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沉默權在我國實施的可行性

前言：西方沉默權是一項自然權利，是一項人權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項無罪推定的重要內容。隨著我國公民法律素質的不斷提高和媒體轉播技術的日新月異，沉默權已經開始為許多平民百姓所津津樂道。然而對沉默權是否引入我國的司法體系，學者們有著不同的見解，而且爭論已久。本文將從沉默權的概念、產生歷史、在西方實施的情況、以及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來分析沉默權在我國實施的可行性。

關鍵詞：沉默權 無罪推定 法治文明

（一）沉默權制度，最早開始于英國，后又在美國推行并波及歐洲各國，以及我國香港、臺灣地區(qū)，學理上又稱反對自我歸罪特權。這一項制度，其實我們的國民已經從港臺影視劇中能夠體驗，當警方決定對嫌疑犯提出起訴時，要采用“簡短的警戒詞”對其警戒，再進行問話和盤問。即警方盤問嫌疑人時，事先要對嫌疑犯復述“簡短的警戒詞”，告知該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凡是在警戒后的答語，都可能在開庭時作為證詞出示。

1912年，英國《1912年法官規(guī)程》對沉默權作出了明文規(guī)定。受英國法的影響，美國1789年憲法修正案第5條明確規(guī)定反對強迫自我歸罪的特權。規(guī)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有罪”。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則是通過刑事訴訟法最終確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規(guī)定沉默權的規(guī)則。例如日本憲法第38條規(guī)定：“不得強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訴訟法第198條

（二）規(guī)定：“在進行前項調查時，應當預告知嫌疑人沒有必要違反自己的意識進行供述。”而隨著聯合國不斷確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國際化，特別是刑事司法領域最低限度人權保障標準的努力，①沉默權已得到了聯合國文件的確認。

（二）歷史上，有關沉默權的著名案件有“希魯爾訴威廉姆斯”案和“米蘭達的忠告”，特別是發(fā)生在1966年的美國聯邦法院所判的“米蘭達訴亞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該案件可以說對于沉默權這一制度的最終確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該案發(fā)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國亞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個男人塞進車里強暴，大約10分鐘后，被害人被釋放。經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蘭達。在審訊中，米蘭達供述了自己強奸的行為，并在供認書上簽字，據此，米蘭達被判處劫持罪和強奸罪，但事后米蘭達又認為自己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中被迫招供的。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觀點，認為審訊時候的氣氛和審訊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雖然未受到身體的強迫，但是不是真實的意思表示。隨后法院規(guī)定必須將以下事項告知被羈押人：他有權保持沉默和不回答問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證據；他有權同律師協(xié)商并讓律師在訊問時在場；如果他請不起律師，有權免費獲得一個指定的律師來代理他。以上規(guī)定就是現代西方國家有關的沉默權的內容。

（三）我國也曾有過沉默權實踐，不過是出現在地方法規(guī)上。在2000年8月，遼寧省撫順市順城區(qū)人民檢察院率先引入了“零口供”制度，即對偵查機關提請逮捕的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暫視為無，主要通過審查在案的其他證據論證其是否涉嫌犯罪，在此期間，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一時間，各大媒體競相報道，部分輿論大力呼吁讓“沉默權”在司法機關工作中迅速普及，能與國際接軌，許多學者也開始紛紛開始涉及有關在我國實施的可行性的研究。

與呼吁沉默權在中國的盡快地實施的學者相反，③有些學者認為沉默權并不適用于中國，理由是因為對于無辜者而言，沉默權是其抗擊刑訊逼供的有關武器。而對于真正的罪犯來講，沉默權也可能成為他們應付審訊和偵查的“救命的稻草”。他們同時也具有指出沉默權不適宜在我國實施的幾點理由：

一、浪費警力，影響案件的偵破。近年來，我國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如果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這一權利，負隅頑抗。如果嫌疑人在留置的24小時之內拒不配合，保持沉默，那么就會照成難以查清案情，造成警力資源的浪費；

二、我國的偵查技術，偵查裝備普遍落后，如果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結果其濫用這一權利，將不利于打擊犯罪。

三、還有的學者認為，沉默權與我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原則不相符合。

（四）沉默權是無罪推定的一個重要內容。無罪推定是資產階級針對封建專制刑事訴訟的有罪推定提出來的。④最早提出無罪推定思想的是18世紀中葉意大利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他指出：“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犯罪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是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

沉默權是為了貫徹無罪推定原則，許多西方國家的法律和國際公約提出的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具體要求和措施。重要內容包括被告人有權拒絕陳述，控訴一方既不能強迫被告人自己證明有罪，也不能因為被告人沉默而定其有罪。

而我國法制建設走上正軌才二十幾年，在各方面都大量吸納了西方國家的現代法治思想和先進的實操手段。但沉默權一直到現在都未納入我國的法律體系，我認為有以下的原因：

一、有我國的傳統(tǒng)觀念國民思維習慣影響，我國是一個長期處于義務本位的國家，國民普遍對國家機關持一種畏懼心理，采取的是回避、忍讓、服從。

二、我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的是國家整體利益下的個人權利，我國當前處于社會初級階段，處于新舊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因此犯罪率有所上升，而我國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刑事偵察條件較西方國家還十分落后；

三、“坦白從寬，抗絕從嚴”這一刑訊規(guī)定已在我國刑事機關的根植了。

（五）我認為沉默權是一項自然權利，是一項“不說話”的權利，是一項實施無罪推定的權利。沉默權是人類基本人權之一，也是國家法治文明的標準之一。可以說是現代法制發(fā)展的一個方向沉默權的規(guī)定為防止審判過程中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提供了有力保障。沉默權的出現使得犯

第二篇：關于我國沉默權的文獻綜述

我國是否應當實行沉默權制度的文獻綜述

年級：12 專業(yè)：法學

學號：12125005 姓名：杰

摘要：沉默權，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訴訟權利。確立沉默權是世界大趨勢，然而，一直以來我國法律對沉默權態(tài)度并不明確,使其至今成為爭議的焦點。本文借鑒不同學者的觀點，從沉默權制度的產生發(fā)展，了解沉默權制度的內涵，分析我國建立沉默權制度的環(huán)境，說明我國實行沉默權制度的必要性。關鍵詞：沉默權制度

產生發(fā)展

爭議來源

可行性

必要性

一個國家的現代刑事司法制度有無確立沉默權的內容,反映了一個國家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情況和司法文明進步的程度,也體現出一個國家訴訟制度民主化、法治化水平。關于我國是否要設立沉默權，法學理論界眾說紛紜。因此，我國實行沉默權制度要三思而后行。

一、沉默權制度的產生發(fā)展

沉默權制度誕生于英國。在英國的法律體系中自古就有正當程序的理念，在13世紀早期，普通法院與教會法庭并存于英國，但英國宗教法庭的管轄范圍遠遠超出宗教事務，兩者之間關于管轄范圍的爭斗異常激烈。英國普通法院采取了陪審制度，廢除了宣誓作證，而宗教法庭采用了糾問式宣誓制度，并逐步發(fā)展為糾問式訴訟模式。對于這種方式，英國法學家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沉默權就是作為反對“依職權宣誓”的審訊制度的有力武器，在這兩對立的刑事訴訟制度的斗爭中被提出并逐步豐富與發(fā)展。而1639年李爾本案件成為重要的轉折點。在該案中，強迫李爾本作證，遭到了拒絕。李爾本在法庭上說：“任何人都不得發(fā)誓折磨自己的良心，來回答那些將使自己陷于刑事追訴的提問，哪怕是裝模作樣也不行。”星座法院遂以拒絕宣誓為由判決李爾本藐視法庭罪，對其施以鞭撻和枷刑。在1641年，英國議會廢除了星座法院的判決，成為重要的轉著點，隨后，被告人在接受審判時有權保持沉默遂成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制度。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沉默制度得到了不斷的發(fā)展和完善。英國《1898年刑事證據法》，該法明確規(guī)定了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有利于保護被告人的人權，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沉默制度也受到了挑戰(zhàn)。從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發(fā)起了一場改革運動，在這次改革中，限制沉默制度與否成為焦點。后因為愛爾蘭恐怖事件，沉默制度受到了重要限制。[1]

美國法律深受英國的影響，同時由于美國本身的特有文化，使美國法律重視人權，因此沉默制度得到發(fā)展。在1936年的布朗訴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肯定了沉默制度的原則，認為強制和暴力導致的自白無效，促進了沉默制度的發(fā)展。但由于該沉默制度的規(guī)則很不容易把握，因此又對其進行了改革，1966年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最高法院確立了米蘭達規(guī)則[2]它對沉默制度進行了限制，規(guī)定了法律人員的職權行為，有利于掌握。米蘭達規(guī)則的形成還得益于西方刑事訴訟法則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和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但首要的仍是美國政治傳統(tǒng)上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法律一特別是程序法的信任和維護，以及最高法院點石成金般的權威。這進一步促進了沉默制度的發(fā)展。沉默權制度的發(fā)展主要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消極沉默權階段，即不得以被追訴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論，其標志是英國17世紀的約翰·李爾本案件。第二階段是積極沉默權階段，即將被追訴者的沉默轉化為偵查、檢察和審判機關的義務，其標志為美國于20世紀60年代確立的“米蘭達規(guī)則”。第三階段是限制沉默權階段，即對沉默權的行使做出適當限制，其標志是英國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

二、沉默權制度的內涵

沉默權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有權利保持沉默。沉默權又稱反對自我歸罪特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基本訴訟權利。沉默權制度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法院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進行違背自我意愿的認罪行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義務向追訴方和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陳述和其他證據。（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在訊問中始終保持沉默、拒絕回答的權利。法院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該權利不受侵犯，警察、法官、檢察官、應及時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項權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處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對其不利的裁決。（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就案件事實做有利或不利于自己陳述的權利。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陳述必須出于被訊問人真實的意思，并在意識到其行為后果的情況下作出。法官不得把非自愿、迫于外部強制或壓力所作出的的陳述作為定案根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是否陳述享有不受強迫的權利和選擇權利。這體現了維護當事人自我法律權益的原則。特別注意，當犯罪嫌疑人違背自我意識做出的陳述是無效的，法律上不予認可。[3]

三、關于我國是否實行沉默權問題爭議來源 我國目前依然處于新時代轉型的初期，并且在近年來國際形勢上各種經濟、社會危機導致的我國社會動蕩不安，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犯罪率上升，在此國情下是否適用沉默權制度，成為法學界一大課題。我國1993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第43條規(guī)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第93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有承擔供述義務。”這些規(guī)定都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然而，1998年10月我國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14條第三項庚目規(guī)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其主要含義體現在：一是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二是有權拒絕陳述；三是不因拒絕陳述而被做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4]但迄今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尚未批準該公約中沉默權的運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規(guī)定顯然與刑事司法的國際標準不相一致，林敏華《沉默權制度在中國現階段應該緩行》一文中將其歸納為三個學說：一是肯定說，認為一方面我國已經具備將沉默權引進的條件。二是否定說，認為沉默權制度具有兩重性，它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對抗警察偵訊的避風港。三是限制說，認為從原則上來說，應當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但對某些對社會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嚴重犯罪不適用沉默權。[5] 不論是何種說法，在沉默權上總體可歸納為：一種觀點認為依照我國的現實國情應當盡快確立沉默權制度；另一種觀點持反對態(tài)度，認為由于我國目前犯罪率不斷上升，暴力犯罪、有組織犯罪、智能犯罪日益增多，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而我們現在的國家偵查機關擁有的技術、裝備普遍落后，阻礙司法活動，如果賦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沉默權，必然會不利于打擊犯罪。

四、我國建立發(fā)展沉默權的現狀和可行性

（一）我國沉默權現狀分析 刑訴法第43條中規(guī)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第93條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所提出的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有學者因此認為我國存在特別的沉默權制度，我對這種觀點持否定態(tài)度。

刑訴法嚴禁用刑逼供等強制方法收集證據，體現了我國法律注重保護犯人的基本人權，但是，出于對案情真實的追求，我國法律仍然對沉默權采取了否定的態(tài)度，而且還要求犯罪嫌疑人與被告人對偵察人員的提問如實回答。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偵察人員過分依賴口供，往往通過口供再去調查其他證據，以致刑訊逼供屢禁不止。可以說，禁止以強制手段迫使被追訴者自我歸罪與要求如實陳述的義務并存，是我國刑事訴訟的追求的程序正義與追求真實利益之間沖突在立法上的反映。[6]

同樣，拒絕回答與本案無關的問題這一規(guī)定與沉默權也是大有區(qū)別的，“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是指與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定罪量刑和查明本案案情毫無關系的問題。那么反過來說，與本案有關的問題，他就不再享有拒絕回答的權利而應當如實回答，若是拒絕回答，后果則是抗拒從嚴，這一政策是與沉默權對立的。沉默權是以無罪推定原則和不得自我歸罪原則為理論基礎的，1688年英國大主教圣克萊夫特訴諸這樣一句名言“我有權不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證其罪的問題”，這是對沉默權最好的佐證。可見，拒絕回答與沉默權之間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據此，我認為沉默權制度在我國尚未確立。[7]

（二）我國實行沉默權的可行性

1、民主、自由、人權思想是確立沉默權制度的必要條件，這些條件在我國都已經具備了。沉默權是近代英美等發(fā)達國家賦予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在中國數千年的法制歷史中并沒有產生沉默權。究其原因，沉默權只有在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深入人心才可以發(fā)展出來的權利。到了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不斷發(fā)展，人們的平等、民主、自由意識不斷覺醒，逐漸成為了一種社會公眾意識和基本要求。特別是受近幾年的佘祥林案、孫志剛案的影響，人們的民主權利意識進一步覺醒，對刑訊逼供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非常反感深惡痛絕。在這種情況下，沉默權制度作為一種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制度在主觀上和思想上普遍被人民認可，沉默權制度已經有了生存的土壤。

2、現行《憲法》有關規(guī)定為確立沉默權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法律保障。《憲法》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憲法》第三十七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憲法》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依照《憲法》的上述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當然地享有言論自由，這當然也包括了沉默的自由。

3、國家推選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是確立沉默權原則的大環(huán)境。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是我國的治國方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要決策。綜上所述可見，賦予被控訴者沉默權不僅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在保障人權方面應盡的義務，更是順應我國的依法治國和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

4、沉默權制度的設置并不會令偵查的難度產生重大影響。反對設置沉默制度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地域廣闊，犯罪率居高不下，沉默權的確定會浪費更多司法資源和經費。但是，目前為止，還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表明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就必然會不利于打擊犯罪。從絕對與實用的角度說,沉默權確實會使一些罪犯逃避制裁,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終極價值。美國歷史上著名的聯邦法院大法官奧利弗、穩(wěn)德爾、霍爾姆斯曾說過“罪犯之逃之夭夭與政府的非法行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8]何況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現代偵查活動已經有很大發(fā)展，可以利用多種方法進行偵查，對口供的依賴性降低，為沉默權的實現提供了客觀條件。

5、國內的司法實踐表明，沉默權也在為司法機關逐步接受并嘗試。如遼寧撫順城區(qū)的檢察院“零口供規(guī)則”就是一例；又如，據報載，福建省檢察機關辦理的1008件職務犯罪案件中有許多是在犯罪嫌疑人不開“金口”的情況下，依靠外圍調查取證成功地突破的；再如，湖南常德市鼎城區(qū)檢察院在犯罪嫌疑人拒不招供的情況下，依靠間接證據成功辦理了一起刑訊逼供案。綜上所述，沉默權制度的設置已經在我國具有主觀與客觀上的條件。而且設置了沉默權不會令犯罪率有大幅上升，同時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還可以切實地保障我國公民人權，防止刑訊逼供的產生，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有利于依法治國的實現，所以我國確立沉默權制度是可行的。

五、我國實行沉默權的必要性

1.可以使訴訟結構均衡合理，達到司法公正。法律強調控訴雙方權利相等，地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實行司法公正。但在現實審判中，控訴方以強大的國家力量為后盾，使辯護方明顯處于劣勢，這明顯違反了控辯雙方地位相等原則。但隨著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的實行，以及國外一些新的司法理念的植入，我國加大了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力度，訴訟模式由強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化。認為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正是出于維持控辯平衡的需要，通過賦予其沉默權、辯護權，上訴權等一系列權利來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抗衡和防御力量，實現訴訟雙方權利的平等，形成訴訟雙方的對抗機制，使雙方權利趨于均衡，使訴訟結構趨于合理化。才有利于司法公正。

2.與國際接軌的需要。二戰(zhàn)后，人權保障問題逐漸走向國際化，沉默權制度在眾多國家得到確立。如法國刑訴法第128條、第133條，德國刑訴法第136條第1款，日本刑訴法第311條第1款，意大利刑訴法第64條第3款，第210條第4款，保加利亞刑訴法第8條第3款等。在一些國際公約和國際法律文件中也對沉默權予以確認，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規(guī)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我國參與制定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即《北京規(guī)定》和世界刑法學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十六條中，都規(guī)定了應該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1998年10月，我國正式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條約是我國法律的重要淵源之一，沉默權應當被引入我國的刑事訴訟之中，有利于我國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法律標準接軌。

3.保障人權，遏制刑訊逼供的需要。沉默權起源于反對自我歸罪，反對刑訊逼供。刑訊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意志自由和權利隱私被野蠻侵犯剝奪，有悖于刑事訴訟民主、文明的世界潮流。刑訊逼供在我國并不少見，刑訊逼供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便捷的得到口供，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了沉默權時，訊問者無法得到口供，他就會著手尋找除了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所以，建立沉默權對遏制刑訊逼供有一定作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障人權。而言論自由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是“自然的、不可剝奪和神圣的”，沉默權正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具體表現。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問訊是回答還是緘默不語，其實質就是在選擇是行使還是放棄這種權利。沉默權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反映出一國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狀況和刑事訴訟文明與進步的程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基本的權利保障機制，促進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一步民主化。[9]

六、總結

沉默權是個復雜的問題，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雖然規(guī)定有沉默權，但是，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案件或在某些訴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規(guī)定。所以對于我國是否應當實行沉默權制度也應該具體分析，首先我國具備實行沉默權的可行條件，在大環(huán)境下，隨著司法文明和水平的提高發(fā)展，我國也必然會慢慢發(fā)展沉默權制度。因此我國應當實行沉默權制度。

第三篇：高薪養(yǎng)廉在我國的可行性分析

高薪養(yǎng)廉在我國的可行性分析

劉慶志

我認為，高薪養(yǎng)廉在我國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應該實行適度從高的公務員薪資水準，而對極少數特別專業(yè)崗位和急需公務人才可實行市場化的高薪報酬。

一、高薪養(yǎng)廉比較早在香港和新加坡實行，但在我國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1、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水平比較低，不具有高薪養(yǎng)廉的經濟基礎。我國人均GDP剛剛突破1000美元，排名在世界100位以后，遠遠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區(q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當然決定上層建筑分配關系，在經濟不發(fā)達國家不能實行高薪養(yǎng)廉政策。

2、我國財政能力有限，不具有高薪養(yǎng)廉的財力基礎。我國財政能力為32000億元，遠遠不能滿足國家教育、國防、醫(yī)療衛(wèi)生、就業(yè)、農業(yè)和農村發(fā)展建設、社會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支出的需要，公共財政建設仍缺乏基本的財力支持，當然不能把公共支出的方向和重點調整到公務員收入和消費水平上。而香港、新加坡等地區(qū)具有相對雄厚的財政支持。

3、我國公務員隊伍龐大，不可能實行普遍的高薪養(yǎng)廉制度。按照新的公務員法的規(guī)定，我國公務員范圍已經擴大到政黨、政協(xié)、人大及其他政治和社會團體，總數已經達到600萬人，高居世界前列，絕對數遠遠高于香港和新加坡。并且我國公務員的總體素質還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fā)展對現代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務員素質參差不齊，不具備實行高薪養(yǎng)廉的主體條件。

4、我國老百姓傳統(tǒng)文化心理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理論不認可高薪養(yǎng)廉。老百姓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認為公務員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是西方國家的政治特權階層，不能實行高薪養(yǎng)廉制度。全國城鎮(zhèn)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10800元，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約為3200元，如果對公務員實行高薪養(yǎng)廉政策，將導致多數人的不認同感。香港和新加坡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公眾需要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當然認可公務員高薪酬政策。

5、公務員制度建設不成熟，不宜實行高薪養(yǎng)廉制度。我國公務員制度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只有十幾年的歷史，時間短，仍處在建立和建設階段。目前只對主任科員以下的人員實行公開、平等、競爭、擇優(yōu)的考試選拔制度，對中高級公務員沒有實行比較公認的權威的科學的選拔辦法，缺乏公平的認同感，如果實行，可能引起其他社會群體的不公平感，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二、我國應該實行適度從高的公務員薪資水準，并且應將公務員收入顯性貨幣化。

為了提高公務員隊伍素質，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進社會高水平發(fā)展，需要推行適度高的公務員薪酬水平政策，來吸引高素質的人才加盟，促進政府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適度高”是指公務員的薪酬水平適

度高于國有企業(yè)工作人員薪酬水平的1到2倍。

我國中高級公務員的隱性薪酬水準已經相當高，因為中高級公務員普遍配備了公務用車、住房補貼、交通補貼以及提供了其他各種福利，有的公務員還大吃大喝、大吸大抽、公款旅游、公款禮尚往來。如果將各種隱性福利都計算在內，中國中高級公務員已經在實行“高薪養(yǎng)廉”了，但仍不能徹底根治腐敗。

三、我國對極少數特別專業(yè)崗位和急需公務人才可實行市場化的高薪報酬。

中國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曾經以年薪百萬吸引香港高級人才來工作。類似的崗位還有計算機、反毒品、國防等尖端領域的崗位，這些崗位需要吸引全國乃至世界頂級人物來為中國政府工作，促進我國公共管理特定行業(yè)和領域的發(fā)展。

四、高薪只是養(yǎng)廉的基本條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條件，應該綜合配套，多管齊下，全面整治腐敗。

高薪可使公務員認為不必腐敗，嚴肅法治可使公務員不敢腐敗，制度完善可使公務員不能腐敗，社會保障健全可使公務員不需腐敗，思想教育可使公務員防微杜漸，監(jiān)督網絡有效可使公務員遠離腐敗，隊伍素質高可使公務員自覺抵制腐敗。因此，社會各個部門、渠道、單位、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齊抓共管，共同推進反腐敗工作，走有中國特色的廉政建設道路。

第四篇：關于我國設立沉默權制度的思考（精選）

「內容提要」沉默權是被告人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權、人格權，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權；它具有體現刑事訴訟價值、豐富刑事訴訟職能、實現刑事訴訟結構公正、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guī)則的作用；沒有沉默權的權利體系是不完備的權利體系。本文試圖通過對沉默權內涵的淺述，并聯系我國具體的司法實際，闡述在我國設立沉默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沉默權米蘭達警告證據規(guī)則司法制度必要性

在美國警匪片中，警察在銬住犯人時所念的那套家喻戶曉的說詞大意為“你有權保持沉默，但是你說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詞。你有權找律師，審問時可有律師在場”等，這套說詞就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也即沉默權在西方國家司法實踐的重要表現。本文試從中分析沉默權的內涵，論證其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探討在我國建立的問題。

一、沉默權的緣起及內涵

“米蘭達警告”起源于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一個18歲的姑娘被人綁架強奸，她指認是米蘭達所為。警方審訊了米蘭達，并以他的供詞作為開庭時的證詞。米蘭達被判有罪后上訴到最高法院，理由是警方沒有告知他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他的供詞是迫于壓力編造的。他說如果事先告訴他有沉默權，他是不會供認的。考慮了種種論證之后，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米蘭達的供詞在法庭審判中無效。由于這一判例，此后警方在逮捕和審問被控犯罪人時，都要說“米蘭達警告”。這便是沉默權在司法制度中的誕生。沉默權（PrivilegeofSilence），又稱反對自我歸罪特權（thePrivilege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①

沉默權在英美法系國家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與他們重物證輕口供的證據采信規(guī)則是分不開的。沉默權包含了以下幾方面的意義：第一，犯罪嫌疑人沒有義務說不利于自己的話，追訴方或法院不能采用不人道或有損尊嚴的方法強迫他說；第二，犯罪嫌疑人有權在訊問中始終閉口，但法官不能因此作出對他不利的裁判；第三，犯罪嫌疑人有權在知道說話后果的情況下說一些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話，這些話必須出于自愿。如果被逼開口，法庭不能以此作為定案根據。②也正是因為這些內涵，沉默權的確認曾被認為是人類在通向文明的斗爭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們不可否認沉默權在保障人類權利上的重要貢獻。沉默權的實施，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利益，促進了法制的正當化、文明化和科學化。沉默權是人們作為人而理應享有的權利，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權利，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它所保障的是刑事程序的人道性和公正性價值。

二、我國司法實踐情況及建立沉默權的重要意義

在中國，目前仍未確立沉默權制度。當然這與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分不開的。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將當事人的口供擺在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上，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偵查技術不夠先進，所以需要當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視當事人的口供確實可以提高辦案效率，更好地打擊犯罪。但是，在忽視沉默權的中國，文明發(fā)展到現在，開始不斷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越來越頻繁見諸于報端的刑訊逼供。雖然我國刑法對刑訊逼供罪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司法機關在其偵查、起訴甚至審判活動中，以刑訊逼供，特別是以威脅、引誘、欺騙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現象卻屢禁不止；對公民的任意傳喚、拘傳、羈押甚至超期羈押，以及對被限制自由的公民實施的非人道待遇等等現象也是常有所聞。刑訊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罪推定思想和嚴重依賴口供的口供主義的影響。③而法律規(guī)定“應當如實回答”又常常在道德觀念上支持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施加各種壓力甚至刑訊。其實，要有效地制止這種現象，要從許多方面入手，比如建立有效的監(jiān)督機制，而在司法上，更要對這些刑訊逼供的證詞采取根本的否決方式。因此，在我國建立沉默權制度，有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確立沉默權是保障公民權利的需要。經驗表明，在刑事訴訟中，最容易且頻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訴人的權利。受到刑事追訴的人與擁有特殊權力和專門技術手段的追訴官員相比，本來就處于劣勢地位，如果再賦予追訴官員強迫其陳述的權力，被追訴者的其他權利就會因此而毫無保障，也容易助長追訴官員刑訊、威脅等非法行為。而賦予其沉默權，實際上是要增強其在刑事程序中與追訴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達到維護被追訴者合法權利，抑制追訴權濫用的意圖。任何公民（包括無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被告人沉默權，實際上是對每個公民權利的保障，是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人權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以免受到國家強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護。④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的發(fā)展，中國也開始越來越重視對訴訟當事人權利的保護，因此，將刑事訴訟當事人的位置擺到與追訴機關平等的地位上來是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其次，確立沉默權能有效防止冤獄的發(fā)生。由于被追訴者享有沉默權，為追訴官員的取證增設了障礙，追訴官員就不得不放棄通過逼取認罪口供來獲取有罪證據，他必須充分收集其他證據，這就為查明案件真實，防止冤錯提供了保證。這對維護社會長治久安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因為如果冤獄太多，社會就難以長久穩(wěn)定。⑤

第三，確立沉默權有助于實現程序上的公平。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注重程序的正當與文明，強調尊重和保障受訊問人的人格尊嚴和意志自由，沉默權就是一個體現。從理論上講，沉默權是同強調訴訟結構平衡、當事人的主體地位、無罪推定原則及舉證責任的原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強調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對等性，就不得對受追訴的人科以協(xié)助追訴一方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義務。否則，就毫無公平可言。既然承認受追訴的人的主體地位，從而承認受追訴的人意志的獨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辯護的權利，在不愿答辯時也就享有不做答辯、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權利，而不得違背其意志強迫其做出答辯。否則，受追訴的人就會成為不具有獨立性的訴訟客體。既然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視為無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為證實其有罪，就必須負有提出充分證據的責任，而不能強迫他本人提出證據證明自己有罪或者無罪。從證據理論上講，沉默權規(guī)則也是對偏重自白的證據觀的否定。在糾問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稱為“證據之王”和“最佳證據”，在證據運用上強調“無供不錄案”，自白的證據價值被片面夸大了。為獲取作為最佳證據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導致了刑訊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訊的廣泛適用。沉默權的訴訟理念卻恰恰相反。承認沉默權，就表明了這種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獲取認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這一點，并基于對人權保障的追求，在確認沉默權的程序中，均嚴厲禁止并在出現時堅決予以制裁一切違背供述人意志的強迫取證的方法。⑥

三、沉默權在適用中的一些思考

從以上的種種原因不難看出，沉默權的確立對于改變辦案人員的觀念和抑制刑訊逼供有積極意義。當然，單純規(guī)定沉默權是不夠的，還要規(guī)定保障沉默權實現的具體措施，如訊問時的律師在場權，對訊問方法和時間的限制，實行偵查、羈押分離，確立非法自白的排除規(guī)則等等。沉默權及其保障措施，可以有效抑制刑訊逼供。在有些實行沉默權的國家，刑訊逼供基本絕跡。

確立沉默權后，破案不能僅依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需要努力采取其他收集證據的方法，尤其是技術偵查手段。沉默權的確立既是對被控者的法律保護，更是對公權力的制約，它不僅可以大大降低刑訊逼供現象的出現，無疑也將大幅度增加口供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保障訴訟公正進行。

當然，沉默權也不可避免的有其本身的弊端。因此，英美法系國家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對沉默權的一系列制約措施。美國在刑法上首先規(guī)定，如實供述的被告人可以得到從輕處理；其次，陪審團強迫證人作證的權利和檢察官強行搜查的權利給被告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以上兩點的結合是對沉默權最有力的制約。而英國也于1994年在《刑事審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對沉默權的適用進行了一定的限制。

是否適用西方的沉默權制度，一直是中國法學界討論的重要問題之一。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我們也能更好地認識這一制度的優(yōu)劣，而如何更好地發(fā)揮沉默權的優(yōu)勢，有效地抑制它的缺點也成為了法學家探討的問題。沉默權是文明發(fā)展、人權保障的重要標志，它可以更好地保護刑事訴訟被追訴人的利益，維護程序的合法。但同時，它也為偵查人員的辦案設置了不少障礙，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規(guī)避處罰的方法。總之，當我們確立了符合法治社會要求的刑事訴訟理念后，重要的問題就在于如何使這種理念能夠在客觀上貫穿于我們的現實生活與司法實踐。為了能夠在刑事訴訟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僅僅確認一些法治的理念是不夠的，沒有一些充分有效的程序性監(jiān)督制約機制，即使法律明文規(guī)定沉默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也難以不開尊口。沉默權仍會像許多其他規(guī)定一樣而流于形式。⑦

四、結語

可以說，確立沉默權是司法制度進步的標志。作為一種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權”在司法和審判的實踐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我國目前的司法制度也已日益完善，不少專家認為，目前中國實行這項制度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因為修改后的新刑訴法不但吸收了西方法律“無罪推定”的原則，而且規(guī)定在刑事偵查階段，律師可提前介入。也許不久之后，沉默權作為證據立法中的重要內容會積極加入我國的刑事訴訟中。

注釋：

①《沉默權的立法思考》作者：施國明出處：中國政法大學學報

②《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③《有關沉默權》作者：吳宇廈

④《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⑤《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⑥《再談沉默權》作者：宋英輝

⑦《綜述：你有權保持沉默？——沉默權在中國》出處：2000年09月13日北京晚報

華惠芳

第五篇：試論安樂死制度在我國的可行性

論文摘要生命權歸個人所有，即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擁有全部權利，包括任意處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組織無權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樂死正是生命自主權的體現之一。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對安樂死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在贊同與反對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同時，西方民間社會以絕癥患者實行安樂死已經屢見不鮮。本人認為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安樂死制度從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但實質上，安樂死不具有構成犯罪所要求的相當社會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卻是為了減少病人臨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屬的沉重負擔；安樂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種觀念的更新，也是對生命和死亡的再認識。安樂死制度合法化將成為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是刑法現代文明的要求。關鍵詞：安樂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適用對象 程序設計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以國家主人的姿態(tài)，為消滅貧窮落后，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實現享有充分人權的崇高思想。特別在2004年是中國人權發(fā)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一年。中國首次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憲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權由黨和政府執(zhí)政的政治理念和價值，上升為國家建設的理念和價值，成為國家根本大法的一項原則。那么，做為人權中的重中之重——生命權更應該引起人類社會的尊重。生命權歸個人所有，即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擁有全部權利，包括任意處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組織無權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樂死正是生命自主權的體現之一。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對安樂死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在贊同與反對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同時，西方民間社會以絕癥患者實行安樂死已經屢見不鮮。本人認為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本文就有關安樂死的幾個基本問題，與大家共同討論。

一、安樂死的概述“安樂死”源于希臘，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譯就是好的死亡（更為褒義的譯法是“善的死亡”），它與惡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對立，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處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tài)下，由于精神和軀體極端痛苦，在病人和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yī)生認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tài)中結束生命過程。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則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根據衛(wèi)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tǒng)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近1000萬，其中有100萬人是在極度病痛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死亡者中又有相當多的人曾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無法律根據和保護而被拒絕，因此他們只能“含痛死去”。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選擇安樂死而結束生命的，參與者一般是親人和可信賴的醫(yī)生。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們需要安樂死。1988年、1994年我國召開兩次安樂死學術研討會達成共識：其一，安樂死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表現，大勢所趨；其二，有利于從精神上、肉體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減輕家庭的精神、經濟、情感和人為負擔，解放生產力；其四，有利于社會衛(wèi)生資源公正、正確分配。1997年，上海舉行的全國性的“安樂死”予以明文認可，也沒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學說影響，各地法院針對基于身患絕癥病人的請求而實施的“安樂死”采取的處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條“但是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guī)定，做出無罪判決；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條的規(guī)定，認定被告人犯故意殺人罪，但在量刑時減輕處罰。各地處理模式的不統(tǒng)一顯然違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應當得到同樣對待的法治原則，有必要通過立法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empirenews.page--]在學術界的討論中，安樂死的分類一向紛雜，常見的有毀滅型、殺害型、消極型、治療型等種種安樂死之分類。在這里，主要介紹兩種基本分類。一種常見的分類是將安樂死劃分為自愿安樂死、非自愿安樂死和不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是指當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樂死從而被實施；非自愿安樂死又可稱仁慈殺死，是指當事已經失去了選擇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處死或允許其死；不自愿安樂死是指當事不同意結束他的生命但仍被處死，這實質就是謀殺。另一種區(qū)分“安樂死”的方式是根據當事人的意愿區(qū)分為“主動安樂死”與“被動安樂死”。如當事人為某種有意的行動處死，安樂死是主動的；如果不是被殺，而是故意允許他死去，就是被安樂死。因此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又分別稱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

二、安樂死的合法化的根據無論是從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原則，還是從生命質量、生命尊嚴；無論是從個體自決還是從社會效果方面看，安樂死都有其存在的正當化根據。

1、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與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醫(yī)德及人道主義。但是經濟是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fā)展了，科學進步了，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應相應的發(fā)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結束痛苦死亡的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人的道德規(guī)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認同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y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2、安樂死符合人們對生命質量的追求。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guī)律無人能免。人類在這方面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說：“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們不能結束自己和別人的生命。”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而安樂死其實也是對“侵權”（侵犯他人的生命權）所作出的另一種思考。反對安樂死的人認為，實施安樂死是對人的生命權的剝奪，但換個角度出發(fā)，倘若一個因絕癥而痛不欲生，倘若一個人因生活的磨難而生不如死，倘若一個因身心的疲憊而無法解脫時，他們選擇了輕生并付諸實踐。那么，法律對它作出如何的評價呢？在法理學上，生命是屬于個人完全所有的，對于這個絕對權利的處分，是基于個人絕對意志的支配（包括輕生），只要這樣的行為不影響社會和大眾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應該介入的。而安樂死也僅僅是借助某種手段得到的解脫。如果說，一個人有生存的權利，那么，他也不應該失去選擇死亡的權利吧！[!--empirenews.page--]

3、過多無意義的治療是社會資源尤其是醫(yī)療資源的浪費雖然現代的醫(yī)學越來越發(fā)達，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資金來設法延長死亡和減少產生痛苦及殘疾的風險，仍然有無數患有不治之癥的患者實際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極其痛苦而難以忍受的延長死亡的過程的醫(yī)學干預。我們都知道，身患癌癥的人不僅僅是肉體上的痛苦，還有更多精神上的壓力。作為健康人的我們，是無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現在我國治療絕癥大多使用的是進口藥，也僅能暫時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癥狀，但卻無[1][2][3]下一頁 法杜絕其再生和轉移，這無疑造成了一種“醫(yī)療資源的重復使用，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在這漫漫的求醫(yī)長路上，不僅僅是病人要承受著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屬基于道義、礙于社會輿論等原因，無法接受“安樂死”，仍寄望于醫(yī)院，甚至有些家屬向病人隱瞞病情，自身卻負著過重的經濟和心理負擔。當這些受盡折磨的人們要求安樂死時，我們難道忍受拒絕他們嗎？不錯，生命確實是寶貴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醫(yī)治的，也有無法醫(yī)治的。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寫道：“醫(yī)術或許還能保證他勉強幾年，無能為力地活著??這樣活著，對他來說，比安然死去還要痛苦一千倍，??這是我們的馬克思絕不能忍受的。”顯然，生存并非無條件地比死亡更有價值，不少人生前遺囑明確表示：寧肯尊嚴地死去，而不愿意喪失尊嚴地痛苦活著。在病人確實無法醫(yī)治又面臨極端痛苦的情況下，尊重病人的這一意愿，我以為正是人道精神的體現。

三、安樂死合法化的可行性法律作為一種規(guī)范社會的工具，是應順社會要求的。社會上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其立法工作也勢在必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樂死在我國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已成為社會需要的強烈表現。而我國通常認為實施安樂死的法律來完善對生命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犯罪首先，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或類似行為是犯罪，因此將其作為犯罪處理缺乏法律依據。其次，根據我國刑法理論對犯罪本質的規(guī)定，任何一種犯罪都必須具備三個特征：社會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應受到刑法處罰性。這三個特征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而社會危害性是三個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質的特征，故一個不具備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當然不具備犯罪的其余兩個特征。我認為安樂死是“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因為如果說安樂死行為是犯罪話，則根據在于說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權。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樂死不是對生命的的處置，而是對生命終結的處置，是行為人依病人承諾對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調控。它不是對生命權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權的基礎上擇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優(yōu)化處置。采取這種優(yōu)化處置，不但可以解除絕癥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嚴，而且對社會有益。基于此，實行安樂死的行為因不具備社會危害性，也就當然不具備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法處罰性。因此，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是犯罪。最后，根據故意殺人罪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來看，安樂死——特別是采用作為方式實施的安樂死——雖然與故意殺人罪的客觀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質上二者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不能混為一談。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終極意義上的死亡），行為人可以采取規(guī)勸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發(fā)生，但行為人不但沒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動促使其發(fā)生，故實施安樂死只是遵守這一法則而對病人的生命終結方式進行人工優(yōu)化。因此，安樂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權；第二，二者主觀方面不同。故意殺人的行為不論其殺人的動機是為情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行為人都具備主觀上的罪過，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empirenews.page--]綜上所述，我認為實施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也不應當將其作為其他任何名義下的犯罪來處理。因此，除刑法理論上應對其正名以外，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應該停止將其作為犯罪來處理，以避免錯誤地使有關當事人承擔刑事責任。

2、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立法原則首先，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則。《立法法》第五條規(guī)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現階段，安樂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數據體現安樂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其次，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學性原則，立法的科學性體現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進行地方立法。安樂死合法化涉及諸多方面，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特定地區(qū)以地方法規(guī)的形式對安樂死首先立法。最后，安樂死合法化體現對各種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區(qū)先為安樂死立法體現了對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備安樂死合法化條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并不多，在這些地方首先實現要安樂死合法化解決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對安樂死的局部立法是實現短期利益，而長遠利益是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化。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還是以法理分析，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tài)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樂死制度是實施安樂死的前提雖然安樂死制度對那些無法治愈、痛苦萬分的人而言，是一種體面的解脫，但畢竟是一種消滅人生命的行為，故為了防止安樂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濫用，制定嚴格、完善的安樂死制度是實施安樂死的前提。

（一）、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確認安樂死的適用范圍是個復雜的問題，世界各國對此都有著一定的分歧。例如對于植物人、嚴重缺陷新生兒等的安樂死處置，就有著不同的觀點。故在對安樂死對象選擇上，就有著一些不同的觀點。由于我國對安樂死制度還處于探索階段，各地社會文化差別較大，對安樂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國對安樂死對象選擇上應當以現階段生存質量差且無可能改變?yōu)橄蓿偨Y起來應包括以下幾類：

1、患有嚴重疾病，處于極度痛苦且無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惡性腫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臟器嚴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轉者、無法移植的；（4）、因各種疾病或傷殘致使大腦功能喪失的植物人；（5）、具有嚴重缺陷的新生兒；（6）、患有嚴重精神病癥，本人已無正常感覺、知覺、認知等，經長期治療不能恢復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對他們而言已經成為負擔，適用安樂死對他們是一種解脫。

2、先天性智力喪失，無獨立生活能力，且無恢復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癡呆患者、高齡重病者和重傷殘者。

（二）、安樂死的適用條件：安樂死根據實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對于主動安樂死應當具備以下條件：

1、是身患不治之癥且進入瀕死階段屬臨終病人的；

2、是肉體極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場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準確地表達自愿安樂死且不反悔的。這幾個條件有機統(tǒng)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對于大腦功能喪失的植物人、無正常感覺知覺認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癡呆病人、先天性智力喪失無獨立生活能力的“傻子”、嚴重畸形兒或嚴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等，他們或者沒有感覺能力，或者不能開口正確作出真實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動安樂死，它應當具備的條件包括：

1、個人必須失去對世界的認知能力且無恢復的可能；

2、必須由其直系親屬申請。因為對被動實施安樂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們，而是對其家屬利益的保護。[!--empirenews.page--]

（三）、實施安樂死的程序設計：實施安樂死的程上一頁[1][2][3]下一頁 序一般應包括申請、審查和執(zhí)行三個方面。申請程序原則上必須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親屬提出。申請方式可以是書面也可以是口頭方式。對于那些無法表達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親友提出，但相關組織必須綜合各種因素對其親友的意圖予以考慮。審查程序應當包括醫(yī)學審查和司法審查。醫(yī)學審查是首要程序，待確定后再進行司法審查。醫(yī)學審查的組織者可以是醫(yī)院成立的專門委員會，也可以是司法機關指定的專門機構，由他們負責對是否是不治之癥、病人是否是對苦痛不堪忍受等情況進行審查。而后將相關的審查結果遞交到司法機關。司法審查主要是對其適用條件予以核準和對提出安樂死的意圖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審查。執(zhí)行程序由司法機關負責，由其指定的醫(yī)院負責實施，司法機關必須派人到場監(jiān)督，實施安樂死至少由兩名醫(yī)務人員進行，何時執(zhí)行可應病人和家屬的要求。執(zhí)行醫(yī)生在接到相關的證明材料和核準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屬簽字后予以執(zhí)行。

（四）、安樂死的警戒機制：為了防止安樂死制度被利用或濫用，還應當設立必要的警戒機制。

1、備案制度：對于任何申請安樂死的病人或家屬，都必須提供全部材料給相關司法機關，由他們在實施完畢后存檔備案，該檔案存檔期不少于20年。

2、定點制度：由司法機關指定醫(yī)院負責安樂死的實施，司法機關負責對其監(jiān)督。定點條件由司法機關負責制訂。對于不能規(guī)范實施安樂死的醫(yī)院，司法機關有權撤消其資格。

3、專家?guī)熘贫龋耗軌蜷_展安樂死服務的人員應當是醫(yī)學專家，由司法機關聘請并建立專家?guī)臁Ｔ趯嵤┌矘匪罆r，由專家?guī)祀S機抽取專家負責，同一醫(yī)院的專家應當回避。

4、懲戒制度：對于利用安樂死制度實施不法行為的，一旦查清應當從重處罰，可以按照故意殺人來定罪，以此來防止安樂死制度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安樂死制度從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但實質上，安樂死不具有構成犯罪所要求的相當社會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卻是為了減少病人臨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屬的沉重負擔；安樂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種觀念的更新，也是對生命和死亡的再認識。安樂死制度合法化將成為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是刑法現代文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