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如何被信仰

法律如何被信仰

——《法律與宗教》讀后感

《法律與宗教》一書是哈佛大學法學院伯爾曼教授于1971年在波士頓大學所作的一系列演講整理而成。本書的主要觀點是，法律與宗教是兩個不同然而彼此相關的方面，是社會經驗的兩個相度。伯爾曼在書中寫到，“生活的這兩方面處于緊張之中，然而，若沒有另一方，則任何一方都不能夠完滿。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法條；這確是美國和西方世界許多地方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伯爾曼以“西方世界正經歷著一場整體性危機”（對法律信任的嚴重缺失與宗教信仰的喪失殆盡）為切入點，從歷史和學理的維度分析了法律與宗教之間“內在的”、“深層的”的聯系，并通過檢討九個世紀以來導致法律與宗教分裂與對立的西方人整體性的二元思維模式（非此即彼模式），提出了我們要超越法律，超越宗教，克服二元論，宗教攜同法律，信仰伴隨勞作，開啟一個綜合的新時代。

與西方不同的是，二元論從來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歷史上也不曾有過西方所說的法律與宗教的統一與分裂，我們的傳統乃是和諧，講求人、物、自然、宇宙交融于一的一元論。在中國古代，沒有形成獨立、統一的宗教力量，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法律力量，法律僅是行政管理的工具，其從屬于道德價值（封建禮教）。古代中國法律與道德在基本精神上具有一致性。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侵入和中國社會體制的變遷，中國古代的道德與法律的延續性被打斷了，傳統的道德解體，法律崩潰。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近三十年來，國家努力試圖構建一套統一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與法律體系。“依法治國”被寫入了執政黨黨綱和憲法文本之中，人們對法律是認識，提到了一個從未有的高度，但客觀地講，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里就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法律該如何被信仰？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伯爾曼語）民眾對法律是信仰是法治實現的精神先導，沒有這一精神先導便不可能實現。但遺憾的是，中國民眾對法律體認完全與依法治國的初衷背道而馳，法律漸已喪失了被信仰的基礎。為什么老百姓怕進法院、怕打官司？為什么一有訴訟就找關系網，沒有關系心里就沒底？為什么一面搖旗吶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面卻是當官的犯法與庶民不同罪？為什么少數執法人員會有兩副面孔，一面執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告，權錢交易，另一面卻在大呼要嚴懲腐敗，要維護法律尊嚴？神圣的法律何在？公平何在？這些所謂的“社會醫生”成了扼殺公正的劊子手，社會對法律的不信任加劇，這種情形下，法律還真的有用嗎？

蘇力老師說，信仰就如同愛情一樣，你無法強求獲得，它必須基于人們的自覺趨從，身心的依賴。但這種“趨從”與“依賴”的基礎又何在？18世紀末英國功利主義代表者邊沁認為，避苦求樂乃真性，即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時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一種我去遵守，卻不能帶給我任何益處，反而還造成自身痛苦的法律憑什么我就得去信仰？縱觀中國的法治環境，老百姓不是不想去信仰法律，而是不敢去信仰。在中國的法治建設過程中，一直注重向老百姓進行普法教育。誠然，公民守法是每個公民的應盡義務，尤其對正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公民的普法教育當然是必要的。然而，法律不只是約束一般公民，而且更是約束和限制國家政府的公權力。在中國這個一直是官本位主義色彩濃厚的國家中，強調公職人員與執政黨及其成員的守法較之一般公民守法難道不更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之源頭都遭到了玷污，還靠什么來構建我們的法治大廈，拿什么來拯救我們對法律的信仰？

最后，用朱蘇力老師一句話作尾：我們必須記住，從根本上看，信仰從來都不是、也無需一種言詞的表白，而是一個人的活動所展現的他/她的存在方式。對于一個人是如此；對于一個民族，未必不是如此。

第二篇：法律的信仰(優秀員工事跡)

法律的信仰

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限，以及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變化，許多現實問題的存在常使社會生產生活中出現不和諧的音符，產生種種不平等的因素，使權利受阻礙，甚至遭非法侵害、剝奪。然而，作為一名法律人，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依法抗爭，才能有抗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張一對于法律就有一種深深的信仰。

2010年，我公司與山東X公司簽訂了兩份《工業品買賣合同》，對方對產品驗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卻以各種借口推脫遲遲不履行付款義務，嚴重損害了公司利益。公司決定走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張一接受公司委托，將X公司起訴至山東某法院。

維權之路并非一帆風順，案件審理過程中，對方以各種借口企圖推卸責任——否認其工作人員在設備尺寸變更圖紙上的簽名，枉稱我公司提供的產品不符合要求，甚至要求解除合同……針對對方的無理辯解，張一謹慎在法律框架內選擇應對方案，申請鑒定，補充證據……經過漫長等待，我方申請的筆跡鑒定結論驗證了設備尺寸變更圖紙上的意見確系對方負責設備機械運行部分的工程師親筆簽署。然而，產品技術鑒定結論卻很含糊，雖然證明被檢驗設備符合圖紙要求，但又未明確表明案件爭議焦點即設備不能生產某一型號產品是誰的過錯造成。一審法院依此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作出了對被告山東X公司有利的判決，我公司僅部分訴訟請求獲得支持。依據一審判決我方需支付巨額訴訟費鑒定費并且因合同解除相關款項無法收回……

對于這樣的判決結果，張一很不服，明明是對方違約，最后承擔責任的為什么是我們？同時也很迷茫，要怎樣才能扭轉局勢呢？

法院的判決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一審事實認定錯誤，我們必須上訴！他一遍遍翻閱案卷材料，研讀一審判決書，與公司技術人員交流，查找法律依據……力求找到突破口。在重新梳理好證據材料后，他帶著對法律的信仰，對正義的信仰，以及維護公司權益的使命，向山東省某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繼續維權之路。在長達兩年多訴訟后，經過一輪又一輪博弈，終于，在2015年7月2日迎來了二審判決書，撤銷了一審事實認定不清情況下作出的錯誤判決，反敗為勝，為公司挽回了損失！

法律信仰不僅僅是一種表白，而更是一種決心，是一種投入，是一種行為，是一種心理，是自動自覺地對法律的尊從、倚重和理解、運用；它不是指迷信法律條文本身，而是指一種超越條文的法律信念，是對公平和正義的永恒追求。張一正是基于對法律的信仰，才用心去研究法律!因為信仰法律，才持之以恒地按照法律的規則去追求，去探索，去抗爭，在一次次追求、探索、抗爭中，捍衛公司權益，實現自身價值。

第三篇：法學家之死與法律信仰

法學家之死與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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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擁軍

本文發表于2002年9月30日《人民法院報》法治時代版

公元前399年在地中海沿岸的雅典，一個偉大的法學家被處死了，他就是世界的哲人——蘇格拉底。他被控犯有違反宗教、褻瀆神靈和腐化青年等莫須有之罪，并被判處死刑——飲毒鳩而死。在獄中時，蘇格拉底本有機會逃之夭夭，事實上，他的弟子也已經買通了能阻止他逃跑的人。但他拒絕了，因為他不愿違反法律。他認為，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的要求，法律一旦制定，不管合理與否，作為公民都必須遵守。他的弟子，偉大的柏拉圖對老師臨刑的場面是這樣記載的：“他（獄卒）把杯子遞給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輕松自如、溫文爾雅地接過杯子，毫無懼色地說：?您說我可以用這杯酒祭奠神靈嗎？能還不能？?獄卒回答說：?我就準備了這么多，蘇格拉底，再也沒有了。??我明白了，?他說，?不過我可以而且必須祈求眾神保佑我在去另一個世界的旅途中一路平安——但愿我的祈求能得到滿足。?說完，他把杯子舉到唇邊，高高興興地將毒鳩一飲而盡。”（見文聘元著：《西方哲學的故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頁）

半個多世紀后，即公元前338年，在黃河流域周王朝的諸侯國——秦國，一個著名的法學家也被處死了，他就是使秦國統一法度，富國強兵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這樣記載到：秦孝公死后，惠王繼位，有人告發商鞅謀反，遂惠王派人捉捕商鞅。商鞅逃到邊境，打算到客店住宿，店主拒絕了并告訴他：“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有法令規定，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店主與客人同時受罰。）商鞅感嘆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真想不到制定法律的弊病竟到了這樣的地步啊！）于是他又逃到魏國，魏國懼怕秦國，不敢收留他，便把他送回秦國。入秦后，他又逃到商邑，舉兵伐秦，兵敗后被殺。這就是歷史上的著名的“作法自斃”的故事。從以上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同是面對死神商鞅可沒有蘇格拉底那樣從容，為了逃生，他不惜幾次規避或違反法律。試想，如果蘇格拉底是商鞅，他會要求店主收留他嗎？我想他不會，他會覺得如果那樣做，不但自己違法，還會造成別人違法，他怎么能允許自己或別人破壞他神圣的法律呢？如果商鞅是蘇格拉底，他會作以待斃嗎？我想也不會。他也許會想：法是我定的，我將不在，法何存焉？逃生才是正理。

由此說開去，兩個法學家對待死亡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不同文化下的法制觀的差異，即法律信仰主義與法律工具主義的差異。源于地中海文明的西方法律文化，一開始就和宗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一提及宗教，我們通常是把它作為法治的大敵來認識的，因為近代法治主義的勝利是伴隨民主、自由、科學反對中世紀的神權而取得的。如果經過細致地考察，你就會發現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其實宗教神學并不排斥法律。《圣經》中耶穌曾說過：“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馬太福音》第五章，第17—18節）自然法就是宗教和法律的結合形式，正如古羅馬著名法律家西塞羅所描述的那樣：“法是上帝貫徹始終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強制或者依靠約束支配一切事物。為此，上帝把剛才贊美的那個法賦予人類。”（西塞羅：《法律篇》）事實上，即使是中世紀的歐洲，宗教法也是統治者實施統治的重要形式。宗教的存在強化了人們對法律的信仰，法治主義幾千年來在西方社會經久不衰，其精神之源就在于此，蘇格拉底慷慨赴死的超越性動機也莫不如此。內化成信仰的法律一直成為調整西方世俗社會最權威的力量，甚至國王也不能逃脫它的約束。于是，西方社會就有了這樣的法律格言：“國王站在一切人之上，但須站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若不是法律許可，國王將一無所能。”；就有了諸如磨坊主告敗皇帝、柯克法官責批國王等一幕幕生動的法律故事。正是基于這種信仰，法律才成為限制權力、保護權利的重要力量，因為人們有這樣的認同：只有國王按照法律行事才是符合正義的，不遵守法律便是踐踏了正義，故而就失去了人民擁戴的基礎。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人民推斷頭臺的。

源于黃河文明的中華文化，一開始就與民主和法治無緣。古中國人對人的崇拜勝過對神的崇拜，這必然導致皇帝的專權，而專制社會下，秩序是其追求的首要價值，因此，在該種文化下，法律一直是以維護王權和秩序的工具而出現的。正如商鞅所說：“法有，君臣之所共操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君書?修權》）“秉權而立,垂法而立。”（《商君書?壹言》）既然是一種工具，那么它就只是一種功利性的器物而已，不可能內化為人們心中的信仰。對待法律，商鞅之所以不如蘇格拉底，究其實質，根源就在于此。既然只是統治者手中的一種工具，它必然只能對臣民有效，而對君王無效。事實上，歷代統治者無不是一旦認為法律有助其統治時便高舉法制，而一旦認為法律有礙自己意志的實現時，便會毫無顧忌地破壞法律。時至今日，中國的法制仍有很強的工具主義色彩，不屑說極左時代對法律“刀把子”“印把子”的稱謂，就時下所宣揚的“為市場經濟保駕護航”、“是社會長治久安的保障”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來說，也是深受其影響使然。每年我們都能出臺十幾部甚至幾十部法律法規，而實際上這些法律法規對百姓的約束要遠比對政府的約束大的多。如果法律不能約束政府，法治是如何也建不成的。中國人傳統中的“懼法”、“厭法”心理加之日趨嚴重的司法腐敗，促成了當代中國新一輪的法律信仰危機。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因為我們必須知道：法治的真諦在于信仰，一種宗教徒般的虔誠而真摯的信仰。

作者：李擁軍，吉林大學法學院、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法理學碩士研究生。

第四篇：讓法律成為全民信仰

讓法律成為全民信仰

王琳 《 光明日報 》（2014年10月31日 02 版）

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主題，是近期海內外輿論目光聚焦的核心。“依法治國”最大的“升級”就是把之前常見的“法律體系”變成了“法治體系”。

法律體系是靜態的文本，法治體系則是動態的法的實現過程。要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讓靜態的法律從文本走進國民內心，并指導具體行為。如公報中所言，“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

法學界有兩句名言。一句是伯爾曼說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另一句是盧梭說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將法律信仰視為依法治國的基石，一點也不為過。

從1986年起就開始了全國性的普法教育活動，到今年已是“六五普法”的第四個年頭。從“送法下鄉”“送法進學校”“送法進企業”，再到“送法進機關”，法制宣傳教育效果可稱明顯。但客觀而論，這種普法的成果離“全民守法”還有相當的距離。

過去，民間對中國的法治現狀有這樣的調侃，“三個基本法：領導的看法、領導的想法、領導的說法；三個司法原則：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法律；三個法治狀況：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性執法”。尤其對于一些權益受到侵害的民眾而言，“信法不如信訪，信訪不如信網”幾乎成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1 “規則信仰”。當執法不嚴、司法不公阻礙于公平正義面前時，當法律武器難以幫助公眾排除維權障礙時，從法外尋求救濟乃至激進措施就很容易發生。

另一方面，法律信仰的培育，還得著眼于公民合法權益的維護，讓所有人都能從“聽得懂的良法”和“看得見的公正”中，去獲得對守法的內心遵從。立法要科學，執法要嚴格，司法要公正，權力運行要在法律劃定的軌道之內。

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基礎上，進一步要求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只有“科學立法”，才能“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并最終實現“全民守法”。在“民以吏為師”的傳統仍然根深蒂固的當下，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為法所治、受法制約，并能做到依法而為，就是對全民最好的普法。這也是當下最重要的法律信仰培育。

第五篇：法律信仰研究文獻綜述

法律信仰研究文獻綜述（簡潔版）

關于法律信仰的問題，在西方更多的體現為是一種自然、必然的內在意識。眾所周知，在西方法治思想健全的現代社會里，法律信仰的轉型是伴隨著人的主體性的凸顯而發生的。本文旨趣不在于考察西方法治社會法律信仰的現狀，而著眼于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語境下我國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總體來說，我國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態度大致有三種：其一，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律信仰是極其重要的思想建構和必然要求，是支持法律信仰的提法的；其二，認為法律信仰的提法本身是不科學的，而且不符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求；其三，文章的研究避開法律信仰的提法是否科學，直接去論述法律信仰的實質以及如何建構社會主義法律信仰，或者只是指出我國法律信仰問題的內在困境，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和第一類看法是內在的一致的。本文將對此做綜合的評述，并認為法律信仰在我國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法律信仰構建的一些思考。1 問題的引入

根據筆者在中國知網的檢索，自1995年至今，以法律信仰作為文章標題為檢索條件，大概有500余篇公開發表論述有關法律信仰問題的文章。其中不乏法學界以及哲學界的一些著名的學者的精彩論述，還有一些青年學者的研究，另外還有近十余本國內知名高校的碩士、博士畢業論文的專著。除此之外，關于法律信仰的專著也頗多。

但是，圍繞著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意見。2011年３月１０日吳邦國委員長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說，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在這個大背景下，討論社會主義法律信仰的問題，就顯得更為重要。“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它不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還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覺和獻身，以及他的信仰。”[1]。我國已經初步構建了完整的法律體系，然而，如果法律信仰問題不能得到相應的解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構建仍將任重道遠，甚至是空有法律，但是不能深入人心，將導致陽奉陰違，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造成更大的傷害。

因此，圍繞著法律信仰的研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文章第二部分將對此做一個綜述。法律信仰研究綜述

1.1 支持法律信仰論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世紀末，法學界出現了一批論述法律信仰的文章，眾所周知，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在1999年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個時期，出現的有關法律信仰的文章，都把法律信仰作為法律能否順利實施基礎。其中謝暉的文章《法律信仰與法律懷疑精神》對法律信仰與法律懷疑精神進行分析探討，認為公民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信仰是法律能否順利實現的重要心理基礎。[2]在此后他的文章《法律信仰：歷史、對象及主觀條件》中，考察了人類史上的法律信仰，在該文中，作者分析了作為信仰的法律所必須的品質，另外從主觀條件上，認為只有主體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運用權利、遵守義務，才能把內在的法律信念與外在的法律行為完善地結合起來，形成法律信仰。[3]我們從這類文章中，可以清晰的看出，當時的學者，對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期待以及對法律信仰問題的重視。另外，有的學者，根據對當時我國現狀的分析，認為“一個業已臨近的將嚴重影響中國法治化進程的危機—公眾對于法律信仰的失落，卻已顯見。”[4]主要的觀點認為，一個社會若失去了民眾對法律的信仰與尊重，即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的法律，也難以內化為一種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從而難以完成建立法治社會的歷史使命。在該文中，作者從我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傳統的政治文化以及法律儀式的過程透明化等方面認真分析了在我國法律不被信仰的內在原因。在筆者看來總體上來說是切中要害的，但是在原因分析中，對于法律儀式的論述，筆者認為不能作為根本原因的，因為司法過程中的公開化是進行法治教育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在1999年前的文獻中，還有幾篇重要的文獻，從理解法治的精神意蘊層面來論述法律信仰的，認為“法治社會的有效建立, 最為基礎、也最為關鍵的，乃是作為其基礎以支撐整個法治大廈的精神層面的意識與觀念的確立，是作為其內在靈魂的“軟件”系統的開發。”，進而認為法治的精神意蘊在于信仰，一種宗教般虔誠而真摯的對法的信仰。[5]這個觀點和美國法學家伯爾曼的思想是契合的，伯爾曼認為：人們的法律情感賴此得以培養和外化。否則，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同樣，任何一種宗教內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沒有這些，它就會退化成為私人的狂信。[6]對于法律，公民心中如同宗教般的認可和尊重，才能在社會中得到真正的貫徹和實施。學者陳金釗在同年（1997年）發表的《論法律信仰—法治社會的精神要素》，也持這種觀點，其他的文獻在此不再贅述[7]。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寫進憲法，有關法律信仰的文章、專著越來越多，相關的討論也更加的細致。在不斷深入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和觀點，有相當的一些學者，開始質疑法律信仰的提法以及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背景下的困境。但是還是有很多學者堅持法律信仰的科學性以及重要性，并有相互的爭論。筆者認為，學術的爭論對學術發展的重要性，特別是對從事法學研究以及致力于法學事業的研究者和學習者來說，更顯得尤為重要。

支持法律信仰論者，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更多的把重點放在了如何構建社會主義法律信仰上，出現了大批的學術論文和專著。認為：立法方面的制度設計、執法方面的嚴格、司法方面的公正以及法制教育是構建法律信仰的四個重要途徑[8]；有的學者對法律信仰做了更為深入的界定，認為法律信仰乃是一種法律的文化認同，或者說，是文化認同的法律表現，從而，它是一種文化自覺，或者說，必將連帶推導至文化自覺。認為正是法律愛國主義將是整個民族國家得以凝聚的共同基礎[9]；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客觀評價了法律信仰培育過程的漫長性，認為需要主客體共同努力[10]；還有的學者認為，民眾（民眾、法律職業者與法學家）對法的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產生了雙重認同，尤其是對于在文本與現實之間起橋梁作用的法律人有了內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內化為主體心中穩定的精神內蘊，才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合理路徑[11]；還有學者把權利作為法律到信仰的路徑選擇，認為權利是法律的精神與靈魂，法律舍此將不可能被信仰[12]。

我們從上述文獻的綜述中，不難看出，法律信仰支持論者對法律信仰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此后還有許多學者，指出了主張在法律之上虛構一個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則有利于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并主張揭示法律的理想形態與現實形態，有必要把法律作事實分析和價值分析；持此種相似觀點的文章也頗多，有的直接指出法律能被信仰的法律是自然法，借住西方自然法學派的自然法理念，來作為法律信仰的對象[14]。

從整體上來看，根據筆者在上面綜述中指出的一樣，法律信仰論者對法律信仰的研究是從法律信仰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意蘊和要求這樣的價值判斷上開始，即是從法律信仰應當是怎樣層面上展開研究和論述的。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法治社會建設的大背景下，有較多的學者開始從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即從路徑上展開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和成果。當然，因為學者進入此領域研究的視角不同，對法律信仰論的研究并未都呈現出這種演進的特征。但是總體上，筆者認為從價值判斷進入到事實確實是怎樣，以及如何構建的發展的大趨勢的。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導言部分第12頁，說明該書的旨趣的時候指出：本書所能傳授的，不可能把國家從其應該怎樣的角度來教，而是在于說明對國家這一倫理世界應該怎樣來認識。并指出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合理的。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因此，對法律信仰的研究，有的學者根據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哲

學基礎，提出了區別于或者不同于法律信仰論者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法律信仰在中國，是不能的或者是不符合有著豐富傳統文化國情的。

1.2法律信仰質疑論

根據上述整理和分析指出，有相當的一些學者，對法律信仰論的提法是持懷疑態度甚至是反對態度的。在該節，筆者將對此做一個綜合評述。

此類觀點的出現，根據筆者的整理，是對產生于西方法治理念背景下法律信仰是否就能一定適用于有中國特色國情的法治建設語境的懷疑開始的，認為：法律信仰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蘊。我國學術界在提出這一概念時并未注意到法律信仰的語境差異，因而存在概念定義和使用上的諸多問題。構建法律信仰概念不僅要考慮中國的法律語境，而且還要切合中國人的信仰生活，遵循概念定義和邏輯規則[15]。這種觀點，在筆者看來是必要的。從我國傳統來看，我國是有著近兩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的國家，法律在我國有著和西方法治國家有著不同含義，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形象的指出中國在禮治之下的法律和西方宗教之下的法律的不同，甚至說：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16]。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法治秩序的生成和法律信仰的確立是一個多元互動的過程。認為不能簡單地奢望法律信仰的單獨確立。其主要的觀點就是法律信仰的問題不是單獨的信仰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于整個法律秩序的問題[17]。他提出了五組法律信仰的內在悖論，指出了法律信仰問題的復雜性和內在矛盾運動；此外，還有學者質疑法律信仰的提法，認為法律信仰的提法是有違法理的：信仰屬于自為的領域，不能被要求和強制。除非我們僅將法律局限地理解為超驗的自然法，否則，實在法由于其無法祛除的工具性、無法克服的缺憾性不可能成為被信仰的對象；同時，若要求人們信仰它，事實上就否定了人們對國家法律持有懷疑主義和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使國家法律喪失不斷改革、完善和進步的可能與動力，最終導致危害法治的后果[18]。

筆者認為，這種對法律信仰的客體，即法律提出了質疑，眾所周知，法律在我國法理學教科書中定義為，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以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根據作者的論述，信仰規范是不科學的，該學者似乎認為以社會信任的法律重構作為更合適的表達[19]。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論文，其中有對法律信仰直接展開批判，文章主要認為，中國法學界的“法律信仰”命題，是對美國學者伯爾曼有關法與信仰(宗教)之關系論述的誤解，導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錯誤觀念。因此，作者主張從理論上對這一命題進一步進行反思和批判。在文章中，作者認為從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國建立法治的途徑不能依賴法律信仰，而應是加強法與社會的溝通，增加法的現實性、可行性、合理性與正當性。[20] 在該論文之后，引發了法律信仰論者以及法律信仰懷疑論乃至批判論者之間的討論。有的學者支持了上述論文關于法律信仰的批判，也認為法律信仰這一命題是國內學者對伯爾曼本義的誤解，認為我國建立法治的途徑不能依賴法律信仰，中國法制化建設的關鍵是樹立法律信念、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法律權威和法律至上的觀念。[21]

也有的學者直接指出如果接受來自西方所謂法律信仰的命題，而不顧我國國情，將會導致權力崇拜、專制主義的興起等嚴重危害后果。[22]

筆者分析認為，法律信仰論批判者的論述都聚焦在法律信仰這個命題的科學性上。認為法律信仰的命題，自然被信仰的是法律，但是據他們的研究論證，法律是不具備被信仰的品質的。誠然，根據上述有關學者的論述，信仰作為規范的法律是不符合法理的。然而，法律在法治的背景下，從來都不能被認為單純的是一種規范體系，也不能單純的被認為是一種統治工具。如果法治社會的建設就僅僅意味著法律體系的完備，那我們是否就可以說，我們現在已經建設成為一個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了？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考慮到在我國傳統社會

中，法律的本質，就是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工具，我國的法律從未上升到治國的理念，更談不上和宗教結合在一起，成為國民內心的信念乃至信仰了。

針對法律信仰懷疑批判論者的論述，有學者也針鋒相對的提出了反批判，認為，法律信仰是信仰者結合超驗體驗和理性確信、穿越精神虛擬和物質現實,強化主體意識和工具價值的一種超現實的精神活動。并提出構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語境下的法律信仰途徑，即建構實在法、倫理法和自然法三位一體的法律信仰的理想圖景，來彌合法律文化的斷裂和混亂，進而發揮法律信仰的精神激勵、文化整合、凝聚和約束功能。文章以辛辣的口吻宣示：至此從根本上驗證了為現實功利所累，站在此岸看彼岸的法律信仰不可能論者的不堪一擊。[23] 3 總結

本文梳理和評論了學界對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成果，并囿于文章篇幅不能展開詳細的論述。眾所周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的治國方略，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法治建設上的體現。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法治就是民主與法制的統一，有了完備的、符合實際的法律體系，又能得到普遍的實施，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所有法律從業者，乃至政府機構及其公務人員在內所有公民在內心深處對法律信任、信賴最后能化為內心的準則并信仰的時候，法治才能說真正的建立、完備起來。

不論是正面論述構建法律信仰的內在、外在（主觀、客觀）條件，還是從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民主、嚴格和公正，亦或是從基本的公民法律教育做起，對法律信仰的構建都是有建設性意義的路徑；不論是批評法律信仰不可能者還是擔憂法律如果被信仰將會導致專制主義危險的看法，都沒有否認作為必須擁有精神家園的人應該具有信仰的事實。在社會中，不單是個人，乃至整個社會有了信仰，可以促進社會共同體增強凝聚力，減緩社會沖突，并為社會成員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支持，更好地發揮社會共同信仰對人類實踐活動的推動作用。那么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語境下，如果不是去信仰法律，那么我們還能去信仰什么？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概念總是從抽象延伸到具體，然后再上升到抽象，最后成為自己的概念。還說哲學形成為一個圓圈：它有一個最初的、直接的東西，因為它總得有一個開端，即一個未得到證明的東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成果。黑格爾所贊賞的天真的意識，在筆者看來就是我們去理解和認識世界乃至法治現象的開始。我們應該去接受法治的理念，去接受公平正義，去接受人人平等，去接受權利的意識等等。把這些理念作為我們的天真的意識，然后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使其現實化，形成一個圓圈，成為自己的理念。誠然，現在我們國家處在一個轉型的階段，我們國家有著悠久的封建人治傳統。捫心自問，我們的天真意識里，隱藏著多少是對權力的追求和金錢的迷戀，而又有多少是對權利和公平正義的希冀和信仰？

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一書中，反復的強調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筆者認為雖然從語境上來說，我們國家和西方法治國家確實有著巨大的差別和不同，但是在走向法治的道路上，我們依然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那就是法律必須深入民心，否則，法律只會被當做一種統治工具，而不是保護自己權利的根本保證。那么，在當下，如何才能讓法律得到普遍的信任乃至信仰？筆者囿于篇幅，不在此詳細討論。

[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M].北京:三聯書店.1991.28謝暉.法律信仰與法律懷疑精神[J].法律科學,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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