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江村調查研究綜述

江村調查研究綜述

馮月根

江村，是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所起的社會學學名。村的地理名叫“開弦弓村”，地處長江三角洲太湖東南岸。今隸屬于江蘇省吳江市七都鎮。

江村調查研究，始于1936年費孝通的實地調查。七十多年來，海內外學者把江村作為中國農村社區研究對象，從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等多學科對江村進行系統地調查研究，從微觀領域到宏觀層面加以研究探討，調研中產生了一批有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本文就70多年來海內外學者對江村的調查研究作一簡略性綜述性地闡述。

一、在江村建立了調查研究機構和教學、實習基地

江村，是一個鄉土性的江南農村社區。費孝通《江村經濟》的發表以及江村調查研究中運用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文化社會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費孝通教授的支持和鼓勵下，國內1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在江村建立了江村調查研究和教學、實習基地。如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江村研究所、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江村實習基地、上海大學文學院教學研究基地、江蘇省吳江市江村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教研基地、浙江林學院城市管理教學實習基地，還有蘇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財經大學人文經濟學院等院校。這些高等院校結合教學時序組織師生到江村開展農村社會學教學、研究和實習、實地調查。理論聯系實際，使教學與社會實踐有機結合，拓寬了師生的社會視野，豐富了教學內容，加深了學生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感性認識，在社會調查實踐中增長學識和才干。尤其是江蘇、上海、浙江等附近地區高校的社會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到江村選課題做研究，從學理上探討江村的時代變遷。當地的蘇州市委宣傳部、蘇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也在江村建立了蘇州市社會科學普及基地。

二、江村調查研究方興未艾，成果豐碩

江村調查研究是以費孝通教授為代表的學院派為主流，學者們遵從“從實求知，文化自覺”的學術精神，從學術觀點研究當代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試圖為解決中國農村農民問題提供實踐路徑。

繼1936年夏季費孝通回家鄉吳江開弦弓村養病期間，利用人類學實地調查的方法，通過一個多月時間對該村進行了系統性的社會調查研究，后經他整理用英文寫成博士論文。1939年以《中國農民的生活》為書名在英國出版并重印多次。該書提出了中國農村工業發展的一種模式，是社區社會經濟調查的早期范本，并證明了以文明社區作為調查對象的重要價值，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他的導師布·馬林諾斯基教授在書的“序言”中稱：“此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本書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他還說“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和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整個中國的縮影”。江村，從此聞名于世，成為世界認識中國農村的窗口，中外學者研究中國農村的基地。

農村社區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組織單位。費孝通教授注重實地調查與研究，長期堅持做“田野”工作，先后26次訪問江村，走村入戶，以畢生精力對江村進行追蹤調查研究。他調查不止、思考不息、筆耕不輟，對我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他走出江村就關于農村工業化、小城鎮建設和地方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論述。陸續發表了《重訪江村》、《三訪江村》、《小城鎮大問題》、《小城鎮再探索》、《小城鎮新開拓》、《九訪江村》、《長江三角洲之行》、《江村五十年》、《吳江行》（《費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等。他不斷汲取新的學說理論，從學術層面上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社會全面進步提出了許多開創性的新觀點、新思想、新見解。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后，我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和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同時，許多社會問題顯露，農村社會調查研究也出現空前活躍。自從1981年12月，費孝通教授牽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10個單位19位社會學專家學者，組成“江村”調查組對江村進行首次聯合調查以來，諸多中外政界、學界的專家學者深入江村對農村社會問題、農民群體分化及其流動、農村婚姻與家庭、農民生活方式、農村社會結構與功能、農村經濟社會變遷等方面的問題展開系統調查研究，通過“解剖麻雀”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全方位解讀江村，深度探討江村社區變遷及其變遷的主因。

農村農民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眾多學者們從社會學角度就江村在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對農村社區社會形態及其文化變革進行縱向比較研究。參與江村調查研究中，還有地方政府部門從事農村政策研究的同志和實際工作者，他們緊跟時代步伐，展開深入調查與實證分析。有關江村調查研究的專著和學術論文較多，代表性的著述有費孝通《江村農民生活及其變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年）、沈關寶《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重版）、劉豪興《農工之間——江村副業60周年調查》（載潘乃谷、馬戎主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友梅《江村家庭經濟的組織與社會環境》（同上）、沈關寶《解放前的江村經濟與土地改革》（同上）、惠海鳴《從土改到合作化的江村》（同上）、政協吳江市委編著的《江村——江鎮》（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惠海鳴《江村發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至1965年）》（〈民族通報〉第一輯2004年）、馮月根《海外學者江村訪問五十年（1956——2006年）概述》（三農中國2007年季刊）、《費孝通江村調查與鄉村建設》（中國鄉村發現網2007年）、《費孝通教授江村訪問紀事》（中國三農研究網2006年）等、朱建明《開弦弓村：成就人類社會學發展的兩次重要之旅》（吳江日報2005年5月11日）、上海大學周園的《中國農村家庭權威結構的變遷——江村的追蹤研究》碩士論文。還有王淮冰《江村報告——一個了解中國農村的窗口》（人民出版社2004年）、周擁平《江村經濟七十年》（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張祖道著《江村紀事》（上海畫報出版社2007年）、邱澤奇《費孝通與江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即將出版的由吳江市委宣傳部、吳江市社科聯、南京師范大學合編的《續江村經濟》。

“村民自治”是我國新時期農村基層組織管理體制的創新，是農村基層群眾的自治組織，對促進農村社區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薛和博士就江村治理架構、農村權力運作以及村民自治中出現的現實問題和種種矛盾進行了細致研究。出版了《江村自治——社會變遷中的農村基層民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書，全面闡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草根民主”。

所有這些專著和論文的發表，不僅反映江村調查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為深化我國農村改革以及豐富和發展農村社會學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海外學者介入江村研究

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的出版，開拓了社會人類學研究當代文明社會的廣闊領域，也引起了眾多海外學者對中國農村社會的研究興趣。以葛迪斯教授為代表的海外派學者介入江村的調查研究，自1956年5月中旬費孝通英國倫敦大學的同窗好友，著名人類社會學家葛迪斯教授以第一位海外學者來訪江村。五十年多來，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朝鮮、新西蘭、津巴布韋、冰島、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學者紛紛踏入江村，訪農家、走田頭、進工廠、做記錄，與村子里的農民談心拉家常，深刻了解中國農村國情。

來訪的學者們，圍繞中國農村工業化研究；農村社會結構與變遷；農民家庭研究；農村社區（村落）研究；中國農村小城鎮研究；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人口老齡化問題；農村宗教

信仰；農村社會環境等展開全面而深入的系統調查。深化認識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農村和農民生活。學者們的實地調查研究亦獲得了一批成果，刊載在海外學術刊物或學術會議交流。1956年5月12日——16日。時任悉尼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的葛迪斯教授，經周恩來總理同意，來江村進行了為期4天的調查訪問。在江村，葛迪斯教授了解村子里的基本概況概貌后，重點調查了村里農民家庭結構、社會風俗習慣、生產關系變革；調查了土地制度、農民分配制度；了解蠶桑業和絲織業的發展狀況，以及人民民主政權領導下的基層農村選舉制度、農民參與政權的組織形式等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層層剖析農村社會結構，解讀中國農村社會歷史演變進程。

時隔七年的1963年，葛迪斯教授才把江村調查的翔實資料進行整理，出版成書，書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該書的出版在國際學界再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葛迪斯教授是繼費孝通《江村經濟》出版后，對中國農村鄉土社會變遷的追蹤性觀察研究。他在書中寫道：“今天開弦弓的人民，看來確實比20年前，在物質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們有了更大的安全感。這種情景在中國重復數千次，就構成共產黨人的最大力量及其最大成就。他們給農村帶來了救濟和援助。”，在書的結語中，葛迪斯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帝國制度下，官僚統治集團對縣一級直接控制。1911年以后又提出了一批新的，在多數情況下更加腐敗、更加不可靠的官僚。今天中央政府仍然對縣一級進行直接監督，并且也更多地掌握村莊本身。但農民更多地參加到政治組織和管理干部的隊伍中去，盡管這些組織有一些錯誤，但確是為改善農民福利而貢獻力量的，因此不易腐化”。還說到“要認清未來是困難的。這次研究的價值只有在20年后，再作進一步調查時才能充分體現出來。”葛迪斯教授在江村調查時，還用相機拍攝了諸多反映江村風貌和村民生活的照片，以活生生的真實圖景向西方國家展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成就。

小城鎮大問題是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著名觀點，得到政界、學界的普遍認同，也成為中外學者研究熱點。日本日中小城鎮研究會的上智大學鶴見和子教授、成蹊大學宇野重昭教授、安原茂教授曾三次踏進江村進行系統調研。還有參與調研的東京女子大學教授山本英治、靜岡縣立大學教授毛里和子，他們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在江村搞實地調查，探討中國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發展之路。

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正在開展的小城鎮建設，就其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對于地區社會的影響，企業的任務，勞動力轉移的成效，對地區農業的影響，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從行政制度看它所處的地位，與社會主義有關各個領域，進行多方面的分析。”

日本學者在江村調查期間還與中國學者進行了學術性交流和研討。撰寫了多篇調研報告，如宇野重昭教授《圍繞小城鎮建設的中央決策與地方自治》、鶴見和子教授《小城鎮工業化中家庭結構的變化》、安原茂教授《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村變化》、毛里和子教授《江蘇省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等著述。還有日本北海道大學樸紅、坂下明彥、市來正光的研究成果《中國蘇南地區農業生產體制和土地問題的變化——江村的追蹤調查》及《中國蘇南地區農村工業化和就業結構——江村的追蹤調查》（北海道大學<農經論叢>第62集2006年）、常向群的博士論文《禮尚往來——江村社會支助網、交互性和創造性研究》（2004年）等等。朝鮮桑樹栽培和養蠶技術考察團、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日本神戶大學、東京農業大學以及日本大阪府市役所的專家學者在江村的調查訪問則偏重于桑蠶種養和蠶繭烘繅技術，諸如桑園高密度優質豐產栽培，簇山管理技術，織繅技術改良，并將江村成功的種養技術移植本國進行推廣應用。同時，對太湖流域農業生產技術、農田水利、農村經濟、農業史也進行深入地調查研究，其著述主要有農藝栽培與飼養技術、加工工藝流程等方面，也有深刻的經濟學分析與評判。

來訪江村的學者以日、美、英為多。英國倫敦市立大學的王斯福教授，津巴布韋大學的恰特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學坂下明顏教授、樸紅博士，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常向群博士

等多次來到江村，就農村社會狀況，歷史地域文化，區域經濟發展，村民自治等方面展開調研。眾多學者，在江村搜集了豐富的實證資料，就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進行深度分析研究。同時，促進了中國農村社會學國際學術交流，擴大了學術影響。

從海外學者在江村的實地調查研究，使我們看到了他們對中國的研究熱情，看到了他們對中國農村社會的關注和重視程度，更值得我們學習的是海外學者們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學術風格。

中外學者以多視覺、全景式地對江村進行考察研究。七十多年已經過去，江村作為中國農村的一個樣本，作為世界認識中國的窗口。中外學者們透過江村的“田野”調查，基本把握中國農村社會的整體輪廓，揭示了中國農村社會整體系統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變遷規律。通過調查與研究，同時也發現了中國農村一些社會問題和現象。盡管江村是個個案村莊，是個微觀社區，但他向世界昭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變遷史。

參考文獻：

1、葛迪斯，1986，《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載費孝通，《江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費孝通，1986，《江村經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3、吳江市檔案館館藏檔案，《國際友人訪問吳江縣開弦弓村的的活動情況》。

4、馮月根，2006，《費孝通教授江村調查訪問紀事》，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網。

5、七都鎮開弦弓村檔案室資料。

第二篇：《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淮陰師范學院蔡旭東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由于是被調劑過來的原因，對這個專業不感興趣，所以一直都沒有生出要看關于這個專業的著作的念頭。當老師說要找一本書看，然后寫讀后感的時候，還在心中偷偷埋怨過老師。但是，再如何不想，作業總也是要交的，所以便帶著某種復雜的心情去把書給借了回來。然而，一個星期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書仍是借回來時干凈整潔的樣子，一頁都沒翻看過。奈何，上個星期被告知這一周要交論文，這才猛然想起這本書的存在，終于把塵封在角落的書找了出來。

說真的，對我這個看慣小說的人來說，費孝通教授的這本《江村經濟》確實是太過乏味了點，但是，想到要交作業，把它合上的手便就硬生生的停住了，深呼吸呼口氣，仍是耐著性子把它看下去。

費孝通教授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但同時他也受到西方教育的熏陶，所有，在這本書中我看到的不是一名偏激愛國者對自家文化的，也不是一名崇尚西化的海歸對自家傳統的詆毀。費孝通教授站在了中立的位置上，以一名旁觀者的目光，加上一顆熱愛祖國的心，通過使用實地調查法，為我們講訴了三十年代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對于近代中國，乃至現代中國的農村改革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正如序中馬林諾夫斯基所說：此書雖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并不滿足于復術靜止的過去。

《江村經濟》旨在說明這一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那時候的中國正處于動蕩時期，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同中國當時大多數的農村一樣，開弦弓村也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開篇的第一章，費孝通教授就為我們詳細的介紹了調查區域的界定、調查區域的地理狀況、村里的經濟背景、村里的一些基本情況，以及他選擇這個地方的原因。費孝通教授給我們列出了開弦弓村幾個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地方——

（1）開弦弓村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

在文中的第一章第七節是即提到：在結婚之后的第一個春天，新的兒媳婦必須經過這樣的一種考試。新娘的母親送給她一張特殊挑選出來的好蠶種。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來養好這批蠶。如果她養得好，顯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贏得她婆婆的好感。這被認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時刻，據此可以確定她在丈夫家的地位。蠶絲在這里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一種謀生的工具，更多的是一種技能，代表著一名女孩子的最高的能力水平。也就是這種對蠶絲的高度重視，使得這個在古代屬于家庭手工業一種的蠶絲業漸漸往工業化生產轉變。

但是，一切的變革都是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費孝通教授在書中提到：目前所作的分析將把影響情況的各種不同力量考慮進去。力量可分成兩類：促使變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變化的傳統力量，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導致了情況的變化。并用一個圖表把這個變遷的過程清晰的表現了出來，然后用一章的內容把這項農民已經從事了幾千年的家庭蠶絲業如何引進新變革的過程詳細的描繪了出來。

（2）開弦弓一帶，由于自然資源極佳，農業發展到很高水平。

古代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那么農業便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幾乎所有中國農村的第一收入來源。開弦弓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農戶主要從來農業。一年中有八個月用來各地。所以，要想研究開弦弓村的生產，農業無疑是首選。第一章提到過的地理狀況中指出，開弦弓村坐落在太湖東南岸，位于長江中下游，其地理區域屬于長江三角洲。長江平原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氣候條件都有利于農業生產，生長季節可長達約300天。而且該地區位于長江和大運河這兩條小路干線的交叉點上，交通非常便利，利于產生的輸出。

一般來說，開弦弓的分工非常明顯。干農活的主要是男成年人，孩子只是偶爾到田里去，1

淮陰師范學院蔡旭東歷史文化旅游學院

女人完全不參加農業勞動，她們忙于繅絲。但是，并不是所有耕種田地的人便是農田的所有者。開弦弓村的農田稱為“圩”，圩的大小并不相等，是取決于河流的分布。所有的農田都劃分歸各家耕種。但是，根據對田地使用權和對田地擁有權可以分為地主、完全所有者和佃戶。地主是占有田底而不占有田面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使用土地進行耕種。而完全所有者則兩都都占有，佃戶則只占有田面，所以無論是完全所有者還是佃戶都可以自行耕種土地。

（3）這個地區廣泛使用水上交通，有著網狀分布的水路，因而城鄉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這與華北的情況截然不同。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開弦弓村位于長江和大運河這兩條水路的交叉點上。這兩條水路把這個地區與中國西部和北部的廣大疆土聯結起來。而作為沿海地區，自從通過遠洋運輸發展國際貿易以來，它的重要性與日未婚夫。加上該地區的港口上海已經成為了遠東的最大城市，鐵路發達，兩條重要的干線，把它同臨近發達的城市聯結起來。所有城與鄉之間的交流比其他地方要來得密切許多，這也促進了開弦弓村變革的發展。

不可否認，《江村經濟》一開始在我眼中是乏味的，但是隨著我繼續看下去，我卻發現其實用乏味這個詞來形容它確實是一種侮辱。它或許是樸素的，但是是絕不乏味，它的每一行字，每一個數據中都代表著一種情感，那是我這種初入行的人所無法感受的。而我所說的這種樸素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樸素，而是指一種精神，費孝通教授那種為學術勇于犧牲的精神和鉆研精神。

當然，《江村經濟》中的內容要比我所寫出來的要豐富得多，我一名小小的大學生想要完全參透他里面的東西，是難而又難的。但是，也正如馬林諾夫所說：我敢于預言《江村經濟》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杰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志著一個新的發展。所以，我們也應該用一種發展的眼光去看待這本巨著，我相信隨著年齡的增大和見識的增長，我如果再重新回頭翻開這本書，一定會是另一番的感悟和收獲。

第三篇：江村經濟讀后感

江村經濟讀后感

《江村經濟》一書是在班主任王老師的推薦下購買并閱讀的，本書在前言中就寫到這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專著，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興許自己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的緣故吧，本書所寫到的很多觀念、習俗或習慣與我生活的農村有很多共同之處，這引起了我的共鳴，也勾起了很多我兒時的回憶。

書中在介紹中國農民的傳統生活、經濟、社交等形態的時候，也指出中國了農村的發展出路。我想，把這本書的理論應用到我的家鄉進行實踐是再合適不過了，雖然現在的時代已變，但其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是大同小異的。

本書在給出前言和調查區域后，馬上就介紹家。這也表明了作者在調查過程中得出的結論，開弦弓村農民對家十分的重視。中國自古就是個重家庭的民族，更是注重傳宗接代的群體。在農村，香火的興旺更是被認為是家的興旺，祖宗的保佑。作者提到，配偶由父母選就，婚禮由父母安排并且重男輕女思想極其嚴重。我看到這兒的時候，不由得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媽媽，她就是這種典型封建思想下的犧牲品。

我媽媽16歲那年，在外公告訴她和她姐妹們那是別人家送來的喜糖的情況下，和她的姐妹們吃了這包喜糖，吃完之后，外公才緩緩說，這是我奶奶家送來的聘禮糖，這也意味著吃了聘禮糖就必須接受這樁婚姻。不管我媽媽如何反抗，勢單力薄的她還是斗不過父母，被迫嫁給我爸爸，爸媽之間可謂完全沒有愛情可言，他們直到結婚那天，才互知對方是何面容。

婚后，媽媽有兩個孩子，一個是我姐姐，另一個是我。我媽媽也因為沒有生兒子，受盡了我奶奶的欺負。而我的名字也是因為我們奶奶沒有孫子，所以我奶奶特地給我起了個男孩兒名字，說是沒有孫子但至少要在戶口上掛個男孩名，男尊女卑的地位，在我奶奶那兒體現得淋漓精致。

像我媽媽這樣的情況在我們那兒并不少見，還好，時代在發展，思想在進步，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媽媽是不會再讓自己的兒女重蹈覆轍的，所以在我姐姐的婚姻里，我媽媽并沒有做太多的干涉更談不上像我外公那樣包辦婚姻，我媽媽只是給姐姐做了一些參考，雖然姐姐將嫁到對于我媽媽來說比較遠的地方，但她還是放手讓她去追求屬于她的幸福。

其實不止太湖東南岸這個開弦弓村和我的家鄉是這樣的思想狀況，在那個年代，幾乎整個中國農村都是如此。女孩沒有選擇婚姻的權利，婦女的地位低下，不能生育的婦女不僅會受到男方的嫌棄，更會成為村里人飯后閑談的重點討論對象。我們應該慶幸，慶幸我們現在能生活在這么一個和諧、穩定、自由、幸福的年代，也正因為，我們要更加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幸福，最最重要的，我們還要孝敬我們的家人。

關于禮儀開支，作者說，禮儀開支與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三，一是出生，二是結婚，三是死亡。這種開支對于農村來說幾乎是每個家庭必須的開支，并且，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農村，即使家里一貧如洗，也會借債辦好這些事情。特別是貧窮家里有人去世，認為生前沒能讓逝者過上好日子，虧待了他/她，那么人生的最后一程，一定得讓他/她走得風風光光，也好逝者到了陰間以后能保佑自己的家族興旺發達。

我記得我小時候爺爺去世的時候就是這樣，家里因為我生病，已經債臺高筑了，可爸爸還依舊四處籌了好兩三千塊錢（在九幾年來說，這是個很大的數目）而這一切只是為了給爺爺一個盛大的葬禮，后來長大后問爸爸為什么這樣做，爸爸說，爺爺生前過得不好，人生的最后一場大事不能虧待了爺爺，并且希望爺爺能記住家人對他的好，然后保佑家人。

當然這是一種迷信的說法，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心理安慰。因為貧苦的日子一直在繼續，暗無天日，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所以款待逝者，寄希望于他們，認為他們死后會化身為靈魂，從而具有超人類的力量，并且他們能夠賦予家人擁有特殊的能力去改變家族的命運。這些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農民生活困苦的現狀，表達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對靈魂的無條件的信仰。

本節中，作者有一個觀點我也很贊同，他說結婚時的宴會為親戚們提供了一個相聚的機會對新建立的親屬紐帶予以承認，對舊的關系加以鞏固。我覺得不光是結婚時的宴會具有這種功能，任何紅白喜事都有這種作用，因為親戚家或是自己家的紅白喜事，大部分親戚都會相聚于一個地方，那么相互的交流就會增多，從而就會認識新的人，產生新的社會關系，同時舊的關系也會因為交流的增進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

農業方面，我國的農作物多樣，但對于水利條件優越的南方來說，種植水稻是農民的第一選擇，也是最優選擇。地處太湖東南岸的開弦弓村就更加不用說了，作者提到，這個村子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麥。水稻與油菜籽和小麥輪作，這些農作物大多供于家庭，僅當豐收之年，農作物豐收，農民們會選擇將剩余的糧食或油菜籽運到集鎮上進行貿易。

每次看書或看電視看到有講農業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的家人，以及自己兒童與家人一起在田間勞作。我家鄉與開弦弓村的水稻時間略有差別，開弦弓村是六月播種，十二月初收割才結束，而我家鄉大約是農歷的三四月播種，九月收割，造成這一時間差異應該是地理因素引起的。我們村的人，100%的種植水稻，每年開學不久，家里就開始農忙起來，為了好玩，或是為了做家長心目中的好孩子，主動要求在周末或每天放學后加入大人的行列，挽起褲腿，手抓一大把水稻秧苗，學著大人的樣子插起秧來，有時候還會很調皮的跟大人比賽，看誰插秧快，結果每次都輸卻依舊不甘心。

小孩子們永遠都會覺得田間勞作很好玩，而且小時候怎么都不明白為什么家人勞作回來后吃完晚飯做完家務倒床就能睡著，并且馬上鼾聲如雷。只是直到自己高二結束那個暑假參加體育訓練時才明白，太累了，他們是因為太累了，也深切體會累到他們那種極致的感覺，倒床就睡，一點兒也不夸張。農民伯伯很辛苦，這不是一般人可以體會得到的，很多城市人都羨慕農民的生活，說農村人淳樸，農民生活簡單，農村空氣佳，可當這些人真正去體驗了農民的生活，他們便不會有這種相當農民的欲望。

課堂里我們學過，要尊敬農民伯伯，要平等對待每一位農民工，可現實社會里，歧視農民、欺負農民工、拖欠民工工資的事件時常發生，每次看到這樣的事情，除了痛心還是痛心。

現代社會，中國農民的出路在哪？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 中國農民的出路，中國農村的出路，可以從這本書得出部分啟示。費孝通先生通過對一個極具代表性的開弦弓村進行幾次實地調查，可以得出該村發展受阻的幾個原因，首先是江村傳統觀念思想濃厚，封建思想占據了農民思想的主導地位。接著是江村信貸體系不完善，金融市場太不穩定，以至于江村的合作社被迫關門等。最后是人才的缺乏，使很多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最后導致浪費。

這些都是開弦弓村發展受阻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廣大農村的問題。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個人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制度，深入農村宣傳法律知識，打破傳統觀念，讓農民能真正的做到守法、懂法、用法。

二、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制度，宣揚男女平等。

三、政府要實現宏觀調控，同時建立服務型政府，完善信貸體系，穩定金融市場。

四、實現“三下鄉”政策，即科技、文化、知識下鄉。

五、發展鄉鎮企業，引進外資，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政府能真正做好以上幾條建議，中國的農村應該會有很大發展，不過，這只是理想狀態下的解決措施，理想與現實，是有很大差距的，真正應用于實踐的時候是會有更多的新問題的。中國農村的出路我國已經探討這么多年，但仍然未見很大的改觀。努力學習，增長更多知識，再來盡自己所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身為學生的我們應該做的。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讀完此書不僅是了解了更多的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分配狀況，更是使我憶起太多的兒時的回憶，讀罷此書，我最想說的是，感謝費孝通先生的辛勤實踐調查，讓我們能有這個機會這么系統、這么細致的了解中國農村，同時我也堅信，你有付出，才配擁有回報。

最后祝愿費先生和他妻子都能在地下安息！

第四篇：《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江村經濟》讀書筆記

婚事從簡？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大操大辦一度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相聲演員們還專門拍過一部電影來諷刺這種風氣。我一直以為這是中國農村的傳統陋習，現在看來，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費孝通觀察到，在協商婚事時，女方會提出極高的彩禮要求，而男方則討價還價，最后談妥的彩禮一般在200-400元（54頁）。作為比較，估計四口之家一年的貨幣支出總計263元（125頁），可見彩禮之沉重。我以前想當然地以為所謂彩禮就是賣女兒，然而事實上，女方家庭不僅不留下彩禮，還要再貼上一份財物（一般應高于彩禮）。女方家庭將兩份財物以嫁妝的形式送還給男方家庭（傳統上，妻子為夫家的家庭成員）。來自雙方家庭的這兩份財物就成為新組建的小家庭最初的物質基礎。如果彩禮、嫁妝從簡（經濟蕭條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小家庭經濟拮據難以自立，此后還得繼續伸手向父母要錢（121頁）。

收彩禮賣女兒也許并不是壞事。由于不僅不能留下彩禮，反而還要貼出去一份嫁妝，溺殺女嬰的現象相當嚴重（55頁）。

婚禮開支也在200-400元（55頁）。費孝通估計四口之家年均禮儀開支為60元（包括禮品），占總貨幣支出的近1/4。在我看來，這是很可以節省一些的。從另一方面看，“禮儀開支不全然是浪費和奢侈的。這些開支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婚事從簡，將使“親屬紐帶變得松散。從長遠看，就可能封閉了一些經濟援助的渠道”（121頁）。換言之，在傳統中國的人情社會，禮儀開支是必不可少的交易成本。

這樣看來，改革開放初期回潮的大操大辦并非是暴發戶心態、攀比心態作祟，而是順應了“人民公社”向傳統的人情社會的回歸，隱含著確實的社會意義與經濟意義。至于現代都市婚事從簡，則是因為個人獨立，人情淡漠——你對我沒用了，請你作甚。

第五篇：江村經濟讀后感

江村經濟讀后感

《江村經濟》一書是在班主任王老師的推薦下購買并閱讀的，本書在前言中就寫到這是一本描述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的專著，是根據對中國東部，太湖東南岸開弦弓村的實地考察寫成的。興許自己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的緣故吧，本書所寫到的很多觀念、習俗或習慣與我生活的農村有很多共同之處，這引起了我的共鳴，也勾起了很多我兒時的回憶。

書中在介紹中國農民的傳統生活、經濟、社交等形態的時候，也指出中國了農村的發展出路。我想，把這本書的理論應用到我的家鄉進行實踐是再合適不過了，雖然現在的時代已變，但其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是大同小異的。

本書在給出前言和調查區域后，馬上就介紹家。這也表明了作者在調查過程中得出的結論，開弦弓村農民對家十分的重視。中國自古就是個重家庭的民族，更是注重傳宗接代的群體。在農村，香火的興旺更是被認為是家的興旺，祖宗的保佑。作者提到，配偶由父母選就，婚禮由父母安排并且重男輕女思想極其嚴重。我看到這兒的時候，不由得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媽媽，她就是這種典型封建思想下的犧牲品。

我媽媽16歲那年，在外公告訴她和她姐妹們那是別人家送來的喜糖的情況下，和她的姐妹們吃了這包喜糖，吃完之后，外公才緩緩說，這是我奶奶家送來的聘禮糖，這也意味著吃了聘禮糖就必須接受這樁婚姻。不管我媽媽如何反抗，勢單力薄的她還是斗不過父母，被迫嫁給我爸爸，爸媽之間可謂完全沒有愛情可言，他們直到結婚那天，才互知對方是何面容。

婚后，媽媽有兩個孩子，一個是我姐姐，另一個是我。我媽媽也因為沒有生兒子，受盡了我奶奶的欺負。而我的名字也是因為我們奶奶沒有孫子，所以我奶奶特地給我起了個男孩兒名字，說是沒有孫子但至少要在戶口上掛個男孩名，男尊女卑的地位，在我奶奶那兒體現得淋漓精致。

像我媽媽這樣的情況在我們那兒并不少見，還好，時代在發展，思想在進步，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媽媽是不會再讓自己的兒女重蹈覆轍的，所以在我姐姐的婚姻里，我媽媽并沒有做太多的干涉更談不上像我外公那樣包辦婚姻，我媽媽只是給姐姐做了一些參考，雖然姐姐將嫁到對于我媽媽來說比較遠的地方，但她還是放手讓她去追求屬于她的幸福。

其實不止太湖東南岸這個開弦弓村和我的家鄉是這樣的思想狀況，在那個年代，幾乎整個中國農村都是如此。女孩沒有選擇婚姻的權利，婦女的地位低下，不能生育的婦女不僅會受到男方的嫌棄，更會成為村里人飯后閑談的重點討論對象。我們應該慶幸，慶幸我們現在能生活在這么一個和諧、穩定、自由、幸福的年代，也正因為，我們要更加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幸福，最最重要的，我們還要孝敬我們的家人。

關于禮儀開支，作者說，禮儀開支與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三，一是出生，二是結婚，三是死亡。這種開支對于農村來說幾乎是每個家庭必須的開支，并且，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農村，即使家里一貧如洗，也會借債辦好這些事情。特別是貧窮家里有人去世，認為生前沒能讓逝者過上好日子，虧待了他/她，那么人生的最后一程，一定得讓他/她走得風風光光，也好逝者到了陰間以后能保佑自己的家族興旺發達。

我記得我小時候爺爺去世的時候就是這樣，家里因為我生病，已經債臺高筑了，可爸爸還依舊四處籌了好兩三千塊錢（在九幾年來說，這是個很大的數目）而這一切只是為了給爺爺一個盛大的葬禮，后來長大后問爸爸為什么這樣做，爸爸說，爺爺生前過得不好，人生的最后一場大事不能虧待了爺爺，并且希望爺爺能記住家人對他的好，然后保佑家人。

當然這是一種迷信的說法，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心理安慰。因為貧苦的日子一直在繼續，暗無天日，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所以款待逝者，寄希望于他們，認為他們死后會化身為靈魂，從而具有超人類的力量，并且他們能夠賦予家

人擁有特殊的能力去改變家族的命運。這些做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農民生活困苦的現狀，表達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對靈魂的無條件的信仰。

本節中，作者有一個觀點我也很贊同，他說結婚時的宴會為親戚們提供了一個相聚的機會對新建立的親屬紐帶予以承認，對舊的關系加以鞏固。我覺得不光是結婚時的宴會具有這種功能，任何紅白喜事都有這種作用，因為親戚家或是自己家的紅白喜事，大部分親戚都會相聚于一個地方，那么相互的交流就會增多，從而就會認識新的人，產生新的社會關系，同時舊的關系也會因為交流的增進使彼此的感情更加深厚。

農業方面，我國的農作物多樣，但對于水利條件優越的南方來說，種植水稻是農民的第一選擇，也是最優選擇。地處太湖東南岸的開弦弓村就更加不用說了，作者提到，這個村子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油菜籽和小麥。水稻與油菜籽和小麥輪作，這些農作物大多供于家庭，僅當豐收之年，農作物豐收，農民們會選擇將剩余的糧食或油菜籽運到集鎮上進行貿易。

每次看書或看電視看到有講農業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的家人，以及自己兒童與家人一起在田間勞作。我家鄉與開弦弓村的水稻時間略有差別，開弦弓村是六月播種，十二月初收割才結束，而我家鄉大約是農歷的三四月播種，九月收割，造成這一時間差異應該是地理因素引起的。我們村的人，100%的種植水稻，每年開學不久，家里就開始農忙起來，為了好玩，或是為了做家長心目中的好孩子，主動要求在周末或每天放學后加入大人的行列，挽起褲腿，手抓一大把水稻秧苗，學著大人的樣子插起秧來，有時候還會很調皮的跟大人比賽，看誰插秧快，結果每次都輸卻依舊不甘心。

小孩子們永遠都會覺得田間勞作很好玩，而且小時候怎么都不明白為什么家人勞作回來后吃完晚飯做完家務倒床就能睡著，并且馬上鼾聲如雷。只是直到自己高二結束那個暑假參加體育訓練時才明白，太累了，他們是因為太累了，也深

切體會累到他們那種極致的感覺，倒床就睡，一點兒也不夸張。農民伯伯很辛苦，這不是一般人可以體會得到的，很多城市人都羨慕農民的生活，說農村人淳樸，農民生活簡單，農村空氣佳，可當這些人真正去體驗了農民的生活，他們便不會有這種相當農民的欲望。

課堂里我們學過，要尊敬農民伯伯，要平等對待每一位農民工，可現實社會里，歧視農民、欺負農民工、拖欠民工工資的事件時常發生，每次看到這樣的事情，除了痛心還是痛心。

現代社會，中國農民的出路在哪？中國農村的出路在哪？

中國農民的出路，中國農村的出路，可以從這本書得出部分啟示。

費孝通先生通過對一個極具代表性的開弦弓村進行幾次實地調查，可以得出該村發展受阻的幾個原因，首先是江村傳統觀念思想濃厚，封建思想占據了農民思想的主導地位。接著是江村信貸體系不完善，金融市場太不穩定，以至于江村的合作社被迫關門等。最后是人才的缺乏，使很多有效資源得不到合理利用，最后導致浪費。

這些都是開弦弓村發展受阻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廣大農村的問題。從中國的國情來看，個人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完善法律制度，深入農村宣傳法律知識，打破傳統觀念，讓農民能真正的做到守法、懂法、用法。

二、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制度，宣揚男女平等。

三、政府要實現宏觀調控，同時建立服務型政府，完善信貸體系，穩定金融市場。

四、實現“三下鄉”政策，即科技、文化、知識下鄉。

五、發展鄉鎮企業，引進外資，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政府能真正做好以上幾條建議，中國的農村應該會有很大發展，不過，這只是理想狀態下的解決措施，理想與現實，是有很大差距的，真正應用于實踐的時候是會有更多的新問題的。中國農村的出路我國已經探討這么多年，但仍然

未見很大的改觀。努力學習，增長更多知識，再來盡自己所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就是身為學生的我們應該做的。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讀完此書不僅是了解了更多的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分配狀況，更是使我憶起太多的兒時的回憶，讀罷此書，我最想說的是，感謝費孝通先生的辛勤實踐調查，讓我們能有這個機會這么系統、這么細致的了解中國農村，同時我也堅信，你有付出，才配擁有回報。

最后祝愿費先生和他妻子都能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