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生思想匯報：也談個人所得稅改革

敬愛的黨組織：

今年兩會上，國務院原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并決定該草案經進一步修改后，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修改后的個稅起征點可望從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且現行的九級稅率也可能作出相應調整，減少稅率檔次擴大級差，從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個稅改革可以使中低收入群體將受益，進一步減少社會貧富差距。眾所周知，“十一五”期間，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與企業傾斜的現象日趨嚴重，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我國多年來稅收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長，也高于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長速度，特別是當前，對個人收入起調節作用的個稅改革也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個稅起征點提高后，更多中低收入群體將被納入免稅范圍，有利于為中低收入者降低稅負。***總理日前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指出：“這條措施出來以后，會使整個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受益，無論是工人還是干部，我以為是最直接也是最簡便的方法。這是政府今年給老百姓辦的第一件實事。”

當前大幅度地提高個稅免征額也有利于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盡管目前工薪族所納個稅占個稅總收入的比例較大，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個稅免征額，有可能會使工薪族因少納稅而致財政減收，但也應該看到，工薪階層的稅負減輕了，消費能力就會隨之增強，工業品、農產品市場需求就會相對旺盛，這反過來又會刺激工農業生產，一些生產和銷售企業就會因此而創造更多的稅收，最終將會彌補、甚至超過因個稅免征額上調而帶來的減收。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著手開始找工作的事宜，屆時我們也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納稅人”。因此，個稅改革與我們之間也是密切相關。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國的整體實力有了質的提升和飛躍。此次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表明了政府讓利于民，藏富于民的決心。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無論是大會發言還是小組討論，“民生問題”是代表委員們談論最多的主題，***主席也一直強調，“要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的生活”。

代表委員談物價，話民生，聊幸福，無不希望政府能夠給老百姓以實惠。而要想老百姓幸福，首先就得讓利于民，真金白銀，不打折扣。雖然發展過程中，我們正在或者即將面臨無數大大小小的困難，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始終把人民冷暖幸福裝在心間的政府，我們相信，一切困難都是紙老虎。

通過學習此次兩會，我看到了我們黨堅持執政為民的決心和能力，更堅定了我努力向黨組織靠攏、爭取早日入黨的決心。身為一名當代大學生，不僅要學好本專業，還應該花更多的精力了解國家大事，更要始終堅定不移的學習黨的規章政策，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請組織繼續考驗我。

匯報人：好范文

第二篇：大學生思想匯報：也談辛亥革命

尊敬的黨組織：

去年10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建國62周年紀念。我們的國家在中國***的帶領下，建起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并且還正在帶領8200萬黨員和12億群眾想著****道路闊步前進。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點燃熄滅的燈；理想是燈，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流沙河先生精辟的句子道出了理想之于我輩的意義。其實不只是對人，對政黨抑或任何一個社會組織，理想都是不可或缺的。理想就是精神支柱，理想就是指路明燈，理想就是思想武器，理想就是力量源泉。一個政黨的理想就反映在它的綱領了。中國***的最高綱領就是實現****，那么實現****就是中國***及其黨員的最高理想。

***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在領導人民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努力認識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永遠站在世界前列。加強黨性修養，永葆公仆本色，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關系國家的穩定和諧、關系黨員干部的成長進步。作為一名大學生入黨積極分子，我們應該提高自己的黨性修養，做合格的人才，我覺得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一、加強政治修養，樹立遠大理想。

我們應該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培養自己的黨員修養。在這個學習過程中，我充分了解了我黨的歷史，學習了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深刻領悟到中國***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員要起到先鋒模范作用，體現自身價值，就要有先進的思想，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嚴守黨紀國法，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并樹立為****事業奮斗終生的志向。

我們處在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研究生黨員要有較強的適應性，只有平時注意黨性修養的培養，在面對各種誘惑的時候才能堅定不移地保持先進性。在校學習的同時，我經常閱讀一些報紙雜志、上網或看電視新聞，隨時關注政治，關心國家大事。在重大事件上應時刻與黨中央保持統一思想陣線，并要及時地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與政策。

二、加強專業課學習，提高學習能力。

學習是學生的天職，作為學習中的先進群體，學習上更要走在前邊。所以只有加強專業課的學習，才能具備扎實的專業功底。另外，還要注意個人文化修養的培養，拓寬自己的知識面，豐富自己的文化底蘊，以一個高素質的研究生的面貌面對社會。活到老學到老，在學校學習只是其中一個階段。學海無涯，因此要學習“如何學習”，就是要提高學習能力和學習效率，這樣才能在更短的時間掌握更多的知識，學以致用，掌握學習的方法，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

三、把個人價值置于社會價值中。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我們研究生應該把個人價值的實現同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相統一。把自己的人生價值目標建立在把握當今中國社會發展所提供的條件的基礎上，努力、充分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今后，我將更加認真學習科學理論，使自己的****信念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加強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努力做到首先在思想上入黨，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他人，團結周圍的人，帶動他們一起來學習，我會以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前進，從而不斷的完善自己，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做****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科學發展觀的忠實執行者！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自覺實戰者！社會和諧的積極促進者！爭取早日成為黨組織中的一員。

以上就是我十月份的思想匯報，請黨組織考察并檢驗我。

匯報人：好范文

第三篇：也談司法鑒定改革

內容提要：司法鑒定問題是長期困擾我國司法界的一大難點，改革須實行“大手術”。應將鑒定機構全部成為社會服務性機構，由司法行政部門統一管理；實行嚴格的鑒定人資格考試考核制度，明確鑒定是個人行為，而非集體行為；鑒定人應當保持中立，履行出庭作證的義務；應當增強控辯雙方參與鑒定的權利，雙方均可以聘請“專家顧問”當庭質詢鑒定人；法官采信鑒定結論必須充分說明理由等。司法鑒定改革應當成為我國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切入點。

關鍵詞：司法鑒定，鑒定人，中立性，出庭作證

一、基本理論問題

（一）司法鑒定的概念

關于司法鑒定的含義，學界有不同的表述。有學者認為：“鑒定就是指運用專門知識對案件中某些專門性所進行的鑒別和判斷”。[注解1]還有學者認為：“司法鑒定是在訴訟中對涉及專門知識的事物，聘請相關專家進行的檢驗和評斷。”[注解2]另有學者認為：“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對于案件的專門性問題，經當事人的申請，司法機關決定，或司法機關主動決定，指派、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鑒定人，運用科學技術手段，對專門性問題作出判斷結論的一種核實證據的活動。”[注解3]也有學者認為：“司法鑒定是指訴訟中人民法院依其職權，或應人民檢察院或被告人的請求，或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請求，委派具有專門知識、技能或特別經驗的人，對案件涉及的某些專門問題，進行鑒別、判斷的訴訟活動。”這一定義包含下列內容：

1、表明鑒定的決定權掌握在人民法院手里；

2、鑒定人必須是具有專門知識、技能或特別經驗，能夠對案件中的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別、判斷并作出科學、權威的結論或提供分析意見的人。[注解4]

前兩種概念連司法鑒定啟動的決定權在哪個機關手里都沒有指出，過于原則籠統；第三種概念僅僅是說鑒定的決定權在司法機關，也沒有具體點明；第四種觀點的不同之處就是明確指出了司法鑒定的決定權只屬法院獨家所有。

要考察司法鑒定的內涵，不能將其僅作為一種偵查技術手段，而應當從司法理念入手進行探究。司法者，應該是居于客觀、公正、中立的立場上運用法律來判斷事物的是非曲直，解決訴訟爭議的活動。即司法必須具備一種超然性、被動性、中立性，才能保證訴訟程序的公平正義。那么，司法鑒定也必須體現司法的這一特點，否則，只能稱之為“技術鑒定”。

司法鑒定概念的混亂只是表層現象，根源于我國現行司法鑒定制度的缺陷。首先，現階段在我國關于“司法機關”的內涵和外延就頗有爭議，尚無定論。一般認為，狹義的司法機關僅指法院本身；而廣義的司法機關還包括了起訴機關和偵查機關，即將刑事訴訟中的控方也列入了司法機關。筆者認為，廣義的司法機關顯然違背了司法本身的特有屬性，起訴機關和偵查機關屬于控方，代表國家執行公訴職能，不可能具備超然性、被動性和中立性，所以，這種廣義概念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

我國臺灣學者陳樸生認為：“鑒定，乃使有特別知識經驗者，就某事項陳述其判斷之意見，亦證據方法之一種。任鑒定之職務者，有為自然人，有為機關。其性質基本與證人相似，我刑事訴訟法雖不采取英美法之例，認鑒定人為專家證人，但依第197條之規定，除本節有特別規定外，亦準用前節關于證人之規定。證人與鑒定人均系協助法院認定事實之第三人，從其為人的證據方法，固具有共通性；但其協助法院認定何部分之事實，二者則不相同。唯證人，系報告其自己體驗所得，可為推理基礎之資料；而鑒定人，則系報告判斷過程中應適用之法則或其如何運用。故證人，系提供法院所缺乏之經驗，而協助法院獲得可為推理要證事實之基礎資料；而鑒定人，系依其學識經驗，報告特別法則之人，以提供法院所缺乏之法則的知識，協助其為資料價值之判斷。”[注解5]

（二）司法鑒定的性質

關于司法鑒定的性質，有學者作出如下歸納：

（1）準司法性。所謂準司法性，是指司法鑒定活動具有下列特點：其

一、現有的司法鑒定機構主要是由公、檢、法、司、安等政法部門批準設立的，上述機構不同于一般的社會機構；其

二、從司法鑒定的啟動上看，現行的司法鑒定主要是由政法部門指定或委派；其

三、從司法鑒定的程序上講，它不同于市場行為。不能因個人意愿隨時啟動和實施，而是按照司法機關的規定開展工作，嚴格遵循合法性的原則。

（2）中立性。主要指司法鑒定機構和鑒定人應相對的超脫性，不能直接隸屬于利害關系部門（如偵查、起訴、審判機關），這也是實現司法公證的基本保證之一。與行政權相比，司法權具有終結性、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消極性、個別性、專屬性等特征。

（3）客觀性。是要求司法鑒定結論必須客觀真實。司法鑒定是科學技術與法律規則的結合，因此具有雙重屬性，既要遵守法定原則、程序，又必須遵循科學規律。[注解6]

也有學者認為，司法鑒定應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鑒定程序必須嚴格遵照訴訟法的規定，鑒定只能在訴訟過程中提起并由承辦案件的司法機關決定和指聘；（2）鑒定對象（或客體）僅限于案件中經過法律確認的某些專門性問題；（3）鑒定主體必須是具有鑒定人資格的自然人，而不是鑒定組織或業務部門；（4）鑒定活動的性質屬于以科技手段核實證據的訴訟活動；（5）鑒定結論為法定證據之一。[注解7]

筆者認為，應當重新認識司法鑒定的性質。如前所述，司法鑒定不應成為一種控方采用的偵查技術手段，而應將其定位為法院或曰法官[注解8]依法委托的一種取證和驗證措施。鑒定結論只是一種有待當庭質證的證據，而非最后的結論或判斷。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鑒定結論只是結論的一種，其證明力同樣要接受裁判者的判斷。原因在于：首先，事實認定是司法權的一部分，只能由依據憲法享有司法權的主體作出，而鑒定人并非合法的司法權主體；其次，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科技含量較高的鑒定結論也面臨挑戰，并非無懈可擊；再次，鑒定結論往往只涉及案件的一部分內容，而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還可能存在大量其他形式的證據；最后，鑒定結論是一種意見證據，其中加入了鑒定人的主觀判斷，很可能由于鑒定結論的主觀因素而使鑒定結論帶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注解9]

二、現行司法鑒定制度的缺陷

（一）關于司法鑒定的啟動權

司法鑒定制度主要包括司法鑒定的啟動制度、實施制度、采信制度、鑒定程序等。訴訟制度、證據制度、鑒定制度三者緊密相關，構成一種層次性的結構關系。鑒定制度是由證據制度、訴訟制度決定的，是服從和服務于它們，并受其制約的。因此，鑒定制度的改革也必須隨著后二者的改革同步進行。

西方學者認為，鑒定的啟動程序是司法鑒定的關鍵程序。而我國司法鑒定制度在啟動程序的最大特點是控辯雙方的嚴重不對等性，控方可以完全操縱鑒定結論，而辯方則沒有任何啟動鑒定的權利，只有要求補充鑒定或重新鑒定的權利。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將鑒定作為偵查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第119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第121條規定：“偵查機關應當將用作證據的鑒定結論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表明偵查機關有權啟動司法鑒定；檢察機關機關同樣具有這種權力，進入審判階段，法院還有進行補充鑒定、重新鑒定的權力。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司法公正、控辯平衡的原則。造成的后果是-其

一、偵控機關的權力過大，控辯雙方力量明顯失衡；其

二、辯方程序參與權利太小，有損程序公正；其

三、重復鑒定，訴訟效率低下。因此，改革現行鑒定體制，提高辯方的啟動能力已是當前我國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共同呼聲。有學者提出了“以職權主義為基礎，以當事人主義為補充”的目標模式。[注解10]

（二）關于司法鑒定的主體

1、鑒定人的選任

鑒定人在訴訟中究竟應當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我國三大訴訟法都將鑒定人列為訴訟參與人，但同時又存在很多問題。司法鑒定的主體究竟應該是單位還是個人呢？目前，我國的鑒定人選任、機制十分混亂，機構龐雜，重復設置。

現階段鑒定人方面存在的問題有：

（1）人員數量雖然多，但業務素質參差不齊，完全符合鑒定人條件的比例較小；

（2）多數鑒定人沒有鑒定資格證書，沒有專業技術職稱或者專業技術職稱過低；

（3）對于鑒定人缺乏統一管理和監督機制。

而在大陸法系國家，鑒定人一般被認為是法官的輔助者，承擔著近乎法官的司法職能，鑒定活動也被看作是幫助裁判者發現真相、實現正義的活動。在德國，鑒定人被稱為“事實發現上的當然輔助者”。因此，如同法官必須具備法定條件一樣，鑒定人也必須具備嚴格的職業標準和資格考試。在大陸法系國家普遍建立了鑒定人名冊制，由專門機構通過特定的考評和登錄程序，將全國具有司法鑒定資格的專家，根據專業分別登記造冊，注明各自的教育程度、學術成果、專業履歷等內容，以供法官根據需要從中遴選。

2、鑒定人的權利與義務

目前，在我國的三大訴訟法中鑒定人的權利義務規定不夠科學合理。獨立鑒定權得不到保障，人身受保護權因不出庭而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出庭作證的義務、公開鑒定過程的義務等也被忽視。鑒定人幾乎都不出庭接受質證，更不公開鑒定過程，只是由法院宣讀鑒定結論，極易產生“暗箱操作”。根據世界各國通行的慣例，鑒定人必須出庭作證，接受質證。這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源于司法體制的弊端。

鑒定人作為在某一領域內的專家，研究專門問題，并接受司法委托，理應對自己的鑒定結論負責。而且，還應公開鑒定的全部過程和細節，接受控辯雙方和法庭的監督和質證。需要明確的是，鑒定乃個人行為，而非集體行為。即使是法人作為鑒定人，但其內部人員的選任亦須經過法院批準，并由具體鑒定人親自鑒定后簽名并出庭作證。鑒定人產生的混亂性，表明我國現階段還遠未形成鑒定人的專業化和職業化。

（三）在鑒定行業管理方面

司法鑒定涉及多個方面，比較復雜，國家應當進行統一管理。我國現階段是各自為政、分散管理的方式，不利于全面性問題的解決，也不利于司法鑒定制度本身的完善與發展。

國外有些鑒定機構的經驗值得借鑒，當前世界知名的鑒定機構如下：

1、鑒識科學（forensicsciences），亦稱“刑事科學”。美國鑒識科學學會（AmericanAcademyofForansicSciences），是現今最權威的鑒識機構，FBI為聯邦調查局，隸屬于司法部。首任局長胡佛設立了鑒識實驗室。英國鑒識科學學會也是世界公認的權威鑒定機構之一，擁有《司法科學》期刊，內政部設鑒定中心（FSS）。

2、德國的鑒定機關則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套系統。日本在警視廳下設立科學警察研究所，稱鑒定學為“裁判科學”或“法科學”。臺灣則稱為“刑事鑒定”或“刑事鑒識”，其鑒定中心設于內政部警政暑。

3、除英美德日等國外，奧地利、芬蘭、法國、荷蘭、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也在此方面實力頗強。以色列設“國家警察局鑒識科學部”，澳大利亞設“政府分析實驗室”，新西蘭設“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鑒識部”。在維也納還設有“聯合國國際藥物管制計劃專屬實驗室”。[注解11]

（四）在其它方面

我國三大訴訟法對司法鑒定的規定均比較原則籠統，不夠具體詳盡，加之，又沒有相配套的法規，所以，與現代法治要求極不適應。在鑒定立法、鑒定對象、鑒定標準、鑒定程序等方面均存在不少急需改革之處。

三、司法鑒定的改革方向

目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錯案，并非適用法律不當所致，而是認定事實有誤，主要是證據的問題。其根源于計劃經濟所致，鑒定機構的重復設置形成不必要的浪費和效率低下，甚至于錢、權決定了鑒定的結論。立法之欠缺也是重要原因。

司法改革以公正、效率為核心，司法公開為重點。在研究司法鑒定改革時，必然要面臨價值追求的問題，兼顧公正和效率及保持與我國訴訟制度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解決該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司法鑒定作為鑒別、確認訴訟證據的一種重要活動，直接關系案件的正確認定和法律的正確適用，也系關法律適用是否及時和社會資源對訴訟的投入問題，應最大限度地兼顧公正與效率的價值追求。[注解12]

我國的司法體制類似于大陸法系，而大陸法系內部關于司法鑒定的決定權和鑒定人選任權又有不同模式。有學者歸納為三種模式，即法德模式、意大利模式和俄羅斯模式。[注解13]

以法國、德國為代表國家實行的“限權的平等模式”，以意大利為代表的國家實行“放權的平等模式”，而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國家實行的是控辯雙方不平等的模式。前二者的共同點在于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和鑒定人的選任權均掌握在法官手中，而區別在于：“限權的平等模式”是通過嚴格限制控辯雙方的權利，使雙方都沒有特殊權利的基礎上實現雙方的基本對等：“放權的平等模式”是通過使雙方同樣享有相當權利的基礎上，實現雙方的基本對等，如控辯雙方均有權聘請自己的技術顧問參與鑒定工作等。而俄羅斯模式是一種控辯雙方權利義務嚴重不平等的模式，即司法鑒定的啟動權和鑒定人的選任權不但掌握在法院手中，而且也掌握在控方手中，而且，偵查和起訴機關在訴訟程序上還先于法院，導致控辯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嚴重失衡。我國現行的鑒定模式即屬于這一種。

有鑒于此，我國的司法鑒定模式的改革已成為大勢所趨、勢在必行。根據我國的現實狀況，宜采取“限權式改革”，即嚴格限制控方-偵查、起訴機關的權利，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辯方的權利，使控辯雙方的權利義務達到相對平衡。即將鑒定的啟動權和鑒定人的選任權統歸于法院，控辯雙方只能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申請、建議的權利。同時，還應轉變一種觀念，即鑒定并非一種偵查手段，而是一種取證、驗證手段，否則，在現行司法體制下是難以通行的。

有學者具體提出了司法鑒定改革的“四步曲”：

1、應是與改造中國“流水作業式”的訴訟構造相適應，將司法鑒定事項的決定權一律賦予法院形式，而不再由“公、檢、法三機關”各自獨立享有；

2、建立專門的鑒定人資格和登記注冊制度；

3、全面實施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制度；

4、適應對抗式訴訟的基本要求，賦予當事人一定的自行委任鑒定人的權利。[注解14]

筆者認為，基于以上分析，對于司法鑒定體制的改革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小打小鬧”，必須“動大手術”，進行全面改革。具體措施如下：

其一、將“公、檢、法”機關與其內部設立的司法鑒定機構全部脫鉤，使鑒定機構完全成為社會服務性機構，由司法行政部門進行宏觀業務管理。

其二、將司法鑒定的啟動權統一歸于法院，由法院決定是否委托、聘請鑒定人。在訴訟中可采取“一事二躬”，即聘請兩個以上的鑒定人分別進行鑒定；法官對鑒定結論必須充分說明理由，而不是簡單采信。

其三、實行“資格型”鑒定人制度，實行嚴格的考試考核制度，對有鑒定資格的人員進行登記造冊，實行統一管理。

其四、強化控辯雙方對鑒定活動的參與權。控辯雙方擁有請求鑒定權，并可以聘請自己的專家顧問當庭質詢鑒定人。還有對鑒定程序表示置疑的權利，參與鑒定過程的權利，及時獲知鑒定結論的權利等。

其五、實行鑒定人個人負責制，鑒定人必須出庭作證。鑒定人享有獨立鑒定權、了解案情權、參與訴訟權、人身受保護權及獲得報酬權等。同樣，鑒定人應承擔拒絕鑒定的責任、超期鑒定的責任、錯誤鑒定的責任、拒絕出庭作證的責任等。

其六、應當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和規則。如：明確鑒定期限，完善鑒定人回避制度，確立非法鑒定無效規則等。

注解：

1、巫宇生編：《證據學》，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頁。

2、金光正主編：《司法鑒定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3、鄒明理主編：《我國現行司法鑒定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頁。

4、參見張玉鑲：《對司法鑒定學幾個概念的再思考》，載《中外法學》1997年第3期。

5、陳樸生：《刑事證據法》，（臺）三民書局1979年版，第105頁。

6、霍憲丹：《關于司法鑒定工作若干問題的探討》，載《司法鑒定研究文集》（第1輯），法律出版社20001年4月版。

7、參見鄒明理：《司法鑒定》（高等學校法學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8、從我國現行的法官制度考察，法官與法院的關系也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法院不能獨立，法官更不可能獨立，法官與法院之間的關系演變成為一種行政隸屬關系，法官幾乎沒有任何自由裁量權，法官要服從法律，更要服從法院，當法院的長官意志與法律精神相矛盾時，大多數法官為了保全自身的前途命運只得舍棄法律而屈從法院（長官意志）。

9、汪建成、孫遠：《刑事鑒定結論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2期。

10、樊崇義、陳永生：《論我國刑事鑒定制度的改革與完善》，載《司法鑒定研究文集》（第1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以下。

11、參見駱宜安主編：《警察百科全書—刑事鑒識》，（臺）中央警察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2、參見劉之雄、唐金波：《我國司法鑒定制度改革與立法完善之構想》，載《中國法學》1999年第5期。

13、汪建成、孫遠：《刑事鑒定結論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2期。

14、陳瑞華：《司法鑒定改革的主要課題》，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五卷），中國政法大學2000年版。

第四篇：淺談個人所得稅改革

淺談個人所得稅改革

08級公管（1）班林尤正10822307011

1摘要：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稅收中的重要稅種,但目前的個稅征收辦法仍不完善。因此個人所得稅改革可以從規范費用扣除制度出發,參照以往經驗,通過科學測算,健全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制度,選擇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力爭做到相同收入的家庭納各自相當的稅,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公平原則。

個人所得稅是以個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為對象征收的一種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近些年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也隨著我國經濟運行質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逐步成為各地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但是，國家征得的75%的個人所得稅卻來自中低收入者，這顯然與當初個人所得稅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因此，我國醞釀多年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與2006年1月1日起實施，延續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盡管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會造成短期內的個稅減收，但從長期來看，個人所得稅仍是我國稅收增長潛力最大的稅種之

一。再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將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從而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形成稅收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而且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這體現了國家積極鼓勵擴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趨向。同時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納稅，加大了稅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調整個人所得稅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改革 思考

論文正文：

一、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狀況

個人所得稅是調整征稅機關與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間在個人所得稅的征納與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是在中國境內居住有所得的人,以及不在中國境內居住而從中國境內取得所得的個人,包括中國國內公民,在華取得所得的外籍人員和港、澳、臺同胞。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捐贈的部分,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對在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義務和在中國境內有所住所而再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義務人,可以根據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匯率變化情況確定符合減費用,附加減除費用適用的范圍和標準由國務院規定。納稅義務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準予其在應納稅額中扣除已在境外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額。但扣除額不得超過該納稅義務人境外所得依照本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歷經了三次重要的變化:(1)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個人所得稅法。(2)2005年10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修改了個人所得稅法,將起征點由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3)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個稅法修正草案,擬將起征點再提高到2000元。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存在的主要問題

1．稅制模式問題

1994年稅改時，考慮到我國公民的納稅意識還很淡薄，我國當時的稅收征管技術水平和能力的局限，在征收形式上采取以源泉扣繳為主，自行申報為輔。與之相適應，選擇了分類所得稅制，對納稅人取得的個人所得區分不同項目類別，分別按不同的費用扣除標準和稅率，按月、按年或按次征收。分類所得稅雖然有利于控制稅源，也便于征管，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主要表現在：沒有累加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內取得的各種不同來源或不同形式的所得，綜合評價其納稅能力，稅負難以做到公平合理；人為地將納稅人的所得按性質劃分為不同項目類別，分別課稅，一方面不同所得間的稅負難以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也容易產生稅收漏洞，從制度上鼓勵納稅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的辦法進行避稅，導致稅收流失，破壞稅收公平。所以將個人所得稅改為分類綜合所得稅制，除股息、利息、紅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仍然維持現在按次課征外，其余所得綜合報稅。在征收方式上采取以自行申報為主，源泉扣繳為輔，按月或按次預扣預繳所得稅，年終申報，多退少補。

2．費用扣除問題

費用扣除是個人所得稅的重要內容之一，它直接影響著稅負水平和稅制公平。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對不同項目類別的所得分別規定不同的費用扣除標準，很難設計得公平合理；費用扣除無視納稅人家庭結構的差異，不論有多少人取得收入，有多少人無收入來源而需要撫養、哺養、贍養的，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也有欠公平；在費用扣除上采取內外有別的做法，對于外國人、港澳臺同胞在每月扣除800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200元的附加扣除，也顯然不妥。將來適應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應取消內外有別的做法，充分考慮納稅人不同的家庭結構，按年設計比較公平合理的費用扣除標準。

另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目前尚未實行稅收指數化，存在著稅制過于僵固的問題。通貨膨脹是各國經濟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而通貨膨脹對稅制的正常運行和稅收政策的運用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通貨膨脹時期，人們的貨幣收入會緊跟著通貨膨脹程度的加深而上漲。由此產生兩個問題：一是“檔次爬升”，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納稅人在累進稅率的作用下，會被推向更高的納稅檔次，政府會因此從納稅人的實際收入中取走更大的份額，從而加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這實際上是一種隱蔽的增稅，在西方也稱為“通貨膨脹稅”。二是“扣除不足”，即通貨膨脹時期，不能相應地提高以適應價格水平的變化，也會加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因為如果我們有理由認為通貨膨脹前的費用扣除標準是正確的，那么通貨膨脹發生后，原來的費用扣除標準就肯定是不足的。為了消除通貨膨脹對個人所得稅的影響，世界上已有不少國家實行了稅收指數化，即隨通貨膨脹適時調整費用扣除額和累進稅率表中的應稅所得額級距。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3．稅率問題

現行稅制根據納稅人的不同所得分別設計了5種稅率：9級超額累進稅率、5級超累進稅率、3級超額累進稅率和14%、20%等。各項目間稅負不均，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出現勞動所得的稅負，超過非勞動所得的現象。與實施分類綜合所得稅相適應，必須重新設計個人所得稅的稅率。

三、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減輕了工薪階層的負擔

本次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將費用扣除標準由800元提高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

立足于調節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給工薪階層減輕稅收負擔，增加消費。按有關部門的計算，我國城市居民年消費支出月為1143元，將扣除費用確定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證基本支出得到滿足后略有結余，這是順應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費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調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階層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滿足前就需繳納所得稅，顯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發展經濟目的“是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這一宗旨的。本次個稅改革的取向在于減稅，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相當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負擔將減輕，甚至根本不必繳納個人所得稅。

據統計，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達1737.05億元，其中65%來自于工薪階層。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財政可能因此減少280億元的收入，也就是說工薪階層每年可減少280億元的納稅負擔，也就意味工薪階層增加可支配收入280億元。根據稅收乘數原理，280億元的減稅可形成社會需求1120億元。據國家稅務總局預測：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后，全國個人所得稅的減收部分占到2004年個人所得稅收入1737.05億元的16%左右。

2、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

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目前所得稅種中最能體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稅種。在降低低收入者稅收負擔的同時，爭取最大限度地利用個人所得稅在調整收入差距擴大的作用，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進新手段，是個人所得稅征管的關鍵。

本次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提出了對富人進行重點征管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提出了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將以前的單項申報改為雙項申報，即將原來由納稅人所在單位代為扣繳個人所得稅，改為高收入者的工作單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稅務機關進行申報，否則視為違法。條例規定，扣繳義務人都必須辦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這就形成了對高收入者雙重申報、交叉稽核的監管制度，有利于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堵塞稅收征管漏洞。實施條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確的定義：“年收入超過12萬元以上的個人”。

3、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國統一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有利于促進地區間的公平。如果對高收入地區實行高費用扣除標準，低收入地區實行低費用扣除標準，反而將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這將與個稅本來的調節意義背道而馳。目前，各地實行統一的納稅標準，對收入較低的西部地區將產生很大益處，西部相當部分中低收入階層將不必繳納個人所得稅，該地區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將會減輕，有利于鼓勵消費，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

四、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幾點建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己顯出其不足和弊端。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們必須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完善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使其順應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

1、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民納稅意識，建立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相結合的稅制模式。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稅收征管的實際情況,目前應實行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相結合的稅制模式。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首先應將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每一種所得進行非常細化的分類,然后將這些細化了的分類所得按照如下四種所得類型分別總計:勞務所得,營業所得,投資所得,其他所得。然后對那些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并且能夠較好采用源泉扣繳方法的應稅所得,實行分項征稅的辦法。對那些屬于勞動報酬所得,營業所得,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則實行綜合征收的辦法。

2、調整稅率結構,公平稅負。

稅率模式的選擇,不僅直接影響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而且關系到政府一些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因此,應根據全球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基本趨向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現狀,結合稅收模式的改革科學地設計個人所得稅率:在總體上實行超額累進稅率與比例稅率并行,以超額累進稅率為主的稅率結構;對適應超額累進稅率的專業性、經常性所得,為體現稅收公平,可以設計一套相同的超額累進稅率。同時,適當降低稅率檔次,降低最高邊際稅率。

3、調整費用扣除標準,符合實際負擔。

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征收和分項征收相結合的模式,更能充分發揮調節收入的作用,但綜合征收的扣除,應該與實際的費用負擔聯系起來,否則就會削弱調節作用。我國經濟的市場化提高了人們的收入,也增加了人們的基本生活費支出,應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扣除標準。

4、擴大征稅范圍,發揮稅收調節作用。

現階段，個人所得稅已不再是“打富濟貧”的政策工具,開始成為國家稅收的一種主要稅種。但中國稅收系統對個人征稅的效率較低,大部分高收入者應交的個人所得稅并沒有足額交上來。因此,中國應在許多征稅辦法上借鑒國際上的經驗,不應該把工薪階層和知識分子作為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重點,這樣會破壞橫向和縱向公平。

參考文獻：

[1]張昭力《財政法制縱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2]張正軍《個人所得稅實務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3]劉劍文《財政稅收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劉佐《關于中國稅制改革發展趨勢的思考》(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2006年12月).

第五篇：個人所得稅改革

個人所得稅改革新視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決定》牽動著全社會的神經，民眾都在關注改革對自己切身利益的影響。

決定中提出“要完善稅收制度，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雙林的解讀是，未來將把工薪、股息財產所得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起征稅，這將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

在17日舉辦的“朗潤·格政”解讀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論壇中，林雙林教授指出，《決定》對個人所得稅的新提法是個稅改革具體化的體現。

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是一種分類個人所得稅制，即對納稅人的各項收入進行分類，采取“分別征收、各個清繳”的征管方式取得個稅收入。

對此，林雙林的評價是，當前的征稅體制比較簡單容易，征稅成本也低，但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調解收入分配的作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體制改革意味著今后我國的稅收體制更加合理。個人所得稅除了為政府籌措財政收入，其主要功能是調節收入分配。”

“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即把工薪、股息財產所得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塊征稅，形式上類似于日本實行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模式。對于綜合征收的部分，應把所有收入進行加總制定統一的稅率，而分類的部分則單獨制定稅率，如日本在利息征收上制定了單獨的15%稅率。”林雙林說，個人所得稅征收在實施調整后也要注意信息申報和退稅等問題。

《決定》還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算平衡原則。”

對此，林雙林解釋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障體系，企業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20％左右，個人繳費比例為本人工資的8％。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基礎養老金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月基礎養老金為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的20％，月個人賬戶養老金為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

林雙林指出，我國當前不同收入程度的居民領取的基本養老金差別比較大，是繳得多領得多。這樣導致的實際結果是，收入高的最后拿到的養老金多，收入低的拿到的養老金少，不能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美國，收入比較高的教授退休后，一年可領取3萬美元的基礎養老金，而普通收入群體可能領取的是兩萬美元的養老金，差距較小。

盡管每個人的貢獻有所差別，但在基本養老金的發放上應逐漸縮小差距，以此調節收入分配。當前各地社會統籌賬戶的使用情況不一，有些地方政府尚有盈余，而東北、上海地區已經出現了空缺，如果實行全國統一的賬戶管理，用有盈余的賬戶對空缺賬戶進行補給，將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