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對策

【 文獻號 】1-11444

【報刊名稱】政法學刊

【主辦單位】廣東警官學院

【ISSN號】10093745

【CN號】441007

【卷 期 號】200503

【出版日期】200506

【標題】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原因及對策

【作者】歐陽潔慧，連揚達

【作者簡介】歐陽潔慧（1977－），女，廣東警官學院科研處研究實習員，從事科研管理研究；連揚達（1972－），男，廣東省公安廳警務督察處民警，從事督察制度研究。

【內容摘要】民警執法權益受到沖擊和侵害的現象日益突顯，其危害性不容忽視。警察是執法者，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依法辦事是警察的天職，但同時也是應當受到保護的特殊群體。在工作實踐中，我們應當根據其現狀、危害性和根源，認真研究如何建立健全民警執法權益保障機制。

【關 鍵 詞】民警/執法權益/保障

【分 類 號】D035．31

【分 類 名】公安管理學

【正文】近年來，民警在執勤中，受到不法侵害的問題日益突出。如何切實加強保障、維護民警的執法權益，已成為當前公安機關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現狀和危害性

民警執法權益，是指公安機關人民警察依法執行公務權以及與之相應的生命健康權、名譽權、休息權、勞動保障和報酬權以及撫恤優待權等權利的總稱。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情形主要有：一是不法分子進行惡意造謠、侮辱、誹謗、投訴舉報民警；二是不法分子使用暴力攻擊、謾罵侮辱、恐嚇威脅等方法阻礙民警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三是一些地方領導指令民警越權參與非警務活動；四是民警的工作任務重，精神壓力大，休息權、健康權受到侵害；五是政府財政措據，公安業務經費緊張，警務裝備不足，民警的工資福利待遇偏低，工資、津貼以及醫療、保險、撫恤費被拖欠；六是民警執行公務，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強制措施過程中違法犯罪嫌疑人出現意外事件，卻被錯誤紀律處分甚至被定罪判刑、賠償經濟損失，或者執法中存在違反法定程序、義務和紀律問題，依法理應予以一般紀律處分，卻被加重為定罪判刑等。

筆者認為，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危害性主要表現在：一是阻礙、破壞公安機關及其民警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損害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執法權威性，影響警民關系以至黨群關系；二是直接損害當事民警的生命健康、經濟收益、精神名譽等權益；三是受侵害的民警如若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保障，將嚴重挫傷民警的積極性，個別民警甚至因此出現“工作是領導的，飯碗是自己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想法和作法。

二、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原因

筆者根據實踐調查研究和查閱大量相關文獻資料，對當前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歸納如下：

（一）從社會環境因素上看，當前社會整體法制水平不高、個別不法分子借機報復鬧事。二十一世紀頭20年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

明蓬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也面臨著大量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和問題，時刻考驗著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當前我國社會整體的法制水平還不高，一些群眾一巳遇到自己利益受損時就直接采用暴力、謾罵等違法方式阻礙民警執法，而其他群眾則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觀；一些人受到處理打擊后利用控告、申訴渠道報復民警。

（二）從自身客觀因素上看，警察的職業特性起了很大的決定作用。“國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作為社會治安一線力量，民警在查處違法犯罪活動、處置群體性事件過程中本著“可順不可激”原則，必然會受到一些攻擊，不僅事中要承受從精神到肉體上的侵害甚至付出寶貴的生命，而且事后往往為了顧全大局還要忍辱負重。

（三）從自身主觀因素上看，公安隊伍數量龐大，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執法為民思想觀念淡薄，依法執法和依法維護自身執法權益的能力不強。一是執法沒有嚴格的標準和規范的程序。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采取什么形式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等都是模糊的，往往直接導致了執法的隨意性，表現為想當然辦事。二是執法執勤行為不規范。這其中包括執法者主體資格的規范性問題和行為本身的規范性問題，主要表現在：一部分具備執法主體資格的民警素質低，加上訓練不足，實戰技能不強而不能勝任執法工作，另一部分不具備執法主體資格的人員擅自違法參與執法和不按法定程序執法。三是受“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風”、“關系網”、“財色關”影響，一些民警不敢、不愿、不能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存在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刑訊逼供、濫用強制措施、濫用武器警械、執法不公、不作為等與民爭利、有法不依、執法犯法等行為，既侵害了群眾權益，又嚴重影響公安機關的形象。由于我們的民警自身未能熟練掌握運用法律、執法不規范所引起，或者出于時間、精力、人力以及人情、關系等因素考慮，放棄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責任。四是一些民警法治意識不強，不懂、不愿、不能依法維權，甚至圖一時之快，采取“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以惡制惡”。五是個別公安機關領導和民警消極應對依法從嚴治警方針，為避免工作出悸⑹艽恚紗唷奧矸拍?山、刀槍入庫”，執法執勤時不配發、不領用武器警械，留下安全隱患。六是近年來，一些涉警案件被不負責任的新聞媒體或個人通過報刊、互聯網等途徑傳播、熱炒之后，使警察個人和公安機關的形象受損，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警察與公眾的良性互動。

（四）從管理體制上看，警察的權責不明確、不具體，尤其是警察職能不清晰。正因為如此，導致一些地方黨政領導指令民警越權參與非警務活動。一些地方領導在處理計劃生育、房屋拆遷、催交公糧等“老大難”問題時往往想到“要槍桿子撐腰壯膽”，指令民警超越職權參與非警務活動，使一些民警因此被追究責任。

（五）從經濟因素上看，受經濟條件所限，民警的裝備配備以及工資福利待遇保障不足。當前多數地方財政還很難按照警務工作的需要，全面保障公安機關的裝備配備，甚至拖欠民警的工資津貼。

（六）從保障環節上看，既有內部保障環節上的不足，也有外部保障環節上的不足。一是一些公安機關領導思想上存在模糊認識，重視、協調不足；政工、法制、紀檢監察、警務督察等管理保障部門職能作用發揮不足，缺乏協調作戰，保障乏力。二是一些部門對公安工作重監督輕保障，重處理輕保障。個別部門和領導在查處涉警問題上，存在先人為主思想，層層批轉，層層加碼，從嚴處理有余，保障保護不足。個別新聞媒體出于追求轟動效應、迎合部分讀者獵奇心理等

因素考慮，未經深入調查就草率見報，甚至以訛傳訛。不少基層民警反映，干工作不怕流汗流血，不怕薪酬低薄，不怕家人誤會、朋友譏笑，怕的就是聽到“投訴你”，怕的就是各個上級部門沒完沒了的調查，怕的就是“身正影斜”。

（七）從法律保障上看，現行法律保障機制較薄弱，可操作性不強。一是從刑法上看，對侵害民警執法權益的犯罪行為主要依照第二百七十七條“妨害公務罪”定罪量刑，但該罪對侵害對象的規定十分嚴格，而且只是把公安民警等同于一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考慮到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險性而給予特別保護。二是從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上看，對違法者的處罰也偏輕，震懾、保障功能不強。三是從人民警察法上看，雖然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人民警察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人民警察職責范圍的指令，有權拒絕執行，并同時向上級機關報告”；第三十七條規定“人民警察的經費，按照事權劃分原則，分別列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預算。”以及其他的警務保障條款。但俗話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能夠指令越權參與非警務活動的，當然是公安機關和民警在人財物上的“衣食父母”，在目前缺乏其他相應法律保障的情形下，要使公安機關和民警沒有后顧之憂地去執行這條規定，往往只是成為了立法者的一個良好愿望和長遠目標。四是從公安機關督察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等內部監督法規、制度上看，側重于建立健全對違法違紀民警的查處工作機制，缺乏對民警的人事救濟、心理保健等制度的探索，保護、支持民警依法維權的保障措施不多。

三、健全民警執法權益保障機制的對策

依法行政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社會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標志，也是對公安機關的法律要求。因此，從自身角度看，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根本途徑在于提高自身素質，依法行政，依法執法，依法維權。

第一，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增強程序意識，樹立執法為民觀念，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政治保障。政治思想工作是我黨、我軍在艱難困苦環境下克敵致勝的一個法寶。但當前部分民警的大局意識、政治意識、憂患意識、群眾意識和法治意識不強，對政治學習教育活動抱著應付走過場甚至抵觸的態度。因此，公安機關必須結合當前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和風細雨地做好隊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廣大民警牢固樹立“立警為公、執法為民”觀念，營造學法、守法、用法環境，打造和諧穩定的隊伍。

第二，學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執法、依法維權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法律保障。古語說得好，“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執法者，民警如果不依法執法，又如何能讓老百姓守法？連自己的權益都不能依法維護，又如何能維護好老百姓的權益？近年來公安機關積極開展警務公開、警務規范化建設、大練兵活動等一系列固本強基工程，有效地提高了“四個能力”，下一步必須繼續深化、提高，在規范警務活動、提高民警依法執法能力上下功夫。廣大民警要樹立起“依法執法”的法治觀念和“只有維護好自己的權益才能更好地維護人民群眾的權益”的維權觀念，認真學法、守法、用法，嚴格按照法律和工作規范要求執法，并對侵害自己執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堅決依照法律途徑，追究侵權者的行政、刑事法律責任和索賠經濟損失、恢復名譽。有關公安機關和部門領導要大力支持民警運用法律武器維權，促進我國法治建設進程。

第三，加強公安經費保障和社會救助力度，適當提高民警的經濟待遇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物質保障。積極探索改進公安經費保障的新機制，爭取按照“高于地方，略低于軍隊”的原則，保障公安經費，改善警務裝備，提高民警

待遇。近年來，黨和政府加大了對公安機關的資金投入和扶持力度，如廣東省成立了“廣東省民警醫療救助基金會”、上海市開設了因公負傷民警快速救治的“綠色通道”，撫恤公安英烈和救助、醫治傷殘民警。這是貫徹科學發展觀，“以警為本”的暖心工程，必將極大增強警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第四，加強協調溝通，增強合力，建立健全公安機關內部維權保障工作機制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組織保障。一是建立快速聯動反應機制，各部門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一巳發生民警執法權益受侵害情況，上級部門及時協調指揮后續警力支援，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民警受到傷害；治安、刑偵、督察部門及時做好固定證據工作，事后加大檢查督促力度，確保把違法犯罪者繩之以法；宣傳部門及時宣傳報道，澄清事實；政工、財務部門及時探望慰問，醫療保險、評功授獎，落實從優待警措施；法制部門提供法律支持，指導如何用足用好相關法律。如上海市公安局大力支持“警告民”，僅2000年就有3名民警通過民事訴訟向侵權者成功索賠人身傷害賠償金。二是積極探索新路子，建立健全保障、維護民警執法權益工作機制。如借鑒澳門警方做法，民警受侵權或很可能遭受侵權情況下，及時向“ 110”報告，由督察部門進行現場督察維權；自2000年以來，上海、江蘇、浙江、云南、寧夏、深圳等省市成立廣民警權益保護委員會，其中深圳市公安局還落實了編制、人員，在政治部綜合處成立了警察權益保障科。第五，建立健全警察職業心理輔導制度，增強民警心理健康現狀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精神保障。民警心理健康問題已經越來越得到重視。今年初，公安部開通了全國民警心理咨詢網站；廣東省公安廳早在2004年初就聘請境內外專家成立了“廣東省民警心理健康專家顧問組”，組建了全省公安機關民警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網絡，受到了基層民警的歡迎。各地應依托公安院校師資優勢，積極舉辦民警心理健康講座，建立民警心理服務培訓中心，開設心理咨詢服務熱線、網站，主動為廣大民警尤其是遭遇重大變故或重大突發事件的民警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增強民警的自我調節能力和心理健康。

第六，加強警察公共關系工作，改善警民關系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社會保障。當前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離我們的期望還有一段距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公安機關對涉警的片面、失實新聞報道反應遲鈍，沒有及時澄清事實、追究相關媒體和當事人的法律責任，群眾難以全面了解支持公安工作，甚至因誤解而站到了對立面。因此，公安機關必須堅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原則，在加強正規化建設的同時，建立警察與公眾的良性互動機制，大力加強警察公共關系工作，進一步密切警民關系，積極創造一個良好的執法環境。一是廣泛宣傳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的職權和工作程序，減少和消除社會公眾的誤解和偏見；二是及時“曝光”侵害民警執法權益的典型案例，教育群眾，震懾不法分子；三是加強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密切關注新聞報道尤其是互聯網動態，及時通報警情動態，澄清事實，維護警隊良好形象。

第七，加強制度建設，積極推動維權立法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長遠之策。近年來，社會各界日益關注民警執法權益問題，建議在刑法中增加“襲警罪”罪名和制訂人民警察權益保障法。為早日實現這個目標，公安機關必須先行一步，積極調研。探索保障、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新方法、新路子，及時總結經驗做法，建立健全內部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工作規范和制度，確保已經得到現行法律確認的民警權利得到全面保障和維護，并積極推動修改、完善現有警察法律和制訂特別保護法律的立法程序，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民警應有的權利，為維護和保障民警的執法權益提供最有力的法律保護。

【參考文獻】

[1]周忠偉，李小強論警察權益的基本內客[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4）

[2]羅長斌新時期公安的執法保障機制待完善m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3）

[3]耿連海警察權益保護[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4

[4]杜立戰試論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的權益保護[m].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2，（5）

[5]何小蓓，吳鈞試論警察與公眾良性互動機制之構建m政法學刊，2004，（5）

[6]金誠襲警行為研究[J]公安研究，2005，（【責任編輯】馬睿

1）

第二篇：交通警察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原因及措施

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更多原創-(http://www.tmdps.cn/)交通警察是一個特殊的警種,肩負著維護交通秩序,預防和減少交通事故,打擊違法犯罪等神圣使命。每天都要直接面對眾多的交通參與者進行交通管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地人、財、物流量增大，機動車輛迅猛增長，交通管理任務加重，各類突發事件、違法犯罪難以預料，其職業危險性不言而喻。

近年來，侵害交通警察執法權益的事（案）件屢見不鮮，傷害數字居高不下，嚴重損害了交通警察的執法權威和形象，更踐踏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對民警本人也是極大的傷害和不公。面對日趨惡化的交通執法環境，怎樣維護廣大交通警察的正當執法權益是當務之急。

一、交通警察執法權益受侵害的原因

從交通警察執法權益受侵害的現狀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發展的客觀原因，也有民警本身的主觀原因：

（一）、客觀原因

一是我國法制建設速度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施行后，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但從目前看，對交通法規的宣傳工作滯后，部分群眾交通法制觀念淡薄，對交通警察執法活動不理解，不知道行車走路要遵規守法，甚至于有的司機看不懂交通標志，不清楚交通警察的手勢。隨著道路交通管理法治化進程的加快，執法力度將不斷加強，如果宣傳教育工作跟不上，也難使人們從根本上認識嚴格執法的重大意義。

二是多年以來，由于道路交通法律法規不健全，人們的交通安全意識差，已習慣走自己的路，闖紅燈、橫穿馬路、逆行是平常事，與旁人無關；有的司機圖方便隨意掉頭、超速、超載、酒后駕駛，我行我素。所以說，要從傳統習慣中走出來還需要時間。

三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和道德水準的下降，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人一味地向錢看，個人利益至上，沒有公正心和正義感，認識不到交通警察以法管理是其本身行為所致。筆者曾見本隊一民警在處理出租車違法時，當事人指點著民警一口一個“裝X”，場面十分尷尬、無奈。有的人只要觸及自身利益，就認為是警察找事，不能正確對待，動輒辱罵、推搡、威脅、恐嚇，有的甚至大打出手，有些圍觀群眾不但不制止，還集體起哄，惡意攻擊。

（二）、主觀方面

一是少數民警思想認識出現偏差，特權思想嚴重，以管理者自居，把自己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工作不講究方式方法，態度粗暴惡劣，有的看面子處罰，視態度行事，甚至以權謀私。這不僅損害了交通警察整體形象，也引起群眾對執法工作的強烈不滿。

二是隨著交通管理工作日趨艱巨、復雜，多數交通警察超負荷運轉，沒有節假日，沒有休整的時間，工作疲勞。上崗時烈日嚴寒、汽車尾氣、灰塵、噪音等惡劣環境，影響民警的身體健康和工作積極性。

三是執勤執法不規范，有的民警對新頒布、修改的法律、法規一知半解，對執行的法律底數不清。有的學習也只是字面的理解，不注重法理的學習，理論不僅是指導法律的制定，更是指導執法者對法律的正確運用，如果你不了解有關法律的基本理論和立法精神，只根據片面理解就可能導致執法偏差，引起群眾不滿，影響警民關系。

二、維護交通警察執法權益的措施

面對日趨嚴重的交通執法形勢，應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道路交通安全關系千家萬戶，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應從立法上、組織上、輿論上等到多方面采取可行的措施，切實維護廣大交通警察的執法權益。

首先、應完善的法律法規，從根本上提供法律保障。《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處罰法》中對保護警察執法權益作了一些規定，但較為籠統，處罰也偏輕，而且操作性差，在十屆人代會上，人大代表再次提出議案，建議增設襲警罪，以震懾不法分子，保護警察的執法尊嚴和國家法律。應在《刑法》、《治安處罰法》里對不同程度的侵害行為增設有關的具體條文，加大法律對不法分子的打擊力度，依法維護民警的人身安全和執法權威。

第二、應完善法律法規的普及和宣傳機制，增強執法的透明度。面對交通違法行為大量存在，交通安全意識普遍不高的現狀，必須加大宣傳教育力度。這要靠全社會共同努力，加強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社會團體的聯系，加大本單位人員的交通安全教育，更好地提高道路交通參與者的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使群眾了解法律，知道依法管理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明確遵守交通法規與確保交通安全的辯證關系。應抓住“五進”和公民“道德教育”活動的有利契機，把與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相關的法規和容易出現的違法行為，采取形式多樣的方式方法反復宣傳教育，并通過新聞媒體對典型案例及時曝光。此外，還要建立法制教育與執法活動公開的長效機制，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使人們既熟悉法律法規，也了解執法程序。只有長期堅

持不懈的宣傳“灌輸”，才能營造公平、公正、公開的執法環境。

第三、應完善交通警察的教育培訓機制，努力提高隊伍的整體素質。執法環境不盡人意，與民警本身存在的問題不無關系，這既有思想觀念問題，也有法制意識、紀律作風等到方面問題。所以，要加大教育培訓力度，采取集中、分散、輪訓等方式，讓每名民警每年都有一段脫產學習培訓的機會，增

強學習意識，養成學習的習慣，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和文化教養。切實抓好“大練兵”活動，完善崗位培訓機制，要有針對性地開展體能、實戰、專業和心理的訓練，加強人員盤查、車輛查控、設卡堵截等個人和集體戰術的訓練，提高實戰本領。使民警具備熟練的業務、法律、技能，在遇到突發事件時，能沉著冷靜、機智果斷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和自身安全。同時，要提高民警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善于與執法對象溝通，達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用實際行動改善執法環境。

第四、完善民警維權機構，提高維權意識。近年來，公安內部維權機構相繼建立，但并不完善，作用不大。各級公安機關要高度重視,按公安部《關于切實加強公安檢察干警執法權益保護工作的通知》和有關文件精神，落實領導責任制和工作責任制，充分發揮其“保護”職能。要依靠各級領導、部門領導，使每一起非法侵害民警合法權益的事（案）件都能得到應得的懲罰，堅決糾正偏右思想，從嚴從快懲處違法犯罪，絕不姑息手軟。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公仆，是服務人民的；也是違法犯罪分子的克星，是執法者。要辯證地處理執法與服務的關系，提高自我維權意識。

第五、規范執勤執法行為，樹立執法威信。首先要立足于端正執法思想，要從根本上解決為誰執法，為誰服務的問題，打牢思想基礎。嚴格《執勤執法行為規范》，從規范值班、值勤、接警、辦案等每個環節入手，真正做到嚴格、公正、文明執法。其次，要全面了解掌握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規，牢固樹立依法辦事的觀念。掌握法制信息、動態，不斷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按程序辦事，憑證據定案”。工作中要以法服人，要講程序、講證據、講服務，自覺接受群眾監督。要以規范、嚴格的行為，贏得執法威信。

第六、規范警務、勤務活動，增強自我保護意識。要嚴格按照《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等規定，支持民警在職權、義務和權限范圍內履行職責。要以對黨、對人民、對民警負責的態度，高度重視民警的維權工作。要積極爭取當地黨委、政府的支持，不參與任何超出法定職權范圍的警務、勤務活動，避免激發黨群關系矛盾，影響警民關系，損害黨和政府形象。只要是依法行政，就應理直氣壯，要不斷提高自我保護能力和技巧，提高自我安全意識。

第七、改善武器裝備，增強自我防范能力。針對新形勢下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加強對裝備的改善和投入已是迫在眉睫。公安部正在研發非致命性武器，應及時推廣、應用先進的科技成果，加強對非殺傷性武器以及防護性裝備，通訊設施、電子測控等科技含量高的相關器材的配備。教育民警增強敵情觀念和自我保護意識，提高自我防范和打擊犯罪的能力。要認真落實各項安全保護措施，提高一線民警執勤執法的安全系數。要根據《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的規定，支持民警依法使用武器警械。嚴格規定民警在巡邏、執勤、追捕、設堵截等警務活動時，必須配帶槍支警械，以防止和減少傷亡事件的發生。

第三篇：淺析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現狀、原因及對策

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現狀、原因及對策

摘要：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日益加速，經濟實力逐漸強大，但由于消費者法律觀念薄弱，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不夠完善等原進而導致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和突出。對此，我們應該努力提高消費者維權意識，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為市場經濟的有序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關鍵詞：消費者權益，法律制度，法律意識

一、概述。

1、消費者。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因此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人。

2、消費者權益。

消費者權益是指消費者在有償獲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以及在以后的一定時期內依法享有的權益。《消法》規定，消費者擁有安全保障權，知悉真情權，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依法求償權，依法結社權，獲得知識權，維護尊嚴權和監督批評權，共九項權利。

二、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現狀。

為了大力保護消費者權益，我國目前己經形成了一系列由《消法》及其《產品質量法》、《食品衛生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管理條例》、《價格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組成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體系。由此看出，我國極其重視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但是由于某些原因，消費者權益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有效地保護，消費者權益被侵犯的現狀很突出，很普遍，也比較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假冒偽劣產品屢見不鮮，屢禁不絕。這對消費者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的侵犯和威脅。據統計，最近幾年消費者對商品質量的投訴始終高居榜首。“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劣質牛奶等食品安全問題近年來層出不窮，使得本國國民及其外國民眾對中國食品質量和安全問題失去了信任，嚴重影響了中國食品的出口。此外，電器爆炸傷人的事故，如電風扇、電熱毯、電熱杯、洗衣機漏電致人受傷死亡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2、虛假宣傳投訴日益增多，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知情權。部分經營者用虛假廣告、包裝、說明書等形式，故意隱瞞產品的真實性能、主要成分、使用方法等，對必須說明的內容含糊其辭或故意夸大功效，引誘消費者上當。如針對保健品，銷售者故意夸大或者虛假宣傳其服務效果等；醫院對藥品療效或者對醫療器械的治療作用進行夸大宣傳；經營者對減肥、治療雀斑、祛痘等化妝產品進行虛假承諾宣傳，這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權益。

3、不平等格式條款難以遏制，繼續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

現在一些行業，比如賓館、超市、商場等普遍存在著不平等格式條款、店堂告示，如 “打折銷售產品，概不包換”，“寄存物品丟失或損壞，最高賠償金額為100

元”，“降價或中獎商品不給予三包”等，這些行為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

益。

4、公用企業強制消費行為。比較典型的事例如通信公司強行收取

消費者每月最低消費；移動運營公司與ISP 公司合作，設置短信陷阱，騙取訂

閱，收取費用；某火車站違反規定強制收取空調費每個乘客1 元；在超市買東

西，拒絕找零錢，給糖果。

三、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原因。

1、消費者法律意識不強,對相關法律法規了解甚少。政府在消

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知識宣傳不夠,部分消費者的認識還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知道哪些行為屬于違法現象,自己的哪些權利受法律保護，導致消費者對自己

權利受侵犯的行為一無所知。即使知道權益被侵犯，部分消費者也不懂得如何運

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2、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1）《消法》權利保護的范圍過于狹窄。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權利是保護消費

者的根本保障。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網絡經濟的出現，《消

法》中賦予消費者的九項權利已經不足以有效地保護消費者，這里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費者的隱私權問題。經營者未經消費者許可，出于營利目的，擅自使用消費

者個人隱私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2）消費者概念還不是很清晰，相關的消費者權利不明確。《消法》第二條

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

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由此看出，《消法》并沒有明確

地規定消費者的主體資格，這種模糊的定義可能會導致人們對相關法律條款的理

解產生歧義，從而不利于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3）行政執法主體多元化，導致執法不嚴。現行《消法》體現了政府領導

下，以一個部門為主，多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的行政保護構架。但是，在實

際的操作中矛盾很多，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在受理消費者申訴方面，由于各部門

分工不夠明確，造成各部門受理范圍不清楚，有時會出現多部門都有管轄權的尷

尬局面，導致共爭管轄或是相互推諉責任，這種現象既導致消費者不能及時有效

地去反映問題及解決問題，也降低了各部門的工作效率，消費者的權益不能得到

很好的維護。

（4）消費訴訟制度不健全，維權成本過高。目前我國的訴訟制度仍然比較傳

統，針對小額消費糾紛和群體性訴訟，沒有建立起一套適合解決其消費糾紛特點的訴訟制度。煩瑣的訴訟程序和漫長的訴訟時間嚴重地打擊了消費者提起訴訟的積極性。此外，《消法》對于發生消費糾紛時的舉證責任也沒有做明確規定。消

費者即使想去舉證，卻由于高額的商品檢測費用往往超過糾紛商品本身的價值而

不得不望而卻步。（5）對違法經營者的懲罰力度不夠，相關部門監督制度不健全。《消法》中

規定的對違法經營者進行懲罰的大多數條款都缺乏強制性，不能有力地保護消費

者的合法權益。此外政府，新聞媒體等相關部門對某些經營者的違法經營現象沒

有做好相應的監督工作，只是問題出現后才進行一定的懲罰，這也導致了消費者

侵權現象層出不窮。

四、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對策。

1、提高消費者自身素質。

(1)消費者本身應當增強法律意識。消費者維權效果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消

費者維權意識的強弱,取決于消費者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消費

者要正確認識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地位，學好、用好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政府也

應該大力宣傳普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知識，充分做好宣傳工作。

(2)消費者應當增強自我保護能力。在消費前，消費者應該做好充足的準備

工作，加強相關商品知識的學習,了解有關商品信息，提高自己辨別假冒偽劣產

品的能力，防止上當受騙;購物、消費過程中，消費者一定要索要發票并保存好,以作為消費權益受損時的投訴依據。

2、健全、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

（1）、明確消費者相關概念，擴寬消費者權利保護范圍。在對消費者進行定

義時，應擴大“生活需要”這個概念，既要考慮物質消費，又要考慮精神文化消

費，應將人們為了保存、收藏、欣賞等目的而進行的消費行為也歸于其保護范疇

之內。此外，在信息技術大爆炸時代，尤其是網絡的普及程度越來越高，更應該

把隱私權列為消費者應受保護的權利之一，擴大消費者權利保護范圍，更能有效

并充分地捍衛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2）加強行政職能部門的協作和配合,明確分工，以最小的投入來最有效地

維護消費者權益。我國行政執法部門職責不清，在處理案件上相互推諉現象普遍，而且即使在雙方當事人達成行政調解協議的情況下，若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協議，行政機關不能強制執行，所以，行政機關也難以成為消費者依法維權的靠山。針

對這種情況，應該明確行政各部門分工，權責分明，積極配合，大力提高辦事效

率。

（3）完善消費訴訟制度，建立健全的訴訟機制。針對小額消費或者案情相對

簡單的消費糾紛，應盡量簡化訴訟程序，啟之以小額訴訟程序，從起訴、受理、法庭調查、辯論一直到判決的做出等一系列的環節上都予以適當的簡化，并且縮短案件處理時限，從而盡可能地做到及早立案、及時審理、及時裁判，這樣才會有效提高辦事效率，提高消費者訴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4）加強執法和監督力度。為了減少消費者權利受侵犯的現象的發生率，政府部門應加強對消費者權益侵害行為的打擊力度，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讓違法的經營者得不償失，再不敢涉足違法經營。此外，還應加強政府的監管工作，加強新聞監督,實行舉報有獎制度，加強社會監督作用，將侵權行為扼殺在搖籃之中。

五、結語。

綜上所述，健全、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改善我國當前消費者權益受侵犯的現象，對于我們來說任重而道遠，我們應當加強消費者權利保護的研究，大力改善我國的消費環境，提高消費水平，促使我國經濟秩序穩定，實現健康有序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昌麒，許明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王彪.論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完善[D].安徽大學，2005-10-18.3、金海平.市場經濟法的概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01.4、黃建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新釋與例解[M].同心出版社，2000-08.

第四篇：農村婦女土地權受侵害原因探索

文章標題：農村婦女土地權受侵害原因探索

長期以來，以土地為基本生存保障的農民，世世代代依靠土地繁衍生息。但是，伴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耕地面積的日益減少以及習俗、政策、法律等諸多問題，很多農村婦女在土地承包使用、集體土地被征用后的補償、安置補助費分配等問題上，權益屢遭破壞；很多孩子，從剛一出生，就和他們的母親遭遇了同樣的命運。這一狀況的存在，不僅是對婦女及其子女土地使用權及收益權利的侵犯，又往往導致了這些以土地為基本生存保障的婦女、兒童經濟的貧困。很多婦女為了討回權利，經年累月的陷入了無休止的上訪和訴訟當中，搞得身心疲憊，正常的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也嚴重影響了政府在這些農村婦女心目中應有的形象，在一些問題突出的地方，當地的安定團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近幾年來，伴隨著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日益突出，關注此問題的人群也越來越多，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由于諸多制約因素的存在，大家看問題的角度卻是各不相同，加之此問題的解決需要調動多方面的社會因素，因而問題的改變或解決也就顯得困難重重，路途漫漫。本文擬在對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的原因探析基礎之上，根據調研實際，以性別的視角對我國在此問題上的相關政策進行剖析，結合現行法律法規，多方面找尋原因，力爭為政策和法律的完善，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改善貢獻綿薄之力。

一、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現狀及原因分析

八十年代初開始在中國實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按戶承包給農民自己，使農戶可以比較自由的決定自己對承包地的使用方式，這一舉措極大的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中國農民的收入因此在80年代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速度。然而，承包期內新增加人口尤其是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受侵害問題伴隨著土地承包的延續卻也日益的突出和嚴峻。

（一）、“測婚測嫁”現象的存在，導致女性結婚前的土地承包權或集體收益分配權遭到侵害。所謂“測婚測嫁”是指根據女性是否接近結婚年齡來作為其享有土地權益的依據。姑娘一旦快到結婚的年齡，其在娘家的土地就會被收回，或是村組在調整土地時就給其不分地或少分地。如青海省湟中縣某村，在每次土地調整時，凡滿18周歲的未婚女子的土地都將被收回，將收回的土地分給其他無地的人①。

（二）、婦女因結婚而喪失承包地或失去分得集體組織經濟收益的權利。《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條規定：“耕地的承包期限為三十年。”但考慮到社會發展的諸多變量，如因自然出生、死亡帶來的人口增減，因婚嫁等原因帶來的人員流動以及耕地的減少、被征用等等因素，于是又有了在承包期內實行“大穩定、小調整”的土地承包政策。又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婦從夫居”的婚嫁習俗，農村姑娘一旦結婚，幾乎習慣性的將戶口落到了夫家。出嫁后的農村姑娘其土地即被娘家村收回，簡單的看，這屬“小調整”的范疇。的確也是，本村的姑娘嫁出去了，就還會有外村的姑娘嫁進來，把嫁出去的姑娘的地再分給嫁進來的媳婦，似也并無不妥之處。然而，現實卻要復雜得多。由于關于如何進行“小調整”，多長時間調整一次的問題并無明確的政策規定，于是，多長時間調整（實行五年一調整的地方相對較多）、如何調整的措施和方法幾乎都由各級地方政府自行決定，不少農村地區也一直實行的是“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的不調整的政策。于是在娘家村土地已被收回的婦女如果結婚后沒趕上婆家村的土地調整，自然就沒有了土地，只能眼巴巴的等待土地調整時再分得土地；而那些嫁到實行“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的村里的婦女分不到土地似乎就更是當然之事了。婦女們賴以生存的保障---土地不僅沒有了，依賴于土地而產生的其他相應權利（如選舉權）也因婦女不能享有所謂的“村民待遇”而隨之喪失。

（三）、離婚、喪偶的農村婦女沒有土地或土地被收回。假設我們暫且不考慮婦女結婚后因沒有土地而只能依附于丈夫獲取生存保障這一問所帶來的一系列危害后果。接著前述話題，那些在婆家村沒有趕上土地調整的婦女一旦離婚，就失去了對丈夫家土地繼續依賴的可能性，而娘家村的土地又被收回，于是，離了婚的婦女陷入了無處可以安身、沒有生存保障的境地。即便是在婆家村分得土地的婦女，由于和丈夫離婚，其所在村往往也要強行收回其一半或全部土地，理由是該婦女的前夫又娶了妻子，要給新娶的妻子分地，村里沒有多余的地，只能在已離婚婦女的土地上做文章了，有些地方也有離婚后前夫再婚的，男方村只給前妻和后妻中的一人落戶分田；或者丈夫死后，村里只保留其子女的戶口和田地，而將女方戶口取消，并收回土地。在筆者對西安市灞橋區人民法院2001年與2002年兩年內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案件的法律文書（89為判決書）分析后發現，在灞橋區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兩年審理的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案件中，此類案件占到了案件總數的18。這一現象的存在，導致婦女的離婚自由權利被大打折扣。很多婦女因為擔心離婚后沒

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只能苦苦留在早已死亡的婚姻之中，甚至有些婦女即使長期遭受家庭暴力卻也不敢要求離婚。

（四）、“嫁城女”的子女土地權益被剝奪。“嫁城女”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嫁城姑娘”，是指與城鎮居民結婚的農村婦女。如果男方的父母系農業戶口，則該男子被成為“城市一代居民”，依據陜西省有關戶籍和地方各級土地權益政策，其妻子的戶

籍是必須遷到婆家的，而無論該婦女的戶籍是否遷走，娘家村都會強行收回土地；如果男方的父母也系城鎮戶籍，由于受我國戶籍政策所限，則該“嫁城女”的戶籍是無法實現“農轉非”的，則必須繼續留在娘家村。盡管有些地方保證了這一部分婦女與其他村民一樣享有各項村民待遇，但卻規定這類女村民的子女只能享受本村村民待遇的50。當然，也有一些姑娘找的是外地農村來城鎮打工或經營的對象，婚后其戶口并未遷至婆家村而是仍留在了娘家村，然而，她也只能和戶口遷出本村的姑娘們享有一個待遇：沒有土地、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其子女由于受戶籍政策的限制，只能與母親的戶口落在一起，這被稱之為“隨母不隨父”，由于母親的村民資格未被承認，這些孩子只能與母親一樣不能享有村民待遇、不能被分得土地。于是他們從一出生起，伴隨著其賴以生存的土地權利的被剝奪，《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也被無奈的打了折扣！在灞橋區人民法院2001年與2002年兩年內審理的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案件中，涉及到“嫁城女”土地權益的案件占到了該法院兩年內此類案件總數的40；由于“嫁城女”土地權益問題中大都又牽扯著子女土地權益的問題，因此涉及到子女土地權益問題的案件占到了總數的62（與“嫁城女”案件有部分重疊，另有諸如因超生、收養、上學等原因形成的子女土地權益糾紛）。如此之高的比例在提醒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必須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而事實上這類問題的存在的確也已構成對《憲法》的違反，對人權的侵犯。

（五）、男到女家落戶后，無法享受妻子所在村的村民待遇。傳統的婚嫁習俗是“婦從夫居”，而這一習俗卻也被一些地方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加以規定，如規定在有女無兒的家庭里，只允許一個女孩招婿上門，多個招婿或有子再給女兒招婿上門的，女婿是不能被分得土地和享有村民待遇的，所生子女當然與父親命運相同了。這類案件占到了灞橋區人民法院2001年和2002年的婦女土地權案件總數的14。

以上五種現象在陜西甚至我國農村都極具普遍性，婦女土地權的無從保障使得這批婦女陷于貧困，直接影響了她們的經濟地位，也使她們不得不更多地依賴于家庭尤其是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不斷下降，進而影響到她們在村務管理和決策中的政治參與權，使她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全方位下降。不難想象，經過這種惡性循環，男女不平等的現象在我國農村會逾演逾烈，最終必將成為影響整個社會進步的羈絆②。其次，婦女土地權無保障現狀的存在，也嚴重影響了婦女們參與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這對土地的保護和有效利用是十分不利的，從長遠來看也必將對整個農業經濟的發展帶來消極后果。

導致問題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村組里的“當家人”村長們會告訴你是因為人口不斷增長與土地資源緊缺之間存在著的供求矛盾，況且國家法律也賦予了村委會決定本村事務的一定權利，村子里的鄉規民約都是基于為了保護村組更多人利益而尋求的出路。也有學者認為政策法規的不統一、互相矛盾是引發問題的關鍵；當然，法律操作性的欠缺自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然而，我們難免要問的一句話就是，所有以上的原因為何都必然導致婦女權益被侵犯的后果？而男人們憑什么卻毫發不傷？（即便有權益受損的男人，卻也是因為他落戶到了女方家）。從以上羅列的五種現象中，我們非常容易的發現，婦女土地權益是維系在其婚姻之上的。乍一看，“婦從夫居”的婚嫁習俗似乎成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的始作俑者，但究其根源，卻發現歸根結底是因為固化了的社會性別觀念在操縱著諸如鄉規民約、政策、乃至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是導致問題的關鍵所在。

首先，“婦從夫居”婚嫁習俗得到政策性的認同，強化了以男性為本位的舊觀念。“婦從夫居”的舊婚俗傳遞和強化的是男主女從的觀念，而這種習俗卻被規定進了政策，成為指導性文件。如陜西省委政策研究室與陜西省婦聯于1995年9月下發的旨在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關于解決農村婦女婚后落戶、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問題的意見》第五條就這樣規定：“農村婦女結婚（指丈夫或婆家系農村戶口）的，離婚、喪偶婦女返回娘家或再婚的，男到女家落戶的，都應戶隨人走。”于是，“婦從夫居”的舊習俗被披上了紅頭文件的顯赫外衣，而婦女在走向夫居的過程中再次被無情的從屬化了。值得深思和嘆息的是，強化婦女從屬地位的，卻恰恰是以爭取徹底的男女平等為宗旨的相當一級婦聯組織。

其次，“測婚測嫁”政策漠視婦女對婚姻的實際需要，是對“婦從夫居”習俗的再次強化；而“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則忽視了婦女在締結婚姻時必須以丈夫住地為中心遷移而必然產生的對土地的失去。從性別的視角考察“測婚測嫁”和“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等被普遍遵照的土地政策，我們發現它們都無一例外的站在了男性本位的立場上，“測婚測嫁”的政策實際在告訴婦女，只要到了快結婚的年齡，你們的土地就必須得減少（這一政策完全不考慮婦女所享有的不結婚的權利）；而“減人不減地，增人不增地”又使那些迫不得已要到夫家落戶的婦女同樣無法分得土地，依靠土地的婦女沒有了自己可以掌握的生活來源，其結果則必然導致婦女在經濟上對丈夫的依賴，相應的后果就是人身關系上對丈夫的從屬。我們看到，男主女從的男性家長制在這里再次得到了政策性的強化。而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因婚姻變動所產生的不利后果自然只需由婦女承擔，而男人卻可以以“不變應萬變”。國家或地方政策尚且如此，我們又如何能要求鄉規民約在制定時要具備社會性別的視角呢？

第三，“男外女內”的社會結構導致女性群體利益的邊緣化。長期的男權文化積淀認同了“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結構，如同政府官員絕大多數是男性一樣，當今的農村干部幾乎清一色也都是男性，即便偶爾點綴性的安排了個把女性村干部，一般也只是在不重要的位置上做個擺設。不難想象，當決策者都是男性的時候，男性的共同利益就自然會被帶到政策之中得以體現，而決策機構中女性的缺席，使得女性群體的要求和聲音難以甚至無法被表達出來，導致女性群體的正當利益整體上被遺忘、被忽略，被邊緣化③。

不可否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受侵害，有政策的不合理，也有鄉規民約漠視婦女兒童權益以及傳統觀念習俗的根深蒂固等諸多因素的共同存在。當公民認為權益被侵害后又不可能從侵權人那里討回公平的話，能夠想到的辦法自然是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問題了。

二、法律文本中找尋農村婦女應有之權利

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四十八條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毋庸質疑，《憲法》規定的男女平等是同為中國公民的男女在各個方面的平等，顯然是包括農村婦女在集體土地使用及收益分配問題上與男子權利義務都是平等的。盡管《憲法》具有著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立法和司法的最高依據，但是，我們的國民是否都建立起了《憲法》至上的理念呢？回首我國諸多違憲事件的發生④。我們稍一留意就會發現：法律原則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脫節現象隨處可見，而在法制實踐過程中，脫離法律原則的事件更是屢見不鮮。公民時常無法感受到被法律保護的權利所能帶來的實際利益。再看一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方面的一些法規，我們又輕而易舉的發現，《憲法》確立的男女平等原則很大程度上就沒有得到有效的落實和執行。盡管我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也以促進兩性平等為宗旨對婦女在各方面應享有的權利做了進一步的規定，其中第三十條就規定：農村劃分責任田、口糧田等，以及批準宅基地，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不得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婦女結婚、離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但是，遺憾的是，由于具體操作性的欠缺，《婦女權益保障法》也未能發揮出其作為特殊法的應有效用。于是，隨著社會發展諸方面關系的變化，法律法規的修訂、修改不僅在所難免且也是必須之舉，而農村婦女在尋求司法保護、權益救濟的過程中，不得不被動的在法規的改變中隨“法”逐流。

1988年公布施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八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第十三條又規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爭議、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處理。第三十一條還規定，集體土地被征用后，原有的集體所有的財產和所得的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不得私分。據此，在1999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實施以前，農村婦女因土地使用、收益分配等問題引發的權益受侵害案件，法院一概不予受理。出現了問題，婦女只能找政府解決，而政府的批示最后還是要村里落實，村里不落實政府卻也沒有必要的監督落實或強制落實措施，于是，婦女的權益只能寄希望于無數次的上訪之中。

1999年1月1日，新的《土地管理法》實施后，取消了原《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條有關不得私分的規定；2003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開始實施，該法第六條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承包，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承包中應當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侵害婦女應當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第五十一條規定，因土地承包經營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解決，也可以請求村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等調解解決。當事人不愿協商、調解或者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向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以上兩部法律，無疑是廣大權益受侵害的農村婦女的福音。因為她們獲得了最基本的訴權，也就是說，至此，她們終于有了可以以平等的主體身份與村委會對話的地方，而且法院的判決是具有強制力的。但是，由于法律規定過于原則，具體性可操作性和都十分欠缺，法院審理此類案件，也多是以政策為依據。在筆者對法官進行訪談時，法官告訴筆者，由于各基層地方的政策各有不同，這類性質完全相同的案件在不同的地方法院往往會有不同的審判結果；即就是在同一個法院，由于辦案人員對政策理解的不同等諸多因素的存在，同一性質的案件形成不同判決結果的現象也并不少見。

近一兩年來，隨著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日益突出，逐漸受到了各級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視，如西安市人民法院就通過會議紀要、研討會紀要的方式對基層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指導性意見，而紀要的內容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婦女的土地權益。紀要的下發，從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一性質案件卻出現不同判決結果現象的發生。在筆者所收集的一基層法院2001年和2002年兩年的法律文書里，除兩起原告撤訴的裁定書和兩起調解書之外，筆者可喜的看到，幾十份判決書幾乎全部是以原告即婦女兒童的勝訴結案（有一例是母親及三個子女為共同原告，母親與符合計劃生育政策的子女均勝訴，僅超生的第三個孩子敗訴）。但是，訴訟中的獲勝，并不意味著問題就得到了解決。陜西婦女研究會法律中心2000年援助過的一起農村婦女向村委會索要征地補償款案件，在獲得勝訴后的執行階段，全村200多戶家庭400多人簽字堅決抵制判決的執行。原因很簡單，判決的執行會直接減少簽字村民的既得的經濟利益。于是，婦女和兒童們捧著勝訴的判決書又陷入了執行難的沼澤地。除了執行難的問題以外，在筆者收集的2001年、2002年灞橋區法院的判決書中，又發現了另一現象：兩名婦女帶著她們的孩子在兩年的時間先后各起訴兩次，案由都是一個，要求所在村組支付她們被扣發的土地補償款。細細了解后才知道，第一年的判決書在婦女孩子勝訴、申請強制執行后得到了執行，但到了第二年，村組繼續不給她們享受合法的村民待遇，無奈的她們只能再次訴至法院。而到了2003年，村組仍然延續其侵權行為，婦女們只能再次起訴，很巧的是，其中一位婦女在2003年起訴時向中心申請了法律援助，而筆者又有幸被指派為這位婦女和她的孩子提供援助服務。勝訴后，婦女送來了錦旗，但筆者卻無論如何也喜悅不起來，不僅執行難的問題是筆者所擔憂的，筆者深深擔憂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明年、后年以至將來更長的時間，村組始終明知故犯，那么我們的婦女姐妹將會被這樣的訴訟糾纏多久？難道是終身的？而在這樣本無必要的訴訟中婦女耗費的時間成本、經濟成本又該如何計算？村組的故犯行為應當如何予以制約？

還有很多的問題已不是本課題所能承載的了，這就意味著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的關注將必須繼續下去。

①林志斌《她們的權益不該被漠視》《中國婦女報》“婦女論壇”2001年6月19日

②幸詠梅《試論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保障》滕州市人民法院網

③羅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實現的制約因素分析》中國改革論壇網

④2003年3月17日，就職于廣州一服裝公司的大學生孫志剛未攜帶身份證逛街時，被廣州黃村街派出所以沒有暫住證為由予以收容。3月18日，孫被送往廣州收容遣送中轉站，后又被收容站送往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并于3月20日死亡。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法醫鑒定中心的鑒定表明：“綜合分析，孫志剛符合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傷性休克死亡”——即孫志剛是被打死的。事件披露后，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5月14日，三位法學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2003年6月《瞭望》周刊。另外，城市改造過程中對公民房屋強制拆除問題；國家機關招考公務員時的身高要求、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限制錄用等問題。

《農村婦女土地權受侵害原因探索》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農村婦女土地權受侵害原因探索。

第五篇：目前侵害民警權益案件的特點、危害、產生原因及維權途徑

目前侵害民警權益案件的特點、危害、產生原因及維權途徑

近幾年，民警正當執法權益被侵害案件（以下簡稱侵權案件）常見諸報端，襲警、暴力抗法、誣告陷害等侵害公安民警執法權益的問題時有發生，今年“上海閘北襲警案”、“新疆喀什襲警案”令海內外一片嘩然。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治安形勢和日益繁重警務活動，公安民警尤其是基層一線民警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所承受的各種壓力是難以想象的。如何保障警察的生命安全，維護人民警察的正當執法權益，成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嚴肅課題。

侵權案件的特點及主要危害

侵權案件的特點：

1、暴力襲警案件呈高發態勢。從發案類型看，暴力襲警案均占侵權案件占絕大多數。

2、一線民警是易受侵害對象。從發案特點來看，侵權案件大都發生在值班接處警、執行勤務、抓捕違法犯罪嫌疑人等執法過程之中，被侵害的民警基本都是交警、巡警、派出所等一線執法民警。

侵權案件的主要危害：

1、損害當事民警的人身權利。侵權案件，尤其是暴力襲警案接連發生，直接損害了民警的生命健康權和人格名譽權。

2、影響警隊戰斗力。侵權行為直接沖擊民警思想，降低從警榮譽感，影響執法的積極性。盡管維權委的心理輔導師會對當事民警進行心理輔導，減輕侵權行為對民警的思想沖擊，但一些侵害行為仍難免在民警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3、損害公安機關的執法權威和執法效果。侵權行為頻發，損害的是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破壞的是社會的公共秩序，妨害的是國家機關對社會的正常管理。

4、影響法治社會建設。每一個社會都應該有也必然有它不容挑戰的權威，法治社會中的權威就是法律，代表國家執法的公安機關民警受到侵害，使法律無法正常實施，法律的權威將受到質疑，社會公眾的“從眾心理”可能使侵權行為泛化，法治社會的基礎受到破壞。

侵害民警權益案件產生的原因

現階段社會矛盾凸顯，公安執法壓力陡增。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和利益訴求多樣化進一步加深，各類社會矛盾日益顯現出來。承擔著大量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的公安機關，必然成為各類社會矛盾聚集的焦點。重慶社科院社會學所孫元明研究員指出，警察的工作性質決定了警察處于各種社會矛盾的前沿，個別群眾把對社會的不滿轉嫁到警察身上，把對政府、執法機關的積怨發泄在警察身上。

工作機制不完善，維權工作難度大。一方面，民警執法執勤工作細則不足。《人民警察法》賦予公安民警的十四項職責，不僅可以對不法行為人采取強制措施，而且在緊急情況下可以使用警械武器。但是，法律法規過于籠統，缺乏必要的操作細則可操作性不強，致使民警不敢大膽執法執勤。現實中，有槍不敢使、有權不敢用、有勁不敢使的現象比較突出，易造成不應有的損害。另一方面，維權案件辦理機制欠缺。侵權案件一般都是由侵權行為地的公安機關辦理，辦案單位往往又是被侵害民警所在的單位。這種情形下，被處罰人難免對案件的合法性、合理性、公正性產生質疑，增加了社會不和諧的因素。

現行法律規定不完善，侵權行為打擊力度不足。作為公安“根本大法”的《人民警察法》，對民警執法權益保護規定偏重于權利宣告性質“受法律保護”，對侵害的法律后果無特別規定。對侵權行為的打擊適用《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這些散見于單行法的規定內容單一，不配套，銜接不夠，更為重要的是，《刑法》關于妨害公務罪的規定認定的條件比較嚴格且刑期較短，對侵害民警正當執法權益的行為懲罰力度不夠，缺乏應有的威懾力。2005年5月27日，在我市打擊“兩搶一盜”的專項行動中，南頭分局執勤民警杜某被人故意沖卡男子撞傷，致杜某右腿兩處開放性骨折，股骨、肱骨多處骨折以及左前后交叉韌帶、內外側副韌帶斷裂。犯罪嫌疑人因故意傷害（輕傷）獲刑18個月。民警因傷致殘基本喪失運動能力，犯罪嫌疑人得到的懲戒卻難令人信服。

新聞輿論的不當影響，正確的執法意識和維權觀念有待確立。近年來，新聞媒體為引起“眼球效應”，增強事件的轟動效果，刻意宣傳報導民警違法違紀的事件，甚至在一些民事糾紛中故意突出“警察”身份。另外，在執法對象不接受執法結果時，一些民警無原則地遷就、忍讓不斷向其敬禮、說好話，甚至鞠躬。一些新聞報導將此作為民警文明執法的標志大加宣揚，不但誤導公眾“警察可以打”，而且使民警錯誤認為“被打應當忍”。民警在遇到不法侵害時，既不敢果斷行使現場處置權，也不敢正當行使自己的防衛權，致使侵害行為發生或影響擴大。

加強維權工作的主要途徑

維護民警正當執法權益，就是要保障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法律賦予的職責和權限。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做好民警維權工作：

領導重視是關鍵。民警維權工作是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協調各類社會資源共同做好維權工作，沒有黨委政府及公安機關領導的支持，維權工作必將孱弱無力。因此，維權機構必須積極爭取黨政機關領導對維權工作的支持，形成完善協調的維權工作機制和氛圍。

制度建設是保障。將工作中形成的好經驗好做法形成制度，建立和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報告備案機制。凡發生民警在執法中遇到不法侵害和暴力傷害的案（事）件，當事民警或單位向有關領導報告的同時及時向110和警務督察隊報告，警務督察隊進行登記備案；處警聯動機制。建立由110統一指揮調度，督察、治安、刑偵、交警等各警種密切配合的對正在發生的侵害民警執法權益案（事）件緊急出警處警聯動機制；慰問探視機制。民警執法中遭受不法侵害受傷的，維權部門領導親自探望，以示關懷；獎勵宣傳機制。對在執法過程中遭遇侵害受傷的民警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他們的事跡，以弘揚正氣，鼓舞士氣，對事跡突出的，該獎勵的一定要頂格獎勵、獎勵到位；掛牌督辦機制。對發生的嚴重侵害民警執法權益的案件，要實行掛牌督辦，對案件的偵破、處理進行全程監督；溝通協調機制。對在法律上為受侵害的民警提供援助和支持。要加強與檢察院、法院的協調溝通，及時通報情況，從嚴懲處暴力襲警案件，以保護民警的執法權益。

教育培訓是基礎。首先，要加大民警的教育培訓力度，練好內功，堅決根除特權思想，切實做到執法為民。其次，要加強體能和業務培訓，學習法律知識，提高接處警能力和技巧、盤查和抓捕的方法和技能，學會做群眾工作，做到能正確評估現場事態的發展趨勢，既嚴格執法，又靈活處置。再次，在執法中正確理解和貫徹人性化執法理念。執法活動要從尊重人、教育人、服務人的角度出發，但“人性化”不是無原則地牽就，對那些膽敢襲警的違法犯罪分子，民警在執法時決不能手軟，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執法的權威性。最后，要提高民警主動維權的意識和技能。民警在保證自身執法執勤合法規范的前提下，遇到不法侵害時，積極主動地維護好自身權益。例如，遇到突發生的侵權案件，未隨身攜帶專門的取證設備，可使用手機的攝像功能取證，震懾違法行為人，為打擊提供證據支持。

立法保護是根本。現行法律規定嚴重的襲警行為適用《刑法》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規定。但是，從法理上分析，妨害公務罪所侵犯的是簡單客體，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公務活動的權利，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侵害的是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利，而襲警行為侵犯的是復雜客體，既侵犯了警察的生命、健康權利，同時又侵犯了警察代表國家依法執行職務公務活動的權利。單純以妨礙公務罪或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對襲警行為進行處理，無法體現被侵害客體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顯然缺乏足夠的法律威懾力。公安機關應當積極爭取社會各界支持，建議立法機關修訂《刑法》，增設“襲警罪”，對于侵犯民警人身權、生命權及損毀武器警械、警用裝備的行為處以刑罰，凸現人民警察的特殊執法身份與地位，加大對不法分子的震懾作用。

規范管理是核心。做好維權工作，公安機關必須練好內功，規范內部管理。抓管理，充分體現“嚴格就是關愛”。將嚴格執法、公正執法與敢于運用執法權協調起來，不僅要搞執法執勤“守則”，更要搞“細則”，規范執法語言、程序和動作。對警察在執法中使用武器、警械和其他強制性手段、以及所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制定詳細的、可操作的明文規定，對人民警察出警、巡邏盤查時應攜帶的警械武器加以規定，對詢問、盤查時的用語、程序、戰術等加以規范，對拒不聽從民警指令、民警有權采取相應措施的情形加以明確。抓規范，制定專門的《辦理襲警案件規定》，嚴格維權案件辦理程序，加大對維權案件辦理的監督力度。侵權案件相對與一般的治安或者刑事案件，影響更大、受關注度更高，處理不當將會引起更為嚴重的后果。所以，此類案件應當有一套特別的辦理程序。《辦理襲警案件規定》擬明確侵權案件的辦理機關及部門、重大案件辦理的監督機制、對行為人處罰前的審核審批程序等，提高了案件的辦理質量，使被處罰人和社會公眾更加信服，增強了公安機關打擊的權威性。同時，支持受害民警對侵權行為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要求其承擔襲警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不能讓民警或者公安機關為襲警行為“買單”。

保護預防是首選。做好維權工作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必須緊抓維權工作中的軟硬件建設，做好侵權行為的預防。抓硬件，為一線民警配備足夠執勤防護裝備，提高自身防護能力。加大經費投入力度，為基層一線民警配齊單警裝備，配發防彈背心和鋼盔等防護裝備。同時做好民警配戴裝備的監督工作，提高民警提高自身防護能力的自覺性。抓軟件，在主要的執法執勤場所及公安機關內部的辦案場所安裝視頻監控設備。侵害民警執法權益行為常具有突發性，事后調查取證的困難非常大，應該從日常工作入手，做好預防和打擊侵權行為的準備。經過三年的“三基”工程建設，我市的視頻監控設備已基本覆蓋了全市主要的公共場所及公安機關內部，形成了保護民警執法工作的屏障。

宣傳教育是重點。做好維權工作，必須加強宣傳教育，增強群眾的法治意識，促使群眾主動配合民警的執法活動，著力抓好警察公共關系建設，強化警民關系，爭取公眾對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減少民警受侮辱和傷害的事件發生。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定期公布典型侵權案件的發生和查處情況，加強與社會公眾的溝通交流。在重大或者敏感的維權案件辦理過程中，利用新聞發布的形式，及時將案件的真實情況及辦理過程告知公眾，避免對案件情況的猜測，影響公安機關的聲譽。落實正名制度，民警被污告陷害后，向外界發布事件真相，為公安機關和民警“正名”，使惡意投訴人受到輿論和道德的譴責，起到教育、警示和震懾作用。開展“警營開放日”活動。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有的“神秘感”決定了一些群眾對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不了解，可以通過“警營開放日”等活動載體，加強與廣大群眾的溝通和聯系，對群眾開展法制教育，提高群眾法律意識，努力營造良好的執法環境，樹立起警察在公眾中的良好形象，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