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

地處xx的灌南縣，近年來有一批人將上訪當正業、生產為副業，長期奔波在連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狀，僅記者近兩年以來就接待了該縣5個鄉鎮6個村的30多名上訪群眾，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法律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像灌南的這些農民一樣走上了上訪之路。他們信“訪”不信“法”，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還是萬般無奈？是上邊的“和尚”能念經，還是基層化解矛盾、糾紛的機制出了問題？為此，記者近年來追蹤調查了蘇冀等省幾起農民越級信訪事件。七千件環境投訴緣何無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區白甸村農民曾經懷疑村里的一個化學廠毒死了他們百畝蔬菜，有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然而，當他們到檢測機關一咨詢，一棵小菜的鑒定費用高達2萬元，幾種蔬菜就要10多萬，一輩子沒掙過這么多錢的老農們頓時傻了眼。據南京市玄武區環境監理支隊的工作人員介紹，2002年他們曾接到過7400件關于污染問題的投訴，其中起碼有10％以上完全符合訴訟條件，然而來進行司法咨詢的不過12件，最后真正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一起也沒有。為了幫助百姓解決環境投訴問題，南京市環境監理支隊與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環境維權的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為老百姓切實解決環境問題提供法律保護。他們不僅提供環境法律的免費咨詢，而且對于貧困家庭還可預先墊付訴訟費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開展以來，不僅咨詢者寥寥，咨詢過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徑的市民更是一個沒有。為什么環境維權總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師道破了其中“天機”：一是取證難，二是成本高，訴訟風險和訴訟收益之間差距太大。許多農民反映，目前，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多則上千。這樣的費用，對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講，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打官司還得有一定程序，有的還要請律師。農民認為，走上法庭不僅“支付”大，而且還風險大，萬一官司敗了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弄不好“賠了夫人又折兵”。與之相反，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時“訪”到某位領導人，一個批示、表態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經濟又實惠。對于許多群眾而言，上訪雖是一條可以利用的捷徑，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通過上訪來解決的。還是以環境問題為例，許多污染擾民的環境問題，行政手段是無能為力的，特別是面對賠償要求，政府部門也是無權裁決的。由信“法”到信“訪”：萬般無奈的選擇對于許多人信“訪”不信“法”這一現象，有人認為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許多群眾卻認為是“逼上梁山”的選擇。常州市武進區農民杜一峰就是在無奈中先信“法”后信“訪”的。1996年，江蘇省常州市東方新技術應用研究所實驗廠訴常州市開達制衣廠的潘德全、梁漢文及武進精細化工廠的楊盤興三人返還欠款一案，經常州市郊區法院審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決：被告人潘德全、梁漢文、楊盤興三人必須歸還原告人民幣332977．01元。二審維持原判后，原告隨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區法院申請執行。本案申請執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區法院執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數次，請求盡快執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盡管每隔幾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無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說，這本是一起價值30余萬元的經濟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談不上案情復雜，可從申請執行到現在已6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至今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杜一峰說，在這起案件中，具體承辦此案的一位姓“錢”的法官，認“錢”不認“法”，只管要錢物，對案子卻拖著不辦。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諉甚至執法犯法、索賄受賄，讓他心力交瘁，欲哭無淚，真是“法官扯皮不作為，百姓無奈喚青天”。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轉為信“訪”了。隨后，杜一峰到國家和省有關部門越級上訪，并把情況反映到新華社，上級領導看到法官的扯皮情況后，給予高度重視，調查報告《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常州市法院一位負責人還專程找到新華社記者承認錯誤，表示要盡快辦結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仍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在現實生活中，領導沒發話，即使群眾跑斷腿也不為所動，而領導一發話或一發怒便雷厲風行的事情，人們著實見得不少。這種上面撥一撥、下面動一動，上面不撥、下面就不動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消極無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領導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使許多本來希望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群眾，被迫走上了上訪之路。“打關系”、“打金錢”擋住信法路28歲的農村婦女竇某在狀告有婦之夫羅某騙取婚姻、犯重婚罪的過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多次向她討錢索物，并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盡管如此，竇某經過三年的訴訟至今也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其不合法的婚姻關系沒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羅某的重婚責任也未受到追究。竇某對記者說，她是山東省高密市人。1996年，與臨西縣羅某認識，不久同居。1998年，兩人在河北省臨西縣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買了房安了家。后來，她發現羅某另有老婆和三個孩子，發覺自己上當受騙了。2001年7月，她到臨西縣人民法院狀告羅某犯重婚罪。這本來是一個案情非常簡單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訴訟過程中，主管此案的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對她百般刁難，多次讓她付費吃喝玩樂。兩年間，說不清為他付了多少次飯費，還多次被要求為他付洗浴、按摩費，甚至玩小姐的費用。李某還多次向她索要錢物。有一次，李某又讓她為其買一輛價值6000元的摩托車，被她拒絕。為此，李某對此案不認真審理，并提出進行調解，讓羅某一次性賠付5萬元了事。當時，竇某堅決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無奈之下在調解書上簽了字。然而，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調解書呢？臨西縣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調解書寫道：“被告羅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關系的情況下，于1997年與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懷有孕。雙方對上述事實無異議。在本院主持調解下，被告人知罪認錯，自訴人表示諒解。雙方當事人達成如下協議：

一、自訴人不再追究被告人羅某的刑事責任；

二、自訴人身懷孩子，由自訴人處理，今后孩子與被告人無任何關系；

三、被告人一次性支付自訴人5萬元。”這個調解書既沒有追究被告重婚犯罪行為，也沒有解除當事人雙方的非法婚姻關系，連竇某再婚的基本權利也未予保障。為此，竇某不得不繼續求李某幫助解決問題。這位副院長不僅不幫助解決問題，還趁機索要錢財。在竇某根據調解協議領取5萬元時，李某以訴訟費為名扣下了4千元。不僅如此，李某還對竇某得到的幾萬元賠償一直眼熱，幾次向其索要被拒絕。2002年8月，李某在多次向竇某要錢無果的情況下，強行與竇某發生了性關系。受此凌辱的竇某，在萬般無奈之下，走上了上訪之路。越級上訪：社會不能承受之重記者在河北省調查中了解到，河北省在對2003年省直31個部門信訪數字統計中發現，全省群眾個人進京、赴省上訪中，對法院判決不服的上訪量僅次于黨政信訪部門的上訪量。從非正常進京上訪情況看，涉法問題所占比例更高。2003年下半年發生的187個非正常進京上訪案件中，涉法問題就占了125案，占70％。群眾信訪不信法，不僅擾亂了政府機關的工作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更重要的是有損法律的權威，架空了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許多侵害農民利益的違法事件，與當地政府利益息息相關，而法官的帽子、票子、房子等都與地方財政狀況及領導意圖緊密相聯，農民與政府打官司無異于以卵擊石，官司不用打，就敗下陣來。近年來，記者接觸到了大量因農村土地流轉和土地征用而引起的農民上訪案件。據調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2年一、二審共審結各類民事行政案件1266946件，而再審案件有23950件。再審后維持原判6698件，占再審案件的28％，改判6522件，調解和作其他處理的10730件。雖然再審否定原審判的案件只占一、二審案件總數的1％，但值得注意的是，再審案件中原審裁判廢棄率高達72％，也就是說只要進入再審，大部分會撤銷原判。尋求司法公證，可以說是解決農民信“訪”不信“法”的源頭。河北省平山縣委書記趙新朝說，上個世紀90年代，他曾在河北省行唐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主管政法和信訪等工作，這個縣曾是全省有名的信訪大縣。在處理群眾的信訪問題時，他發現，絕大多數群眾的信訪都是有道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司法不公引起群眾上訪的。為解決上訪問題，他一方面深入群眾中處理個案，一方面對群眾信訪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總結治訪之道。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他提出了以制度建設規范執法行為和群眾的上訪行為的思路，全縣制定了“首問責任制”、“錯案追究制”等相應的規章制度，確保司法民警在辦案中客觀公正，有效防止了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他們還建立了“群眾依法信訪工作條例”等一批規章制度，以制度建設引導群眾依法上訪，依法辦事。由于這些制度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落實，制度建設使全縣的司法行為走上了公正、公開之路，有效改善了執法環境。老百姓重新對司法機關產生了信心，許多群眾變信訪為信法，走向依法處理問題、依法信訪的道路。這個縣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由信訪大縣變為全國信訪先進縣，徹底扭轉了信訪工作的被動局面。趙新朝說，加強制度建設是治理群眾信“訪”不信“法”的根本措施，只有建立健全了各項相關制度，才能使執法部門和群眾的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在全社會營造依法辦事的良好風氣

第二篇：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

地處xx的灌南縣，近年來有一批人將上訪當正業、生產為副業，長期奔波在連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狀，僅記者近兩年以來就接待了該縣5個鄉鎮6個村的30多名上訪群眾。法律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像灌南的這些農民一樣走上了上訪之路。他們信“訪”不信“法”，是

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還是萬般無奈？是上邊的“和尚”能念經，還是基層化解矛盾、糾紛的機制出了問題？為此，記者近年來追蹤調查了蘇冀等省幾起農民越級信訪事件。七千件環境投訴緣何無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區白甸村農民曾經懷疑村里的一個化學廠毒死了他們百畝蔬菜，有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然而，當他們到檢測機關一咨詢，一棵小菜的鑒定費用高達2萬元，幾種蔬菜就要10多萬，一輩子沒掙過這么多錢的老農們頓時傻了眼。據南京市玄武區環境監理支隊的工作人員介紹，2002年他們曾接到過7400件關于污染問題的投訴，其中起碼有10％以上完全符合訴訟條件，然而來進行司法咨詢的不過12件，最后真正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一起也沒有。為了幫助百姓解決環境投訴問題，南京市環境監理支隊與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環境維權的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為老百姓切實解決環境問題提供法律保護。他們不僅提供環境法律的免費咨詢，而且對于貧困家庭還可預先墊付訴訟費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開展以來，不僅咨詢者寥寥，咨詢過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徑的市民更是一個沒有。為什么環境維權總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師道破了其中“天機”：一是取證難，二是成本高，訴訟風險和訴訟收益之間差距太大。許多農民反映，目前，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多則上千。這樣的費用，對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講，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打官司還得有一定程序，有的還要請律師。農民認為，走上法庭不僅“支付”大，而且還風險大，萬一官司敗了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弄不好“賠了夫人又折兵”。與之相反，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時“訪”到某位領導人，一個批示、表態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經濟又實惠。對于許多群眾而言，上訪雖是一條可以利用的捷徑，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通過上訪來解決的。還是以環境問題為例，許多污染擾民的環境問題，行政手段是無能為力的，特別是面對賠償要求，政府部門也是無權裁決的。由信“法”到信“訪”：萬般無奈的選擇對于許多人信“訪”不信“法”這一現象，有人認為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許多群眾卻認為是“逼上梁山”的選擇。常州市武進區農民杜一峰就是在無奈中先信“法”后信“訪”的。1996年，江蘇省常州市東方新技術應用研究所實驗廠訴常州市開達制衣廠的潘德全、梁漢文及武進精細化工廠的楊盤興三人返還欠款一案，經常州市郊區法院審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決：被告人潘德全、梁漢文、楊盤興三人必須歸還原告人民幣332977．01元。二審維持原判后，原告隨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區法院申請執行。本案申請執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區法院執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數次，請求盡快執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盡管每隔幾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無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說，這本是一起價值30余萬元的經濟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談不上案情復雜，可從申請執行到現在已6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至今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杜一峰說，在這起案件中，具體承辦此案的一位姓“錢”的法官，認“錢”不認“法”，只管要錢物，對案子卻拖著不辦。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諉甚至執法犯法、索賄受賄，讓他心力交瘁，欲哭無淚，真是“法官扯皮不作為，百姓無奈喚青天”。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轉為信“訪”了。隨后，杜一峰到國家和省有關部門越級上訪，并把情況反映到新華社，上級領導看到法官的扯皮情況后，給予高度重視。常州市法院一位負責人還專程找到新華社記者承認錯誤，表示要盡快辦結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仍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在現實生活中，領導沒發話，即使群眾跑斷腿也不為所動，而領導一發話或一發怒便雷厲風行的事情，人們著實見得不少。這種上面撥一撥、下面動一動，上面不撥、下面就不動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消極無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領導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使許多本來希望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群眾，被迫走上了上訪之路。“打關系”、“打金錢”擋住信法路28歲的農村婦女竇某在狀告有婦之夫羅某騙取婚姻、犯重婚罪的過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多次向她討錢索物，并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盡管如此，竇某經過三年的訴訟至今也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其不合法的婚姻

關系沒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羅某的重婚責任也未受到追究。竇某對記者說，她是山東省高密市人。1996年，與臨西縣羅某認識，不久同居。1998年，兩人在河北省臨西縣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買了房安了家。后來，她發現羅某另有老婆和三個孩子，發覺自己上當受騙了。2001年7月，她到臨西縣人民法院狀告羅某犯重婚罪。這本來是一個案情非

常簡單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訴訟過程中，主管此案的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對她百般刁難，多次讓她付費吃喝玩樂。兩年間，說不清為他付了多少次飯費，還多次被要求為他付洗浴、按摩費，甚至玩小姐的費用。李某還多次向她索要錢物。有一次，李某又讓她為其買一輛價值6000元的摩托車，被她拒絕。為此，李某對此案不認真審理，并提出進行調解，讓羅某一次性賠付5萬元了事。當時，竇某堅決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無奈之下在調解書上簽了字。然而，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調解書呢？臨西縣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調解書寫道：“被告羅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關系的情況下，于1997年與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懷有孕。雙方對上述事實無異議。在本院主持調解下，被告人知罪認錯，自訴人表示諒解。雙方當事人達成如下協議：

一、自訴人不再追究被告人羅某的刑事責任；

二、自訴人身懷孩子，由自訴人處理，今后孩子與被告人無任何關系；

三、被告人一次性支付自訴人5萬元。”這個調解書既沒有追究被告重婚犯罪行為，也沒有解除當事人雙方的非法婚姻關系，連竇某再婚的基本權利也未予保障。為此，竇某不得不繼續求李某幫助解決問題。這位副院長不僅不幫助解決問題，還趁機索要錢財。在竇某根據調解協議領取5萬元時，李某以訴訟費為名扣下了4千元。不僅如此，李某還對竇某得到的幾萬元賠償一直眼熱，幾次向其索要被拒絕。2002年8月，李某在多次向竇某要錢無果的情況下，強行與竇某發生了性關系。受此凌辱的竇某，在萬般無奈之下，走上了上訪之路。越級上訪：社會不能承受之重記者在河北省調查中了解到，河北省在對2003年省直31個部門信訪數字統計中發現，全省群眾個人進京、赴省上訪中，對法院判決不服的上訪量僅次于黨政信訪部門的上訪量。從非正常進京上訪情況看，涉法問題所占比例更高。2003年下半年發生的187個非正常進京上訪案件中，涉法問題就占了125案，占70％。群眾信訪不信法，不僅擾亂了政府機關的工作秩序，影響了社會穩定，更重要的是有損法律的權威，架空了司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許多侵害農民利益的違法事件，與當地政府利益息息相關，而法官的帽子、票子、房子等都與地方財政狀況及領導意圖緊密相聯，農民與政府打官司無異于以卵擊石，官司不用打，就敗下陣來。近年來，記者接觸到了大量因農村土地流轉和土地征用而引起的農民上訪案件。據調查，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8年至2002年一、二審共審結各類民事行政案件1266946件，而再審案件有23950件。再審后維持原判6698件，占再審案件的28％，改判6522件，調解和作其他處理的10730件。雖然再審否定原審判的案件只占一、二審案件總數的1％，但值得注意的是，再審案件中原審裁判廢棄率高達72％，也就是說只要進入再審，大部分會撤銷原判。尋求司法公證，可以說是解決農民信“訪”不信“法”的源頭。河北省平山縣委書記趙新朝說，上個世紀90年代，他曾在河北省行唐縣擔任縣委副書記，主管政法和信訪等工作，這個縣曾是全省有名的信訪大縣。在處理群眾的信訪問題時，他發現，絕大多數群眾的信訪都是有道理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司法不公引起群眾上訪的。為解決上訪問題，他一方面深入群眾中處理個案，一方面對群眾信訪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總結治訪之道。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他提出了以制度建設規范執法行為和群眾的上訪行為的思路，全縣制定了“首問責任制”、“錯案追究制”等相應的規章制度，確保司法民警在辦案中客觀公正，有效防止了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他們還建立了“群眾依法信訪工作條例”等一批規章制度，以制度建設引導群眾依法上訪，依法辦事。由于這些制度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落實，制度建設使全縣的司法行為走上了公正、公開之路，有效改善了執法環境。老百姓重新對司法機關產生了信心，許多群眾變信訪為信法，走向依法處理問題、依法信訪的道路。這個縣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由信訪大縣變為全國信訪先進縣，徹底扭轉了信訪工作的被動局面。趙新朝說，加強制度建設是治理群眾信“訪”不信“法”的根本措施，只有建立健全了各項相關制度，才能使執法部門和群眾的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在全社會營造依法辦事的良好風氣

第三篇：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

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

查

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2007-12-12 17:15:42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2)地處xx的灌南縣，近年來有一批人將上訪當正業、生產為副業，長期奔波在連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狀，僅記者近兩年以來就接待了該縣5個鄉鎮6個村的30多名上訪群眾。法律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像灌南的這些農民一樣走上了上訪之路。他們信“訪”不信“法”，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還是萬般無奈？是上邊的“和

尚”能念經，還是基層化解矛盾、糾紛的機制出了問題？為此，記者近年來追蹤調查了蘇冀等省幾起農民越級信訪事件。

七千件環境投訴緣何無一上法庭

2002年，南京市玄武區白甸村農民曾經懷疑村里的一個化學廠毒死了他們百畝蔬菜，有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然而，當他們到檢測機關一咨詢，一棵小菜的鑒定費用高達2萬元，幾種蔬菜就要10多萬，一輩子沒掙過這么多錢的老農們頓時傻了眼。

據南京市玄武區環境監理支隊的工作人員介紹，2002年他們曾接到過7400件關于污染問題的投訴，其中起碼有10％以上完全符合訴訟條件，然而來進行司法咨詢的不過12件，最后真正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一起也沒有。

為了幫助百姓解決環境投訴問題，南京市環境監理支隊與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環境維權的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為老百姓切實解決環境問題提供法律保護。他們不僅提

供環境法律的免費咨詢，而且對于貧困家庭還可預先墊付訴訟費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開展以來，不僅咨詢者寥寥，咨詢過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徑的市民更是一個沒有。

為什么環境維權總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師道破了其中“天機”：一是取證難，二是成本高，訴訟風險和訴訟收益之間差距太大。許多農民反映，目前，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多則上千。這樣的費用，對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講，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打官司還得有一定程序，有的還要請律師。農民認為，走上法庭不僅“支付”大，而且還風險大，萬一官司敗了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弄不好“賠了夫人又折兵”。與之相反，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時“訪”到某位領導人，一個批示、表態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經濟又實惠。

對于許多群眾而言，上訪雖是一條可以利用的捷徑，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通過上訪來解決 的。還是以環境問題為例，許多污染擾民的環境問題，行政手段是無能為力的，特別是面對賠償要求，政府部門也是無權裁決的。

由信“法”到信“訪”：萬般無奈的選擇

對于許多人信“訪”不信“法”這一現象，有人認為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許多群眾卻認為是“逼上梁山”的選擇。常州市武進區農民杜一峰就是在無奈中先信“法”后信“訪”的。

1996年，江蘇省常州市東方新技術應用研究所實驗廠訴常州市開達制衣廠的潘德全、梁漢文及武進精細化工廠的楊盤興三人返還欠款一案，經常州市郊區法院審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決：被告人潘德全、梁漢文、楊盤興三人必須歸還原告人民幣332977．01元。二審維持原判后，原告隨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區法院申請執行。

本案申請執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區法院執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數次，請求盡快執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

一峰前往。盡管每隔幾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無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說，這本是一起價值30余萬元的經濟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談不上案情復雜，可從申請執行到現在已6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至今沒有取得多大進展。

杜一峰說，在這起案件中，具體承辦此案的一位姓“錢”的法官，認“錢”不認“法”，只管要錢物，對案子卻拖著不辦。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諉甚至執法犯法、索賄受賄，讓他心力交瘁，欲哭無淚，真是“法官扯皮不作為，百姓無奈喚青天”。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轉為信“訪”了。隨后，杜一峰到國家和省有關部門越級上訪，并把情況反映到新華社，上級領導看到法官的扯皮情況后，給予高度重視。常州市法院一位負責人還專程找到新華社記者承認錯誤，表示要盡快辦結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仍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在現實生活中，領導沒發話，即使群眾跑斷腿也不為所

動，而領導一發話或一發怒便雷厲風行的事情，人們著實見得不少。這種上面撥一撥、下面動一動，上面不撥、下面就不動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消極無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領導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使許多本來希望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群眾，被迫走上了上訪之路。

“打關系”、“打金錢”擋住信法路

28歲的農村婦女竇某在狀告有婦之夫羅某騙取婚姻、犯重婚罪的過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多次向她討錢索物，并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盡管如此，竇某經過三年的訴訟至今也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其不合法的婚

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

第四篇：江蘇河北等省群眾越級信訪事件調查

地處xx的灌南縣，近年來有一批人將上訪當正業、生產為副業，長期奔波在連云港、南京、北京等地告狀，僅記者近兩年以來就接待了該縣5個鄉鎮6個村的30多名上訪群眾。法律本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目前卻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是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解決，而是像灌南的這些農民一樣走上了上訪之路。他們信“訪”不信“法”，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還是萬般無奈？是上邊的“和尚”能念經，還是基層化解矛盾、糾紛的機制出了問題？為此，記者近年來追蹤調查了蘇冀等省幾起農民越級信訪事件。七千件環境投訴緣何無一上法庭2002年，南京市玄武區白甸村農民曾經懷疑村里的一個化學廠毒死了他們百畝蔬菜，有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然而，當他們到檢測機關一咨詢，一棵小菜的鑒定費用高達2萬元，幾種蔬菜就要10多萬，一輩子沒掙過這么多錢的老農們頓時傻了眼。據南京市玄武區環境監理支隊的工作人員介紹，2002年他們曾接到過7400件關于污染問題的投訴，其中起碼有10％以上完全符合訴訟條件，然而來進行司法咨詢的不過12件，最后真正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的一起也沒有。為了幫助百姓解決環境投訴問題，南京市環境監理支隊與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環境維權的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希望在行政手段之外，為老百姓切實解決環境問題提供法律保護。他們不僅提供環境法律的免費咨詢，而且對于貧困家庭還可預先墊付訴訟費用。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工作開展以來，不僅咨詢者寥寥，咨詢過后愿意走向司法途徑的市民更是一個沒有。為什么環境維權總是在司法程序面前止步？玄武區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位律師道破了其中“天機”：一是取證難，二是成本高，訴訟風險和訴訟收益之間差距太大。許多農民反映，目前，打一場官司，少則幾百，多則上千。這樣的費用，對還不富裕的農民來講，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打官司還得有一定程序，有的還要請律師。農民認為，走上法庭不僅“支付”大，而且還風險大，萬一官司敗了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弄不好“賠了夫人又折兵”。與之相反，上訪一般花費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時“訪”到某位領導人，一個批示、表態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經濟又實惠。對于許多群眾而言，上訪雖是一條可以利用的捷徑，但并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通過上訪來解決的。還是以環境問題為例，許多污染擾民的環境問題，行政手段是無能為力的，特別是面對賠償要求，政府部門也是無權裁決的。由信“法”到信“訪”：萬般無奈的選擇對于許多人信“訪”不信“法”這一現象，有人認為是傳統的“人治”思想作怪，而許多群眾卻認為是“逼上梁山”的選擇。常州市武進區農民杜一峰就是在無奈中先信“法”后信“訪”的。1996年，江蘇省常州市東方新技術應用研究所實驗廠訴常州市開達制衣廠的潘德全、梁漢文及武進精細化工廠的楊盤興三人返還欠款一案，經常州市郊區法院審理，于1996年6月21日作出民事判決：被告人潘德全、梁漢文、楊盤興三人必須歸還原告人民幣332977．01元。二審維持原判后，原告隨后于1996年10月15日向常州市郊區法院申請執行。本案申請執行后，先由前法人杜安平前去常州市郊區法院執行庭接洽，一般每月都去數次，請求盡快執行。2000年3月，杜安平病重住院后，便委托其子杜一峰前往。盡管每隔幾天，杜一峰都要到法院去一趟，但均無果而返。杜一峰痛心疾首地說，這本是一起價值30余萬元的經濟案件，既算不上什么大案，又談不上案情復雜，可從申請執行到現在已6年多的時間過去了，至今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杜一峰說，在這起案件中，具體承辦此案的一位姓“錢”的法官，認“錢”不認“法”，只管要錢物，對案子卻拖著不辦。法官的冷漠、扯皮、推諉甚至執法犯法、索賄受賄，讓他心力交瘁，欲哭無淚，真是“法官扯皮不作為，百姓無奈喚青天”。在如此殘酷的現實面前，杜一峰只好由信“法”轉為信“訪”了。隨后，杜一峰到國家和省有關部門越級上訪，并把情況反映到新華社，上級領導看到法官的扯皮情況后，給予高度重視。常州市法院一位負責人還專程找到新華社記者承認錯誤，表示要盡快辦結此案，但此后一年多的時間又過去了，仍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在現實生活中，領導沒發話，即使群眾跑斷腿也不為所動，而領導一發話或一發怒便雷厲風行的事情，人們著實見得不少。這種上面撥一撥、下面動一動，上面不撥、下面就不動的現象，是一種典型的消極無為。正是有些干部只看領導的眼色行事，而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使許多本來希望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群眾，被迫走上了上訪之路。“打關系”、“打金錢”擋住信法路28歲的農村婦女竇某在狀告有婦之夫羅某騙取婚姻、犯重婚罪的過程中，主管此案的河北省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多次向她討錢索物，并強行與其發生性關系。盡管如此，竇某經過三年的訴訟至今也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結果，其不合法的婚姻關系沒有得到解除，使她不能再婚，羅某的重婚責任也未受到追究。竇某對記者說，她是山東省高密市人。1996年，與臨西縣羅某認識，不久同居。1998年，兩人在河北省臨西縣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買了房安了家。后來，她發現羅某另有老婆和三個孩子，發覺自己上當受騙了。2001年7月，她到臨西縣人民法院狀告羅某犯重婚罪。這本來是一個案情非常簡單的普通案件，但她未想到，在訴訟過程中，主管此案的臨西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某對她百般刁難，多次讓她付費吃喝玩樂。兩年間，說不清為他付了多少次飯費，還多次被要求為他付洗浴、按摩費，甚至玩小姐的費用。李某還多次向她索要錢物。有一次，李某又讓她為其買一輛價值6000元的摩托車，被她拒絕。為此，李某對此案不認真審理，并提出進行調解，讓羅某一次性賠付5萬元了事。當時，竇某堅決不同意，在李某的威逼下，她在無奈之下在調解書上簽了字。然而，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調解書呢？臨西縣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9日作出的刑事調解書寫道：“被告羅某在未告知原告人有婚姻關系的情況下，于1997年與原告人同居三年之久，原告人身懷有孕。雙方對上述事實無異議。在本院主持調解下，被告人

第五篇：關于預防和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關于預防和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省紀委信訪室課題組

為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紀委今年3月在南京召開的信訪舉報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做好全省紀檢監察系統信訪維穩工作，為黨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黨代會順利召開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省紀委信訪室于2012年4至5月在全省紀檢監察機關開展了“預防和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調研工作。省紀委常委張依濤帶領信訪室同志分赴荊州市、荊門市和恩施州等地，圍繞“如何預防和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這一課題展開了深入調研。全省紀檢監察系統圍繞預防和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開展了大量有針對性的積案化解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但依然有一些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一、當前我省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的基本情況及特點

2011年我省群眾赴省進京上訪總量呈大幅躍升態勢。其中，到中央紀委監察部越級上訪批次、人次同比分別增長90.68%、74.89%，到省紀委監察廳越級上訪同比分別增長46.43%和46.92%。總體來看,我省群眾赴省進京上訪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倒金字塔型特征明顯。從去年的情況來看，我省群眾進京上訪批次約是赴省上訪批次的4倍，人次約是2倍，呈倒金字塔型結構。有的群眾進京反映的問題甚至一次都沒有向省、市等相關部門反映過。

2．業務范圍外比重較大。去年我省群眾到中央紀委監察部越級上訪中，業務外訪的批次和人次分別占總量的91.09%和84.2%。其中涉法涉訴、征地拆遷和勞動人事三類問題共占到上訪總量的49.6%。

3．利益訴求占主導地位。群眾赴省進京上訪反映的問題基本上都是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同時，在利益的驅動下，存在有的上訪人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有的以個人目的是否達到為息訪標準，有的將上訪作為謀利手段等現象。

4．纏訪多頭訪現象突出。2011年我省群眾到中央紀委監察部越級上訪中，重復訪批次和人次分別占進京上訪總量的53.6%和56.6%。有的上訪人將相同問題和訴求同時向多個部門反映，有的為了讓紀檢監察機關受理，捏造干部的違紀問題。同時，中央紀委群眾來訪接待處新址與全國人大群眾來訪接待大廳和國家信訪局接訪司毗鄰，也成為多頭訪的重要因素。

5．組織串聯性不斷增強。2011年我省進京集體訪同比分別增長52.38%和28.36%，赴省集體訪同比分別增長22.22%和49.28%。一些上訪群眾長期保持密切聯系，互通信息，共商對策。有的上訪人采取虛報人數、花錢雇人等方式制造集體訪假象。

二、產生越級赴省進京上訪的原因分析

1．發展方式不科學和深化改革帶來的震蕩。隨著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日益突出，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造成部分群眾仇富乃至仇官心理。有些地方重經濟發展輕民生改善，一些政策的制定和項目的推進忽視甚至損害群眾利益，造成群眾心里不平衡，有怨氣。一些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就形成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

2．困難群體利益受損和問題解決不及時。越級赴省進京上訪人員構成絕大部分是農民、工人等基層群眾，他們大多經濟收入較低、社會地位不高，權益保障不夠，極易成為權力濫用的受害者。與此同時，當他們利益受到侵害，向當地有關部門反映后往往沒有得到及時重視和解決，致使上訪人狀越告越高，化解難度越來越大。

3．部分黨員干部作風不正和能力素質不高。一些地方群眾上訪多的深層次原因是對干部的作風不滿。此外，一些干部處理復雜信訪問題和突發事件的能力不足，有的遇事盲目指揮，沒有按照組織原則和法律程序處理問題；有的相互推諉，害怕因為處置不當而引火燒身，優柔寡斷，喪失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有的濫用警力，以壓制的心態處理問題，最終導致矛盾激化。

4．群眾維權意識的增強和維權方式不當。當前群眾的民主法制觀念越來越強，對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項要求享有知情權、參與權甚至決策權，當權益受到侵害時敢于揭發違紀違法行為，維護自身利益，“民告官、貧告富”等現象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一些群眾在維權方式上卻不愿意走正常途徑，認為“找的領導越大越受重視，事情鬧得越大越好解決”，故意通過越級訪、集體訪、非正常訪等方式來擴大影響，施加壓力。

5．信訪工作機制不夠完善和應對能力不足。一是資源整合不夠。各部門信息互通不夠，有的問題在某部門信訪終結，但其他部門還在重復交辦督辦，或者同一問題各部門答復口徑不一致，都導致上訪人纏訪鬧訪。二是終結機制缺位。紀檢監察機關目前還沒有法定的信訪問題終結機制。三是處置手段有限。對部分無理上訪、造成惡劣影響但又夠不上法定強制措施的行為，還沒有合適的制度和手段。

三、我省解決群眾越級赴省進京上訪的主要做法

針對嚴峻的信訪形勢，全省紀檢監察機關高度重視，在廣泛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嘗試化解矛盾，從根本上解決群眾越級上訪問題。

1.強化督辦協調，推動解決突出問題。將減少和化解赴省進京越級上訪問題作為目標管理和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建立重要信訪件、群眾赴省進京上訪問題辦理進度表等臺賬，實行逐案化解銷號。利用《鄂紀辦通報》、《信訪專報》等及時通報信訪形勢、工作進展和突出問題，引進各地各部門高度重視。實行由省紀委直接約談縣（市、區）紀委書記制度，今年3月共約談矛盾較為集中和突出的13個市（州）的27個縣（市、區）紀委書記，重點督辦了45件赴省進京上訪突出個案,目前已化解息訪過半。對引發赴省進京上訪的腐敗問題和黨員干部廉潔自律問題，堅持直接查辦和發函交辦，絕不姑息。堅持對信訪積案進行全面深入的排查梳理，實行包案督辦化解疑難信訪問題制度，堅持明確責任主體、承辦人員、化解措施、辦結時限、因案施策、逐案化解。2011年省紀委信訪室接訪人員直接負責督辦協調解決信訪問題近百件。

2.注重源頭治理，及時解決群眾訴求。加強基層信訪網絡建設。建立健全了省、市、縣三級群眾來訪接待中心，并通過網上信訪、電子信箱、民情熱線、“綠色通道”等形式拓寬群眾訴求渠道，使大部分信訪問題能夠“一站式”辦結，在首辦環節解決，在基層和當地解決。堅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糾紛。省紀委將領導干部堅持上門接訪、主動約訪、帶案下訪、上門回訪，積極深化“四訪促和諧”活動，深入群眾解決問題。針對基層強農惠農資金被截留、挪用等突出問題，委廳領導帶隊組織14個工作小組先后兩次對全省進行了暗訪，現場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從源頭上預防上訪事件的發生。從2011年開始，省紀委監察廳機關全體黨員干部輪流到省群眾來訪接待中心參與接訪。全省三級紀檢監察機關領導共接訪4846次，領導包案1119件，帶案下訪1653次，化解信訪積案351件。

3.完善工作機制，依法依規進行處置。省、市（州）兩級紀檢監察機關進一步健全信訪處理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建立各級黨政班子成員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班子成員全員包案責任體系，強化對工作的領導。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進京非正常訪處置工作的若干意見》，進一步完善了進京非正常上訪現場處置、勸返接回、地方處理“三線聯動機制”。省紀委信訪室與中央紀委信訪室來訪處保持密切聯系，及時協調有關部門處置進京上訪問題；定期到省直有關部門收集掌握有關信訪事項的辦理信息，把握接訪處訪調訪的主動權。依法處置無理纏訪纏訴，或者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四、關于預防和解決越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的幾點建議

1.堅持科學發展，以發展成果共享減少越級上訪問題。各級黨員干部必須從思想上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將發展質量與發展速度相統一，民生改善與經濟增長相同步，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統籌協調各方利益，讓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真心擁護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對一些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制定、重大項目決策要進行信訪穩定風險評估，充分尊重和考慮群眾的意見，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矛盾隱患。

2.強化干部隊伍作風能力建設，以和諧的干群關系減少越級上訪問題。增強群眾觀念，強化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增強廉潔意識，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基礎；端正政績觀念，強化科學發展理念；著力解決干部與民爭利問題，讓群眾感受到作風建設的實際成果，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不斷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提升新形勢下做群眾工作的能力、處理疑難復雜問題的能力、處置突發性緊急事件的能力，積極應對改革發展帶來的震蕩。

3.加大糾風治亂力度，以健全的利益保障減少越級上訪問題。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行為直接侵害群眾的切身利益，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是許多赴省進京上訪問題產生的源頭。要著力查處征地拆遷、學校亂收費、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食品藥品制假售假等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十個方面的腐敗問題，將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群眾反映強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的案件作為工作重點，集中查處一批典型腐敗案件，嚴厲懲處一批腐敗分子，警示教育黨員干部，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反腐敗斗爭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

4.完善信訪處置法律法規，以科學的制度減少越級上訪問題。樹立正確維穩理念。嚴格依法依政策處理信訪問題，不能為了息事寧人而拿原則底線做交易。對于主管部門明確、政策法律規定清楚的問題，應該引導上訪人通過仲裁、訴訟、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等法定方式解決。加強相關制度建設。盡快制定出臺信訪終結、纏訪鬧訪應對處置等制度規范。提高初信初訪辦結率，將初信初訪一次性辦結率作為績效考評的重要指標，引導各級信訪舉報部門將工作重心下移。

5.健全工作機制，以科學高效的工作減少越級上訪問題。一是完善信訪工作考核機制。不宜簡單地以上訪人次、批次來衡量工作好壞，要區分具體案例、具體情況，以是否已經依法依紀辦理信訪問題為主要考核標準。二是形成齊抓共管的整體合力。督促相關職能部門依法履職，加大組織協調力度，建立健全各部門重要情況隨時通報、復雜問題及時協調、傾向問題定期研究、緊急事件配合處置的協調聯動機制，形成化解疑難復雜信訪問題的整體合力。三是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對因信訪事項受理不及時、辦理不認真、處理不合規、答復回告不到位而造成重復訪、集體訪或激化矛盾的，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嚴肅信訪工作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