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安工作打算

2011年，區公安局將繼續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全面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上級公安機關的指示精神，以建設“長安通州”為總目標，以“世博會”安保活動為主線，以深化“三項建設”為抓手，繼續保持對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的嚴打高壓態勢，進一步增強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提升全體民警的執法水平和服務能力，為我區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加和諧穩定的治安環境，公安工作打算。具體確定了“1234”工作目標，即“一個中心，兩個重點，三項建設，四個突破”。“一個中心”，即圍繞“世博會”安保任務這個中心，充分發揮“護城河”作用，防止不穩定因素流入上海，為“世博會”的順利召開營造安全穩定的外圍環境；“兩個重點”，即緊扣打擊和防范兩個重點，繼續保持“嚴打、嚴防、嚴管、嚴控”的工作態勢，全力鞏固“長安通州”創建成果；“三項建設”，即全面加強公安部提出的信息化建設、執法規范化建設、和諧警民關系建設，繼續深化“三基工程”，進一步夯實公安基層基礎工作；“四個突破”，即在打擊刑事犯罪、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應對各類突發事件、和隊伍規范化管理四個方面實現新突破，推動通州公安工作又好又快發展。

一是以“世博會”維穩安保為中心，營造持續穩定的治安環境。充分發揮上海“護城河”作用，嚴密水路、陸路的治安查控，強化本地政治和治安維穩工作。要立足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網上、網下兩個戰場，堅持“槍桿子”、“筆桿子”兩手抓、兩手硬。借鑒奧運保衛工作經驗，總結完善長效機制，提高各項工作能力。及時發現各類不穩定因素和突發事件苗頭，切實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內部、解決在萌芽狀態。進一步加強信訪“綠色通道”和“公調對接”工作，及是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營造和諧良好的警民關系。以社會治安持續平穩為目標，以方面性、區域性治安問題整治為重點，進一步提高公安機關駕馭和控制治安局勢的能力和水平，范文《公安工作打算》。積極應對撤市設區治安格局重組的深刻變化，整合現有人防、技防、物防等治安防控資源，進一步加強“大防控”體系建設。

二是以“三項建設”為主導，繼續深化基層基礎工作。加強公安信息化建設。加強機制建設，促進信息互通共享，實現警務信息的應用從單向的、粗略化運行模式向雙向的、精細化模式轉變，打贏新形勢下信息戰、科技戰。加強犯罪規律特點的分析研判，積極探索防范打擊多發性犯罪的有效辦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教育和引導民警堅持理性、平和、規范、文明執法，提高執法公信力。認真把好執法程序規范關，強制推行案件網上流轉，加大對失職瀆職、徇私枉法、濫用權力、刑訊逼供等行為的追究力度，對治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滿意率低、執法出現重大問題的單位，堅決實行執法質量“一票否決”。加強和諧警民關系建設。繼續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此作為推動公安主業和隊伍建設上新臺階的動力和檢驗標準，完善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體制機制；積極響應群眾的新期盼、新要求，在便民、利民、惠民上研究出臺更多更好的服務舉措，努力構建警民互信、專群互動的新型警方公共關系。

三是以提升品牌效應為載體，繼續抓好抓強隊伍建設。堅持“政治建警、文化育警、以警為本、以德治警”方針，以培育警察核心價值觀為目標，以提升品牌效應為載體，培育隊伍建設新亮點。要加大教育管理、考核考察、交流調整、監督制約等各項工作的力度，創造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尊重民警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引導民警立足崗位，建功立業。從隊伍管理的基礎環節和基本要求抓起，規范民警行為舉止，強化監督管理和責任追究，切實增強民警的自我約束、自我規范和行為養成，實現隊伍建設、教育訓練、執法執勤、內務管理、監督制約等各個方面的標準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面推行警務公開、警民聯系、“述職述廉”活動，健全定期聯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開門評警制度，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新聞輿論監督，進一步增強公安工作透明度，樹立良好的警紀警風，贏得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篇：公安工作打算

2011年，區公安局將繼續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全面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和上級公安機關的指示精神，以建設“長安通州”為總目標，以“世博會”安保活動為主線，以深化“三項建設”為抓手，繼續保持對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的嚴打高壓態勢，進一步增強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提升全體民警的執法水平和服務能力，為我區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更加和諧穩定的治安環境。具體確定了“1234”工作目標，即“一個中心，兩個重點，三項建設，四個突破”。“一個中心”，即圍繞“世博會”安保任務這個中心，充分發揮“護城河”作用，防止不穩定因素流入上海，為“世博會”的順利召開營造安全穩定的外圍環境；“兩個重點”，即緊扣打擊和防范兩個重點，繼續保持“嚴打、嚴防、嚴管、嚴控”的工作態勢，全力鞏固“長安通州”創建成果；“三項建設”，即全面加強公安部提出的信息化建設、執法規范化建設、和諧警民關系建設，繼續深化“三基工程”，進一步夯實公安基層基礎工作；“四個突破”，即在打擊刑事犯罪、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應對各類突發事件、和隊伍規范化管理四個方面實現新突破，推動通州公安工作又好又快發展。

一是以“世博會”維穩安保為中心，營造持續穩定的治安環境。充分發揮上海“護城河”作用，嚴密水路、陸路的治安查控，強化本地政治和治安維穩工作。要立足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網上、網下兩個戰場，堅持“槍桿子”、“筆桿子”兩手抓、兩手硬。借鑒奧運保衛工作經驗，總結完善長效機制，提高各項工作能力。及時發現各類不穩定因素和突發事件苗頭，切實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內部、解決在萌芽狀態。進一步加強信訪“綠色通道”和“公調對接”工作，及是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營造和諧良好的警民關系。以社會治安持續平穩為目標，以方面性、區域性治安問題整治為重點，進一步提高公安機關駕馭和控制治安局勢的能力和水平。積極應對撤市設區治安格局重組的深刻變化，整合現有人防、技防、物防等治安防控資源，進一步加強“大防控”體系建設。

二是以“三項建設”為主導，繼續深化基層基礎工作。加強公安信息化建設。加強機制建設，促進信息互通共享，實現警務信息的應用從單向的、粗略化運行模式向雙向的、精細化模式轉變，打贏新形勢下信息戰、科技戰。加強犯罪規律特點的分析研判，積極探索防范打擊多發性犯罪的有效辦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滿意度。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教育和引導民警堅持理性、平和、規范、文明執法，提高執法公信力。認真把好執法程序規范關，強制推行案件網上流轉，加大對失職瀆職、徇私枉法、濫用權力、刑訊逼供等行為的追究力度，對治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滿意率低、執法出現重大問題的單位，堅決實行執法質量“一票否決”。加強和諧警民關系建設。繼續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此作為推動公安主業和隊伍建設上新臺階的動力和檢驗標準，完善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體制機制；積極響應群眾的新期盼、新要求，在便民、利民、惠民上研究出臺更多更好的服務舉措，努力構建警民互信、專群互動的新型警方公共關系。

三是以提升品牌效應為載體，繼續抓好抓強隊伍建設。堅持“政治建警、文化育警、以警為本、以德治警”方針，以培育警察核心價值觀為目標，以提升品牌效應為載體，培育隊伍建設新亮點。要加大教育管理、考核考察、交流調整、監督制約等各項工作的力度，創造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尊重民警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引導民警立足崗位，建功立業。從隊伍管理的基礎環節和基本要求抓起，規范民警行為舉止，強化監督管理和責任追究，切實增強民警的自我約束、自我規范和行為養成，實現隊伍建設、教育訓練、執法執勤、內務管理、監督制約等各個方面的標準化、規范化和法制化。全面推行警務公開、警民聯系、“述職述廉”活動，健全定期聯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開門評警制度，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新聞輿論監督，進一步增強公安工作透明度，樹立良好的警紀警風，贏得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篇：公安工作

（一）基層公安工作的整體情況

1．基層公安工作的復雜性

基層公安工作是公安工作的第一線，是與廣大民眾接觸最多的工作，它始終要處理著最多最復雜的基本工作。基層公安工作是服務民眾的第一線，工作環境和工作內容都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它要處理著一些最瑣碎的事物，不僅要做著公安工作范疇內的工作，還要為保障民眾正常生活秩序而要做的工作，由于基層警力資源配置不足，更加重了基層公安工作的工作任務。

2．警力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目前，基層警力資源配置不合理已經成為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源發性原因，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在基層執法辦案單位，因為警力資源配置不合理，單人調查取證，單人訊問的程序違法問題屢禁不絕；因為警力資源配置不合理，協警等參與執法造成執法主體不符現象時有發生；因為警力資源配置不合理，社區民警忙于辦案，忙于應付繁重的糾紛調解和值班備勤，導致無法深入村居扎實開展基層基礎工作等。

3．警務工作方法的不務實性

我國的警務體制長期處于改革摸索階段，沒有建立起科學長效的運行機制，警務工作方法的不務實性在基層公安工作中體現的非常明顯。在實際工作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本本主義等不實事求是的東西泛濫。基層警務方法的不務實性，造成有限的警務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警務工作效率低下。基層公安工作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態度，最終導致公安機關駕馭社會治安能力的水平越來越差，隊伍的整體素質和精神面貌越來越差。

（二）基層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學技術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基層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學技術工作在基層的整體工作環境的影響下，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問題如下：

1．技術和設備的相對落后影響對物證的提取和分析鑒定

基層公安工作中刑事科學技術的技術力量和設備的相對落后，嚴重影響了基層刑事技術工作的正常進行。刑事科學技術工作的開展需要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支撐，先進的技術和設備是保障對現場物證提取和分析鑒定的先決條件，有了先進的技術，才能更全面、更科學地對現場實施勘查行為，才能保障對物證、痕跡的提取工作的順利進行，有了先進的設備，才能保障對提取的物證和痕跡得到正確地分析和鑒定，才可能保證對現場和犯罪行為真實性的還原，以保證刑偵工作的順利進行。

2．專業技術人員的缺乏和技術隊伍的不穩定影響日常的工作開展

目前，基層專業的刑事技術人員的缺乏嚴重影響了日常刑事技術工作的開展。由于技術人員的短缺，造成技術人員的工作量加大，需要一人負責多項工作。技術工作是一項需要細心、謹慎、認真的工作態度，由于工作量的加大，嚴重影響了工作質量，工作質量的無法保障造成案件偵查過程出現問題。技術隊伍的不穩定也影響著技術工作的進行，由于技術工作的乏味和辛苦，造成大多數技術人員頻繁更換工作，技術隊伍的工作素質無法得到保障，也影響著技術工作的日常開展。

3．物證的固定保存和勘驗信息的不合理操作影響案件訴訟

基層的刑事技術工作的不規范操作影響著案件訴訟的進行，主要體現在對物證的固定保存和勘驗信息的不合理操作上。物證作為證據之王，物證充分的體現著案件的真實情況，在現場勘查過程中，對物證的提取是十分看重的，而基層的刑事技術工作對物證沒有做到足夠的重視，在對物證的固定和保存上不能按照法律進行，刑訴法對物證的提取、固定和保存都有嚴格地要求，由于工作的疏忽可能會造成物證的證明力失效，影響著案件的訴訟以及案件的真實情況。

4．依靠技術破案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隊伍建設不合理

雖然越來越多的案件要依靠技術力量的幫助來偵破，但是由于基層公安工作的特殊原因，依靠技術破案沒有得到基層公安的足夠重視，使基層公安的刑事技術隊伍發展出現很多問題，基層技術機構如同虛設，技術隊伍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工作效力。技術隊伍的建設不合理使有限的技術警力資源沒有充分地得到利用，警力資源的浪費更會加重技術隊伍的建設不合理，如此惡性循環，基層技術隊伍很難得到應有的發展。

第四篇：公安工作鑒定

公安工作鑒定

一名公安干警，戴的是國家的徽章，拿的是國家的工資，而一直在為人民付出，公安工作鑒定。公安民-警如何為自己的成績做出工作自我鑒定呢?請看以下的公安工作自我鑒定范文：

工作自我鑒定范文：本人于xx-xx年x月參加福建省公務員考試，被錄用為公務員，試用期一年，工作單位xx-xx縣公安局，xx-xx年x月正式到任，現為xx-xx縣公安局xx-xx派出所民-警。

一年來，我熱衷于本職工作，嚴格要求自己，擺正工作位置，時刻保持“謙虛”、“謹慎”、“律己”的態度，在領導的關心栽培和同事們的幫助支持下，始終勤奮學習、積極進取，努力提高自我，始終勤奮工作，認真完成任務，履行好崗位職責，各方面表現優異，得到了領導和群眾的肯定。現將一年來的學習、工作情況簡要總結如下：

一、嚴于律己，自覺加強黨性鍛煉，政治思想覺悟得到提高。

一年來，始終堅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嘗觀點和方法-論，堅持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并用以指導自己的學習、工作和生活裎。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堅定共-產主義信念，與黨組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鑒定《公安工作鑒定》。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工作積極主動，勤奮學習，不畏艱難，盡職盡責，任勞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二、強化理論和業務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

作為一名剛踏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我清醒地看到人生舞臺已發生轉變，自己又缺乏工作經驗。也深知剛參加工作就如一張“白紙”。這張“白紙”最后“繪”成的“畫”是絢麗多彩，還是黯淡無光，關鍵是靠自己。所以只有不斷加強學習，積累充實自我，才能鍛煉好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這一年來，始終堅持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不斷提高了自身綜合素質水平。

一是主動、認真、虛心、誠懇地向老民-警學習，所里的老民-警都是工作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的老民-警，他們從警這么多年積累起來的經驗是我“成長”的源泉，我只有主動的去汲取，才能更快的成長，茁壯的成長。

二是加緊、加強、加深、加快對公安業務知識的學習，特別是戶籍知識。只有不斷地充實自己，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適應農村派出所工作并有所作為。

三是加強政治理論的學習，只有不斷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理論等共-產主義先進理論的學習，才能找準方向，在公安工作中干出成績。

四是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在艱苦的環境中創造“奇跡”。

三、努力工作，認真完成工作任務。

一年來，我始終堅持嚴格要求自己，勤奮努力，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努力作好本職工作。堅持原則，正確維權，在窗口工作，既要熱情服務，又要堅持原則，才能維護窗口的正常秩序。作為戶籍民-警，我始終堅持以“微笑是我的美麗，服務是我的宗旨”為座右銘，認真做好本職工作。一年來，共受理出生申報628人，遷出743人，遷入443人，并超額完成縣局下達的2005年底的“二代證”換發任務。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又積極主動配合派出所其他民-警工作。

回顧一年來的工作，我在思想上、學習上、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成長了不少，但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比如：一是由于身處戶籍內勤崗位，對業務知識的學習不夠重視;二是在戶證管理工作中還有墨守陳規的現象，工作的創新意識不強。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會揚長避短、克服不足、認真學習、發奮工作、積極進取，把工作做的更好，為人民群眾做的更多，貢獻做的更大。

第五篇：文革時期公安工作

文革時期公安工作“大躍進”

筆者在公安機關工作了一輩子，對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寫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避免重犯歷史錯誤。公安工作的基本經驗就是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和依法辦事。但是，對黨的領導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解，那就是嚴格按照在黨的領導下制定的憲法和法律辦事，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任何人、任何一級組織，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活動，都不能把自己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門變成自己的附庸，來推行違反憲法和法律的錯誤的方針和政策。改革開放30年來，公安工作沒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錯誤，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排除各種干擾，堅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現在還有極少數地方領導人，為了推行自己錯誤的政策，往往動用專政工具壓制人民群眾，造成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否則，建設和諧社會就是一句空話。

筆者生來有幸，趕上解放后歷次政治運動，能夠親身體會到半個多世紀的風云變幻，明白很多道理。盡管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我也曾險象環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過。比起那些遭到滅頂之災的無辜的同時代人，我是很幸運的。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學院（現中國政法大學），正趕上反右派斗爭，入校不久的一天，親眼目睹院長錢端升從印度訪問歸來，學校從機場將他直接送到禮堂進行批斗。他在整風運動初期給院黨委提了幾條意見，一點也不尖銳，卻在他出國后將他劃為右派。在整風運動開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國法學家出國訪問，他怎么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1954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毛澤東親筆寫信給他，聘任他為憲法總顧問，毛的親筆信學校還作為校史展覽過，說明他在法學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錢端升和學校很多老師、同學被打成右派的事實，使我深刻認識到“禍從口出”的道理，從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亂語，安然度過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

1958年，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短時期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超英（國）、趕美（國），十幾年內甚至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于是“大躍進”、公社化、大煉鋼鐵如火如荼開展起來。我們學校也建了十幾座小高爐，用木材和煤炭煉鐵，我也積極參加了，煉了幾個月，一塊合格的鐵也沒煉出來。1959年春天，饑餓在全國逐步蔓延起來，到了1960年，由于饑餓，營養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腫病，三個多月不能上課，住院治療（那時醫院人滿為患，住不上醫院，學校騰出十幾間房子，安置病人，醫院定期派醫生來看看）。所謂治療，就是不上課（那時北京的學校體育課一律停止，有的學校上半天課），臥床休息，減少熱量消耗，增加點營養品。三個月我得到2斤雞蛋、1斤豬肉的營養品補助。到了這年年底，全國先后有幾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兩個在農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親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畝產幾千斤、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國家領導人還為糧食吃不完發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學畢業，填的三個志愿都是當教師。可是公安部到學校挑學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還不行。北京政法學院三個應屆畢業生直接進了公安部大門。去報到后才知 道，中央已經把公安部副部長王昭調到青海省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糾正左傾路線錯誤。王昭去了以后，發現那里的公、檢、法機關在“大躍進”運動中，違法亂紀十分嚴重，需要徹底整頓，需要充實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們三個進入公安部的大學生和部機關幾十名干部調到青海省，充實政法部門，主要是公安部門。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廳，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訪群眾、處理申訴案件，配合省委復查案件辦公室，調查、處理重大冤假錯案，使我有機會了解到，公安機關為了配合“大躍進”運動，自己也搞起“大躍進”，運用專政工具，壓制廣大人民群眾，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悲劇。

那么，公安工作“大躍進”運動是怎么搞起來的呢？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要求“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大豐收”。

公安部聞風而動，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制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作為公安工作的“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要點”明確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生產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

這個計劃要點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認可下發的。同經濟建設“大躍進”一樣，這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空想的計劃。同時，“要點”并沒有提出達到這一計劃目標的具體有效的辦法，而是籠統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堅決依法管制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企業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于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應該逮捕”？什么叫“應該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沒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釋，怎么解釋都有道理。這就給濫施刑罰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據。同時這一段話也明確無誤地告訴各級公安機關，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促進“大躍進”運動政治任務的完成。

貴州省公安廳積極響應，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開展“無火災、無積案、無土匪、無盜竊、無騷亂、無煙毒流行、無賭博活動”的“七無”運動。公安部立即發文，向全國公安機關推廣貴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國各級公安機關積極響應，在“七無”的基礎上，有些省開展“十無”、“幾十無”、“百無”運動。有些地方感到這些“無”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躍進”的現實，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設想，就是把整個社會搞 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干凈、明亮，沒有一絲塵埃，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這些提法受到了當時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領導的贊揚。

公安工作“大躍進”的口號有了，目標有了，如何實現呢？辦法就是動用專政工具，把社會上那些被認為是壞人和可能成為壞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潛在犯罪的人，統統抓起來，關進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審查所、集訓隊、監獄，讓他們沒有辦法搞破壞活動。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書記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采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誰叫他們在這個時候（“大躍進”）搗亂，把他們抓起來，一個不放，死也要讓他們死在監獄里。”

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1957年的總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結果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萬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數是無辜的勞動群眾，他們或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不滿，說說牢騷話；或因為饑餓，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私分、偷盜生產隊的糧食；或哄搶生產隊、生產大隊倉庫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死在關押場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的已決犯和未決犯罪嫌疑人、勞教人員5萬多人，占這些人員總數31%。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304人，占總數16萬人的30%。

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在“大躍進”運動中，獨斷專行，盲目蠻干，全省哀鴻遍野、餓殍載道，400萬人被活活餓死，就這樣，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為稍有反抗，就得坐監獄，就得被整死。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那么一個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貼出一張大標語：“打倒曾胖子，殺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發泄心中的憤懣情緒。曾希圣下令公安機關限期破案，強迫機關干部（包括省委機關）人人寫字，核對筆跡，先后共排查1.8萬人，筆跡鑒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對一些重點對象，采取跟蹤盯梢、秘密檢查來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裝竊聽器。在受審查的人員中，有廳級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職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騰半年時間，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逼死了兩個“犯罪嫌疑人”，這起所謂“反標案”最終也沒有破獲。曾希圣非常惱火，幾次把偵破人員叫去訓斥，叫他們“滾！”說“我養活你們還不如養一條狗”。公安機關成了曾希圣的私人偵探社。在那個年代，領導人（包括基層領導，公社、大隊領導）對誰不滿，寫個條子，就可以把人關進監獄。這就是他們認為的“應該逮捕”的人。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約占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萬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數總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為了推動“大躍進”，鎮壓反對派，逮捕了40602人。隨著“大躍進”運**象的不斷發生，毛澤東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鄭州兩次召開會議，主動糾左，公安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求公安機關執行“三少”政策，即“殺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過去少”。所以1959年全國捕人、拘留人大幅度減少。安徽省逮捕人數由1958年的10萬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國公安機關為了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擊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反富裕中農，層層揪“小彭德懷”，又大規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萬多人。拘捕人數這樣大起大落，不是由社會治安狀況決定的，完全是根據領導人的指示，為了配合政治運動，而逮捕、拘留人。這是那個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采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勞改農場，由于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么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戶勞改犯”僥幸沒死被釋放回家。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是青海省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可是群眾不敢反抗。因為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他在全縣搞捕人比賽，哪個派出所捕人多，他就獎勵、插紅旗；哪個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評，領導人受處分，給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據省里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湊不夠捕人數字，將群眾反映有通奸行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總數32%。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兩（16兩1斤）糧食，14歲的學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驢耳朵跑回家中。飼養員回飼養場發現驢耳朵被割，報告生產大隊干部。飼養員和大隊干部順著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面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干部將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揚，并以“殺害牲畜罪”將李占祥逮捕，法院判處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組到湟中縣檢查公安局自查自糾情況，問新來的公安局長，為什么李占祥還不釋放，局長說，李占祥偷大隊羊羔、割驢耳朵，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拿不準，所以沒放。王昭聽匯報后說：李占祥家11口人餓死7口，他為了 活命不得已才那樣做，再說他還是個孩子，按法律規定也不應該逮捕呀！這樣，李占祥才被釋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餓死了。他帶著幾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58年6月22日，中共樂都縣委向各鄉、鎮下達了一個詳細的捕人計劃指標，通過這個計劃指標，讓大家看看有多荒唐！下面原文照抄：“全縣各類敵人的打擊指標總捕人數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員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壞分子95至100名，敵偽軍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敵人（惡霸、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干、敵偽軍政警憲人員——筆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勞改釋放犯、反革命家屬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貫道徒、巫神30至36名，開除機關、學校交社（會）管制監督生產的反壞分子7至10名。時間要求：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對象全部捕捉起來”。今天的人們會問，怎么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們的共和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提出一句口號，作為公、檢、法三家的行動準則：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于一個機關，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干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于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他們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婦607人，強奸婦女51人，雞奸305人，互相雞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么回事。原來這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奸（包括男女），強奸、雞奸、互相雞奸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奸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奸、雞奸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以后我隨領導到玉樹，親眼看到了這張判決書。

這張判決書可以作為文物珍藏起來，以教育后人，告訴他們，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躍進”時期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種種荒謬透頂的違法亂紀行為，事情發生在下面、在基層，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沒有中央的路線錯誤，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即使發生了，范圍也不會大，也容易得到糾正。在極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達計劃指標，就很荒唐，哪里還有實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后，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給中央寫了一個《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總結報告》。報告說：“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安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錯捕了少數不應當捕、不應當判的人。少數基層公安機關不按照國家法律辦事，用拘留、勞動教養和集訓等辦法，變相地捕押了一些人。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尤其嚴重的是，極少數地方負責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們違背中央路線、方針的錯誤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把應該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來”。什么是“應該”、依什么“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次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馬上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制定。”當時這三個法律草案已經起草完畢，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虛無主義思想作怪，一直沒有經全國人大通過，現在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干脆說這三部法律沒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門機關怎么執法？只能依據黨的決議、領導人的指示辦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自己不按法辦事，把錯誤全部推給下面，是不公平的。

劉少奇看了這個總結報告有個批語，說：“這幾年的政法工作的錯誤，主要是用處理敵我問題的辦法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對付敵人的專政辦法來處理自己人的問題，處理勞動人民的問題，這是個根本錯誤。這不是共產黨的方法，而是國民黨的作風，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壓力。”

劉少奇對政法工作錯誤性質的批語一針見血。但是他沒有明確指出錯誤發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沒有明確指出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辦事，是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

不過也不奇怪。在“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實踐者，也是法律虛無主義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也說過：“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有了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所以在“大躍進”時期，各級黨委的決議都成了法，領導人的話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斗爭劉少奇時，一次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受憲法保護，你們斗爭我是違法的。可是在憲法和法律被踐踏殆盡的情況下，憲法和法律已經不能保護他了，被殘酷迫害致死，令人無限同情和哀傷。他說過“黨的決議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定劉少奇為“叛 6 徒、內奸、工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樣一個違反憲法的黨的決議，送了劉少奇的命。

不尊重憲法和法律，就得不到憲法和法律保護。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