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村官”經濟犯罪的原因及對策

當前“村官”經濟犯罪的原因及對策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查辦和預防“村官”經濟犯罪將面臨新的情況和新的任務。因此，認真分析和研究發生在農村、涉農領域的經濟犯罪案件，對于預防和查辦“村官”職務犯罪案件，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村官”經濟犯罪案件發生的原因

1、監管

機制不健全，監督不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村務公開不到位。大多數地方村級財務只公布數字，不公開具體事項。二是鄉鎮黨委政府監管不得力。三是處理不到位。少數鄉鎮領導錯誤地認為“村官”待遇低，平時工作辛苦，沒有太大問題就沒有必要深究，以免影響“村官”的工作積極性。四是對村級財務缺乏審查。

2、財務管理混亂。農村財務管理是群眾關心且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財務管理混亂是“村官”職務犯罪的重要根源。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白條入賬。二是分工不明，財務人員不能履職。三是不能嚴格執行財務紀律，收款不入賬現象時有發生。

3、少數“村官”法制觀念淡薄，政治素質低。據司法機關對案件的調查和分析發現，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涉案人員法律意識和組織觀念淡薄，政治覺悟和個人修養較差，不講原則、不顧大局，容易利用職權謀取不正當利益。

4、“村官”待遇普遍偏低。當前，“村官”工資待遇普遍偏低，在得不到應有的報酬時，部分“村官”便產生了利用職權貪污錢財來作為補償的心理。

5、查處教育力度不足。近年來，對經濟職務犯罪案件，多數存在著處刑偏輕，對一些農村案件，處刑上更是顯得寬松。雖然每年都有“村官”被追究刑事責任，但真正違法犯罪受到查處并給予法律制裁的仍只占少數，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民群眾的舉報熱情和對政法部門的信任，顯得打擊力度不足。

二、預防“村官”經濟犯罪的對策建議

1、完善制度，加強監督。一是完善村務公開制度，堅持村委會集體討論研究決定的原則，并納入村務公開制度內容，防止搞暗箱操作。二是完善督促檢查制度。建議鄉鎮一級黨委政府對村務公開制度的落實情況進行督促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確保村務活動規范有序地開展。三是完善村級財務管理制度。鄉鎮黨委政府要指導幫助村級建立規范的財務帳目，切斷貪污、挪用犯罪的源頭。四是加強監督，堵塞各種漏洞。鄉鎮黨委政府要加強對村級組織及“村官”的監督，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要發揮自身的監督作用，建立本級監督制約機制，做到分工明確、相互配合，使村民的監督落實到位。

2、加強教育培訓，增強“村官”的法制觀念。首先，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堅持對“村官”進行上崗前培訓制度。其次，抓好從政道德教育。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忠于職守、清正廉潔、勤政為民，自覺遵守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再次，加強作風紀律教育。廣泛開展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個方面”良好風氣的學習教育，促使他們增強遵紀守法意識和依法執政、依法辦事的能力。最后，加強警示教育。提高“村官”的法律意識，從而有效地遏制“村官”職務犯罪的發生。

3、建立統一的職務津貼機制，適當提高“村官”待遇。中央財政應加大對村級組織建設的轉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在職“村官”的工資水平，確保按時發放到位；建立“村官”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將其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對工作成績突出、德才兼備的“村官”，積極探索其考錄鄉鎮公務員、選任鄉鎮領導干部的有效途徑。

4、發揮檢察機關職能優勢，加大對“村官”經濟犯罪的懲防力度。一要“懲治”。檢察機關要對新農村建設中群眾反映強烈、損害人民利益的經濟犯罪案件加大打擊力度，以震懾犯罪。二要“預防”。如建立行賄人檔案制度，有效發揮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的防治功能。一方面對行賄人進行警示談話教育，并進行必要的跟蹤監督。一方面充分發揮查詢工作對賄賂犯罪的防治作用，努力從源頭上預防賄賂的發生。三要“宣傳”。進一步加強鎮村兩級經濟犯罪舉報宣傳，增強廣大干部群眾的舉報意識和積極性，這樣既可以為檢察機關拓寬條件來源，也可以引導廣大干部群眾正確進行舉報，減少和防止越級舉報、多頭舉報、胡亂舉報現象的發生，有利于維護一方穩定，促進新農村建設順利進行。

第二篇：當前“村官”腐敗的主要特點、原因及防治對策

當前“村官”腐敗的主要特點、原因及防治對策所在欄目：首頁 >>調查研究發布日期：[ 2010-5-11 ]選擇字號【大 中 小】收藏本文

2010年05月11日來源： 國家預防腐敗局

近年來，“村官”腐敗呈上升趨勢，嚴重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和農村穩定發展。因此，加強村級黨風廉政建設，預防和懲治“村官”腐敗，勢在必行。

一、“村官”腐敗的主要特點

調查顯示，“村官”腐敗主要呈現五個特點：

一是貪污挪用公款相當突出。從近年查處的“村官”腐敗案件來看，村干部腐敗的主體80％以上為村支部書記或村委會主任，系貪污、挪用公款居多，貪污挪用公款來源主要是土地承包費，隱瞞人口差額款，占地賠償款，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荒地款等等，幾乎遍布支村兩委職權所涉及的各個方面。此外，部分村干部同時涉嫌貪污、挪用兩個罪名，貪污、挪用公款數額較大，“村官”犯罪涉案數額呈上升趨勢。從過去的幾百元、幾千元逐步發展到現在的幾萬元、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萬元以上的經濟大案比例明顯提高。

二是編造事由虛報開支相當嚴重。查處的案例中，大大小小涉及“村官”公款吃喝問題，部分村每年用于吃喝的費用達到幾千元或上萬元的已屬平常，一些“村官”將吃喝費用視為正常的財務支出科目，并認為公家的錢財裝在兜里是犯法，但吃在肚里不犯罪，便以待客、跑項目、購物資等各種事由吃喝

招待，虛報吃喝招待開支，貪污公款中飽私囊。愈演愈烈的吃喝風為“村官”損公肥私創造了便利；有的“村官”隱瞞收入或虛列支出，侵吞公款。

三是失職瀆職現象相當明顯。查處的案例中，“村官”在工作中失職瀆職時有發生，處理村級事務不按照議事程序辦，獨斷專行，個人說了算，借宗族勢力濫用職權，恃強欺弱或偏親向友，肆意侵犯村民人身權利。部分村官還利用村里公共事項為機會，不經集體討論，私自將事項交給自家族人辦理，發放誤工補貼，群眾反應很強烈。

四是違法違紀手段多種多樣。從的手段看，有的“村官”挪用公款，用于臨時還貸、注冊驗資、炒股等經營性活動；以各種名義虛報冒領土地補償款；有的利用集體資產出租、出售和工程發包過程中暗箱操作，收受回扣；有的設賬外賬或小金庫任意侵占、截留、私分或揮霍等；有的是違反財務規定，公款私存或轉借他人獲取利息，或為企業、親友提供經濟擔保；還有的是財務管理混亂，坐收坐支，吃喝玩樂，隨意開支等。

五是村官腐敗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村官的腐敗行為，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干群關系的緊張，影響了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有的甚至造成村民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釀成群體性事件，影響農村生產、生活秩序。

二、“村官”腐敗的原因分析

從對查處案件的調查分析看，導致“村官” 違法違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上的因素，也有客觀上的原因；除“村官”自身思想覺悟不高，法制觀念淡薄的原因外，還有以下五個方面。

原因一：認識不到位是防治“村官”腐敗的思想障礙。一些地方對村級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表現出六種傾向：一是“小題大作”論。認為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村官”的權力進一步壓縮，村級腐敗的土壤已不存在，抓村級黨風廉政建設是舍本逐末；二是“主體不符”論。認為黨風廉政建設是黨委、紀委、“一把手”的事，與己無關；三是“經濟對立”論，認為當前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狠抓村級黨風廉政建設，會影響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四是“被動應付”論。村干部由上級任免改為由村民大會選舉產生以后，少數干部由先前的“眼睛向上”變為一味“眼睛向下”，不同程度地存在對上級政策貫徹落實不力的情況，特別是對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等可能與部分群眾意愿相悖的工作，不愿抓、不敢抓，失職瀆職現象大量存在；五是“團體利益”論。認為對村級黨風廉政建設，誰抓早了、抓緊了、抓狠了、抓實了，會讓自己的人吃虧，因而出了問題瞞著護著，“自行消化”，不愿真抓；六是“自我保護”論。少數村干部自身不干凈，怕拔出蘿卜帶出泥，擔心引火燒身，因而不敢抓。

原因二：制度落實不力使“村官”缺少監督制約。目前，已經建立了一系列比較完備的村級管理制度，以此來規范和約束村干部的行為。但如何使制度從“墻”上走下來，用以“方圓”村官，通過調查與剖析看，監督約束機制在執行上力度還十分軟弱，對很多“村官”來說基本上是形同虛設。同時，個別鄉鎮對“村官”的監督不到位、村級監督虛化、群眾監督不力，尤其是少數鄉鎮對“村官”存在一些“遷就”思想，正是由于在監督管理上失之于軟，失之于寬，失之于執行的惰性，才給了“村官”違法違紀之機。

原因三：財務管理混亂給“村官”腐敗造成可乘之機。因其村級特定的環境原因，村干部變動頻繁，帳目交接不清，誰當干部誰管錢，帳目設置不夠規范，財務審批不夠嚴格，村干部權力過于集中，所有支出全憑一人說了算，“白條”自批自支現象在村級財務管理中較為常見。部分村村務公開欄都設有

“其他”概括開支，因沒有列明支出的用途，給“村官”以權謀私帶來可乘之機。

原因四：“村官”大權獨攬是導致“村官”腐敗的必然因素。有權力的地方就會滋生腐敗，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在農村受傳統宗族觀念和家長作風影響，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一般都是本村大姓人氏擔任，有的支村兩委成員都是一個家庭的，大權集中在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手里，這些“村官”大小事情由其說了算，權力的過度集中使他們作案時有恃無恐，使他們獨斷專行，使他們貪婪無忌。

原因五：法律法規不健全導致“村官”犯罪界定不嚴。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舉報“村官”腐敗案件線索較多，但農村帳務混亂，辦案費時費力，證據難以確定，調查的多，成案的少，打擊力度削弱，助長了“村官”的行為。再加《刑法》對村官犯罪范圍不夠廣，讓承辦人無所適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明確了村委會工作人員犯罪行為的犯罪對象僅限于七項工作中的財產，而村級組織中的資金還包括本村的自有資金。村級財務并未對不同資金進行分類管理，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村官”侵占或挪用的資金性質難以界定，案件定性難以把握，管轄不明確，為懲治“村官”犯罪留下一個空白地帶。法律規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不足5千元，職務侵占不足1萬元的不能立案，只能移交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查處，使打擊力度受到限制。另外，對農村黨員干部的管理存在盲區。一些非黨員的村干部實施了需要追究責任的違紀行為或其他重大過錯行為后，缺乏對其進行處理的依據，依現行法律法規只能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的形式啟動罷免程序，在操作上存在很大難度，造成部分村干部產生“黨紀管不著、廉政制度約束不到”的錯誤認識。對村級“零招待”制度反映也比較集中，認為對村級招待費一刀切不符合基層實際，一些為村集體事務產生的費用，不能通過正常渠道報銷，只能變相處理。他們呼吁在“零招待”制度中補充特殊條款，開前門，堵后門，使制度更科學、更具有可行性。

第三篇：當前經濟犯罪特點及打防對策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認為：犯罪是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是伴隨私有制、階級、國家的出現而出現的歷史現象。經濟犯罪是古老而最早的犯罪。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剩余產品的出現，少數人占有剩余產品，開始產生經濟犯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其他犯罪開始出現，侵財型的經濟犯罪逐漸增多。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社會文明進步，人們多層次、多方位的需求，部份人欲壑難填和不勞而獲而誘發新的經濟犯罪。我國現階段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在市場經濟領域，出現了經濟犯罪的高期，與其他刑事犯罪比，有其自身特點。

一是犯罪罪種增多，侵害面廣。隨著經濟生活的廣泛，經濟環節的增多，經濟犯罪罪種也隨之增多，侵害的客體也增多。目前在商品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比如公司、企業、金融、保險、稅收征管、證券市場、知識產權、購銷合同、票據等各個社會經濟活動領域，都有經濟犯罪案件發生，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二是隱蔽性強，預謀性強。經濟犯罪案有“隱形犯罪”之稱。經濟犯罪大多數都是犯罪行為人通過精心設計，采用偽裝、隱蔽帳目、移花接木等手段，千方百計隱瞞事實真相，欺上瞞下，使其犯罪行為不易暴露。有的犯罪過程長達數年或更長的時間，等到罪行敗露的時候，國家和集體的資財已遭受嚴重損失。三是作案手段專業化、智能化。經濟犯罪嫌疑人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金融、財稅、貿易和會計、法律等方面的專門知識，具有長期從事經貿活動的經驗。他們往往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智慧，在熟悉的經濟業務領域中進行犯罪。許多犯罪行為人都有合法的經濟活動身份作掩護。許多犯罪行為人在犯罪前事先經過周密的部署，犯罪中行動詭秘，不留痕跡，案發后應變能力強，使偵查機關不容易突破。四是社會破壞性、腐敗伴生性。經濟犯罪數額越來越大，動輒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地侵占國家社會財物。如巨額詐騙、侵占挪用國有資產等經濟罪案，直接侵害公民個人利益，危害面廣。這些案件對社會具有較大的破壞性，嚴重危害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同時，經濟犯罪涉及面廣，往往一個大要案件發生，其背后就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甚至較高層次的領導有某些方面的聯系，與黨政機關腐敗、公務人員的貪污、社會不良風氣相糾纏，有的經濟犯罪分子以金錢開路編織關系網，尋找保護傘，有的內外勾結，權錢交易，經濟犯罪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五是技術含量高，偵破難度大。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經濟領域許多行業實行了計算機管理，給社會公眾提供了方便，為發展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一些作案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加快速，更加便捷地盜竊、詐騙國家和人民群眾的大量資財。

近年來，我縣公安機關經偵部門在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中認真履行法定職責，相繼破獲了一大批經濟犯罪案件，依法嚴懲了一大批經濟犯罪分子，為國家、集體和人民群眾挽回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取得了許多令人鼓舞的輝煌戰績，受到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為我縣經濟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犯罪的作案手段也在不斷更新，技術水平也在不斷提升，犯罪數量一直居高不下，經濟犯罪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越來越明顯，加上在經偵執法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嚴重地制約著打擊經濟犯罪的力度。筆者結合實際，現就如何提升經偵工作打防力度，在此發表幾點個人淺見，希望與大家探討。

一、夯實經偵工作基礎，提高防控和打擊能力

多年來的經偵工作實踐證明，經偵情報信息工作是經偵工作的基礎性、支撐性業務，在經偵工作中起著先導的作用，是發現、控制和打擊經濟犯罪的手段之一。因此，經偵部門要樹立情報導偵觀念，大力加強經偵情報信息資料建設，廣泛開辟信息渠道，盡力收集高質量、深層次的犯罪信息。要與各行政執法、經濟運行、經濟主管部門加強合作，強化公安機關內部各警種的協作，通過偵辦案件開展陣地控制等多個渠道廣泛收集、匯總各種情報信息。要全面掌握轄區內的公司、企業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注冊、納稅情況和經濟活動等情報資料，重點加強對違法犯罪嫌疑人員資料的積累和管理。通過對搜集、掌握的情報資料的分析、研判，及時發現、控制和打擊經濟犯罪。

二、建立打擊經濟犯罪預警機制，做到先發制效

預警機制是發現經濟犯罪的重要途徑。公安機關要逐步建立科學、規范、高效的經濟犯罪監測系統，通過對經濟犯罪形勢的分析和對各種經濟犯罪情報信息的監控、預測，增強對經濟犯罪的預見能力，及時向有關部門發出預警信息。實踐證明，這種方法針對性強，效果明顯。近幾年來，我們多是依靠事先制定的預警機制，做到目標明確，思想清晰，措施果斷，效果明顯，始終掌握斗爭主動權。

三、建立打擊經濟犯罪的防控機制，有效控制經濟犯罪

防控機制就是要在已經掌握的經濟犯罪預警信息的

第四篇：當前經濟困難原因及其對策分析

當前經濟困難原因及其對策分析

一、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

研究計劃體制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而言，經典作家的原始構思對各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形成影響甚微。在我看來，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遠長于新中國的歷史，因此，共產黨長

期征戰中形成的戰時命令體制就不會不對新中國的計劃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歷史淵源上說，年之后形成的以陜甘寧邊區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據地體制，對中國計劃體制的起源尤其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起來，與其說是舶來的蘇聯模式決定了中國計劃體制的面貌，倒不如說這種土生土長的延安模式才是計劃體制的胚胎。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是統收統支；二是地方分權，即各根據地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實行分散經營、自力更生。在面臨著嚴峻戰爭考驗的時期，這種模式曾經有效地保障了戰時供給，保證了共產黨能夠最終順利地奪取政權。到建國之后，一方面，由于四邊戰火猶未平息，政權尚未穩定，所以這種戰時體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對于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新政權賴以鞏固和發展的龐大的中層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們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從命令為特征的軍事組織。可見，面對這樣一種豐厚的組織資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徑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計劃體制。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建國伊始，就已經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其次，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建國之初便確立了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通過國家力量強制實行工業化，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計劃經濟體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他們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個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因此造成了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場機制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需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最后，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制，在微觀上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可見，一經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戰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性的微觀經營機制便相繼形成，這種叁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最后，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普遍追求經濟增長率之外，充分就業也是其最關心的國家目標之一。從一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和公民之間就存在著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義理性，又譯合法性既然來自勞動人民當

家作主，則國家無形之中便負有提供公民勞動和工作的權利的義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的，如果由市場經濟自發調節勞動力市場，則自愿和非自愿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實現工人全部就業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借助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只能是壓低并限制工資水平。但做為對此的補償，國家還會給予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國有企業實際上承擔著提供各種福利待遇的任務，這就是企業辦社會這種現象的來源。

二、兩種體制在時間進程中的不同績效

如何比較計劃體制和市場經濟在時間進程中的不同績效一般來說，衡量一國經濟績效的主要指標有兩個，一是看其人均國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然而，這兩個指標都有著很大的偏頗性。如果僅僅是看人均國民收入的水平，則發達國家挾其數百年來的深厚積累，自然比后進國家占據優勢；反之，如果僅僅是看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則落后國家由于基數小，起點低，其潛在的增長機會要比發達國家更多，反映在增長率上自然比發達國家更高。

美國馬里蘭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默瑞爾教授和奧爾森教授指出，為更加準確地衡量一國經濟的真實績效，需要考慮其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換言之，良好的經濟績效意味著一國能盡可能地挖掘該國經濟增長的潛在能力，縮小其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

根據默瑞爾和奧爾森的研究，計劃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在年、年這兩個時期的經濟績效如下：

表計劃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年間的經濟績效比較單位：％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增長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場經濟國家計劃體制國家資料來源：

表計劃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年間的經濟績效比較單位：％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增長率差距一二二－一市場經濟國家計劃體制國家資料來源：

上面兩個表中，第二欄分別是計劃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在年、年這兩個時期內實現的年均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第叁欄是這兩類國家在這兩個時期按照預測應實現的年

均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第四欄是這兩類國家在這兩個時期實際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

從這兩個表中可以看出：一在年期間，計劃體制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績效大體相當，計劃體制國家甚至表現出來了一定的優勢。這表明在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體制中的其他缺陷；

二在年間，計劃體制國家的經濟績效開始明顯落后于市場經濟國家。雖然從表象上看，計劃體制國家的實際增長率并不比市場經濟國家相差太大，但分析它們的增長率差距就可以看出，計劃體制國家已經開始衰落：在年間，市場經濟國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和潛在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上一時期％相比基本相同，但計劃體制國家的增長率差距已經從上期的％擴大到％。換言之，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率差距僅擴大了％，而計劃體制國家則擴大了％。

考慮到資本主義國家在年代和年代經歷的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則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初期能夠實現與之并駕齊驅的高速增長，不能不令人震撼。以往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經濟學家大多只注意到了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默瑞爾教授和奧爾森教授則進一步地分析了這種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的由來。

在默瑞爾教授和奧爾森教授來看，計劃體制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的最大差異在于，計劃體制國家實行的都是一種相對集權的政治制度。在計劃體制國家中，治理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少數國家最高領導人手中，而且，由于這些領導人可以長期任職，因此其集團比較穩定。和其他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家們一樣，默瑞爾和奧爾森也把治國者視為經濟人，也就是說，身居高位的治國者和蕓蕓眾生一樣，也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治國者最關心的莫過于其政權的長治久安，或者說，治國者目標函數可以概括為義理性的最大化。由于在計劃體制國家中，權力相對集中且統治穩定，所以其治國者的自身利益自然而然地易于和整個國家的興衰榮辱緊密相連。與所謂民主政體中那些輪流坐莊的政客相比，計劃體制國家的領導人更為關心自

己國家的經濟成長。

這種關心首先體現在治國者對經濟增長率的渴求上。由于在敵對意識形態國家的包圍之中明顯感到的生存威脅，由于一國的經濟實力主要是工業力量、科技力量和軍事力量而非消費者的福利水平直接決定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和地位，由于更高的增長率在兩種制度的競爭中可以提高自身意識形態的感召力，所以不難理解，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以趕超戰略為基本政策。

相對集權的政治體制不僅賦予了治國者強烈的動機去關心經濟成長，而且這種體制還給治國者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提供了有利條件。首先，強有力的集權政府可以輕易地粉碎各種利益集團對經濟增長的干擾。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指出，尋求特殊利益的各種組織或集團過于活躍時，將會降低社會效率和國民收入，而且還會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利益集團追求的往往是瓜分更多社會財富。奧爾森形象地把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比作一群人在瓷器店里爭奪瓷器：一部分人在多拿的同時，還會打破許多大家本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其次，由于長期任職，治國者可以有足夠長遠的眼光去進行長期投資，比如科技、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等等，而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為日后的經濟成長奠定基礎。

叁、傳統計劃體制的衰落

在經歷了建國之初的經濟躍進之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問題。事實上，經濟學家們目前普遍認為計劃體制先天就有著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這種體制為什么會在本世紀末宣告結束，而是它為什么竟會存在將近一個世紀之久。

任何一種經濟體制的優劣，都取決于其內在的信息機制和激勵機制。信息機制關心的是經濟體制的運行成本，即如何以較少的關于消費者、生產者和經濟系統中的其他參與者的信息，維持一種經濟體制的運行。激勵機制關心的是人們的積極性，即如何使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能夠符合社會的需要和目標。從信息機制這一方面來講，計劃體制要求中央計劃者處理瞬息萬變、浩如煙海的有關消費者和生產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層層傳遞過程中，信息量將呈幾何級數遞增，最終遠遠超出了計劃者信息處理能力的極限。這使得有的批評者稱計劃體制只是一種計算機烏托邦。再從激勵機制這方面來看，由于國家只能以執行計劃的結果評價工廠和企業的業績，所以完成計劃目標便成了各級經營者唯一關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畫所諷刺的那樣，在一輛卡車上裝著一顆直徑兩米左右的大鐵釘，旁邊的工人們高興地說：我們超額完成任務了，直徑兩米的大鐵釘在實際生活中雖然毫無用處，但它卻能滿足生產的計劃指標。更糟糕的是，由于國家只能以經營者過去的工作成績制定下期計劃任務，所以經營者為了逃避更多的生產任務，有著強烈的動機去隱瞞其真實產量，甚至消極怠工。

這種有著先天缺陷的計劃體制之所以還能夠長期存在，恐怕是因為：一相對集權的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針對治國者的激勵機制，使之格外關心本國的經濟成長；二在未能達成合謀之前，下級官員以及經營者的相互競爭有助于減少國家的監督成本。換言之，這種內部競爭減少了計劃體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以上兩點合起來實際上說的是一件事：計劃體制在其初期因為有效地抑制了分利集團的活動而實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經濟增長。遺憾的是，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似乎只是暫時的、特殊的。考慮到計劃體制國家的建國大多經歷了革命、戰爭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我們就會意識到，這些激烈的震蕩已經替新生的計劃體制國家清洗了社會中舊有的利益集團。

經過一段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團開始在計劃體制內部逐漸產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門的高中級干部和下屬企業的領導人之間，有著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礎，最容易形成共謀。

這確實是官僚體制的兩難。一方面，從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在政府內部實行按部門的分工，主管領導和下屬企業領導保持緊密聯系也是促成上下級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永恒難題，當做為治國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領導和下屬企業領導形成共謀之后，是的，大臣這種被治者左右治理者的尷尬處境便不可避免了。人們常把各部門里主管領導和下屬企業領導形成結盟之后的活動稱為官僚主義行為，仔細分析，這種官僚主義行為指兩件事：一是盡量向中央隱瞞本部門的實際生產能力；二是盡量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資源以供自己支配。由于處于下級的部門聯盟在信息方面比中央具有優勢，也就是說，各部門的事情各部門自己最清楚，中央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往往只能聽信這種虛假的匯報。

在部門結盟的勢力不斷鞏固、壯大的同時，是治國者瓦解分利集團能力的削弱。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沒有外力干擾的情況下，新一代政治領導人幾乎都是從部門官僚中產生的。而且，官僚階層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國者在與利益集團談判時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門結盟在計劃體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也是市場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門結盟在尋求特殊利益的過程中，逐漸侵蝕著計劃體制的基石。于是，在計劃體制后期，經濟增長緩慢的趨勢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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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村官職務犯罪特點原因及對策

“村官”職務犯罪的思考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當前我們國家一項重大的歷史任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惠及廣大農村群眾，關系國家長治久安。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時有發生，成為侵犯農村群眾民主權利、損害農民合法利益，破壞農村經濟發展秩序，影響農村穩定的重要因素。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政務村務環境，檢察機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加強涉農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就成了一項當前重要任務。

一、農村職務犯罪基本情況

通過對相關部門走訪、調查了解，采取座談、查閱相關資料方式，對農村職務犯罪的現狀、特點等情況有了比較詳盡的了解和掌握。2009年以來，全縣各鄉鎮紀委及縣紀委受理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線索15余件；縣檢察院兩年來共受理涉農案件舉報線索6件，占受理職務犯罪舉報線索的 30%；檢察機關2009年以來立案查辦的農村職務犯罪案件3件3人，涉案金額達5萬余元。在此類案件中，被告人受到刑事處罰的3件，其余案件當事人也得到了相應的黨紀政紀處罰。從以上數據表明，我縣涉農職務犯罪案件比例較大，情況不容忽視。

二、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特點

通過對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特別是對“村官” 違法犯罪案件調查研究和綜合分析，發現當前“村官”違法犯罪案件具有以下特點：

（一）“村官”職務犯罪涉及人員較為固定。主要集中在村主任、村支書和財務人員等村干部，并且是兩人以上共同作案。過去縣檢察院查辦的一起某村支書李某因貪污、挪用公款案被判刑，財務人員同樣存在經濟問題受到相應的處理。

（二）職務犯罪案件大多是貪污、挪用公款等類型，作案手段不斷翻新。從調查材料分析看，其作案手段：一是采取收款不入帳、虛 1

報冒領等手段，公然貪污公款；二是以吃喝等名義少支多報、虛支重報侵吞公款；三是利用假發票報帳頻頻作案；四是挪用公款案件時有發生。

（三）農村財務管理不善。在調查中發現，經過近年來在全縣推行“村帳鄉管”制度后，大部分村級財務管理較為規范，但是部分村級財務管理仍然有些混亂，財務管理制度形同虛設，執行監督不力，從而引發職務犯罪。

三、農村基層干部經濟違法犯罪的成因

農村基層干部特別是“村官”違法經濟問題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的“村官”自身素質不高，忽視世界觀改造。少數村干部把當“官”與發財等同起來，為了當上村干部不惜拉關系托熟人送禮，一旦目的達到便千方百計撈回“失去”的錢財，造成很壞影響。同時少數村干部平時放松學習，經不起市場經濟的考驗而走上違紀違法道路。

（二）法制觀念淡薄，私欲膨脹。基層村干部皆來自于農村，這些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較低，自身素質較差，基本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財務知識培訓。加之不懂法，不依法辦事，思想觀念一旦發生變化，過分追求物質利益，由于法律意識淡薄，難免會做出違紀違法的事情。

（三）財務管理混亂，財務制度還不十分健全，財會人員不專業。近年來，一些農村的財務管理比較混亂，無帳、片帳、現象雖然已逐步消滅，包帳、白條入帳等在村級財務帳目中相當嚴重。一是村干部利用白條自批自支的現象存在；二是財務狀況公開程度不夠，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財小組把關不嚴格；三是財會人員不專業，缺乏執行財務制度的自覺性和原則性，對村干部言聽計從，成為村干部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幫手，有的與村干部共同作案。

（四）制約機制不健全，監督乏力。一是農村基層管理和監督職能組織沒有很好地發揮其內部監督作用，上級職能部門監督無力。如白條入帳現象在村組帳目中依然存在，審查人員對此無可奈何。二是

縱向監督軟弱。一些上級主管部門對村級集體資金的使用和分析沒有進行嚴格審批。三是橫向監督虛化。一些村級集體經濟的支配由村里書記、主任少數人說了算，其他人員不敢提意見，也不敢反映，起不到應有的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作用。四是對村干部的貪污、挪用等問題，一些知情群眾懾于這些人的權勢，敢怒不敢言，害怕招來報復。

四、遏制“村官” 腐敗的對策

農村職務犯罪的預防要在黨委領導下，形成各級紀檢監察部門組織協調，專門預防與社會預防，檢察預防和系統預防相結合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格局。采取“打防結合，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辦法，最大限度地預防和遏制違法犯罪現象的發生。

（一）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強化對農村基層組織黨員干部的宗旨觀念、法律意識教育。村民在選舉村干部時，一定要認真用好自己的選舉權。一是選用政治立場堅定，品質作風優良，工作創新、求真、務實，德才兼備的人；二是選用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學科學、用科學、靠科學帶領廣大群眾脫貧致富，徹底摒棄當官“撈錢”的村干部。形成正氣壓倒邪氣的良好氛圍，把那些為官清廉，開拓進取，百姓信賴的人選拔到村干部崗位上。三是要加強對村干部的教育培訓工作，運用黨政理論及法制理論及早對村級干部進行教育，從思想上筑牢防腐線。

（二）加強農村資金管理，堵塞漏洞。制約和監督農村干部權力行使的關鍵：一是發揮“村帳鄉管”制度的作用，各村定期上報財務憑證，由鎮專門機構審核，制止“白條”、“包帳”等違反財經紀律費用的支出。二是改變村領導與財務人員的隸屬關系，會計由鎮經管站統一管理，報酬分配由鎮政府統一支配，與村沒有隸屬關系。這樣可以讓會計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也使村干部在財經上沒有歪腦筋可動。三是在農村基層廣泛推行民主理財制度，杜絕公款隨意開支等現象存在。

（三）完善監督機制，注重強化群眾的監督作用。要施行群眾監督和上級檢查相結合。一是必須增強基層單位工作的透明度，讓群眾

享有知情權、發言權，推行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特別是在土地轉讓、出租、承包、工程發包等問題上，在作出重大決策前要廣泛征求群眾意見，傾聽群眾呼聲，接受群眾監督。二是鄉鎮經管、審計等部門經常下村檢查，做到有案抓查處，無案抓預防，把農村干部職務犯罪消滅在萌芽階段。

（四）改善“村官”待遇，以有效防止發生違法經濟犯罪問題。黨和政府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都要通過“村官”才能最終落實到基層。改善“村官”待遇不能忽視。目前，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拖欠“村官”工資的現象比較普遍，嚴重影響了“村官”的工作積極性及生活，同時也是其違法經濟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

（五）加大打擊預防力度，確保經濟發展。針對農村干部犯罪較為突出的現狀，在加大查辦村級干部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同時，充分發揮紀檢、監察、信訪工作的作用，重視農民的舉報和上訪內容。對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經濟違法犯罪案件發現一件，查處一件。特別對群眾意見大，多次上訪影響穩定的大案要案堅決從快查處，依法嚴肅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向群眾反饋。對不構成犯罪的違紀案件，既要將查辦結果向群眾說明情況，同時也要給人民群眾一個滿意的答復。為維護農村社會治安、穩定民心、增加農民收入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

叢小民、肖功權

2009年 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