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吳敬璉：政治改革應加快 為市場經濟護航[范文]

吳敬璉：政治改革應加快 為市場經濟護航

2008-12-15 08:25:38 文/吳敬璉

吳敬璉為網易財經撰文表示，改革開放要繼續取得巨大成就，需要從思想解放、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三個方面下工夫。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30年的歷程告訴我們，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才是順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據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面積極推進：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的改革開放源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來經濟的迅速發展，正是那次思想解放運動結出的豐碩果實。然而，思想解放是無止境的，在我國社會正在快步走向現代化的形勢下，我們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自己的思想，趕上時代的潮流。更何況在近幾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黨和人民否定的舊思想、舊觀念又力求利用人們對歷史和現實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來，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亂，亟待澄清。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興起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求沖破一切不適合于現代經濟發展和不利于社會進步的舊思想觀念的束縛，樹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思想觀念，推動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新突破和中國經濟社會的新發展。

為了保證思想解放運動取得成功，需要營造自由和務實的討論氛圍，提倡具有不同觀點的人們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良性互動。市場經濟是一個利益多元化的共同體。因此，不應當采取“一分為二”、“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辦法，用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壓制另一個社會群體的利益，而是應當讓各種合法的利益訴求都得到充分的表達，然后通過協商和博

弈，形成社會共識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只有這樣，才是通向各個利益群體互補共贏和社會和諧的坦途。

其次，在經濟改革的實際推進上，需要從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這既使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需要加以解決。

——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占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

——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對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資本市場上，被稱為“政策市”、“尋租市”的頑疾并未得到根除。各類掌握權力和信息的權貴分子猖狂進行犯罪活動，損害民間投資人的利益，大發橫財。因此，必須端正思路，摒棄行政干預市場的錯誤做法，加強合規性監管，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成長。

——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可是十幾年過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內部的重重阻礙，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至今還沒有建立，使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其建設進度必須加快。

再次，政治改革必須加快。

憲政、民主和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的保證。“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社會主義國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口號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11年。

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法治建設在各種權利主體之間正確地配置權力，規范政府的行為，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礎上逐步擴大民主，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才有望穩步地實現憲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標。

需要著重指出，根據過去30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癥結在于政府自身。計劃經濟是由一個從宏觀經濟、微觀經濟，直到人們的家庭生活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個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要把這樣的政府改造成為專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可能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于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平臺，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系緊張的狀態，難以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應當承認，由于中國的歷史文化慣性，實行憲政、民主和法治勢必遇到障礙與阻力。然而，推進改革和建設富裕、文明、民主、和諧的中國，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所有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我們有絲毫猶疑。只有沖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走上坦途。

第二篇：評吳敬璉：市場經濟不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

評吳敬璉：市場經濟不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

吳敬璉做為一名拿著西方經濟學理論當武器的專家，近來屢屢說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話。這些話不僅不是什么理論的誠實，更多的卻是道德或者上帝的善良愿望，就連以前自己的小跟班們給自己的取得吳市場的光榮稱號也忘記得精光，開始撇開西方經濟學那種不問政治，并且刻意把經濟發展導致政治變革的意圖隱瞞起來的傳統，到處對政治提出要求來。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吳敬璉開始發起昏來，不斷的說錯話，而且一錯再錯，表現出不講邏輯，前言不搭后語，并要求進行什么頂頂層設計等等。目標直指我們的最高政權機關，真不知其意欲何為。或者是聽了別人的話，覺得別人的話有道理，或者還是被別人指使，反正，吳敬璉作為經濟學家的才能看來已經干涸了。

現在我們來看，吳敬璉的又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吧。這就是近來在各個網站上傳播的《市場經濟不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短短一篇演講稿，競爭暴露出了混亂和無知。

吳敬璉的標題是“市場經濟不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所以，我們以為吳敬璉一開始就要說什么貧富差距呢，但是頭一段，吳敬璉說的卻是中國經濟的進步。而且一口氣從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這可能就是在寫作文的時候那種筆法——先抑后揚的反面用法吧。

首先，對于吳敬璉這段話，我卻不能確切的知道從哪些地方進行理解。這段話是個很寬泛的東西，既包括了這些，也包含了那些，既可以分開來講，也可以壓縮在一個總體中的來講。所以，我們不免要 有疑問，吳敬璉說進步包括三個方面？僅僅如此嗎？顯然不是。因為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所取得的進步，不僅表現在經濟總量的10%的增長上，也不僅表現在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上，更不僅表現在第三個貧困人口減少上，還表現在其他的許多方面。比如說表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上，表現在中國人均壽命的提高上，表現在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上，表現在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上等等，我們可以坐在那里說上三天三夜，從個人到集體，到國家再到世界，何以在吳敬璉的眼里只有三個方面呢？其次，吳敬璉可能會說，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這三條是總括，一個里面包含了其他的許多方面，比如說10%的增長就包括了科技進步，城市化水平提高等等。那么就照吳敬璉這樣來說，我們依然要問：經濟增長10%不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包括貧困人口的減少？既然一個包括另一個，那么，一個進步也就完了，還把增長10%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及貧困人口減少分開來說，這不是表現了把進步和表現之間的關系首先就沒有弄清楚嗎？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吳敬璉眼界太窄，把進步只理解為三個方面，而忽略了其他；要么是吳敬璉把同樣的內容做為具有不同差別的東西分割來講。單從這里，我們已經發現了吳敬璉邏輯十分的平常，就連描述一個進步都被他說得語無倫次，我們還指望他能夠有什么更高明的見解嗎？

但是他還是不自覺的這樣做了，我們且就他說的看。他把進步僅歸結為三個方面，其實最重要的還是為了最后一個方面，是為了說中 國貧困人口的。但是在緊接著的下段，很奇怪的是吳敬璉還根本沒有順著自己的邏輯走，反而一下子，幾乎在沒有說出什么內在的聯系的情況下就把問題跳到另外兩個方面去了。我們不得不佩服吳敬璉的年齡雖大，但是思維的跳躍性還是很大的，他可以把互不相連的東西直接就放在一起，就象吳敬璉不需要任何中介過程就可以直接從地上跳到月球上去似的。而且還把后兩個現象當成前一個現象的原因。但是大經濟學家！本來的意思應該是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3.5億，那么，順著這個進步的過程，貧困人口也該再過幾年十幾年就消滅才對呀！為什么你要說些別的東西呢？中國到底有多少貧困人口呢？難道中國的貧困人口會不斷的產生，以致于可以象數學上的極限是的，貧困人口可以越來越少，但就是沒有盡頭呢？難道中國的進步不可以最終消滅貧困現象？

但是，但是，吳敬璉可不是這么想，他隨口就說出了?減貧?不等于?滅貧?，更不等于民眾已經富裕。吳敬璉說：?但‘減貧’不等于‘滅貧’，更不等于民眾已經富裕。事實上‘民窮’依然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面臨嚴峻挑戰。?

我們一些聰明人，總是以為自己天生聰明，對于這些不經過腦子的話，他以為只要通過自己的嘴說出來，就一定不會錯，不僅邏輯不會錯，而且內容也不會錯。但是我們的吳敬璉這次恐怕不僅要在邏輯上，而且要在內容上栽跟頭了。

我們且來看，按照吳敬璉的一開始的邏輯，說社會進步，同時也就減少了貧困，這意味著什么呢？如果不是說政府的直接援助，其實 也就是說，社會進步不僅是那種直接減少貧困人口的關系，而且是通過社會的發展，使得原來那些與社會生產相脫離的人與社會生產建立了聯系，從而通過社會生產獲得了滿足自己生活需要的收入。很明顯，隨著社會發展，一定會最終消滅貧困現象，因為隨著社會發展，一定會使得產生貧困的社會生產條件最終消滅，并隨著這種消滅，同時也就消滅了社會上一切的貧困和不公。在這里，我們說的社會發展是指社會自身的不斷的自我否定，并最終達到否定的否定，而不是那種資產資產階級的社會發展。因為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不是想消滅產生貧困的條件，而是想把這些條件固定下來。資產階級在消滅的貧困的同時，他又在制造貧困。而吳吳敬璉的說的卻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減少貧困和消滅貧困的問題，下面就是吳敬璉的真實內容。

吳敬璉說：?‘減貧’不等于‘滅貧’，更不等于民眾已經富裕。?這里的等于和不等于用得真是好極了。誰不知道今天不等于明天呢？誰不知道貧困其實就是富裕的反面呢？難道吳吳敬璉以自己的這種經濟學家的頭銜還要教我們做這些小學生的邏輯題不成？

確實是這樣，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們雖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貧困現象大大減少了，但是我們確實還沒有滅貧，而且吳敬璉下面還說對了——事實上“民窮”依然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是我們以前做的工作是什么，不是通過發展來減少這種貧困嗎？我們現在取得的成就不就是貧困的大量減少嗎？我們今后的工作不也是通過發展來減少貧困嗎？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完全消除貧困嗎？ 是啊！我們目前雖然減少了貧困，但是這畢竟不等于把貧困消滅了。但是這樣就可以否定我們以前的成績嗎？這樣就可以認為我們雖然減少了大量的貧困人口，但因為歷史的原因還存在著一些貧困人口我們就不關注了嗎？難道我們以前的消除貧困的努力不就是因為貧困沒有消滅嗎？如果貧困不存在了，我們現在還談這些東西干什么呢？

說什么“減貧”不等于“滅貧”，就是把需要經過努力，在將來能夠實現的事情和現在對比，并在現在的基礎上否定我們以前與消除貧困作斗爭的努力。這就比如說，我們現在雖然是社會主義，并且我們在社會制度下取得了很大的社會進步，但是不等于共產主義一樣，說這樣的話有什么意義呢？其實在吳敬璉的腦子里，意義大著呢！

他雖然說是“減貧”，但是通過后面的不等于“滅貧”，使得我們可以看出，吳敬璉的眼光還根本沒有在我們國家已經取得的成績上，還沒有在我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的行動上，他的眼光一下子就提出了本來需要經過艱苦努力才能夠取得的最終結果上。這就好比說，果子的生長過程算什么，我看的是果子的成熟。于是這樣一來，吳敬璉就可以不用在費那么大的力氣去為果樹施肥、澆水、打藥、剪枝等等具體的工作了，他只需要說，我要的是果實，我最關注的是果實就行了。

但是，我們吳敬璉對于自己的胡言亂語，看來總是心安理得的。他正在講“減貧”不等于“滅貧”的時候，正在講“民窮”的時候，他忽然在這一段的后一句中轉移了方向，開始講中國經濟了。他在講“民窮”依然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時候，后面用個句號，似乎這樣一句話就算一切了。然后在句號后面的一句話，突然在沒有任何聯系 的情況下，就把這些又全都扔掉了，他竟然開始講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面臨嚴峻的挑戰了。我們的吳敬璉真是泰山北斗啊！把一群讀者當傻子玩呢。

既然吳敬璉想談論貧富和市場的關系，那么我們必須在在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們還要事先就這個貧窮與富裕的問題做一番辯證的思考，看看貧窮和富裕之間的本質聯系是什么，這樣我們才有根據對吳敬璉的胡說八道進行我們的批判。

誰不知道貧窮現象是相對于富裕來說的呢？沒有富裕會有貧窮嗎？正如沒有專制也沒有民主一樣，這些東西，單獨來看，全都沒有真理。要說窮，總要有富來對應，沒有富也就沒有窮。因此，最抽象的辯證關系是這樣：貧窮不是富裕，但是貧窮也是富裕，貧窮的減少也就是富裕的發展等等。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空洞的對立，貧窮和富裕只不過是最表面的一種空虛的對立，如果拋棄掉這些空洞的詞句，那么，貧窮和富裕之間的差別總是在不同的人群之間表現出來的，而且和人們如何進行生產，并隨著自己參與社會生產方式的不同來取得自己的不同的收入來說的。由于這些不同的人群在社會生產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因此，通過生產獲得收入（社會分配）的多少也就不同。占有生產資料，并能夠通過生產資料的占有來雇傭工人（奴隸社會就不是雇傭，而是占有奴隸，我們只就現代，所以，在后面的論述中也不提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來進行勞動，并榨取剩余產品（價值）的人看來收入就多一些，而被雇傭的工人獲得的則不過是滿足自己必須的生活品的費用而已。這種對立已經表明了，收入的多少不取決于想 象，而完全是現實的不同的人在生產中所處的地位和條件不同，由此造成占有社會生產出來的產品（價值）多少也不同，從而也就造成了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不同，從而也使得在結果上，表現出一部分人收入多，不僅滿足自己的生活必需的需求，而且還能夠滿足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情趣和要求等等。但是另一部分人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為了自己的生活拼命去工作，掙錢，最后得到的只不過是剛好能夠滿足自己的生活的日常必需品，這點工資收入或者勉強能夠過上一種比較體面的生活。其實這已經是相對富裕和相對貧窮的表現了。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在社會生產中不占有生產資料，僅靠為別人服務來與收入建立聯系，也即是說，靠那些富人的奢侈浪費來生活。這些人有少部分甚至也可算得上是富裕，但是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仍然和那些工人一樣，他們的收入也只不過是滿足自己的生活的必需而已，其實也是一種相對的貧窮。另外還有一些人，這些人不僅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且還和這些生產資料的再生產沒有什么聯系，既沒有直接的聯系（成為工人，利用這些生產資料進行生產，獲得工資），而且還沒有間接的聯系（為那些富裕的人服務），那么這些人由于在社會生產中既不占有生產資料，也不能和生產資料建立任何聯系，那么，這些人就會被社會所遺棄，就有可能變成我們所說的那種絕對貧窮。這些人中很多人可能會去乞討，或者靠政府救濟，通過出賣自己的尊嚴來換取自己生命的生存。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比如農民，占有一點土地，做為自己的生產資料；但是這些小農生產，不僅由于自己的土地的數量比較少，以致于投入相對較大，產出卻較少，而且由于市場的一再波動，而使 得這種小農業的生產實際上經常處于破產的邊緣。如果不是由于這些從事農業的人靠外出或做小生意掙一點外水，那么，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只從事農業生產（指小農業生產，不是指的那些種糧大戶，這些人其實已經是資本家了，雖然在我國，農業資本家的量還比較小，還只是萌芽！）的農民其實是非常貧窮的，這些人在現實的社會生產中，如果不能通過其他途徑來獲得補貼，那么他們實際上在農村中可以歸為最為貧窮的一類人。

由此可以看出，貧富的對立的根源在于社會分工的存在，在于社會生產資料歸不同的人所有，在于一部分人在社會生產中由于占有生產資料而可以支配別人的勞動，并占有別人的剩余勞動，而另一部分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或者在沒有人買自己的勞動的情況下靠出賣自己的尊嚴來獲得收入（至于那些沒有就業和收入門路的一些人，淪為小偷、搶劫犯等等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在社會分工還沒有根除的社會里，建立在這種分工基礎上的社會生產活動本身就是這種貧困不斷產生的根源。

這只不過是這樣一個現實的表現，表明生產是在一部分人靠剝削另一部分人的基礎上進行的，表明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發展是靠犧牲另一部分人的發展才能得到的。這種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所產生的現象，是一切以分工為基礎，并在實際生產中表現為一部分人靠剝削另一部分人來生活的社會里都會存在的現象，而且是這種分工所必不可少的一種現象，要想消滅這些現象就必須要消滅產生這種現象的基礎，也就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分工。我們可以通過政權的力量，通過再分配的手段努力減少相對的貧困，但是如果不能夠消滅掉這個分工的社會基礎，我們就不可能消滅貧困。

所以說，貧窮其實一般是指相對的貧窮。我們國家以前進行扶貧開發工作的時候，總是對于貧困人群劃出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可以是國際上通用的標準，也可以根據各個國家不同的發展水平來制定），這當然是建立在現實中由于分工所產生的一部分人富裕，一部分人必然貧窮的社會基礎上，而不是任何人的想象。至于絕對的貧窮以前也是指外在比我們劃分的那個貧困線的標準更低的標準來說的，但這仍然是指在社會存在富裕的情況下才說的。

另外，我們一般人思想中真正的絕對貧窮就是那種普遍生產水平低下的時代的標志。那是用我們后來的觀點來說的，而在他們生活的時代，由于生活的同質化，還根本無所謂貧窮與富裕。因為我們許多人和聰明的吳敬璉一樣，總是忘記現實的對立來講富裕與貧窮，所以，他們在講富裕的時候不講貧窮，在講貧窮的時候不講富裕。所以，我們一些人總會忘記了貧窮總是相對于富裕來說的。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會對還不能實現的任務做無謂的想象，我們只是承認我們現實的生產還是建立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我們只是承認這種社會分工的消滅還需要很長時間，還需要通過發展分工來消滅分工。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的還是要承擔某種相對的貧窮的現象的存在。不僅如此，我們甚至還不得不在一個時期內忍受那種絕對貧窮的個別存在。作了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轉回到我們可愛的吳敬璉的話題了。我們現實的一些聰明人，總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幻想一些在這些基礎消滅以后才能得到的東西。吳敬璉就是這樣。而且，吳敬璉的眼光頗為不同。他在還沒有弄清楚貧窮與富裕之間的關系以及產生貧富之間對立的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的情況下，他就自問自答，?什么導致貧富差距？我認為有兩項：第一，腐敗；第二，壟斷。?

我們且不說貧富和這兩項的關系（從上面論述中，我們就已經看出貧富和這兩項之間沒有一點關系）。我們僅就吳敬璉把這兩項本來本質上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就很容易的推導了這樣一個確定不移的觀點，其實也是吳敬璉隱含的觀點，不過他不敢說出來罷了。因為他把這兩個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就顯然隱藏著另一個不是導致貧富差距的聯系。比如我們說，腐敗導致貧窮，壟斷也導致貧窮，那么，到底哪一個才導致貧窮呢？吳敬璉把這兩上東西同時做為原因，那么，這兩個原因沒有產生兩個結果，而是產生了一個結果，那么，我們自然可以得出另外一個結果，那就是壟斷導致腐敗，而腐敗也會加強壟斷；或者說壟斷就是腐敗，腐敗就是壟斷。因為沒有壟斷，拿什么來腐敗呢？而沒有腐敗，壟斷看來也沒有什么意思。

但是壟斷就是腐敗嗎？壟斷必然導致腐敗嗎？腐敗會加強壟斷嗎？腐敗就是壟斷嗎？而且吳敬璉還只是看到了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壟斷，而沒有看到其他國家的企業壟斷。所以，很自然的，吳敬璉在后面這樣進行推理：因為壟斷企業是國家的，受國家政權的管理，所以，這些都和政府有關，所以，吳敬璉大發感慨，我們國家的壟斷，不是 經濟自由部分的結果等等。所以，這也為他的結論提前打下了伏筆，那就是要進行政治改革。在另一個地方，吳敬璉說中國必須要進行頂頂層設計，真是不自量力和老糊涂了。

但是除了吳敬璉隨便用“我認為”就把貧富差距的原因和腐敗與壟斷聯系起來，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我們看不到這其中的必然聯系在哪里。難道在吳敬璉的心里？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這種幼稚的理論不僅表明了吳敬璉對于貧富差距產生的本質原因不清楚，而且也表明他不知道腐敗是怎么回事。并且，對于壟斷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不過是一種胡亂聯系而已。而且，他在下面的胡言亂語中，他把個別當成一般了。比如說，一個軍隊中，有一個營長在面對敵人的時候，動搖了，投降了，于是他就會說，整個軍隊都完蛋了，整個軍隊都腐敗了等等。所以，他舉的那個例子，根本和貧富差別的形成沒有什么關系。中石化CEO陳同海不花公款用于個人享受，這些公款必然也不是直接就發放到那些窮人手里去，因為他每天花公款，這種腐敗行為只不過是損害國家而已，但是國家的利益卻并不單獨是窮人的利益。而且，吳敬璉看到個別的企業里有這樣的腐敗分子，就把整個壟斷企業都看成這樣了。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而且，我們可愛的吳敬璉，還總是忘了原來意義的資本主義的壟斷企業的那些資本家們。比起陳同海來說，浪費的更多了，只不過那些企業是資本家自己的，所以不算腐敗，而只是富裕。真是聰明的吳敬璉，其實是十足糊涂。腐敗總是指利用某種權力來獲得某些個人的利益，這不僅在壟斷企業里存在，而且尤其是指的是國家權力部門。在我國，腐敗既有國有企業領導人的腐敗，也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腐敗。但是腐敗本身并不導致貧窮和富裕之間的對立，也不是貧窮所以為貧窮的根源。比如說，用人腐敗，要有腐敗的行為，也要有腐敗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對于某一個工作崗位，存在著不同的競爭者，而能夠腐敗者只不過是掌握著這些競爭中哪些人可以獲得這個崗位而已。在這個例子中，無論是什么人進入到這個崗位，這個崗位都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崗位的存在一般都是根據工作的性質設立的。比如在公務員機構改革中，是以崗定員，而不是以人設崗），而那些競爭者，難道由于不能參加這個工作崗位就變成貧窮的了嗎？而這些通過行賄而取得工作崗位的人，也并不是說通過這個工作崗位來使得別人變窮的，而首先總是使得自己的生活得到一份保障而已。這些腐敗的人既不能改變別人的財產，也不能憑空創造就業條件，或者任意的就取消一些人的生存條件。正如腐敗的人使得企業或單位受到影響，一般并不影響他人，一些富人揮霍自己的財產，這和腐敗中的浪費公款所造成的結果有什么兩樣呢？不同的只不過是，富人是通過自己的企業獲得收入，揮霍的是自己的財產，而國有企業是通過國家的企業獲得收入，自己不能任意揮霍而已，或者是國家機關單位的人揮霍一些公款，來損公肥私等等。但形式不同，都是針對結果的，而不是這些行為本身就成為產生貧窮的原因。而且，如果按照吳吳敬璉的謬論，我們的社會進步就別提了，因為有腐敗呀！我們再來看壟斷。在這里，吳敬璉的糊涂思想更加明顯了。壟斷本身是市場主體（我們在這里用企業來代表）在競爭中的一種形式，這種壟斷的結果只不過是把其他的企業的利潤的一部分通過超額利潤的形式轉移到壟斷企業手里。但是不論壟斷還是自由競爭，都是分工的結果，都是在分工基礎上自由競爭的結果。壟斷一般的本質關系是和自由競爭相對立，而不是和貧窮和富裕相對立。因為在壟斷企業里，也有相對的富裕和貧窮（資本家和工人），在自由競爭的企業里也有這種相對的貧窮和富裕。不能只說壟斷就是造成了這種貧窮。而且一般從社會歷史進步的角度來看，壟斷做為企業競爭中的一種必然，還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一種表現。有競爭必然有壟斷。總的關系是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和壟斷條件下更激烈的競爭。因此，比如說一些行業，由于沒有大的投資就不能進行，而且這些行業，沒有一定的相對的壟斷就沒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科技進步上去，那么，這種壟斷就是必要的。而且，建立在這種壟斷基礎上的競爭也會比那些分散的小企業更有效率。比如我國的電信企業，分為三家，但是其實只不過是把一家壟斷改為三家壟斷而已，把分散的小企業競爭變成大的企業的競爭。這種基礎上的競爭，當然是那些小企業不能進行也無法進行的。在這里，我們看到的只不過是社會生產過程中資本的集中的必然。但是這種資本的集中和資本分散都是同一個基礎上產生的，那就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企業（壟斷的還是分散的），就是把這種分離結合起來的場所，而且，正是通過這些分散的或者壟斷的企業，才使得原來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人才能夠通過資本的再生產，獲得自己的收入，從而有可能擺脫自己由于失去生活資料被餓死或變成絕對貧窮的命運。從這里可以看出，壟斷企業也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而且這種壟斷做為一種力量，也是把不同行業和分工集中在一起的經濟手段，從而也為最終使得分工成為歷史，使得產生貧窮和富裕對立的社會分工滅亡創造條件。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夠最終消滅貧窮和富裕的對立，也即是說，最終通過這些現實的經濟的發展，才能夠最終要消滅貧窮。所以，從這里看，吳敬璉把本來是消滅貧窮的積極的東西，當成產生貧窮的否定的東西。這是多么糊涂的思想。

吳敬璉自己轉移了事情本身的內部聯系，把由于分工所必然產生的這種貧富的對立一筆抹殺，而把目標轉移到腐敗上去，胡說什么“仇富”的本質是“仇腐”。如果說吳敬璉不是故意的，那么，他也是對于貧富產生的根源不了解。但是這只不過是吳敬璉為人們由于分工所必然產生的對立的社會現象——仇富——進行的一種蒼白的辯護而已。他的下一段里就開始流露出我們這位聰明的吳敬璉的真實的思想了。他前面的所有沒有聯系的胡說八道都是為了他的這個基本的觀點服務的。

這個基礎的觀點就是：?富人有靠勤勞、善于經營致富的；也有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把公眾憤怒轉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還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難道我們的吳敬璉還生活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些人確實通過自己的辛苦勞動能夠致富，但是我們吳敬璉說的可是我們的現實呀！難道吳敬璉以為用一個富人就可以把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取消了嗎？原來富人都是靠 自己的勤勞致富的，而不是靠自己手中的資本雇傭工人來致富的；原來那些窮人不僅天生是窮人，而且以后還是懶漢，不僅天生窮，而且后來還不愿意靠自己的“勤勞致富”；不僅如此，我們的窮人還不是善于經營的人。這樣一來，我可愛的吳敬璉，你前面說那些腐敗和壟斷原來都是廢話，你是說著玩的，你自己并不當真呀！只是到這里我們才了解到，富人是靠自己的勤勞和善于經營致富，同時也就表明了，窮人就是不勤勞和不善于經營的。我們聰明的吳敬璉，你這是為窮人說話呢還是污辱窮人呢？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吳敬璉現在說的還不是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而是一些小生產者，小商人之類的小資本家。而且，吳敬璉的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和他辯護的階級的相稱的。但是我們的觀點卻完全不是這樣。貧富不是因為某些人勤勞或者善于經營，也不是某些人懶惰或者不善于經營，而是因為富人掌握著進行社會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而窮人只不過是失去這些生產資料而已。而且，做為現實的這種對立的最終解決，是通過代表生產資料的資本和不代表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的對立統一的運動，并在這種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量變最終達到質變才解決的。沒有現實的這種資本和勞動的結合，一般抽象的說什么貧富的對立以及貧富的隨著這種對立的發展和消滅而發展和消滅，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吳敬璉還看不到的是，這種減少的運動最終發展到消滅，也只有在我們國家的條件下才能達到，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沒有社會革命，那么，在這些國家，無論是否有腐敗或者壟斷，貧富之間的對立是不能消除的，而且，在發展到一定階 段，這些貧富的差別之間的比例也是相對不變甚至會擴大的。在現實面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點還會有疑問嗎？吳敬璉的眼里只有中國產生這些問題，在外國一概沒有。

從前面我們可以看出，吳敬璉的邏輯是多么混亂，許多沒有聯系的東西他把他聯系起來，而后面的又否定了前面的說法。吳敬璉這些胡亂聯系是為了得出什么結果呢？

原來，他是為了這個目的，這個結論他在腐敗和壟斷里都已經預先埋下了，不過是打著為貧窮說話旗號來掩蓋自己的真實的意圖。但是由于老鼠不是象，所以，在后面他實在找不出什么聯系把貧窮和腐敗與壟斷聯系起來，于是他又不管這些了。竟然又一跳把富人說成是一些人由于勤勞和善于經營得到的。吳敬璉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并不知道，他這樣做，同時也就把窮人又辱罵了一番，只不過是把窮人和懶惰和不善于經營劃上了等號。我們從這些胡言亂語里面，找不到任何的事實上的本質的聯系，有的只是胡亂聯系，有的只是吳敬璉在可笑的從一個觀點到另一個觀點的跳來跳去。

所以，我們的吳敬璉在不自覺的轉移了論點后，在把富人歸結為勤勞和善于經營并同時把窮人污辱了一通以后就開始心安理得起來，并開始在富人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高見了。其實，這時候，在吳敬璉的眼里已經不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窮人概念了，也不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需要減少貧困的窮人了，他這里要求的是首先要老百姓富起來。于是，我們可愛的吳敬璉這才走了幾步，就把窮人和老百姓又劃上了等號。這里已經不是說窮人了，而是說怎么樣要老百姓富起來，于是老百姓 也就很榮幸的都變成了窮人。吳敬璉做這些目的何在呢？他說得很清楚，他是要通過讓老百姓變富，使我們國家不向舊體制復歸，使我們國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我們真是越來越糊涂了。按照吳敬璉的說法，原來我們國家發展到現在不是為了向舊體制的復歸，就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這真是十分高級的一句話，原來我們國家既不是舊體制的，也不是現代的，我們國家只是在這兩者中間左右搖擺，說不定哪天就要回到舊的體制里，或者哪天就要走到吳敬璉所以為的民主、文明和現代的國家。于是，通過吳敬璉這句高級的話，我們國家就處在舊體制和民主、文明和現代的國家中間的不知道什么樣的形態的國家了。對于這樣的邏輯，出自于這樣一個被一般人稱為市場的良心、稱為經濟學家泰斗的人，我真不知道是為我們國家這些人的智慧感到羞愧呢還是感到自豪！

但是其實，吳敬璉的目的卻是十分明確，雖然他對于我們國家的現實并不理解（因為他既不理解我們國家的過去，也不知道我們國家的現在和將來），他的目的卻是要我國走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但是什么是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呢？說白了這些所謂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那些發達的西方國家為樣板的國家而已。而且，和這句話對等是說我們國家目前還不民主、不文明、不和諧。這些都是老調重談了，這些都只不過是那些資產階級國家在侵略別的國家也宣傳的口號而已。但是吳敬璉不敢這樣直白的說出來，只好借助于自己的三級跳，來完成這樣一個隱晦的說法。但是吳敬璉是作為經濟學家出名的，如果不把這些太明顯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用經濟學再掩蓋起來，那么，吳敬璉作為經濟學家外面所披的的光環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而不把這些胡說八道和經濟學聯系起來，那么，對于吳敬璉的這種太過赤裸的政治言論的后果，顯然吳敬璉是有點承受不住，所以，他又轉過來，開始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把明顯的東西包裝起來。但是由于吳敬璉不是報著客觀的科學研究的精神，而是抱著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他總是前言不搭后語，也即是說，他在后面解釋不斷出現的新的條件時，他就忘了前面所說的一切。

我們且來看繼續看這些混亂的東西。

吳敬璉在前面先是把貧窮和腐敗和壟斷劃上等號，雖然其間并沒有說出什么理由，只不過是想當然，但是不妨礙吳敬璉在下面立刻通過富人的致富經驗，同時把窮人劃為懶惰的和不善于經營的，從而不僅把窮人污辱了一番，而且同時也推翻了把貧窮和腐敗和壟斷聯系起來的做法。而且，吳敬璉在這樣把富人稱贊了一番同時又把窮人污辱了一番以后，他還要求不要仇富。他不僅自己十分害怕仇富現象，而且他還用威脅的語言說，仇富?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但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難道就是上面的那些三級跳嗎？既然吳敬璉把貧窮的原因在兩步遠的地方就變換了兩次，但是在要求窮人反對這些造成貧窮的原因的時候，卻要求不要仇富。真是奇哉怪哉！我們說，世界上沒有的東西，任何人也轉移不過來。如果沒有現實的貧窮和富裕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的根源在于社會生產本身，表現為在這種條件下不 同的人群之間的相互對立），吳敬璉真的以為可以憑空創造或者制造一個對立嗎？實際的情況應該是，正是因為現實中有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的生產資料掌握在不同人手里和其他人一無所有的這種生產方式本身中的對立，才產生了這種外在的富人和窮人的對立的現象。因為有此，所以才有彼。

不僅如此，吳敬璉不僅害怕仇富現象，反對仇富現象，認為仇富引起嚴重的社會后果，而且，吳敬璉還把仇富現象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聯系起來。看來，在吳敬璉眼里，富人就是代表中國的發展方向，同時，勤勞和善于經營也就是代表中國的發展方向，同時，窮人這種懶惰和不善于經營就不是代表中國的發展方向。這簡直就是一種夢話，看來吳敬璉不僅不知道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也不知道現實中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條件以及這些條件之間的關系，他除了三級跳，除了污辱人，還會說夢話。

我們還是看吳敬璉在本來錯誤的前提下得出的結論吧！而且，我們似乎還誤解了吳敬璉，因為他后面還接著說，如果擺脫這種嚴重的社會后果（即仇富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后果，實際上他要求怎樣不再仇富），當然首先要讓老百姓（這里老百姓等于窮人）富起來，這樣就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了。這真是高明呀！我們且先放下吳敬璉后面的老調重談，我們就看這樣的邏輯，我們就從這里找出這些邏輯的一些必然的荒謬的結論再說。

吳敬璉要求老百姓（=窮人）富起來，這樣就不再有貧窮之間的對立了，這樣就不會出現仇富現象了。我們的吳敬璉在這里表現得象個 純真的處女，他在下面認真的賣弄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但是我可愛的吳敬璉，你就不知道，脫離了現實的生產關系，泛泛的提貧富對立本身就不正確，而且，解決貧富差別的問題，在歷史上，在不同的國家里被不同的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敘述過，被那些政治家們實行過。比如《人口論》的馬爾薩斯，他的解決辦法開始就是通過戰爭或者疾病消除多余的窮人，最后他又用他那殘酷的理論游說英國的統治者，取消了濟貧法，實行了習藝所，這樣馬爾薩斯就用他的辦法解決了貧困人口。同樣是英國的經濟學家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不僅講了需要，還講了幸福等等。但是這些經濟學家有一個想把資本取消嗎？再比如那些資本主義國家，他們歷史上的罪行除了資產階級本身追逐利益的本性外，他們哪一個不是打著解放外國勞動者的保守、落后和貧窮，并給他們送去民主、文明和自由與和諧的旗幟的？遠的不說，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等等，不都是在民主、文明、和諧自由的旗幟下干的侵略別國的事嗎？他們所宣稱的不是通過這樣的對外戰爭和侵略來使得本國人民幸福和外國人民解放嗎？但是這些國家的貧窮差別消除了嗎？吳敬璉所向往的這些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無論是從這些國家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的理論上還是這些統治階級的政治實踐上，都是打著使窮人變得幸福的口號干著自己的骯臟事。看來吳敬璉白活了這么多年，連這些最基本的事實都沒有搞清楚。

算了，我們還是盡量相信吳敬璉的猶如處女之身的純真吧！所以，我們還是不要把這些骯臟的事情在這里提起。我們就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解決吧！那么，怎么樣讓老百姓（吳敬璉不說窮人了，我們也不說窮人了，反正我們知道吳敬璉后來說的和前面說的不一樣就行了）變富呢？

吳敬璉說：?普通老百姓（甚至專業人員）消費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這真是天才的思想啊！但是，但是除了由于收入水平不高這種根本原因造成的消費不足外，我們還真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不過吳敬璉立刻反駁說，不僅如此，還有收入水平高，也消費不足的呢？是呀是呀！但是這是指工人嗎？要知道工人的工資本來就是掙多少花多少的，那種工人除了在滿足自己的生活必需之外還可以不斷的每年儲蓄一部分錢財的想法完全不是工資的本質規定，也不是現實的工資關系。所以，除了這些，這不是指的一般相對生產過剩嗎？也即是說，這種消費不足不是由于富人造成的嗎？不是由于富人的錢財太多，自己消費不完造成的嗎？

我們且放下這些混亂，繼續看吳敬璉的分析。

吳敬璉說：?靠投資拉動的增長只能使資本收入增長，而資本收入增長在中國有兩種情況：第一部分是國家資本。國家資本只能造成國家收入、國有企業收入增長。第二部分是特別有錢的人的資本，如果其份額增加，也只能使極富的人收入增加。?

我的天啊！看到這里我不得不一再的揉我的眼睛，最后確定不是我的眼睛花了，而是吳敬璉要瘋了。吳敬璉完全把現實的資本的生產弄成神物了。我們看這個神吧！?投資拉動的增長只能使資本收入增長，……也只能使極富的人收入增加。?看吧，這就是這個神，這個神不要任何工人，不需要發任何工資，就可以不僅為國家也為富人帶 來收入的增加。但是這種荒謬的東西必然要自己反對自己。既然這種投資所造成的神可以不要工人就能生產，那么，為何必須把這些增長的部分不分給工人或者窮人呢，而非要把這些增長的東西當成國家收入，當成富人的收入呢？如果世界上真有這種自動生產的神，那么人類不需要勞動就可以獲得收入，那么，人數眾多的工人或者窮人為何不反抗一下，把這個神奪過來，自己掌握呢？而非要自己忍受這種不幸呢？從前有一個糊涂經濟學家說，股市是個強盜，銀行是個強盜，也即是說，在這個糊涂的經濟學家看來，只要和工人或者窮人對立的東西都是強盜，正是這些強盜造成了工人到處受欺騙，到頭來一無所有，于是老實的工人只能自己甘愿餓死，或者自殺，而不去反抗。看，我們的這些幼稚的經濟學家簡直是在太空中或者在神的世界里來看待現實世界。而吳敬璉的目光看來還只是到自己的鼻尖這么遠。看來，造成這種分配結果的前提并不是吳敬璉所能知道的。

所以，吳敬璉自己造了個不需要工人從而不需要有工資收入的神以后，就開始反對用這種造神的辦法來使老百姓富起來。他是用怎樣的辦法呢？他要求轉變增長模式（這個模式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從來沒有聽這些人詳細的解說過，什么是分散，什么是集約？這些人從來都沒有真正弄明白。只不過表現了自己的理論的無能而已。），使產業升級（這個產業升級不需要投資？但是在吳敬璉那里，這里只會有神，不需要工人生產就會有國有企業和富人的收入的增加）。在做完這些以后，這些神生產出來的被國家和富人當做收入的部分，如何轉變為老百姓（反正不是窮人了）的收入呢？吳敬璉說，通過服務業，也就是說，不僅為神的生產做前端的服務，還要為這個神生產的東西流通服務，從而也使這些產品能夠使這些富人和國家進行消費而服務。并使老百姓通過這種服務，來獲得一些原來是國家或者富人收入的一部分。不這樣，老百姓就不能變富。

但是吳敬璉難道不懂得沒有分工的發展同樣沒有服務業的發展這個道理嗎？比如以前只有農業這一種生產，哪里會有服務業，只有分工越來越發展，服務業也才有可能越來越發展；而要想分工的發展，只有靠投資的增加。但是，即使按照吳敬璉那狹隘的眼光，在他假定的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老百姓會變富，充其量不過是把富人或者國家的收入的一部分變成自己的收入，而且這些收入的獲得仍然要以富人或者國家的收入為前提。也即是說，仍然要把富人和國家的收入和老百姓的收入對立起來，也就是說仍然在使老百姓獲得收入的同時，要保持富人和國家的這種地位，從而也使得工人或者窮人再次的在服務業中更進一步的依賴這些富人或者國家的幫助。但是這樣一來，談論老百姓變富還有什么意義呢？富人依然存在，如果不是老百姓相對的變窮，那么，富人怎么能夠說自己是富人呢？沒有上也沒有下，沒有男人也沒有女人，沒有富也沒有貧，沒有專制也沒有民主，要求存在富人，怎么又能沒有窮人呢？不過，對于吳敬璉的腦袋來說，他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他就可以在保存富人的情況下，沒有窮人；他可以在只有男人的情況下，不要女人；他可以只有上沒有下，他可以只要民主不要專制（他就是這樣想的）。

對于這個聰明人的智慧，我還能再說些什么呢？ 但是對于這些所有的糊涂，我們的吳敬璉可以在結論中又把前面所說的一切前提扔開，又制造了一些新前提。所以在結論上，已經不是前面的那種解決辦法了，也即是說首先不是通過使老百姓富起來，并通過老百姓的富起來來實現國家的民主、文明、和諧，解決國家向何處去的問題，而要這些本來做為前提的東西，再變成結果，并制造另外的前提，也即是說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才能使得老百姓變富，從而國家變得民主、文明、和諧。后面的否定了前面的，真不知道吳敬璉要說些什么？后面的吳敬璉說夢話般囈語，胡亂說些法治民主憲政的問題，好象吳敬璉發這些胡言亂語，就不是吳敬璉敢說話。當吳敬璉真正從夢中醒過來的時候，他就會明白，他的囈語，他的夢話，只不過是夢話罷了，他想讓老百姓象他那樣語無倫次說胡話，他想以為他在稱贊了富人又污辱了窮人的情況下還想讓老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亂語，那他還是繼續做夢去吧。

第三篇：《吳敬璉傳》讀后感

《吳敬璉傳》讀后感的確有點不可思議，20來歲了，看一本傳記書罕見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寫個書評、讀后感，而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必讀感，說得嚴重點，是一種使命感，作為90后，社會上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個人這么多年的經歷充滿了機會和挫折倒是真的，雖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說有得那就有失，確切說是失落，思想上的——沒有一種對社會思考得出來的完整體系感，非常強烈，甚至痛苦。

沒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吳敬璉傳》竟然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由此解開了我苦讀多本關于國情的經濟學讀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問題。

一個驅使我產生必讀感的背景在讀《吳敬璉傳》中逐步拉開了大幕——吳老是我的爺爺輩，父親和我所經歷的他都經歷過，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他也通過自己的顛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復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給了我們。

吳老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透過他的跌宕人生，我對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變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驚險，唏噓，快樂，痛苦，戲謔等的歷史其實是連續的，是有其內在脈搏的。

我想，這也正如作者吳曉波在接受《看天下》雜志采訪時所說：“其實我很早想要寫這本書，在2007年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因為我覺得吳老這個人本身的標志性很強。”是的，吳老作為一個學者，政府高參的個人身份看似很專業、很學術，與我們百姓緣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經歷，改良主義家庭背景，實業家的母親影響，周折人生與平靜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個普通人會隨著他的“口述史”而輾轉于華夏大地、古往今來，尤其是充滿了苦澀辛酸艱苦奮斗的建國后的歲月。

如果說建國前的吳敬璉是個熱血激進青年，建國后60年他充滿了思考、學習、挑戰、掙扎與拼搏。我在18歲前就是一個不問世事、不關心國是的封閉的學生，人性的善惡，社會的冷暖，世事的變遷，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現。這時，吳老在用他的學識、智慧、經驗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大師，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吳老經歷的一個個重大歷史爭鳴（從1964年到2009年，他參與了12場重要的歷史論戰）的時候，我為之感到驚心動魄，久久難以釋懷，那是一種何等的素養和情懷——不僅是學識就能負擔得起；

讀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專著，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會議、研討會我為之感到激動，那是一種何等的躬耕不輟，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乃至謾罵”和“間諜門事件”，他不被干擾，堅守信念，繼續工作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眼前。

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峰，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為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當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齡還在為建設一個更加進步、和諧、公平而有動力的現代化國家而奔忙。我們也有無奈，要解決自己的住房和事業。可是，與吳老相比，我們晚輩只有說：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會有結果，正如您所說的：歷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們更要效仿吳老之獨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這是否是作為當代人的閱讀收獲和啟發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撫卷沉思不已并對接下來要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計劃，這真是一件驚喜之事！尤其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認識得更加清晰，對未來的中國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四篇：吳敬璉 經濟轉型 南方周末

吳敬璉：經濟轉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吳敬璉 記錄整理：南方周末記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來源:

南方周末

吳敬璉曾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應通過三條路徑實現增長模式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PHOTOTEX/供圖

轉型理論不能成為一個框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

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一點已有很多論述。令人欣喜的是，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蘇南地區，最早響應中央要求，開始轉型探索。

各個地方的資源稟賦狀況不一樣，產業發展基礎不一樣，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樣，轉型的基本路徑也就不一樣，各有特色。現在，轉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緊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經濟轉型的理論。

現在全國都在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都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但轉型現在從理論變成了政策結論，進而變成一個政治口號；甚至變成一個框架，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到底要轉變什么，反倒變得模糊起來。可謂數典忘祖、引喻失義。

有一種說法是，轉變要從投資、外需轉向內需、消費方面。這當然是對的。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提法。但這些提法之間是什么關系？中心環節在哪里？從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們曾經兩次調整過國民經濟。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原來的提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計劃時仍堅持這個提法。但十五計劃實施過程中，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退出的趨勢逆轉了，比如開始對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獲取了幾十萬億的土地轉讓價差。各級政府用手中的資源去營造高速度的GDP增長。

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的任務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經濟建設要轉到以效益提高為基礎，這個基礎、前提卻完不成。轉型有這樣的蘇聯誤區和歷史教訓。

有人認為轉型很難，因為我們消費的比率太低、儲蓄率太高。實際上這樣的問題西方國家在19世紀時同樣遭遇。這是因為投資率太高，資本收入在整個的社會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響到了消費率。東亞國家經歷的危機即說明這一點。

我們的政府有些舉措刺激消費，比如削減農業稅、家電下鄉、各類補貼。但如果生產結構沒有改變，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將是抑制消費。你想想，政府這樣做，錢從哪來？那就加稅，而加稅的結果實際是抑制消費。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關于轉型的規劃已不是過去那種規劃，不是把政府計劃換個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論內容。

轉型規劃的體制障礙

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組織好經濟增長模式。各地方實際上是在組織了，可現在全國的情況是，轉型的招數雷同，結構雷同，相當地普遍。我們每一個地方應該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的狀況，根據自己的產業鏈發展基礎，還要研究世界發展的大勢，來確定自己增長轉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廣東，它的基礎是加工制造業企業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那么它的轉型實際上是以制造業為重點。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它有條件在某些產業上率先實現轉型。

制造業方面，廣東有兩個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個是改造，依據的是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的方法。另一個是根據當前世界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規律，尋求新突破，從中形成一些新的產業鏈。

而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兩大革命：一個是芯片的革命，中央處理器及其他芯片。一個是網絡的革命。現在的三網融合，會促成一場整個信息通訊產業的大革命、大調整。

組織經濟增長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們過去在支持產業升級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長補短的地方。現在初步轉型已經上了軌道，就要考慮更長遠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無錫或者蘇南其他幾個城市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政府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跟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國的范圍來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

以往的教訓是，每次談及轉變，總是由政府來定規劃、定重點，然后政府來組織項目，組織人力、物力，定項目、定目標，然后技術攻關，再由國家的企業或者國有企業來進行產業的轉化。

其結果是，從一開始，人們制定職業性計劃時往往就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組織研究、攻關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科學、技術、發明遠遠落在外國人后面。但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極大改觀，現在的科學和技術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研究和開發經費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超過了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技術發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關的產業化卻是步

履維艱，沒有發展起來。有一些商品化、產業化了，但被叫做小老頭樹，老長不大，什么原因？體制。

目前，市場主體面臨四大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長作為政績好壞的主要考評標準。

第三，我們的財政體制不管是從收入方面還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員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稅收的一半是增值稅，而且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是跟物資生產部門直接聯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責任過度地下放給了地方，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社會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責任在縣級財政，更早時甚至在縣以下。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想盡辦法增大經濟總量，而不要考慮效率。否則，它的日子過不了。

第四點則是資源型生產要素的價格太低，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政府仍是轉型領導者

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現在，全國都在組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政府仍應起到一個領導者的作用。但是，要總結我們歷來的經驗教訓，要改善我們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職能普遍沒有發揮，就是規劃和協調。這個規劃不是指制定指標，也不是指制定計劃，而是提供綜合性、長遠期的信息供業界參考。每個企業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現在的產業變得分工非常復雜，互相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公共產品和私用品中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中間地帶可能還會有所變化。在中國的情況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點。但是，有一些是肯定應該由企業做的，由市場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有作為，但是政府要做它應該做的事情。

政府應該作為而實際上不作為，缺點也非常明顯。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信息產業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

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投資整個就是個行政許可。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治，是有明確規定的，雖然這個規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范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向自己的關聯企業或是下屬企業，或是本地企業。這相當于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持一個企業就等于打擊別的企業。

轉型無止境

現在正在進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當然地，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盡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還有一個改造教育體系的問題。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談西方國家轉型時，都非常強調教育體系在中世紀后期的逐漸形成，以及所謂科學共同體的形成。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現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這方面秉持學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學值得關注。

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們是在放棄改革。

轉型是一個無止境的事情，比如說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臺幣放開以后，轉型告一段落。但現在面臨的是進一步轉型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轉型。

第五篇：讀吳敬璉文章有感

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

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常快，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