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吳敬璉：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權貴資本主義

吳敬璉：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權貴資本主義

6月1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表“新歷史起點，新改革征程”的主題演講。鳳凰網大學問發表演講內容，與廣大讀者分享。

吳敬璉認為，1984年是全面改革的歷史起點。中國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中國仍然是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體制，甚至有演化成權貴資本主義的風險。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2014年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吳敬璉認為，目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意識形態的阻礙、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以及舊體制和粗放發展方式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困難。

就如何深化改革，吳敬璉指出正確的方針就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于發生系統性危機，不至于崩盤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從根本上解決碰到的困難。在新的改革征程中，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毫不動搖地捍衛改革開放偉大旗幟的政治決心和魄力，以及高度的專業素養和運作藝術攻堅克難。

吳敬璉：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有《轉軌中國》等。

以下為演講內容精編：

舊體制不改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

首先我們要回憶一下20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決定，從此就開始全面改革。中間經過八十年代后期一個曲折，到了1992年黨的十四大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這輪改革，使得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筑了一個更高的歷史平臺，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

但是這仍然遺留了許多舊體制的因素，所謂舊體制我們通常把它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它并不是原來我們所理解的經過計劃進行資源配置，它的特點是保留著原來的行政手段干預，所以準確的說它還不能叫做計劃經濟，人們通常把它叫做命令經濟，或者叫統制經濟，所以它實際上是一個半市場經濟。所謂統制經濟遺留下兩個特點，一個是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占統治地位。另一個特點就是政府對經濟活動有多方面的干預，這樣就抑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夠起的作用。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這個決議說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許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要進一步推進改革來消除這種障礙。可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如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從一個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向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

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是一種過渡型經濟，既有過去的經濟制度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制度因素，存在此消彼長的問題。于是它就存在兩種可能的前途，一種前途就是舊體制的統制經濟的遺產逐漸被消除。政府從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提供公共服務的平臺。那么經濟體制就會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于一個以法治為基礎的，或者以法治支撐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性，舊體制的殘余變得越來越猖獗，就會造成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道路，因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和政治文化背景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會變成權貴資本主義。

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消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完善。但是經過這十年，回頭看這個決議執行得不好。大多數人認為主要原因是人們陶醉于21世紀初取得的改革成就，覺得沒有必要再進行改革，因為要繼續改革就要舍棄舊東西，影響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出現了改革的停頓，甚至在有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所謂倒退就是說原來由市場起作用的領域被政府代替了。這樣一來，舊經濟因素不但沒有消亡，反而強化了，原來存在的兩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一個問題是增長模式，或者叫做經濟發展模式。1995年制定的第9個五年計劃，要求從粗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提高效率，靠技術進步推動的經濟模式轉變。但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這個始終沒能成功轉型，而粗放的經濟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匱乏變得越來越嚴重，環境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宏觀經濟來說，就是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資產負債表中的負債率變得越來越高，蘊藏著系統性經濟危機的風險。

另一個問題就是腐敗。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因為有雙重的體制、雙重的價格，一部分價格是行政權力控制的，一部分價格是市場決定的，于是有權力背景的人利用這種雙軌制尋租，叫做官倒現象。到了二十一世紀，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種腐敗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強化。比如城市化加速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目前的土地產權制度下，就使政府掌握了規模非常大的資源。利用土地出讓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掌握在政府手里，這個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變得非常大。

政府加強了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管控，腐敗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因為權力有價，所以發展出買官賣官的現象，腐敗侵入到黨政軍的軀體之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滿。

十八大做出決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這個決定要求通過十六個方面的336項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這樣我們在今年就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那么，我們要做些什么事呢？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就是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336項的大部分都是環繞這個任務做出的，這一句話里面實際上有五個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政府配置資源是用兩個系統構建組織框架，一個系統是所謂條條，按行業的，另外一個系統是按塊塊的，按地區，這個一體化的市場，實際上是被條條塊塊所切斷了的碎片化的市場。我們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市場的規模越大，效率就越高。所以要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形成統一市場，但是中國的市場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要求。要建立統一市場，就要消除這種條塊的分割。

第二，它是開放的，我們現在的市場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開放的，是分等級的，有所謂的國企和集體企業享受政策支持，民企往往被看成異類。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對所有市場主題平等對待、一體開放的市場，他們能夠平等地獲取生產要素。

第三，就是競爭性，競爭性是市場的靈魂，但因為行政權力的干預，各種各樣有行政背景的壟斷出現，這個市場就缺乏競爭性，和權力的關系不同，在市場中不同主體的力量就不同，尤其是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更嚴重，所以要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第四，因為有各種權力的干預，中國的市場是無序的。經常是紅頭文件治國，而不是根據法律在統一規則的基礎上進行競爭。所謂有序的市場就是說市場體系是建立在規則基礎和法治基礎上。最后一條，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要進行其他各項改革。比如說建立法治，司法公正，審判獨立，這些都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有關。如果這些改革能夠順利，那么在2020年以前就能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

克服意識形態和特殊既得利益的障礙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非常好，但這并不等于說這個決議通過以后就萬事大吉了。實際上我們現在走上了一個新的改革征程，有很多艱難險阻需要克服，這些阻礙大概主要是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因為我國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是從蘇聯學來的經濟體制，而反映這套經濟社會體制的意識形態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至今沒有經過認真地清理。雖然這種影響在逐漸地消退，仍有一些人因為物質利益上的原因，打這個旗號。

當然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還是第二點，就是特殊的既得利益。應該說改革30多年來，確實有人在新的體制下靠他的努力獲得利益，不管是勤于勞動還是善于經營，這種利益并不會造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但也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取得利益，發財致富，我把它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它肯定會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

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權力正是他們發財致富的基礎，或者說是他們的通靈寶玉，自然是不愿意放棄的。二十一世紀以來，他們的勢力也變得非常強大，這就使得我們的進一步改革，一定會碰到這種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一些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因為中國經濟在帶病的體制下運作了很多年，所以就積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現在經濟發展和進一步改革的困難。

第一就是因為粗放的增長方式，大量的耗費資源，造成了資源嚴重的短缺，現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進口依存度都變得非常高。另外因為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化，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空氣和水都出了問題。

第二個就是需求乏力，一方面我們的貨幣流通總量過大，2001年貨幣流通總量才十幾萬億，現在卻超過110萬億。但在很多市場環節上都表現為需求不足，經濟增速下降。第三個就是產能過剩，企業經營困難，政府大量投資的結果造成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大量投資造成了產能增長更快，另一方面投資率太高，消費率就太低，所以最終需求不足。現在主要的產品幾乎找不到沒有產能不過剩的了。比如唐山鋼鐵的生產能力超過了歐洲各國的總量，但是銷不掉。所以鋼廠普遍變得虧損，造成國營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這個負債率根據去年的統計，國民的資產負債表或者叫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就超過了GDP的200%，一般認為這是一個警戒線。所以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它會造成整個市場系統的崩潰。

所以現在有兩種主要意見，一種意見說應該采取救市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認為不宜采取像2009年的強刺激政策。因為2009年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到現在還沒能消化。如果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話，投資的回報一定是遞減的。從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效果看，它確實是衰減的。盡管如此，最近這幾個星期主張采取刺激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了。

要解決這些困境，一方面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同時還要有巧妙的運作藝術。我們現在跟1984年和1994年的改革不一樣。1984年時，因為整個命令經濟處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只要采取一點改革措施，它就馬上能解放人們的創造力，提高人們的積極性。我們現在已經初步建立起了一個市場經濟體系，所以面臨的問題非常復雜，而且不斷有新的東西出現。比如影子銀行、網絡金融等問題，這都需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因為矛盾錯綜復雜，糾結在一起，所以你還是要有藝術，不可能四面出擊，而且要能夠研究出問題本質是什么，重點在什么地方，要很快地形成一個制度和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

總之我們要在新的政策上能夠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就需要攻堅克難，我想十八大那兩句話說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全面深化改革。那什么是政治勇氣，就是要毫不動搖地捍衛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要克服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克服來自既得利益的障礙，講政治智慧。

第二篇：《吳敬璉傳》讀后感

《吳敬璉傳》讀后感的確有點不可思議，20來歲了，看一本傳記書罕見地非常用心，倒不是一定要寫個書評、讀后感，而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必讀感，說得嚴重點，是一種使命感，作為90后，社會上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既得利益者，我個人這么多年的經歷充滿了機會和挫折倒是真的，雖然至今仍是一介半文人而已。如果說有得那就有失，確切說是失落，思想上的——沒有一種對社會思考得出來的完整體系感，非常強烈，甚至痛苦。

沒有想到，一本2010年初偶然得到的《吳敬璉傳》竟然讓我有茅塞頓開之感，由此解開了我苦讀多本關于國情的經濟學讀物而不解的很多思路上的問題。

一個驅使我產生必讀感的背景在讀《吳敬璉傳》中逐步拉開了大幕——吳老是我的爺爺輩，父親和我所經歷的他都經歷過，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的，他也通過自己的顛沛童年和少年生活，青年復旦才子等生涯展示給了我們。

吳老就是一面歷史的鏡子，透過他的跌宕人生，我對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變遷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是的，看上去令人感到平常，驚險，唏噓，快樂，痛苦，戲謔等的歷史其實是連續的，是有其內在脈搏的。

我想，這也正如作者吳曉波在接受《看天下》雜志采訪時所說：“其實我很早想要寫這本書，在2007年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因為我覺得吳老這個人本身的標志性很強。”是的，吳老作為一個學者，政府高參的個人身份看似很專業、很學術，與我們百姓緣分不深，但是他的人生經歷，改良主義家庭背景，實業家的母親影響，周折人生與平靜的家庭生活，令任何一個普通人會隨著他的“口述史”而輾轉于華夏大地、古往今來，尤其是充滿了苦澀辛酸艱苦奮斗的建國后的歲月。

如果說建國前的吳敬璉是個熱血激進青年，建國后60年他充滿了思考、學習、挑戰、掙扎與拼搏。我在18歲前就是一個不問世事、不關心國是的封閉的學生，人性的善惡，社會的冷暖，世事的變遷，人情的厚薄，都在一系列的平常小事中展現。這時，吳老在用他的學識、智慧、經驗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大師，人民福祉的真正思考者。

看到吳老經歷的一個個重大歷史爭鳴（從1964年到2009年，他參與了12場重要的歷史論戰）的時候，我為之感到驚心動魄，久久難以釋懷，那是一種何等的素養和情懷——不僅是學識就能負擔得起；

讀到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專著，參加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會議、研討會我為之感到激動，那是一種何等的躬耕不輟，孜孜以求；看到他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乃至謾罵”和“間諜門事件”，他不被干擾，堅守信念，繼續工作的身影就會浮現在我眼前。

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峰，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為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當然，他也有痛苦，他80高齡還在為建設一個更加進步、和諧、公平而有動力的現代化國家而奔忙。我們也有無奈，要解決自己的住房和事業。可是，與吳老相比，我們晚輩只有說：祝您晚年幸福，您的努力一定會有結果，正如您所說的：歷史是可能曲折的，但是一定向前。而且，我們更要效仿吳老之獨立思考、精研工作精神，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想，這是否是作為當代人的閱讀收獲和啟發呢？

至少，我是受益良多，撫卷沉思不已并對接下來要讀的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等有了更好的思路和計劃，這真是一件驚喜之事！尤其是，我對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認識得更加清晰，對未來的中國民生走向也更加有思路和信心。

第三篇：吳敬璉 經濟轉型 南方周末

吳敬璉：經濟轉型三件事

作者:

口述：吳敬璉 記錄整理：南方周末記者 舒眉

2010-08-18 21:15:10

來源:

南方周末

吳敬璉曾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應通過三條路徑實現增長模式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PHOTOTEX/供圖

轉型理論不能成為一個框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

保證中國穩定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一點已有很多論述。令人欣喜的是，以鄉鎮企業為基礎的蘇南地區，最早響應中央要求，開始轉型探索。

各個地方的資源稟賦狀況不一樣，產業發展基礎不一樣，歷史文化背景不一樣，轉型的基本路徑也就不一樣，各有特色。現在，轉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緊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經濟轉型的理論。

現在全國都在學習、踐行科學發展觀，都在進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但轉型現在從理論變成了政策結論，進而變成一個政治口號；甚至變成一個框架，什么東西都往里面裝。到底要轉變什么，反倒變得模糊起來。可謂數典忘祖、引喻失義。

有一種說法是，轉變要從投資、外需轉向內需、消費方面。這當然是對的。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提法。但這些提法之間是什么關系？中心環節在哪里？從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們曾經兩次調整過國民經濟。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原來的提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計劃時仍堅持這個提法。但十五計劃實施過程中，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退出的趨勢逆轉了，比如開始對國有土地資源的配置，獲取了幾十萬億的土地轉讓價差。各級政府用手中的資源去營造高速度的GDP增長。

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的任務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經濟建設要轉到以效益提高為基礎，這個基礎、前提卻完不成。轉型有這樣的蘇聯誤區和歷史教訓。

有人認為轉型很難，因為我們消費的比率太低、儲蓄率太高。實際上這樣的問題西方國家在19世紀時同樣遭遇。這是因為投資率太高，資本收入在整個的社會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響到了消費率。東亞國家經歷的危機即說明這一點。

我們的政府有些舉措刺激消費，比如削減農業稅、家電下鄉、各類補貼。但如果生產結構沒有改變，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將是抑制消費。你想想，政府這樣做，錢從哪來？那就加稅，而加稅的結果實際是抑制消費。

不搞懂經濟發展的理論，而是像吃快餐一樣只抓結論，不討論理論分析的過程，不討論歷史發展脈絡，就不可能明白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內容。關于轉型的規劃已不是過去那種規劃，不是把政府計劃換個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論內容。

轉型規劃的體制障礙

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組織好經濟增長模式。各地方實際上是在組織了，可現在全國的情況是，轉型的招數雷同，結構雷同，相當地普遍。我們每一個地方應該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的狀況，根據自己的產業鏈發展基礎，還要研究世界發展的大勢，來確定自己增長轉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廣東，它的基礎是加工制造業企業為主，外向型經濟為主。那么它的轉型實際上是以制造業為重點。在這個基礎上，我認為它有條件在某些產業上率先實現轉型。

制造業方面，廣東有兩個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個是改造，依據的是施振榮的微笑曲線的方法。另一個是根據當前世界技術和產業發展的規律，尋求新突破，從中形成一些新的產業鏈。

而我們現在正面臨著兩大革命：一個是芯片的革命，中央處理器及其他芯片。一個是網絡的革命。現在的三網融合，會促成一場整個信息通訊產業的大革命、大調整。

組織經濟增長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們過去在支持產業升級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長補短的地方。現在初步轉型已經上了軌道，就要考慮更長遠的問題，那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問題。

那么，接下來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職能轉變。無錫或者蘇南其他幾個城市就體現了這樣的特點，政府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跟市場化改革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國的范圍來看，政府職能轉變的問題還是比較大的。

以往的教訓是，每次談及轉變，總是由政府來定規劃、定重點，然后政府來組織項目，組織人力、物力，定項目、定目標，然后技術攻關，再由國家的企業或者國有企業來進行產業的轉化。

其結果是，從一開始，人們制定職業性計劃時往往就很難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組織研究、攻關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科學、技術、發明遠遠落在外國人后面。但是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情況已經極大改觀，現在的科學和技術人員數量世界第一，研究和開發經費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而超過了日本。有相當一部分技術發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關的產業化卻是步

履維艱，沒有發展起來。有一些商品化、產業化了，但被叫做小老頭樹，老長不大，什么原因？體制。

目前，市場主體面臨四大體制性障礙。第一是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太大，第二是把GDP增長作為政績好壞的主要考評標準。

第三，我們的財政體制不管是從收入方面還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員要把GDP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稅收的一半是增值稅，而且是生產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是跟物資生產部門直接聯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責任過度地下放給了地方，一個是義務教育，一個是社會保障。有70%以上的支出責任在縣級財政，更早時甚至在縣以下。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想盡辦法增大經濟總量，而不要考慮效率。否則，它的日子過不了。

第四點則是資源型生產要素的價格太低，電價、地價，現在還有外匯。這些生產要素價格太低，等于鼓勵用粗放型的方法來增加GDP。

政府仍是轉型領導者

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現在，全國都在組織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政府仍應起到一個領導者的作用。但是，要總結我們歷來的經驗教訓，要改善我們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職能普遍沒有發揮，就是規劃和協調。這個規劃不是指制定指標，也不是指制定計劃，而是提供綜合性、長遠期的信息供業界參考。每個企業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現在的產業變得分工非常復雜，互相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公共產品和私用品中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不同的情況之下這個中間地帶可能還會有所變化。在中國的情況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點。但是，有一些是肯定應該由企業做的，由市場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這并不等于說政府就無所作為；政府應該有作為，但是政府要做它應該做的事情。

政府應該作為而實際上不作為，缺點也非常明顯。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現在，政府在組織經濟方面，有四個方面不值得提倡。第一是指定技術路線。日本政府在信息產業方面的此種教訓非常深刻。

第二是設立了過多的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行政許可和變相的行政許可，可謂五花八門，有的叫審核制，有的叫備案制。投資整個就是個行政許可。市場經濟的原則本應是非禁止進入，即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進入。我們則是管得太多。關于民營經濟的“新36條”，有很多的進步，特別是明確了非禁止進入。但目前這還只是個文件規定，實際上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未打破。

第三，運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民經濟在哪些行業要控制，哪些領域要統治，是有明確規定的，雖然這個規定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范圍太大了一點。但有一些自然壟斷行業是不是應該由國家控制，這有爭論。而現在，國家實際上控制的領域，比十五屆四中全會規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門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門掌握著某一個基金，或者是某一個方面的準入控制，就把這個給向自己的關聯企業或是下屬企業，或是本地企業。這相當于政府直接進入了競爭，它要支持一個企業就等于打擊別的企業。

轉型無止境

現在正在進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當然地，政府要對一些新產品、一些既有社會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產品進行補貼。但這個補貼要盡量用補貼需方的方式。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發揮消費者主權，通過市場的辦法來篩選。

還有一個改造教育體系的問題。西蒙·史密斯·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在談西方國家轉型時，都非常強調教育體系在中世紀后期的逐漸形成，以及所謂科學共同體的形成。

我們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最大的問題就是行政化管理。現在正在進行去行政化的探索，這種探索一定要由政府來做，因為政府不開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學校內的教育體系應有一些革命性的變革。這方面秉持學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學值得關注。

革自己的命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論說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們是在放棄改革。

轉型是一個無止境的事情，比如說臺灣，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新臺幣放開以后，轉型告一段落。但現在面臨的是進一步轉型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轉型。

第四篇：吳敬璉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吳敬璉談中國體制性障礙：政府掌握太多重要資源配置權力

2010年10月08日 08:10財經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15條

經濟學家吳敬璉（來源：中新網）

過分倚重短期政策是出現“兩難”困境的癥結所在，其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關鍵在于切實推進改革，正確發揮政府在轉型中的作用

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兩難困境及其由來

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從短期來看相當不錯，2009年我們采取“擴需求、保增長”的政策取得了成效，成為危機后回升最早的國家，超額實現了保增長的任務。

與此同時，這樣高強度的刺激政策，消極影響也不可小視。一方面，資源和環境超支的惡果進一步顯現;另一方面，貨幣超發，資產負債表的再杠桿化問題非常突出，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加大。由此，產生了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

現在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刺激政策要不要退出?不退出，資產泡沫問題和通貨膨脹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泡沫一破裂，國家經濟就會出現困難。中國明顯存在這方面的危險。去年年底，中國率先走出了困境，大家很樂觀地認為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但是今年頭10個工作日銀行貸款就放了1萬億，政府也覺得這樣有問題;到了第二季度，開始采取緊縮措施，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明顯下滑，房地產市場搖搖欲墜，加上地方財政問題，一旦嚴重化，銀行的不良資產就可能增加。也就是說，宏觀經濟政策既不能緊又不能松。松了，則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問題加劇;但一緊，增長速度就會下來，而且“半拉子工程”會大量出現，銀行不良資產會增加。房地產業在我們經濟增長中不正常地起了太大的作用，而它的一動一靜又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既不能松又不能緊，這就是兩難困境。

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境?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通常，人們用“三駕馬車”的說法去分析我們經濟的問題。所謂三駕馬車，就是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出口狀況也不理想，所以總需求就不足。我們驅動經濟的辦法就是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把需求擴大了，它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三駕馬車的思路來自凱恩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經濟發生不平衡的原因是總需求不足，因此，就用擴需求的辦法來解決。對凱恩斯來說，這是一個短期分析的框架，采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短期調節手段擴大需求，維持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這種框架可以做經濟的長期分析。從長期來看，經濟發展還是要靠市場的綜合調節。所以，依靠單純的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如果依據是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那就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短期問題其實是受制于長期問題。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從而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出路在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其實，解決長期問題關鍵在于選擇一個有效的經濟增長模式。所謂有效經濟增長模式，就是在各種生產要素中，技術和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經濟增長就是生產的增長，它是主要生產要素在起作用，主要生產要素有四個：一是自然資源，二是技術，三是資本，四是勞動。原來我們所依靠的是自然資源(土地)和資本的投入。如果這兩個要素占主要地位，要想增加消費就不太可能。我們常常說，現在需要改變消費和儲蓄結構，提高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怎么才能提高?往往就是希望依靠政策支持，因為消費結構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結構。當生產主要靠資本的時候，資本所有者在整個收入分配中就會占很高的比重;當生產主要靠自然資源投入的時候，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在整個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比較大。自然資源和資本主要是由誰來占有的?目前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價，差價主要由各級政府支配。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計算結果，這個差價在20-30萬億，還有人說是40萬億。另外，資本的所有者主要是國家，然后是私企。在收入結構上，一定是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收入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這些要素擁有者的消費傾向都是比較低的。所以，依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改變，或者經濟發展方式不改變，要提高消費的比重是相當困難的。當然有一種辦法就是增加國家收稅然后補貼給老百姓。但這又會出現稅收負擔增加的問題，此漲彼消，并不能從根本上起到拉動消費的作用。那么增加消費有什么辦法?一個是增加就業，另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知識、技術的所有者是專業人士，如果他們的比重增加就會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而白領邊際消費傾向比資本所有者高得多。所以，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充分就業，提高技術、知識、信息在生產中的作用，才能夠增加普通勞動者和專業勞動者的收入，最終提高整個消費在經濟中的比重。

其實，最早對此做出分析的是150年前的馬克思。我們很多搞政治經濟學的人有一個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但是完全忘了馬克思是怎么分析的，只是記住了一個結論，并不斷地重復結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為什么資本主義要滅亡，因為在他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資本投入，結果就使得最終需求不斷萎縮，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另外，勞動者收入相對地甚至絕對地下降，同時造成了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上述兩個基本規律導致馬克思得出了“資本主義的喪鐘就要敲響了”的結論。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到現在，“垂而不死”，原因就是在19世紀末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根本性改變，主要是依靠技術進步來提高的。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中產階級”的出現和壯大。所謂的中產階級就是白領，其人數、地位、收入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西方國家到了20世紀中期以后社會雖然有很多動蕩，但是不像19世紀那樣風雨飄搖了。

我們要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根本問題在于想辦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點就在于提高技術、知識、信息這些生產要素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我在“十一五”的時候，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增長模式抉擇》，這里面總結了一下。比照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換的歷程做了一個表：

我們現在所謂的經濟發展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是在這個表的第二和第三、四之間完成。西方國家早期的增長模式就是主要靠資本積累，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但是在19世紀的60、70年代，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以至于使得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然而，就在1883年馬克思去世前后發生了第二次產業革命，此后西方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入到現在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最大特點就是不再依靠資本投入來驅動，而主要是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來推動。到了50年代以后，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主要又是靠信息技術。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我們可以迎頭而上，但面臨的任務是從早期靠投資來拉動的增長模式轉向靠技術進步、信息化帶動的增長模式轉變。

現在看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應該達成了一個共識。2月3日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研討班上，胡總書記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講話，提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個講話里他50次提出了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可見，黨中央已經看到了問題不但非常重要而且刻不容緩。在十七大以后，把轉變增長方式的口號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黨代會的決議，而不是像“九五”計劃、“十一五”規劃是作為政府來抓、來實施的事情。但是，當轉變發展方式成為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以后，很多地方列出10條以上的轉變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不太清楚到底要轉變什么、到底要抓什么。我認為，核心還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也就是在各個生產要素中降低對資金、自然資源投入的依賴性，要靠技術進步、知識、信息帶動經濟發展。

這里順帶說一下出口問題。出口是由投資派生出來的。出口導向是東亞國家的發明。東亞國家都要提早實現工業化，所以在高速增長時期都是靠投資推動的，但是很快就會發現問題，投資驅動的結果是或遲或早會出現金融危機。東亞國家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國等發達國家儲蓄不足的情況，用出口導向的政策來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這就維持了東亞國家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也是這樣，特別是在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出口導向政策用得很成功。但是正如日本后來發生的問題一樣，其他采用出口導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要避免東亞國家出現的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模式，要轉向依靠技術進步，提高效率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這是需要把握住的核心點。

那么，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

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常快，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52.00-0.38%]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

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

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是作者8月23日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雙月學術報告會”上所作的報告，根據錄音整理，略有刪節。原刊《中國發展觀察》)

第五篇：讀吳敬璉文章有感

轉變發展方式要從哪入手？第一，對于主要靠加工工業的發展來支撐高速增長的大部分沿海地區，要轉變增長模式和經濟發展方式，就要依托現有制造業的產業鏈盡量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發展服務業，即產業服務化。但不是說所有企業一下子就延伸到頭了，甚至還需要有做代工的企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一個是富士康，它轉型以后還是做代工；另一個是臺積電，它不做設計，只做芯片加工。但是，前后兩種代工并不一樣。最近很多報刊發表文章說中國還是需要簡單加工業，這是對富士康的誤解。富士康和臺積電都是臺灣掌握專利授權和專有技術最多的企業。

第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和前面一條不是絕然分開的。在傳統產業里面，只要在一個技術上突破就很快會從舊的加工業中脫穎而出。我本來對于我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也沒有強烈的意向和信心，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到各個地方去調研，發現我們接近世界前沿的技術很多。做了一些研究后發現，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因為外國人早就發現，雖然我們教育質量還是有問題，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數量最多；根據歐盟的報告，從2004年開始我們的研發費用也超過日本，列世界第二位，加上改革使得我們的體制機制得到進步，把生產力解放出來了以后，這種新技術使我們不斷地進步。但是讓我們感覺很失望的是，這種新技術往往在產業化過程中比較艱難，大部分企業都沒有很好地利用。但技術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別是2008年出現金融危機以后。根據經驗，每一次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調整，大調整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定會或大或少地出現技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然有一定的技術條件，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且有很好的制造業基礎，在一些產業面臨著革命性發展的時候就出現一些機會，就是能夠構建起我們自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我們最近調研發現，有幾個產業是有希望的，一個是信息通信產業，再就是新能源汽車中的動力電池。

現在轉變發展方式的情況怎么樣呢？中央號召以后，各省、市、縣都做了部署，采取了新的措施，但是效果差別很大。我接觸到的一些地方，蘇州、無錫、常州“十一五”早期就開始行動了。但是他們首先就遇到一個問題：當地大多是外資企業，而且研發機構都在境外。

當然，技術的溢出效應是不可阻擋的，可是它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承接的項目。而本土企業利用三年時間的發展，逐步進入了研發創新過程，使得產品變得有技術含量、有知識含量。所以，這三個地方在這一次金融危機情況下與別的地方比更具有生機。

還有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是“九五”計劃以后做的，已經出現了初步成效。廣東定了幾個發展重點，一個是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一個是電動汽車，一個是LED照明(半導體照明)。就先進的信息通信產業而言，他們覺得自己有兩個短板，一個短板是核心芯片沒有，另外一個就是液晶屏問題。為此，它就采取措施把短板補起來，最近取得突破性進展。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還停留在一般號召上，有些地方出現一哄而起、趕浪頭、同構化等值得注意的苗頭。不少的省級規劃、地級市的規劃、縣級市的規劃基本上是將發改委或者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換成了自己的，都發展什么戰略新興產業，如新能源等，但這個地方的優勢是什么、怎么能夠揚長避短想的少。本來是很好的設想，因為一哄而上，最后產業出問題了，光伏產業，風電就是這樣。我們的領導機關提出有保有壓，剛剛是保的產業，過兩天就變成壓的了。反復出現這樣一些問題，我們就要總結，其中有一個關鍵性問題就是，要明確實現產業轉型是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的，還是沿襲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關鍵是切實推進改革

過去走的老路對現在的影響很深。如果繼續走老路，它就免不了像過去那樣，由政府去審核攻關的項目，政府組織力量，政府指定研發單位，政府指定產業化責任機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是一個新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個是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個是體制的轉變。到了“十一五”再次提出“實現增長方式從資源投入驅動到效率提高驅動轉變”，或者是“由

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講了二十多年還是沒有轉變過來。“十一五”規劃綱要制定之前有一個大討論，提出癥結在于存在“體制性障礙”。大家討論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四條：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對土地、信貸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

第二，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考核標準。

第三，財政體制缺陷(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重要公共服務的支出責任過度下移等)，促使各級官員不能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在中國最重要的支出責任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義務教育，這兩個支出責任70%在縣。第四，市場沒有發揮作用，要素價格扭曲，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格扭曲鼓勵資源浪費。另外，我們感到前面講的是“破”的不夠，而這五年在執行“十一五”規劃的時候，真正感到“立”的不夠。“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勵創新和創業的制度環境還有待建立。30年來中國人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些先進技術的產業化進程步履維艱，有的技術干脆還沒有開始產業化就夭折在搖籃里，有些企業成了小老頭樹，就是長不大。這就是制度環境不佳導致的結果。而現在的技術發展非常快，幾個月、一年、兩年，你不能夠做強，人家就超過去了。一些很好的技術，如七、八年以前，合肥科大訊飛的語音合成技術在世界語音合成比賽上獲得第一名，曾經有德國專家對此產業鏈感嘆不已。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這個公司做不大。大概是三、四年以前，普通手機上都有可以讀短信的語音格式。如果在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下，這個語音合成技術就可以發展成一個非常大的產業。

像這種情況還不算太糟糕的，糟糕的是碰到了壟斷，甚至于干脆就把創新給扼殺了。因此，不僅是要有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還要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和社會輿論環境。硅谷精神里有一條叫容許失敗。當然最根本的，正如科斯所說：最能激勵創新、激勵創造性發揮的訣竅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本人所取得的報酬差別越小作用越大。

總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礙，還是建立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都有賴于改革。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性障礙，只有推進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基礎。這兩年，有個非常不好的現象是向舊體制回歸。對此，我們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擋住，不開倒車，切實往前推進改革。

政府如何在轉型中正確地發揮作用

21世紀以來，我們的改革推進的比較慢。這中間，不管是改革還是創造環境，還是推進轉型，政府確實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其如何發揮作用是一個重大問題。要真正讓政府發揮自己在推進轉型中的作用，前提是要推進自身改革。但必須明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政府在增長轉型上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產品，企業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

十三大提出，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第一句話還有爭議。政府怎么調節市場，含義是什么？第二句話沒有爭議，企業由市場引導的，不是由政府引導的。

具體來說，就有一個問題，作為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現在中央要求轉變增長方式，各級政府都重視起來了，過去許多不作為的地方政府開始作為了，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過去受人指責，廠家說政府不作為，但是現在出現的問題就不是原來的不作為，而是為所不當為。這個比較普遍的問題有五條。

第一，指定技術路線。這對產業的實質危險性很大。最大的教訓還是日本，當年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在整合高清技術電視的時候，認定了一條可模擬式，結果因為美國發明數字式而使得日本大量的資本和研究力量的投入全部泡湯，而且人類進入了數碼時代。第二，不要用行政指定、評定的方法去決定誰是先進企業，誰是先進個人。

第三，不要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本質上說，從事什么職業，從事什么活動，這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說為了公共利益需要禁止某一些人進入，那么需要通過立法來規范。所以市場經濟原則叫非禁即入，沒有法律明文禁止都可以自行進入。第四，不要利用行政權力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最后，政府不要介入“競爭后”的企業活動，補貼本地企業。

當然，政府需要有所為。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尤其是基礎科研體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術和組織競爭前開發；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補需方的方式對節能、環保產品進行補貼；第四，做好規劃和協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