓臭罵，上了上半場后25分鐘的攻勢，其實我們中國隊并非不能踢，并非弱小，但為什么就老是輸球呢？！

因為體育政治，我們的體育是不自由的。作為足協掌門人的韋迪，不但無法自由抉擇國家隊主教練，連自己的命運也無法把握，一月份卸任就職汽摩中心主任。在現今的背景下，只要我們不早早繳械投降，就已經成功。其實我們在改變，只是等待機遇，等待時間。

從韋迪起，他送出去了部分有天分的孩子，并且努力的想改變青少年基礎弱的現狀，過去關于足球和其他項目，體育總局容易混為一談，但他們逐漸承認了它的社會屬性，接受它規律的復雜性和獨特性，相信未來的某一天中國隊會出現在亞洲杯，世界杯，中國的體育會擺脫政治。然后我們人人都首先是人，然后是公民。

李白的詩說的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等著那一天。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二）社會是什么？現在的社會會帶給我們一個怎樣的未來？

身處其中的我們必然已經思考過這些問題了，在這樣一個迅猛變革和發展的社會中，我們面臨著機遇，還有更多的是挑戰。正如狄更斯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社會上固然有善人善舉不斷溫暖人們的心靈，但也無法遮蔽那些令人痛心無奈的事件發生。當社會的風霜吹涼了熱血抹平了棱角，許許多多的人甘愿淪為自私自利之人。熊培云在《重新發現社會》這本書中對現今社會及其前途做了一番思考，讓我重拾對社會未來的信心。

在本書中，作者以“重新發現社會”為脈絡，既分析了國家與社會間的關系，又提綱挈領地記錄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成長。在其中，“自由”這個詞隨處可見。古代西方有一句諺語“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就體現了其重要性。而在作者看來，要重視社會的作用，首先要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同時，“自由是反對濫用權力的唯一堡壘”,只有個人的自由得到保障，才能創造出更加和諧有序的社會。一如羅馬平民的勝利，將原先荒謬的“禁止用腳走路”廢除，獲得投票自由之后，才有了所謂的“社會解放”.在沒有自由之前，一切都只是空談。

同時，公民與國家的關系也是不可不談的一個話題。政府作為國家機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協調社會與公民社會所存在的內部矛盾，充分地保障人權。但歸根到底國家社會的發展離開不了公民的力量，因此近幾年來公民幸福指數被屢屢提及，而在幾年前，溫總理也提及讓公民幸福起來，其實就是要保障民權。可在現實生活中，民權卻常常得不到保障。但是以史為鑒，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國家，更應協調好與民眾的關系。孟子也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國家要給予一個充分民主的社會。好在一切都在走向正軌，隨著網絡的擴張，民主權利正得到逐步的釋放。

王小波說過：“文明的發展也是一個反熵過程。如果人人都進入趨利避害的熵增過程，隨著大流而下，最后準會在一個低洼地匯齊”.社會文明的發展還是需要每一個人的貢獻。倘若人人皆如此，美好的未來還是指日可待的。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三）：大國崛起

范若英

書中談到，似乎外國人最近對漢字“崛”頗感興趣。崛，有山峰凸起之意，于是便被外國朋友理解為中國崛起，要發生地震。中國勢必會用武力拷問世界。更有甚者稱中國崛起要伏“尸”而出，用三座大“山”震壓世界。雖中國一再聲稱本國崛起為和平崛起，可為何世界對此何有疑慮，且隨著中國的發展而不斷增強，日本并借勢力制造釣魚島事件企圖煽動中外反動勢力將槍口一致對準中國，這無疑給中國崛起起了阻礙作用。可中國依舊憑他中和的形象穩步發展，其驚人的發展速度更令人咋舌。

大國崛起也應以民為先。圣馬力諾，一個人口不到3萬的小國，沒有鐵路，機場，港口。甚至沒有紅綠燈，但人均擁有兩輛汽車。全體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全面實行16年義務教育制。在該國的宣傳冊上，印著這么一句話：“圣馬力諾一直有充足的兵源”.的確，在一個如此幸福的國家，每個公民對于國家來說都重如蒂塔諾山。圣馬力諾沒有官方報紙，但我能想像，倘若這個國家一旦遭受外來侵略，每個公民都會奮力抵抗。日本雖然在釣魚島事件表現出副軍閥主義模樣，給人以嚴酷之感，可面對本國民眾他似乎又是“體貼”的，日本曾發表說，日本不再追求G2大國，而是努力使國民平均水平上升。日本當之無愧地真正做到了以民為先。反觀中國最近頻頻出現的半吊子工程，若不杜絕此種事，大國崛起應有一段時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只有國家真正的關心人民，而不是一味著宣傳“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 在繼美國，香港等實行將財政所多得錢轉為紅利發給國民，在人大上提出的給每個納稅人分發1000元稅人紅利不再是天方夜譚，而已成為一種理應的行為。國家應把權力回歸于人民，真正實行人民當家作主，這樣才能防止權力過度集中，防止腐敗現象。以民為先，拓寬就業渠道，解決農民工問題；以民為先，徹實實行醫療改革制度，解決住房難就業難，上學難，就醫難等民生問題；以民為先，實現高速公路免費運行，解決節假日交通問題。我想只要急百姓之急，公民怎么不可能還政府一個更有活力更美好的社會。如果要大炮不要黃油，國家崛起對公民意義幾何？

大國崛起應以國民崛起為基石。國家應徹實提高國民素質，教育水平，培養高端人才。少一些擠公交，“中國式過馬路”的現象，少一些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不再有小悅悅等時間的發生。

也許，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崛起，才能真正成為世人眼中的泱泱大國。

第五篇：我們想要的社會——《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我們想要的社會

———《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

從儒家所宣揚的“大同社會”到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的概念對于我們而言，并不陌生。同時，“公民社會”也成為了近年來屢屢被提及的詞匯。可當我們認真思考以后，卻會不斷疑問：社會是什么？公民社會該是怎樣的社會？我們如何成為公民進而去建造一個公民社會？閱讀熊培云的《重新發現社會》，跟隨作者的思考去逐漸撥開迷霧，解答疑惑。

《重新發現社會》對身處“歷史三峽”中的中國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盤思考，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歷史、文化、互聯網等領域。作者既條分縷析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又提綱挈領地記錄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成長。如何超越左右紛爭，重建國家倫理底線；如何重新煥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扶正個體的權利與價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新中國”。

熊培云的文字，充滿著最為理性摯誠的批判之聲，卻對未來永遠保持者最溫和的樂觀。他力圖通過引導個體重申個人責任，從而建設一個人道的、寬容的、人人為自由而盡責的美好社會。而我們，正是通往美好社會的基石。

第二次“解放戰爭”

如果說1949年結束的解放戰爭標志著國家從戰爭中獲得解放，那么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就可以被稱為第二次“解放戰爭”，意味著社會從國家體制中逐步獲得解放。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說，改革開放，就是國家不斷退卻的過程。眾所周知，曾經的中國是一個“全能主義國家”，無所不能的政府在掌管著一切，大如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小到個人的娛樂方式，家庭生活，全都離不開國家的安排和布局。相較改革開放以前的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等等，現在中國人的自由顯然增多了。我們可以選擇崇拜自己的青春偶像，可以選擇自由戀愛，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中選擇合適的工作崗位。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撥打急救電話，公立醫院的救護車會先跟你談價錢；上訪申訴，機關部門會將你拒之門外。這個國家到底怎么了？為什么我們覺得它不該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覺得它不該出現的地方，它卻好端端站在那里穩如泰山呢？

談到對國家的理解，很多人會自然而然的想起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就在人們將這種愛國主義視為個人最高尚情懷的時候，身處同一國度的弗里德曼卻有著另一番思考。弗里德曼批評肯尼迪沒有真實地道出一個自由社會的理想，沒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關系。簡單說，國家是一起締造它的國民的服務者，而政府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斗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

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有希望的政府應當是一個“權小責大”的政府。而二十一世紀中國最顯著的進步也正在于，“小政府，大社會”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一個好的政府只是負責提供公共產品，擔任社會“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而所謂的轉型就是從“國家解放”向“社會解放”轉變。政府一方面應承擔起更多的民生責任，讓生活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即使是社會最底層者也不會因社會的遷延而被遺棄，一樣擁有享受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權利；另一方面政府應謙卑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在接受社會監督的同時，充分放權，給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更多的生長、發展空間，讓個人和家庭有機會通過獨立或合群的努力改變生活。

公民社會的建立通過一點點理清群己權界，使公民權力得到保障，成為一個完整的權力主體，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聯合，最終以公民權利為結點的網狀體（公民社會）逐漸代替以權力為中心的星狀體（政治社會）。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既是中國社會自我解救的過程，也是個體權利不斷覺醒的過程。而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這場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解放戰爭”還將長時間地持續進行。

推土機的時代

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寫到：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而對于那些面對暴力拆遷，以死抗爭的人們而言，推土機無疑是當下時代最具象征性的“權力圖騰”。毫無疑問，近些年來的野蠻拆遷行為正在成為全民公敵，一方面在破壞著流傳千年的文明，另一方面在肆意踐踏著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賴以生存的物權。作者在書中寫到：“面對四處風起云涌的‘拆遷運動’，有中國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如此‘原音重現’雖有夸張、戲謔之嫌，但它無可懷疑地觸及了埋藏于中國人內心的某種隱痛。”在“百度新聞”搜索欄里輸入“暴力強拆”后點擊搜索發現，與之相關的信息多達近38萬條，每一條新聞的背后

都是民眾無法承受之重。

在西方，民法被認為是“社會生活的圣經”，是“公民、法人的權力宣言”。早在兩百多年的法國，拿破侖就任命包括第二執政官康巴塞雷斯在內的五位法學家組成委員會起草人類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國家的民法典。至今為止，世界上已有一百一十多個國家有成體系的民法典，然而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建國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沒有民法典。人們在獲得更多自由的同時，我們的政府也變得更加“自由”和恣意妄為了。想征地就征地，想拆遷就拆遷。或許我們可以屹立于風口浪尖不倒，可以在槍林彈雨中頑強戰斗，但很難在轟隆的推土機面前挺立。92歲的陶興堯，參加金門戰爭時腸子都打出來了，沒死，但如今，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和豬場，自焚了；同樣的悲劇還發生在成都女企業家唐福珍身上，為了保衛自家的房屋無奈在屋頂上自焚??

曾經我們幻想著一部法律的出臺能擔當起家園和土地的“守護神”，而《物權法》頒布至今已5年有余，許多“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人領域，卻仍然沒能阻擋推土機的大鏟。革命暴力已經褪去，而“建設暴力”猶存。近幾年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拆遷建設的機械壓過城市寬闊的柏油馬路之后，開進了農民的田間地頭。就在3月底，河南和湖北的兩個農民因為開發商的鐵家伙而喪生。一個因不滿土地被占用，另一個不滿財產補償，一人死于推土機之下，另一人則被水泥罐車碾壓致死。相隔僅三天，接連發生的這兩起事件讓人觸目驚心。

如果說自由、民主等價值代表著人類精神的某種高度，那么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對物權的肯定則讓這種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淪落為凌空蹈虛的理想，無根無基的觀念浮萍。當古老的波茨坦磨坊依舊以雄偉的姿態挺立在德國大地上，宣誓著即使是強大的王權也不容肆意侵犯物權時，中國的百姓卻不得不以柔弱的身體作為抵抗暴力拆遷征地的最后籌碼，而最終以付出生命的代價宣告結束。推土機推不出真正的城市化，推不出和諧社會，也推不出法治天下。只有真正擁有了“法治天下”，才不會有“強拆中國”。

夢想之下堅守底線

“中國夢”的提出引發了眾多百姓的熱議，每個人心里都有屬于自己的夢想，或關乎自身，或關乎家庭，抑或關乎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有夢想的人生活才會精彩，同樣，有夢想的社會才會有希望。然而，如果當社會的底線變成了一種夢想，那么這樣的夢想似乎顯得太過沉重。

白巖松曾給自己提出十二字的目標：捍衛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這十二字不僅僅屬于他自己，面對如今常識不斷被顛覆，底線不斷受到挑戰的現實，我想，這理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追求。

微博上流傳著一個經典的段子——“中國人的一天”：早上起來，買根地溝油油條，切個蘇丹紅咸蛋，來一杯參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中午，瘦肉精豬肉炒農藥韭菜，再來份人造雞蛋，泡壺香精茶葉；下班，買條避孕藥魚，開瓶甲醇勾兌酒，吃個硫磺饅頭；晚上，買瓶含氯的可樂，難受了就吃幾粒皮革膠囊，發現自己居然還神奇地活著。盡管如此悲催的事情幾乎不可能集中發生在一個人身上，但也客觀反映了中國人對近年來社會生活底線淪陷的焦慮和不安。社會系統專家常遠教授用S和D來解釋國家的底線和夢想，認為“國家的底線（Safety），應當是其主權存在及全體公民平等的生存保障，國家的夢想(Development)，應當是全體公民利益互不沖突之多樣化自由發展。”易中天曾問白巖松：“是夢想重要還是底線重要？”白巖松一如往日的敏捷：“首先我們要做的是制止底線的不斷下滑，然后夯實底線，再慢慢抬高底線，站在抬高的底線上，你就會覺得離夢想近了一點。” 國家的夢想（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固的底線（安全）之上，沒有底線談夢想，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當社會的底線不斷淪陷，道德不斷滑坡，每個人身處其中就像走鋼絲一樣，你走得過去，是僥幸；走不過去，是命運，會暴死，會得到不好的時代的糟糕命運。而一個擁有底線的社會，細小的鋼絲會聯結成網，每個人都能平平安安的走過去。在這樣的社會里，左派不會因追求公正而否定自由，右派不會因追求自由而否定公正。公正與自由都是每一個人所共同認可并堅守的底線。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政治改革也走在路上，而對于整個社會而言，亟待一場心靈改革。我們在救濟法律和制度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思考如何去救濟人心，盤活我們的良知呢？每個人都應懷有一顆“敬畏之心”，知道“敬”什么，我們才有了努力的方向；知道“畏”什么，我們才會牢牢地守住最后的底線以使得無論遭受怎樣的挑戰都不會被突破。只有重拾對生命最起碼的敬畏和尊重，冤假錯案才會更少一些，食品安全才會更有保障一些，冷漠的陰云會因敬畏而消散，慈悲的種子會因尊重重新生根發芽。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古國，但文明的脈絡能貫穿古今，并且至今經久不息的，只有中華文明。提及中華文明，浮現在很多人腦海里的第一印象便是“孔子”。這個被譽為“圣

人”的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被我們授予至高無上的榮耀和冠以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的牌匾。而眾所周知，曾經占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中國的發展，限制了中國人的創造力。正因為此，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陳獨秀等人將“德先生”和“賽先生”請進了中國的課堂，在隨之而來的五四運動中，孔夫子的幾塊牌匾被砸得面目全非。而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老孔從墳墓里扒出來鞭了尸。從思想認識上徹底肅清他的影響和余毒，使中國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人也在回望歷史，逐漸恢復了理性和信心。而關于孔子的爭論卻從未消停。誠如作者所言：“在中國由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今天，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現實回答‘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孔子’這道‘多選題’，而不是‘孔子是否偉大’這道‘是非題’。換言之，在面對歷史人物時，應該學會做選擇題而非判斷題，以期找出對這個時代有用的東西。”

香港孔教學院榮譽院長信力建教授曾略帶譏諷的指出：要看唐代的中國，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禮儀；要看明代的中國，就去韓國，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禮樂制度；要看民國的中國，就去臺灣，那里保存著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在大陸卻無法看到真正的傳統文化，大陸的文化，只是一個“四不象”。暫且無論信教授出于怎樣的目的發表這樣一番評述，但起碼我們也能從中細微地察覺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現狀。千年積累起來的文明隨著“轟隆”的爆破聲瞬間被摧毀，歷史文化的氣息逐漸淹沒在了鋼筋水泥之中。我們自信地以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將歷史的記憶推倒之后，幻想著再造新文明。可未曾想到，當“GDP至上主義”充斥到了每一個角落，再造又談何容易？更何況，有些記憶一旦被遺忘便不再會想起。

當后現代主義者鼓吹一切宏大敘事都已經壽終正寢時，熊培云堅信“有個東西卻是與人類同在的，這就是人類追求幸福與自由的最大傳統”。人類有一個大的傳統，中國有一個相對大的傳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傳統，一個人爭自己的傳統，就是爭國家的傳統，爭國家的自由。在作者看來，弘揚中華傳統最好的方式“不是給皇帝老兒迎駕一樣讓某個曾經稱王的傳統再次稱王”，而是“恢復人們關于過往知識和歷史的記憶”。不忘歷史，才能擁有未來，同樣，只有尋回記憶，才能再造偉大的傳統與文明。

顯然，在弘揚傳統文化，再造新文明方面，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能改變什么

在英國圣公會主教的墓碑上寫著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年輕自由的時候，我的想象力沒有

任何局限，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當我漸漸成熟明智的時候，我發現這個世界是不可能改變的，于是我將眼光放得短淺了一些，那就只改變我的國家吧。但是我的國家似乎也不能改變。當我到了遲暮之年，抱著最后一絲努力的希望決定只改變我的家庭，我親近的人，但是，唉！他們根本不接受改變。現在在我臨終之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如果起初我只改變自己，接著我就可以依此改變我的家人。在他們的激發和鼓勵下，我可能就能改變我的國家。接下來，誰又知道呢，也許我連整個世界都可以改變。

在我們童真無邪的年代，或許很多人都幻想著自己擁有一種超能力，成為一個偉大的“救世主”，驅除所有的黑暗與邪惡，讓世界迎來光明與美好。然而伴隨著成長，當經歷了太多摔跟頭的疼痛以后，當明哲保身比秉公任直更能為自己帶來安全感和利益時，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隨波逐流，選擇屈服于權威，屈服于某些所謂的“社會規則”。事實確實如此，鮮有人能憑借個人的力量去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可另一個事實卻是，往往影響和改變世界的曾經都是蕓蕓眾生中普通的一員。

羅莎·帕克斯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因為在公交車上拒絕給白人讓座被警察逮捕。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三百八十一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車運動，組織者正是日后被稱為“反種族隔離斗士”，而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牧師馬丁·路德·金。這場運動最終以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而告終。她不僅改變了美國黑人的地位，也改變了盛行種族主義的美國。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里”。

在北京，郝勁松曾因在地鐵天安門站使用廁所時支付了5毛錢的如廁費，將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曾因買到漲價火車票將鐵道部告上法庭。他不是一位律師，他以公民的名義訴訟。而在他看來，“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惡知道憤怒，這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公民。”

轉型期的中國，充滿著太多未知，必將迎來更大的挑戰和考驗，而最大的不幸不在于壞人的作惡，而是好人的沉默。我們熱愛自由與民主，憧憬著一個美好社會的到來，但自由也好，民主也罷，從來不是靠施舍得來，而靠我們自己的爭取。對于未來，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當每個人都承擔起了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責任時，那么這個社會也便是自由和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