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號

指導案例1號

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居間合同 二手房買賣 違約

裁判要點

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

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指導案例(7-9號)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7號：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訴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4-9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2-04/14/content_43323.htm【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7號：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訴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

發有限責任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訴訟 抗訴 申請撤訴 終結審查

裁判要點

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訴書后，經審查發現案件糾紛已經解決，當事人申請撤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應當依法作出對抗訴案終結審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審，應當依法作出終結再審訴訟的裁定。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十一）項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15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華隆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簡稱華隆公司）因與牡丹江市宏閣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宏閣公司）、張繼增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一案，不服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同年2月11日作出的(2008)黑民一終字第173號民事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164號民事裁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審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提審期間，華隆公司鑒于當事人之間已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提交了撤回再審申請書。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于2010年12月15日以（2010）民提字第63號民事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

申訴人華隆公司在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院申請抗訴。201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受理后決定對本案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收到最高人民檢察院高檢民抗[2010]58號民事抗訴書后進行立案登記，同月11日移送審判監督庭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經審查發現，華隆公司曾向本院申請再審，其糾紛已解決，且申請檢察院抗訴的理由與申請再審的理由基本相同，遂與最高人民檢察院溝通并建議其撤回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不同意撤回抗訴。再與華隆公司聯系，華隆公司稱當事人之間已就抗訴案達成和解且已履行完畢，糾紛已經解決，并于同年4月1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訴申請書。

裁判結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以（2011）民抗字第29號民事裁定書，裁定本案終結審查。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對于人民檢察院抗訴再審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據當事人申請或依據職權裁定再審的案件，如果再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并履行完畢，或者撤回申訴，且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為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在法定范圍內對本人合法權利的自由處分權，實現訴訟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促進社會和諧，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本案中，申訴人華隆公司不服原審法院民事判決，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同時，也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在本院提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華隆公司向本院申請撤訴。由于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由處分自己的民事權益和訴訟權利，其撤訴申請意思表示真實，已裁定準許其撤回再審申請，本案當事人之間的糾紛已得到解決，且本案并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故檢察機關抗訴的基礎已不存在，本案已無按抗訴程序裁定進入再審的必要，應當依法裁定本案終結審查。

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4-9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2-04/14/content_43324.htm【全文】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8號：林方清訴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公司解散 經營管理嚴重困難 公司僵局

裁判要點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將“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作為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之一。判斷“公司經營管理是否發生嚴重困難”，應從公司組織機構的運行狀態進行綜合分析。公司雖處于盈利狀態，但其股東會機制長期失靈，內部管理有嚴重障礙，已陷入僵局狀態，可以認定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對于符合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的其他條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決公司解散。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

基本案情

原告林方清訴稱：常熟市凱萊實業有限公司（簡稱凱萊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陷入公司僵局且無法通過其他方法解決，其權益遭受重大損害，請求解散凱萊公司。

被告凱萊公司及戴小明辯稱：凱萊公司及其下屬分公司運營狀態良好，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條件，戴小明與林方清的矛盾有其他解決途徑，不應通過司法程序強制解散公司。

法院經審理查明：凱萊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林方清與戴小明系該公司股東，各占50%的股份，戴小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執行董事，林方清任公司總經理兼公司監事。凱萊公司章程明確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但對公司增加或減少注冊資本、合并、解散、變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作出決議時，必須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股東會會議由股東按照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2006年起，林方清與戴小明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同年5月9日，林方清提議并通知召開股東會，由于戴小明認為林方清沒有召集會議的權利，會議未能召開。同年6月6日、8月8日、9月16日、10月10日、10月17日，林方清委托律師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稱，因股東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林方清作為享有公司股東會二分之一表決權的股東，已按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表決并通過了解散凱萊公司的決議，要求戴小明提供凱萊公司的財務賬冊等資料，并對凱萊公司進行清算。同年6月17日、9月7日、10月13日，戴小明回函稱，林方清作出的股東會決議沒有合法依據，戴小明不同意解散公司，并要求林方清交出公司財務資料。同年11月15日、25日，林方清再次向凱萊公司和戴小明發函，要求凱萊公司和戴小明提供公司財務賬冊等供其查閱、分配公司收入、解散公司。

江蘇常熟服裝城管理委員會（簡稱服裝城管委會）證明凱萊公司目前經營尚正常，且愿意組織林方清和戴小明進行調解。

另查明，凱萊公司章程載明監事行使下列權利：（1）檢查公司財務；（2）對執行董事、經理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行為進行監督；（3）當董事和經理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和經理予以糾正；（4）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從2006年6月1日至今，凱萊公司未召開過股東會。服裝城管委會調解委員會于2009年12月15日、16日兩次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裁判結果

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以(2006)蘇中民二初字第0277號民事判決，駁回林方清的訴訟請求。宣判后，林方清提起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9日以（2010）蘇商終字第0043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解散凱萊公司。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首先，凱萊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根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

（二）》（簡稱《公司法解釋

（二）》）第一條的規定，判斷公司的經營管理是否出現嚴重困難，應當從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及監事會或監事的運行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的側重點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嚴重內部障礙，如股東會機制失靈、無法就公司的經營管理進行決策等，不應片面理解為公司資金缺乏、嚴重虧損等經營性困難。本案中，凱萊公司僅有戴小明與林方清兩名股東，兩人各占50%的股份，凱萊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會的決議須經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通過”，且各方當事人一致認可該“二分之一以

上”不包括本數。因此，只要兩名股東的意見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無法形成有效表決，顯然影響公司的運營。凱萊公司已持續4年未召開股東會，無法形成有效股東會決議，也就無法通過股東會決議的方式管理公司，股東會機制已經失靈。執行董事戴小明作為互有矛盾的兩名股東之一，其管理公司的行為，已無法貫徹股東會的決議。林方清作為公司監事不能正常行使監事職權，無法發揮監督作用。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機制已無法正常運行、無法對公司的經營作出決策，即使尚未處于虧損狀況，也不能改變該公司的經營管理已發生嚴重困難的事實。

其次，由于凱萊公司的內部運營機制早已失靈，林方清的股東權、監事權長期處于無法行使的狀態，其投資凱萊公司的目的無法實現，利益受到重大損失，且凱萊公司的僵局通過其他途徑長期無法解決。《公司法解釋

（二）》第五條明確規定了“當事人不能協商一致使公司存續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本案中，林方清在提起公司解散訴訟之前，已通過其他途徑試圖化解與戴小明之間的矛盾，服裝城管委會也曾組織雙方當事人調解，但雙方仍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兩審法院也基于慎用司法手段強制解散公司的考慮，積極進行調解，但均未成功。

此外，林方清持有凱萊公司50%的股份，也符合公司法關于提起公司解散訴訟的股東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條件。

綜上所述，凱萊公司已符合公司法及《公司法解釋

（二）》所規定的股東提起解散公司之訴的條件。二審法院從充分保護股東合法權益，合理規范公司治理結構，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角度出發，依法作出了上述判決。

案

【頒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文字號】 【頒布時間】2012-9-18 【失效時間】 【法規來源】人民法院報2012年9月26日第03版【全文】 【法規標題】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9號：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買賣合同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9號：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

指導案例9號

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訴蔣志東、王衛明等

買賣合同糾紛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9月18日發布）

關鍵詞

民事 公司清算義務 連帶清償責任

裁判要點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東，應當依法在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履行清算義務，不能以其不是實際控制人或者未實際參加公司經營管理為由，免除清算義務。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第一百八十四條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存亮貿易有限公司（簡稱存亮公司）訴稱：其向被告常州拓恒機械設備有限公司（簡稱拓恒公司）供應鋼材，拓恒公司尚欠貨款1395228.6元。被告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拓恒公司未年檢，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未組織清算。因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公司財產流失、滅失，存亮公司的債權得不到清償。根據公司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應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故請求判令拓恒公司償還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違約金，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被告蔣志東、王衛明辯稱：1.兩人從未參與過拓恒公司的經營管理；2.拓恒公司實際由大股東房恒福控制，兩人無法對其進行清算；3.拓恒公司由于經營不善，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了大量債務，資不抵債，并非由于蔣志東、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而導致拓恒公司財產滅失；4.蔣志東、王衛明也曾委托律師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由于拓恒公司財物多次被債權人哄搶，導致無法清算，因此蔣志東、王衛明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情況。故請求駁回存亮公司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訴訟請求。

被告拓恒公司、房恒福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作答辯。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6月28日，存亮公司與拓恒公司建立鋼材買賣合同關系。存亮公司履行了7095006.6元的供貨義務，拓恒公司已付貨款5699778元，尚欠貨款1395228.6元。另，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所占股份分別為40％、30％、30％。拓恒公司因未進行年檢，2008年12月25日被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至今股東未組織清算。現拓恒公司無辦公經營地，帳冊及財產均下落不明。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

裁判結果

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8日作出（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052號民事判決：

一、拓恒公司償付存亮公司貨款1395228.6元及相應的違約金；

二、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對拓恒公司的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宣判后，蔣志東、王衛明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日作出（2010）滬一中民四（商）終字第130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存亮公司按約供貨后，拓恒公司未能按約付清貨款，應當承擔相應的付款責任及違約責任。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作為拓恒公司的股東，應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及時組織清算。因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導致拓恒公司的主要財產、帳冊等均已滅失，無法進行清算，房恒福、蔣志東和王衛明怠于履行清算義務的行為，違反了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應當對拓恒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拓恒公司作為有限責任公司，其全體股東在法律上應一體成為公司的清算義務人。公司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并未規定蔣志東、王衛明所辯稱的例外條款，因此無論蔣志東、王衛明在拓恒公司中所占的股份為多少，是否實際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兩人在拓恒公司被吊銷營業執

照后，都有義務在法定期限內依法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

關于蔣志東、王衛明辯稱拓恒公司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背負大量債務，即使其怠于履行清算義務，也與拓恒公司財產滅失之間沒有關聯性。根據查明的事實，拓恒公司在其他案件中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被中止執行的情況，只能證明人民法院在執行中未查找到拓恒公司的財產，不能證明拓恒公司的財產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前已全部滅失。拓恒公司的三名股東怠于履行清算義務與拓恒公司的財產、帳冊滅失之間具有因果聯系，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成立。蔣志東、王衛明委托律師進行清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師的證明，僅能證明蔣志東、王衛明欲對拓恒公司進行清算，但事實上對拓恒公司的清算并未進行。據此，不能認定蔣志東、王衛明依法履行了清算義務，故對蔣志東、王衛明的該項抗辯理由不予采納。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5號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5號：魯濰（福建）鹽業進出口有限公司蘇州分公司訴江蘇省蘇州市鹽務管理局鹽業行政處罰

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2年4月9日發布）

關鍵詞

行政 行政許可 行政處罰 規章參照 鹽業管理

裁判要點

1.鹽業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設定工業鹽準運證的行政許可，地方性法規或者地方政府規章不能設定工業鹽準運證這一新的行政許可。

2.鹽業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對鹽業公司之外的其他企業經營鹽的批發業務沒有設定行政處罰，地方政府規章不能對該行為設定行政處罰。

3.地方政府規章違反法律規定設定許可、處罰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審判中不予適用。

相關法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

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三條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條

基本案情

原告魯濰（福建）鹽業進出口有限公司蘇州分公司（簡稱魯濰公司）訴稱：被告江蘇省蘇州市鹽務管理局（簡稱蘇州鹽務局）根據《江蘇省〈鹽業管理條例〉實

施辦法》（簡稱《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規定，認定魯濰公司未經批準購買、運輸工業鹽違法，并對魯濰公司作出行政處罰，其具體行政行為執法主體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蘇州鹽務局無權管理工業鹽，也無相應執法權。根據原國家計委、原國家經貿委《關于改進工業鹽供銷和價格管理辦法的通知》等規定，國家取消了工業鹽準運證和準運章制度，工業鹽也不屬于國家限制買賣的物品。《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與上述規定精神不符，不僅違反了國務院《關于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而且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簡稱《行政許可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簡稱《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屬于違反上位法設定行政許可和處罰，故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蘇州鹽務局作出的（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

被告蘇州鹽務局辯稱：根據國務院《鹽業管理條例》第四條和《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條的規定，蘇州鹽務局有作出鹽務行政處罰的相應職權。《江蘇鹽業實施辦法》是根據《鹽業管理條例》的授權制定的，屬于法規授權制定，整體合法有效。蘇州鹽務局根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設立準運證制度的規定作出行政處罰并無不當。《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均在《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之后實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仍然應當適用。魯濰公司未經省鹽業公司或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而購買工業鹽的行為，違反了《鹽業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蘇州鹽務局作出的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規、規范性文件正確，程序合法，請求法院駁回魯濰公司的訴訟請求。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11月12日，魯濰公司從江西等地購進360噸工業鹽。蘇州鹽務局認為魯濰公司進行工業鹽購銷和運輸時，應當按照《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的規定辦理工業鹽準運證，魯濰公司未辦理工業鹽準運證即從省外購進工業鹽涉嫌違法。2009年2月26日，蘇州鹽務局經聽證、集體討論后認為，魯濰公司未經江蘇省鹽業公司調撥或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從省外購進鹽產品的行為，違反了《鹽業管理條例》第二十條、《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并根據《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對魯濰公司作出了（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書，決定沒收魯濰公司違法購進的精制工業鹽121.7噸、粉鹽93.1噸，并處罰款122363元。魯濰公司不服該決定，于2月27日向蘇州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蘇州市人民政府于4月24日作出了[2009]蘇行復第8號復議決定書，維持了蘇州鹽務局作出的處罰決定。

裁判結果

江蘇省蘇州市金閶區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09）金行初字第0027號行政判決書，判決撤銷蘇州鹽務局（蘇）鹽政一般[2009]第001-B號處罰決定書。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蘇州鹽務局系蘇州市人民政府鹽業行政主管部門，根據《鹽

業管理條例》第四條和《江蘇鹽業實施辦法》第四條、第六條的規定，有權對蘇州市范圍內包括工業鹽在內的鹽業經營活動進行行政管理，具有合法執法主體資格。

蘇州鹽務局對鹽業違法案件進行查處時，應適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規范。《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蘇州鹽務局的具體行政行為涉及行政許可、行政處罰，應依照《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實施。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的規定僅適用于法律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為，對于法律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行政許可法》第八十三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施行前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定，制定機關應當依照本法規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執行。《行政處罰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因此，蘇州鹽務局有關法不溯及既往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根據《行政許可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在已經制定法律、行政法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規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規設定的行政許可事項范圍內對實施該行政許可作出具體規定，不能設定新的行政許可。法律及《鹽業管理條例》沒有設定工業鹽準運證這一行政許可，地方政府規章不能設定工業鹽準運證制度。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十三條的規定，在已經制定行政法規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規章只能在行政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內作出具體規定，《鹽業管理條例》對鹽業公司之外的其他企業經營鹽的批發業務沒有設定行政處罰，地方政府規章不能對該行為設定行政處罰。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參照規章。蘇州鹽務局在依職權對魯濰公司作出行政處罰時，雖然適用了《江蘇鹽業實施辦法》，但是未遵循《立法法》第七十九條關于法律效力等級的規定，未依照《行政許可法》和《行政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撤銷。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1號推選理由

該案例涉及二手房買賣居間糾紛中時有發生的“跳單”問題。本案例的生效判決對相關糾紛的處理結果符合法律規定及當事人約定，契合公平合理的法律精神，有利于鼓勵中介公司以提供質高價優的中介服務取得競爭優勢，促進二手房中介市場良性競爭，義有利于保護買方合法的購房

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指導性案例《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指導案例1號)。為了正確理解和準確參照適用該指導性案例，現對該指導性案例的推選經過、裁判要點等有關情況說明如下。

一、推選過程及其意義

為了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于2010年12月31日向高級法院發出報送備選指導性案例的通知。2011年5月20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委會經討論決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薦該備選指導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辦公室經研究討淪后將該案例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審查和征求意見?民一庭認為，該案例對于處理類似案件具有一定指導意義，同意將該案例作為指導性案例。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經討論研究認為，該案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2條的有關規定，具有指導意義，同意將該案例確定為指導性案例。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號文件將該案例作為第一批指導性案例予以發布：

該案例涉及二手房買賣居間糾紛中時有發生的“跳單”問題，二手房買賣居間活動中，買方通過中介公司的居間服務選定房源后，卻故意繞開該中介公司直接與房主達成交易或通過其他中介公司與房主達成交易的現象，民間俗稱“跳單”。當事人在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約定的禁止跳單條款法律效力如何，以及何種情況構成跳單違約，實踐中認識不一；本案例的生效判決對相關糾紛的處理結果符合法律規定及當事人約定，契合公平合理的法律精神，有利于鼓勵中介公司以提供質高價優的中介服務取得競爭優勢，促進二手房中介市場良性競爭，義有利于保護買方合法的購房選擇權，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不公平。因此，本案例對類似案件的處理只有指導意義。

二、裁判要點的理解與說明

該指導性案例的裁判要點確認：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現圍繞與該裁判要點相關的問題逐一說明如下：

關于禁止跳單條款的法律效力問題。

1．關于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法律性質。本案中，中介公司帶領買方看房時，讓買方簽署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其中明確了由買方委托中介公司求購房屋，并約定了報酬和違約條款。該確認書系中介公司向買方報告訂立房屋買賣合同的機會、提供相關媒介服務，并由買方支付報酬的合同，符合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對于居間合同的定義，具法律性質屬于居間合同。實踐中，中介公司與買方簽訂的合同名稱多樣，有的稱為二手房買賣服務合同，有的稱為委托看房書，有的稱為看房協議書。不論具名稱如何，共核心內容都是由中介公司向委托人提供二平房買賣的信息和媒介服務，都屬于居間合同。應按照合同法中關于居間合同的相關法律規定認定和處理。

2．關于禁止跳單條款的法律效力。中介公司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通常在居間合同中載明禁止委托人跳單的條款，約定跳單行為是違約行為。對于禁止跳單條款的法律效力問題，司法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這是中介公司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而設立的霸王條款，限制了買方的選擇權，應屬無效；有的則認為買方在簽訂合同時，對該條款的內容和法律后果應當明知，且不違反法律規定，應屬有效。我們認為，應根據約定的具體內容來認定其效力，不可一概而論，只要當事人主體身份適格，意思表示真實，約定內容沒有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就是合法有效的。具體來說，應考察以下兩方面。

一是看禁止跳單條款是否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規定的合同無效的情形。由于禁止跳單的約定通常并不涉及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其主旨在于防止買方的不誠信行為，而非具有“非法目的”，法律、行政法規亦未強行規定當事人不得簽訂禁止跳單的條款，且并非免責條款，放不屬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行十三條規定的情形。

二是看禁止跳單條款提供方是否具有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實踐中，禁止跳單條款通常都是中介公司事先在合同中擬好，而后在居間活動中直接交給委托人簽字確認的，這種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且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其性質屬于格式條款，合同法第四十條對格式條款的效力作了特別限制，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免除責任，是指免除格式條款提供者按照通常情形應當承擔的主要義務。加重責任，是指格式條款中含有通常情形下對方當事人不應當承擔的義務，排除主要權利，是指排除對方當事人按照通常情形應當享有的主要權利；是否屬于“通常情形下”的責任或權利，不能僅僅看當事人約定的合同內容，而應當根據具體合同的性質作出判斷。根據二手房買賣居間合同的性質，中介公司的主要責任是根據委托人的要求，向委托人如實報告訂

立合同的機會、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其權利是在促成合同成立后獲得報酬；委托人的豐要權利是獲得信息和服務，其主要義務是在中介公司促成合同成立時支付報酬。從本案例來看，當事人約定在一定期間內委托人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等條件卻不通過中原公司而達成買賣交易的行為構成違約，該約定目的在于防止買方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信息和服務，另一方面又繞開自己(中介公司)，從而使自己得不到應得的報酬，不屬于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再者，利用了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務卻繞開中介公司的跳單行為，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將該行為約定為違約行為并應當支付違約金，是對中介公司合法利益的正當保護，有利于促進中介公司的正常經營發展，有利于鼓勵誠信交易。故案例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

買方未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時，不構成違約。

本案例中，當事人約定買方在一定期間內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等條件卻不通過中原公司而達成買賣交易的行為構成違約。因此，如果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和機會，則不構成違約。

從本案例來看，顯然不能認定陶德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首先，房源信息并非中原公司獨家掌握，法律或行政法規并無禁止房主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的規定，實踐中房主為了增加交易機會，往往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而不是委托某中介公司獨家代理出售，因此有多家中介公司掌握同一房源信息。中介公司接受委托后通過多種渠道公布房源信息，比如在店面、網絡、報刊發布或自己印制小廣告發布等，這些都是公眾可以獲知房源信息的正當途徑。由于買方可以通過多種正當途徑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也可以聯系多家中介公司以選擇最低的房屋報價、居間報酬報價和最優質的服務，如果最終通過某家中介公司促成了交易，很難認定買方是利用了其他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務。其次，從時間先后上看，中原公司并非第一個提供房源信息的中介公司。本案中先后有三家中介公司帶買方看過房，中原公司是最后一家，且中原公司僅帶買方看過一次房。從時間上看，買方最終選擇了第二家中介公司與房主達成交易，不可能是利用了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和機會才達成房屋買賣交易。需要注意的是，裁判要點中并未將時間先后作為是否構成利用的要素之一，理由是，盡管時間先后可以成為考察是否構成利用的一個邏輯上的原因，但即使中原公司是第一家帶買方看房的中介公司，也不能充分證明買方一定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信息，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只要中介公司提供了信息，買方就構成了“利用”，再次，中原公司未能舉證證明陶德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中原公司作為原告，對于陶德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這一主張負有

舉證責任，但中原公司沒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陶德華利用了中原公司的房源信息。

但是，司法實踐中也要注意防止買方惡意跳單的情況，比如通過某一中介公司的中介服務，房屋買賣合同已經基本達成，買方僅僅因其他中介公司的居間報酬更低，就轉而尋求其他中介公司與房主簽約，則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定買方利用了前一中介公司的信息和服務，構成違約。

三、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1、關于禁止跳單條款的可撤銷問題。本案例中的禁止跳單條款屬于合法有效的情形，但實踐中有的禁止跳單條款則可能存在顯失公平的情況。比如有的條款約定中介公司帶買方看房后，買方不得私下或通過其他中介公司與該房房主交易，否則需支付相當于居間報酬的違約金，該約定意味著中介公司帶領買方看房后就能旱澇保收，不論該中介公司報價是否偏高、服務質量如何，買方如果打算購買該套房屋，只能選擇該中介公司進行交易，否則就構成跳單違約，要支付相當于居間報酬的違約金。對此，我們認為，從中介公司的付出來看，其獲得售房信息往往是賣方的主動委托，帶領買方看房也只是簡單勞動，其付出是有限的；在多家中介公司掌握同一房源信息的情況下，各家中介公司的報價和服務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如果某中介公司以有限的付出來永久限制買方的選擇權，雙方的利益是明顯失衡的、在這種情況下，買方如果認為顯失公平，可以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申請變更或撤銷該條款。

2、關于居間人如實報告義務問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條規定：“居間人應當就有關訂立合同的事項向委托人如實報告。居間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本案中，中原公司報出的房價為165萬元，明顯高于另一家中介公司145萬元的報價，案中當事人并未就此提出異議，但是如果中介公司故意超出房主報價虛報房屋價格，損害買方利益的，不得要求買方支付報酬并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3、關于居間費用問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條規定，居間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從事居間活動支出的必要費用。據此，中介公司即使沒能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也有權要求買方支付必要的居間費用，因為中介公司畢竟付出了勞動，支出了必要的費用，而買方也得到了中介公司的服務，根據權利義務相對等的原則，買方應當支付中介公司為居間活動付出的必要居間費用。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3號

指導案例3號

潘玉梅、陳寧受賄案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 2011年12月20日發布）

關鍵詞 刑事 受賄罪 “合辦”公司受賄 低價購房受賄

承諾謀利 受賄數額計算 掩飾受賄退贓

裁判要點

1.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以“合辦”公司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經營管理的，以受賄論處。

2.國家工作人員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否已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到利益，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3.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4.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后，因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的，不影響認定受賄罪。

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間，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分別利用擔任江蘇省南京市棲霞區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邁皋橋辦事處主任的職務便利，為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某在邁皋橋創業園區低價獲取100畝土地等提供幫助，并于9月3日分別以其親屬名義與陳某共同注冊成立南京多賀工貿有限責任公司（簡稱多賀公司），以“開發”上述土地。潘玉梅、陳寧既未實際出資，也未參與該公司經營管理。2004年6月，陳某以多賀公司的名義將該公司及其土地轉讓給南京某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陳寧以參與利潤分配名義，分別收受陳某給予的480萬元。2007年3月，陳寧因潘玉梅被調查，在美國出差期間安排其駕駛員退給陳某80萬元。案發后，潘玉梅、陳寧所得贓款及贓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繳。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分別利用擔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邁皋橋辦事處主任的職務之便，為南京某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在邁皋橋創業園購買土地提供幫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該公司總經理吳某某給予的50萬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擔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的職務便利，為南京某發展有限公司受讓金橋大廈項目減免100萬元費用提供幫助，并在購買對方開發的一處房產時接受該公司總經理許某某為其支付的房屋差價款和相關稅費61萬余元（房價含稅費121.0817萬元，潘支付60萬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檢察機關從許某某的公司賬上已掌握其購房僅支付部分款項的情況而補還給許某某55萬元。

此外，2000年春節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職務便利，先后收受邁皋橋辦事處一黨支部書記兼南京某商貿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高某某人民幣201萬元和美元49萬元、浙江某房地產集團南京置業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萬元。2002年至2005年間，被告人陳寧利用職務便利，先后收受邁皋橋辦事處一黨支部書記高某某21萬元、邁皋橋辦事處副主任劉某8萬元。

綜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賄賂人民幣792萬余元、美元50萬元（折合人民幣398.1234萬元），共計收受賄賂1190.2萬余元；被告人陳寧收受賄賂559萬元。

裁判結果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寧刑初字第49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陳寧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后，潘玉梅、陳寧提出上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樣的事實和理由作出（2009）蘇刑二終字第0028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并核準一審以受賄罪判處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刑事判決。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關于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及其辯護人提出二被告人與陳某共同開辦多賀公司開發土地獲取“利潤”480萬元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潘玉梅時任邁皋橋街道工委書記，陳寧時任邁皋橋街道辦事處主任，對邁皋橋創業園區的招商工作、土地轉讓負有領導或協調職責，二人分別利用各自職務便利，為陳某低價取得創業園區的土地等提供了幫助，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在此期間，潘玉梅、陳寧與陳某商議合作成立多賀公司用于開發上述土地，公司注冊資金全部來源于陳某，潘玉梅、陳寧既未實際出資，也未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因此，潘玉梅、陳寧利用職務便利為陳某謀取利益，以與陳某合辦公司開發該土地的名義而分別獲取的480萬元，并非所謂的公司利潤，而是利用職務便利使陳某低價獲取土地并轉賣后獲利的一部分，體現了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屬于

以合辦公司為名的變相受賄，應以受賄論處。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沒有為許某某實際謀取利益的辯護意見。經查，請托人許某某向潘玉梅行賄時，要求在受讓金橋大廈項目中減免100萬元的費用，潘玉梅明知許某某有請托事項而收受賄賂；雖然該請托事項沒有實現，但“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不同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項，就屬于為他人謀取利益。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可以從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認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應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實際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謀取到利益，只是受賄的情節問題，不影響受賄的認定。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購買許某某的房產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潘玉梅購買的房產，市場價格含稅費共計應為121萬余元，潘玉梅僅支付60萬元，明顯低于該房產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潘玉梅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產的行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數額的價款來掩蓋其受賄權錢交易本質的一種手段，應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按照涉案房產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

關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辯護人提出潘玉梅購買許某某開發的房產，在案發前已將房產差價款給付了許某某，不應認定為受賄的辯護意見。經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發前將購買許某某開發房產的差價款中的55萬元補給許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價購房有近兩年時間，沒有及時補還巨額差價；潘玉梅的補還行為，是由于許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檢察機關找去談話，檢察機關從許某某的公司賬上已掌握潘玉梅購房僅支付部分款項的情況后，出于掩蓋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贓行為。因此，潘玉梅為掩飾犯罪而補還房屋差價款，不影響對其受賄罪的認定。

綜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陳寧及其辯護人提出的上述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潘玉梅、陳寧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分別利用各自的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均已構成受賄罪，且受賄數額特別巨大，但同時鑒于二被告人均具有歸案后如實供述犯罪、認罪態度好，主動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余罪，案發前退出部分贓款，案發后配合追繳涉案全部贓款等從輕處罰情節，故一、二審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