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確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

正確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

促進我國經濟穩定持續快速發展

林毅夫

自去年以來的東亞金融風暴，給亞洲和其他地區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韓、泰、馬、印尼等國經濟損失近6000億美元，這些國家按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一下倒退10多年。

東南亞金融風暴的導火線是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太高，儲蓄者對銀行體系和本國貨幣的幣值喪失了信心，因而給國際金融炒家提供了狙擊本國貨幣的機會。國際炒家先向銀行借入當地貨幣，然后拿到外匯市場上去拋售。政府為了維系匯率的穩定，拿出國內的外匯儲備去托市，但國內儲蓄者見到國內貨幣受到狙擊，信心隨之崩潰，也爭相拋售本國貨幣，改持外幣以保值，外匯市場出現墻倒眾人推的局面。為了維系脆弱的匯率，數百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幾日之內即耗盡，等外匯儲備用盡，中央銀行再也無力去托市，外匯市場出現崩盤，短短幾個月，幣值貶低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這些國家短期外債又太多，為了還債，只好接受苛刻的條件，向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借款，喪失了按國內情況制定經濟政策的自主權。

由于我國金融市場還未開放，人民幣不能隨意自由買賣，外匯儲備豐富，外債也少，是少數幾個不受這場金融風暴直接沖擊的東亞國家。人民幣幣值的穩定，使東亞國家的貨幣免于新一輪的競相貶值，對于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以及東亞國家早日走出這場危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目前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還低，為了更好地利用外國的資金、技術，加速我國經濟的發展，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加入國際金融、外貿體系是必然要走的道路。但是，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還很脆弱，銀行不良債務的比例偏高，為了避免金融風暴將來在我國發生，我們應該分析清楚東亞國家銀行不良債務偏高的原因，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將危機消除于未發之時。

東亞國家銀行不良債務偏高的第一個導因是泡沫經濟的破滅。泡沫經濟又可分為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

房地產泡沫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上從日本、韓國，下到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幾乎是無一幸免。這種現象的產生既有經濟規律的內在原因，也有人為政策的外在原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總的情況是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相對稀缺，和人少地多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在同樣的發展水平下，東亞的土地價格將會相對的高。但造成房地產泡沫更關鍵的因素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總需求的增長，供給彈性越小的要素的價格會增長得越快，在所有生產要素中，土地的供給彈性最小，因此，價格的上漲也會最大。尤其，在東亞的國家，其經濟活動經常集中于像日本的東京、大阪、韓國的漢城、泰國的曼谷、菲律賓的馬尼拉等大城市，這更加限制了土地的供給彈性。由于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大家預期土地的價格會快速上漲，為了賺取土地價格上漲的資本所得，許多人將大量資金投入到房地產業，因此更加速了房地產價格的飆升。當大家看到房地產價格只漲不跌，就大膽以購買到的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

款來進行房地產投資。因為房地產是不動產，容易查封、保管和變賣，而且，房地產的價格只漲不跌，銀行以為房地產抵押貸款萬無一失，所以不少銀行發放過量的房地產貸款。但不幸的是，當經濟發展的速度因各種原因而放慢時，價格跌得最慘的也將是供給彈性最小的土地和房地產業，而房地產投資者看到房地產價格下跌，為了保護投資利益，競相拋售，使房地產價格直線下落，泡沫隨之破裂，原來萬無一失的房地產抵押貸款也就成了不良的呆帳、壞帳。

東亞國家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偏高的第二個原因是股票市場泡沫經濟的破滅。股票市場泡沫產生的機制和房地產泡沫相似。在短期內，股票的供給彈性有限，當經濟處于上升期時，大家看到股票價格普遍上升，為了賺取價格上漲的資本所得，大量資金涌向股市，推動了股市的狂飆，股票價格遠遠偏離了股票分紅所能支撐的水平。涌向股市的資金中有不少是以股票為抵押的銀行貸款。和房地產市場一樣，當經濟發展減緩時，股市泡沫隨即破滅，以股票為抵押的銀行貸款也就變成了不良貸款。

東南亞國家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偏高的另一類重要原因是銀行將可貸資金投向效益低的行業和企業。許多以高額銀行貸款建立起來的項目，建成后利潤低無法付息還本，銀行貸出去的錢逐漸變成呆帳、壞帳。這樣金融機構可貸資金開始減少，銀行資金緊縮，利率提高，還不起銀行貸款的企業增加，可貸資金進一步減少，利率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便迅速膨脹起來。一方面，這種膨脹一旦到了儲蓄者對某一家銀行失去信心，該銀行就會出現擠提而崩潰。而一、二家銀行的崩潰經常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使許多家銀行同時發生擠提，從而爆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如果經濟中已存在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銀行可貸資金減少，利率上升，投資和消費需求下降，經濟增長減緩，也可能導致前面論述的泡沫經濟的破裂而引發金融危機。

以銀行貸款來支撐低效益行業的擴張又可分成兩類情況。一是，國家的產業政策好高騖遠，不顧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狀況，盲目追求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在東亞地區，即使是發展最快速的四小龍，國內資金的擁有量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處于相對稀缺的階段，由市場決定的利率水平相對較高，不具有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重化及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為了支持這類型產業的擴張，政府以人為方式壓低銀行利率，并指令銀行貸款支持這類型項目。由于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資本規模一般很大，單靠國內自有資金尚不足以支撐這類型產業的大規模擴張，因此它們便大量向國外舉債。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的項目到底不是資金相對稀缺的東亞國家的比較優勢之所在，在政府的支持下，這類型產業可以建起來，但和發達國家相比生產成本較高，只有以虧本的方式才能把產品賣出去。導致投資于這類型項目的企業無力還本付息，國內外的銀行貸款變成呆帳、壞帳。

在上述類型的問題中，韓國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在70年代以前的發展，以充分利用國內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70年代以后開始以政府政策扶持少數幾家大型企業集團發展重工、重化、汽車和微電子產業。但建起來的產業資金利潤率極低，不僅難于還本付息，有時企業連維持生產所需的流動資金都成問題。為了解決燃眉之急，這些企業就以建設新項目為借口，去向銀行借款，用借來的錢去維持已建項目的運轉。國內銀行借不到錢，就向國外銀行借。開始時，外債少，信用等級高，而且，經濟處于擴張期，借款容易。企業集團以債養債，規模越來越大，負債率也越來越高，30家主要企業集團的平均負債率為350％，有些競達1200％，而資金利潤率卻越來越低，達不到0.5％。當外債高到一定比例，外國銀行和投資者看到韓國企業利潤率低，對還本付息失去了信心，不再給予新的信貸，并開始回收資金。大型企業集團立即陷于岌岌可危的狀況，開始有一、二家維持不住而倒閉，這影響到投資者對大型企業集團和韓國經濟的信心，進而韓國的匯市、股市、房地產市場出現恐慌，在經濟擴張期形成的泡沫破裂，外匯和金融市場雙雙出現危機。存在于韓國大企業集團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也存在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以銀行貸款來支撐國內產業擴張而效益低下的另一類情況是國際資金大量流入，融資容易，投資的產業雖大體還和國內的比較優勢相符，但投資時未經細致的市場分析和已建和在建生產能力的調研，生產能力擴張太快，超過國內外市場能夠吸收的規模，導致建成的項目開工不足，投資效益低。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經濟出現低增長，銀行利率低，不少日本銀行和企業將資金投向東南亞，推動了東南亞經濟的繁榮，在90年代初期，整個國際資本看好東亞經濟，大量國際私人資本流入東亞地區，1995年日本給中國內地、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泰國等地的融資余額為1090億美元，英、德、法、荷、比等歐洲國家銀行的貸款余額則為870億美元，1996年日本給東亞的放款余額為1140億美元，歐洲銀行則增加為1160億美元。這些大量涌入的資金有一部分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的過渡興旺，另有一大部分流向出口產業，90年代初期亞洲各國出口增長很快，而從1996年下半年起出口增長率普遍下降。1995年上半年，泰國出口增長23％，1996年上半年只增長5.8％，1997年以來出口增長為零；新加坡從1996年的28.2％降到1997年的10.4％，馬來西亞從26.8%降到11.6%。外貿出口增長率下降的一個后果是，許多新增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投資效益低，企業信用和還債能力下降。另一個后果是外貿逆差增加，危及外匯儲備的安全。

在導致金融風暴的兩類原因中，泡沫經濟和投資失策有內在的聯系。當經濟增長快時，房地產和股市容易出現過熱，但只要發展的行業有競爭力，企業的效益高，自有資金的積累快，對外債的依賴程度就低，經濟增長率容易維持，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的可能性也會相對小。比較臺灣省和韓國的發展模式和經驗最能說明這點。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臺灣省和韓國從60年代以來的平均年增長率差不多，在70年代以前，臺灣省和韓國的發展同樣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70年代以后，發展模式開始分道揚鑣。韓國政府大力發展資本密集的大型產業，臺灣省雖隨著資本和技術的積累而產業不斷升級，但仍以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不如韓國的中、小型企業為主。以汽車產業為例，韓國生產和出口的是整車，臺灣省生產和出口的是零部件，以計算機產業為例，韓國生產的是芯片，臺灣省生產的是鼠標、鍵盤、計算機母板、顯示器、沒有品牌或替名牌廠家組裝的個人計算機、手提計算機等。但韓國生產的整車和芯片無法和歐、美、日本的同類產品競爭，必須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才能出口，而臺灣出口的汽車零部件和計算機產品則獲利甚豐。臺灣省由于發展的產業利潤率高，企業資金雄厚，經濟內部的資本積累快速，新投資項目的規模一般不超過島內資本市場所能動員的資金規模，因此，外債很少。其實，臺灣省經濟也已有泡沫的跡象，根據美林證券臺灣分公司的研究，臺灣省40％的銀行貸款用于房地產投資，這個比例和發生金融危機的東南亞國家不相上下。但臺灣省發展的行業競爭力強，企業利潤率高，經濟和出口仍維持適度增長，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并未受東亞金融風暴的影響而破滅。即使臺灣省將來像日本經濟增長那樣由80年代中期前的縮小和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高速期，轉向80年代中期后技術成熟的慢速期，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但因為臺灣省外債少，外匯和金融市場也可能像日本一樣可以維持住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而不是像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那樣，立即發生大崩潰。

從東亞的這場金融風暴中，我們可以吸取如下幾點經驗教訓：

1.產業的發展應以充分利用我國的比較優勢為主導。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結構條件下，根據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企業，一般規模不會過于巨大，多數依靠國內自有資金即可建立起來，不會形成過渡依賴外債來發展經濟的格局。而且，這樣的企業競爭力強，利潤率高，一般不會出現還本付息的問題。企業利潤率高也有利于資金的積累，和整個國民經濟資源結構的升級。隨著資源結構的升級，資金逐漸由相對稀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由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稀缺，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自然要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而升級。這樣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最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以及較快速地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

2.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房地產和股市的發展容易產生過熱的現象。如果允許以房地產和股票做為抵押來炒賣房地產和股票，而政府對銀行向房地產和股票的放款比例又沒有合適的規定，或是有規定而沒有嚴格的監督和執行，這種過熱很容易變成泡沫。為了減低房地產在經濟快速發展期的過熱現象，政府應考慮經濟的合理地理布局，增加土地的有效供給，避免經濟活動過渡集中于一、二個城市。為了減低股市的過熱，政府應避免采用金融抑制政策，讓銀行儲蓄有合理的利率水平。當然，如果國民經濟是按比較優勢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分布的地域會較廣，而且勞動密集型產業較依賴于銀行間接融資，也付得起較高的貸款利率。這樣，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就較不易形成。

3.在我國目前這樣的發展階段，對于外國資金，應以鼓勵直接投資為主。外國直接投資流動性較低，不容易受心理和預期因素變動的影響于短期間大進大出，而使國內經濟突然大熱，突然大冷。利用這種外國直接投資的方式還有利于外國先進技術向國內轉移。同時，我國政府也可以允許一些條件成熟的中國企業到國外的資本市場去上市。但對開放我國的資本市場，允許外國資金直接炒買炒賣流動性大的國內股票、債券和允許國內企業借用短期外債等融資方式，則要格外謹慎。

4.對我國的銀行體系要早日下定決心徹底改革，真正實現在14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銀行商業化，利率市場化”的改革目標。讓銀行對貸款項目的審批、資金的使用和回收以及銀行的利潤負起完全的責任。既要避免再以政策指令要求銀行以低息貸款去支持不具比較優勢的資本過渡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也要避免再度在人為壓低銀行利率的情況下，出現一放開對銀行信貸的控制即出現投資過熱，盲目、重復建設的情形，使生產能力在低水平的情況下形成過剩。上述兩種情況都會使銀行的貸款變成呆帳、壞帳。只有對銀行進行徹底改革，完善銀行監控體系，鏟除產生銀行不良貸款的原因，才可真正避免產生金融風暴的危險。

第二篇：97東南亞金融危機

97東南亞金融危機

東南亞金融危機始于泰國貨幣危機，而泰國貨幣危機早在1996年已經開始醞釀。當年，泰國經常貿易項目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8.2%，為了彌補大量的經常項目赤字和滿足國內過度投資的需要，外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房地產、股票市場，泡沫經濟膨脹，銀行呆賬增加，泰國經濟已顯示出危機的征兆。1997年以來，由于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未償還債務急劇上升，泰國金融機構出現資金周轉困難，并且發生了銀行擠兌的事件。5月中旬，以美國大投機家喬治·索羅斯的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對泰銖發動猛烈沖擊，更加劇了泰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終于全面爆發，并由此揭開了時至今日尚未平息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序幕。

（一）7月2日，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波及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

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自1984年以來一直實施的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改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即貶值20%，這標志著泰國貨幣危機全面爆發。由于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也面臨著與泰國相似的一些問題，再加上所謂的“接觸傳染”效應以及國際投機者的不斷狙擊，泰銖的暴跌在東南亞各國形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貨幣風潮迅速波及到整個東南亞市場。

7月11日，菲律賓首先步泰國后塵，宣布貨幣自由浮動。菲律賓比索當天貶值11.5%，利率一夜之間猛升到25%；印尼則宣布印尼盾匯率的波幅由8%擴大到12%；一向穩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個月以來的最低點1.4683新元兌換1美元；8月14日，印尼宣布匯率自由浮動，當天印尼盾再次貶值5%；8月16日，馬來西亞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來的最低點。東南亞外匯市場的震蕩，使投資者信心受挫，外資大量撤離，東南亞股市也因此低迷，泰國貨幣危機由此逐步發展成為更為廣泛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港元聯系匯率制也接受了嚴峻的挑戰，香港特區政府采取果斷對策，成功地捍衛了港幣聯系匯率制度，但是，由于利率飆升，香港股市為此受到較大沖擊。

為了幫助東南亞國家早日擺脫危機，國際社會伸出了援助之手。7月份在上海召開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8月份又在東京舉行了由IMF主持的有關對泰國提供經濟援助的會議。為了協助泰國走出困境，IMF等國際組織和包括中國及中國香港在內的亞太一些國家和地區共同承諾向泰國提供17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面對泰國銀行高達1萬億泰銖的呆賬以及900億美元的外債，國際社會的172億美元貸款援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泰國的經濟、金融危機，但至少增強了泰國人民以及國際社會戰勝金融危機的信心。

(二)10月17日,臺灣貨幣當局主動貶值,香港股市暴跌,并引發全球股市大幅下滑,東南亞金融市場再度動蕩.10月17日,臺灣貨幣當局在經濟狀況良好,經濟項目盈余,外匯儲備充足,有能力維護新臺幣穩定的情況下，突然主動放棄了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當日，新臺幣兌美元的匯價即跌至29.5，為1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臺幣主動貶值，從經濟上講是競爭性貶值，從政治上講是別有用心的政治預謀，它不僅進一步動搖了投資者對東南亞的信心，加劇了東南亞金融市場的混亂，并且在心理上進一步孤立了香港，使得投機者再次將目光轉向香港。為了維持港元聯系匯率制，維護香港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穩定，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一方面動用外匯儲備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只得提高銀行間市場短期利率。10月23日，同業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兌美元匯價也一度升至聯系匯率制實施14年來最高水平（7.6150）。而香港股市在匯價和銀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響下，受投機沽售力量沖擊大幅滑落。

從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數前后共計跌去3000點。10月23日，港股曾兩度跌破1萬點關口，恒生指數跌幅高達10.4%，亞太股市、歐美股市受其牽累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到10月26日，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已達到30%以上。由于東南亞與日本、美國和歐盟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東南亞金融動蕩對日美歐的對外貿易、投資、經濟形勢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香港股市的深幅下跌再次挫傷了全球投者的信心，加上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擔憂，27日，全球股市同時發生大幅下跌，各主要股票指數日跌幅少則2%，高的竟達15%，其中紐約道·瓊斯指數暴瀉了554.26點，創下歷

史上最大的日跌點數。受此影響，28日，香港恒生指數再次下探，自1996年來首次跌破1萬點，最低見到8775.88點，跌幅達13.7%。至此，與8月份最高點相比，香港股市跌幅幾乎過半。

全球股市在經歷了這次激烈調整之后，由于人們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看好，許多股市在大跌之后都有回升現象，亞洲市場也一度呈現出向好的趨勢。可是，韓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卻再次將東南亞卷入了第三輪金融**之中。

（三）11月20日，韓國金融再起**，金融風潮襲卷韓國、日本

自1997年初起，韓國許多大財團先后陷入了破產倒閉的絕境，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加上東南亞金融動蕩的影響，韓國經濟負增長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進入11月，韓國金融形勢繼續急劇惡化，股市持續低迷，韓圓匯價創新低。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獲通過，韓圓兌美元的比價突破1000：1大關，股票綜合指數跌至500點以下。

11月20日，韓國中央銀行決定將韓圓匯率浮動范圍由2.25%擴大到10%，至此韓國開始成為亞洲金融**的新熱點。

進入12月份以后，在人們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金融風暴漸趨平息之際，韓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韓國已有14家商業銀行和商人銀行被政府宣布停業。12月15日，韓國宣布韓圓自由浮動。12月22日，美國信用等級評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將韓國外匯債務的信用等級下降了4個等級。12月23日，韓國政府公布，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標準，截至9月底止，韓國外債總額已達1197億美元，其中約800億美元為1年內到期的短期貨款，而外匯儲備不足又超出預想，致使當天韓圓匯率又暴跌16.4%，較之7月1日，韓圓已經貶值了54.8%；當日韓國股票市場綜合股票價格指數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創下歷史之最。

東南亞及韓國金融風潮對于日本經濟及金融無疑是雪上加霜。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便陷入了停滯狀態，股市低迷，房地產市場大幅萎縮，銀行呆賬、壞賬劇增。1997年以來，證券公司違規交易事件迭出，日本四大證券公司相繼爆出行賄黑社會的丑聞。進入11月，又連續發生了日本第10大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和日本第四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公司倒閉事件。大型金融機構的連續倒閉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日本經濟的信心，日元與美元匯率由此跌破128日元大關。由于日本經濟基礎良好，外匯儲備充裕，不會像泰國、韓國那樣全面爆發嚴重的經濟金融危機，但是，日本金融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卻因此再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四）進入1998年，亞洲匯市和股市連連走低，全球金融市場依舊跌宕不已，亞洲金融危機仍在持續新年伊始，由于市場信心危機，亞洲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行情繼續雙雙下跌：1月5日，泰國匯率首次跌破50銖兌1美元大關，創歷史最低記錄，也是泰國自1997年7月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泰銖匯率跌幅最大的一天；韓圓則由1997年最后一個交易日1695兌1美元的水平再次探低到1780韓圓兌1美元；印尼盾與美元的匯價也下跌11.6%。1月6日，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首次一度跌破45比索兌1美元大關，日跌幅達6%。1月7日，日元對美元的比價跌至134.8日元，創下近6年來的最低點，日經指數也跌破15000點大關，1月9日，紐約道·瓊斯指數急挫222.2點，跌幅達2.85%，歐洲主要股市紛紛告跌。1月12日亞洲股市再次出現較大跌幅，其中新加坡和香港跌幅最大，分別下跌了104.51點和773.58點，跌幅為8.88%和8.70%，泰國股市、匯市也再創歷史新低。

（五）危機的嚴重后果

（1）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劇烈動蕩，以1998年3月底與1997年7月初的匯率比較。各國股市都縮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擊最大的是泰銖、韓圓、印尼盾和新元，分別貶值39%、36%、72%和61%。

（2）危機導致大批企業、金融機構破產和倒閉。例如，泰國和印尼分別關閉了56家和17家金融機構，韓國排名居前的20家企業集團中已有4家破產，日本則有包括山一證券在內的多家全國性金融機構出現

大量虧損和破產倒閉，信用等級普遍下降。泰國發生危機一年后，破產停業公司、企業超過萬家，失業人數達270萬，印尼失業人數達2000萬。

（3）資本大量外逃，據估計，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泰國和菲律賓私人資本凈流入由1996年的938億美元轉為1998年的凈流出246億美元，僅私人資本一項的資金逆轉就超過1000億美元。

（4）受東南亞危機影響，1998年日元劇烈動蕩，6月和8月日元兌美元兩度跌至146.64日元，為近年來的最低點，造成西方外匯市場的動蕩。

（5）東南亞金融危機演變成經濟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區蔓延。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四國經濟增長速度從危機前幾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國和香港、韓國甚至日本經濟都呈負增長。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引發了俄羅斯的金融危機并波及其他國家。巴西資金大量外逃，哥倫比亞貨幣大幅貶值，進而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西歐美國股市大幅波動，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97東南亞金融危機原因分析

東南亞金融危機與1994年底至1995年春的墨西哥金融危機的表象特征十分相似。一是進口增長過快，出口上升緩慢，經常項目逆差擴大；二是匯率貶值，資金外流，外匯儲備銳減；三是金融機構經營困難，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四是利率上升，物價上漲、工人失業、經濟下滑。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遠非墨西哥金融危機所可比擬。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前后兩次震蕩全球的金融危機居然都在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的部分“龍”“虎”國發生，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都在探索這兩場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從表面看，這些國家發生金融**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國際資本大規模進入，國際投機資本肆意破壞。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伴隨著科技和信息革命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上。其突出表現：

一是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越來越大。跨國資本從1990年的4400億美元增至1999年15700億美元。1996年西方主要國家的跨國股票和債券累計額占有GDP的比重超過了100%，美國就高達10萬億美元。

二是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加快。最典型的是跨國外匯交易急劇增加。1986——1995年，扣除重復計算，國際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額從1880億美元猛增至12000億美元，它占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比重從37%增加到84%。

三是金融市場波動更為劇烈。集中表現于利率波動和匯率變動大。1993——1996年，國際金融市場利率變動幅度高達3%。1991——1999年3月，日元匯率變動幅度高達70%，美元、馬克、加拿大元的匯率變動幅度也達20%～30%。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發展中國家在加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進程。表現之一是90年代以來，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私人資本猛增，而且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快、開放程度高的東亞和拉美國家。1991——1996年，發展中國家每年引進的外資凈額從1000億美元增至30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從440億美元增至2400億美元，東亞從190億美元增至1100億美元，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總數的40%。墨西哥和泰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資流入的規模都是很大的。

墨西哥1994年底外債余額854億美元，占GDP的50%多，另有國際直接投資近200億美元；泰國1996年9月外債余額771億美元，占GDP的45%，另有國際直接投資200億美元。外資大規模流入東亞和拉美發展中國家，不僅給這些國家解決了建設資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帶來了技術和市場，促成了這些國家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國際化程度不同。發達國家金融一體化程度

高，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際利率差逐步縮小。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與發達國家的利率差較大，為賺取利差和匯差，國際短期資本頻繁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流出和流入。這就給利用利率差和匯率差賺取收益的國際金融投機商以機會。事實上，在國際資本流動中，也不乏專門的國際金融炒家。據海外輿論報道，1997年5月泰國匯率開始貶值后，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就在泰國外匯市場投放了60億美元，進行外匯炒作，把泰銖逼上絕路。1992年歐洲匯率體系不穩時，此人利用英鎊匯率的變動在外匯市場上買進賣出，賺取了10億美元，并迫使英鎊退出歐洲匯率體系。但我們在討論這方面的原因時有兩個問題需要弄清楚。

第一個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放松對外資流動的控制，大量引進外資是否對頭？

第二個問題是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來自哪里？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今天，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驅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有效配置的杠桿。在當代，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引進外資作為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東亞和拉美國家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躋身新興工業化國家前列，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于這些國家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以積極態度對待外資，并有效利用了國際資本帶來的好處。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也很清楚，國際金融投機商利用的機會不是他們自己創造的，而是他們發現的。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比較穩定，他們就沒有投機的機會。換句話說，是他們看準了一國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才利用金融市場的動蕩機會來發財的。例如，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之前，最先感覺到危機威脅從而轉移資本的是本國居民。當時，墨國居民得知出口增長下降，國際收支逆差增大，外匯儲備減少，本國貨幣將貶值，從而大量購入美元，加速外匯儲備減少，引起匯率波動，然后，外資才開始抽逃。可見，發生金融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運行系統出了問題，內因起決定性作用，國際金融投機商只起了一種外部推動作用。

（二）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改革過快。

應當肯定，80年代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東亞和拉美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推進金融體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放松銀行業務限制，取消外匯管制，開放證券市場，鼓勵本國金融機構對外擴張，等等，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擔是，把其中一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對外開放金融市場是不準確的。當然，如果這些國家繼續實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市場不開放，國際資本不能自由流出或流入，投機商也無計可施，危機自然不會發生。但國際資本不是隨意流動的，其流動的目的是賺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風險，決定國際資本投資者手中的錢流向的基本要素取決于受資國的金融開放程度和經濟前景。如果一個國家實行金融開放后，經濟高速度增長，資本收益率也高，外資流入增加是自然現象。但是，外資大量進出和金融投機商得手不能歸罪于經濟金融的開放，而應從受資國的內部因素尋找原因。墨西哥、泰國等實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但并不構成這些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必然，而它們的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與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特別是與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要求的下述種種脫節之處，才是金融危機生成的原因。

經濟政策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在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幅度增大的條件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仍對匯率和利率變化實行限制，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反映滯后。

例如，墨西哥90年代初實行比索對美元的固定匯率，而90年代前四年累計下來的通貨膨脹達53%，外貿逆差870億美元，在匯率沒有反映這種情況的條件下，比索貶值是必然的。但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面對比索高估遲遲不采取適時貶值的措施，以致出口受阻，外貿逆差逐年擴大，給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同時，當時的墨西哥政府為了治理通脹，提高國內儲蓄率，吸收外資以支持進口商品的外匯需求，實行了高利率政策。1990-1992年墨西哥實際利率高達20%-25%，1993年略有下降，但仍達14%左右，大大高于國際市場利率，而國內企業貸款的實際利率比這還高。這種高利率政策既使墨西哥企業無法承受利息成本而

無力歸還銀行貸款，造成銀行壞賬問題嚴重，又使墨西哥對外支付高額利息，造成國際收支惡化，貨幣貶值壓力加大。

又如泰國，長期實行泰銖與美元聯系匯率制，14年來，一直保持在25銖左右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當美元貶值時，它對西方主要貨幣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增強了出口競爭力。當美元升值時，泰銖隨之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隨之升值，出中競爭力下降。1996年以后，美元對日元持續升值，泰銖對日元也不斷升值，成為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以及國際收支惡化的重要原因。

經濟體制不適應對外開放。一國經濟開放之后，外資流入增加，本應加強金融體制建設。但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對金融市場開放的準備不充分，國內金融體系不健全，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不足，監管措施和機構不完備，盲目向外資開放。例如，在本國銀行體系風險過大的情況下，泰國主動向外商提供低息美元貸款，為房地產投資熱火上澆油。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必然導致本幣和外幣的頻繁交易，采用中央銀行控制匯率的方法與巨額外匯交易相矛盾，當資本外流增大時，對外匯的需求增加，本幣貶值受到壓力。為了捍衛聯系匯率，泰國在一個月內就動用了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仍杯水車薪無濟于事，給國際金融投機商炒作外匯以可乘之機。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中央銀行曾經一天之內拋售幾十億美元，企圖把比索兌美元的比價穩定在政府設置的指標范圍內，結果仍抑制不住比索跌勢，外匯儲備銳減到無法保持經濟正常運轉的60億美元，次日不得不宣布中央銀行不再干預外匯市場。這些事實說明，政府行為與市場對抗，難以成功。只有適應市場規律，實行浮動匯率才是出路。

1、金融體系不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長期資本市場發展滯后。經濟過熱導致“泡沫經濟”，形成脫離實體經濟的虛假繁榮，只是金融動蕩的表層原因。長期資本市場建設滯后造成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才是深層次原因。具體包括：一是資本結構不合理，投資者較少用中長期債券籌資，而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資金，不適應長期投資項目的需要。二是信貸投向結構不合理。銀行傾向于提供非生產性用途的貸款。例如，泰國的銀行貸款有1/4是消費性貸款，1/4是房地產貸款，這類貸款難以產生收益，銀行壞帳增加。據世界銀行斷定，1996年泰國放款機構的不良貸款占其貸款規模的10%，達155億美元，1997年銀行的壞賬相當于泰國GDP的9%。三是外資結構不合理。由于中長期資本市場不發達，外資多以短期資本形式流入。1994年進入墨西哥的700多億美元外資中，3/4屬于短期證券資本，美國互助基金一類的短期投資比重很大，其中進入股市的有330多億美元。1995年流入泰國的6466億泰銖外資中，直接投資僅上中5.5%，商業銀行貸款占51.1%，且大部分是短期貸款，投機性和流動性最大的非居民泰銖存款和證券投資占30.7%。由于金融市場結構不合理，當宏觀經濟不穩定時，外資抽逃，引發股價下跌，金融機構癱瘓，本幣貶值，是不足為怪的。

2、產業結構調整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是東南亞國家和墨西哥的產業結構調整片面迎合外資投向，不但彼此之間及其與后起的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趨同，而且過分集中技術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業。二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能力較低，國內科技水平不高，對進口技術和設備的依賴過大。三是勞動成本上升過快，不利于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國際競爭能力被削弱，出口增長速度下降，造成國際收支巨額逆差，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例如，墨西哥和泰國的出口產業面對來自后起的工業化國家低成本同類產品的競爭，未能升級換代，以致競爭力減弱，出口增長緩慢，國際收支逆差擴大，兩國在危機爆發之前，外貿逆差占GDP的比例分別接近和超過了8%，大大高于國際公認的安全線5%，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推動因素。

3、貽誤時機，調整不及時。當出現金融動蕩之后，政府出于種種原因，對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結構不及時調整，以致貽誤時機，激化矛盾。墨西哥和泰國的情況都是這樣。1968—1988年墨西哥先后有4屆

總統因經濟危機而下臺。1994年西方經濟復蘇，利率隨之上揚，加上當時墨西哥政局不穩，一些外國投資者便開始抽走資金，貨幣危機苗頭已經出現。此時，本應果斷采取調整措施，但當時的薩利納斯總統為了贏得年底的總統選舉連任，不但不及時調整貨幣政策，改革匯制，反而動用了上百億美元的國際儲備彌補虧空，極力制造繁榮假象。結果等到當年12月1日新總統塞迪略就職時，國庫剩下的國際儲備已經不多，12月19日晚遂決定通過比索一次性貶值15%，來促進出口，減少進口，阻止資金外流，穩定外匯市場，結果引起始料不及的比索匯價暴跌，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1997年2月，泰國金融形勢開始惡化，政府未采取拯救措施。5月，泰銖貶值到14年的最低點，政府仍堅持對匯率的控制。對應該倒閉的金融機構，政府仍實行注資的做法，白白花費了大量資金。7月，被迫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之后，泰銖繼續貶值，外匯儲備持續下降，但政府仍背著多年經濟高速度增長和“虎”國的美譽包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計劃猶豫不決，以致矛盾越積越多，一發難以收拾。此外，墨西哥、泰國等政局不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深，也是金融危機爆發的

第三篇：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講稿

目錄

個條件:一是看外資流入能否保持持續性;二是看流入的外資能否使本國的出口能力提高,從根本上減少經常項目逆差,換言之,泰國必須保持15 %的年平均出口增長率。根據這兩個條件,泰國在引進外資時,應該以引進能夠使其出口能力提高且流動性較低的長期直接投資為宜。但在過去的幾年里,泰國引進外資幾乎達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致使其外債總額扶搖直上,外債結構嚴重失衡。

據統計,1992年泰國外債余額僅為 200 億美元, 1995 年和1996年分別增加至680億美元和850億美元。截至1997年6月,泰國外債總額已突破900億美元大關, 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50 %以上,其中短期外債總額達到400多億美元,約占外債總額的 45 %。

一般而言,短期外資具有較強的趨利性,泰國高利率政策是吸引其涌入泰國的直接動力,而泰國政府對這一點卻未能夠引起足夠警惕,未能及時調低匯率及對外資的投向領域進行適當引導,再加上泰國真正有較高投資效益的投資場所不多,結果使大量外資特別是短期外資一開始就投向了房地產、證券業及私人企業,大大炒熱了房地產和股市。有關統計資料表明,國私人企業的 700 億美元外債(含短期外債400億美元)中的大部分投向了房地產和股市,使泰國經濟過熱,初期投資回報率較高,但到 1997 年泰國經濟惡化,投資回報率大大下降時,短期外資見無利可圖便紛紛撤離,使泰國依賴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的策略遭到重挫,嚴重影響了其經濟、金融的發展和穩定。對此,法國的《商報》評論說:由于“在短期內籌集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所需的資金而變得非常容易發生支付能力危機。”泰國國內的某些評論也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對外資敞開了大門,甚至連泰國總理也承認:肆意借貸是產生這場危機的根源。經常項目巨額逆差不僅是泰國的問題,而且在東南亞其他國家也都存在,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忽視了這一問題,而且都過分依賴外資,特別是依賴短期外資維持其國際收支平衡。有資料顯示,在危機爆發前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54 %、47 %、39 %。

3.資本項目開放過早,外匯輸入失控,是促使東南亞各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催化劑。

從 80 年代起,國際資本流動速度迅速提高,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逐漸增多,東南亞各國為了更多地引進外資以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便加快了開放資本項目的步伐。泰國90 年代初基本取消了對資本流動的管制。1993年3月,泰國政府批準在曼谷開設了期權金融中心,并隨之放寬了對外國銀行在泰國設立支行的限制,允許外國資本在曼谷期權金融中心進行交易。1995年,泰國政府宣布泰國將在2000年以前完全實現資本自由輸出輸入。不容否認,資本項目的開放確實對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在對國際資本的過度依賴下取得的,并且這些國家引進的外資從期限結構和部門結構來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問題。期限結構的失衡如上所述,即短期外債比重過高,泰國1997年 6月這一比例已達 45 %。部門結構的失衡,如菲律賓引進的外資大部分集中在證券業等收益高但風險大的行業,泰國的 730 億美元私人外債中約有 1/3 流進了房地產產業。這種部門結構上的失衡極大地限制了東南亞國家的外債償付能力,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投資一旦回報率不高或有風吹草動,就會立即撤走,從而導致該國對美元的需求上升而本國貨幣則迅速貶值。這兩個方面的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在開放資本項目的同時缺乏對外資項目的引導和管理。實際上,從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條件來看,它們開放資本項目的條件還遠未成熟。

以泰國為例,主要表現在:(1)泰銖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尚不是市場匯率,不能真實反映實際匯率水平,起不到匯率調節經濟、金融的作用。

(2)泰銖存貸款利率水平過高,平均為15 %,超過國際資本市場水平2倍,極易遭受國際短期投機資本套匯套利性沖擊。

(3)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能力薄弱,長期存在財政預算赤字,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嚴重逆差,國際外匯儲備水平偏低(外匯儲備量大約在300億～350億美元)等,無法有效地調節社會總供需平衡,保持良好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過早實行資本項目開放,勢必導致外匯輸出輸入的失控。1997年1～6月,面對外國短期資本紛紛撤離、泰銖貶值壓力日益增加,泰國政府除了令中央銀行拋售

外匯進行平抑外,別無良策。泰國中央銀行累計向金融市場投放外匯約 200 億美元(僅 5 月份就投放40多億美元),但是國內外的“投機者”對泰國的外匯儲備實力了如指掌,投機造勢、興風作浪勢頭不減,最終使中央銀行干預金融市場的操作完全失敗,短期資本外流仍在繼續。可以說,泰國過早開放資本項目是一大戰略性失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教授在評論這場金融危機時指出:發展中國家“不應匆忙將其國內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一體化”,而“應該優先考慮參與商品和服務領域的世界貿易”。這一論斷是深刻的。

4.長期實行與美元緊密掛鉤的僵硬的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政策不當,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

在80年代,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多數東南亞國家出于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將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即實行固定匯率制度,而不是根據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化隨時進行調整。

如泰國在 1984年6月決定實行該制度時的主要考慮是

:(1)穩定的匯率將有助于增強外國投資者的信心,特別是有利于穩定外國投資者在泰國的直接投資;(2)穩定的匯率有助于防止由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上升而引發的通貨膨脹;(3)穩定的匯率有助于本國的出口商對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從而有利于出口的穩定(因為泰國進出口的80 %是以美元結算的)。

但是,這種固定匯率制度的缺點是容易促使本幣升值,匯率高估,國內利率居高不下,國際短期資本進入套匯套利,削弱本國出口能力等。據統計,從 1984 年到 1997 年 6 月,泰國長時間將匯率控制在 24～27 泰銖兌換 1 美元的狹小空間內,其貸款利率則長期維持在 15 %以上。由于泰國長期實行固定匯率制,不能根據市場供求適時調整匯率,不僅使匯率調節經濟活動的杠桿作用基本喪失,而且也使中央銀行對利率工具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一定限制。

由于這一原因,泰國中央銀行在 1993～1994 年的經濟過熱期間,無法提高利率,因為提高利率將導致外國短期資本進一步流入,隨著資本流動性加大,利率會降到原有水平,而此時的貨幣供給量已經增大,從而無法達到緊縮銀根的目的。相反,在1995～1996年間,美元利率開始上升,而泰國經濟卻開始出現不景氣的現象,因此需要降低泰銖利率,但泰國政府卻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這是因為,降低泰銖利率在此時會導致國內資本外流,從而使經濟不景氣進一步加劇。

1995年,美日兩國為減少貿易摩擦,簽訂加強美元協議,美元對日元開始升值,泰國也未能及時改變固定匯率政策,致使泰銖不斷升值。泰國實行固定匯率政策使國內外投機者完全沒有了匯率風險,大量投機現象便成為必然。到 1996 年泰國經濟惡化,貿易赤字猛增時,國內外投機者見有機可乘,有利可圖,便拋出手中持有的泰銖,搶購美元。泰國政府為了保持泰銖幣值,只好大量吃進泰銖,拋出外匯。同時,由固定匯率制引起的泰銖升值,也使得近兩年來泰國進口增長過快和出口增長率降低。總之,泰國政府不能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采用靈活的匯率政策,而是采取行政手段將本國匯率維持在被扭曲的水平上(高估),必然對其經濟活動產生不正確的信息導向,導致巨大的機會成本,并帶來經濟、金融的極大不穩定性,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也就在所難免。泰國政府最終被迫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即對泰銖實行貶值。由此可以肯定,僵硬的固定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不當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

5.金融體制不健全,特別是金融監管不力,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從 80 年代起,受發達國家金融理論的影響,多數東南亞國家推行了以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制改革。

如馬來西亞政府允許自1991年 10月起,將證券銀行(即投資銀行)接受一般定期存款的最低起存點降低為20萬林吉特;印尼政府于1988年取消了中央銀行對信貸市場存放款利率和限額的硬性規定,并取消了有關國內銀行向海外貸款不得超過 600 萬～800 萬美元的規定,還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與銀行一樣,通過發行存款單吸收定期存款;菲律賓政府在 1987 年金融改革中積極鼓勵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

泰國政府為了鼓勵金融系統內部的競爭,不僅逐漸放松管制,增批了許多非銀行金融機構,而且還放寬了對商業銀行、金融公司及證券公司在業務范圍上的限制,如允許銀行包銷債券,允許金融公司從事外匯業務等。在金融自由化加速進行的過程中,多數東南亞國家的金融行業中出現了一系列極不正常的現象:(1)商業銀行為了牟取超額利潤,將很大比例的資產,特別是短期資金投在房地產貸款業務上。據統計,近年來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四國商業銀行向本國房地產產業提供的貸款占其貸款總額的比重都在20 %～30 %。

(2)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過快并且都在高風險經營中運作,其資產主要分布在房地產、消費信貸以及證券投資等風險大、易波動的項目上。

(3)地下金融活動猖獗。如菲律賓金融體系中一直存在二元結構,大多數中小企業主要依靠地下金融市場融資,私人放款和典當業在農村也相當普遍。至于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各種名義進行非法集資融資活動的現象,在多數東南亞國家中也都廣泛存在。

上述不正常現象之所以在多數東南亞國家中廣泛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忽視了金融體制的建設,沒有及時對失控的金融秩序和險象環生的金融體系進行必要的規范和整頓,以致于最終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到 1997 年 10 月,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新加坡等五國銀行呆賬總額已達730億美元,占五國銀行貸款總額的 15 %以上。因此,可以肯定,金融體制不健全,特別是金融監管不力,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勞倫斯?克萊因教授在談到泰國金融危機的原因時指出:“金融自由化不應加速,而應一個時期一個步驟地進行,以確保每一步都不出錯。如果哪一步出了問題,應當能夠撤回來重新考慮下步如何走。”這一論斷對東南亞其他國家也同樣適用。

索羅斯帶著資金，將少量美元換取泰銖，由于泰國采用固定匯率時1美元兌25泰銖。同時再挪用少量資金購入泰國股市藍籌股，以備拋盤使用。

1997年3月3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國內9家財務公司和1家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資金不足問題。

索羅斯由此開始出擊先發制人。他下令拋售泰國銀行和財務公司的股票，儲戶在泰國所有財務及證券公司大量提款。此時，以索羅斯為首的手持大量東南亞貨幣的西方沖擊基金聯合一致大舉拋售泰銖，在眾多西方“好漢”的圍攻之下，泰銖一時難以抵擋，不斷下滑，5月份 最低躍至1 美元兌26．70銖。泰國中央銀行傾全國之力，于5月中下旬開始了針對索羅斯的一場反圍剿行動，意在打跨索羅斯的意志，使其知難而退，不再率眾對泰銖群起發難。

泰國中央銀行

左右，遠遠超出了政府一廂憎愿所制定的每年5%-6% 的指標，貶值幅度之大，在東南亞僅次于泰國。受匯率影響，雅加達證券市場的股票綜合指數也一降再降。僅8月份頭三月就下降了20% 以上，一個月內降下150．55點。印尼銀行界、經濟界及社會大眾哭天喊地，捶胸頓足。

印尼盾貶值后，給印尼經濟帶來的最明顯影響，是以進口原料為主的制造業成本大增，導致包括汽車、計算機在內的產品價格大幅上揚，建筑材料漲價，主要日常必需品價格也上漲了5％至13％。業內經濟人士認為，物價上漲將使今年的通貨膨脹率從預計的6％以下升 至8％以上。外債償還成本進一步攀升。

在“四小虎”身上的攻擊獲得成功后，給整個東南亞地區帶來了巨大的負面作用，包括日本，韓國，臺灣，香港。

在期貨市場上將8月合約價格推高到7990點，結算價為7851點，比入市前高1200點。8月27日、28日，港府將所有賣單照單全收，結果27日交易金額達200億港幣，28日交易金額達790億港幣，創下香港最高交易記錄。

27日，8月份期貨結算前夕，特區政府擺出決戰姿態。雖然當天全球金融消息極壞，美國道瓊斯股指下挫217點，歐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臨嚴峻考驗。據市場人士說，港府一天注入約200億港元，將恒生指數穩托上升88點。為最后決戰打下基礎。

同日，國際炒家量子基金宣稱：港府必敗。投機香港市場的國際大炒家索羅斯量子基金首席投資策略師德魯肯米勒在接受CNBC電視臺的訪談中，他首先承認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并說，由于香港經濟衰退，所以港府在匯市與股市對國際投資人發起的“戰爭”中，將以失敗告終。索羅斯雖然每次的動作都是大手筆，但從來不公開承認自己在攻擊某個貨幣，這種以某個公司或部分人的名義公開與一個政府下戰書，揚言要擊敗某個政府的事件聞所未聞、史無前例。

28日是期貨結算期限，炒家們手里有大批期貨單子到期必須出手。若當天股市、匯市能穩定在高位或繼續突破，炒家們將損失數億甚至十多億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數百億港元就扔進大海。當天雙方交戰場面之激烈遠比前一天驚心動魄。全天成交額達到創歷史紀錄的790億元港幣。港府全力頂住了國際投機者空前的拋售壓力，最后閉市時恒生指數為7829點，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揚了1169點，增幅達17.55%。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立即宣布：在打擊國際炒家、保衛香港股市和貨幣的戰斗中，香港政府已經獲勝。香港市場人士估計，港府在這兩星期托市行動中，投入資金超過1000億港元，集中收購了香港幾大藍籌股公司的股票，預計港府目前持有相當于香港股市2100億美元總市值的4%股票，成為多家香港藍籌股公司的大股東。

香港期貨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項新措施。即是：由8月31日開市起，對于持有一萬張以上恒指期貨合約的客戶，征收150％的特別按金，即每張恒指期貨合約按金由8萬港元調整為12萬港元；將大量持倉呈報要求由500張合約降至250張合約必須呈報；呈報時亦須向期交所呈報大量倉位持有人的身份。

31日，在政府終止扶盤行動后股市猛跌7.1%，但其跌幅比市場人士預期的少。恒生指數下滑554.70點，閉市報7257.04點，全場成交總值僅66億港元，不到上星期五的歷史新高記錄790億港元的十分之一。而有些投資者原本預測該指數可能大瀉15%。

但投機資本并不甘休，他們認為港府投入了約1000億港幣，不可能長期支撐下去，因而決定將賣空的股指期貨合約由8月轉倉至9月，與港府打持久戰。從8月25日開始，投機資本在8月合約平倉的同時，大量賣空9月合約。與此同時，港府在8月合約平倉獲利的基礎上趁勝追擊，使9月合約的價格比8月合約的結算價高出650點。這樣，投機資本每轉倉一張合約要付出3萬多港幣的代價。投資資本在8月合約的爭奪中完全失敗。

對恒生指數漲落舉足輕重。以匯豐為例，該股占恒生股指的權重達到30％，故成為多空必爭之股。至1999年8月底，當時購入的股票經計算。帳面盈利約717億港元，增幅60.8％，恒生指數又回升至13500點。國際炒家損失慘重，港府入市大獲成功。據稱，僅索羅斯就賠了8億美元。

國服務業就能和世界市場自由地融合，更不能為了追求虛名像墨西哥和韓國那樣付出昂貴的學費。對于債券、證券等短期外資的開放要更為謹慎。中國也沒有必要做出具體的金融開放時間表的承諾，關于關稅減讓的主動權也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輕易讓步，這樣才能逐步從容主動消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同時，以國際投資和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的對外經濟合作也只能有條件、有步驟地實現．尤其是參加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經濟合作體系時，要堅持亞太經合組織給中國制定的發展中國家的標準，以有利于控制經常性貿易逆差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最終實現匯率的長期穩定性，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和人民幣成為完全自由兌換貨幣提供較為寬松的金融發展環境.改革開放之路，任重而道遠，金融發展前程似錦，仍需謹慎。

第四篇：正確面對金融危機

正確面對金融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演化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前景尚不明朗。在資本流動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作為世界金融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

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中國特色商務發展道路，把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作為亟待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堅持邊學習、邊調研、邊討論,大力解放思想,探索對策措施,努力實現學習成果向實踐成果的有效轉化。進行具體部署。要求各單位充分利用廣交會的平臺,結合本職工作開展調查研究,掌握國際經濟的新動態,提出促進外貿科學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把科學發展觀運用到具體工作中去。

針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發展、世界經濟低迷下行的形勢變化,商務部在開展專題研討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擴大消費需求、保持進出口穩定增長、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擴大對外投資合作等4個重點課題調研。目前,由黨組成員帶隊,深入基層和企業的調研活動已經迅速展開。努力開創一些新的消費領域，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好多新的消費領域其實不知不覺地已經來到了我們的面前。

加強產業價值鏈的合作，創造共贏的局面。近年來，各家銀行加速推進“零售銀行戰略”和“綜合經營戰略”，大力發展占用資本量少、成本收益比低的中間業務，已成為商業銀行戰略轉型的一大特點。中間業務收入的快速增長，不僅表明上述銀行加快了經營機制的市場化轉型步伐，而且還將大大拓展銀行未來收入和盈利的增長空間。在銀行業監管方面，我國一直堅持銀行系統與資本市場的分離，這有效防止了風險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蔓延，使得這場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銀行業的沖擊有限。

為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銀監會進行了專門部署，表示要把

信用風險防范作為當前銀行業主要任務抓緊抓好，要加強境外投資業務風險防范，積極應對國際市場波動。同時，要加強管理，規范中間業務，完善信息科技風險治理，并要及時總結全球金融危機經驗教訓，適時調整經營理念和方式。

銀監會有關負責人表示，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動蕩的大環境下，信用風險更是銀行風險管理的重中之重，而信用風險管理的重心仍然是貸款領域。為此，銀監會正在抓緊制定商業銀行加強貸款管理的相關規定。

與此同時，銀監會支持和鼓勵商業銀行按照“成本可算、風險可控，提高透明度”的原則，在自身發展戰略的框架內進行金融創新，始終堅持審慎經營，做到“盡職”和“程序正當”。樹立科學的金融發展觀，必須深和研究我國宏觀經濟金融運行情況，密切關注宏觀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增加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前瞻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也較快，同時還有經濟增長的瓶頸問題，即資源消耗過大，環境污染嚴重。

銀行業的穩健運行主要體現“雙降”、“加強”、“下降”、“增強”四個方面。首先，不良貸款保持雙降。其二，銀行業風險抵補能力進一步加強。其三，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持續下降。200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發生各類案件309件，百萬元以上案件89件，降幅均為29%。其四，銀行業盈利能力明顯增強。08年，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大規模計提撥備的情況下，資本回報率仍高達17.1%，比07年和06年分別提高0.4和2.0個百分點，預計將顯著高于全球銀行業平均水平。0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后凈利潤5,834億元，較2007年增長30.6%。

銀監會一貫重視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工作，在當前金融危機面前，銀監會支持好中小企業有著更為現實的意義。中國面臨新的經濟結構調整，中小企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經濟危機中，中小企業又是提供就業的主要渠道。

做好中小企業工作需從引導、組織、改革三方面入手。首先要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思想認識到位，重視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其次，銀行須組織成立專門部門服務中小企業。第三，要改革創新、完善中小企業機制。包括風險定價機制；獨立核算機制；高效審批機制；激勵約束機制；專門人員培訓以及建立違約信息通報機制。

大企業和貸款和中小企業貸款存在較大差異。中國的一大批小型城市商業銀行已在支持小企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和成功的經驗。例如，他們在審慎放貸方面總結出“三看、三品”：看人品、看產品、看押品。同時，也要注意財務報表、水電及海關的報表。深入中小企業發展情況。

資產質量的持續改善來自于風險管理能力的不斷增強。特別是進入2008年以來，推進主動風險管理，全面落實風險管理集中化、專業化各項改革措施，加大風險內控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同時積極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優化授信投向結構，加強客戶主動退出管理等，成為各家銀行的工作重點。

我們合作銀行要以服務“三農”為方向，穩步推進整體改制，努力成為資本充足、治理規范、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優質、效益良好、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強的銀行企業。讓我們攜手共進，為合作銀行美好的明天盡一份力！

新街口分理處

2009年3月27日

第五篇：經驗教訓總結

最主要的問題怕而不果斷

雷曼光電 當日放量漲停突破 怕高而沒敢追 形態正好符合我的買點40%到手的利潤沒抓到 當時聽信了股評家說歐洲債務危機沒錢搞光電設備，而光電設備的買家主要是歐洲 可見，股評家的言論不可信。

教訓：短線操作只注重技術研判，尋找短線熱點，大膽追漲，果斷買入，大膽持股 第一個漲停可以大膽追

濮耐股份 當時沒有突破就買了不符合自己的買股標準的股票，買入后沒有耐心而過早賣出，導致虧損。

三五互聯 買入時機比較正確，但賣出應該果斷，創新高但沒放量就該果斷賣出，第二天又漲停，而錯過了

鑫富藥業 漲停板追入，當天上漲有些急促，又不是短期熱點，難免第二天的調整。

該股既非熱點也沒有向上攻擊形態，只是聽股評家說買超跌反彈品種而買入，受了他的影響

短線操作原則:

1.忍不要太心急，不懼調整

2.狠果斷買進 賣出

3.穩堅定持股

4.快

5.細細心分析

6.股價經過急跌后漲停的股票要謹慎，做好買底部經過吸貨后洗盤完畢的股票，除非形

態走勢很完美，買經過蓄勢的股票，準備向上攻擊

7.經過急跌的股票，一定要經過一個吸籌的過程才可能向上攻擊。以后未經過震蕩蓄勢的股票要少買。大黑馬一般都是突破前期高點的股票。

短線真諦在于兩個動作：跳躍和躲避跳躍：隨板塊輪動跳躍，個股只做正在拉升的個股，回避下跌調整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