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馮象——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
文革落幕,法學重生,不知不覺已逾 “而立”。三十年于人生、于學術積累與變革,不算短了。今天我們來回顧和展望,我首先想到兩點常見的誤會,可以敲敲,做個引子。第一,是說法學是“經世致用”的,法學院應當偏重職業技能訓練。因此就拿實務部門的一些指標來衡量,結果如何可想而知;課本上的概念定義學理分析,也仿佛僅僅是紙上談兵、教條主義了。其實職業技能,例如博大精深的“關系學”,哪里是紙上談得清楚的?所以叫作“實踐理性”,要人去實踐中摸索、掌握。再如律師接案子辦案子的手段、法官 “背對背”調解糾紛的分寸,只能讓學生跟著實習,見識見識,誰會課堂傳授?
第二,也是出于“經世致用”的迷思,好些人把法學看作替政府出主意、給立法者當幕僚之類的光榮業績。但是,學問與官僚政治最好隔開一段距離。政治是擺弄人、與人斗的智慧,有人生來就會,不用學。還有的像拿破侖,雄才大略,一尊尊大炮做他立法的資本,《民法典》服從的“硬道理”。法學一旦“經世致用”,就跟法律這件“政治的晚禮服”鬧混淆了——鬧得神州大地法學院星羅棋布,碩博人口世界第一,作弊抄襲家常便飯,法治話語充斥媒體,終于成全新法治的一翼。這倒提醒了我們,若想總結三十年法學的得失教訓,看清前進方向,不妨從新法治的基本策略入手,細加考察;或可推動中國法學反思并抵制受法律保護的學術/教育腐敗,擺脫羈絆,重新出發。
下面我就拋磚引玉,分三題談談想法。
一、王元化先生的思考
王元化先生晚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曾與林毓生教授討論,引一句詩概括:“世界不再令人著迷”,指的是“文明的物質化、庸俗化與異化”,并為之感到 “深深的憂慮和悲觀”。“文明”大約是委婉的講法,實指現代資本主義。自從資本主義建成“消費社會”,它所固有的種種病癥,如物欲橫流、極端個人中心、好萊塢式的愚昧和低級趣味,就開始加速向全球輸出。冷戰一停,更是變本加厲。西方哲人多有闡述,并成為“西馬”與后現代主義思潮進入人文社科各個領域的一大話題。因此就理論而言,似乎純是西學上的問題。但是,王先生的出發點不同。他關注的,不是將那“文明”的百態或變態以中國為例,再添一段注釋,而是異化背后的現實,轉型中國同那“文明”接軌的困境:曲曲折折,好不容易一只腳踏進“文明”的邊陲,卻立即受到它許多傷害,究竟出路何在?
王先生的憂思,大概從九十年代中就開始了。九六年汪丁丁先生離開港大,在《讀書》雜志著文,分析當時香港大學教育的殖民地心態和商業價值取向,如何阻礙了學術進步。文章真知灼見,王先生讀了,卻想到更大一個問題。他擔心,就其“負面部分”而論,“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將會成為中國教育的明天”(王元化,頁 281)。不幸言中了。十多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香港化”“產業化”不算,還陷入了香港早已鏟除的大面積腐敗,開足了歷史倒車。王先生還想到年青的深圳大學。深大號稱“按照香港模式建立”,一切以實用為先,故不設歷史系,因為“歷史專業對深圳毫無用處”。王先生引龔自珍語,嘆道,“滅人之國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歷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同上)。可知他的理論探索,絕非鉆象牙塔的興趣,而是針對時弊而起的。
“去人之史”,在今日中國,實際是“文明”得以輸入、建設而異化的一項先決條件。因為那建設/異化不是憑空發生的,它需要友善的“投資”環境,包括逐步開放的市場和各樣優惠特權,以及與之匹配的立法。除了進口一個叫人羨慕攀比即摹仿復制的對象(“文明”),它還營造了一個剝離出歷史,只存在于意識形態的虛構的主體,即法律程序意義上的“公民”,又名“理性人”,來遮蔽社會生活中分屬不同階級的一個個的人。而我們知道,以“程序正義”掩飾腐敗、消弭抗爭,用私有產權的回溯實施改寫歷史,不是別的,正是新法治的基本策略(詳見拙著《政法筆記》)。
所以,王先生晚年對“文明”異化的反思,跟八十年代知識界關于“人性”異化或人道主義的討論,方向正好相反。他拋棄了后者天真的自信與樂觀情緒,把改革的成敗、幾代人的強國夢,放在了產權復辟于“文明”邊陲的歷史大視野中,從而間接觸及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所未能解決的核心問題。而反抗“去人之史”,歸根結蒂,乃是反抗對那核心問題的遮掩、改寫和遺忘。又因為這反抗在現時必然是弱勢的、孤獨的甚而充滿了絕望,王先生的“深深的憂慮和悲觀”,在文化意義上,便接近了魯迅先生的精神,盡管他對“五四”先驅的“思想片面性”是持批評態度的。
二、新法治話語的寄生
法制改革最初的動力,來自對“十年浩劫”綱紀廢弛的反撥,故謂“撥亂反正”。具體做法,是粗線條“原則性”的立法,重建司法機關,恢復律師制度和政法院系。在話語層面,則以“人治”象征必須根除的極左路線,代之以一種靈活的工具主義“法治”。為奪取“政治正確”的高地,這新法治的學理化的第一步,便是小心翼翼地重新解釋馬列經典中的片言只語。通過一系列微言大義的“論戰”,從區分“人治/法治”、爭辯國家法的“階級性/社會性”,直至“權利本位”替換 “義務本位”寫進教科書,“公民”成為法定人格、私有產權和締約自由的主體,漸漸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憲法》第三十三條)才失去了實質意義,蛻變作形式平等的“程序正義”。同時,隨著《民法通則》(1986)頒布實施,開始大量輸入(即復活)解放前舊法治的術語和法條解釋技術,形成了中國法學與法律教育的法條主義主流。
新法治之強調權利法定、私有產權和程序正義,好處是明顯的。它可以幫助壓抑或消解政治意識,放逐道德理想,從而模糊關于改革的方向與步驟的爭議,繞開官方理論一時不便觸碰的難題。所謂“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說的便是這一件為產權復辟 “護航”的歷史任務。這忙于護航的新體制,雖然在“學理”上劃歸了大陸法系(相對于英美普通法),其政法架構和實際操作卻完全是“中國特色”或“人治”傳統的。只是在立法技術、表層分類和一般法律術語上借鑒了外國:起初是蘇聯、德、日,現在是美、英。
“學理”同架構、操作脫節,意味著新法治只能側重于立法、法條詮釋與宣傳教育,即建構意識形態,而非解決具體問題。本本上寫著的那些個公民權利、訴訟程序、舉證規則,也就往往難以落實,取代不了“人治”時代“遺留”的做法,更不消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了。幾乎每一場改革措施的出臺,試點鋪開,乃至大案要案“嚴打”“雙規”,都不屬新法治管轄。立法,只是事后追加的一個正當化程序,普法宣傳的頻道節目。追加既是慣例,“摸著石頭過河”打政策“擦邊球”,就絕無違法違憲之虞。
在此意義上,新法治可說是現行政法體制內的一種寄生性話語;是專門用于淡化意識形態色彩、掩飾社會矛盾、輸入“文明”的精巧設計。表面看來,中國教育的“香港化”——其實遠甚于香港的功利主義,卻沒有其教職員廉潔敬業的道德自律——是轉型社會的局部病癥:某些政策制定者的疏忽,改革家經驗不足,未能預見或制止“產業化”的危害,等等。故而只消提高認識吸取教訓,即可踏上正軌,直奔“世界一流”。但問題遠非那么簡單。教育,尤其大學教育,是精英話語和人才規訓的主要陣地。這陣地若要由新法治來占領,就必須重構意識形態,排擠不同價值。因此“去人之史”的第一步,便是將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給他灌輸個人中心、權利至上、貪圖享樂、錙銖必較的資本“理性”。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則必須屏蔽政治意識、貶低道德立場、取消學術與職業的倫理標準。其結果,便是今日大學腐敗叢生,半是商場半是官場的“物質化、庸俗化與異化”。
我說“寄生”,是借用卡夫卡關于依地語的一個比喻。
依地語也叫意第緒語,是從前東歐猶太人的社區日常語言,猶太民間文學和大眾戲劇的載體。它其實是德語的一門方言,中世紀猶太人的發明;他們往中古高地德語摻進希伯來詞匯和表達法,用希伯來字母書寫,猶太拉比稱之為“德國話”(loshen Ashkenaz)。在卡夫卡時代,布拉格的中產階級猶太人愛說德語,看不起依地語。卡夫卡諷刺道:依地語最讓中產階級厭惡了,因為它“沒有語法”、野蠻;竟然“寄生”于一位高尚的“宿主”即德語,靠著“偷盜、征用、移入[希伯來]語匯”而存活,以至不破壞宿主的語法,就無法譯成德語。而要真正懂得依地語,卻只能靠猶太人寄居他鄉的感覺與心靈(德勒茲/迦塔利,頁56以下)。
新法治在政法體制中的運作“存活”,很像是依地語的寄生。它通過輸入“文明”的術語口號,如物權、名譽權、知識產權,還有法治、人權、憲政,讓宿主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步接納“普世價值”,產生一種混合話語,以應付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局勢。而且,同依地語一樣,這寄生話語每一次“譯成”宿主話語,宣傳實施,都免不了破壞后者的“語法”規則。但新法治既是“文明”的輸入與寄生,它同宿主話語所依托的價值理想就隨時可能發生沖突。故而政法體制的有效運作,須取決于兩者維持動態的平衡。若以法國社會語言學家高拔爾(Henri Gobard)的功能分類理論觀之,就是各守各的“領地”:宿主話語負責維持官僚體系運轉、招商引資、處理糾紛等具體問題,領地極廣,稱為“媒介型”(vehiculaire)語言,即全社會通行的官話。寄生其中的新法治話語,則是統編教材和主流媒體的寵兒,主要用來掩飾社會矛盾,安撫居住在大中城市的“白領”人口,傳播他們的信念趣味,描繪他們的利益立場,稱為“所指對象型”(referentiaire)或專事意識形態生產的話語(同上,頁 51)。
明白了這一層關系,一些困擾法學和法律教育的老大難問題,就不難揭露病根了。比如為什么主流法學幾乎是清一色的教科書編寫法,面目雷同,概論加法條詮釋和比較,基本不發掘回應學術問題。再如博導教授抄襲論文,單位極少懲處;歪風猖獗之下,只能由受害人出面,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責任,將后者的腐敗行為(即對學術共同體與公共利益的侵犯)變成公民之間的民事糾紛,著作權名譽權官司:不僅讓大學和主事者脫卸責任,還給司法腐敗以可乘之機。這些災害,原因很多,歸咎于行政部門“養雞場”式的管理,也沒錯。但如果從“所指對象型”話語生產的角度考察,則以編寫教科書充當學術、鼓勵抄襲、容忍腐敗、回避問題,諸如此類,實為灌輸與鞏固新法治意識形態的成功策略,現階段產權復辟輸入“普世價值”的不二法門。
這意味著什么呢?我想可以作這么幾點觀察。
首先,因為新法治的寄生仰賴“普世價值”的宣傳,而非具體問題的解決,為了遮掩這一窘境,它只有不斷把具體問題轉化為意識形態說教,才能保持并擴張自己的領地。所以,主流法學作為新法治的話語產物,就特別強調言說者的意識形態立場,而不愿關心事實的真相和細節;其法條主義論述便有“很強的教義傾向”(蘇力,頁125),總是把問題說成是立法的不足或體制的滯后,卻懶得下功夫調查研究。
其次,這教義與實踐的分裂,又不免削弱了“普世價值”的感召力和工具價值。而且隨著腐敗愈演愈烈(學術與教育領域亦不例外),新法治就很難繼續把責任推給宿主,而不獨立承擔責任。畢竟,腐敗者大多享有完備的法律保護,包括利用法律“漏洞”和繁復的程序障礙;法治“跛足”,只會促使更多的老百姓喊冤上訪,轉向傳統“人治”的渠道。結果,每逢寶馬霸道名車撞人,專家意見開脫罪犯,《物權法》草案爭議不休,《勞動合同法》變成具文,都引發了政治意識、階級覺悟的復蘇,法律喪盡尊嚴。
最后,由于寄生“文明”的先天不足并陷于腐敗,政法體制的實際運作或話語實踐,便形成了一個多元的、多方利益驅動、各個階級不斷談判的局面。并且,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談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從業者們)無須也從來沒有依循那“文明”的“普世價值”的規則。換言之,“皇帝的新衣”之所以還好好披著,天天贊賞,正因為它從根本上說是不礙事、無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騙得過大人。這多元話語的建立和實踐,便是三十年改革的一大成就。如果妥善運用,應對“文明”的挑戰,則轉型中國就得了機遇:她不必注定了淪為新法治的獨占領地,如王先生擔心的,一條道走到黑,異化、庸俗、物質主義;她有可能拒絕“香港化”而重新出發——“多難興邦”,跨越那“文明”的邊陲。
三、如何反抗“去人之史”
以上我們討論了新法治的寄生策略,它同高度“產業化”、意識形態化的法律教育,及徹底官僚化而滋生腐敗的學術體制的關系。我這么觀察,仿佛法學的前景很悲觀了,其實不然。學術體制跟隨政法體制,也在形成多元話語的互動。新法治在大學的行政規劃、基金收買和山頭權威時時陷入腐敗丑聞,正好給中國法學的重新出發,開拓社會批判,留下了空間并刺激理論想象與創新。所以展望未來,并非一團烏云而不透陽光。學術前沿和進步,首先是少數人的事業。
近年來一個顯著的進步,就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加盟法學,受到年輕一代精英學者的歡迎。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進路,相對于教科書“概念法學”有個明顯的優勢:便于國際交流,提出有學術意義的問題,立足學術前沿。更重要的是,從現實問題和社會矛盾(而非法條術語或立法者的意愿)出發,選題研究,可以展開對法治話語各個側面的批判,既推動改革,又提升學術。
然而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國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或王先生預見的“香港化”。由于新法治處于寄生狀態,意識形態領地有限,依靠“普世價值”維生,無鑒別無批判地輸入美國的法律學說和視角立場,就極易蔚成潮流。于是,跟商貿投資金融等領域的立法一樣,主流法學在話語層面已廣泛接受美國的影響,跨入了“美國時代”。需要指出的是,這并非中國獨有的困境。歐洲和日本早已經歷了美國法律學說和問題視角的全面“入侵”。何美歡教授曾有詳盡的介紹,并引述歐洲法學家的評論:“二戰后,歐洲法律以及對法律的理解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幾乎全部是從美國開始的”;“幾乎所有新問題都是先在美國被發現和討論后”才傳到歐洲(何美歡,頁23,25)。只不過,歐洲和日本的地緣位置,不在那“文明”的邊陲;美國化的學術與“國際規范”,其利弊取舍,對于它們,和中國是大不一樣的。
有鑒于此,中國法學,至少其前沿精英,就應當在拒絕學術腐敗的同時,培育強烈的政治意識,關注民族利益,敢于擔當歷史責任。像王先生一樣,把理論探討的出發點放在中國的現實,而非任何“國際規范”或“普世價值”。如此,法學才能夠觸及歷史真理,即上升為史學而承載民族精神,加入一個偉大的學術傳統。
這后一點,或許會引起一些迷惘跟抗議:法學怎么成了史學?是這樣的。法學的根基,不在法條學理、辦案審判等“經世致用”技術性知識。這些知識當然有用,應該研究;事實上,也是法學家日常的工作,政府和基金會支助的項目。但是不出十年二十年,今天我們閱讀參考的那些立法原理、司法學說、案例分析,甚至大部頭多卷本的權威著作,無一例外,都會過時,被后人重寫或遺忘。道理很簡單,法律永遠在變動之中,是一個新陳代謝的系統,時時在修訂、增刪、廢止。這在轉型社會,新法治寄生的中國,就更明顯了。所以無論中外,稱得上法學的傳世之作,歷來只有兩類:一類有點勉強,就是選入課本逼著學生啃的那些哲人的片段論述(商鞅、韓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阿奎納、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爾等等);另一類研究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演變,則屬于廣義的史學,即優秀的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著作。而改革開放這三十年,恰是新法治的開端,其寄生之曲折、影響之復雜、掩飾的策略、面臨的困境,連同職業道德倫理責任的崩潰和腐敗化為權利之崛起,正是一流法史的素材與課題。
我希望,將來能有幸讀到一部或兩部這樣的歷史——給人以睿智、洞見和悲劇意識的歷史。這任務原本是屬于我這一代的,然而親歷者未必眼明,且“傷亡”如此慘重,委實不敢樂觀。現在,當法學重新出發之際,或許可以寄希望于來者中的俊杰,愿他們“有一雙治史的眼睛”,“不為歷史的現象所迷惑,不為議論家捉弄”(陳旭麓先生語)。因為,中國法學和法律教育須具備起碼的史識,才能走出新法治話語的寄生領地,抗拒“滅人之史”;才能使受教育者如自由的雅典人那樣,獲得為有效履行公民義務、投身公共政治而必需的美德和智慧。否則,當“文明”建成異化之日,凡自稱其公民者,必再一次受到立法者梭倫的譴責(《殘篇》之十一):
將來你們感到悲傷,做錯了事,不要把責任推給眾神;
是你們自己把力量交給了[僭主]……
人人跟隨這狐貍的腳印,大家腦子空空,只曉得聽他搖舌,花言巧語,從來不看他實際的行動。
附識
王元化先生我只見過一面,十三年前,在先父的追悼會上。記得他深情地回憶了“一二九”運動和三十年代清華園的生活。還談到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地下黨文委編《展望》周刊,先父在同濟的文法學院執教,是撰稿人,但因為“地下環境”,并無往來;其后歲月顛撲,直至文革結束方才相見,等等。之后,又寄來他同先父的合影。從此,王先生的《文心雕龍》,他的思想文字和道德風范,于我便有一種特殊的親切。前年,友人彭倫君策劃,為王先生出一文集《人物.書話.紀事》,因書中收有他懷念先父的短文(即當年的悼詞),特意寄贈一冊。展讀之后,對于他的坎坷身世、高潔的人品和治學的淵源,多了一分了解和體會,更覺得敬佩了。
王先生生前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曾做過幾年市委宣傳部長。這后一個頭銜,在異化了的世界,是庸人們仰視而趨奉不迭的;那惺惺作態常使他難堪,令他悲哀,激他思辨。作為學者和思想家,他期許后人的,一定是繼續他的索求,加入他的究問、懷疑與批判,并且“根底無易其故,而裁斷必出于己”。
謹以這篇短文遙寄哀思,紀念王先生。
二零零八年五月于鐵盆齋,原載《讀書》9/2008
*本文是作者提交第四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的發言稿。
德勒茲/迦塔利(Gilles Deleuze & F.Guattari):《什么是哲學》(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張祖建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
何美歡:《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蘇力:《也許正在發生:轉型中國的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
王元化:《人物.書話.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第二篇:議論文重新出發
議論文重新出發
議論文重新出發1
我們的生活中,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被挫折所*,你是選擇爬起來繼續迎接挑戰,或者是從此一蹶不振?試著改正自己的缺點,給自己充滿電,然后重新出發吧!
小時候,我是個害羞又不懂得如何表現的小女生,只能自己一個人座在位子上看書。到了補習班,情況雖然有些許改善,但是我依然很怕生、不太感主動跟同學講話。過了一個學期,補習班舉辦了英文演講比賽,沒想到老師竟然推選我代表我們班參加,可是我因為害羞而不太感表現,念起稿子來也是扭扭捏捏,放不太開,因而喪失了參加決賽的機會。
一年之后,補習班同樣舉辦了英文演講比賽,由于我的認真努力,得以參加復賽,并且取得亮眼的成績,一路打進決賽,而我也不負眾望,在決賽中獲得第一名的寶座。自從第一次的失敗之后,我當下就下定決心,要訓練自己的英文能力,于是我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特訓,不僅要訓練自己的發音,還要學會抑揚頓挫的腔調,并且訓練自己自臺上的臺風,以及基本禮貌,這次果然沒有讓我自己失望,雖然之前那個老師已經回加拿大了,但是我還是想要跟她講:“你看,我終于的到冠軍獎杯了呢!”
在學習的路途上,有困難,也有挫折,但是只要我們一一去克服,路前面仍然會是一片光明的,遇到失敗,難免會有心情低落的時候,但是只要我們找到失敗的原因,并且努力克服,嘗到的滋味會是更甘甜,更美好的。這是一種不可缺少的人生歷練,說不定等我們長大了以后,還需要這種經驗來警惕自己呢!
不要害怕失敗,失敗了之后,找到失敗的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后重新出發,不要讓困難把你*!
議論文重新出發2
重新出發世人懷念過去,不是因為過去更好,而是因為那是過去。過去培育者青澀的幼苗,讓它慢慢開出成功之花。于是,過去就像我們身后的那盞燈,給我們足夠的安全感和存在感。但是,一切更好的都在未來,只有重新出發去發現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才會擁有更明亮的過去。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類從來都不是完美的動物。對于一個有毅力和信心的人,人和自身的`缺陷對于他通往未來之路上的作用都如同隔靴搔癢:對于一個安于現狀的人,一個小小的挫折對他來說就是面前一堵無法翻越的墻。
我們喟嘆這世上人與人的差距,有人在世界的角落營營役役茍且偷生,有人卻在世界的舞臺上大放光彩。孰不知一次成功應當有數次失敗作基石,殊不知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當喬布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心中就多了一位天才——一個具有前瞻性并創造了“蘋果”時代的大師,他的成功,不只是讓這個時代多了一位天才,更是證明了沒有一個人可以隨隨便便成功,勝利是無數次跌倒后重新出發換來的。大學時代的喬布斯曾被退學,后來的喬布斯也曾被蘋果公司辭退,再后來,他就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了他。在這漫長的過程和關卡前,無論他在那一關低頭認輸,這個時代和他都是另外一個樣子。然而他每次失敗后都重新出發,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這個讓人迷失的九月,我們即將揮手秋天。時間是那么的有條不紊,我看到墻上還有200多天的倒計時,此刻突然意識到在高考戰役打響的那一刻起,我將會面臨很多阻撓,每一次,我都必須鼓足勇氣,堅定信心的重新出發。因為我知道未來有無限的可能在等著我。
“誰無暴風勁雨時,守得云開見月明。花開復見卻飄零,殘憾莫使今生留。”重新出發,總有一天會撥云見日,讓人生不留遺憾。
議論文重新出發3
高三,并沒有想象當中的忙碌,也沒有想象當中的波瀾起伏。更多時候,它更像一汪死水,就算我再怎樣用力把自己的憤懣融入石頭中,然后竭盡全力將它擲往其中,但終究還是驚不起一絲漣漪。
閑來時打打籃球,在教室外的走廊邊隨便抓幾個人來吹吹牛。無聊時干脆就望望天,數數星星,并借此來沖淡心中的憂傷,淡忘掉一些記憶。
依稀記得高一的激情與純真,高二時的圓滑與老練。但立足在這有些“無情”的高三面前,我都差點忘了,現在的我還剩什么,還能剩什么。
我總喜歡說這么一句話:我把自己封鎖地太深,許多人都不得其門。總喜歡把不真實的我從別人認為真實的角度呈現出來,借以迷惑他們,更想迷惑自己。
你甘于平凡嗎?我千百次詢問自己,但卻總是在“是”與“否”的門前來來回回徘徊,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曾幻想,當我老了的時候,學學陶潛,學學孟光臺。一壺濁酒,幾盤小菜,與老伴靜默而視,看孩子們在田野中奔跑,嬉戲。偶爾發發詩興,作幾首打油時。
也幻想,趁著年少,學學趙云,學學項羽。身披重甲,跨騎駿馬,手持長槍,縱前方有百萬軍士,金戈鐵馬,我也不會生出一絲畏懼,渾身是膽。
但我知道,改變自己的命運做起來遠不如說起來的容易。就像大海當中的船帆,失去了指南針一樣。任憑你行駛,也終究不過是在繞著一個不確定的.圓軌,一圈又一圈。
“墮落三載為伊故,奮發三季為明朝”。荒廢了一年又一年的血液,我得到了什么?思念了一遍又一遍,我又是為了什么?為了自由?不,我想不是的。為了快樂?不,我想也不是的。算了,何必想那么多呢?拾掇行裝,揚帆起航,重新出發。懷揣著激情,向自己,向未來,向每一個人支持我的人,前進!
天還是很藍,但未來,卻因出發而更加光明。
第三篇:重新出發演講稿
重新出發演講稿1
首先拋出的是我的兒子。我兒子今年18歲,在他8歲的那一年,有一天他跟我說:“爸爸我想學騎自行車”,我說你才8歲太早了,我沒同意。但是他媽媽悄悄地違抗了我的意思,等我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學會了。第一次看到兒子在這個操場上騎車,我還是很激動的,但轉眼之間這種激動變成了緊張。為什么呢?因為我發現我兒子騎車騎得飛快,可能有每小時10公里的速度。這個速度對自行車來講其實不快,但在我心里我覺得這個速度已經超過了每小時100公里。我非常著急,我怕他摔倒,我怕他出事。所以我一邊追一邊在喊:“兒子騎慢一點,騎慢一點。”但兒子還是騎得飛快,自行車飛快地從我們面前穿過來穿過去,怎么樣都慢不下來,當它慢下來的時候就摔倒了。每次都這樣。這個好像是很難理解,但事實上就是這樣的,很多事情慢比快更需要技術,更需要花功夫,更考驗一個人整體的能力。
接著,我要拋出的還是我的“兒子”,但這個兒子是加了引號的,它是我的一部作品叫《解密》。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初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當時我正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即將畢業前的一天晚上,我的同學們都已經開始準備離開學校,可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神經一樣地坐下來,決定要寫一個大東西。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舉動,是否暗示了我將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居然要用十余年來計算,準確的說,也就是我花了11年才寫完這本書,真是受盡了折磨。我經常跟他開玩笑——《解密》是一個“作女”,我跟“作女”談了一場戀愛,讓我嘗到了痛不欲身的感覺。
這部作品其實發表的時候總共也就是20萬字,但我刪掉的字數至少有4個20萬,我在不停地修改、推倒重來。因為受盡折磨,我真是多次決定要跟它“分手”,但是每一次“分手”最后都是以更加緊密地“牽手”而告終。我無法和它“分手”,它已經和我的生命、血肉交融在一起。我要拋棄它,可能就要拋棄自己。在這十多年時間里,我不停地在心里臭罵自己,我說你怎么會那么愚蠢、那么沒用、那么可憐,以至你自己全部的青春都可能要為它報廢。但是當有一天,我終于把這個作品寫完的時候,說實在的,我深深地擁抱了我自己,我流淚了。它是我的全部青春,半部人生。當這個作品寫完的時候,我覺得我的人生已經經歷了無數次逆襲、無數次的攀登、無數次的照亮。因為寫作《解密》,我覺得我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我已經非常充分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的優點也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點;也認識到了我身處這個時代的優點、缺點。通過這一次寫作被我無盡地放大了,也是被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由此我也就發現了自己,我認定了自己在這個社會當中應該完成的一個角色,就是寫作。
那時候我常常告誡自己,當世界天天新、日日變的時候,我要繼續做一個不變的人,慢的人,舊的人;當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時候,我要敢于做一個氣定神閑的人;當大家都在一路狂奔,往前追逐利益和名利的時候,我要敢于獨自后退,安于一個孤獨的角落寂寞地寫作。
這個時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每個人的愿望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樣,爭分奪秒、爭先恐后地綻放。我用11年時間來寫一部作品,就像坐船去倫敦一樣,讓人覺得有點傻。這就是一個追求速度和欲望的時代魅力。
但這是問題。我們迷戀速度、放縱欲望,卻放棄了、丟失了我們人生當中非常多的可貴的品質。比如說真善美,比如說安心、安靜、耐心、堅守,就這些非常好的品質,就在這種快速的速度、巨大的欲望面前丟失了。它們不是隨風而去,而是隨著速度欲望而去。當我有了名,有人抱著錢找上門天天催著我的稿子時,我就迷失了。我就忘掉了曾經對自己的告誡,失去了坐船去倫敦的那種耐心。當你可以順流而下的時候,大部分人不會去逆流而上。這就是人,人本身是有重力的,欲望就是最大的自重。你在這種自重的慣性下,在這個時代面前,你的自重很容易讓你順流而下,而不是逆流而上。你們可能無法想象,我曾經用三個月時間,寫完了一部30萬字的長篇小說。這個和我寫《解密》完全不是一種感覺,那個20萬字寫了11年。當我被很多人追捧的時候,我放棄了自己的一種要求,我丟失了本來應該有的一種耐心。去年我用大半年的時間,對這部作品進行修訂。通過修訂,我確實感到非常地羞愧。
這本書是《刀尖》上下冊,在這里我真的要向你們道歉。那是我的一個傷疤,那里面真是破綻百出。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奇怪,我怎么會如此的不愛惜自己的羽毛。就現在一想就當初我怎么會這么輕率,這么愚蠢,簡直是個謎,但其實謎底就在我的心里。在這個時代的巨大的欲望面前,我敗下陣來,我當了這個時代的俘虜,我成了自己的敵人并且被打敗。其實塑造自己是非常難的,但是毀掉自己是非常容易的。我非常遺憾,有這么一次讓我羞愧的寫作,我居然有這樣的腳印。這個腳印讓我不敢回首。真的.,我剛開始說的,我也并不是想來演講什么,只是想通過這個機會為自己的反省舉行一個儀式,想請你們當我的證人,我認錯了,我知錯了。我想回到從前,重新出發,就是像以前一樣的坐船去倫敦。
公開認錯目的是為了更有力的糾錯,你們就是證人。如果有一天,我又用三個月寫出了一部作品出來的時候,那時候你們可以指責我,罵我,我無顏回頭。也就是說這種儀式本身是有內容的。它是為了讓我這個想回頭的、想重新出發的這個主意或者決定變得更加牢固。我也想通過這種方式,找到和我愿意重新出發的同行者。有了同行者,有了你們做伴或者說有了他們做伴,我可能會走得更加來勁,也會走得更遠。
時代確實非常地喧囂,這個時代確實是慣性非常巨大把很多人卷走了。但沒有被卷走的人其實也有。我特別想告訴你們的是,人生有很多美好的東西,這個時代也有很多偉大的東西,但是最美好和最偉大的東西肯定在你們的眼前,不是用物質打造而是在你們的心里,是用你們的心靈創造的。所以我也特別想和大家共勉,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告訴大家,今后你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去做什么都不要讓自己的心空了。心空了黃金是填不滿的;心空了陷阱無處不在。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落到陷阱,那我建議你們不妨向我學習,爬出來,重新出發。
謝謝大家。
重新出發演講稿2
親愛的同學們:
緊張的期中考試已經落下帷幕,優異的成績見證了同學們的不懈努力,也見證了老師們的辛勤教誨。
面對考試結果,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然而勝負乃兵家常事。那些考得好的同學,不必為取得的成績沾沾自喜,驕傲自滿。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就需要同學們不斷拼搏,積極進取;那些考得不盡如人意的同學,也不必為一時的失誤而沉淪悔恨。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失敗是一支清醒劑,是不斷成功的動力,即使我們一百次跌倒也要第一百零一次爬起。
在這里,我想給同學以下幾點建議:
1、查漏補缺。
每一次考試,都是一次總結,不僅是對學習內容的總結,更是對學習方法的總結。通過總結,我們發現問題,出現了問題,就應該努力去克服。讓考試留下的'遺憾化為前行的力量,去攀越新的高峰。
2、樹立目標
古人說,“選其上得其中,選其中得其下,選其下得其下下。”“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力量。”期中考試結束后,我們應該制定新的計劃,樹立新的目標。然后朝著那個可見的,明確的目標,開始新的征程。
3、虛心請教
碰到解不開的難題,有些同學喜歡藏著掖著,羞于去請教老師或是同學。這是不可取的做法。有問題就應該想辦法去解決,積極地與老師交流,與同學討論,以求解決它。
良好的學習習慣能為我們取得優異的成績奠定扎實的基礎,而良好的行為規范則能為我們走向成功提供有力的保障。
良好的行為規范,表現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自修課上安靜學習不影響他人,下課時彎腰撿起地上的一張紙屑,放學后對老師說一聲“老師再見。”有良好行為規范的人,生活必定有規律,生活有規律,學習才能有效率。
作為新時代的中學生,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我們內心情感的外露,都是我們品質情操的體現,古人云:“毋以惡小而為之,毋以善小而不為。”自古以來人才至上,人品至本,欲成大事,要拘小節。“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只有在實際生活積小“善”,才能成大“德”。如果把良好的行為習慣看成是一種“精神儲蓄”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人在其整個一生中享受著行為習慣所產生的利息。
過去的已經過去。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考試。我們給生活多少懶惰,生活就會回敬我們多少羞澀;我們為生活付出幾分耕耘,生活就會回饋我們幾分收獲。
學無止盡。
讓我們整理好心情,重新出發!
重新出發演講稿3
同學們,老師們:
大家好!時光荏苒,轉眼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金秋十月,在微微的秋風中,在淡淡的忐忑里,我們度過了來到南山后的第一次月考。月考之后,當初胸有成竹的同學是否依舊自信?是否又有同學為自己的意外突破而感到欣喜?在這里,我想和同學們分享三句話。
一、態度決定一切。可想而知,有的同學在這次月考中取得了成功,而有的'同學卻遭遇了失敗。可是同學們千萬不要被小小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也不要因此而氣餒。有一句說過,當我冷眼旁觀時,生命是一只藍色的蛹;當我熱情相擁時,生命是一只金色的蝶。當我們面對困難時,成功與失敗都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態度,所以,無論怎樣,都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失敗者,不要固執地把自己推入考試失敗的陰影中。我們要掙脫失敗的枷鎖,首先要調整心態,從月考中不斷總結,用微笑面對生活,面對學習,面對失敗。
二、目標是成功路上的燈塔。一個人沒有目標,就像是大海中迷失方向的船,永遠不能到達彼岸。目標,用不著多么遠大,只要符合自身實際,能夠激勵自己,那么,他就會成為一種很好的催化劑。同學們,如果你已經有了目標,那么就請向著目標奮斗,如果你還在茫然地摸索,那么就請你在這一刻,為自己尋找一個目標,建造一座燈塔。
三、勤能補拙室良策。古語有云:“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在這個世界上,天資聰穎的人畢竟室少數,大多數人靠的都是后天的努力。成績不好并不可怕,反應不夠敏捷也不算什么,只要樹立決心,鍥而不舍地努力和奮斗,同樣可以站到聚光燈下!
大浪淘沙,方顯英雄本色;暴雨過后,更顯青松巍峨!同學們,讓我們從失敗中站立起來,備戰半期,為我們接下來的學習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第四篇:重新出發作文高二
重新出發作文高二范文1
20xx年的這個夏天,我迎來了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高考。可20xx年的這個夏末,我依然坐在原來的教室里。
高考的場景依然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場夢,高考、放假,等待消息,可夢醒了,我依然還在原處。
我要重新出發了,為了那個大學夢想。就這樣,我又回到了那三點一線的生活。回到那個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課,做不完的練習題,考不完的試的日子里了。但是,這是我的選擇,不能后悔。
重新出發了,我又回到了校園里。可這次是以復讀生的'名義。走在校園里,看著應屆的高三畢業生,從他們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我們以前的樣子。幾個月前的我們大概還是那樣子吧。不知時間的急迫,不理時光的消逝,依然我行我素。可這一次,我們要改變了。可以嗎?
重新出發吧。要腳踏實地的,一步一個腳印。看過一篇文章里面說過一句話:‘如果你不肯為小事付出,那么你將會為更小的事情而付出更多。’學習也是如此,看似不起眼的細節,最后可能會決定成敗。所以,我們要腳踏實地,不浮躁,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只有在小事上辦好,積累多了,最后才能成就大事。
重新出發吧,要有毅力、要有不怕苦的精神。就像那生長在以色列沙漠的玫瑰。如一蓬枯草,然而把它房子水里,8天后,就會長出綠色的,完整的,豐潤飽滿的沙漠玫瑰。要相信奇跡,憑著一股頑強的拼勁,完成一種生命的復活。
重新出發,這是一個開始。拋開雜念,不放棄,讓這有一個好的開始,憑著拼勁、毅力,也讓這有一個讓人愉悅的結果來作結局。
重新出發作文高二范文2
世人懷念過去,不是因為過去更好,而是因為那是過去。過去培育者青澀的幼苗,讓它慢慢開出成功之花。于是,過去就像我們身后的那盞燈,給我們足夠的安全感和存在感。但是,一切更好的都在未來,只有重新出發去發現未來的可能性,我們才會擁有更明亮的過去。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類從來都不是完美的動物。對于一個有毅力和信心的'人,人和自身的缺陷對于他通往未來之路上的作用都如同隔靴搔癢:對于一個安于現狀的人,一個小小的挫折對他來說就是面前一堵無法翻越的墻。
我們喟嘆這世上人與人的差距,有人在世界的角落營營役役茍且偷生,有人卻在世界的舞臺上大放光彩。孰不知一次成功應當有數次失敗作基石,殊不知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
當喬布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的心中就多了一位天才——一個具有前瞻性并創造了“蘋果”時代的大師,他的成功,不只是讓這個時代多了一位天才,更是證明了沒有一個人可以隨隨便便成功,勝利是無數次跌倒后重新出發換來的。大學時代的喬布斯曾被退學,后來的喬布斯也曾被蘋果公司辭退,再后來,他就讓全世界的人都認識了他。在這漫長的過程和關卡前,無論他在那一關低頭認輸,這個時代和他都是另外一個樣子。然而他每次失敗后都重新出發,克服了重重困難。
在這個讓人迷失的九月,我們即將揮手秋天。時間是那么的有條不紊,我看到墻上還有200多天的倒計時,此刻突然意識到在高考戰役打響的那一刻起,我將會面臨很多阻撓,每一次,我都必須鼓足勇氣,堅定信心的重新出發。因為我知道未來有無限的可能在等著我。
“誰無暴風勁雨時,守得云開見月明。花開復見卻飄零,殘憾莫使今生留。”重新出發,總有一天會撥云見日,讓人生不留遺憾。
重新出發作文高二范文3
我經常轉學,經常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適應新環境。每一次都要在新環境中,但我卻又有多么不舍。
小學畢業典禮開始時,我就知道又要分別了,告別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心中的低落卻又化成了動力,我是一名中學生了,重回母校,但我不再是小學生了。
當我跨進中學的門檻,走上樓梯,走進教室,心中的恐慌卻成了現實,我誰都不認識!當目光略過一張張新的面孔,我時刻在心中吶喊:你是中學生了,你又要了,回到了期待已久的母校,你不該高興嗎?
是的,我應該高興的。坐在窗明幾凈的教室里,有著先進的教學設備,心中的好奇也代替了恐慌,我偷偷地咧開了嘴。
是的,我應該高興的。有著千姿百態,各不相同的同學的19班,又會有新的朋友在那里等著我了。初中三年,他們將和我坐在起,一起學習,一起討論問題,時不時也一起發發牢騷,然后對此一笑了之,那又是多么有趣呀!
是的,我應該高興的`。小學中稀有的男老師這兒卻成了主流。我們有著幽默風趣的數學馬老師,知識淵博的語文老師,活潑愛動的體育老師……還有很多老師等著我們去了解,去學習呢?
是的,我應該高興的。因為學生眾多,學校有了方便的校車,學校也比小學大了不知多少倍了,一片片小樹林,一個個小角落,都等待著我們的歡笑,還有了我期盼已久的圖書館,有很多書等著我去閱讀呢!
是的,我應該高興的。多了好多門課程,歷史,地理……而且我還對歷史情有獨鐘,聽著老師講著人類的進化史,夏朝產生……我都沉醉于其中。早晨,全校都被朗朗的讀書聲淹沒了。雖然,算不上字正腔圓,慷慨激昂,但我相信,經過三年的訓練,我們一定會做到的!
當然,我應該高興的。我的初中生活就在這個金風送爽的秋天開始了,在那么好的環境中,我還有什么資格就此放棄呢?讓我們向著新目標……
重新出發作文高二范文4
不忘初心是讓我們做最初的自己,放下繁文縟節,放下偏見與芥蒂,用一顆赤子之心感受生活。
生命在時光中流動成風,凝結在心里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否也隨風而去了呢?最初的最初,可還曾記得?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可什么又是“初心”呢?
初心是顆認知的心,就像初識世界的孩童一般,對世界充滿著好奇,愿意去探索、去發現、去認真對待。然而在時光的浪潮里,你會慢慢發現新奇的事物不再新奇,對事物的認知形成了刻板的套路,思想被禁錮,形成默守成規的狀態,那顆認知的初心找不到了。活在當下,放下過去所經歷的每一天,這樣即將開始的一天就會是嶄新的一天,保持認知的初心重新出發,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
初心是一顆善良的心。人之初,性本善。人來到世上的時候,本性皆是善良的,但伴隨著成長和環境的變化,每個人的習性就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差異,其實,人際關系本來是簡單的,只是我們自己把這種簡單的關系復雜化了,學會了察言觀色、學會了相互提防。每天的心只會感到疲憊,善良的心是讓我們做最初的自己,放下繁文縟節,放下偏見與芥蒂,用一顆赤子之心感受生活。
初心是一顆追逐夢想的'心,最初,我們出發,心懷理想。為了實現理想我們苦苦追逐,在人生的路上經歷了孤獨、痛苦和挫折、誘惑,有人被牽絆,有人被同化,最后,大多數被現實打敗,被自己打敗。那顆深懷理想的心哪去了?遇到困難阻礙或走的太久想放棄的時候我們應該停下來,好好回想當初立志的時候那份努力,那份決不輕言放棄的心。最初的夢想,就握在我們的手里,堅持住,不要止步。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最初的你想起來了么……
重新出發作文高二范文5
天空中那炙熱的烈日正灼燒著金黃的細沙,也灼燒著走在沙漠中的四個科考隊員。
“現在我們的手中只剩下不到半杯的水,大家要堅持住,直到找到綠洲。”我們是沙漠中的科研人員,來調查沙漠中的'一種神秘生物,可不知怎么的,我們在沙漠中迷了路,眼看著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手中也只剩下半杯水,我死死地握住掛在脖子上的那半杯水,與另外兩個人發生了對峙,他們死死地盯著我,眼中充滿了血絲,已經干到裂口的嘴唇慢慢張開,我嚇得趕緊說道:“你……你們……”“別廢話,趕緊把水給我們!”我又一次握緊了這杯水,生怕一松手,就被他們搶了去。“你們別著急,到了黃昏,我就會把水分給大家的!”就在這時,我的心中產生了疑惑,我們四個人每天只能喝到不到一毫升的水,可為什么臨時替補隊員李明卻從來沒有參加過他們的“搶”水行動?看著他從來不離身的那個黑色大包,我開始感覺這包有問題。
終于等到了黃昏,我用醫用針管,一人給了他們一管水,水已經所剩不多。這時李明跟往日一樣,說要去方便一下,借此離開了。大家都很疲憊,誰也沒在意,生好了火便睡下了。
太陽慢慢升了起來,又是一個未知的早晨,后面會發生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只是默默地希望事情會有好轉吧,我們又這樣憑著那所剩無幾的水又熬過了走得如此緩慢的兩天。
夕陽照射在我們的臉上,鮮紅鮮紅的,就如同那迸濺的鮮血從我們臉上流出。過了兩天,李明的眼中也開始出現血絲,嘴唇也有些開裂了,黑色包中的東西也少了許多。分給其他兩個隊員水后,杯中也只剩下一口水,我把這水慢慢地推到李明面前,“喝點”,他望著我們,我們也望著他,看著已經快要成了木乃伊的我們。他干澀的眼中濕潤了,可在極度缺水的情況下,他流不出一滴眼淚來。就在這時,他慢慢打開了黑色大包,從里面拿出兩瓶水來。大家驚呆了,沒想到他還有那么多水。
一切真相大白了,我們補充好了水,拿上包,向著希望重新出發,從“新”出發吧。
第五篇:馮象:知識產權的終結
馮象:知識產權的終結
2012年07月23日 10:13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黃曉峰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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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運行一個計算機軟件、選擇一只名牌手袋、與網友分享一首歌曲——如今已絕少有人自覺不去破壞知識產權的戒律。這并不是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所獨有的,而是一場世界各地每天都在發生的獻祭知識產權的狂歡。為什么知識產權的保護如此困難?清華大學法學院的馮象教授在《文化縱橫》2012年第三期上發表了《知識產權的終結》一文,他指出:這實際上反映了目前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發生的沖突。互聯網的崛起和產業的外包,共同開啟了一系列有助于知識產權衰落的深刻社會變化。
封面馮象像:李媛 繪
皇馬隊主教練穆里尼奧也愛“山寨”
讀了您的文章《知識產權的終結》,我有幾點困惑,現在好像不僅僅中國,世界各地甚至歐美發達國家,盜版和“山寨”產品都大行其道。這方面的報道和評論很多,一般認為是知識產權及相關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您同意嗎?
馮象:恐怕不能這么說。如果知識產權法還叫“不健全”,世上恐怕就沒有健全的法律了。因為各國的知識產權立法都是美國推動,拿國際條約和雙邊 / 多邊協定做框架,背后則是主導全球貿易的美國法標準;至少在“主要貿易伙伴”之間,法律規范、學理解釋甚而條款用語的同質化程度,已經相當高了。
所以出了問題,業內人士都怪執法,還怪一個叫“體制”的東西。
我們就是這毛病,老批自己,跟著美國的調門批,坐實了人家的指控。說實話,知識產權乃至業已宣布建成的整個法律體系,是不是建國以來最健全的時候?誰不承認?即使有肯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無法無天”之嫌,那可是嚴重的偏離“政治正確”,呵呵。法律如此緊密地接軌國際(讀作照搬美國),卻仍然擔了“不健全”的惡名,而且是官方宣傳口徑,這里頭一定有什么不便明言的難處。
這話怎么講?
馮象:“不健全”是委婉語。說白了,就是知識產權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不力,照顧不了它的首要服務對象即資本的利益,走到頭了。乍一聽,有點兒反常識。可是誰有那個能力,且受益于,拋棄知識產權——以及支撐它的形式化的“普世價值”法權意識形態,我稱之為“形式法治”——除了資本,新世紀全球化的資本市場和資本競爭?
這么嚴重啊,是不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如果像您說的,美國構筑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已經失效,那么知識產品和服務還能享有法律保護嗎?前景如何?
馮象:現行知識產權體系的衰落,或其中一些門類如著作權(版權)、專利的消亡,西方學界討論不斷,有年頭了。原因頗復雜,但有兩項“攪局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我以為是顛覆性的:互聯網和產業外包(outsourcing)。不過這問題我那篇文章有分析,這兒不談了。外包,是歐美資本推動全球化的基本策略,在商界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德魯克教授,就是我在《政法筆記》里提到的那位每五年必通讀一遍莎士比亞的老壽星。
衰落既已開始,進程不可逆轉,前景便是知識產權的多元化,或侵權與保護兼容并包。我的觀察,高科技大公司之間操控市場和壟斷,還得靠知識產權。目前打得不可開交的一系列官司,如“蘋果”對“三星”、“谷歌”等的外觀設計(電子產品用戶界面)專利訴訟,便是這一策略的最新演繹(BBC新聞網,2012.6.27)。那是高端法律業務,商家運用知識產權爭奪市場,好律師不會失業。但在互聯網的普通用戶那兒,在音像資料,例如網友之間分享歌曲電影,或者日用商品包括“奢侈品”的消費層面,“山寨”或仿冒卻是主流。法不責眾,知識產權的保護大體屬于“虛擬的現實”(virtual reality),當心別當真了。
而且,侵權有侵權的生意經;商家走在法律的頭里,早就在賺“多元化”的大錢了。我有個學生調查發現,中國視頻企業的“多元化”經營十分成功,大可編寫一部經典案例,叫哈佛商學院高價收購。從法律的角度看,也極有意思:一方面,各視頻網站的影視劇目高度重合,網站之間彼此“盜播”已達到“默契的均衡”,形成行業慣例(“潛規則”);另一方面,著作權并未完全失效,畢竟這些企業是斥巨資買下一批熱門電視劇的獨家網絡播映權的,從而擁有并行使著各自的訴權。這樣,天價的獨家網播權,加上高調宣傳的訴訟威嚇,就“筑起一道狙殺中小企業的高墻”,讓大鱷們壟斷了視頻市場(余盛峰,未刊稿)。
此類“縱容”侵權的市場策略,今天在越來越多的行業流行,而中國絕非孤例。所以我說知識產權的消亡,標志著形式法治的普世性被資本遺棄了。
這么說,知識產權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它既不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也夠不上“普世價值”,而是人類歷史上的階段性產物,對嗎?
馮象:對,知識產權的歷史不長,發軔于十八十九世紀西歐的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崛起、殖民主義擴張的產物。這是常識。有趣的是,當年美國建設法治,口碑也不好,當過蠻長一個時期的盜版天堂,仿佛中國搬去了新世界。狄更斯(1812-1870)訪美,開頭很惱火,覺得自己被盜版書商坑害了;更可氣的是,波士頓和紐約的媒體還批他,說他小說暢銷暴得大名還斤斤計較什么版權,太摳門了。
但現在的困境有所不同:全球化 / 網絡時代,知識產權落伍了,居然伺候不了自己的資本主子。這在理論與實踐上,對主仆雙方皆是嚴峻的挑戰。
說到資本主義,我想起一個相關的問題:有一篇《網絡共產黨宣言》流傳甚廣,您怎樣看待?
馮象:哦,作者叫莫格倫(Eben Moglen),哥大法學院的教授。他是耶魯的雙博士(法律 / 歷史),美國自由軟件運動的“大牛”,主張“凡是值得復制的都值得分享”,所以寫了這篇宣言。
互聯網給用戶的感覺,像是人人有份的一塊“公地”(commons);由于是“虛擬世界”,又滋養了一種在傳統公共生活不大可能主張并貫徹的政治理念:言論自由絕對不容削減。這兩者合在一起,便是一股方興未艾的反對內容審查、信息壟斷或知識產權化的潮流。不過公地共享、開放存取(open access)與自由軟件,跟“共產”還不是一回事。博客短信微博,還有“臉書網”之類社交媒介,固然革新了信息傳遞和社群面貌,但網絡社群的流動性大,注意力短,缺乏馬克思說的那種大工業對勞動者的階級意識與紀律的規訓。換言之,“網絡共產主義”尚且培育不了行動的主體;倘若沒有行動,組織起來團結一致的行動,而只是發議論“做文章”或者“請客吃飯”,“主義”是行不遠的。相反,互聯網催生了全新的資本市場和競爭方式,所謂“數碼經濟”。這新經濟又名“侵權經濟”,如方才講的視頻企業案例所示,它不違法簡直就不能運作,更無從發展。侵權,因此“遠甚于立法”,廣泛地“規范并體現著人們的社會關系和倫理選擇”(《從卡拉OK與人體寫真想到的》)。
要說“階段性產物”,遠不止知識產權,整個形式法治的范式都是。法治在西方主流觀察家看來,跟中國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調和的。所以未加思索,就把法治的信條當作“特洛伊木馬”搬運,期待著哪一天木馬突然發難,傾覆“中國特色”。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也不知培訓了多少期法官,頒發了多少張文憑,那木馬依然毫無動靜。形式法治反而被“中國特色”消化了:不僅法條多屬具文,法律人也抽空了職業倫理,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木馬投降特洛伊人,甘當后者的馴服工具,雙方成了“共謀”關系。
更有甚者,這共謀已“感染”了資本的全球競爭,迫使所有的競爭者為了降低成本,避免出局,都趨向于“低法治”的交易和財產制度——首先是新興經濟體,然后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而知識產權或抽象物上的財產特權的犧牲,乃是資本為救贖而奉獻的羔羊;它化作青煙的祝禱,我們才迎來了“低法治”的天國。
這像是《圣經》的語言了,“低法治”的救贖。但是通常我們說,知識產權的保護能促進創新、競爭乃至經濟發展,為什么反被拋棄了呢?
馮象:知識產權促進創造發明?那是教科書上的說法,法學院學生畢業以后馬上還給老師的東西。
文學藝術的繁榮,科學前沿的突破,歷來是同知識產權不相干的。知識產權的主要社會功能,是 “以財產形式使重要的抽象客體為私人所攫取”(德雷賀斯,頁1)。具體說,便是取消文藝創作和科學探索的自由追求、分享與合作,代之以私有財產同勞動契約即雇用關系。試想,一個人的思想文字或創造發明,動輒歸老板占有,那得消滅多少“與生俱來”的權利?
前不久“神舟九號”上天,央視記者采訪航天人和火箭人,一群挑大梁的“八零后”講了好些老一輩無私奉獻的故事。說有一點特別感人,老同志主動地無保留地傳授知識經驗,全無知識產權的意識。我覺得很說明問題。那些領域屬于尖端科學,涉及軍工,有群策群力和“傳幫帶”的傳統;因為保密、特殊用途或西方的技術封鎖,不適合也不允許知識產權介入。所以航天人火箭人的科研體制,跟今日大學實行的官僚化、產權化的科研評價標準,是格格不入的。首先,他們驕人的成就,沒法用“英文核心期刊”發表、申請或引進專利來衡量;其次,攻堅課題的負責人——相當于大學里被學生喚作“老板”的教授——也絕不可自己注冊成立公司,市場運作,將國家投資的科研成果“商品化”了中飽私囊。
核心期刊因是官方指定的壟斷,相當于特許狀經營(“專利”的本義)加注冊商標。我曾展望有“山寨”版涌現,沖擊那壟斷(見《致辭與山寨》)。果然,上星期學生轉來一則報道,“假期刊騙二萬人版面費,職稱壓力催生畸形產業”。原來有人在海口成立公司,印制《中國教育科研雜志》、《中國醫學論壇報》等多種“山寨”學刊,收取版面費累計人民幣一千零六十余萬元,被“掃黃打非”查處了。其實那公司辦得不錯,八年了,一直在“中央級大報”登廣告,所發論文被國內最大的兩家論文數據庫收錄,并非偷雞摸狗的營生。編輯部員工朝九夕五按時作息,每周開例會總結表揚,還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給我們簽合同、買保險,我慢慢覺得在這里工作挺光榮的”(觀察者網,2012.6.28)。是呀,私人印幾份學術雜志,享受一下出版自由(《憲法》第三十五條);解決廣大教師提職稱、博士生拿學位無處發表論文的困難,又不是代寫論文、高考泄題,如何就犯法了?那些合法(有刊號)的學術雜志也收版面費,價錢十倍不止,簡直是暴利行業,怎么不管一管呢?
誠然,大學體制的荒誕,與中國男足的俱樂部制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了。后者才是徹底的資本化的腐敗,隊員進球、裁判吹哨、管理者的職務信譽和人格全部“物化”(reification),狂做市場交易。結果是體育精神蕩然無存,“沒有最差,只有更差”。這個我同意。但“知識就是力量”,是寶貴的財富;既然如此,為什么作為財產權利,執法保護就那么難呢?
馮象:在資本驅動的體制下,知識信息歸于私有財產,做成經營特權,獲得官方意識形態的認可與國家機器的保護,是天經地義。似乎推行不該有大的阻力,即便在網絡時代。因此“不健全”的肯定不是法律——法律總是可以修訂的——尋根究底,或許是我們自己:人的遺傳基因跟知識產權過不去。這方面我沒有研究,但讀了些生物進化論和進化心理學著作,覺得有這個可能。
人類的天性,是喜歡分享信息、傳布知識的。但分享信息是“利他”或“公共服務”行為,這同“經濟人”“理性人”對力量和財富(包括知識)的爭奪,是否矛盾?據說這問題的達爾文主義“性選擇”(sexual selection)理論的解釋,是從孔雀開屏受的啟發。雄孔雀的長尾巴,于覓食與躲避敵害皆是累贅,照理說,早該被遺傳基因淘汰了。然而雌孔雀擇偶,偏要看雄性開屏。原來絢麗的尾羽是“身心健康”的表征:拖著那么沉重一條尾巴,還能在森林里存活,一定是精力旺盛、聰明能干而適于交配傳種的了——雌孔雀的本能沒錯。人類的性選擇遺傳,也有孔雀尾巴式的象征性信息展露。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繁衍,應看重男性的狩獵作戰技能、情感智力跟語言表達。此類信息多屬于今天的文學藝術、游戲和體育范疇;在現代社會,相對于房產商、銀行家、會計師的職業知識,的確不很實用。然而正是因為性選擇的基因遺傳,人們才會本能地把商業社會的理性選擇,如金錢崇拜,跟浪漫情愫對立起來,感到“會計師悶,吉他手爽”了(見包耶文)。
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在日常消費、欣賞文藝及科研活動中,人們習慣于分享信息,往往會輕忽或規避知識產權。進入數碼時代,復制與仿真的成本大降;而一旦復制仿真變作大眾消費和娛樂的手段,知識產權意識乃至法律的權威,就難以維持了。
所以說,現在的電影戲劇流行歌曲,都是在消費大眾。
馮象:知識產權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藝做成商品和賺錢工具。這對文藝創作的損害,跟從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標準并無二致。兩者都是消解文藝的現實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創作者、表演者的主體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須加以積極的限制,以免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成長受阻,思想聽命于金錢與權勢。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知識公地”、自由軟件等網絡社會運動的勃興,服務于資本的知識產權與公眾的價值理念之間,落差在日益擴大。在此意義上,現時知識產權領域的大規模侵權是結構性的沖突:侵權,或知識產權的減損,是民主建設和言論自由深入人心的必然結果,也是落實這兩項憲法基本原則的一個必要條件。
您的意思是,商品化也是一種政治標準?印象中,似乎解放后知識產權空缺的年代,文藝創作也不盡理想,沒有留下多少經典,原因何在呢?
馮象:沒錯,怕政治躲政治,不許講政治;可那也是一種政治,不真實的。關于這一點,還有關于文藝的源流、立場方法和為什么人的論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并未過時。
解放后的文藝接續了延安傳統,但理想氣質或風格不如延安。還是產生了不少好作品,尤其音樂和戲劇;但文學退步了,一直到現在。這是很要命的,因為文學是一切藝術的根基。文學不行,拖累一大片,比如動漫作品,你們年輕人喜歡的,可是投資再多也換不來想象力——藝術想象跟商業頭腦的所謂“創意”即知識產權不是一回事。
原因我想是多方面的,未必符合歷史上的興亡“周期律”;但突出的一條,是作品思想性及其體現的作家自由人格的匱乏。言論,尤其是批評性言論,受到種種限制,包括頻繁的政治運動。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文學某種程度上喪失了自我批判的深度,成了公式化教條的注解。結果反而回避了最大的政治,導致列寧講的無產階級文藝為其“齒輪和螺絲釘”的“整個革命機器”出了狀況。這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曾普遍經歷的一次挫折。您把知識產權和文藝創作放回歷史語境,揭示其經驗教訓的理論意蘊,正是我讀《政法筆記》的感受。語境化地看,非洲一些國家要求實施西方醫藥公司的艾滋病藥品專利,是挽救生命、知識共享的道德訴求,應當支持。然而換一角度,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發明家或企業的研發成果和專利可以任意仿造,這也不能說是公平吧?
馮象:你說對了,公平是個“角度”問題。知識產權的保護期長短不一(版權長、專利短、商標可續展注冊),以及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專利的強制許可、商標的“事實第二含義”(de facto secondary meaning,通用或指示功能的標志不予保護),這些法定的限制與排除壟斷,都是試圖平衡權利人同社會各方的利益。追求公正,才會有疑難案件,法官才需要依從良知的判斷,或秉持“衡平”(equity)原則。這就要求我們面對復雜多變的情勢,審視各樣主張背后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以確定具體個案中知識產權的邊界。
我說“我們”,是因為知識產權的變革涉及諸多“角度”,是全社會的大事。你舉出艾滋病的防治,那是極好的一例。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因為疫情國聯合起來向西方醫藥公司施壓,強迫其投放非專利藥物(generic drugs,即藥品更換商標,有效成分不變)并大幅降低批發價,病人的年均治療費用,現在已經不到三百五十美元。而在美國,同樣的治療,則高達七千至九千美元,相差二十到二十五倍(全美公共電臺波士頓WBUR新聞網,2012.7.3)。美國的醫療改革之所以步履維艱,一個重要原因,是幾家大公司用無數藥品專利綁架了醫療體制。
但利益平衡了,就能解決知識產權保護的難題嗎?您的文章說,侵權是當今世界的生活方式,即便是“講良心的好人”,查查他的電腦軟件下載內容,也難保沒有違法呢。
馮象:不,平衡不等于保護。以“好人”或老百姓的良心觀之,侵權也未必不義。
知識產權侵權泛濫的背景,是思想表達、技術方案、標志頭銜乃至人格的物化或財產化的泛濫。因物化而攫取,而排斥競爭,而占有市場資源,而張揚特權,而腐敗:這是壟斷性特權的一般邏輯,例如屢遭詬病的院士制度。如今那院士頭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商品化了,成了個人與機構的財產。既是財產,價碼隨市場行情,就不免吸引有財力的買家來競標—— “哪里有死尸,哪里兀鷹聚集”(《馬太福音》24:28)——于是乎,去年搞出一個做“降焦減害”的“煙草院士”,公然挑戰“吸煙危害健康”的醫學常識和中國政府承擔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義務。近乎笑話卻不是笑話。
壟斷加劇了腐敗,榮譽淪為產權;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這樣。
您還論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跟“低法治”的體制及知識產權“弱保護”的關系。相對于西方企業所處的“高法治”管制,國內的商業環境對企業創新和仿制,甚至假冒,要“友善”得多。如果這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國是否代表了知識產權變革的方向?或者說,不經意間,中國在知識產權和競爭領域“打響第一槍”,創造了一個法治的“中國模式”?
馮象:“模式”與否,看怎么說了。新興經濟體無論南北都是“低法治”,從印度到俄國到巴西,各有特色。故還是官方的提法“中國特色”穩妥些,“韜光養晦”嘛。
好些侵權手法,包括“山寨”技術的競爭,實則是成功的商業模式。這方面的創新,中國還算不上“打響第一槍”;多數是舶來品,從三聚氰胺(蛋白精)到花樣繁多的瘦肉精都是。抽象物上的侵權本身,一般危害不大——“假冒偽劣”的“劣”字,不歸知識產權而屬于別的部門如《產品質量法》管轄——或者竟是造福于消費者的,如盜版影碟和司法考試復習資料,年輕人大學生歡迎。再如茅臺酒,市面上極少真品,買家都曉得。因為酒廠的產量有限,只夠定點供應。但眾所周知的“山寨”版,依然大量消費,說明假冒產品的性價比不錯,符合市場預期。據說公款宴請禁而不止,是高檔假酒泛濫的誘因,那么自由競爭的市場果然如經濟學家標榜的,不僅不講道德,連法律也是罔顧的,只消有利可圖。所以我說中國是迎頭趕上,得風氣之先,在資本的殘酷競爭中,這東方小學生反而成了西方老師們的“壞”榜樣。你看,資本真是不擇手段的非常丑惡的東西。
我們的問題便是:就其腐蝕一切美好事物的自然趨勢而言,資本主義確是“墮落人性”即人的異化的普世價值,其成功(不迅速敗壞)遂取決于有效的倫理約束——在此意義上,韋伯所謂新教倫理催生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實為一顛倒的解說——那么,全球化時代“中國特色”的倫理約束在哪兒呢?我想不是別的,就是新法治話語一直在努力遮蔽的民主訴求,以及傳統倫理和中國革命留下的社會主義遺產中,可供我們汲取、光大并超越資本的那些理想價值。
記得您有個說法,新法治是政法體制內的“寄生性話語”。
馮象:那是四年前的舊文了(見《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寄生,是后現代社會一種標志性的構造——你別吃驚。真的,有的國家就這么著,“現代”走到一半,一著急,跳進“后現代”了——新法治話語只是其中一例。徐冰先生談當代藝術,說它是“附著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結構之內的,一塊像癌細胞一樣的東西”(《東方早報·藝術評論》2012.5.7)。確是真知灼見。新法治亦是同樣的品性,一邊靠寄生繁衍,一邊卻擺出反抗宿主的姿態,藉以獲取仿真的獨立地位。但我們仔細觀察即可發現,那姿態其實是宿主體制運作的需要:那大體制需要一些癌細胞似的話語,包括行為藝術大腕兒什么的,來營造異見、貶低道德,或改寫歷史、轉嫁責任。宿主和寄生話語看似對立,“實際上是一種互為利用的關系”(同上)。
不言而喻,知識產權進入新法治而實施,必然也是充滿了仿真、妥協與自我否定的后現代特征的寄生。
所以您才提出了“對法治的信仰的深刻修正”,那樣一種修正主義,是嗎?
馮象:知識產權消亡的實質,是對私有產權“天經地義”,亦即先前你說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定,因而不免也是新法治衰落的一個征兆。故我以為西方式法治的一些基本前提和“普世價值”,到了修正或“重新出發”的時候。就其強大的意識形態功能而言,現代法治常被描述為一門世俗宗教。所以我借用法國哲學家巴丟的講法,把對法治信仰的修正稱作“保羅主義”。
在西方基督教的傳統里,普世主義首先是由圣保羅闡發的。耶穌運動本是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區的宗教“異端”,故而為耶路撒冷的祭司集團所敵視。耶穌遇難后,“主的弟弟”雅各同使徒彼得、約翰等領導圣城的會眾。他們和老師一樣,是說亞蘭語的加利利人。保羅卻是流散地的子民,來自翅關(Tarsos,今土耳其南部,得名于希臘神話中飛馬的翅膀,舊譯大數),說希臘語。他原屬法利賽宗派,也信復活,曾積極參與迫害基督徒。但是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受了異象感召,皈依了耶穌。之后,保羅加入傳道的同工,奔走在敘利亞、小亞細亞、希臘、塞浦路斯等地。這樣,就把基督的福音從“福地”引向了地中海沿岸和諸島的猶太僑民,并接著走向外族,為日后基督教成長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夯實了第一塊基石。
新宗教的核心信念是:耶穌已經復活。雖然這一點屬于神異(point fabuleux),如巴丟所言,跟人子的降生、受洗、治病、收徒授道、被捕受難等經書記載,不在同一個經驗領域。后者是可以歷史化的一時一地的事件,前者卻純是出于確信(pistis)的認知。沒有那確信,在保羅看來,就不可能領受、宣告并守持對上帝的國的企盼(elpis):“不論猶太人希臘人,也無分奴隸自由人,是男是女,所有在基督耶穌內的,萬人合一”(《迦拉太書》3:28)。也就是說,那即將來臨的天國,不但打破了摩西所傳的圣法(torah)禮儀、子民與外族之別,還要超越羅馬法上的公民權利、自由人和奴隸的鴻溝,乃至對抗希臘的哲學智慧(所謂“博學的無知”)與“德性”倫理(巴丟,頁13)。如此,這新信仰的普世拯救,乃是新天新地的開辟,或舊人變新人的創造。
法治從我們想象(或法學家描繪)的西方“福地”來到東方的“大流散地”,從印刷術時代邁進網絡世紀,也需要一種保羅主義的確信。那就是,超越舊法治的一切“禮儀”,包括“新教倫理”的解說,而企望著為充分的言論自由與實質民主而重啟“天國”,并給予那爭取“天國”的斗爭以新的普世主義的論述。“因為之前的天地都過去了,大海,也已不存”(《啟示錄》21:1)。
我明白了,您研究宗教、翻譯《圣經》,討論職業與政治倫理,其實真正的目標是:新天新地,創造新人!不過讓我們回到知識產權,您能否就其困境給一個定義?
馮象:孔雀尾巴。開個玩笑。不過也可略作發揮,諷喻知識產權:它首先是人類天性的敵手,知識共享的智障,如美麗的孔雀為我們啟示的。它的真身,卻是全球資本的法治叢林里一只打開彩屏的鳥兒;那彩屏一片炫目的華麗,常逗引資本為之爭斗,此外別無有益的用途。然而,這鳥兒又不太安分,它扮成一個熱愛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尤物,聲稱自己唯一的工作,是開屏刺激創造發明,還說,否則人類不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