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師座談會為教學出謀劃策

教師座談會為教學出謀劃策

4月2日下午2點40，我院在四棟科技樓二樓會議室成功召開教師座談會。出席本次會議的有王宏偉副校長、和其他相關部門的領導、我院樊新軍院長、熊震書記等以及到會的19位教師。

會上，***副校長作講話，他表示對于大家提出的問題學校會積極進行溝通和改正，對上學期及這學期開學以來各位老師的工作予以肯定，在會上各位教師要一一發表感言，暢談在上學期中的生活感悟和教學體會。會場氣氛熱烈，各位教師在肯定學校現狀的同時，還反映了一些學習生活方面的問題和建議；教師們一致認為，學校是個溫暖的大家庭，領導是可敬的，同事是可親的，學生是可愛的，在學校的工作是快樂的。并講述了我校近年來外抓機遇、內抓素質，不斷建設發展的歷程和美好的前景，道道喜訊振奮人心。隨后，校領導和相關負責人對教師們的問題做出了詳細解答，并交流今后學校的管理規劃方案。

通過這次交流會，教師們加深了了解學校各方面的發展，并解決了教師們的一些困惑，更加堅定了他們從事教育事業的信心，每個教師從他人的發言中更深刻地理解了學校的教育理念，學到了更多的教育教學方法和策略，感受了教育需要付出的情懷，明白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教師還需要更大更多的付出。

第二篇：教師座談

2、你認為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學科育人價值與“三維”教學目標是怎樣的關系？

回答：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學科知識與生活主題相結合能夠將高中三年各個理論與不同的實際生活相結合，使理論靈動、形象、有說服力，能夠凸顯教育的真實性。例如在學習了經濟、政治常識后，讓學生意識到構建社會和諧美的意義，從而遷移到生活中不斷追求美。但通過學科知識與生活主題的結合均有利于形成學生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集體意識，并將每個人的感性、理性、悟性三者統整為政治模塊所要求的愛，表現為愛祖國，愛社會，愛他人。

4、你認為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課堂教學最應該關注學生的什么？

思想品德課和思想政治課是一門內容抽象，集思想性、知識性、理論性、方向性為一體的綜合性較強的學科。它是進行德育教育的主陣地，是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主渠道。同時也是加強學生情感教育，培養奉獻精神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我認為思想品德課和思想政治課堂最應該關注對學生的情感教育。如果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課教學只是干巴巴的知識傳授和空洞的理論說教，就沒有說服力，不僅讓學生感到“乏味”，還會在學生眼里產生教師就是“政治騙子”的思想。從而學生遠離教師，不愿學習，甚至逃學或產生逆反心理與教師對著干的現象。

而要改變這種狀況，讓學生對教師產生好感、信任感，就必須改變舊的教學方式，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激情，培養學習興趣。采用開放式教學，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自我發展，打破以教師、教材、課堂為中心的培養方法，喚起學生的主動意識和主動精神。如把一句歌詞，一個故事，一條成語，一則新聞，一條謎語作為教學開頭的引子。

上海市第一中學 王瑞良

第三篇：教師座談

課程實施水平的評估調查問卷(教師)

1.您對學校各項管理制度的評價是A（A.很完善 B.還不夠健全 C.有些制度沒用），學

校哪些方面的制度還需要加強和完善。

2.您對學校各項管理工作的評價是A（A.科學高效 B.一般 C.還不夠規范和精細），您

認為學校在管理方面還需要加強的是.3.您學校（年級）每學期組織幾次考試？ 兩次；您如何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考試情況？等級評價，發下試卷，學生自評自改，教師講評，幫助改正，再進行補償課.4.您所教學科的教輔資料有 一種,是學校統一征訂還是老師們協商訂？

5.學校對教師培養的重視程度A（A非常重視 B一般 C重視不夠），您認為學校在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好的做法是九項修煉：既一聽魏書生等大師的報告，二說教學管理及班級管理心得，三讀《課程標準》等6本教學專業書籍，四寫教育日志，五編《谷邑春秋》等校本教材，六賽“閣老杯課堂教學大賽”，七議校本教研，八跟教育在線，九練兩字一話一拳.6.您所教學科全校的教研活動時間是 語文周二下午課外活動，數學周三，其他周四，7.您對學校教師考評制度的評價是A（A.客觀全面 B.主要是看成績指標 C.不清

楚），您認為學校的教師考評制度還需要改進的是.8.您有教學成績的壓力嗎？C（A很大 B一般 C較小），您認為壓力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說教不好學生責任重于泰山或者平時教學寓教于樂，感到是一種快樂，輕松愉快.9.您認為學校的辦學特色是什么？----金種子育人工程（三三制校本教研、德育四育人模式，谷邑春秋學校課程開發實施）

10.您對學校德育工作和班主任隊伍建設是否滿意？有哪些建議？

11.您對學校工作還有哪些意見和建議？

12、辦學理念：辦管學生一輩子的教育

13、校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校訓：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教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14、學風：知之，好之，樂之

15、共同愿景：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發展戰略：一體兩翼，16、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主要內容：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全面提升教育整體素質，縮小學校、城鄉、區域間教育發展水平差距，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位學生。

17、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涵義：地區之間的差別縮小，群體之間的機會均等，學校之間均衡發展。

18、教師如何培養學生全面發展？集體備課，統一教學目標，統一教學內容，統一教學進度，統一作業。因材施教，個別輔導，對后進生、留守兒童特別關注。教師還三三制教研，三人上一課，聽評議改，共同提高。

19、學校如何均衡發展的？平均分班，男女比例適當，人數相當。教師分工按照骨干教師與達標教師均勻分開，年齡結構搭配，學科間教學能力搭配。教師全員參加校本培訓，外出學習機會基本均等，回校后專題報告，上研究課。注重過程性監控，每學期查三次備課作業，及時反饋，經常聽課，切磋高效措施。整體提高。1

第四篇：15.05.22 專家座談 如何治理官員不敢為 不會為 不想為

專家座談：如何治理官員不敢為、不會為、不想為

2015-05-22 17:53 來源： 人民論壇網

黨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面對反腐敗和正風肅紀的高壓態勢，有一些領導干部不管是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把“不干事”作為“不出事”的應對之策。這一風氣的形成和蔓延與“為民、務實、清廉”的要求背道而馳，是“四風”問題的另一“變種”，其危害不容小覷。如何全面治理不敢為、不會為、不想為的懶散庸行為，使為官者想為、敢為、會為，大有作為，不是改革發展的需要，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為了更深入地探討“官員懶政的治理對策”問題，人民論壇組織了此次座談。邀請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劉旭濤、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劉志光、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李春成、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韓振峰、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公共管理學系教授陳天祥、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副教授王柳。

任建明：政府部門應建立管理和服務標準1.0版，2.0版甚至3.0版

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當前我國的“為官不為”現象已經達到了一個比較嚴重的程度。尤其是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增大、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繁重、反腐倡廉進行到逆水行舟的關鍵時期，為官不為問題的危害性就更加凸顯了出來。為了給改革、發展和反腐工作創造有利的條件，就必須要下大力氣治理為官不為問題。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要治理“為官不為”問題。那么，誰應該承擔治理為官不為問題的主要責任？只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準確的把握和分析，才有可能形成正確的治理思路和有效的治理對策。

治理為官不為的主要責任人是各級黨政“一把手”與各級組織部門和人事部門

到底誰應當承擔治理為官不為問題的主要責任呢？答案并非那么簡單。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系統一直在做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三轉”，其中的重點是“轉職能”。所謂轉職能，就是剝離掉那些不重要的任務，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主要任務上來，聚焦主業或中心任務，即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強化監督、執紀、問責。這說明，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紀檢監察機關的首要任務都應當是官員的亂作為，而不是不作為問題。有鑒于此，要治理為官不為問題，就必須另找主要責任人。

在筆者看來，主要責任人應該是兩個：一是各級黨政機關的黨政兩位“一把手”，他們負領導責任。由于政府的行政機關承擔著經濟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大部分工作，因此，各級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和政府部門的行政負責人應當承擔主要的領導責任；二是各級組織部門和人事部門。它們負主要的執行責任，也就是要去監督、發現和處理為官不為的問題。按照現行的制度規定，由于不少的責任追究都屬于紀檢、監察機關的權責，因此，紀檢監察機關也應該在治理不作為問題中承擔一定的配合責任。紀檢監察機關的責任是次要的，主要是在責任追究環節上予以支持和配合。主要責任人不明確、不落實，治理為官不為的措施再具體也肯定會落空。因此，責任人的問題必須首先要明確和確定。治標措施：監督、發現和處理各種各樣的為官不為問題

不管是何種類型、何種原因，為官不為的問題都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也就是不作為或不辦事。對于這些問題，公開曝光和堅決的責任追究都可以起到應有的懲處、警示或震懾作用。為了把治標措施落到實處，關鍵環節有兩個，一是誰去干，二是如何獲得問題信息。關于誰承擔主要的執行責任，前面的分析認為應該是各級組織和人事部門。也就是說，如果為官不為問題得不到遏制，這兩個部門應當被追究責任。

至于能不能發現為官不為的問題，組織和人事部門首先應該主動地、經常性地去巡查，其巡查工作當然可以和紀檢監察系統的監督工作相配合。此外，掌握為官不為問題大量信息的主體是企事業單位、廣大人民群眾，以及需要到上級政府部門辦事的下級政府人員。關鍵的問題是這些信息如何才能提供出來以發揮作用。筆者就不止一次聽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抱怨：一些很好的項目對地方的發展十分重要，可上級政府相關審批部門就是拖延不批。在為官不為問題面前，地方政府官員都成了弱勢群體，那需要到政府辦事的企事業單位和老百姓該怎么辦呢？地方政府官員都在空抱怨，企事業單位人員和老百姓怎么敢去投訴和舉報呢？看來，這個問題真成了解決為官不為問題的“瓶頸”或“短板”。如果不實施特殊行動，不采取特殊措施，治理為官不為問題的治標措施恐怕就會落空。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還需要承擔主要執行責任的部門來找答案。

治本措施：各政府部門制定管理和服務的標準，特別是時限和質量標準，并予以公開

治本措施，也就是要消除滋生為官不為問題的土壤。相對于治標，治本的工作任務更多、難度更大。應當說，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獎優罰劣只是一類措施，甚至還不是能立竿見影的主要措施，因為政績考核評價機制通常是定期進行，更多的是按進行，存在較為嚴重的滯后性。相比而言，要求各政府部門制定權力運行以及提供管理和服務的標準，特別是時限和質量標準，并予以公開，應當是一個更為有效的措施。有了標準，就好辦了，是否存在為官不為問題也容易被發現。超標準提供管理和服務的官員應該被獎勵，反之，違反者應當被懲罰。建立標準1.0版本是對各政府部門的基本要求，有了1.0版本之后，要求和鼓勵各政府部門不斷提高管理和服務標準，持續提升和改進，繼續出臺2.0、3.0版本。在這方面，近些年來我國各級政府所進行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創造了很好的做法和經驗。改革之前，官員在行政審批事項上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權，改革的一類主要措施就是明確行政審批的標準，主要是時限標準。這些努力對于減少和消除行政審批中的腐敗機會起了明顯的作用，對于減少和消除不作為問題的機會也同樣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此外，從長遠來看，改革我國的公務員人事管理制度，包括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公務員職業化發展制度、薪酬福利制度等，使這些制度能發揮出更多的激勵效應，也是一類重要的治本措施。

最后，有必要強調的是，鑒于當前的為官不為現象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需要考慮一些特殊的措施予以配合。例如，如何加快高壓反腐的進程，而不是曠日持久，就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議題。另外，有針對性地加強官員的培訓，切實提高他們適應新常態、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有現實必要性。

劉旭濤：解決官員不作為要“內塑動力，外施壓力”

“官員不作為”的官場病是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頑癥，中國政府也不例外。只是在當前反腐持續高壓態勢、各項改革任務急速推進、政府行為尚未規范透明、部分官員推諉扯皮等多種因素同時疊加的情況下，官員不作為現象表現得更突出一些，影響也更加惡劣。解決這一問題，僅僅靠領導斥責、輿論譴責、政紀問責是不夠的，需要從公務員的內在動力和外在約束兩個方面，雙管齊下、共同協力來解決。

通過“內塑動力”解決公務員自身的激勵問題

“內塑動力”是指一個人的努力工作必須要靠內在的動力來驅動。一般來講，收入、福利待遇等物質方面的需求通常是最基本的、較低層次的需求，沒有或太少不行，但有了或多了也未必能產生更強的工作動機。隨著中央八項規定以及反腐敗態勢的持續推進，公務員收入以及福利待遇將更加規范和透明，借助權力資源獲取的灰色或黑色收入的空間被大大壓縮，而通過正常工資調整機制保持收入穩步增長的態勢正在逐步形成。人們對公務員收入的預期會越來越明朗，因此公務員的物質激勵將會維持在一個較為穩定的強度，公務員的職業競爭力將會維持在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目前的主要問題是，除了物質激勵以外，公務員努力工作的內在動力還靠什么？實事求是地講，目前在我國公務員身上，工作層面和精神層面的激勵作用仍未得到充分的展現。尤其在近幾年，政府官員腐敗問題的大量披露，百姓“仇富”“仇官”心理的蔓延，加之官場中確實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懶政怠政等問題，使公務員這一職業群體的整體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很難像其他職業群體一樣獲得社會的認可和美譽。公務員似乎難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找到職業歸屬感，似乎除了當官，自身的人生價值難以得到真正的體現。盡管長期以來我們非常重視官員思想品德方面的宣傳和教育，強調公務員的奉獻精神，但從現實情況看，似乎標準拔得太高，過于理想化和空泛化，難以入心、入腦，落不了地。

因此，解決官員不作為問題，必須要從多個角度、多個渠道挖掘公務員的激勵資源，通過建立有效多元的激勵機制共同塑造官員努力工作的內在動力。除了要考慮工資收入等基本的物質激勵外，我們目前更欠缺的是公務員職業精神的塑造。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都需要培養自己的職業精神，都有義務遵從該職業所要求的基本職業道德規范，做公務員當然就要講“官德”，應該堅守為人民服務理念，要有獻身公益事業的精神，要做到誠實守信，不能變“仆人”為“主人”等等。唯有如此，每一個職業的從業人員才有權利通過正當履職獲取社會的認可和尊重，這種認可和尊重才會轉化為自身努力工作的內在動力。當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公務員群體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升政府官員尤其是高官的道德標準，也是非常必要的。

通過“外施壓力”建立公務員外在的約束機制

除了“內塑動力”，還需要“外施壓力”，兩者內外結合、雙管齊下，才能更好地解決官員不作為問題。“外施壓力”，就是要通過建立有效的外在約束機制，防止公務員不作為、懶作為，促進公務員積極有為、有所作為。這方面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亟待解決。

其一，規范和健全政府權責體系，繼續推進行政機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建立。權責體系包括權力界定、權力運行和責任主體等基本要素。權力界定不清晰，官員就不清楚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做了以后會產生什么后果，因此就會選擇“不作為”。權力界定不清晰、權力運行不規范、責任主體不明確，既是官員亂作為的根源，也常常成為官員不作為的借口。很多官員不作為的問題，往往是鉆了權責體系不健全的空子，自身擁有了過多的“做”與“不做”的自由裁量權。下一步我們有兩個問題仍需要進一步完善：一是強化權力與責任的對應關系，做到權責一致。二是權責體系要做到全覆蓋、無縫隙，不僅對外服務事項的權責要明確，并且包括決策、執行、監督等內部管理事項的權責也要逐步明確。將官員的自由裁量權降到最低，是防止官員不作為的最有效措施。

其二，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實施陽光行政。全面推進政務公開，不僅有利于減少腐敗行為，也有利于全社會對官員不作為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有利于促進官員更加積極作為和主動作為。要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讓政府官員習慣于在陽光下施政、在陽光下執法；要避免選擇性公開，堅持全方位公開，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

其三，完善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強化督促檢查和責任落實。績效管理是提升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提高政府服務質量、引導公眾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有效工具。績效管理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政績考核，更不同于一些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搞的評比表彰活動，而是通過“績效計劃、績效執行和監控、績效評估、績效反饋和結果運用”形成政府工作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管理的閉環：事前能夠明確規定好政府部門應該做什么以及應該怎么做，事中能夠知道政府部門實際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事后能分析研判出政府部門做得怎么樣以及下一步如何改進。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績效管理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推崇，至今仍在政府管理領域發揮著積極作用。

目前，我國各級黨委政府的督促檢查、效能監察等工作的開展，對于提高政府效能、規范政府行為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新形勢下這方面的工作仍需強化和提升。要通過績效管理改進和完善我們的督促檢查和效能監察工作，并在開展績效管理的同時，盡快配套建立起績效問責制度。績效問責不同于傳統的黨紀、政紀或法紀方面的問責，兩者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問責形式也不盡相同。比如，約談、督促整改、績效結果公開等，就屬于績效問責的范疇，而不屬于黨紀政紀問責的范疇。因此，要對官員不作為進行合理區分和理性分析，如果將所有的官員不作為現象都簡單地斥之為“也是一種腐敗”，無疑會造成腐敗現象擴大化，也無助于系統解決官員不作為問題。

劉志光：破除“懶政怠政”需要體制變革，官員也要有擔當精神

民眾和媒體對懶政怠政多有抨擊，懶政怠政事件甚至“惡政”也經常被曝光于網絡和大眾面前。因此，理性地分析懶政怠政的成因，或許能使我們更好地找到解決之道。首先，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來看，懶政怠政并非單純屬于公務員的個人行為和選擇，也有體制因素。從理論上講，結構與功能是相互聯結、相互作用的。懶政怠政是表象，而內在的因素是與體制相聯結的責權利關系問題。懶政怠政雖然不是公務員隊伍的主流，但其危害很大。

其次，從組織的理念、行為和形象三者統一性關系來看，懶政怠政直接挑戰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一般講來，能力是指完成一定活動的本領，包括具體方式和必須的心理特征；有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也有環境因素。黨的十七大以來，提高黨的執政黨能力成為重要主題。照此分析，我們可以推論懶政怠政者的理念、行為和形象都是對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違背甚至是一種褻瀆。因此，治理庸懶散要從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角度去認識，從凝聚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和執政形象三方統一性上下工夫。在這個意義上，“賢能”是統一的。古人講選賢任能，實際上是突出為政者在理念、行為和形象三方面的整體性。懶政怠政恰恰是與之背道而馳的。

再次，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之下，看破除“懶政怠政”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這個戰略目標之下，對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有敬業的公務員隊伍，需要有專業能力和專業精神的培養。懶政怠政與建立規范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治理系統和體制的目標背道而馳。

破除懶政怠政當然需要體制機制的科學和完善，更需要官員要懷有敬畏之心，做到“君子慎獨”，踐行知行合一。中國共產黨把自身的歷史和實踐概括為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程。那是一部不懈奮斗的歷史，在每一個階段上都有敢于犧牲、沖鋒在前的人。他可以是領袖人物，也可以是普通民眾。所以，破除懶政怠政，官員要有歷史擔當。

李春成：官員“懶政”的個體與組織對策 個體層面：采取以問責制為核心的舉措

勤政是指公職人員“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履行崗位職責；反之，就是懶政。凡是未能用心、盡力、及時、盡責、深入地開展工作的官員，都可以稱之為懶政者。個體層面，嚴字當頭。就官員個體而言，懶政既可能源于其心性道德的不良，也有可能源于其能力績效的不足。從道德倫理上講，官員如果僅將公職視為一種謀生的“飯碗”、將公權當作牟取私利的工具，就不可能達到黨和人民對其“勤政”的要求，就會產生人們通常所說的“辦事不用心、工作不主動、服務不到位、責任不落實”等各種懶政問題。此外，領導干部的“三拍”（“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出了問題“拍屁股”走人）也是懶政，遇到問題不深入調研、不周密設計解決方案而只是簡單地空談、呼吁、限制、禁止、取締、懲戒也是懶政，碰到前所未有的難題不積極改革創新而只是照搬照抄或“等靠要”也是懶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官員在工作中考慮的只是個人的成本收益、利弊得失，缺乏事業心和積極創新的企業家精神，缺乏卓越為公的公共情懷，這就是官員“不愿為”、“不想為”、“不敢為”的深層原因。從能力方面講，由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些干部的能力“短板”和創新力缺乏使其感到“不適應”而選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寧可不干，也怕錯干”的行動策略：一是依法治國和規范行政的要求，使得一些干部不敢“亂為”，卻又不知道如何“善為”；二是轉型發展、創新驅動的要求，使得一些干部除了重復口號以外，想不出切實有效的發展措施；三是經濟放緩、財政吃緊的局勢，使得一些干部只感到錢不夠用、只知道抱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四是不唯GDP考核了，使得一些干部過去那種粗放式、“竭澤而漁”的經濟發展戰略喪失了用武之地。這四個方面的問題要求官員必須規范地、巧妙地、創新地開展工作，然而，部分干部這方面的能力又極度缺乏，因而必將出現“不會為”之懶政。

基于官員個體成因分析而提出的懶政治理策略，基本上都屬于強制類型的，如貴州黔西南的不作為官員“召回”制度、浙江等地的責任清單制度、杭州市的績效管理條例，以及其它各地以問責制為核心的舉措。如果制度設計科學合理，這些“強硬”的舉措應該會有一定的實效。

組織層面：用好用足受限的物質激勵，提升官員工作生活質量，打造高績效工作系統

官員懶政行為的深層原因在于其對公職事業的意義理解和價值認同出了問題。但這些問題的產生又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個體道德倫理問題，而主要是我們的組織管理與制度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我國的公共權力組織具有科層制特征。就其理想特征而言，科層制強調層級節制，命令—服從是其基本行動邏輯，不鼓勵改革和創新；專業化分工使得工作變得具體細微，工作者難以獲得整體性的成就感和價值感。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我國政府機構中盛行的規矩是“官大一級壓死人”、多看少說、謹小慎微、不冒頭、不違上、不犯眾，獨立思考、特立獨行、敢于創新等行為大多數情況都會遭受忽視甚至被“穿小鞋”。于是，“敢為”、“善為”都成了級級攀升的對上的期待；工作缺乏認同、信仰、價值感和成就感。沒有了“內在興趣”的工作，又怎能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性呢？如果工作失去了內在利益的支撐，就只能靠外在利益（物質與精神獎懲）來推動了。

另一方面，只要“官員也是人”，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和績效水平就必然受到其工作體驗的影響。這意味著，如果我們想充分有效地解決懶政問題，提升官員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新性，就應當首先考慮提升其工作價值感和意義感，盡可能地增進其工作對滿足自治、勝任和關系這三種基本心理需要的實現程度。否則，“勤政”勢必成為我們對官員不現實的奢望。

由于政府并非生產性組織，所以，較之企業組織，政府組織對其員工的激勵手段優勢并不體現在物質激勵上。因此，“做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來做官”應該是組織給其官員上的第一課。但這不代表物質激勵就可以忽略不計了，因為它畢竟是極其重要的“保健因素”。如何在合法的空間內，把組織內經濟杠桿的激勵效應最大化是值得公共組織管理者思考的重要課題之一。當前我國公共組織內部的金錢激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績效”級差有些過大，且差距的主要來源是職務和崗位，這一方面可能不利于團隊工作和部門間協作，另一方面會產生不公平感以及由此帶來的消極反應。

當下，官職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官場的唯一標的，也是萬能標的——一切都視官階為標準。在機構編制“三定”的情況下，這種激勵杠桿的單向度發展對廣大干部工作積極性的提高是無益的。“新常態”不僅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社會經濟發展能力提出了挑戰，而且對其內部組織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新要求——在用好用足受限的物質激勵的情況下，如何提升組織成員的工作生活質量，如何將組織構造成一個高績效工作系統。試問，我們又有多少組織領導深入認真研究過這樣的問題？有多少公共組織在這方面進行過富有成效的探索呢？這方面的“不為”顯然也是一種懶政，而且會產生幾何級數的懶政效應。

導致官員懶政的組織管理成因很多也很繁雜，有些可能完全屬于員工所在單位層面的，有些可能是更大系統層面的規則在組織單位的體現，而不是單位所能決定的。譬如，干部提拔和任用的年齡標準，如果官職是官員“爭先創優”的主要目標，而一部分官員又因為機械的年齡規定升官無望，那么，懶政必將成為其行動選擇。

韓振峰：“懶政怠政”是一種“慢性病”，需采取綜合措施

如果說貪污腐敗是治國理政的“致命傷”，那么，懶政怠政則是治國理政的“慢性病”。不管是“致命傷”還是“慢性病”，都會危及到黨和國家的健康肌體。具體來說，懶政怠政給我們黨和國家帶來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黨的形象是通過每個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言行處事來體現的。身為國家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必須“在其位，謀其政”，老老實實做人，兢兢業業做事。為官一任，就應該造福一方，如果“拿著俸祿不干事”“吃人食不干人事”，那就是失職、瀆職，是對自身責任的褻瀆，對國家利益的損害。這樣的干部，不僅損害了自身形象，而且更損害了黨的干部整體形象，損害了黨和政府的整體形象。

第二，嚴重損害黨群干群關系。構建和諧融洽的黨群干群關系是各級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重要職責。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像個別干部那樣，在其位不謀其政，為官不為、懶政怠政，對有利于群眾利益的事情不敢為，對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不敢管，最終只能嚴重損害黨群干群關系。

第三，嚴重影響“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夢的實現靠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我們各級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團結一心、攻堅克難、奮勇拼搏去實現這一偉大夢想。如果我們的干部不能做到勤政廉政、敢作敢為，而是為官不為、懶政怠政，那就很難做到帶領廣大群眾去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四，嚴重影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落實。無論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還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戰略舉措，都要靠我們的各級干部帶領群眾解放思想、拼搏進取來實現，如果我們的干部消極怠工、懶政怠政，那就不可能承擔起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積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歷史重任。

防止為官不為、懶政怠政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預防為主原則，從多方面入手，采取綜合措施加以解決。

一方面，加強學習轉變作風。通過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進一步端正思想觀念，轉變思維方式，樹立大局意識、服務意識、為民意識、清廉意識，發揚務實精神、進取精神、拼搏精神，切實轉變思想作風、工作作風，解決少數干部事業心責任感不強、工作不思進取、無所作為、懶政怠政等不良風氣。

另一方面，實行目標責任制。實行目標分解責任制是防止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有效措施。當任務目標確定之后，嚴格實行工作預決算制度，將具體任務落實到人頭，明確責任分工，詳細規劃好實現目標的每一項措施，嚴格實行“定人、定質、定量、定時、定效”責任制，這是解決目標不明確、任務不具體、工作不作為、前進無動力和效果不顯著的最重要、最關鍵的環節。

再一方面，實行督查問責制。確定了目標和責任之后，還要健全督查問責制度。為了確保每個干部自覺保持清正廉政精神，防止為官不為、懶政怠政不良現象，必須建立健全督查問責制度，通過專項檢查、明察暗訪、民主評議和開通“懶官”投訴熱線等形式，讓慵懶干部如履薄冰，不能繼續“混下去”；通過健全民主評議制度，實現監督檢查的經常化和制度化；對群眾不滿意的干部進行誡勉談話、限制表彰提拔，直至堅決撤換，使懶官難過“督查關”“考核關”和“民主評議關”。

最后一方面，健全考核獎懲制。科學而嚴格的政績考核和獎懲制度是防止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殺手锏”。為此，一要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標準。要圍繞黨性、職責、任務、目標等具體化履職標準，構建和落實目標清晰的評價體系，把好干部履職盡責標準關；二要加大獎勤罰懶力度。對那些確實政績突出、勤懇干事的干部要進行鼓勵，對那些懶政怠政、政績平庸者要進行懲處；三要健全干部進退機制。通過嚴格考核制度，切實達到讓能者上、庸者下，勤者彰、懶者罰的目的。

陳天祥：縱向問責與橫向問責機制的有機銜接治理“慵懶散”

在今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為官不為”首次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它實際上就是對懶政怠政的一種高度概括。具體來說，懶政怠政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主要有：

一是“在其位，不謀其政”，缺乏銳意進取的精神。我們通常說的“在其位，謀其政”，是人民群眾對一個領導干部的基本要求。人民把權力交給了政府，就是希望在政府的治理下，提高社會的福利水平。為此，需要主政一方的領導干部對本地的資源稟賦和內外環境等進行科學的判斷，制定符合實際的發展戰略和藍圖，然后利用恰當的政策工具將設想變成現實。

二是對上級的政策不予執行或者想法拖延執行。中國采取的是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下級服從上級是政府縱向權力關系的一個基本特征，因此，很多情況下權力的運行表現出相對集中的形態，上級掌握著更多的政策制定的權力，而下級則逐層將政策予以落實。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經濟人“假設，政府官員在執行政策時，往往會從部門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導致權力的部門化和個人化，從而有選擇地執行政策，甚至采取不執行或者拖延執行、變相執行的策略，導致上級的政策意圖在執行過程中變形和走樣，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不關心群眾疾苦，不積極主動替群眾排憂解難。當代社會快速變化，使政策的滯后性成為常態，難以及時反映民眾的訴求。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地方官員根據形勢的變化主動出擊，及時制定和實施符合當地實際的政策，解決群眾的現時訴求。但是，一些官員卻不能與時俱進，而是抱著“等、靠、要”的心態，對群眾的訴求漠不關心，不能及時解決群眾的現實困難。

四是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不愿事必躬親，儼然一個做官當老爺的作派。受封建主義的影響，一些官員“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旦有了一官半職，便有了“做官當老爺”的作風。他們沒有吃苦耐勞的精神，不愿深入群眾之中去做調研，不了解群眾的真實利益訴求，從而使決策脫離群眾。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一些官員不屑于親力親為，而是習慣和陶醉于發號施令，將一切事務交給下屬部門或助手辦理。媒體所報道的一些官員不會自己寫工作總結、不會脫稿講話、不能動手擬寫政策文件等就是對這種不作為官員的生動寫照。

對懶政怠政的治理最關鍵的是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為此，政府應該有以下四種作為：

一是強化領導干部對人民負責的公仆意識，增強他們的責任心，促進他們銳意進取，不負人民重托。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核心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承擔著制定國家法律、確定國家的基本制度和選舉國家領導人等重要職責。改革的方向包括：完善人民代表選舉制度，如完善差額選舉，增加差額代表的數量；實行候選人向選民定期或不定期報告的制度，候選人向選民報告自己的政見和當選后的設想，以及報告當選后的工作表現，從而獲得選民的支持；增加人民代表大會的透明度，打造“陽光人大”，包括讓選民旁聽會議、視頻轉播會議和公布各類人大會議材料等。這樣做，可以加強選民對人大的監督，實現民意與人大代表之間的無縫對接，從而使人民的意志更直接地嵌入到權力機關之中，也使國家的大政方針建立在堅實的民意基礎上。同時，加強人大對政府工作的審查力度，以更好地體現政府向人大負責的制度初衷。

二是下放權力，擴大地方治理的自主權。根據憲法規定的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精神，改革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權力配臵和結構，中央主要承擔一些全局性和涉及基本民生保障的職能，而將其他職能更多地下放給地方，從而強化地方自主治理的責任，這樣也就減少了懶政怠政的口實。對于那些需要統籌的領域，中央的政策和措施應該增強其可操作性，實現政策內容、步驟和目標的剛性化，以減少官員拖延執行政策的機會。

三是加強問責機制建設。我國目前的問責包括縱向問責和橫向問責兩種形式，改革的方向是加強橫向問責機制建設，除了前述的加強人大的問責機制外，重點要加強社會問責機制建設。為此，又需要打造“陽光政府”，以提高普通群眾主動政府監督的能力，如進一步推進政府財政預算公開、重大突發性事件的信息公開、服務經濟社會的事務公開、重大決策事項的公開、政府投資項目的招標過程和政府采購過程的公開、政府部門的施政承諾公開等，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各類媒體在監督政府中的作用。

四是改革政府組織結構和崗位管理制度。其主要內容包括：進行政府組織結構扁平化改革，減少中間管理層，在此基礎上科學劃分上下級之間的職責，從而減少因職責不清而給懶政怠政行為留下的漏洞；打破權力的“碎片化”，如實行大部門制，從而減少橫向部門之間的扯皮和推諉現象；加強崗位管理制度改革，重點是抓好職位分析工作，規范政府業務流程和標準，減少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和不作為的空間。

王柳：績效問責應兼顧底線控制和持續改進原則

懶政庸政關乎治理績效，完成既定的治理目標是底線，實現治理績效持續改進則是更高的目標，懶政治理不能止于達標。因此，績效問責的制度設計應該兼顧底線控制和持續改進的原則和理念。

第一，作為底線控制的績效問責。績效評估從 “投入、過程、產出和結果”等方面衡量和討論政府行為，根據評估結果與事先確定的目標及標準比對結論，形成問責的依據。如果沒有達到既定的目標與標準，則施以懲戒性質的責任追究。本質上，這種管理理念和方式是20世紀早期泰勒科學管理范式的遺產。事實上，我國地方政府績效評估一直存在著底線控制的問責功能，比如評估結果使用的“一票否決”、“末位淘汰”。但是，這種簡單化的、政治性導向的結果使用已經產生諸多非預期的后果。我們所論及的實現底線控制的績效問責是職責導向，兼顧程序和結果，這是對科層不足的當代中國公共行政走向科層理性的呼吁，也是對行政自由裁量走向合理空間后官員激勵設計的回應。

第二，作為持續改進的績效問責。在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看來，適當的官僚自主性是高質量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對政治系統過度的依附或者完全的官僚自主性都會帶來低水平的治理，官僚自主性和治理質量呈現倒“U”型的曲線關系。如果僅僅通過績效評估實現權力約束與控制，可能影響長期的治理績效。而且，從績效評估的規律來看，評估后的績效改進是科學的績效管理系統的內在要求。因此，基于績效評估的行政問責不能過于違背績效評估的制度規律性，應該借由績效評估的建設性、反思性、創造性特性，發展積極的促進組織學習的責任機制。即關注政策反饋，塑造反思性的程序和規則，重視績效信息的使用，根據評估反饋信息，強化整改措施優化管理，進而提高完成工作目標的質量和效率。更進一步，聚焦于治理績效持續改進的績效問責，以績效評估的開放性創造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機制，這對有關治理績效及其標準的準確定義和合理的價值取向形成意義重大。而且，持續改進的績效問責是對以組織責任為載體的問責機制的創新。如果說，控制導向下的績效問責主要表現為個體代表組織承擔績效不佳的責任，這反映行政首長負責制的等級問責原則，而持續改進導向下的績效責任承擔主體更多的是組織本身，是一種由組織承擔責任的集體問責方式。

第五篇：新老教師座談交流

新老教師座談交流

近幾年，我校在師資方面不斷地注入了新的血液，師資隊伍也越來越年輕化，年輕教師無疑是股推動創新的力量，然而，這些年青教師特別是新教師，由于初涉社會，初上講臺，對教學中的種種并不是十分熟悉，面對教學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不知如何解決。與此同時，老教師也需要新思維新知識新方式來充實自己。基于此，學校經過討論研究決定：在教師隊伍中舉行“幫扶”活動——老新教師結對，這一及時的“幫扶”活動得到了新老教師的熱烈歡迎并積極參與。于是“幫扶”活動便在各個科組指定的結對對象中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為了交流“幫扶”教務處于2013年4月6日下午召開了行政會。4月6日，星期三下午第三節，教務處蘇主任主持了“傳幫帶”座談會，蘇主任先明確這次“幫扶”活動的口號：一年站穩講臺，三年成長起來，五年成為骨干，七年形成特色。同時也肯定了這次幫扶活動所取得的成效，新教師經過老教師半年來的幫扶和自身的不斷學習，也逐漸成熟起來。為了更好地發揮傳幫帶的作用，促進各幫扶對子之間的相互交流學習，蘇主任安排了以下幫扶結對新老教師談談各自的心得。

“新老教師結對幫扶對老教師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對自己的教學經驗進行一番整理，另一方面也從新教師那里學到不少東西，學校開展新老教師結對幫扶的作用和效果是明顯的，但如果長期只是校內的幫扶，則多少有點親近繁殖的味道，不利于新老師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建議學校支持新老教師參加一些全國性的培訓活動、學術活動，聽一些全國知名特級教師的課，開闊眼界，取經傳經，使學校老師的教學水平有一個整體的較大的提高。” 王老師也介紹了他們師徒倆經常探討的一些問題，如：如何針對本校學生的實際情況備課、授課；課堂提問如何選擇最佳角度，引起學生的興趣和思考；如何適當拓展課堂內容，培養學生的能力；公開課內容的選擇，如何使公開課有新意，有特色；如何進行作文輔導、批改和講評。

2013年4月

幫扶對象孔燕老師：良師指導，獲益良多 “感謝學校組織了一對一幫扶活動，雖然自己已畢業兩年，但初到異地，陌生的新工作環境，截然不同的教學模式，迥然不同的學生思想意識，迥異的地域文化，一時無所適從，幫扶活動的出現很適時，卯老師經驗豐富，知識淵博，耐心指導，每次請教卯老師都獲益良多。能在畢業后再次得到良師的指導，確實是大幸。”

英語科組的嚴孔剛老師：教書育人兩不誤

“學校教務處組織這次新老教師幫扶對象座談會，對于新老教師相互學習、共同探討教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嚴老師還介紹了他幫扶的一些措施和心得：‘聽課評課’的方式對于提高教學質量是不可多得的一種形式，只有認真評課，才能做到常聽長新。羅老師除了談到幫扶活動的心得，還深有體會地談了多年從教的教學心得。羅老師認為：“教書和育人并不矛盾，磨刀不誤砍柴工，認真組織課堂教學，糾正一些違紀現象是很必要的，擺正教書育人的關系，是每個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時刻要注意的問題。但管理學生不等于訓斥學生，對于學生應以表揚鼓勵為主，只有用鼓勵的方法，才能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只有更多的學生有了信心，班上的學習風氣才會日漸濃厚。”嚴老師多年的從教心得很值得我們年青教師好好琢磨體會。

幫扶對象黎歡老師：

“從開學到現在，我的問題一直是在存在的：如難以恰到好處地把握課堂氣氛，課堂紀律較為松散（說實在，這些問題也是許多新教師的問題），不過，王老師對我的培育和教誨確是實實在在的。”

數學科組的卯升名老師：重新審視，更新知識

“教務處舉行‘新老教師傳幫帶’活動對青年教師的迅速成長，迅速站穩講臺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對老教師重新審視自己，不斷更新知識起著促進作用，是一項雙贏的活動，在活動中雙方都有一定的收獲。”凌老師還談了作為老教師指導新教師的心得：老教師要幫助新教師穩定思想，新老教師相互交流教學教法，老教師要言傳身教。

幫扶對象王婷老師：

“非常感謝校領導能組織本次活動，這對我們年青教師的成長帶來了莫大的好處，我對這次活動有幾個體會：首先，在工作經驗上，由于剛走上工作崗位，很多工作不知從何做起，幸虧凌老師，經常與我談心，讓我盡快地了解學生，熟悉講臺，為將來站穩講臺打好了良好的基礎。其次，在教師技能方面，凌老師經常在教學上，課件制作上指導我，使我每上一節課都能學到很多東西。” 站穩講臺，掌握教學與教育的基本原則與方法，但不磨滅年青教師“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銳氣。

1、認真負責原則：若有問題回答不了，則請教其他老師再回答。

2、既幫有（佩）服的原則：既要發現新老師教學中不足，又要發現新老師身上的優點。好的發揚，不足的幫忙改進。”程老師也談了幫教形式：相互聽課、評課，互相交流探討。程老師最后給幫扶活動提了個很好的建議：幫扶的配對應注意同學科、同年級、同辦公室，這樣不僅有利于兩者更多的時間交流探討，而且有共同的教學內容，有可比性，更有助幫扶工作的展開。

幫扶對象馬容老師：

用四個字表達了她自己在幫扶活動中的體會，那就是“受益匪淺”。崔老師說：“初涉教壇時間有限，對‘執教’生涯的把握和理解只停留在淺顯的層面上，如頑童般懵懂無知，如孱弱者般無助，想在教育這方田野上播灑希望的種子，空有一腔熱情是遠遠不足的，感謝學校在這個時刻開展了這樣一次表示對年青教師關愛和幫助，也感謝程老師的悉心指導和諄諄教誨。作為一個年青教師，我會抓住每一次機會不斷地充實自己，使自己快快成長起來，成為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

際上是一次業務水平相互切磋，共同進步的過程。通過與新教師謝明進老師平時的討論、探索、研究，也促使我進一步總結在以往備課、上課過程中的不足，并能不斷地加以完善，對謝老師也起到了一定的督促和飛躍的作用。”周老師也就新教師初上講臺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困難提了自己的經驗：

1、新教師對教學目標的把握和突破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是要靠長期的課堂教學經驗和平時備課中的注意。

2、對自己所講授的課程內容的定位問題，在講課時應針對大多數學生，把標準降低，從他們能接受的角度入手，從最淺顯的提問開始，逐步引到重點內容，只有把握好學生的知識層次，才能給他們一個學習的空間。

3、上課語 3 言表達問題。首先語速要慢，其次提問不要自問自答。

幫扶對象舒凱老師

“隨著‘新老教師結對幫扶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在校領導和同事的悉心教導下，特別是在本科組周明霞老師的幫扶下，我覺得作為一名新老師從質上有了很大的改變，學會了不少東西。總結為兩點：

1、學會了如何上好一節公開課：選好素材，備好課；充分作好課堂五環節；重難點要有所突破，多設疑。

2、學會了如何去做好學生的思想工作。對雙差生，在周老師身上學到了一套‘先批評，后拉攏’的方法。對于品學兼優的學生，要更多地指導，注意對他們能力方面的培養。” 座談會最后由陳克虎校長做了總結講話，陳校長先對自己參與教學管理的會議太少作了自我檢討。然后校長對教務處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作了充分的肯定；

1、對教學部門開展新老教師幫扶活動表示肯定。

2、對開展本次座談會，讓結對新老教師講體會講得失表示肯定。

3、對新老教師在幫扶活動中的共同進步表示肯定。校長最后對幫扶活動提了兩個希望：

1、新老教師幫扶活動的步子邁得大些，成績更顯著些。

2、教務處多開展活動，引導新老教師多接觸，多交流。

相信有了各位新老教師對幫扶活動的充分肯定，有了新老教師在幫扶活動所取得的雙贏成效，有了學校對幫扶活動的大力支持，相信我們年青老師能很快很好地實現“幫扶活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