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東歐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況

東歐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概況

武樹幟 郭才

2012-1-8 14:37:48來源：《東歐中亞研究》1992年第6期

50年代以來，東歐各國為擺脫原蘇聯中央集權型計劃管理模式的束縛，先后進行了經濟改革。本文就東歐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情況及其后果簡述如下：

一、收人分配制度的改革

1·在企業純收入的分配上，企業有愈來愈大的分配自主權，最終能呼決定企業留利劃分為生產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

南斯拉夫從50年代初實行工人自治制度以來，就逐步實行自治分配管理體制。到60年代，工人在收入分配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權，企業有權讓工人自主決定和支配全部勞動收入，其中包括自主決定企業剩余利潤劃分為生產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70年代以來，隨著 企業內部“工人自治”擴大為“社會自治”，使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社會化，工人不僅直接管理和支配單位的生產和分配，而且還直接參與管理整個社會收入的分配，在整個社會領域內實現了勞動者和分配者的直接結合。匈牙利自50年代末以來，就不斷調整分配關系。1968年全面進行經濟改革，國家仍控制企業利潤劃分為發展基金和分紅基金的比例，但從1976年起，國家允許企業有權把經過各項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潤自主劃分發展基金和分紅基金的比例。保加利亞從1982年起，允許企業有權分配總利潤中作了各項扣除以后的剩余利潤。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則與蘇聯類似，企業有權分配從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但總的 分配權限仍由國家掌握。

2.在工資的分配上，逐步加大市場調節的份盆。

從工資改革的實踐看，東歐國家職工勞動報酬受市場調節的程度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南斯拉夫。職工的個人收入(已取代“工資”概念)完全受市場、價格因素的調節，職工收入水平由企業總收入水平決定，政府只通過稅收、信貸等手段對個人收入進行必要的調節。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類似，職工的個人收入水平同樣取決于企業的總收入水平，但規定總收入作各項扣除后的最終余額不能全部用作企業工資基金，其中一部分必須以稅收形式上繳財 政。第二類是匈牙利。實行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竟べY指標由國家統一制定，但基本工資的增長額可與企業的經營成果掛鉤，采取兩種工資形式，即按勞動生產率指標調節平均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每提高1%，工資可增加0.2—0.4%)和按凈產值指標調節工資總額(凈產值每增長1%，工資總額增加0.3—0.6%)，可變工資(即分紅基金)則完全取決于企業的經營成果，直接受利潤的影響。第三類以蘇聯為代表，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羅馬尼亞。以集中規定的計劃工資基金為主，保持基本工資的穩定，以獎勵基金為輔，它受企業最終經營成果的影響。這些國家注重把獎勵工資控制在總工資的30%以內。

3.工資外收入約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東歐國家改革以來，在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所有制結構方面沒有什么變化。但居民的工資外收入在逐年增加，從居民存款增長與工資增長比較即可看出。整個60—70年代，保加利亞居民存款指數年增長是實際工資指數年增長的5.02倍；匈牙利為7.鄰倍，波蘭為6.58倍，捷克為4.84倍。到80年代，這種反差還在拉大。1981—1987年，匈牙利的實際工資指數每年比1980年減少2.75個百分點，居民存款指數年增長為10.17%，1981—1988年，波蘭的實際工資指數每年比1980年減少16.25個百分點，居民存款指數年增長高達28.64%。工資收入已不能反映居民的真實收入，工資外收入約占居民收入的1/3左右。

二、收人分配關系變化對經濟的影響

東歐國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企業有更大的分配自主權，個人收入有較大的提高，刺激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使一些國家在改革初期都有一個經濟發展較快，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階段。但隨著改革向縱深發展，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國家經濟改革累積的矛盾和問題愈益顯露出來，終于使經濟陷入嚴重的困境。從收入分配關系變化對經濟發生不利影響的方面來奢，主要有以下幾點：

1.消費基金增長超越國民經濟發展水平。

南斯拉夫1953—1965年全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3%，同期職工人均實際純收入增長5.1%；1979年勞動生產率增長3.3%，同期職工人均實際純收入增長

3.9%，1979年以來因通貨膨脹持續加劇導致職工實際收入呈負增長。1970—1981年波蘭職工實際工資增長速度與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持平，1982年以來，職工實際工資收入因通貨膨脹加劇而下降。

2.企業高消費、低積累、高投資，導致信用膨脹、外債劇增。

70年代以來，南斯拉夫企業純收入中60%歸企業分配，其中個人收入又占70%以上，1983年高達79.6%。企業消費基金高了，積累基金自然就少。1976—1983年企業積累率只有儼.6%，1978年為9.7%，最高的一年1981年也只有18.8%。企業積累低，只得向銀行貸款，截至1980年，銀行貸款總額達30000億第納爾，1978—1982年還動用流動資金貸款3500億第納爾，進行長期投資，相應擠占了簡單再生產的資金需求。國內貸款不足，企業可直接向外國舉債，投資中約有1/3為外國借款。到1981年底，南外債已達208億美元，人均外債900多美元。波蘭推行“高積累、高消費、高速度”的戰略方針。整個70年代的積累率平均

在30%以卜，1974年高達37.2%。積累基金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部分占60%以上，基建投資約占財政支出的70%，1973年達78.6%。從消費來看，整個70年代，工資年平均增長率為9.7%(包括年通貨膨脹率3%的因素)，加上各種福利為

11%(不包括第二職業收入)，同期消費資料增長率平均為7.5%，商品零售額增長率僅為3.5%，工資增長速度超過其它有關指標。1980年危機后更為嚴重，靠發票子提工資。在勞動生產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下，工資卻大幅度上升，到1984年，居民手持貨幣達5000億茲羅提，造成金融混亂。波蘭投資率一直高于積累率，1973年在建項目過多，積累率為34.8%，投資率高達78.6%，為積累率的2.26倍，1979年把積累率壓到25.3%時，投資率仍達57.9%，為積累率的2.29倍。1970年，波蘭外債僅為11億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81年高達262億美元，后雖一再壓縮進口，刺激出口，到1983年尚有237億美元外債。匈牙利始終未放棄對工資增長的宏觀調控，但因居民1/3以上的收入來自第二職業，故對職工實際收入增長難以控制。匈牙利的投資膨脹比消費膨脹更為突出。整個70年代，匈積累率平均為27.4%，但投資率(投資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平均高達40%，投資率為積累率的1.46倍。匈牙利也積極舉借外債，因未充分估計到國際市場貸款行情的變化和國內清償貸款能力而使外債劇增，到80年代，匈外債總額達180億美元，人均外債1700多美元，居東歐國家之首。

3.總量失衡，給溝失調，效益低下。

由于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使國民收入一直處于超分配狀態，造成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供需總量失衡。南斯拉夫從60年代以來超分配約占國民收入生產額的110—125%。1979年發生危機后，南共中央執委會主席德魯洛維奇說，南1979年投資額占國民收入的35%，共同消費占38%，個人消費占60.8%，作為聯邦和地方預算支出的一般消費占25帕，合計為158.8%，超分配達58.8%(尚未包括增加流動資金和儲備)。波蘭國民收入超分配的比例，1973—1979年平均

為5.1%，到1980年爆發危機時，還有3.6%。波蘭前總理蓋萊克認為，他們的間題在于國民收入超分配。這些國家投資率很高，但投資效益低下，投資結構不合理。南的企業、共和國均可自行決定基建項目，形成重復建設、盲目建設。1979年全國工地多達28729個，每個工地平均不足20人。進口設備開工率只有60%，每增長1%的產值要增加1.6%的原材料，而原材料和石油兩項有75%依賴進口。

4.通貨膨脹爆發，經濟增長減緩，居民實際收入下降。

通貨膨脹是財政、金融、貿易、債務、價格等因素惡化的綜合反映，當各項因素累積的矛盾 交織在一起時，通貨膨脹就會爆發，南斯拉夫和波蘭表現最為突出。南國家預算收入在1965—1971年均以18.2—38.3%的速度增長，到1978年陡降到1.6%。1976年貨幣發行量比上年增發5.6%，1978年又增發28.0%。1970年外貿收支逆差10.9億美元，1975年猛升到35.5億美元，外匯比價也猛跌。80年代進入償還外債高峰期，每年還本付息都在40—50億美元，占每年出口外匯收入的45—50%，償債率大大高于25%的警戒線。70年代中期，通貨膨脹率就在兩位數，1977—1979年高達24%，以后就只升不降。消費物價指數1950年為100，2986年達到1312，平均每年上漲53.6%。1987—1989年平」年每年上漲344.3%，躍居三位數。波蘭1970年實行“三高政策”，1980年出現危機。1980—1987年，波蘭財政預算收支年年出現赤字，連同外債收入形成的軟赤字在內，財政赤字占預算支出的比重年均13.71%，超過國際公認10%的警戒線，貨幣流通量1977年比上年猛增20.5%。外貿收支1970年尚有微弱順差1.3億美元，1975年出現22.6億美元逆差，茲羅提對美元的匯率急劇下跌。外債從1970年的10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00億美元，猛增了20倍，到償債高峰期時，每年必須拿出出口外匯收入的45%(相當于對西方出口的全部收入)用于還債。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消費物價指數1975年比1970年上漲13.3%，1980年比1975年上漲34.1%，1986年比1950年上漲363%，1989年比1986年上漲591%，1950—1989

年消費物價指數年均上漲47%，僅次于南斯拉夫。匈牙利的通貨膨脹率從1987—1989年進入兩位數，年均13.9%。

整個80年代，東歐各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驟然下降。從1981—1985年國民收入年均增長速度來看，東德為3.1%，捷克斯洛伐克為2.0%，波蘭為3.0%，匈牙利為0.8%，羅馬尼亞為4.4%，保加利亞為3.1%，南斯拉夫為0.5%。1986—1990年年均增長速度依次為3.1%，1.0%，-0.7%，0.0%，-0.8%，0.2%，-0.7%。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東歐一些國家職工的實際收入不斷下降，南斯拉夫80年代的實際個人收入已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波蘭、匈牙利職工的實際工資收入在80年代也呈負增長。

第二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學界爭論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學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初次分配作為改革重點；另一派認為，著力點應放在二次分配。厲以寧認為，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分配，但在中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由于各種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厲以寧看來，導致初次分配與市場經濟規律相脫節的原因，既有行業壟斷阻礙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資級差、工資標準等因素；還有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對稱的原因，買方強勢，賣方弱勢。(勞資關系不對稱)

此外，從深層次看，中國初次分配的邏輯中，還存在著特殊的二元勞動力結構，即高級勞工市場工資高、福利多、升遷容易；低等勞工市場工資低、福利少，幾乎沒有升遷機會。在農村，農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話語權更不樂觀。首先，到現在為止，農民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農民雖然有土地的承包權、使用權，但沒有產權，不能用于抵押、轉讓，土地的流轉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外因素的干擾，農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雖然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和企業中工作，可他們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樣，他們更弱勢，雇方和被雇方雙方地位不對稱的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農民養了牲畜、家禽，種了農作物，但他們在銷售中處于弱勢，和他們打交道的大公司明顯強勢。即便農民組成了專業合作社，跟大型企業比也還處于弱勢。

在厲以寧的改革方案中，鑒于我國尚未形成市場經濟規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初次分配。方案還有一個大膽的設想：人力資本的投入者和物質資本的投入者一樣共享利潤。傳統分配制度中，利潤全部歸物質資本投資者所有，作為人力資本投入者的職工只能獲取工資，不能參與利潤分配。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已提出了利潤共享原則，認為人力資本投入者也應共享利潤。(勞動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資本主體)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

2012年10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近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

【標準表述】

[深入分析]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兼顧公平與效率”原則實現的核心，沒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就會加劇。倘若放任目前貧富差距放大，中公教育 那么階層固化的趨勢將會導致“馬太效應”——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社會發展的公平性和穩定性更是難以保證。一旦社會體系的穩定出現問題，效率將難以為繼。

從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到了接近必須改革的時期，傳統出口型經濟模式已無空間，而內需拉動型中公 教育經濟有待提升。拉動內需主要依靠整體消費能力的提升，而整體消費能力則依賴于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目前金字塔型的收入結構整體消費能力肯定偏弱，廣大中低收入階層有消費欲望，但是缺乏實際可支配收入。而少數高收入階層要么已經過度消費，要么將消費能力轉移至海外，對中國經濟的消費支撐作用非常有限。

宏觀方面，政府、企業在整個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比較高，且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個人的收入占比則處于正常水平下方。

微觀方面，高收入群體往往處于整個收入分配和社會階層食物鏈的頂端，其所能動用的資源是其他階層難以匹敵的，事實上這一群體往往在享有大量灰色收入的同時擁有極高的避稅能力。

[措施]

中公教育專家認為，從總體來看，收入分配改革事關社會政治穩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全局，必須加以審慎穩妥的推進。

一方面，高收入群體的灰色收入和避稅能力需要得到有效的監測。“提低、擴中、控高”三大戰略中最難操作的可能就是“控高”，并且這直接關系到眾多監管者自身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關注“提低”過程中的公平性問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確保公眾在起點上的一致性，增強階層流動以提高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如果在“提低”的過程中忽略了公平性的問題，則很可能惡化起點的公平。譬如在中公 教育完善社會保障時，將經濟適用房分配給隱性的高收入人群，而廣大中低收入階層卻連分配廉租房的機會都沒有，那么這樣的資源錯配只會增加不公平的挫折感，不會對“提低”產生任何益處

第四篇：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賈慶林談2011年部署：推進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華網北京3月3日電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3日在北京說，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時期開局之年。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賈慶林代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向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作工作報告時說，要把推進學習型組織建設與加強思想理論建設結合起來，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活動，精心組織常委會學習討論和在京委員學習報告會，認真舉辦政協委員學習研討班，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

賈慶林表示，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為契機，學習宣傳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豐功偉績和歷史經驗，引導廣大政協委員充分認識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賈慶林說，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為主要內容，舉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通過舉辦招待會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親歷辛亥革命》紀念圖書，拍攝電影、文獻電視片等活動，回顧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不懈奮斗的歷程，引導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認識人民政協和多黨合作制度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旗幟，不斷鞏固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賈慶林說，把握科學發展主題，抓住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就找準了人民政協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規劃目標與今年重點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準確把握世界經濟發展中長期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圍繞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關系，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成果等問題，適時召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專題座談會，力爭形成一批務實管用的意見建議。

賈慶林表示，以“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議題，召開專題議政性常委會議，組織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及專委會等，就推進發展現代農業、加強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強化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為中小企業發展營造良好金融環境、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拓展國際經濟合作空間等綜合性、戰略性、前瞻性問題，深入開展調研視察，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提供參考。賈慶林說，繼續關注和促進民生改善，圍繞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促進充分就業，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價總體水平基本穩定，加強社會保障

體系薄弱環節建設，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推進醫藥衛生體制重點改革，加快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等重大問題，察實情、講實話、出實招，努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賈慶林指出，要認真總結各級政協組織開展群眾工作的好經驗好做法，探索新途徑新載體，逐步完善政協組織、政協委員和界別聯系群眾的工作機制。要暢通信息收集、報送和反饋渠道，積極探索利用互聯網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時準確地把握全局性、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努力成為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反映群眾意見訴求的重要渠道，成為黨和政府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的重要方面。

賈慶林表示，要深入貫徹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和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精神，更加關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推動“興邊富民”工程深入開展，重點幫扶武陵山等集中連片貧困區群眾。充分發揮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和少數民族界、宗教界政協委員的積極作用，努力開創政協開展民族地區群眾工作和信教群眾工作新局面。

賈慶林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港澳和內地特別是與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支持和鼓勵港澳委員在香港、澳門經濟、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為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多作貢獻。拓寬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溝通渠道，加強同港澳政團、社團及代表人士的聯系，加大對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斷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國愛澳力量。

賈慶林表示，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把握兩岸關系和平發展主題，積極推動政協委員與臺灣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擴大同臺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各界人士和基層民眾的交往，扎實有效地做好臺灣人民工作，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落實，促進海西經濟區先行先試作用充分發揮，進一步拓展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領域。賈慶林說，認真貫徹僑務工作方針，密切與歸僑僑眷的聯系，組織開展內容豐富的僑胞聯誼活動，做好海外華僑華人工作，積極為海外留學人員為國服務創造便利條件。

賈慶林表示，要按照國家外交工作總體部署開展高層互訪，深化傳統友誼，增強與有關國家的政治互信，推動經貿等重點領域的務實合作。推動政協各專委會與相關國家機構的交流合作，加強同外國議會、重要智庫、主流媒體、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斷深化人民政協公共外交實踐。

賈慶林說，支持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與國際協會及其成員組織和聯合國有關機構開展友好合作，發揮好中歐圓桌會議的建設性作用，支持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鞏固發展同世界性、地區性跨宗教和平組織的交往，進一步完善雙邊交流機制。加強對外宣傳工作，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國政治制度、政黨制度和人民政協的了解，爭取國際社會在相關領域對我國的理解和支持。

賈慶林說，人民政協自身建設的水平，關系到履行職能的成效，影響著協商議政的質量。要認真總結、充分運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總結檢查活動的成果，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改進完善提案、視察、專題調研、大會發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資料等工作。扎實推進人民政協理論建設工程，支持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開展重大課題研究和加強教育培訓，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協理論體系和宣傳普及方面邁出新步伐。

賈慶林表示，加強各級政協以及政協組織與黨政部門、參加政協的各黨派團體之間的聯系合作，優化政協專委會聯系界別、委員工作機制，形成政協組織綜合協調、信息溝通、上下互動、內外聯系的合力。強化委員履職能力建設，完善績效評估、督查落實等工作機制，提高履職成效。在政協機關繼續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提高機關干部隊伍素質和為委員履職服務的能力。

第五篇：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論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黨校2010級經管班 徐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根據現有國情，對所有制結構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和調整。將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調整、確定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結構形式。在這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與所有制結構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倡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這樣一種分配制度，是由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所決定的。

自此以后，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為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空間。以按勞分配為主、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城鄉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然而，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時，居民的消費水平和儲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經濟迅速增長和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的同時，收入分配也出現了分化的趨勢。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別造成的差距

由于區位環境、歷史文化、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水平等差異以及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較慢（具體數據上文已經列間距）。

2、政策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后，我們首先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的政策，并通過“兩富”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這種政策指導下，我國率先在基礎較好且具有開放區位優勢的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特殊的優惠政策，使得東南沿海聚集了國內外大量資本，從而加速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擴大了地區之間特別是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領域至今仍是無法可依，如某些娛樂行業；法律政策本身的規制力度不夠，如售假制假的懲罰過輕；政策規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稅收返還措施；法律法規貫徹落實不力或受到干擾等。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這就加劇了人們的憤怒和不滿。

3、制度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第一、稅收調節乏力。對個人收入最具有調節效力的是個人所得稅，但從我國現行的稅種結構來看，由于個人所得稅不占主導地位，公民個人納稅的意識還比較淡薄，個人收入特別是無形收入難以查實，使得個人所得稅在收入調節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費稅對個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調節作用，但從消費稅設計來看，范圍偏窄，把本應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的個別高檔娛樂消費行為，如保齡球、歌舞廳、高爾夫球等價高利大的行業未列其中；遺產和贈予稅在調節個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國目前還未開征。

第二、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時間短，資金來源嚴重不足，致使全社會范圍內的有效保障力不從心，影響了社會公平的實現。

第三、分配制度不規范。我們在經濟轉軌時期，收入分配基本上處于一種無序失控狀態，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

第四、政府職能“缺位”。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資、隨意增加工資外補貼等不規范的分配行為，也引發了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人的心態不平衡。

4、體制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一是競爭機會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個體或群體憑借在計劃經濟時代占據的有利優勢或特權，在市場經濟放開搞活的條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聚斂了大量的財富，成為暴發戶。

二是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自行“創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放權讓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對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自行“創收”現象基本上是持寬容和默認的態度，使得一些單位通過各種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邊球”的途徑，盡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將其所獲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給其職工。假如是政府部門，則便是權力的濫用，向其治理或服務的對象搞攤派，搞集資，或者亂收費、亂罰款。由此獲得的收入，當然成了為其職工發獎金、福利的財源基礎。于是伴隨著各單位圍繞搶占收入分配制高點的競爭，不同單位職工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業的壟斷性經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國直到現在，有些行業如電力、電信、煙草、金融保險、民航、鐵路仍未獲市場準入。壟斷經營的行業，在極力維護壟斷經營地位的同時，把其所獲壟斷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種形式分配給自己的職工，這既不利于行業服務質量和經營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業之間人們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護、地區封鎖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護、地區封鎖不僅與建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不相容，也違反了市場經濟自身的運行規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導致的個人收入差距

關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國目前主要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灰色經濟”，主要是指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種是“黑色經濟”，主要是指抗法抗稅的犯罪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制假、色情業、人口販賣、坑蒙拐騙等；

第三種是“腐敗經濟”，主要是指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會帶來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經營、尋租活動帶來的高收入會嚴重挫傷合法經營者的生產積極性，破壞人們守法經營的理念，誘使更多的人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或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疏通、行賄等尋租活動來增加個人收益，這既阻礙了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劇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調節此現象呢？

1、完善稅收調節分配制度

主要通過稅收分配工具，運用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行業、企業、階層、群體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過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壟斷行業超額利潤，可考慮實行法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

二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調整消費稅，同時，加強稅源、稅基治理，認真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

三是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分配、生活消費兩大行為設計行為調節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財產交易稅、房地產超面積使用稅、高消費行為的消費稅，建議提高累進所得稅率，對最高收入者稅率可達８０％，嚴格申報制度，加大逃稅處罰力度，強化治理，由此縮小與低收入者的懸殊差距；

四是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改依規交納社會保險費為依法交納社會保險稅，確定稅基，統一稅率，同時，建立社會保險稅全社會統籌機制。

2、完善轉移支付分配制度

綜合利用財政、價格、利率分配工具，調節區域、城鄉、階層、群體間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層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確轉移支付法律規定，以約束各層次主體的分配行為。

一是明確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增長，困難領域、困難地區、困難群體與先

進領域、先進地區、富裕階層實現利益同步增長的政府法律責任，建立公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法律機制；

二是明確價格轉移支付對壟斷行業、高收入階層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此發揮對政府轉移支付的補充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引導價格收入所產生的價格收益用于保護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利益；

三是運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擔轉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實名制存款限額差別利率政策，用以調節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間在存款收益上出現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會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進一步完善政府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建立政府社會保障與公民商業保險協調機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規范社會保障資金的政府、法人、個人三方面來源以及各自的責任與義務；

二是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統一險種的費基費率，調整統籌內外政策，從來源和發放兩個環節建立起獨立于企業事業之外的社保機制；

三是建立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城鄉低保對象支付水平與在職職工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協調增長機制，為不斷縮小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間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機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鄉低費率、廣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建立醫療、住房、取暖、就學救助體系，并作為保障內容納入社會保障制度體系；

五是政府匹配財力引導商業保險進入弱勢群體保障保險領域。建立財險、災險、醫療保險三類險種與政府合作機制，運用政府和商險雙重功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從機制上避免因災因病淪為社會底層的社會問題。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從制度安排層面上解決好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兩大權能收益分配政策。

國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收益在國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間的分配關系，合理劃分土地及補償等涉地事權；二是兩權收益全額用于涉地城鄉居民個人利益補償和公眾認同的公共設施建設；三是制定違法違規土地收益使用范圍的處罰制度，從嚴監督兩權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為。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現行法規，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集體土地使用權收益歸權屬主體農民全額所有；二是使用權轉讓中的土地價格由市場決定，從制度上糾正政府定價損害農民土地利益的行為；三是使用權收益分配以農民個人權屬為主體，集體經濟組織不能參與分配或參與分配也要規定不得侵犯農民利益的原則界限；四是政府統一制定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保證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的農民利益不受侵害。

總之，改革和完善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市場型分配體制，也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部分。在對待和處理收入分配問題時，應在重視效率的前提下，重視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進效率的提高。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最終是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目標的需要。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