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幾個問題

淺析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幾個問題

堅持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領導，是一項根本性原則。因為，要“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充分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工作機關和代表機關的作用，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是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也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

1度、做好新形勢下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證”。

本篇論文主要談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必要性，二是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政策依據之完善和相關建議。

一、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必要性之分析

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它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額切身利益，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領導是極具必要性的。關于其必要性，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其一，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人類進步事業中的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飛躍，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毛澤東明確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

2能夠負擔的。”

其二，從憲法依據上看，我國憲法序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我國憲法序言還指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國憲法序言明確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的領導是題中應有之義。作為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對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來實現的。沒有黨對國家權力機關的領導，與黨的執政地位是相符合的。

其三，從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成績看，執政十五年來，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把四分五裂、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發展的新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我國人民的團結，社會的安定，民主的發展，國家的統一，都要靠黨的領導。

其四，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進入人均GDP從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發展階段時，社會經濟結構劇烈變化、利益矛盾不斷增加，需要正確應對各種社會矛盾，需要保持社會和諧。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人均GDP從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發展階段，歷史性地需要一個1 吳邦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2006年3月9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載《人民日報》2006年3月19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頁。

堅強的政治核心來領導國家發展。

我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關系和利益群體，形成了利益多元化、復雜化的格局。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物質利益矛盾大量出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而解決這些矛盾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這樣復雜的社會矛盾，這樣復雜的是社會關系，需要有一個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堅強的政治核心來領導，需要依靠立法有序地作出權威性、穩定性的調整和規范。

其五，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和發展的歷史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在長期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創建和發展起來的。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協會、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到抗日戰爭時期的參議會，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創建的政權組織形式。新中國成立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在長期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創建和發展起來的。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協會、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到抗日戰爭時期的參議會，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不同歷史時期創建的政權組織形式。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1954年憲法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至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得到確立。

其六，從與西方國家政黨與議會關系的比較來看，西方國家的政黨往往需要通過競選等方式在議會中取得領導地位。而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在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是先有中國共產黨，黨領導人民取得政權，然后建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服從黨的領導。在西方國家，特別是早期建立議會的國家，如英國、美國，是先有議會，后有政黨。政黨是在議會派別斗爭中產生的，并走向議會外，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活動，政黨與議會選舉緊密聯

3系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兩黨制或多黨制。”因此，在中國，共產黨對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是

一條基本的政治原則，黨領導人大立法是必然的結論。

其七，從黨對國家實施領導的主要方式看，黨對國家實施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的意志，通過黨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帶動廣大人民群眾，實現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按照上述要求，黨對國家的領導應主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途徑實現。因為只有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才能把黨的意志轉變為國家意志。

綜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偉大事業的領導核心，這是經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形成和充分證明了的，并已寫入憲法。人大及其常委會要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在依法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全面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這是做好人大工作始終要堅持的最重大的政治原則和最根本的政治保證。

二、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政策依據之完善和相關建議。

在任何一個國家，執政的政黨一旦推行了錯誤的政策，對一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對該國的立法，都將產生很不利的后果。特別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大環境下，所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立法領導的政策依據之完善是很有必要性的。3 陳高田：《論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載張恒山、李林等：《法治與黨的執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頁。

（一）正確的政策對立法的指引

毛澤東同志總結性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

4不可粗心大意。”

一個先進的政黨，必須緊跟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科學地分析社會矛盾，正確地制定政策，適時提出各個歷史階段的目標和任務，引領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立足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結成鞏固的工農聯盟，團結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奪取革命勝利的總政策和各項具體政策；在過渡時期，黨制定了逐步實現工業化，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制定了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實現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總政策和各項具體政策。

實踐證明，正是依靠這些正確政策，當領導人民完成了革命任務，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并繼續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勝利。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鞏固人民民主政權，保證人民當家做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依靠的也是這些正確政策。

當然，我國立法所依據的政策也有失誤之處，這會直接影響立法的成效。

與此相關，依據特定時期具體政策制定的法，其實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所依政策的正確程度。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按所有制標準制定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法、私營股份合作制企業法等，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就為統一的《公司法》等立法所取代。還有，按不同性質所立的《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也被后來統一的的《合同法》所取代。這些立法修改的背后，都與特定時期的政策依據息息相關，其實效也與這些政策的生命力息息相關。

總結以上這些立法中的問題，需要反思的是：我國立法中的黨的政策依據尤其是黨的具體政策依據在某種程度上，“一是為適應當時形勢需要，二是為調動有關方面的積極性。就

5是說，主要并非以具有穩定性、根本性的因素的綜合作用作為政策的根據。”為此，要完善

立法的政策依據，需要探尋穩定性的解決方案。其中，可行的方案之一早就存在，并且是由黨自身提出來的。

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發布的《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規定：在人民的新法律還沒有系統的發布之前，應該以共產黨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所發布的各種綱領、法律、條例、決議為依據。目前在人民法律還不完備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辦事原則應該是：有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之規定；無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新民主主義政策。

黨的一些政策具有彌補同一歷史時期立法之缺的作用。但是，作為黨的政策的升華的憲法、法律，是對此前成熟政策的歸納和凝練，有必要首次作為此后相關立法的重要依據。其次，在無法可依之時，在依據具體政策立法時，還要堅持以黨的總決策、基本政策作指導，這樣有利于把握立法活動的原則和方向。

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黨的真正的優勢要表現在群眾擁護上。黨要保持在政治上的優勢，關鍵要保證黨的政策的的正確性，這樣才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鑒于此，黨在制定政策、作出立法決策用以指導立法的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揚民主，發揮廣大人民群眾、黨外人士、專家學者等的作用，充分尊重他們對黨的政策在實踐中的貫徹所提出的完善意見，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頁。周旺生：《中國立法改革三策：法治、體制、決策》，載《北京大學學報》1995年第五期。

使黨的政策更加正確，依靠正確的政策指導立法。

用黨的正確政策指導立法工作，這是中國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立法要依靠正確的政策，但政策正確與否離不開觀念上的認定，客觀上是否正確則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需要經歷歷史的檢驗。因此，對正確政策的認定和檢驗的過程，并不是一勞永逸的。黨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和形勢需要制定出相應政策后，還要建立政策糾正機制，還要及時領導修改已過時的法律規定，以減少新的政策同過時法律規定間的脫節和不一。

（二）黨的政策的法律化是實現依法執政的需要

黨的政策是黨執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各項事業的重要措施，是黨進行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式。但是，與法律的規范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相比較，政策雖然有靈活性、及時性之便利，但是也有隨意性、不確定性、不規范性等不足。因此，黨實現執政，固然十分需要發揮政策的作用，也要看到其制定中缺乏規范性和實施中缺乏權威性和保障性的不足，在可行的條件下，需要及時將政策上升為法律并通過法律進行執政。

“執政黨的政策是社會一部分有高度組織性的人員的決策結果，卻要用來引導、要求或者規范社會的全體成員。這種以非國家的規范形式治理國家、以少部分人的決策來規范、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的政治統治，必須以法律化的方式來實現，才是最穩妥、最符合民主憲政

6要求的選擇。”

從形式合法性角度看，黨的政策的法律化過程，是黨的執政取得合法性的過程，是人民群眾接受黨的執政的過程。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將黨的政策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法律，使政策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人民的認可和接受，應是一種貫徹政策的最好的方式。

從實質上看，政策法律化的過程也是黨的執政經受人民考驗的過程。“一個真正代表民

7意的政黨，其政策在法律化過程中是不會被從根本上否定的。”

法律是實踐證明正確的、成熟的、需要長期執行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黨的政策上升為法律不是一個簡單的復制或移植式的操作，這是一項經過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動。只有經過審議、表決，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遵循一定的立法技術要求，黨的政策最終才能升華為法律，黨的政策才具有國家意志性，才能取得實施的強制保障性。

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在執政以后的相當長時間內還不善于將自己的政策主張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表現為人民意志的法律，不善于通過實施法律的方式去貫徹自己的政策主張，8而是習慣于發布黨內文件，要求各級黨政機關直接貫徹黨的會議決議、決定和指示。”

綜上，推進黨的政策的法律化和按照法律化后的規則治國理政，這是依法執政的要求，也是使正確政策穩定化和得到制度化保障之必須。

（三）從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走向主要依靠法律

在建國之初，我國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國家，當時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歷史性任務，決定了不可能通過一系列法律程序制度出各種法律來鞏固國家政權。當時，制定了一些法律，但在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許多領域，主要是依靠黨的政策來治理。然而，事實上，依靠政策來治國理政的基本局面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期。

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逐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政治體制逐步朝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方向改革，法律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標志著我國開始步入主要依靠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的歷史新時期。

往后，在治國理政中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在正確的政策指導下制6 李林：《憲政與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載張恒山、李林等：《法治與黨的執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頁。同上注，第168頁。石泰峰、張恒山：《論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一期。

定的法律，首先要得到尊重和執行，這也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立法的一個重要方面。

（四）主要依靠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漸完備

“從中國情況看，對同一問題的規定，先有法而后有政策的情況是沒有的，但不能絕

9對化地將立法與實踐經驗的關系，看成一定要先有實踐經驗而后才能立法。”在正確的政策

指引下進行立法，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不必一定要先有實踐經驗而后才進行立法。立法貴在及時，貴在適時。與此同時，鑒于立法的復雜性和程序的規定性，政策的法律化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漸完備。

以立法的形式為例。立法是對社會關系的調整，社會關系是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是多元多樣的，社會關系候總需要立法調整的事項并不是單一的某一立法形式所能回應和覆蓋的。一般而言，應將涉及全局的宏觀問題以法律形式予以確定。將中觀問題通過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形式予以規范，將微觀問題更多地交由社會自治組織、市場自律組織等社會主體通過行業規則、市場慣例等加以規范，節省成本，解決問題，積累經驗，總結提升，穩步推進，逐漸完備。

在中國，加強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領導是很有必要性的，不論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地位、性質和作用等等，還從立法的目的、意義等各個方面看。我們現在要做的能做的就是怎樣為實現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正確領導建言獻策。周旺生：《立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頁。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對立法的影響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立法始終是政治舞臺上最尖刻、最具分量和挑戰性的角色。而此種意義上的立法理念在中國社會的理解幾乎完全不同，歷代的立法實踐亂無頭緒。1949年國民黨法制體系徹底崩潰，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立法理念和實踐模式遭到排斥，剩下的只是完全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和意識形態重建社會主義立法制度了。在這個制度下，“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⑴，首先表征了黨作為法律締造者主體的身份，在中國共產黨扶持下的立法必然主動或被動地服從黨的權威。而在現實中，由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長期慣例及黨的內部規則的存在，使得黨對立法的影響也并不完全由法律規定，因而黨對我國立法的影響表現形式多樣。筆者歸納了以下幾點：

1、黨中央提出立法建議

我國現行憲法第64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或者1/5以上的全國人大有權提議修改憲法。而在實踐中，通常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首先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案，然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1/5以上的全國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國人大提出正式的憲法修改草案。⑵1995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國務院根據這個精神，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制定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提請1996年3月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這次全國人大會議經過審議，通過了這個綱要。⑶而且，1985年司法部部長鄒瑜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對《關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草案）》所做的說明也清楚地描述了第一個五年全民普法運動建議出臺的原因是由于“幾年來，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強調了這個問題”⑷因此，黨可以通過這種影響立法決策、立法規則的權力從而使得黨的立法主張至少可以進入立法程序，為成為國家意志提供可能。

2、黨中央對重要法案的事先批準和審查

黨中央一直遵循著慣例所確定的模糊不定的基本原則，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法律，凡帶重大原則性質的，事先報黨中央批準；黨中央主要確定所立法案的指導思想及重大原則問題，而不是事物巨細。

我們可以在1991年黨中央《關于加強對國家立法工作領導的若干意見》的文件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肯定。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份確定黨中央立法介入的范圍和程序的文件。黨中央對立法過程介入分四種情形：①憲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別重大的經濟、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請全國人大審議前，都須經過黨中央政治局（或黨委）與中央全會的審議；其他法定機關提出的修憲議案，也需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或全國人大中的黨的領導小組報送黨中央審定；②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立法思想和原則呈報黨中央審批；③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審議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呈報黨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審批；④中央對法律起草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凡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全國人大黨委會黨組報中央審批，其他部門起草的法律草案需報全國人大審議的，也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統一報中央審批。⑸這一文件從決策上講，規定的都是“立什么法，怎樣立，為什么立”的問題，這些問題可比人大當“橡皮圖章”有意義得多也有影響力的多，而該文件也顯然有將黨在立法中的地位、功能明確下來甚至正式下來的意圖。[!--empirenews.page--]

3、控制人大代表的比例與名額

我國的選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我國選舉制度的運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揮其作用的和功效的”。⑹“在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中，共產黨在比例上占優勢，而民主黨派與非黨人士比例，原則上反映了我國黨派關系的實際”。⑺筆者從《人民日報》統計的歷屆人大代表比例分析表中發現，無論哪屆人大，中共黨員所占比例總是絕對多數，第一屆為54.49%，第二屆為57.75%，第三屆為54.83%，第四屆為76.8%，第五屆72.78%，第六屆為62.5%，第七屆為66.9%，第八屆為68.4%，第九屆為71.5%.⑻而人大代表中的黨員“必須遵守黨的紀律，發言、表決都不能違反黨的方針、政策、決議、指示。”“代表??首先是黨員，不能因為當了代表就可以不遵守黨紀。黨當然不能對所有代表發號施令，但作為黨員，不管你是代表也好，政府組成人員也好，都得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⑼而事實上，在每次人大開會前，人大代表中的共產黨員都被要求參加“組織生活”，聽取黨組織傳達的中央精神，領會中央立法意圖。而中國共產黨是依前蘇聯模式建立的高度集權的政黨，沒有對黨的絕對忠誠是不可能成為黨員的，所以黨員在政治上是絕對服從上級的。盡管近些年黨對人大黨員代表的紀律約束有所松動，但仍未妨礙黨在立法時貫徹其意圖。所以至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未否決一項黨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沒有哪一部法律未經黨中央批準而在全國人大或常委會中通過的。

4、黨中央向國家機構推薦重要干部擔任重要公職

黨中央直接干涉人大立法工作畢竟“名不正言不順”，但是要實現黨對立法工作領導的合法化，就需要一個公開的途徑，即“推薦”制度。“推薦”制度一直是執政黨控制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機構的主要手段，而“作為國家機構的首長，可以不接受黨委的命令；作為黨員，不能不接受黨委的命令”。⑽黨把經過考察后的優秀黨員選派到各部門、各級政府以及重要的人民團體、社會團體擔任領導干部，而且在“推薦”“選派”日益演化為“人事任免”的趨勢下，黨不僅實現了其對立法的影響力，而且也實現了對這些重要部門的合法領導。

在全國人大中，直接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控制的干部名單包括委員長及副委員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委員，個專門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而在全國人大立法中其核心作用的委員長會議的成員就是委員長、副委員長和秘書長，委員長會議決定所有提交給代表大會和常委會的議案，決定常委會的立法程序，決定常委會的人事任免。⑾當然，起立法核心作用的委員長會議，實際上也只是形式上討論常委會黨組已經決定的事項，而黨組是絕對將非黨人士的副委員長排除在外的。

5、黨中央對各級國家機構中的黨組織有直接控制力

黨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重要 制度之一。現行黨章規定：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成立黨組，由該機關中負責工作的黨員組成；黨組成員不由黨員代表大會產生，而是由批準黨組成立的上級黨委指定，黨組成員服從上級黨委的領導。[!--empirenews.page--] 無論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均有各級黨組存在。具體到人大來講，各級人大雖然是所轄區內最高權力機關，但人大常委會都有黨組領導，黨組又受上一級黨委領導，所以事實上各級人大是在同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同級黨委可以對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黨組發布指示、命令并指導工作，而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黨組須得向同級黨委積極匯報工作、請示和報告工作。因此，當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時，對黨中央意圖不清楚，可用“請求”方式要求黨中央對該政策或指導進行明示、再肯定或解釋含義，從而形成“自上而下”的過程。

由于黨組這一形式的存在，法律法規與黨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混同，黨中央可以把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意見”、“報告”以“轉批”、“轉發”形式，迅速將人大立法變為黨內文件或將黨內文件變為法律規范。例如，1986年12月8日《黨中央辦公廳轉發〈關于縣級以下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實際上就是把人大的立法轉變為黨內文件。1986年11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提出《意見》，對1986年換屆選舉作出非常詳細規定，內容就是對當時《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解釋與修改（其中甚至包括與當時《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相沖突的內容），從法理上講就是一項“立法”草案。而在同年11月15日-12月2日召開的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上就通過了關于修改《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的決定。而后的12月25日黨中央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聯合發布《關于縣、鄉兩級換屆選舉工作一些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當年的選舉“堅決按照中辦發（1986）36號文件精神”（即12月8日的“通知”）辦理。如此做法使得中辦（1986）36號文件在法律和事實上有了法定約束力。⑿

6、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變為國家意志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提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黨對國家事務實行政治領導的基本方式是使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轉變為國家意志。⒀所以，作為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雖然在法理上能制定憲法和法律并有權追究政黨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但是在實際政治體制中人大卻必須接受黨領導人大的“默示權力”。⒁所以，有些學者認為“法律”只不過是“政策”這個巨人的影子。⒂例如，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到了黨的十二大，黨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這一重要的基本政治原則；1982年憲法修改時就將各政黨都必須守法的法治原則確定在憲法中了。

近年來，人大的領導人在談到黨與立法關系時總是強調，“要以黨的重要指導思想為指導”，自覺接受黨的領導。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李鵬在2000年9月28日“全國省級人大常委會主任研討班”講話時強調，“三個代表”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指導思想。他回顧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憲法幾次修改后說，每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全國人大都把大會提出的黨的重要主張和方針政策通過法定程序載入憲法，變成國家和人民的意志。這充分體現了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也體現了人大工作自覺接受黨的領導。⒃他在2000年11月2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會議”中也要求“立法工作自覺接受黨的領導”。⒄作為我國立法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在中國政府過程中不斷增強其作用，但是其威望的提高、作用的增強并不是在共產黨作用和權威缺失的條件下發生的。恰恰相反，這種地位的提升是共產黨重視并提攜的結果。在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黨的第二號領導人李鵬當選委員長。截至2000年11月2號，李鵬所[!--empirenews.page--] 領導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就已經通過法律及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57件，最重要的在他的任期內通過了豎立人大權威的《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立法機構的活躍只是為了更好的實現執政黨政治、經濟和社會統治的功能，人大和執政黨的關系一直沒有跳出“形式和內容”的范疇。我國的執政黨實際上已把國家機關的權力統一于全身，而且掌握著軍事力量，決定著利益表達、綜合、決策和執行的全過程，它已不同于世界各國中的一般意義上的政黨，相當于國家組織卻又超越了國家組織。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般特征，也體現了中國自己的特點。

第三篇：見義勇為立法問題

淺談“見義勇為”立法問題

見義勇為歷來為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而見義勇為者更是以其自身的高格調倍受尊崇，這也在無形中影響社會的道德的發展。“向善”，是大多數人普遍的學習方法也是提高自身修養的捷徑。所以社會整體風貌的形成離不開社會個體行為的進步。今天，傳統道德觀念漸漸淡化社會冷漠問題愈演愈烈。前不久的“小悅悅事件”把見義勇為問題帶到了風口浪尖，由此引發了對見義勇為行為的立法問題的討論。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也有一定觀點。我認為見義勇為本身就是一個道德層次上問題，見義勇為本身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高要求，如果我們再把它法律化勢必會引起相反的結果不但沒法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質而且很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不滿情緒產生更多的社會矛盾。

首先，“見義勇為”的現代漢語釋義為“看到正義的事，就勇敢的去做”從這個釋義上看，見義勇為的能動性很強，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見解去衡量什么是“正義”，選擇自己認為是正義的事去做，當然如果人們不去做某件事我們也沒有權利去指責別人。見義勇為是一個道德上的高標準，與我們普通大眾來說這么高的要求不是每個都能夠做到。所以，如果將見義勇為這個高標準的行為規定為法律義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公民自由權的限制這也是不符合憲法要求的做法那就更談不上要收獲成果的目標了。

其次，見義勇為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風險性我們在選擇的時候總是有著這樣或那樣問題。如果見義勇為是一個法定義務那么當我們看到遇到一件我們可能會受到一定損失的事我們是該冒著自身的危險去見義勇為，還是該維護自身的利益呢？我想多數人會站在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選自己的行為，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時又違反了公民的法定義務這樣不僅不能改變社會冷漠現狀還會加深公民與國家之家的矛盾。所以，見義勇為立法問題我們要多方面去考慮不能一面提倡保護公民的自由權、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一面又將這樣一種與憲法精神沖突的行為確定為法律義務。

一部分人認為應該把見義勇為規定為法律義務也是有道理的，我們都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如果我們將見義勇為規定為法律義務可以把見義勇為問題從高高的道德層次是拉下來，會使社會的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這種觀點有一定的說服性，但是千年以來形成的道德觀不是一個簡單的立法就能夠調整的。思想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們想改變長期以來小農經濟形成的自私、自立的思想觀念就得從思想教育的角度出發思想指導實踐，只有每個人都能把見義勇為當成是一種習慣才能從根本上根除社會冷漠加劇的弊病，表面的行動只能是隔靴搔癢。

綜上所訴，想要改變當前的社會現狀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我們更呼吁有能力見義勇為的人要積極的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見義勇為群體增加了才能更好的引導社會向著溫暖社會的方向進步。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對國家事務領導的主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事務領導的主要方式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這三種領導方式是統一不可分的，堅持黨的領導，就是要堅持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1.政治領導——政治領導，即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我國國情，制定黨的綱領、路線，確定奮斗目標，并通過法定程序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成為全體人民共同遵循的規范。黨的政治領導主要依靠法律實現，依法執政，以確保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2.黨的思想領導——思想領導，即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黨員和人民群眾，不斷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使其懂得黨的綱領和路線，懂得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并自覺地貫徹執行。

3.黨的組織領導——組織領導，即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以廣大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來帶動和影響人民群眾，從組織上保證黨的綱領、路線，國家的憲法、法律付諸實施；培養、選拔、考核和監督干部，并向國家機關推薦德才兼備的干部，以成功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三種領導方式是統一不可分割的。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這三種方式是統一不可分割的。其中，政治領導是根本，思想領導是靈魂，組織領導是保證。堅持黨的領導，就要堅持這三個方面的統一，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廢。

第五篇：你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腐敗有信心嗎？

你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反腐敗有信心嗎？

有信心，腐敗問題短時間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一步一步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急功近利，那樣只能適得其反。中國共產黨也正是在一步步來進行反腐敗，不管官級大小只要是貪官定會嚴肅處理，我們可以看到黨反腐敗的決心，黨也正從完善制度、法律等各個方面來進行反腐敗，所以我們對共產黨反腐敗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