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下一輪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

中國下一輪經濟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

在2012世界經濟展望論壇上發表演講。

由縮小收入差距與要素價格入手，推動財稅和國退民進等重點改革

對話動機

十八大為我國未來5-10年的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目標，一場更為復雜和艱難的改革也正在醞釀。十八大之前，我就在研究和思考下一輪經濟改革方向和路徑。近日，我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詳細闡述了革路線圖。

對于中國經濟的現狀，我認為有四個不平衡，即投資、消費、凈出口比例嚴重失衡;產業結構發展不協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嚴重失調;中國總儲蓄遠遠大于國內投資。夏斌為此建議的改革路線圖是，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價格“兩大核心”改革為“突破口”，并以此推動土地征地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財稅體制改革和國退民進四大重點改革。他認為，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時限要求上，原則上都應在2013年內完成。

沒有“頂層設計”很難推進改革

去年我提到，對當前我國經濟中的一系列問題，需要“頂層設計”。但也有人認為，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一是很難，經過30多年改革，容易改的都已改或者正在改，剩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二是會耽誤發展大局。面臨各種復雜的問題，如果缺乏事先總體的謀劃，純粹出于“問題導向”，推進A問題的改革，引出B問題的改革需求。以此類推，解決了B問題，再引出C、D問題的解決。前幾年的歷史已證明，四平八穩推改革，功效是不明顯的。我們充分估計到下一輪改革中利益格局調整將會更加艱難，加上未來改革中可能出現的意識形態爭論和短期經濟不穩定的糾結，很容易又會導致改革中的就易避難、“繞道走”現象。其結果就是，在國家綜合國力持續大幅提升的同時，國民仍是怨聲載道，中國經濟遇到的不可持續風險與挑戰仍未徹底解決。

況且，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結構調整和全球需求的萎縮還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間，這決定了給予中國靠持續結構扭曲、粗放式增長來解決國內問題的空間縮小了，時間不多了。

研究“頂層設計”，必須要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有準確把脈。當前經濟主要矛盾：

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近10年來投資、消費、凈出口比例嚴重失衡;產業結構發展不協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嚴重失調;中國總儲蓄遠遠大于國內投資。

相關結構問題的形成動因不僅僅局限于實體經濟本身。其他的重要原因，一是中國經濟正處于轉軌過程，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機制盡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得不到位，扭曲的市場信號對經濟結構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傳導與推動作用。二是與要素價格扭曲相配合，體現政府管制意圖的稅收因素、市場準入限制因素、國企壟斷因素和各種資源價格低廉的因素，同樣對經濟結構扭曲起到了傳導和推動作用。

所以，要糾正扭曲的結構，僅靠經濟體自身的運行是解決不了的，必須要糾正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的過渡干預，要重新討論政府干預在市場運行中的合理邊界問題。

須真心實意落實“新非公36條”

有人認為正在推進的城鎮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全球危機后，面對主要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國外需減少趨于常態化，50%左右的高投資已不可能長期持續，因此選擇“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的戰略，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是否意味著城鎮化就是進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城鎮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第一，農民要進城，農民工要像市民那樣，享受小孩幼兒園、學校、醫院、養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福利。有人測算，一農民工變市民，財政要掏8萬元，全國2.5億農民工，合計要掏20萬億元。即城鎮化意味著財政要拿出巨資。當然提高城鎮化率水平是個逐步的過程，分攤到當年財政的錢也是有限的。第二，農民工進城后要在城里住下來。住下來要有住房、要配有自來水、電、氣、道路、排污等設施。既要搞基礎設施建設，又要有錢投資。誰投?若政府資金不夠，民間資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導?這涉及“新非公36條”怎么去真正落實的問題。

第三，農民工進城后要長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兒、父母從鄉村接進城，就要有長期的收入?？渴裁?靠就業。全國除少數城鎮有條件去發展重大項目的第二產業投資外，廣大的中小城鎮更多的要靠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經濟。怎么發展?主要靠民間資金，靠中小企業，靠稅收、金融等政策引導，靠降低各種投資門檻，取消各種行政管制。一句話，必須去真心實意地落實“新非公36條”。由縮小收入差距與要素價格入手，推動財稅和國退民進等重點改革

決策者只要是堅持改革，不動搖、不停滯、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財政絕不是捉襟見肘的問題，而是會暴露一個“大窟窿”，會不得不倒逼財稅體制進行一場大改革。當財稅改革進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決定了，不得不從國企進一步提高分紅比例和出售部分國企股權為內容的“國退民進”改革中尋找出路。

下一輪全面經濟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價格“兩大核心”改革為“突破口”，并以此推動土地征地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財稅體制改革和國退民進四大重點改革。把土地增值收入歸還農民

縮小收入差距改革勢必要涉及一批利益集團。我認為，在全國城鄉，應盡快出臺已討論七八年的以“提低、控高、擴中”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方案。“方案”應像十八大報告提出“翻番”的量化目標那樣，必須要有具體量化的數據或比例目標。

第一，未來八年中，“提低、控高、擴中”必然涉及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最低養老標準、貧困救助線等扶弱內容;第二，明確逐年縮小城鄉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標;第三，為解決居民預防性儲蓄制定全面、逐步提高國民福利水平的各項社會保障的量化目標。這樣必然會引起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也可進一步倒逼財稅部門通盤考慮財稅體制的改革，制定中長期改革預算。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因長期負利率而形成的居民財產損失，也要求倒逼金融部門應結合宏觀調控需求，制定利率逐年市場化的改革方案。

其實收入分配改革中，城鄉差距是關鍵。在農村，要想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重點是必須依法進一步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把土地級差收入和長期增值收益真正歸還給農民。目前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超過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這是導致城鄉居民貧富差距拉大的顯著原因之一。

實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實際上只是要求在農村經營性用地、宅基地“確權、登記、領證”的工作基礎上，真正回歸落實十七屆三中全會早已確立的“建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兩大原則。改革政府壟斷經營土地制度，允許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租、出讓、入股、信托等多種方式進入市場。

土地出讓金驟減倒逼財稅改革

長期以來，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資金來源。如果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回歸農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就成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其實通過這一改革，財政可在規范、統一契稅、房產稅等稅種改革基礎上，形成合理的房產稅制度，增加一些財政收入。但另一方面，土地出讓金的驟然減少將大幅度減少城市建設資金。

按有關規定，在土地出讓金扣除土地交易成本后的土地出讓收益中，還必須按固定比例或非固定比例，計提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支出。若土地出讓金驟然減少，其結果不僅僅會影響地方城市建設，還將直接嚴重影響各地農村的教育、農業、水利建設等，絕大多數的地方財政將難以生存。最終必將會紛紛要求中央與地方財力和事權重新劃分，要求財稅體制改革。

再考慮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中新增的財政支出以及多年累積的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化解等因素，國家財政必然會難以維持下去。

決策者只要是堅持改革，不動搖、不停滯、不倒退，那么今后的財政絕不是捉襟見肘的問題，而是會暴露一個“大窟窿”，會不得不倒逼財稅體制進行一場大改革。當財稅改革進行到一定地步，收支缺口困境決定了，不得不從國企進一步提高分紅比例和出售部分國企股權為內容的“國退民進”改革中尋找出路。

只要堅持深化上述各項改革，未來的國家財政出現相當大的收支缺口肯定是難以避免的。而要真正解決此問題，最有可能實施的制度調整是動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大量現存資源，來推進市場經濟體制的最后形成，即財稅體制和國退民進的改革。

應打破政府對金融機構絕對控股

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社會保障改革等幾乎各領域的改革，其改革的結果，最后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收入與支出。此時如果財稅體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將難以進行。在本輪改革中，涉及面最廣、情況最復雜、歷時最長，最需要在短期急處理、中期有安排、長期有預期的改革，是財稅體制大改革。因此可以說，財稅體制改革是本輪改革中最難啃的“骨頭”之一。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在配合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和為穩定經濟發展而采取“積極財政政策”之時，認認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力與事權關系，適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測算中長期國家財政的收支缺口及動態變化，全面制定中國中長期財稅體制漸進改革方案，并在各項改革的動態過程中，及時修正方案。

不少反對國退民進改革的人認為這樣會影響執政基礎。我認為，逐步并適當降低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會影響執政基礎。為什么?縱觀世界各國，一國經濟健康運行，靠什么?一靠法律法

規制度健全，這是基礎;二靠宏觀調控政策得當，這起決定性作用。國有成分比重高，并不意味經濟增長必然快。民營成分比重低，也并不意味經濟增長必然慢。

強調“國退民進”，在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絲毫不影響加強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只是意味著：對“重要和關鍵”之外的行業與領域，應該有計劃地“退”;即使對“重要和關鍵”的行業領域，實施“控制力與影響力”仍要分門別類，未必對相關行業和領域都要實施百分之百的控股權或絕對的控股權。

改革從關鍵領域入手。比如，要堅決打破現有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機構幾乎為政府絕對控股，控股權益高達3.3萬億元的局面。要處理好國有企業進入房地產市場問題、高檔酒店、賓館、招待所等非主業投資，還要認真研究處置目前國有實體企業對40多家金融企業所持約2070億元的資本及權益。對各級地方政府及下屬的財政等部門持有的國企及地方金融機構股權，應參照中央國企及中央國有金融企業股權處置辦法實行。

改革方案今年內應完成具體說，在農村，重點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點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國家經濟制度層面，重點是財稅體制和“國退民進”改革。其中財稅體制和“國退民進”的改革，是最終決定這輪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沒有財稅制度的大改革，中國這一輪經濟改革之坎是邁不過去的。

當然也可以預料，“四大重點”的改革，將牽動各級政府與國民、各個領域與各個階層，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調整，情況相當復雜，也是最難解決的。因此，更需要決策者早早統籌安排。

在改革時機上，需要統籌安排。已有的教訓證明，改革中對政府有關部門不能沒有改革壓力，不能允許政府部門間“無時限”的“協調、磋商”現象長期存在下去。

根據全面改革內容“先后次序、輕重緩急”的不同，在改革方案制定的時限要求上，原則上都應在2013年內完成。具體可限定在3-9個月。根據改革內容的不同，有些方案設計本身并不難，難的是具體的執行過程，如利率市場化改革方案，個別資源的價格改革方案等。對此類方案的設計，要求在較短的時間內必須拿出。有些改革還需經大量的調查與研究，方案設計的時間可稍長些，如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從總體上說，各項方案之間要能銜接，形成統一的時間表。

統一的時間表制定后，具體的執行操作可根據不同的改革內容，確定不同的時間目標。但是原則上應在未來3-5年內，健全或基本健全中國整個市場經濟運行的機制與制度。能否取得這輪改革的最后成功，關鍵取決于決策者的戰略勇氣與歷史責任的擔當。

第二篇：中國經濟改革

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

被稱為“最后一個計劃經濟堡壘”的鐵道部，在共和國改革史上第二次被并入交通運輸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九龍治水”的局面，被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破題;互聯網飛速發展催生的復合多媒體方面的服務與管理，因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總署的合并而獲得全方位覆蓋。

大部制改革是政府對自己“動手術”，具體到相關部門，改革者就是被改革對象，因此容易形成“壯士難以斷腕”的局面。政治學中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首先，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人員會不斷膨脹，每個人都很忙，但組織效率卻越來越低下;其次，面對擁有的權力，官員希望增加部屬而不是對手，因此在選人用人時，一個官員會選擇兩個不如自己的屬下，以此類推，就會產生新的“庸政”和“懶政”。當下的政府改革簡政放權，大原則已然形成社會共識，但在具體落實中，依舊需要對這樣的情況保有警惕。

精簡部門的改革，如何避開行政人員“膨脹—精簡—再膨脹”的世界性行政機構改革難題?改革后怎樣有效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權力該下放的下放，但如何預防獲得管理權力的行業協會等滋生新的官僚主義?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即大部制改革如何跨越“帕金森定律”?

在此，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是“改革方式”問題。政府職能改革方案出臺后，應有強有力的制度保障措施跟上，明確各個政府機構的權責界限、人員規模、經費預算，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化，避免天然的擴張沖動。同時，應結合現實中的種種案例，查找政府職能的縫隙盲區，厘清社會管理的交叉點和重合點，提高對權力部門工作效率的監管，保證各職能部門責任上的無縫融合。

其次是“改革執行者”。機構職能重新劃分帶來的陣痛，必然要平攤到改革者的肩上，砍掉自身多余的手，還給市場和社會，不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大局意識和自我割舍的犧牲精神。堅定的改革執行者既要破除陳規陋習的阻礙，又要解決自己思想意識深處舍與得的矛盾，同時還要擔當歷史和社會賦予的責任，這樣的素質關乎改革的成敗。

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開宗明義：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本屆政府任期內還將削減行政審批項目三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見，政府對自身的改革沒有“過去完成時”，只有“現在進行時”，而跨越一個個“帕金森定律”式的改革險灘，實現民富國強，既要一往無前，又要冷靜審慎、科學應對。(武雪梅)

第三篇：中國經濟改革刻不容緩

中國經濟改革刻不容緩

英國《金融時報》 歐陽德 北京報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隨著快速而不均衡的增長給中國政府、銀行和企業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中國實施關鍵經濟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與以往相比，IMF有關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的警示意味更強烈。報告稱，中國日益迫切需要轉變其嚴重依賴信貸和投資的增長模式。

IMF表示，中國現有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正在制造脆弱性”，同時“盡管中國仍有抵御沖擊的有效緩沖器，但安全邊界正在逐漸消失”。今年3月上任的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已誓言加大改革努力，但尚未采取任何重大舉措。

IMF表示，有必要采取“一輪果敢措施”，以確保中國經濟繼續保持成功。該機構補充稱，當務之急是“遏制整體信貸增長，阻止金融行業進一步累積風險?！?/p>

中國社會融資總量的存量（衡量經濟中信貸總量的一種標準）自2009年初以來增加60%以上，顯示杠桿率上升，導致資產負債表狀況惡化。IMF表示，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這些信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非傳統的金融體系安排的。

“再加上增長放緩，這不能不令人發問：這是可持續的前進道路嗎？”IMF亞太部副主任馬庫斯?羅德勞爾(Markus Rodlauer)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6月，中國曾爆發一場“錢荒”，原因是中國央行不愿注入流動性，引發銀行間利率飆升，信貸市場短暫凍結。IMF表示，這場流動性緊縮顯示，中國央行有意遏制信貸擴張，抑制風險較高的放貸形式。但羅德勞爾表示，中國需要通過加快解除利率管制，來解決導致市場扭曲的根源問題。中國推動其經濟轉向消費拉動型模式的努力最近遭遇挫折。2011年，消費曾成為大于投資的增長貢獻因素，但2012年底的一輪小規模刺激逆轉了這個趨勢。IMF表示，“朝向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消費者的經濟的決定性轉變尚未發生。”

IMF還對中國政府的實際債務水平發出警告。據IMF測算，若計入政府融資工具和預算外基金的債務，去年“實際政府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5%。羅德勞爾表示，盡管這樣的債務負擔仍是可控的，但政府在財政上的回旋余地小于以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國出臺了巨大的刺激方案，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也引發債務激增。隨著中國經濟再度放緩，一些地方官員和企業呼吁推出新一輪刺激。IMF敦促中國中央政府繼續抵制此類呼聲。IMF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7.75%，明年將增長7.7%，這兩個預測都處于區間高端。但IMF表示，其預測面臨的下行風險在近幾周有所增加。譯者/和風

第四篇：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

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及應對

策略

學生姓名朱子敬

學號2120131512指導教師彭鴻斌

專業班級應用經濟學13研1班

學院管理與經濟學院

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摘要：1978年鄧小平創導的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與實踐探索，引領中國走上了一條堅持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強國道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經濟30年來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增長，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是30年來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改革緩慢、基本經濟制度不夠健全和鞏固、收入分配不均等，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產生極大的威脅，嚴重干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中國急需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來破除這些問題的干擾，使中國經濟能夠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經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中國經濟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研究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問題和難點，并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政策舉措。

關鍵字：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經濟體制、政府

一、引言

1978 年 11 月，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三十年來以 9%的速度持續增長，經濟的高速發展讓全世界矚目。中國在經濟領域先后超過了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近期有可能超過德國。中國如今持有的外匯儲備達到了兩萬多億美元，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頭銜已經非中國莫屬，還有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拋錨過的中國經濟快車，歷經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前后的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意大利被金融海嘯波及的悲慘境遇下，中國經濟卻沖破了各種金融的驚濤駭浪，沒有收到嚴重的沖擊。

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勢頭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可企及的，在經歷了最近一次的金融海嘯洗禮后，中國經濟依然能夠逆流而上，這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韌勁和巨大潛力。然而在這種種驚艷表現的后面隱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與能源消耗，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環境惡化嚴重，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三農問題日趨嚴重、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多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投資過熱而消費過冷，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過大等，這些問題嚴重威脅中國經濟，再拖下去，勢必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引爆中國的經濟危機。因此，中國必須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積極培育市場經濟體系，以保證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增長。

二、中國的改革歷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概可以分成五個階段：

1.初始改革階段。這一階段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革的重心在農村，農村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此相配套，實行了農產品調價、發展多種經營和集市貿易等措施。該階段，首先是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然后在1982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規定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2.全面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始，到1989年“**”**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變成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模式和“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模式。這一階段，改革的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由改革微觀轉向改革宏觀，由經濟領域擴展到科技、教育、文化、衛生、政治領域，改革進入了全面推進階段。

3.曲折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89年“**”**開始至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這一模式提出后，理論界堅持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重新活躍起來。與此同時，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部門出現了用行政計劃替代市場的現象，改革的市場化進程明顯受阻，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

4.深化改革階段。該階段從1992年 “南方談話”開始，到2002年十六大召開結束。這一階段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該階段，對國有經濟按照“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特別是把非公有制經濟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使非公有制經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放開了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建立了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加快了要素市場的培育步伐，尤其是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有了長足發展。

5.攻堅改革階段。該階段從2002年十六大召開開始，迄今尚未結束。這一階段比較容易的、淺層次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進入了比較困難的、更深層次的改革階段。這一階段改革越往前推進，難度也越大。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績：經過這些階段的改革，我們取得一些可喜的成就。

首先在制度方面，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已被基本廢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業已確立，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基本形成，市場體系初步建立，商品和服務價格改革基本到位，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宏觀調控體系初步建立，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

其次在經濟發展方面，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改革開放30年，我國年均經濟增長9.7%，而世界經濟同期只有3%左右的增長；綜合國力極大增強，2013年和1978年比，我國GDP由3645億元增加到56.8萬億元，在世界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2007年和1978年比，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7元提高到1378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3.7元提高到4140元，二者平均年增長7%左右.三、中國經濟改革存在的問題

1.制度方面

（1）基本經濟制度不夠健全和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雖然已經確立，但仍不夠健全和鞏固。一是國有經濟比重過大、戰線過長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二是集體經濟不斷萎縮；三是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陳舊觀念、錯誤理論還沒有得到完全清除。

（2）市場主體沒有完全到位。一是國有企業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大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國企產權改制方式不規范，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二是非國有企業包括個體私營企業機制不健全，經營不完善，國民待遇未能落實；三是農戶作為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沒有得到充分落實；四是大部分國有部門的職工和一部分農民的勞動力沒有進入市場。

（3）市場體系不健全。一是商品市場發育不健全；二是生產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市 場、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發育滯后；三是市場封鎖問題嚴重，全國統一市場尚未形成；四是市場壟斷現象突出；五是市場風險防范機制不健全；六是市場秩序紊亂，市場中介組織建設和市場法制建設亟待加強。

（4）分配體制改革滯后。一是財政支出結構與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不相適應；二是同一部門、同一單位內部平均分配現象依然嚴重；三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體制內與體制外之間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四是勞動收入所占比重過大，按多種要素貢獻參與分配收入所占比重過??；五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5）政府改革緩慢。一是政府仍以“全能者”自居，對經濟無所不管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二是政府重私人產品生產，輕公共產品生產和科教文衛事業發展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三是政府重微觀管理，輕宏觀管理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四是政府以直接管理為主，忽視間接管理的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五是政府行政層級過多，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一系列問題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

（6）對外開放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利用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的質量不高；二是對外開放的步伐不均衡，尤其是西部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步伐過緩；三是在“請進來”的同時，未能很好地實行“走出去”戰略；四是政府各級部門及各類企業適應世貿組織規則的能力有待提高；五是對外開放過程中的經濟風險防范機制亟待建立。

2.經濟方面

（1）經濟增長相對較快，經濟發展相對較慢。一是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二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除，特別是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業化水平。三是我國產業結構雖然有了較明顯的變化，但第三產業的發展落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四是國民經濟雖然獲得了高速增長，但整個社會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如居民的生活質量低下、嚴重的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等。

（2）政府投資相對較熱，民間投資相對較冷。我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存在冷熱不均的現象。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推動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國有企業、國立大學的投資是相對過熱的，而民營企業部門的投資大部分是過冷的。，雖然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30個年頭，我國政府依然控制著2/3的物質資源和資金資源。

（3）國力增強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改善相對較慢。改革開放30年來，盡管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較大的增強與改善。但相對而言，國力的增強要比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快一些。例如，2007年和1978年比，國家的財政收入由1132.3億元增加到5.13萬億元，增長了45.3倍；而同比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40.1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只增長了31.0倍。

(4)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較高，精神和政治生活水平相對較低。由于目前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仍然處于溫飽有余富裕不足的小康階段，所以人民群眾的所得不得不主要用于滿足維持生存需要的物質消費，而不能更多地從事精神消費。至于政治生活，雖然人民群眾享受到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比改革開放前多得多，但由于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致使人民群眾的政治需要難以得到應有的滿足。

四、中國的應對策略

1.調整改革重心。在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應該盡快把改革的重心從經濟基礎領域轉向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及社會文化體制。

2.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最終是要進行政治改革，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言：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3.轉變改革方式。過去30年奉行的循序漸進的改革方式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新時期改革面臨的任務和呈現的特征表明，繼續重復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將難以再現以往的輝煌。因此，借鑒國內外改革的經驗教訓，在改革方式上，應該把總體上的漸進與局部的激進結合起來，使改革既不操之過急，又不裹足不前，確保改革能夠在短期內取得重大突破，縮短改革周期，降低改革成本。用鄧小平的話說:改革的膽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

4.提高執政黨的改革能力。改革既是一門復雜的科學，又是一門高深的藝術。改革者的能力決定著改革的成敗。我國的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自上而下有序推進的。因此，新時期，我國的改革能否成功，關鍵取決于執政黨的改革能力。由于與初期的改革相比，攻堅階段的改革更具復雜性和藝術性，因此迫切要求提高執政黨的改革能力。

五、參考文獻

1.王小魯、樊綱、劉鵬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J].新華文摘

2.朱曉青：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J].新視野

3.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4.張宇: 科學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J]·經濟學動態

5.徐長玉: 當代中國經濟制度分析[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2014年中國改革路線圖

2014年中國改革路線圖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這一判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這一判斷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期待。那么中國社會將在改革元年改什么，又將如何去改，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讓我們感受到了改革元年的改革新氣象。李克強總理講，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這一宣示勾勒出了2014年中國經濟社會領域改革的路線圖。

7.5%：一個既推進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

關于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是7.5%左右，尤其是增加“左右”兩字更是意味深長。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告別了硬性保增長的階段，開始著眼于化解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以利于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

什么是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不科學的發展方式、不協調的經濟結構、不可持續的經濟驅動力、低效益的產業模式等等，所有這些疊加在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的大背景下，使得中國進入了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增長速度換擋期。要想縮短陣痛期，減緩換擋期引發的大起大落，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已經刻不容緩。

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社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要求已經20多年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性進展難說明顯。為什么？除了在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存在一些客觀困難外，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制約因素。

如果增長速度目標定得高，各級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降低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不僅會喪失一系列很實惠的利益，而且政績上也不好看。這樣就使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事實上成為了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尤其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因為舊產業關停是即時性的，當這些企業被關停之后，現有的這些經濟總量和經濟拉動速度當然也就隨之沒有了。可是，新產業的培育則是漸進性的。

新的企業從孵化、培育到真正能產出是要有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在過渡期產業空白不可避免導致經濟增長的減速。

所以，通過降低增長速度的目標，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戰略得以真正實踐營造空間，就成為了很重要的戰略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講，7.5%其實是一個既推進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這可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

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才能保持改革的熱度

李克強總理講，“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2014年的改革同樣要緊緊圍繞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展開，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

什么是群眾最期盼的領域？通過改革加強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讓公平正義得以彰顯，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在其中，就業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報告不僅提出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這兩大底線目標，讓人民群眾有業可就，有業可創，更進一步要求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使勞動者生活更加體面、更有尊嚴；收入是民生之源，政府工作報告把讓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感受到得實惠作為改革要求。這“普遍”兩字說來不難做到卻實屬不易，怎么辦？通過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等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社保是民生之基，民生改善不能只瞻前不顧后，沒有堅實的社保基礎就沒有真正高質量的民生改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通過建機制、補短板、兜底線，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為人們創業奮斗解除后顧之憂。

值得一提的是，“舌尖上的安全”這樣的大眾話語成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用詞，以及“建立從生產加工到流通消費的全程監管機制、社會共治制度和可追溯體系，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等等舉措，也凸顯了新一屆政府嚴守法規和標準，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的決心。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清醒面對改革的難度

全面深化改革千頭萬緒，要改的東西，如何權衡輕重緩急，如何選擇切入點與突破口，讓改革從宣示真正變成現實的行動，我們要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

什么是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現在來看，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掉錯裝在政府身上“多余的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讓全社會創造潛力充分釋放，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共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源配置方面，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資源的價格不再是什么權威部門說了算，而是在市場中讓市場定價，資源也不再是哪里級別高、哪里官位大就往哪里去，而是在市場中流動，聽從市場的召喚；在市場準入方面，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在更多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為民間資本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昔日為非公經濟所吐槽的“玻璃門”將會越來越少；更重要的是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從李克強總理“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以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等等話語中，我們看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決心。這一決心之所以可貴，在于它不僅要求政府不能再“亂干事”，還要求政府不能借機“不干事”，更要求政府必須“干好事”并且“多干好事”。這也就是為什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列起來講的深意所在。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共識可以推動改革的起步，但僅有共識尚不足以讓改革縱深推進。不論是發揮市場作用、保障市場主體平等還是規范政府權力，所有這些理念都不會有人反對、至少不會公開反對，但為什么有共識的改革依然很難呢？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要難，是已經固化的不公平正義利益格局在阻礙。如果我們不能化共識為決心、化共識為行動、化共識為制度，全方位地向利益固化的藩籬猛攻，改革是很難突破的。李克強總理所講的“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針對的就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