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內容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 匯率制度 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幣匯率處于基本穩定階段。

自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如圖1)。

3．從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人民幣貿易內部結算價時期(1973—1978)：人民幣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匯率調整頻繁。

1968年我國在國際結算中試行人民幣匯價結算，人民幣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對外商品的價格、外匯收支和外商的盈虧。同時，由于國際貨幣體系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國停止各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1973年3月，西方貨幣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匯率波動日益頻繁。在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為了避免西方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推行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保持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相對穩定，促進對外經貿的正常開展，我國采用釘住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選用與我國外貿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組成“貨幣籃子”，再根據“籃”中貨幣浮動情況及我國政策進行調整，貨幣籃子的種類及其權重多少由國家統一掌握，并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加以變動，其中，美元、日元、英鎊、西德馬克、瑞士法郎等在貨幣籃子中始終占重要地位。由于選用貨幣和權重的變動，該時期人民幣匯率變動頻繁，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就調整了61次之多。人民幣匯率基本上穩定在各國之間匯率的中間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兩次貶值，以后美元匯率又持續

下浮，在1972年人民幣匯率偏離2．46人民幣／美元后，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達到1．49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匯率高估現象不斷趨向嚴重。這種“釘住匯率制”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減少了國際匯率波動對本國貨幣的影響，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但該種方式卻因籃子貨幣的幣種選擇和權數確定客觀依據不足，而使匯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證；同時國際市場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嚴重背離，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逐漸消失，蛻化為外貿會計核算的標準，貿易和非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拉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間矛盾加劇，從而影響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則制定，成為計劃經濟的調節工具。但高度的計劃性決定了市場力量對匯率幾乎不起到任何作用，匯率水平無法真正反映外匯相對短缺的情況。為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中的杠桿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我國改革開放后便對人民幣制度進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中的經濟轉軌時期1979年起，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其中下放外匯經營僅，實行分散經營，使得由于匯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虧損成為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由此拉開了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幣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時期(1981—1984)。

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嚴重高估，長期以來的貿易與非貿易單一匯率制度已無法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對擴大出口不利。表1為1975—1979年間我國平均出口換匯成本與人民幣官方匯率。如1979年我國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國平均換匯成本為2．41元，而出口企業按銀行牌價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幣，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業要虧損0．855 5元，從而造成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而經營進口反而賺錢的不合理現象。

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外貿體制，包括打破外貿壟斷經營、建立外貿企業自我運行機制、改革進出口和外匯管理體制、消除價格和匯率扭曲等。為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我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對外貿易單位和出口生產企業把收入的外匯賣給國家，國家按一定比例撥給他們相應的外匯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貿易內部結算價按照1978年全國平均換匯成本2．53人民幣／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潤計算出來的，計算出來2．8人民幣／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變動不大，貿易內部結算價沒有變動(如圖2)。同時公布牌價，仍采用“釘住匯率制”的計價原則。這樣人民幣匯率在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牌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貿易內部結算價限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而官方匯率主要適用于旅游、運輸、保險等勞務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下的僑匯等外匯結算。

貿易內部結算價的采用，解決了外貿部門出口換匯成本過高以至于出口虧損的問題，加上當時國內物價較為平穩，而美元匯率因采取擴大財攻赤字、緊縮通貨等政策處于升值狀態，西方國家經濟走向復蘇，我國的貿易收支明顯好轉，外匯儲備明顯增加。1984年外匯儲備年末累計余額170．42億特別提款權，為歷史上和20世紀80年代最高水平。但實行內部結算價也暴露了一系列問題，它影響了非貿易部門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貿虧損增大，在對外經濟中陷入被動，造成了外匯管理的混亂，更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實行內部結算價注定成為一個過渡時期的應急措施。

2．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時期(1985—1993)。從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應用于貿易結算和非貿易外匯兌換。為了消除匯率高估，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我國多次大幅度調整官方匯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幣／美元逐步調整到3．20人民幣／美元，下調12．5％。l986年7月5日調至3．70人民幣／美元，下調21．6％。1990年11月17日調至5．22人民幣／美元，下調9．6％。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后于國內物價的上漲。

為鼓勵出口，在人民幣匯率下調的同時，1985年國家又一次提高外匯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匯金額比例留成的辦法。1985年12月我國改變由中國銀行多年舉辦外匯調劑業務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調劑市場匯率日益成為補償出口虧損、促進出口增長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國外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外貿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并對輕工、工藝、服裝三個行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991年外貿由補貼機制轉向自負盈虧機制，取消財政補貼。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幣匯率成為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幣官方匯率雖然經過1981年到1990年匯率制度的改革，幾次大幅度的下調，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匯率的下調，匯率依然偏高。同時，鑒于前幾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調人民幣匯率對國民經濟和物價影響較大，企業難以承受，因此從1991年4月9日起，官方匯率的調整改為小步緩慢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官方匯率，難以解決外貿核算問題。所以從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增加留成外匯比例，擴大外匯調劑量，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利用市場利率，解決出口虧損，鼓勵進口，限制非必需品進口，實行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制”。官方匯率從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幣／美元小步調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幣／美元，下調9．6％。調劑市場匯率按照市場供求狀況浮動，波動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進口需求猛增，外匯求大于供，市場匯率不斷下跌，由5．70／美元貶值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幣／美元。為了限制匯率投機性上漲，一度實行限價，造成外匯流向場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價，市場匯率驟升至11．20人民幣／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對市場進行干預下，到1993年底市場匯率回落到8．72人民幣／美元。

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計劃匯率向市場匯率過渡的形式，雙軌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過，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幣兩種對外價格和核算標準，不利于外匯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在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

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第二篇：中國匯率改革歷史回顧

我國匯率體制改革

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回顧人民幣匯率制度五十多年來的演變,對于我們更好地認清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義；對于我們保持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更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也具有重大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機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為分界點，可以分為兩大階段:

1．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起伏回升階段。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的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

(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3—1972)：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階段。

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

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

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我國已在匯率改革的路上走了很遠，現在走在一個選擇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加以重視和考慮的因素和新的環境下的有新的政策和目標如下：

一、當前面臨的問題

1、對居民和企業的外匯交易行為的限制，如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貨幣可兌換，銀行對個人和機構客戶的結、售匯制度安排等；

2、對金融機構外匯交易市場的組織安排，比如確定指定外匯經營機構，建立和完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規定金融機構持有周轉外匯資金的比例；

3、匯率體制安排，包括實行浮動匯率制還是固定匯率，是單一盯住還是復合盯住；

4、宏觀經濟當局的匯率政策，這主要指貨幣當局對國際儲備資金的運用以及外匯買賣活動影響來外匯市場供求總量，從而影響匯率水平及其變動。

二、改革原因（引自發改委體改所研究員張海魚）

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94年。1994年1月1日，我國對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實行銀行結售匯，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國接受

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通過強制結售匯、外匯指定銀行的頭寸上限管理、外匯市場上嚴格的浮動區間限制，以及資本賬戶的嚴格管制，有效地控制了企業、銀行和個人對于外匯的供給和需求，保證人民銀行對匯率波動的有效控制。根據規定，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人民銀行公布的交易中間價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這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9年調整其匯率制度分類方法時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促進貿易、引進外資、保持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應該說，上述匯率制度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最佳選擇。然而，今天再來看這一制度時，就會發現很多問題。首先是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之間注定存在著沖突。我國的外匯儲備從1993年的212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033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近20倍。2004年我國外匯儲備又激增了2066億美元，達到6099億美元。經常項目順差，相當于我們向發達國家輸出了很多資本。對我們這樣的資本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大量的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浪費。而且，美元、歐元等貨幣貶值，我們也會被動的遭受損失。

其次，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使中國貨幣政策失去很大的獨立性。央行出于維護匯率穩定的考慮，必然會經常干預外匯市場，被動參與外匯買賣，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出現較大的波動。比如去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央行的貨幣政策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調控要緊縮貨幣；另一方面是外匯大量占款，外匯進來后商業銀行留了頭寸，剩下的賣給央行，央行相應的就要給它人民幣，于是貨幣就這么放出來了。

同時，維護匯率穩定的成本也在不斷增加。比如，央行在外匯市場頻繁的吞吐，增加了市場操作成本；對資本項目嚴格的管制，延緩了利率市場化及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增加了改革的成本；隨著資本的自由流動，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將更為復雜，央行管制定價的成本也越來越高。為了回籠貨幣，央行2001年開始發明了銀行票據，也承擔了大量的利息支出成本，壓力越來越大。

此外，現行的匯率政策使匯率風險不能分散于各微觀經濟主體，而主要由中央銀行承擔，不利于企業風險意識的樹立和增強。而且，名義匯率隨著美元被動升值和被動貶值，也增加了與有關貿易伙伴國的摩擦與矛盾，惡化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

三、未來發展方向

中國加入WTO，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擴大對外貿易活動，增強中國市場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幫助中國提高國際知名度和國際競爭力，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勢頭，為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目標增強經濟基礎。

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外匯和匯率體制的發展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是增加人民幣的對外可兌換性；第二是提高人民幣匯率和體制的靈活性；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能幫助緩解外來沖擊的不利影響，并為國內貨幣政策的操作提供一個方便的工具，另外，也有利于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健全的外匯市場體系，促進對外貿易活動，提高經濟宏觀調控能力。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改革也伴隨著風險，主要由市場預期的不穩定性、貨幣投機行為的蔓延、大量資金轉向短期性貨幣市場導致。

從操作上看，高程度靈活的匯率體制和可兌換性的結合比固定匯率制和貨幣可兌換相結合容易，面對沖擊時，可以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會調整來緩解沖擊效應，而不需要依靠貨幣政策的實施。

綜合以上原因，在政策上，我們可以考慮將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和可兌換性結合起來，讓其相輔相成，讓匯率體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第三篇：論中國匯率制度走向講稿

中國匯率制度走向

090360106

趙昱

我國的匯率制度的歷史性變化

在近十年間，我國的匯率制度經過了三次重大的根本性調整。

1994年,我國實現了匯率并軌,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主動收窄匯率浮動區間,雖然仍然保留“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演變為“準固定匯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銀行公布了《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重新確立了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從盯住美元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并將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2005年的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大大重于匯率水平的調整,它標志著中國在邁向真正有彈性和可浮動的匯率制度方面走出了關鍵性的歷史一步。

人民幣匯率變化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8.2765上調至8.1100，上調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8∶1的心理關口，達到1美元兌7.9982元人民幣。

2007年1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突破7.8，同時人民幣匯率13年來首次超過港幣。

2008年4月1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破7”，達到6.9920元人民幣兌1美元。

2011年8月11日，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首破6.4，1美元兌換6.3991元人民幣

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特點

1、鮮明的市場導向性。更大幅度地引入了市場的力量，市場化導向更加鮮明，市場供求對匯價的形成作用更加顯著。

2、“參考一籃子貨幣”：相較之前的單一盯住美元有更多的靈活性和局部可變性。參考一籃子貨幣有利于較好地應對美元不穩定所帶來的影響，降低人民幣多邊匯率的波動，從而保障我國匯率的安全。參考一籃子表明外幣之間的匯率變化會影響人民幣匯率，但參考一籃子貨幣不等于盯住一籃子貨幣，它還需要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另一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這將有利于增加匯率彈性，抑制單邊投機，維護多邊匯。

3、浮動匯率制：與市場化導向的一致性。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中央銀行主要起到濾波器的作用。隨著經濟適應程度的提高，濾波器的作用是可以減弱的、是自適應的。

現行匯率制度的正面效應分析

匯率制度由之前的固定匯率機制向浮動匯率機制轉變后帶來了一系列正面效應：

1、富有彈性。相比于之前的釘住單一美元的制度現行匯率制度更具彈性且經常波動，一籃子貨幣中貨幣的相互波動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壓力實際上較之原來是下降了，有利于穩定匯率預期。同時保留了央行對調節匯率的主動權和控制權，有效的規避世界上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動給人民幣帶來沖擊由此引發的結構失衡，從而增強了我國應對投機壓力的能力。

2、與國際接軌。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不斷加快，我國同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也越來越密切。從單一盯住美元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變化，更加符合中國經濟國際化、多元化的趨勢，使人民幣匯率制度日趨與國際接軌。

3、對市場反應靈敏。隨著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日益完善、市場作用在不斷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敏反應促進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有利于間接融資企業的發展。

4、有利于以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現行匯率政策推動外需擴張，帶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現行匯率制度的負面效應分析

在看到現行匯率制度的優點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其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

1、限制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著名的“三元悖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資本自由流動、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三者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決定了匯率變動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動，而是根據籃子中貨幣之間的匯率來被動調整的，是中央銀行被動干預的結果。因此，目前的匯率制極大地限制了我國實行貨幣政策的能力，并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

2、匯率基本上不能發揮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匯率的變動可以起到影響一國國際收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為調節一國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但在我國現行的匯率決定機制下，貨幣的比率被基本固定，而且匯率的波動范圍被限制在央行規定的一定幅度之內，從而使得匯率基本上失去了調節國際收支的經濟杠桿作用。

3、匯率調整缺乏準確依據，且維持成本較高。在匯率由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時，這一市場十分狹窄，而且僅限于由經常項目中的貿易項目派生出的外匯供求，但由于信息不對稱中央銀行無法獲取準確定價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此外，維持現行匯率制度增加貨幣政策靈活操作的難度，其總維持成本較高。

4、弱化了企業的風險意識。現有匯率制度約束了匯率變化的靈活性,使人民幣匯率的經濟杠桿功能被弱化,也淡化了交易主體的風險概念。如果人民幣僅是小幅波動，企業通過適當的內部調整就可以應對匯率變化，但未通過運用金融市場工具防范和化解匯率風險，因而，企業缺乏匯率風險意識和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造成了風險的累積,而這些風險的累積是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隱患。

5、銀行風險增加。雖然間接融資企業對匯率的敏感性強于對利率的敏感性，但是對浮動匯率制下的市場波動適應性較弱。這些企業向銀行的借款并不會隨利率的升降而出現大幅變化，但是企業經營國際貿易的收益卻會隨匯率的變化而波動。企業還貸不確定性增加，銀行貸款回收率下降，貸款風險增大，呆賬壞賬增加，銀行利潤率和收益率隨之下降。

美國操縱匯率的手法

透過國際匯率制度歷史變遷的軌跡，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操縱匯率的慣用手法，其匯率政策的調整具有強烈的利己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美元一直是美國國家利益平衡和危機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無規律的漲跌與美國的經濟策略不謀而合。美國的匯率政策可謂是“予取予奪、隨心所欲”，需要貶值時，就立即操縱貶值；需要升值時，就立即操縱升值，該匯率政策的關鍵條件正是“浮動匯率”。當經常賬戶急劇飆升或者對外負債急劇增加時，為了促進出口、改善國際收支、降低對外凈負債，美聯儲則采取入市干預或迫使別國匯率升值等手段，操縱美元貶值。而當國際社會對美元信用有所質疑、資金流入美國速度大幅放緩之時，美國政府則會高唱強勢美元，甚至主動入市推高美元匯率。

人民幣升值的后果

人民幣升值可以增強進口購買力，有利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有利于企業自主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減少資源消耗，轉變外貿和經濟增長方式。

但是，以我國目前的經濟競爭力，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如果倉促讓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將會使我國陷入既無法化解升值帶來的外部風險，也無法充分利用升值帶來的積極影響，相反卻會嚴重削弱現階段的我國勞動力廉價等比較優勢，嚴重影響我國出口，造成大量失業和社會動蕩，過早結束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期。

當前人民幣升值過快，已經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嚴重的沖擊。

迎接挑戰的四大對策

為防止通貨膨脹失控和防止經濟大幅下滑，我們必須采用財政、稅收、價格等經濟杠桿。

一：暫緩人民幣升值。目前，大量的熱錢通過各種渠道進來我國，金融風險正在不斷地累計。要扭轉這種局面，除了采取嚴厲管制措施外，必須利用匯率工具，果斷地暫緩人民幣升值，切斷國際投機資金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要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及國內承受能力，在一定的幅度內，使之有升有貶，并不斷創造有利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國內、國際環境。

二：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以低價格要素制造價廉物美的商品來貼補國外的消費者，致使國內初級產品對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同時，大量資源消耗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環境成本越來越高。為此，要根據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針對不同產業和不同類別的資源能源產品推進價格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強制企業承擔環境保護、生產安全等方面的社會成本。

三：加快經濟轉型的改革。轉型的內容可以用三個“轉變”概括：一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轉變；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依靠科技進步，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則人民幣升值不僅能降低企業成本，而且會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所以，加快經濟轉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會變成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

四：推進金融改革，建立風險防范系統。目前，我國金融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期。我們既要推進金融改革開放，又要加強對某項領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預防性、應對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風險。

為此，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其次，穩妥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第三、改善外匯儲備結構，增加黃金及石油儲備；第四、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可，要建立完備的金融風險識別、預警和控制體系。

對中國未來匯率體制發展展望

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是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標，包括人民幣匯率政策在內的一切宏觀調控政策都需以此為最基本的出發點。與人民幣利率的完全市場化和資本項目管制的放寬一樣，匯率形成機制對于中國這樣自主的龐大經濟體而言，只是諸種考慮的經濟變量之一。判斷其匯率制度是否合適的主要標準是它與國內實體經濟的關系，實體經濟在這種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下是否良性運行，以及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持續。匯率應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增長與金融穩定。

中國政策制定以自身考慮為主，同時也強調考慮亞太和世界的經濟。中國正逐漸變為一個經濟大國，既要考慮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平衡，也歷來重視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相互作用。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的互補性增強。穩定人民幣匯率，一方面會帶動我國外貿出口發展，有助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金融穩定，市場容量不斷擴大，會增加進口需求，拉動其他國家出口擴張。完善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應是必然的選擇。現階段，我國必須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資本管制之間尋求某種平衡，既能保持貨幣政策的相對獨立性，又能兼顧匯率的穩定性和靈活性，同時使資本管制發揮一定效果。

1、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浮動

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實力的進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調控能力的進一步加強，我國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動匯率制轉向單獨浮動匯率制。但目前的主要工作還是加強完善現行匯率制度。

2、堅持匯率改革市場化方向的同時要打破市場對人民幣單邊升值的預期。近些兩年來，人民幣匯率較均幅的、緩慢的爬升，使市場上形成了強烈的、可預測的升值幅度預期。這使得國際投機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國內，進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這不僅不利于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的穩定，而且給宏觀經濟調控帶來了很大困難。因此，打破市場上人民幣可測算的升值預期刻不容緩。

3、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話語權并贏得外部支持。一國匯率的變動會影響到相關國家的利益，因此，一國匯率制度的改變也常常會引起國際上的干預或協調。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和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團的壓力不斷地通過政治等途徑對中國政府施壓。在這種情況下，我國要主動應對，加大國際游說和溝通的力度，保持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話語權，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贏得有利的外部環境。

4、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深化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改革。當前要加快發展外匯市場和各種外匯衍生品，為微觀經濟主體提供更多、更好的風險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許開辦人民幣外匯貨幣遠期和互換的基礎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幣期貨和期權交易等。從匯率改革的過程來看，今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難以預測，人民幣升值的空間也可能會大于預期。因此，企業必須加強對匯率問題的研究，提高風險意識，學會應用各種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金融機構應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與創新，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

5、協調好匯率與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的關系，保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匯率水平的基礎。如果一個國家利率水平高于國外，則會推動本國匯率上升，反之則下降，因此匯率制度改革要與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協調，共同維護幣值的穩定，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面對重壓下人民幣匯率的選擇

在短期內，從中國目前的具體經濟環境看，現行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應是向自由浮動匯率制轉型階段的最優選擇。目前面對外部重壓下的人民幣匯率的選擇，我們要堅持保障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我們靈活解決對外爭端的智慧，在充分揭露美國習慣操作國際匯率嘴臉的同時，耐心向全世界人們解釋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已經采取了有效措施提高匯率靈活性，而且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已經大幅升值了很多，希望得到其他國家和人們的理解，并且給出我們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切實可行的時間表。人民幣升值一定是個漸進的可控的過程，要小幅逐步地進行，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應該是根據自身的經濟情況來調整，而不是屈服于國際輿論的壓力和個別大國的操縱。

第四篇：人民幣匯率走勢回顧與展望

內容摘要：

摘要：2006年我國人民幣匯率的顯著特征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取向是，在穩定匯率的前提下，從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預期；其核心內容為：貨幣政策將突出匯率政策；采取合適的政策組合；適時調整匯率水平； 發展 和完善外匯市場。展望2007年，對人民幣匯率的基本判斷為：匯率浮動空間將會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小幅升值。

關 鍵 詞：人民幣匯率；回顧；展望

2006年是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的第一年，盡管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國內外多重的 政治、經濟 等方面的壓力，但人民幣匯率改革依然以穩健的步伐推進。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已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通過對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回顧，旨在分析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及其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力圖把握2007年人民幣匯率政策趨勢，并對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作出基本判斷。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及其主要影響因素

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特征可概括為：匯率彈性明顯增強、雙向波幅擴大、總體呈小幅升值態勢；而從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因素來看，美元走勢已成為最直接的因素。

(一)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和 金融 市場建設不斷加強，2006年人民幣匯率彈性明顯增強，初步形成了市場供求關系導向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

1.人民幣名義匯率呈波動性升值態勢

人民幣匯率屢創匯改以來新高，名義匯率波動性升值。2006年5月15日，中國 人民銀行發布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9982元，{1}首次“破八”。此后人民幣匯率保持在小額波動中的穩步上漲，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屢創新高。僅在2006年11月內，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相繼突破了7.88、7.87、7.86、7.85和7.84五個整數關口，當月累計升值近400個基點。2006年12月28日，人民幣匯率更是創出1美元兌7.8149元的新高；與2005年12月30日1美元兌換人民幣8.0702元相比，已上升2553個基點，升值幅度高達3.17%。人民幣對美元的加速升值，導致人民幣對港幣也加速升值。在2006年底，港幣現鈔兌換人民幣也首次跌破1比1，人民幣進入“港元區間”。

2.人民幣匯率雙向運行態勢顯現

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之后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調，雙向運行態勢顯現。2006年3月6日開始，人民幣匯率出現6個交易日的連跌，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特征；8月中旬和9月下旬，人民幣匯率經歷了較大回調；11月17日，連續第五個交易日下跌，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已經達到了7.8745。人民幣匯率共下跌78個基點，成為自3月份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匯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前期的升幅過大，累積的大量回調壓力得到集中釋放，這也是人民幣匯率運行機制更趨市場化的體現。

人民幣在短期內連續走高又蓄勢下跌，無論朝哪個方向，累計的漲跌幅度都相當可觀，這也顯示了人民幣匯率不僅日間的波動在日趨活躍，而且階段性的波動區間也在放大，彈性不斷增強。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相比較，人民幣對日元和歐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大。

3.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與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間匯率的波動相比，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速度和波動幅度仍屬小幅漸進。例如歐元兌美元，2006年1月初為1歐元兌1.1980美元，到11月29日為1歐元兌1.3146美元，升值18%，其中僅11月份就升值了2.9%。美元兌日元匯率，2006年初和11月末基本相同，但5月16日的年內最低點110.07與10月13日的年內最高點119.81，則相差達8.6%。英鎊兌美元，2006年1月3日為1英鎊兌1.7404美元，11月29日升值為1英鎊兌1.9492美元，漲幅為12%。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仍屬于基本穩定的態勢。

(二)影響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

1.正確看待人民幣匯率升值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出現緩慢升值的態勢，從深層原因來看，與我國經濟總量地位的提升和持續增長的預期密切相關。從宏觀經濟因素看，近幾年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穩定的增長，2004年和2005年的gdp增長率分別達到了10.1%和9.9%，2006年gdp增長率維持在10%以上。從長期來看，一國匯率水平與該國經濟實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因此，判斷人民幣的長期匯率走勢，來自于對我國經濟長期走勢的分析，這是決定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最為關鍵的因素。從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走勢來看，未來我國有望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特別是新一輪宏觀調控已經發揮了作用。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沒有重大干擾因素，我國經濟將會呈現穩定增長態勢，這也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的長期發展趨勢是升值的。但由于經濟發展周期性 規律 的作用，匯率會有回歸走勢即螺旋式盤旋上升的表現。

需要注意的是，看待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把握視角的轉變，由過去“釘”住“美元匯率”轉向關注“一籃子貨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已從固定匯率變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 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匯率波動日益加劇以及貿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觀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僅要有“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視角，更應該注重從“美元匯率”轉向“有效匯率”。根據國際金融的一般理論，貨幣升值或匯率上浮會產生“獎入限出”的效應，即鼓勵進口、限制出口。200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情況恰恰相反，進口價格漲幅顯著超過出口價格漲幅，而這種情況通常是在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才會發生。顯而易見，如果從真實有效匯率(reer)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是在升值，而是在貶值。

在人民幣兌美元的幾次快速升值過程中，人民幣兌歐元、英鎊、日元出現了大幅貶值，這就使得人民幣升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匯改時確定的人民幣匯率機制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因而關注人民幣匯率應該從對美元的單邊匯率轉向有效匯率。雖然據不同的有效匯率 計算 方法計算出的有效匯率結果不盡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遠小于兌歐元、日元等非美主要貨幣的貶值幅度時，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還是處于貶值狀態。在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以及美元走弱的情況下，人民幣要實現有效匯率升值，對美元的升值幅度可能還要大一些。我們不要將目光僅僅局限于人民幣兌美元的漲跌上，而應多視角透視匯率的變動，這樣才能正確理解人民幣匯率的波動。

2.美元走勢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變動的直接因素

由于人民幣匯率由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決定，因此它對美元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美元在國際匯市總體表現的影響。回顧2006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幾次大幅波動不難發現，美元在國際匯市的起伏幾乎成了決定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主要因素。人民幣匯率在2006年8月中旬的短期急速走低，其外部因素正是美元當時對其他國際貨幣整體走強。10月份以來，每當國際匯市上美元跌到一個新的低點，人民幣匯率就跟隨創出新高；而一旦美元反彈，人民幣匯率就會出現回調。特別是進入11月份以來，美元和人民幣之間反向聯動更為明顯，每次美元指數創出階段性新低，人民幣匯率幾乎都會報以匯改以來的新高。

在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不佳的影響下，美元遭受沉重打擊，美元兌各主要貨幣大幅下挫。2006年以來，美元相對于其他主要貨幣總體走弱，美元兌歐元匯率、美元兌英鎊匯率都跌至近兩年的最低水平。11月底，美國調低了2006年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預期值，而美聯儲會議紀要也顯示出多數成員預期經濟增長將放緩；此外，美國公布的勞工市場失業救濟人數遠高于市場預期。這些因素加重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悲觀情緒，推動了市場對美聯儲可能降息的預期，因而導致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升值。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從總體上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經濟運行的影響是正面的。2006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升值并沒有超出金融體系和 企業 的承受能力范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減慢，而且保持了強勁的勢頭。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踐已表明，除了局部行業受到預料中的影響之外，總體上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保持在相當穩健的水平上，經濟增長、物價和外貿形勢都相當良好，如2006年gdp增長達到10.6%，外貿順差達到了1770億美元。我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表現出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把匯率機制改革的影響加以消化，這就為下一階段繼續推進匯率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

人民幣兌美元自2005年7月匯改后一直保持著升值趨勢，但同時，2006年以來貿易順差卻屢次創出 歷史 新高，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并未降低貿易順差的增長，這說明我國企業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能力在增強。另一個有力的證據是，自2005年匯改以來，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然居高不下，而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是以出口導向型為主的。企業之所以擴大投資，說明企業還是有利可圖的。這反過來也證明人民幣漸進小幅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出口企業實際盈利能力比預期高，升值強化并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從匯改后一年來的情況看，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更多地體現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以及企業效率的提高。這種競爭的加劇，則體現為出口產品的價格降幅超過人民幣升值的幅度。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即部分企業以前隱藏了利潤。二是企業在匯改進程中增加了抗風險的能力，已經開始逐漸適應匯率改革的方向，并逐漸學會運用多種匯率避險工具來應對匯率風險。多樣化的匯率避險手段包括提高產品檔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生產效率、降低中間消耗、提高品牌影響力和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等，其中企業使用金融衍生產品、改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和投資外匯理財產品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另一方面，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遠期結售匯業務范圍和交易主體進一步擴大，企業使用遠期結售匯的便利度明顯提高。而銀行間人民幣遠期市場和掉期市場的逐漸活躍，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企業對新型匯率避險工具的適應能力和匯率風險管理意識都有所增強(巴曙松，2006)。[1]

從國內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改革對企業而言是利大于弊的。以2006年4月底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可以看出，自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和大半年的適度升值以來，企業的匯兌損失不僅沒有放大，反而實現了較大的匯兌凈收益。總體而言，受益企業的平均受益金額，是受損企業平均受損金額的8.3倍。同時，匯率改革對特定區域的影響，取決于企業應對匯率風險的管理能力，且大企業云集的地區(例如上海、北京等地)，比中小企業遍地開花的地區要做得好很多。

(二)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金融機構對于匯率浮動的承受能力也逐漸增強。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時，人民幣匯率一次性上調了2%；一年之后，人民幣升值3%以上，其間市場交易日間和日內波動幅度加大，金融體系運行正常。這與匯改之后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有很大關系。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逐步放寬銀行現匯、現鈔買賣價差限制，引導掛牌匯率由對稱性向非對稱性發展，外匯定價從“一視同仁”到差別定價發展。“一日多價”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匯率風險意識，并促使商業銀行從人民幣匯率產品的定價機制、平盤方法、操作流程、風險管理、it系統以及市場營銷等多個方面全面加強匯率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而各類金融衍生業務的陸續推出，對商業銀行在提高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商業銀行也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商機，通過加快業務創新爭取在新的競爭格局中搶占先發優勢，并鞏固自身的生存適應能力。在積極引導客戶增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認識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的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相應的避險、保值、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適時推出新的外匯理財產品，有效規避和控制匯率風險；與此同時，積極開發風險管理、風險對沖及投資產品，綜合運用利率、匯率等價值互動的機理，分別對進出口企業采取不同的定價政策。

第五篇：歷史回顧-中國房地產30年大躍進

歷史回顧：中國房地產30年大躍進

2010年，中國的房價瘋了。

這一年，北京望京地區“地王”邊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個星期里總價漲了34萬元。

房價令人們變得極度懊悔。有時候，小兩口合計買房子，其中一個稍一猶豫，價格便又上躥了十幾萬元，為此引來一番不滿和爭吵，乃至分道揚鑣。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光是北京，倒退幾個月，報紙和電視上，乃至街談巷議里，人們的話題離不開“房價”、“月供”和頻頻刷新紀錄的“地王”。土地已經變成最值錢的東西，一句新民謠在人們口頭流傳：樓市月有地王出，各領噱頭十幾天。

房價是在人們猶豫不決的觀望中突然爆發的。2009年年初，上一輪房地產的低迷期還沒走出，那些錢包癟癟的人還夢想著房價再降一點，沒成想，進入3月，它突然發力，且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小區半年前每平方米價格只有1．9萬元，半年后一看，變成了2．9萬元。原先是買了房子的人嫌降價太多，圍著售樓處紛紛要求退房，現在一套房子剛開盤，就被搶光了。《參考消息》則援引外電：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面積，已經占全球總量的50％左右。

今年48歲的穆圖，一年前賣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區的經濟適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買一套小一點的住所，結果，從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價一路飆升，距離他的心理價位已越來越遠。這讓這個經歷過中國住房改革全過程的中年人萬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國人的住房由單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價甚至要“趕美超英”，這期間的變遷，真是滄海桑田啊！

1978：醞釀變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視察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曾希望能用積蓄替兒子買套房子。

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回憶，鄧小平先是“問居民住房可否成為商品，當時現場的同志沒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說，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樸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樸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當時不像現在，房子尚未成為商品，中國大多數父親也還沒有替兒子買房的打算。不過，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預示著中國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變化。這年秋天，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他特地聽取了當地官員關于公共住房計劃的介紹，并登上高樓，鳥瞰當地的住宅小區。訪問結束當天，他又突然走進當地一個普通房間，認真看了每個空間，特別是洗澡間，并不住稱贊。再早些時候，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傳達鄧小平關于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

1978年的中國老百姓還沒有聽說過“房地產”這個詞語，他們只曉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擠、太小。在此前的將近30年里，涌動于大江南北的中國人，被西方新聞界形容成“螞蟻”。這群螞蟻人穿著邋遢，顏色、式樣幾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擁擠、破舊的房子里。

上海華光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就是這些房子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3口人。3.6平方米,在當時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1978年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上的投資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統建住宅沒建造過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學者楊絳后來回憶，她和錢鐘書在學部辦公室住了將近3年，“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后來，人們發現胡喬木給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寫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請求為顧頡剛、蔡儀等著名學者解決全家蝸居之難。而普通人住在廢舊木板搭成的簡易儲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無處棲身，流落街頭。

這一年還發生過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個叫王石的27歲“國家技術員”從廣州第一次來到南方小鎮深圳。他看到，路軌旁有丟棄的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沙頭角的中英街還只是“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15歲的農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肅天水一個山溝里讀中學，每天餓著肚子苦讀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幾百億的跡象。

同年，29歲的馮侖成了西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后來成為經濟學家的魏杰和張維迎也在這里學習。此時離他們分別對中國房地產發展產生影響還早得很。

1980年：開發

進入1980年才8天，中國第一家房地產公司──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公司成立了，當時的深圳房地產管理局副局長駱錦星兼任總經理。

說是公司，其實只有5個人，除了總經理，還有財務、出納、兩個技術員，他們的資產是4部舊單車，一間平房和幾張桌子，4萬元港幣的開辦費是從香港商人那里借來的。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個：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此前，因為缺少資金，46歲的駱錦星正為解決兩萬平方米干部住房發愁，偶然聽一個香港朋友說，你這個局長是在端著金飯碗要飯，為什么不可以你們出地，港商出錢，合作建房，利潤分成？

這話把駱錦星嚇了一跳。在當時，出讓土地是要犯國法的，但得承認，這個提議挺讓人心動。為了找一個合理合法的理由，經歷過“文革”洗禮的駱錦星，與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幫人經過冥思苦想，突然記起了“馬恩列斯”，希望從“祖師爺”那里找到理論根據。

還真讓他們找到了。翻了幾天后，他們在《列寧選集》的“住宅問題”這一節中，查到列寧引用過恩格斯一段話：“??住宅、工廠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

駱錦星連夜向市委書記張勛甫報告，后者也引經據典地表態：“《共產黨宣言》中還說“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你們就先干著試試看吧。”

有了這一表態，找投資并不用費多大事兒，一位香港老板騎著自行車到深圳來，坐在一個破凳子上談成了這次合作。沒過多久，中國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誕生了──這一天是 1980年1月1日。

從這一天開始，1980年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突飛猛進的一年。就在當月，北京的《紅旗》雜志發表文章，論證住宅屬于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矛盾。隨后，圍繞著福利分房是否應該堅持的問題，報紙上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罕見地報道了吉林推廣四平市建房出售經驗的消息。這批住宅同時面向集體單位和個人出售。

4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一片灰舊低矮的建筑物旁邊，對胡耀邦、萬里等人發表了后來被稱為《關于建筑業和住宅問題的談話》的言論。這次后來被反復引用的談話確定了幾個原則，其中包括“房子是可以賣的”。他指出：“城鎮居民可以自己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還清。”

這一講話在一定范圍內傳達后，有很多人不理解，心存疑慮，非議之聲不斷。不過，到10月，全國已經有128個城市和部分縣鎮開展了私人購買、建造住宅的工作。北京市在9月成立了全國第二家房地產公司──北京城市開發總公司，拉開了開發北京的序幕。這一年還有一個文件應該被記住，因為30年后的人們對它談及的內容一定不會陌生，那就是《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紀要》。這個紀要明確表示，對新建小城市、衛星城、現有的城市新建區、舊城成片改造區，都應該考慮“組織開發公司，實行綜合開發”。

1984年：“房地產”

一個時代的轉變常常是從最小的變動開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覺到。比如，1984年的時候，一些外國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動物園旁邊的老莫斯科餐廳了，而是改到長城飯店大堂慢慢品嘗牛油蛋糕。

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莫里斯敏銳地發現，過去一直看重前門、和平門和宣武門的北京，正在努力往東拱身子：“以聳立在北京東郊的長城飯店為圈子，這里聚集了與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麗堂皇的高樓。”

變化不只發生在北京。今天，如果把萬科、招商地產、保利地產、廣州城建、浙江廣廈、華發股份、天鴻集團、宋都集團??放在一起尋找它們的共同之處，你會發現，這些房地產企業都出現在1984年。這一年還有一件大事發生。1月24日下午，鄧小平的專列在南方繞了一圈之后，到達深圳。當他站在建成不久的羅湖國際商業大廈足有22層高的樓頂，眺望著新城區在建的高樓時，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途經樓下，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他后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這個年輕人就是王石，他在4個月后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也是在這一年，在一家僅有幾個人的小型集體企業——北京怡達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的高干子弟任志強，賣了3年油條之后，被上級單位沒收了公司的經營權。他鼻子很靈敏，開始琢磨要修房子撈一筆。同一年秋天，浙江一個鐵匠的兒子樓忠福想方設法當上了他所在的建筑公司的經理，他立馬貸款160萬元，開始向房地產業進軍。

與他們相比，25歲的馮侖剛獲得法學碩士，并留校當了老師，他后來去了中宣部，又進了體改委，循著一條完全不同的軌跡前進。

他們在和這個時代一起進步。1984年,商品經濟時代的魅力開始顯現，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漸清晰。房地產公司從政企不分的混血兒過渡到完全企業化，就始于這一年。10月里，主管房地產業的中央機構對組建房地產公司──那時候還叫“城市建設綜合開發公司”──作了明確規定，認定它們“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實行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

在同一個月，起碼有3份中央發布的文件，確定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國務院的一個暫行規定表示“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擴大商品化住宅建設，建設周轉資金由建設銀行貸款、企事業單位集資等多種渠道解決”。

市場運作早就開始了：往前推兩年，深圳一家報紙上出現了全國第一個房地產廣告，占了足有四分之一個版面。當然，不應該忘記的是，作為一個行業，“房地產”是在1984年被命名的。國家計委、經委、統計局、標準局等批準頒布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和代碼》首次正式將房地產列為獨立的行業。

1987年：拍賣土地

1987年眼看就要過去之際，深圳舉行了一次拍賣會。現場來了不少大人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以及全國17個城市的市長。此外，28位香港企業家和好幾個經濟學家，以及60多個記者也聞風而至。因為很多香港人不懂普通話，這次拍賣用的是“雙語”：兩名深圳當地官員，一個講普通話，一個講粵語。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這次拍賣的規格之高，那么，香港測量師協會贈送、專門從英國定制的棗紅色拍賣槌也可以用來作為佐證。槌聲一響，閃光燈閃成一片，一塊8858平方米、緊靠水庫的土地，最后以525萬元的價格成交。

那時候，人們還并不知道什么是“地王”。區區525萬元人民幣，就讓在場的人奉上了“沸騰的掌聲”。在當時的人眼里，對一塊土地來說，這是天價。

深圳，也是全國，首塊土地的50年使用權通過拍賣的形式找到了主人。

整個拍賣過程只持續了17分鐘，不過，有人認為，這是為此后深圳“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礎的17分鐘，也是中國迎來土地真正成為“黃金”時代的17分鐘。人們的激動之情不難從次日報紙的頭版窺見端倪：“這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的空前壯舉，也標志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歷史新時期。”

新時期是來了。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響。接著是在上海，這一次，貨幣單位換成了美元，數字也漲到了2805萬元。又過了4個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將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規定刪去，改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緊接著，《土地管理法》也進行了修改，土地禁錮終于完全放開。

至于第一塊拍出的土地，一年以后建成了“東曉花園”，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貸款的方式出售，151套住宅，不到1個小時就全賣光了。雖然房價只有每平方米1600元,但開發公司還是憑借這筆買賣，凈賺了400萬元。

1993年：泡沫

這一年，人們見證了房地產的泡泡漲大到巔峰那一瞬間，然后又眼看著它一下子破了。這一年，許多人更記住了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詞語——宏觀調控。從此，這個本來是對經濟總量進行調節的概念，就與中國房地產結伴兒而行。

講到房地產泡沫，就要講到海南，就不得不回到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海口市那個著名的“三角池”。1988年，隨著新“特區”的成立，來自內陸的人一下子擠滿了這個張貼著招聘、應聘信息的地方。

此時已經進入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的馮侖，頂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比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的帽子，也來到了海南，其實就是下海，整天開著海南省委借給他的破面包車亂跑。

馮侖眼前的海南熱鬧異常，雜亂得像個大縣城，但他同時發現“每個人都充滿激情，充滿希望，兩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淚”。

恰好，在深圳沒有折騰出名堂的潘石屹隨老板剛剛來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個磚場，他被委以磚場廠長的“重任”，管理300多名“民工”，誰知一年多以后，磚場倒閉，磚場老板卷款離去。最失意的時候，潘石屹住在海南簡陋的招待所里，除夕夜想到值班室看看春節晚會，卻被服務員毫不客氣地拒絕了。

1989年，北京首次公開出售了商品房，盡管黃金地段的350套房子每平方米最高不到2000元，而且只賣掉了250套；天津、無錫和濟南紛紛建起了城市住宅示范小區，引得許多人參觀學習；1989年，中國第一個房地產經紀公司創辦，從此開始左右許多人的生活；到1991年，萬科已經成為首個上市的房地產企業。一幕又一幕的財富大戲，顛覆了人們的致富理念。當海南開發的熱潮剛興起時，無數懷揣夢想的人們以及幾百億的資金流入海南，房地產在不經意中成了點石成金的捷徑。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講話”，內容隨后被作為當年2號文件下發，緊跟在后面的就是中國房地產開發的浪潮。大批房地產開發經營公司仿佛一夜間冒了出來。據統計，1988年，全國房地產公司為3124家，此后3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基本上維持在這個數量；1992年年底，這個數字卻一下子變成了1．2萬家，到1993年又變成了3萬多家。1992年，全國商品房的銷售額達44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80％。

這場來勢兇猛的房地產狂潮首先是從海南島開始的。當時，這座總人口不足655.8萬人的海島上，到處都掛著房地產公司的牌子，最多的時候居然有5600多家。1992年4月13日的《海南日報》講了一件事：某房地產公司在海口市投資的25層大廈，剛破土就被搶購一空。還有人大概算了算，發現人口只占全國0．6％的海南，商品房卻占到了全國總數的10％。

1993年，這一切被推到了頂峰。該前5個月的統計數字讓西方經濟學家目瞪口呆：中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又增長了69％。

早在1992年年底，英國《經濟學人》就警告過：1993年的某一個時候，蓬勃發展的中國經濟將會出現危險的過熱勢頭。外國佬的話音未落，意猶未盡者仍在做著暴富之夢時，1993年6月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突然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緊接著，第二天，國務院發布《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一共16條整頓措施招招致命，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戛然而止。大量資金沉淀了，一大批被套牢的人和企業叫苦不迭，悔之不及。數千家開發商卷款逃離。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剩下的“爛尾樓”足足有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的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達到800億元，而在全國金融系統留下的壞賬就高達400多億元，是積壓房地產的重災區。

1985年，海南人邢詒前把他在島外挖得的“第一桶金”帶回家鄉，先開服裝廠，后開房地產公司。“那時，海南土地的價格直線上躥，讓人心驚肉跳，剛到手的10畝地半年內漲了50倍，300多萬元一畝，想不到吧？”

投身房地產業讓邢詒前從百萬家財的服裝老板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在事業頂峰期，他的資產一度達到兩億多元，擁有海口最高的樓以及10輛奔馳、皇冠、凌志等豪華進口轎車。他曾經以為自己手里的錢一輩子也花不完了，每天往褲兜里塞進兩疊現金，左右兩個褲兜，一邊1萬元，唯一的念頭，就是在回家之前花個精光。

但一覺醒來，他卻一無所有了，變賣家產也還不清欠款。他和中國的房地產業一起，在起步階段就接受了這樣的一次狂風暴雨的洗禮。

1998年：終結福利房 在1998年以后，單位分房這件事，人們只能聽別人說說，或者是在影視作品中見到了。從這一年起，在中國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福利分房制度被徹底變成了回憶。

這年的1月，搞房地產的商人王石被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叫去，詢問對房地產市場走勢的看法。這被后來的分析家們認為是一件耐人回味的事情。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開國務院房改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并亮明了自己的態度：“要

作個決定，今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7月3日，是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一個分水嶺。這一天，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從這一刻起，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徹底被廢止。

這不但是中國兩種住房體制的轉換期，也是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的分水嶺。在南京市鼓樓區某小學當語文老師的常樂樂，是個既漂亮又愛笑的姑娘。可當她聽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竟然哭了。她覺得很失落，很迷茫，“我剛到學校的時候，校長曾指著學校后邊的一塊空地說，3年后，這里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我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現在國家不分房了，我自己哪有錢買啊？”

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許多城里人連婚姻都開始功利起來，有的人還沒女朋友，立刻到鄉下相親找個女孩結婚；有的結婚沒幾年，已經分過一套房子的，聽說30歲以上的大齡單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立刻與另一半“假離婚”。

福利分房成了閃電結婚的催化劑。當時，27歲的廣東湛江人鄒小偉與父母住一起，由于單身，單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輪不上他。他和現在的妻子還剛認識100多天，根本沒想著結婚，但如今聽說福利分房要取消了，他與女友一商量，決定“為了房子”結婚。當時流行的一則笑話則是這么說的，某單位分房方案中規定，已婚者加3分。某君心底一算，自己就差一分，情急之下，在一家雜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廣告：現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齡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當年那個對失去福利分房機會倍感失望的常樂樂，省吃儉用存了10多萬元，又向親戚朋友借了一些，2005年終于在南京近郊選中了一套住房。她發出了這個年代人們最常聽到的那種感嘆：“一輩子的打拼就為了一套房。”

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后，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2003年以后：房價與財富

2003年，關于房地產和財富這個話題，人們增添了不少談資。

先是最新的《福布斯》“中國大陸百名富豪榜”公布后，人們驚愕地看到，涉及房地產業的富豪竟有35個，前10名富豪有6個是靠房地產一舉暴富的。緊接著，富豪榜的大人物、上海農凱集團公司董事長周正毅“落馬”，與他相隔不久，還有另兩名房地產商人也因為經濟犯罪而被“法辦”，由此，他們所代表的房地產商人通過非法手段謀利的路徑也被曝光，讓普通人清楚地看到了財富和權力是如何勾結著掠奪社會的。在福利分房結束后的幾年里，房地產熱已經熱到了何種程度？這一年的建材價格可以拿來衡量一番：水泥、鋼鐵等的價格有時候一個月要漲出3個價格來。

原先對貸款頗有顧慮的中國人，才過了沒幾年，就把“按揭”這個外來詞語掛在嘴邊。2000年5月底，建設銀行的個人住房貸款總額經過8年的發展后終于超過了100億元，但此后僅過了5個月，就一躍變成了200億元。那段時間，中國和美國的兩個老太太的故事廣為流傳，燃起了許多人的消費熱情。最流行的版本是這么講的：中國老太太省吃儉用一輩子，終于攢夠了買房的錢，卻沒機會住了；而美國老太太貸款買房，享受了一輩子，臨終前還完了銀行的貸款。

2001年，“溫州炒房團”這個讓人們感情復雜的稱呼第一次出現。當年8月18日,一個吉利的日子，157個溫州人開進上海，3天買走了100多套房子；第二年春天，另一群溫州人來到北京，一下子就花掉2000萬元。從此，武漢、青島、深圳到處都能見到溫州人的身影，他們“走到哪兒，漲到哪兒”的名聲開始流傳，一些地方的領導為了迎接溫州炒房團，甚至親自布置接待方案，把他們奉為上賓。而在房價高漲叫苦連天的普通人那里，他們的名聲則不怎么光彩。

房價的上漲早就讓一些人感到擔憂。2002年元旦的前一周，已經成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的魏杰接受了中央電視臺的專訪，并發表題為《2002，房地產的冬天》的訪談講話，認為房地產已經產生了超過1993年的泡沫，而“2002年將是中國房地產業的冬天”。魏杰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樓市不崩盤，我就去跳樓。”這句話為他在普通人那里贏得不少聲譽，但這并沒有阻止房價在此后幾年繼續瘋漲。

關注過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區“申江名園”的人能輕易看出房價上漲的速度。2001年10月一期開盤時，這個繁華之地的房子價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2002年年底二期開盤時是每平方米7000元，到2003年,每平方米的價格變成了1.1萬元，隨后是2004年的1.6萬元，以及2005年的2.4萬元。不到3年半，價格漲了300％。

在杭州，有人講了這樣一個故事：2001年，一對兒兄弟做生意賺了30萬元，每人分15萬元，哥哥炒股，弟弟買了棟樓，2003年10月一結賬，哥哥的錢還剩下6萬元，而弟弟的樓賣了56萬元，還覺得賣賤了。

從這時候開始，人們就得習慣在高房價底下討日子。從這一年開始，那些沒有房子的人，將眼睜睜地看著房價突破一萬元、兩萬元，看著一次又一次地宏觀調控最終換來房價新的增長。他們會逐漸習慣“房奴”、“蝸居”這些此前聞所未聞的詞語，并且把買房的計劃一再推延，目標地也離城市越來越遠。

5月15日下午，一直還在看二手房的穆圖，再次來到東三環一家經常光顧的房產經紀公司，盡管這里的二手房交易量已大幅下降，但房價相比上月不降反升，自己心儀已久的那套住房又漲了七八萬元。穆圖在博客中慨嘆：“照這樣下去，俺們全家人即使不吃不喝再奮斗兩輩子，在這座城市也買不起一套住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