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吳敬璉我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

【財新網】（記者 胡舒立）“我對這個《決定》評價很高?！?3歲的吳敬璉一上來就如此評價。

這位經歷了改革35年全過程的經濟學家告訴財新記者，他已經反復讀了幾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稕Q定》的主要亮點，在他看來主要是“綱”，其中關于經濟改革有兩句話最重要：一句是“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另一句話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就是說，體制基礎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基礎，其他話是白說，“叫基礎性作用也好，叫決定性作用也好，都起不到作用。”

兩句話的大文章

“這就是個大文章了。怎么能夠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是個很大的文章?！眳蔷喘I說。

在他看來，至少要做這樣幾件事：

一是明晰產權制度基礎，如明晰土地產權、對民營資本保護等；二是要價格市場化，特別是要素價格市場化，這還遠未解決。“光是這一條，比如利率市場化，就是個大工程”；三是要反壟斷，特別是行政性壟斷；四是監管改革。此外，他還提到確保不同所有制企業能夠平等地使用生產要素，要劃分政府職能和邊界，實行“法不禁止，自由進入”的原則、司法公正，等等。“七八件大事，這些事，每個都是大文章”。

兩種挑戰

改革的可能挑戰，使吳敬璉特別強調執行層面的“智慧”。他說，未來必須克服各種障礙，將改革方案落到實處。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的構建和規則設定上，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改革推動的力量一方面要有勇氣，還要有智慧——所謂智慧，指的是要有專業水平和運作藝術。

在吳敬璉看來，改革的阻礙主要分為兩種，一是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一是來自利益方面的。他認為其中利益的問題更加實際。而對待利益問題，一方面要打破既得利益阻力，另一方面還要想些辦法，切實克服從舊的機制轉到新機制有實際的困難。他想得很具體：“比如說地方政府，給了農民更大的財產權力以后，地方政府就會發生償債危機，借的債怎么還？以后的財政收入從何而來？對于這些問題，一方面要想辦法打消他們的反對和阻礙，另一方面要幫他們解決現實問題?！?/p>

“比如，存款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系統估計會形成較大沖擊，因為高利差維持不住了。另外，如果說使貸款利率也上升，對主要借貸戶，如地方政府和企業，都會造成一定沖擊。如何在其承諾不反對改革、能支持改革的前提下，幫其解決困難。這還是必要的?！?/p>

因此，他認為在執行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如何解放思想

吳敬璉認為，在未來的改革中，意識形態障礙還是很大的，這就突顯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透露，比如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反對的人不少，有些人是當面反對，比較誠實地提出來?！斑€有許多人背后罵，都跳起來了?！?/p>

吳敬璉尖銳地指出，現在反對市場體制改革的思想很強大，與這些年輿論的錯誤導向有關。現在要靠做工作來逐步解決問題，要解放思想。吳敬璉說，當他在地方與省、市級干部，私下講，都認為中國非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不可。但到臺面上完全說另一套話，一是要看上面的眼色，二是市場改革對于官員現在的行事方式、權力應用、利益格式，沖擊太大。

“比如科技領域，經費完全是政府主導。誰拿到項目、優惠、補貼，完全是當地是黨政一把手說了算。所以說未來還需要非常深刻的改革。”

吳敬璉還特別強調在理解改革全局、解放思想的過程中，要堅持理性、專業性。

“法國大革命前有一種狀態，因為控制禁錮得太厲害，結果大家拼命用吸引眼球，甚至加點黃色的辦法說事。結果就像歷史記錄的，就是毫無治國經驗的一伙人變成了輿論的主要掌握者??”他認為新聞工作者還是要堅持專業精神。

國企改革:有好有遺憾

吳敬璉一直非常關心國企改革，今年6月習近平武漢就改革發表六點講話后，他曾多次向財新記者談及自己對“習六條”中的國企提法的關注。提起這次《決定》，他認為好的內容很多，也有遺憾。

他介紹說，陳清泰（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委書記）最近兩三年，一直提倡國資委從管企業變成管資本。這一主張進入《決定》，非常有意義。

吳敬璉還認為，《決定》強調界定國有企業功能，重視發揮其在公益性領域的作用，提倡混合經濟，決定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提高國企上交利潤的比例等，都是非常積極的內容。

他特別看重《決定》對非公有經濟要“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說法，而且對記者強調說，還有一句話很重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痹趨蔷喘I看來，這個“重要基礎”的說法，雖然沒有直接提“共產黨執政基礎”，但“實際上是一回事”了。

吳敬璉對國企改革部分的遺憾在于，他認為也有些地方照抄原來的話，還是強調對公有和非公經濟的“兩個毫不動搖”。他說，今年6月習近平武漢講話時，前一個（對國有經濟）“毫不動搖”已經改成了增大（國有經濟的）活力?！肮烙嬍怯懻撝杏腥苏J為不妥，所以又回到原來的提法了”。

《決定》重提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吳敬璉覺得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主導”。十四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主導是控制，但不是所有的領域、所有的時間都要同樣控制。十五大進一步明確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就可以。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到三個領域和一個行業，一是國家安全，二是自然壟斷，三是公益性，四是高新技術產業和重要行業中的骨干企業。他透露，關于第四條，當時起草小組的陳清泰不同意，與一位組織部門領導爭得很厲害，最后還是寫了進去。

“但這次行文沒有這一條，只說公益性的和自然壟斷?！眳蔷喘I認為是個進步。雖然“十六大兩個毫不動搖還是提出來了，但國企部分，畢竟還是改革是主基調，內容很多”。

“土改”與“法治”

吳敬璉對《決定》中的土改部分也相當贊許。他多年主張要建立競爭性市場，要明晰產權，土地制度改革正是關鍵一步?！斑@是競爭性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這個還是非常不錯的?！彼u論說。

在政治體制改革層面，吳敬璉認為《決定》中有兩條值得期許，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國家治理，“就不光是政府治理了，中間還說了激活社會組織，其實就是建設公民社會”；二是獨立行使檢察權和審判權?！?/p>

第二篇：《吳敬璉傳》讀后感

《吳敬璉傳》讀后感的確有點不可思議，20來歲了，看一本傳記書罕見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寫個書評、讀后感，而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必讀感，說得嚴重點，是一種使命感，作為90后，社會上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個人這么多年的經歷充滿了機會和挫折倒是真的，雖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說有得那就有失，確切說是失落，思想上的——沒有一種對社會思考得出來的完整體系感，非常強烈，甚至痛苦。

沒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吳敬璉傳》竟然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由此解開了我苦讀多本關于國情的經濟學讀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問題。

一個驅使我產生必讀感的背景在讀《吳敬璉傳》中逐步拉開了大幕——吳老是我的爺爺輩，父親和我所經歷的他都經歷過，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他也通過自己的顛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復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給了我們。

吳老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透過他的跌宕人生，我對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變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驚險，唏噓，快樂，痛苦，戲謔等的歷史其實是連續的，是有其內在脈搏的。

我想，這也正如作者吳曉波在接受《看天下》雜志采訪時所說：“其實我很早想要寫這本書，在2007年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因為我覺得吳老這個人本身的標志性很強。”是的，吳老作為一個學者，政府高參的個人身份看似很專業、很學術，與我們百姓緣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經歷，改良主義家庭背景，實業家的母親影響，周折人生與平靜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個普通人會隨著他的“口述史”而輾轉于華夏大地、古往今來，尤其是充滿了苦澀辛酸艱苦奮斗的建國后的歲月。

如果說建國前的吳敬璉是個熱血激進青年，建國后60年他充滿了思考、學習、挑戰、掙扎與拼搏。我在18歲前就是一個不問世事、不關心國是的封閉的學生，人性的善惡，社會的冷暖，世事的變遷，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現。這時，吳老在用他的學識、智慧、經驗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大師，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吳老經歷的一個個重大歷史爭鳴（從1964年到2009年，他參與了12場重要的歷史論戰）的時候，我為之感到驚心動魄，久久難以釋懷，那是一種何等的素養和情懷——不僅是學識就能負擔得起；

讀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專著，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會議、研討會我為之感到激動，那是一種何等的躬耕不輟，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乃至謾罵”和“間諜門事件”，他不被干擾，堅守信念，繼續工作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眼前。

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峰，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為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當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齡還在為建設一個更加進步、和諧、公平而有動力的現代化國家而奔忙。我們也有無奈，要解決自己的住房和事業?？墒?，與吳老相比，我們晚輩只有說：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會有結果，正如您所說的：歷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們更要效仿吳老之獨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這是否是作為當代人的閱讀收獲和啟發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撫卷沉思不已并對接下來要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計劃，這真是一件驚喜之事！尤其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認識得更加清晰，對未來的中國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三篇：吳敬璉 經濟轉型 南方周末

吳敬璉：經濟轉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吳敬璉 記錄整理：南方周末記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來源:

南方周末

吳敬璉曾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應通過三條路徑實現增長模式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PHOTOTEX/供圖

轉型理論不能成為一個框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

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一點已有很多論述。令人欣喜的是，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蘇南地區，最早響應中央要求，開始轉型探索。

各個地方的資源稟賦狀況不一樣，產業發展基礎不一樣，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樣，轉型的基本路徑也就不一樣，各有特色?，F在，轉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緊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經濟轉型的理論。

現在全國都在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都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但轉型現在從理論變成了政策結論，進而變成一個政治口號；甚至變成一個框架，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到底要轉變什么，反倒變得模糊起來?？芍^數典忘祖、引喻失義。

有一種說法是，轉變要從投資、外需轉向內需、消費方面。這當然是對的。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提法。但這些提法之間是什么關系？中心環節在哪里？從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們曾經兩次調整過國民經濟。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原來的提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計劃時仍堅持這個提法。但十五計劃實施過程中，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退出的趨勢逆轉了，比如開始對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獲取了幾十萬億的土地轉讓價差。各級政府用手中的資源去營造高速度的GDP增長。

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的任務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經濟建設要轉到以效益提高為基礎，這個基礎、前提卻完不成。轉型有這樣的蘇聯誤區和歷史教訓。

有人認為轉型很難，因為我們消費的比率太低、儲蓄率太高。實際上這樣的問題西方國家在19世紀時同樣遭遇。這是因為投資率太高，資本收入在整個的社會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響到了消費率。東亞國家經歷的危機即說明這一點。

我們的政府有些舉措刺激消費，比如削減農業稅、家電下鄉、各類補貼。但如果生產結構沒有改變，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將是抑制消費。你想想，政府這樣做，錢從哪來？那就加稅，而加稅的結果實際是抑制消費。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關于轉型的規劃已不是過去那種規劃，不是把政府計劃換個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論內容。

轉型規劃的體制障礙

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組織好經濟增長模式。各地方實際上是在組織了，可現在全國的情況是，轉型的招數雷同，結構雷同，相當地普遍。我們每一個地方應該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的狀況，根據自己的產業鏈發展基礎，還要研究世界發展的大勢，來確定自己增長轉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廣東，它的基礎是加工制造業企業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那么它的轉型實際上是以制造業為重點。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它有條件在某些產業上率先實現轉型。

制造業方面，廣東有兩個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個是改造，依據的是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的方法。另一個是根據當前世界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規律，尋求新突破，從中形成一些新的產業鏈。

而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兩大革命：一個是芯片的革命，中央處理器及其他芯片。一個是網絡的革命。現在的三網融合，會促成一場整個信息通訊產業的大革命、大調整。

組織經濟增長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們過去在支持產業升級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長補短的地方?，F在初步轉型已經上了軌道，就要考慮更長遠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無錫或者蘇南其他幾個城市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政府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跟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國的范圍來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

以往的教訓是，每次談及轉變，總是由政府來定規劃、定重點，然后政府來組織項目，組織人力、物力，定項目、定目標，然后技術攻關，再由國家的企業或者國有企業來進行產業的轉化。

其結果是，從一開始，人們制定職業性計劃時往往就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組織研究、攻關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科學、技術、發明遠遠落在外國人后面。但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極大改觀，現在的科學和技術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研究和開發經費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超過了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技術發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關的產業化卻是步

履維艱，沒有發展起來。有一些商品化、產業化了，但被叫做小老頭樹，老長不大，什么原因？體制。

目前，市場主體面臨四大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長作為政績好壞的主要考評標準。

第三，我們的財政體制不管是從收入方面還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員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稅收的一半是增值稅，而且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是跟物資生產部門直接聯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責任過度地下放給了地方，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社會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責任在縣級財政，更早時甚至在縣以下。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想盡辦法增大經濟總量，而不要考慮效率。否則，它的日子過不了。

第四點則是資源型生產要素的價格太低，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政府仍是轉型領導者

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現在，全國都在組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政府仍應起到一個領導者的作用。但是，要總結我們歷來的經驗教訓，要改善我們的方法?；镜木褪钦兴鶠椋兴粸椤?/p>

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職能普遍沒有發揮，就是規劃和協調。這個規劃不是指制定指標，也不是指制定計劃，而是提供綜合性、長遠期的信息供業界參考。每個企業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現在的產業變得分工非常復雜，互相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公共產品和私用品中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中間地帶可能還會有所變化。在中國的情況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點。但是，有一些是肯定應該由企業做的，由市場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有作為，但是政府要做它應該做的事情。

政府應該作為而實際上不作為，缺點也非常明顯。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信息產業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

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投資整個就是個行政許可。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治，是有明確規定的，雖然這個規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范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向自己的關聯企業或是下屬企業，或是本地企業。這相當于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持一個企業就等于打擊別的企業。

轉型無止境

現在正在進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當然地，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盡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還有一個改造教育體系的問題。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談西方國家轉型時，都非常強調教育體系在中世紀后期的逐漸形成，以及所謂科學共同體的形成。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F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這方面秉持學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學值得關注。

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們是在放棄改革。

轉型是一個無止境的事情，比如說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臺幣放開以后，轉型告一段落。但現在面臨的是進一步轉型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轉型。

第四篇：讀吳敬璉文章有感

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

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熬盼濉庇媱澨岢鲆獙崿F“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笆晃濉币巹澗V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傲ⅰ笔裁茨?？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欤瑤讉€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第五篇：吳敬璉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吳敬璉談中國體制性障礙：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資源配置權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財經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15條

經濟學家吳敬璉（來源：中新網）

過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現“兩難”困境的癥結所在，其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關鍵在于切實推進改革，正確發揮政府在轉型中的作用

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困境及其由來

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從短期來看相當不錯，2009年我們采取“擴需求、保增長”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為危機后回升最早的國家，超額實現了保增長的任務。

與此同時，這樣高強度的刺激政策，消極影響也不可小視。一方面，資源和環境超支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非常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由此，產生了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

現在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資產泡沫問題和通貨膨脹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泡沫一破裂，國家經濟就會出現困難。中國明顯存在這方面的危險。去年年底，中國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樂觀地認為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頭10個工作日銀行貸款就放了1萬億，政府也覺得這樣有問題;到了第二季度，開始采取緊縮措施，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明顯下滑，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加上地方財政問題，一旦嚴重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緊又不能松。松了，則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但一緊，增長速度就會下來，而且“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銀行不良資產會增加。房地產業在我們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既不能松又不能緊，這就是兩難困境。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境?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們用“三駕馬車”的說法去分析我們經濟的問題。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出口狀況也不理想，所以總需求就不足。我們驅動經濟的辦法就是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它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三駕馬車的思路來自凱恩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經濟發生不平衡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擴需求的辦法來解決。對凱恩斯來說，這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手段擴大需求，維持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這種框架可以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所以，依靠單純的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如果依據是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短期問題其實是受制于長期問題。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從而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其實，解決長期問題關鍵在于選擇一個有效的經濟增長模式。所謂有效經濟增長模式，就是在各種生產要素中，技術和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我們常常說，現在需要改變消費和儲蓄結構，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為消費結構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結構。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自然資源和資本主要是由誰來占有的?目前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價，差價主要由各級政府支配。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計算結果，這個差價在20-30萬億，還有人說是40萬億。另外，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結構上，一定是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這些要素擁有者的消費傾向都是比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或者經濟發展方式不改變，要提高消費的比重是相當困難的。當然有一種辦法就是增加國家收稅然后補貼給老百姓。但這又會出現稅收負擔增加的問題，此漲彼消，并不能從根本上起到拉動消費的作用。那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充分就業，提高技術、知識、信息在生產中的作用，才能夠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最終提高整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其實，最早對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馬克思。我們很多搞政治經濟學的人有一個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但是完全忘了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記住了一個結論，并不斷地重復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么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另外，勞動者收入相對地甚至絕對地下降，同時造成了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上述兩個基本規律導致馬克思得出了“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了”的結論。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所謂的中產階級就是白領，其人數、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國家到了20世紀中期以后社會雖然有很多動蕩，但是不像19世紀那樣風雨飄搖了。

我們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問題在于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就在于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里面總結了一下。比照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換的歷程做了一個表：

我們現在所謂的經濟發展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在這個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間完成。西方國家早期的增長模式就是主要靠資本積累，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但是在19世紀的60、70年代，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以至于使得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然而，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后發生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此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到了50年代以后，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術。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我們可以迎頭而上，但面臨的任務是從早期靠投資來拉動的增長模式轉向靠技術進步、信息化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

現在看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應該達成了一個共識。2月3日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提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個講話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梢?，黨中央已經看到了問題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緩。在十七大以后，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而不是像“九五”計劃、“十一五”規劃是作為政府來抓、來實施的事情。但是，當轉變發展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條以上的轉變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認為，核心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也就是在各個生產要素中降低對資金、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要靠技術進步、知識、信息帶動經濟發展。

這里順帶說一下出口問題。出口是由投資派生出來的。出口導向是東亞國家的發明。東亞國家都要提早實現工業化，所以在高速增長時期都是靠投資推動的，但是很快就會發現問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或遲或早會出現金融危機。東亞國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儲蓄不足的情況，用出口導向的政策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就維持了東亞國家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也是這樣，特別是在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出口導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來發生的問題一樣，其他采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要避免東亞國家出現的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模式，要轉向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點。

那么，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熬盼濉庇媱澨岢鲆獙崿F“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笆晃濉币巹澗V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傲ⅰ笔裁茨?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52.00-0.38%]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雙月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報告，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原刊《中國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