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地方官員政治態度的調查與分析

從政治體制的內外因素來探討政治改革和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視角。很多人會問，體制內的干部隊伍究竟能否成為政治改革和發展的推進力量？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現狀和政治改革等問題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迫切，但同時他們仍然認同現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筆者認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現行體制中歡迎政治改革的體制內資源與動力呈現出強化趨勢，這正是各地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體制資源與干部代謝

2003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提出，要關注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基礎問題。有學者表示：“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文本制度中，本來就有許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區級人大代表的競選“激活了”它[5]。筆者在以“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問題”為主題的發言中提出：“我們不能把體制內官員看作鐵板一塊，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發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政治文明與中國政治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洪朝輝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理論家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解釋與預測無不失敗[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線性思維”；這種思維的一個特點是將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當作被否定的對象，對其自我轉型的空間和中共政治創新的能力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干實踐中，從村民自治的深化，到鄉鎮長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競選和縣（區）長“公推公選”的實驗，從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自由候選人”的參選，到《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均顯示出“體制資源”與動力的作用。那么，能否從這些個案的出現來推論其全局性意義呢？顯然，個案本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換一個角度，從分析地方官員的政治態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認識究竟是怎樣的，他們當中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推進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境外學者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了官僚隊伍的受教育水平和專業背景的變遷，也提出了相應的理論解說[16]，但對官員們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判斷卻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資料而帶有更多的推論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經驗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間的個人背景資料的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官員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和社會背景的比較分析。這種對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職業資格以及事業成功模式的比較確實是有助于描述不同黨政精英群體的不同特點。跨時期的比較也可以用來刻畫政治系統不同發展時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屬性。然而，這一切卻很少能夠說明80年代黨政精英構成與技術專家治國論之間的密切聯系。[17]。”

近年來，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連續數年發表了“中國黨政領導干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這似乎是國內目前僅能見到的對干部態度的調查分析。這一調查的對象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司局級干部，問卷回收量達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個窗口，以了解干部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但這一調查基本上屬于“輿情調查”的范疇，并不以系統地分析官員們的政治態度為目的。

但也有學者發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針對干部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問題，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敗”現象時認為，“一些高級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禁不起考驗，其價值觀、人生觀發生了巨大的畸變，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是其重要原因[23]。事實上，近年來中共中央對腐敗分子“腐化、墮落”現象的一種解釋，就是強調信仰危機的存在。楊光在談到官員的政治改革意向時認為，中國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權力改革權力”；權勢階層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們成為政治改革的推動力量，除非有足夠大的民間壓力和國際壓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回顧表明，究竟中國干部群體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觀念如何，并沒有專門的調查來回答這個重要問題。因此，通過認真的問卷設計并實施調查，搜集大量數據來作系統分析，以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的條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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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地方官員政治態度的調查與分析

從政治體制的內外因素來探討政治改革和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視角。很多人會問，體制內的干部隊伍究竟能否成為政治改革和發展的推進力量？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現狀和政治改革等問題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迫切，但同時他們仍然認同現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筆者認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現行體制中歡迎政治改革的體制內資源與動力呈現出強化趨勢，這正是各地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體制資源與干部代謝

2003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提出，要關注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基礎問題。有學者表示：“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文本制度中，本來就有許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區級人大代表的競選“激活了”它[5]。筆者在以“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問題”為主題的發言中提出：“我們不能把體制內官員看作鐵板一塊，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發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政治文明與中國政治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洪朝輝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理論家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解釋與預測無不失敗[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線性思維”；這種思維的一個特點是將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當作被否定的對象，對其自我轉型的空間和中共政治創新的能力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干實踐中，從村民自治的深化，到鄉鎮長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競選和縣（區）長“公推公選”的實驗，從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自由候選人”的參選，到《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均顯示出“體制資源”與動力的作用。那么，能否從這些個案的出現來推論其全局性意義呢？顯然，個案本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換一個角度，從分析地方官員的政治態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認識究竟是怎樣的，他們當中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推進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境外學者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了官僚隊伍的受教育水平和專業背景的變遷，也提出了相應的理論解說[16]，但對官員們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判斷卻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資料而帶有更多的推論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經驗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間的個人背景資料的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官員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和社會背景的比較分析。這種對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職業資格以及事業成功模式的比較確實是有助于描述不同黨政精英群體的不同特點。跨時期的比較也可以用來刻畫政治系統不同發展時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屬性。然而，這一切卻很少能夠說明80年代黨政精英構成與技術專家治國論之間的密切聯系。[17]。”

近年來，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連續數年發表了“中國黨政領導干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這似乎是國內目前僅能見到的對干部態度的調查分析。這一調查的對象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司局級干部，問卷回收量達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個窗口，以了解干部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但這一調查基本上屬于“輿情調查”的范疇，并不以系統地分析官員們的政治態度為目的。

但也有學者發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針對干部的意識形態和信仰問題，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敗”現象時認為，“一些高級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禁不起考驗，其價值觀、人生觀發生了巨大的畸變，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是其重要原因[23]。事實上，近年來中共中央對腐敗分子“腐化、墮落”現象的一種解釋，就是強調信仰危機的存在。楊光在談到官員的政治改革意向時認為，中國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權力改革權力”；權勢階層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們成為政治改革的推動力量，除非有足夠大的民間壓力和國際壓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對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回顧表明，究竟中國干部群體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和政治觀念如何，并沒有專門的調查來回答這個重要問題。因此，通過認真的問卷設計并實施調查，搜集大量數據來作系統分析，以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的條件，是十分必要的。二、一項關于地方官員政治態度的調查：調查設計及被調查者情況

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對政治改革的意向，筆者設計并實施了一項問卷調查。其目的是通過對干部政治態度與政治素質的調查，評估在地方領導干部層中政治改革與發展的空間、基礎與動力，借以研判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前景。問卷的設計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領導干部對自身經濟社會地位的認知，對政治現狀的認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識，政治改革的意識與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為方式。限于本文討論的主題，下面主要介紹以下幾個方面的設計：

第一，對政治現狀的評價與滿意度，從干部們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可以推斷他們認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態度。對政治現狀的評價與滿意度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任用干部的風氣問題，對國內民主現狀的滿意度，對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評價，對黨代會和人代會中選舉的評價。

第二，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這是影響干部們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選擇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主要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對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態度，對中共和各級政府威信的認同，對國家發展的預期，對反腐敗形勢的預期。從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員意識中傳統理念與現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誠成分等。

第三，對政治改革目標、方向和路徑的選擇與預期。主要通過以下問題來測量：民主在中國的適應度，民主與專制、經濟發展的比較，競選在中國的適應度，對政治改革與政治穩定的選擇，對多黨制與權力分立的態度，對政府權力強化或弱化的選擇，對政治改革擬重點解決問題的選擇等。

筆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設計的問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對N省省委黨校6個領導干部培訓班次（市廳級領導干部班、縣處級領導干部班、中青年領導干部班、公務員班、高校縣處級政工班和鄉鎮黨委書記班[25]）的學員進行了問卷調查。這些班次的培訓期限，除了“中青年班”為4個月外，其他各班均為1個半月。參加這些班次培訓的學員全部來自N省內，以黨政部門為主，也有來自高校和企業的縣處級以上干部；除了“市廳班”和“鄉鎮班”的學員分別為司局級和正科級外，其他各班次均為縣處級。

問卷填寫采用匿名填寫方法，發放問卷時以班級為單位集中發放，學員填寫后再集中回收。問卷調查的時間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廳班”的一個班次作過調查外，其他的問卷調查均于2003年內完成。問卷調查的對象包括，“市廳班”4個班次，“縣處班”3個班次，“中青班”2個班次，“公務員班”3個班次，“高校班”1個班次，“鄉鎮書記班”3個班次。共發出問卷680份，回收有效問卷571份。由于這一調查不屬于抽樣調查，所以其數據不適合作統計學意義上的相關分析或統計推論。

在這次問卷調查中，571位有效問卷回答者的基本情況如下（以下每一組數據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額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別：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政治身份：中共黨員占97.2%，民主黨派占0.7%，無黨派占1.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地方領導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較高，在答卷者當中，具有大專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達98.8%，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占七成多；同時，地方領導干部的專業教育背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答卷者中此類專業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數學、地理、工程技術和其他理工類專業背景的僅為一成。這一觀察與前引鄭永年所述──新的技術官僚的“專業背景偏重工程學及其它的科學與技術領域”──并不相符。筆者注意到，鄭的判斷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員的專業背景為依據，他分類計算時將工程學單獨列出，而將經濟類各專業列為“其他的科學與技術領域”，這樣兩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員中合計達54.3%[26]。若按照鄭的分類方法計算，則筆者的問卷調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比重也只有36.4%。鄭的判斷與筆者問卷調查結果的差異表明，在領導干部專業背景問題上，中央層次與地方層次的情況可能不同，如果將地方干部考慮在內，則技術官僚這個群體當中理工科專業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問卷調查結果對地方官員的政治態度作一個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內，將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將地方官員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不可能對不同類型的被調查者進一步作比較分析了。有關不同地方官員群體之間的比較，如在不同的職務級別、年齡、文化程度、專業背景、單位性質、出生地、工作經歷的地方官員之間，其政治態度和觀念有無差異，以及他們的看法與其他社會階層如農民、工人、私營業主看法之間的比較，將是另文的主題。

三、地方官員對政治現狀的滿意度

1．對干部任用風氣的評價

“用人風氣”是觀測政治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也是多年來中共中央十分強調的問題之一，早就有“用人上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之說。被調查者既是被任用的干部，本人往往又直接任用下屬，對“用人風氣”他們的感受自然十分深刻。那么，他們對此是如何評價的呢？

問題1：任用干部的風氣怎樣？

答卷者當中，居然沒有一人選擇“任用干部風氣很正”,選擇“風氣比較正”與“還過得去”的合計為52.6%（前者占18.6%，后者占34.0%），45%的人認為“不太正”或“很不正”（前者占31.5%，后者占13.5%）。

問題2：如您覺得現在任用干部的風氣不正,那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多項選）？

答卷者中，74.8％的人選擇了“拉關系、跑官”，55.3％的人選擇了“任人唯親、分派分線”，28.4％的人選擇了“買官賣官”，46.8％的人選擇了（干部任用的）“考察不實”，43.1％的人認為在干部任用方面“決策不民主、個人說了算”。

問題3：您覺得，現在提升職務，關鍵要靠什么（多項選）？

官方的說法是，任用干部的正式標準為“實際才干”（才干與實績）、“年齡優勢”（年輕化）與“群眾基礎”。但答卷顯示，干部要提升職務，在多數情況下取決于“與領導的關系”，因此“拉關系、跑官”就相當普遍了。由此可見，在這些體制內官員看來，任用干部中的“潛規則”實際上壓倒了文件上正式頒布的標準。

2．對政治現狀的評價

地方官員對“用人風氣”的不滿，是否導致他們對政治改革抱有期望呢？

問題1：您對民主在我國實施的情形滿意不滿意？

高達62.8%的被調查者對此表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僅占3成。

問題2：您認為我國近年來政治改革的速度是太快、太慢，還是正好？

63%的人明確表示它“太慢”了，只有21.7％的人認為“正好”，還有1.1的答卷者認為“太快”了。

問題3：您認為我國近年來社會變化的速度是太快、太慢，還是正好？

對這個問題的反應與對上一個問題的反應有明顯不同，只有23.8%的人認為“社會變化的速度太慢了”，倒是有46.1％的人認為“社會變化的速度正好”。

問題4：有人認為，不僅要進行經濟改革，而且應加速政治改革；也有人認為，政治改革會帶來不穩定，目前不宜進行。您的意見是什么？

令人驚訝的是，答卷者中竟有高達85.1%的人認為“應該加速政治改革”。這表明，在對“國內民主情形” 滿意和認為“政治改革速度正好”的人當中，也有相當部分的人主張“應該加速政治改革”。認為“目前不宜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僅占答卷者的5.8％。由此可見，在地方官員中，推進政治改革（包括發展民主）已具有較為厚實的“民意基礎”。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他們對政治改革的目標、方向與路徑的選擇究竟為何。

四、地方官員的政治信仰與政治意識

人們對政治改革目標、方向與路徑的選擇在較大程度上受其政治理想以及對現實制度認同狀況的影響。為了解這一點，問卷調查設計了以下3組問題，以測量地方官員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意識狀況。

1．政治信仰狀況

問題1：您覺得，共產主義能否最終實現？

42.9％的人選擇了“一定能實現”，24.0％的人選擇了“有可能實現”，24.2％的回答是“說不清”，也有3.2％的人明確表示“不可能實現”。

問題2：您覺得我們國家現在搞的是社會主義嗎？

問題3：您希望我們國家始終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嗎?

2．對黨和政府的威信和信任度之評價

對當今中國政治權力的執掌者──中國共產黨和各級政府，被調查者又持有怎樣的評價呢？

問題1：您覺得現在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和權威如何？

46.9％的回答是“在弱化”，29.2的回答是“比較高”，8.4％的回答是“不太高”，4.2％的人認為“比較低”或“很低”，回答“仍然很高”的占8.2％。

問題2：如果我們用1代表完全不可信任，6代表完全可信任，您對于下面這些機構（中央政府、省政府、縣政府、鄉政府、村組織）的信任程度怎么樣？

在這些地方官員中，86.3%的人表示對中央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但對省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的比例就下降到76.2%，對市政府“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的比例進一步下降到46.9%，對縣政府就只剩33.2%的人“相當相信”或“完全相信”，而對鄉政府這一比例竟低到21.4%，對村組織則這一比例只有15.8%。很明顯，他們對各級政府（和村組織）的信任程度呈自上而下的遞降序列（見表1）：對中央和省級政府基本上是“相當相信”與“完全相信”；對市政府是“有點相信”或“相當相信”；而對縣政府的態度則變成了“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還有部分人仍然“相當相信”；至于對鄉村兩級組織，其信任度則分散在從“相當不相信”到“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與“相當相信”之間。這表明，各級政府在地方官員中呈現出“切割性”評價，他們對國家宏觀層面權力組織的信任度依然較高。

3．對國家經濟發展形勢的判斷

地方官員們對國家經濟發展形勢的判斷、特別是對其未來發展的信心，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被調查者對現實政治結構的看法。

問題1：您認為我國目前整體經濟情況怎么樣？

回答“還算好”的占79.9％，“非常好”的占6.0％，認為“不好不壞”的占6.7％，“不太好”的占5.1％。

問題2：過去5年我國經濟變化的情況怎么樣？

回答“好一些”的占63.4％，“好很多”的占32.9％，“跟以前/目前一樣”的占1.9％，有0.5％的人認為“差一些”。

問題3：5年后我國經濟情況會怎樣？

回答“好一些”的占65.7％，“好很多”的占26.3％，“跟以前/目前一樣”的占1.6％，有5.8％的人認為“說不清”。

從以上3個問題的回答來看，地方官員們對經濟現狀、過去5年的評價以及未來5年的預期普遍樂觀，有九成左右的好評（“非常好”、“還算好”或“好很多”、“好一些”）。從這些態度出發，再加上前述對基本社會制度和宏觀國家權力的較高認同，或許可以認為，這些領導干部中的多數人對政治改革走向的預期與選擇基本上未越出現行制度的框架，他們并無意于變革[27]。

表1：您對于下面這些機構的信任程度怎么樣？ 中央政府 省政府 市政府 縣政府 鄉政府 村組織

說不準 0.7 0.4 0.4 2.3 3.2 4.7

完全不相信 0.2 0.2 0.9 0.7 1.6 5.6

完全相信 62.3 30.3 14.9 8.9 5.6 3.7

未答 5.6 5.8 7.2 7.7 8.6 8.6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五、對政治改革走向的選擇

1．地方官員對民主政治的認知

為了解受訪者對民主政治的看法，問卷調查中設計了一組問題，詢問他們對民主政治的基本態度和取向。

問題1：民主對中國的適合程度如何(1表示完全不適合，10表示完全適合，在程度上，分數越小表示越不適合，分數越大表示越適合)？

進一步來看，地方官員們認知中的“民主”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政治制度呢？調查者設計了幾組問題作比較深入的詢問。

問題2：民主與專制哪個更好？

問題3：在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哪一項比較重要？

2．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以及政府與民眾關系的認識

為了更進一步地深入考察地方官員對民主問題的認識，調查者從政府權力和民眾權利兩個視角提出了以下一組問題。

問題1：有人說，要加強反腐敗的力度，就應當實行政治權力的適當分立、并相互制約。您同意這種看法嗎？

78.3％的答卷者“同意”這一看法，11.7％的人“不同意”，6.3％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2：為了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人主張強化政府的權力，有人則主張弱化政府的權力。您的看法怎樣？

“同意弱化政府權力”的占63.9％，“同意強化政府權力”的占24.0％，5.6％的人回答“不清楚”。

從對這2個問題的回答來看，被調查者中的多數對政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以及弱化政府權力并無異議。

問題3：您同意“不能讓不正確的思想上學校講臺或出版”這一說法嗎？

8.2％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45.5％的答卷者表示“同意”，30.3％的人“不同意”，3.0％的人“非常不同意”，3.2％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4：您同意“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這一說法嗎？

問題5：您同意“不要隨便議論政治問題，以免被人抓小辮子”這一說法嗎？

只有1.4％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17.0％的答卷者表示“同意”，59.9％的人“不同意”，7.5％的人“非常不同意”，4.4％的人回答“說不清”。

對問題3、4、5的回答顯示，盡管過半數的人不主張“讓不正確的思想上學校講臺或出版”，但大部分人并不認同對思想、言論的嚴格管制（如不同意“由政府來決定一種意見是否能在社會上流傳”，不贊成“對議論政治問題的人用抓小辮子的辦法對待”）。

調查者設計的以下問題是為了從公民權利的視角測量領導干部們的公民權利意識，以及他們對處理民眾與政府關系的態度。

問題6：您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我們好”這一說法嗎？

問題7：您同意“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 無論誰當政, 老百姓對管理國家都有最終的發言權”這一說法嗎？

問題8：您同意“說到底，我們國家的領導還得聽老百姓的意見”這一說法嗎？

問題9：您同意“老百姓對政府的決定應該不計個人得失，全力支持”這一說法嗎？

2.6％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17.5％的答卷者表示“同意”，60.6％的人“不同意”，6.0％的人“非常不同意”，3.3％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10：您同意“對政府有意見也不應當采取拒交稅費、游行、沖擊政府機關等過激行為”這一說法嗎？

16.5％的答卷者“非常同意”這一看法，58.0％的答卷者表示“同意”，9.8％的人“不同意”，2.1％的人“非常不同意”，3.0％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11：您認為“給政府寫信反映情況、提意見”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89.0％的答卷者回答“是”，0.9％的人回答“不是”，0.5％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2：您認為“到上級有關部門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問題13：您認為“到新聞媒體反映意見”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問題14：您認為“越級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27.1％的答卷者回答“是”，51.8％的人回答“不是”，3.9％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5：您認為“集體上訪”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13.5％的答卷者回答“是”，64.3％的人回答“不是”，4.4％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6：您認為“不服從違反中央精神的土政策”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問題17：您認為“控告不依法行政的地方政府”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82.1％的答卷者回答“是”，4.4％的人回答“不是”，1.8％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8：您認為“不服從違反政策和法律的干部”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62.2％的答卷者回答“是”，17.5％的人回答“不是”，4.6％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19：您認為“給違法亂紀的干部貼大字報”是不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

3.9％的答卷者回答“是”，70.9％的人回答“不是”，2.5％的人回答“不清楚”。

問題20：有人說，對殘暴的罪犯應立即處罰，不必等法院的復雜審判程序。您同意嗎？

3.9％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11.9％的答卷者回答“同意”，60.6％的人回答“不同意”，11.7％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1.6％的人回答“不清楚”。

對問題6到問題20的回答顯示，對公民在一般性信訪、“抵制土政策”、“行政訴訟”和“不服從違反政策和法律的干部”等方面的權利，多數地方領導干部抱持接受、理解乃至寬容的心態；他們不主張“老百姓對政府的決定應該不計個人得失，全力支持”，同時希望民眾能夠“相信和服從政府”；但是，對民眾的一些“過激行為”，如“拒交稅費、游行、沖擊政府機關”，“越級上訪”，“集體上訪”和“給違法亂紀的干部貼大字報”，多數官員持否定性意見。

3．地方官員對政治穩定的理解

穩定問題是人們討論改革進程時十分重視乃至顧慮的一個因素。那么，地方領導干部們對此的看法是什么呢？調查者主要設計了政黨和組織發展、言論自由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系等問題。

問題1：您同意“一個國家政黨太多，會導致混亂”這一說法嗎？

問題2：您同意“團體太多，會影響安定與和諧”這一說法嗎？

問題3：您同意“各種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會傷害所有人的利益”這一說法嗎？

4.2％的答卷者回答“非常同意”，31.9％的答卷者回答“同意”，39.1％的人回答“不同意”，4.4％的人回答“非常不同意”，8.1％的人回答“說不清”。

問題4：有些人認為，為了改善我國的狀況，人們應該有更多的發言權，即使這樣會出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另一些人認為保持穩定是頭等大事，不利于穩定的話應該少說或不說。您自己傾向于哪種說法？

53.4％的答卷者持前一種看法，39.8％的人持后一種看法。

問題5：就問題4列舉的兩種看法，您認為政府是怎樣做的？

24.2％的答卷者認為政府是按前一種看法做的，66.5％的人認為政府是按后一種看法做的。

對這一組問題的回答表明，半數左右的地方官員并不同意“政黨或團體太多會影響穩定”的說法，他們中的多數似乎對政黨和政治團體的發展并不堅持嚴厲的壓制立場。這種相對寬容的態度，也反映在他們對“人們發言權”的理解上。很有趣的是，盡管大多數地方官員認為政府的立場是“保穩定”，但半數多一些的官員其個人卻傾向于不同的選擇。

4．政治改革應當重點解決什么問題？

表2：您認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應重點解決什么問題（多選項）？

應重點解決的問題 排在前三位的問題（頻率）

頻次 頻率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提升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 202 35.4 7.0 6.3 13.8

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 53 9.3 0.2 0.9 1.1

嚴格推行干部任期制 208 36.4 2.5 5.4 6.8

精簡黨政機構 3.4 53.2 8.2 9.8 6.5

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 292 51.1 10.3 8.9 7.4

理順黨政關系 205 35.9 5.1 7.0 3.9

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 394 69.0 16.8 11.6 10.0

強化輿論監督 175 30.6 0 0 0

未答 37.7 37.5 40.0

合計 100.0 100.0 100.0

上表反映了被調查者對政治改革路徑的具體選擇。他們最集中選擇的“應重點解決的問題”之前4項依次為：“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69.0%)，“精簡黨政機構”(53.2%)，“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51.1%)，“擴大黨內民主”(41.0%)。當要求他們按第一、第二和第三位的順序將“應重點解決的問題”排序時，在第一、第二位的選擇中，“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精簡黨政機構”、“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和“擴大黨內民主”依然是被選最多的4項。

5．地方官員如何看待競爭性選舉？

在調查中，我們設計了一組有關競選的問題。

問題1：我國應該不應該開展競選活動？

問題2：您認為這些職務（國家主席、省長、縣市長、鄉鎮長、村主任）應當進行直接選舉產生嗎？

表3的交叉對比還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情況：在身居縣處級職位的干部中，雖然認為“縣長目前就可以實行直選”的人僅占27.6％，但認為這一職位“應該實行直選”的人卻多一倍，達到56.1％；在鄉鎮級干部中也存在類似情形。

表3：不同級別的地方干部對各級直選的態度

應該實行直選 目前就可以實行直選

村直選 鄉鎮長直選 縣長直選 省長直選 村直選 鄉鎮長直選 縣長直選 省長直選

正科級 52.6 54.3 47.3 39.8 38.8 19.8 19.6 15.9

六、結論

總結以上描述和分析，可以說，這次調查揭示了以下現象：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高，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一方面他們仍然認同現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另一方面，民主作為一種理想、目標（及口號），在平均教育程度接近大學本科水準的地方官員中已被廣泛接收，大多數人認為，民主政治基本上是適合中國的，并明確肯定“民主體制比其他體制好”，但民主的價值觀在多數地方官員心中的內化程度并不夠深。

如果從地方官員的視角看“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目前地方官員們對政治改革的認識及理性程度，已明顯強于1980年代，他們的看法似乎擺脫了“激進”、“保守”之類的非此即彼之爭。他們對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的看法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許多人有越來越強的獨立思考。

第二，地方官員中對政治改革“過緩”的形勢、對政治發展的現狀并不滿意，要求政治改革的期望與壓力日益強烈。由此來看，各地之所以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就不難理解了。可以說，在地方層面，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動力基礎已越來越強，這對推進政治改革是有力的支持。

第三，盡管地方官員中主張加快政治改革的人數眾多，支持包括鄉鎮長直選在內的競爭性選舉的人數有明顯上升，但他們的政治改革主張仍然限于現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多數官員對現行的制度框架，如共產主義信念、社會主義道路與基本政治架構，持認同態度。

當然，以上結論本身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即政治人物的行動選擇受其文化與心態的牽引。但事實上地方官員們在作政治選擇（如選擇推動或阻礙改革的行動）時，還可能要考慮其他因素，如對政治氣候的判斷、對自身利益的評估以及對社會壓力的認知等。因此，即便通過問卷調查能夠了解到地方官員們的政治態度，并不能據此簡單地直接推論他們在政治改革問題上的行動可能。中國政治的研究者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在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中，政治理念、社會壓力與理性選擇等要素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

【注釋】

[2] 俞可平主編，《政治學通論》。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198頁。

[3] 王浦劬主編，《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411頁。

[4] 王浦劬，前引書，第408-411頁。

[5] 黃衛平、唐娟與鄒樹彬，“2003年深圳市區級人大代表競選現象的政治解讀”，載唐娟、鄒樹彬主編的《2003年深圳競選實錄》，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頁。

[6] 肖唐鏢，“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載唐娟、鄒樹彬主編的《2003年深圳競選實錄》，西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86-388頁。

[7] 美國前駐華大使、現在基辛格事務所從事中國和亞洲事務咨詢工作的芮效儉也曾指出：“專家們對中國未來進行預測的記錄之糟糕，是人們想象不到的。”轉自何清漣的“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2期，第6頁。

[8] 高旺，《晚清中國的政治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9] 參閱唐元松、黃衛平的“試論現行政治體制下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空間”，載黃衛平主編的《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報告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1] 史天健，“資源、態度和政治參與的差別：中國不同年齡組的分析”，載吳國光編《九七效應：香港、中國與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7月版，第171頁。

[17] 徐湘林，前引文。

[20] 張明澍，《政治人：中國公民素質調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21] 徐湘林，前引文。

[22] 蕭功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中的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極沖突及其歷史后果”。香港：《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論文庫，2004年5月20日。

[23] 邵道生，“高官腐敗與信仰危機”，《人民網》，2003年11月11日。

[24] 楊光，“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4年第2期，第49頁。

[25] 在鄉鎮黨委書記班中有少量來自城區街道辦事處的黨委書記。

[26] 鄭永年，前引書，第47、49頁。

[27] 就此而言，地方官員的心態與筆者調查的農民心態是一致的。有關農民心態的詳細分析，請參閱筆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辦《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7.北京）的論文──《中國農村基層權威基礎的變遷與延續──對農村政治穩定狀況的一項分析》，其修改稿發表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28] 更詳細的情況，可參肖唐鏢前引文，同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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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對地方官員政治態度的調查與分析

從政治體制的內外因素來探討政治改革和發展，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視角。很多人會問，體制內的干部隊伍究竟能否成為政治改革和發展的推進力量？筆者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許多地方官員對政治現狀和政治改革等問題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越來越迫切，但同時他們仍然認同現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漸進理性的道路。筆者認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現行體制中歡迎政治改革的體制內資源與動力呈現出強化趨勢，這正是各地會不時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動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體制內其實得到許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一、體制資源與干部代謝

2003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提出，要關注政治改革的體制資源與基礎問題。有學者表示：“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在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文本制度中，本來就有許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區級人大代表的競選“激活了”它[5]。筆者在以“民主選舉、政治改革在體制內的動力與基礎問題”為主題的發言中提出：“我們不能把體制內官員看作鐵板一塊，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民主發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政治文明與中國政治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洪朝輝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來，西方理論家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解釋與預測無不失敗[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線性思維”；這種思維的一個特點是將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當作被否定的對象，對其自我轉型的空間和中共政治創新的能力持懷疑乃至否定態度。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干實踐中，從村民自治的深化，到鄉鎮長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競選和縣（區）長“公推公選”的實驗，從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中“自由候選人”的參選，到《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均顯示出“體制資源”與動力的作用。那么，能否從這些個案的出現來推論其全局性意義呢？顯然，個案本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換一個角度，從分析地方官員的政治態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員對政治改革的認識究竟是怎樣的，他們當中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推進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境外學者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了官僚隊伍的受教育水平和專業背景的變遷，也提出了相應的理論解說[16]，但對官員們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判斷卻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資料而帶有更多的推論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經驗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間的個人背景資料的比較，其中包括對中央、省和市三級政府官員的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和社會背景的比較分析。這種對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職業資格以及事業成功模式的比較確實是有助于描述不同黨政精英群體的不同特點。跨時期的比較也可以用來刻畫政治系統不同發展時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屬性。然而，這一切卻很少能夠說明80年代黨政精英構成與技術專家治國論之間的密切聯系。[17]。”

近年來，北京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中連續數年發表了“中國黨政領導干部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這似乎是國內目前僅能見到的對干部態度的調查分析。這一調查的對象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司局級干部，問卷回收量達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個窗口，以了解干部們對社會形勢的基本看法，但這一調查基本上屬于“輿情調查”的范疇，并不以系統地分析官員們的政治態度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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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金融對地方經濟發展作用調查

充分發揮金融作用推進地方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金融是經濟的血脈，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充分發揮金融配置資源、調節經濟、服務發展的功能，更加有效地運用金融手段，推動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對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強自主創新，節約資源能源、保護生態環境，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改善人民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發揮金融作用，推進地方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一個亟待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大課題。在科學發展觀教育中，我對全區金融發展的狀況進行了初步調研，有幾點看法如下：

一、基本情況

我區金融業發展基本上是排在前列的，銀行業11家應該是區縣之首，這些金融機構圍繞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能夠發揮金融對區域經濟的支持作用，在工業、農業、民營、流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信貸資金。截止2008年10底，9家金融企業放貸款121億元，對促進我區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是：

（1）融資渠道過窄。國有銀行貸款成為企業擴能和政府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而國有銀行隨著商業化改革，調整了機構網點布局，“收縮農村”、“拓展城市”“區級行審批權限上劃”，作用呈弱化現象。如此脆弱的輸血管道是經不起風吹浪打的，資金鏈跟不上對發展的影響不可估量，這是我們的致命傷。

（2）現有金融信貸機構體制、機制不暢，造成中小企業貸款難和“三

農”貸款難。中小企業和“三農”具有最廣泛的融資需求，是最龐大的市場主體。但其融資過程中存在諸多障礙。中小企業是抵押能力低、管理不規范，農民是住房和土地不能作為抵押物，無法獲得貸款權。這就好比通了主血管、毛細血管仍然不通。

（3）金融生態環境不良，影響金融業發展。一是誠信度不夠。我區金融機構在剔除剝離和票據置換陳舊不良貸款后，2007、2008兩年不良貸款率超過10%的警戒線。二是政府、金融、企業三方缺乏溝通和聯運機制，項目缺乏包裝。三是中小企業管理不規范，財務不透明，金融企業規避風險意識過于濃厚，開拓創新不足。

二、科學發展、統籌兼顧、打造金融強區

做好金融工作，關系現代化建設的全局。金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影響越來越廣泛。我區要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排頭兵，堅挺第一集團軍的位置，必須打造金融強區，結合地方實際，應做好以下工作：

1、努力拓寬融資渠道。當前，金融業發展如火如荼、方興未艾，是改革開放以來最佳鼎盛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和市委、市政府對金融發展給了一系列政策。各種金融機構，如：外資銀行及股份制銀行、民營銀行、鄉村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信托公司、租賃公司、基金、私募股權、保值、貼現、擔保等機構競相發展，各種新型業務：銀團貸款、轉讓貸款、信用共同體、發行企業債券等信貸空間不斷拓展，我們要抓住這一大好時機，繁榮發展地方金融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建議考慮打造具有區域性金融中心特征的金融集聚區，確定一個地方專門招攬和吸引各種金融機構。政府可考慮給予租房補貼、稅費減免、人員流動等相關政策，以較低的成本

換取較大的發展空間。（上海陸家嘴有490家銀行，天津濱海新區注冊的金融業也有六七十家。）

2、積極探索金融創新。金融改革和創新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迫切需要。首先要充分利用濱海新區作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優勢，借雞下蛋，借勢求生。要組織專人研究跟綜濱海新區金融業發展的戰略和步驟，拿來我用。如公司發展各種投資基金、企業基金。發行企業債券、短期債券。非上市公司之間公司柜臺交易市場等。特別是第三條，將是天津發展的一大亮點。證券市場在滬深，股權市場在天津。所謂非上市公眾公司柜臺交易就是為未上市公司提供融資和股權轉讓的場外交易方式，形式可以是股票，也可以是債券。上市公司只是冰山一角，非上市公司眾多，運作起來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其次，積極爭取新型金融企業試點，如村鎮銀行、微型銀行、興農貸款公司、農村資金合作組織等，利用當前設立金融企業門檻低的時機，率先發展，超前運營，千方百計發展為三農和中小型經濟組織、生產經營活動服務的新型金融企業。再次，研究各金融企業業務創新的方法，探索與地方實際結合的平臺，見縫插針，多取多得。總之，要按照“科學審慎”“風險可控”“非禁即入”的原則，不斷研究和拓展新型融資領域，重點突破，產業集聚，繁榮我區金融業市場。

3、抓住重點，改善金融業發展環境。針對地方的實際情況，我們金融業發展的重點應該是破解“三農”和民營經濟“中小企業”融資難，以此催生民營和農村、農業的發展與繁榮。中小民營企業，得益于產權清晰，受制于產權封閉，要引導他們擴大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比例。天津已經成立了“股權基金協會”，有了直接融資平臺。股權投資基金主要投資未上市

企業股權，在企業的早期、成長期和擴展期將發揮極大的推動作用，有利于整合企業資源，培育企業成長性和提高企業價值，我們要研究如何與此對接，在直接融資上做活做好文章。

要關注私募股權基金的發展，私募股權基金成長速度很快，僅次于銀行貸款投資和證券市場，是金融業發展的潮流，目前印尼力寶集團、宏邁生物基金均已在天津設立私募股權基金。

“三農”融資，除依靠金融創新外，區里要加速研究集體土地擔保抵押辦法，把資產盤活。

抓住了重點，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解決了這兩難，地方的發展將會登上一個新的臺階。

4、建立健全金融服務體系。要做到金融強區，繁榮發展金融業，需要專門的金融服務體系的支撐。如“咨詢管理公司（幫助企業包裝項目，整合資源）中介公司（幫助企業從金融機構中挑選對接目標）理財方式，軟件開發中心，理財中心，銀行電話服務中心，金融服務外包機構、仲裁中心、獵頭公司、培訓中心等。要隨著金融的發展，逐步建立健全金融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水平。辦法是：公司市場化運作，政府超前引導放松搞活。

三、著力構建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型銀政、銀企關系。

要充分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新型銀政、銀企關系的重要性，積極探索建立政府協調支持，有關部門引導推動、銀行機構主動服務、企業誠信發展的“四位一體“聯動協作機制。

銀政關系----相互支持，共同發展。銀行業發展要依賴地方政府主導下的良好社會信用環境，地方政府也要通過銀行機構的有效資金投入來保證經

濟社會健康發展。

要盡快建立組織機構，掌握金融業的基本情況和問題，及時調節和溝通。（如：2008年，全區存款總額220億左右，貸款總額120億左右，存貸比54%，貸款明顯不到位）。要積極為企業和銀行搭建溝通合作平臺，組織開展好各種形式的銀企對接活動，促進金融與經濟協調發展，要關心金融業的發展，為他們的不良貸款和企業誠信度差等問題排憂解難。

銀企關系-----合作共贏，要發展以誠信為基礎，以市場為主導的互信、互利、互助、雙贏的銀企關系。銀行要及時向企業通報最新信息，企業也要積極向銀行反映真實情況，攜起手來搞好風險防控，共同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以上調查由于時間緊，即不全面又不透徹，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供參考。

第五篇：對地方人代會若干問題的調查與思考

召開每年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依法行使國家權力的基本形式，對于保障和促進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民主法制建設至關重要。最近，筆者就地方人代會問題的課題，先后到幾個兄弟省市及省內的一些市、縣進行了考察調研，并向近100位各方人士作了問卷調查。總的看，省以下各級召開人代會的情況是好的，各級領導重視，指導思想明確，會議程序嚴密，討論審議認真，實際效果較好。但毋庸諱言，與新形勢的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愿望相比，也還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迫切需要通過理性分析的方法，找出存在的問題和解決的對策。

一、存在的一些問題

目前，在召開地方人代會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是代表到會率時高時低。有的出、列席代表“兩頭（開、閉幕）到一到，中間往回跑”，你開你的大會，他忙他的事。雖然召開全體會議時的到會率情況尚好，但在分組討論時往往出現“首次討論像模像樣，二次討論三三兩兩，再次討論集體放‘羊’的情況”。

二是有的報告不甚理想。在人代會上所作的人大常委會、“一府兩院”等6個報告，有的篇幅過長，洋洋萬言；有的內容重復，相互交叉；有的財政預算報告，數字壘積，表述籠統，常常使“內行”看不清，“外行”看不懂；有的甚至顛倒了主仆關系，把公仆向主人的匯報，變成了領導向下屬部署工作的發號施令。

三是討論發言不夠平衡。由于代表原所處地位和知政情況不同，在分組討論中，往往表現為領導代表發言滔滔不絕——說不完；行業代表發言三句不離本行——面太窄；基層代表發言三言兩語就打住－－無話說。

四是審議質量有待提高。有的缺乏從宏觀上審時度勢去審議，而是說來說去話小局；有的憑電視上看的、老婆孩子說的、單位同志議的話題論短長，局限在淺層次上議大事；還有的則是套話多、好話多、空話多、廢話多，如此種種，當然使審議質量難以提高。

五是有的議案、建議不很規范。特別是縣以下地方召開人代會時，一些代表或因不知政而說不到點子上，或因不會寫而寫不出像樣的議案、建議的事屢見不鮮，有的縣人代會甚至在幾十個動議中也挑不出一件規范像樣的議案。

六是換屆選舉中組織推薦與代表聯名推薦出現不一致時，拉票、賄選現象有所發生。對被代表聯名推薦的候選人，有的地方或動員被推薦者不接受提名，或動員聯名者撤回推薦，實際上弱化了代表的民主權力；有的聯名推薦的候選人往往成了差額選舉的“陪襯”；有的由組織推薦的候選人或因代表不滿意、或因一時一事的不可預見因素所致而落選，往往弄得一時措手不及的窘境；極個別地方甚至出現拉票、賄選現象，干擾了正常換屆選舉，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七是媒體宣傳不夠活躍。廣播、電視、報刊等新聞媒體對人代會的宣傳，從形式上看嚴肅有余，活潑不足；從內容上看，程序性的多，實質性的少，缺乏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的追蹤報道；從效果上看，或因宣傳報道的可讀性、可視性差而缺乏滲透力，或因深度不夠、力度不足等原因引不起人們的關注。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少數代表認識不高。由于幾千年封建歷史和新中國建立后長期以來“人治”習慣的影響，一些人常常把人大看作是中看不中用的“橡皮圖章”，少數人大代表從內心里也認為召開每年一度的人代會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因而造成了一些領導不夠重視，少數代表到會率不高，討論發言積極性偏低。

（二）會前視察走馬觀花。有的地方和代表雖然也搞會前視察，但往往只是到下屬單位早已安排好的樣板“窗口”單位走一走、看一看而已，常常滿足于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淺嘗輒止，缺乏深入翔實的第一手材料。代表在會前不知實情，當然難以在會中有的放矢地討論審議。

（三）有時會期過于緊張。有的地方為了節省開支等原因，往往把會期一壓再壓，造成會議期間連把所有議案依法定程序過一遍都相當緊張，根本沒有時間去充分醞釀和開展民主審議。少數鄉鎮人代會甚至是“一天會議半天開，讀完報告就散會”，過短的會期，當然難有實效。

（四）一些代表素質欠佳。有的代表由于政治理論、法律與政策水平欠高和宏觀知政度低，所提的議案、建議多限于“修路、鋪橋、造廁所”一類，在審議中也常常使用“聽說”、“大概”、“可能”一類不著邊際的彈性用詞，當然更難提出審時度勢的興國安邦之策。

（五）領導代表的雙重身份影響著行使法定職權。目前，許多地方占半數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是“一府兩院”及有關方面負責人，作為公務員，他是人民的公仆，理應接受廣大代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但作為人大代表，他又是主人，依法行使著國家的權力。這種既是執法者又是監督者的雙重身份，不僅造成了本應分工而有所制約的權力之間的交叉、混雜，而且使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表達民意的性質有所改變，從而或多或少影響著法定職權的行使。

（六）缺乏宣傳力度。近幾年以來，雖然地方人代會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但由于宣傳力度和深度不夠，效果仍然欠佳，尤其是鄉鎮一級召開人代會，由于缺乏報紙、電視等現代化新聞載體的宣傳，往往形成了“你開你的會，我種我的地”的難堪局面，既制約著人代會的影響力，又減弱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度和對開好人代會的作用力。

三、進一步開好地方人代會的對策與思考

在面向21世紀的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開好地方人代會，涉及會前、會中、會后三個階段及內容、形式、程序等諸多方面和當時當地的環境，各地情況不一，實難一方百治，但筆者認為進一步處理好以下10個關系當是會中之重：

一是要處理好加強黨的領導與開好人代會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四項基本原則中的重要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這是寫入憲法的。這就需要我們在會前及時向同級黨委請示報告，會中緊緊依靠黨的領導來開好會議，會后認真抓好人代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努力把籌備、開會的過程變成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過程，使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和廣大人民的具體行動，這是地方各級開好人代會的關鍵所在。

二是要處理好籌備與會議的關系。做好各項籌備工作是開好地方人代會的重要基礎。因此，在召開會議前，應首先對會議的指導思想、議程、日程、開法，大會主席團組成方案和列席人員范圍有一個總體的考慮。然后，籌備工作班子中的會務、行政、文件、議案、宣傳等小組應按分工要求開展具體的籌備工作。只有把開好人代會的工作關口延伸前移，適時部署，扎實準備，有關部門和人員及時進入“角色”，才能打好有準備之“仗”。

三是要處理好會前視察與討論審議的關系。在會前，除要進行代表資格的審查外，要組織人大代表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或集中或分散地認真進行會前視察和調查，不僅要“下馬觀花”，還要身入、心入，盡力把握全局和翔實有據的第一手材料，為討論審議各項議題作好準備。

四是要處理好在起草工作報告中務虛與務實的關系。人大常委會、“一府兩院”及計劃、財政等6個報告是人代會的“主音符”，在會前起草好報告十分重要。因此，在報告起草前，有關部門應召集報告起草人會議，對各報告的內容、篇幅、出稿時間等提出要求，并區別情況，廣泛征求人大代表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對報告的具體要求應把握五條：一是定位要準。二是文字要精。三是突出重點。四是內容要實。五是要開門見山、言之有物。

五是要處理好會期與效果的關系。召開地方人代會必須依法定的內容和程序辦事，這就需要有必要的時間作保障。這里包括盡力提前將工作報告草稿發到代表手中，以便熟悉了解報告內容；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大會報告和分組、代表團及聯組審議，以保障代表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換屆選舉時有充裕的時間熟悉了解和聯名提出候選人及對候選人進行醞釀、選舉等。只要是必要時間，就必須給足，否則，往往會欲速而不達，影響會議的實效。

六是要處理好討論審議與保障促進全年工作的關系。審議報告是人代會的重頭戲，廣納代表建議，是改進各項工作的基礎。要注意反映不同意見特別是那些中肯的、尖銳的批評意見，只要不違背憲法、不是人身攻擊或有明顯失實，就要廣納良言，努力使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更符合實際；代表提出的詢問和聯名提出的質詢案，要責成有關機關到會作出說明、回答質詢，接受代表的批評，改進工作；會議通過的決議、決定要客觀科學，充分吸取代表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廣泛集中和體現民智、民愿、民意；還要依法保護人大代表的民主權利，不能因發表的贊同、不同、甚至反對的意見，而進行打擊報復。

七是要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按照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要求，組織推薦的擬擔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候選人，一定要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選準、選好，要把候選人的相關情況和必要背景材料及時告知代表，使大家認人知情。應像組織推薦的候選人一樣同等對待代表依法聯名提出的候選人。要認真組織換屆選舉和有時個別國家工作人員的增補選舉工作，依法選舉任免，切忌“暗箱”操作和實際上的“陪襯”差額選舉，杜絕拉票、賄選行為。

八是要處理好輿論造勢與開好人代會的關系。人代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組織召開的“第一會”，上下內外對此會的成功與否十分關注。它不僅有著行使職權的職能，而且還有著告示天下和接受各界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監督的功能。因此，要充分發揮宣傳部門、人大自身和報刊、廣播、電視等各種新聞媒體的作用，大張旗鼓地公開、及時宣傳報道人代會的重要活動和情況，努力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保障和促進人大代表知情議政、當家作主。要充分利用召開新聞發布會、進行大會現場電視直播、開展豐富多彩的對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重點、熱點問題的專題深度報道，進一步增強人代會的公開性、透明度、及時性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性，為宣傳和促進大會的圓滿成功發揮其應有的整體效能。

九是要處理好提高代表素質與行使權力義務的關系。“打鐵先要本身硬”。作為人大代表，肩負著歷史的重任，首先必須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按時到會議政，認真履行職責，真正做到“人民選我當代表，我當代表為人民”。其次要努力學習政治理論、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法律法規和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為議政審議奠定良好基礎。第三，在平時的閉會期間，要積極參加人大組織的視察、調研、執法檢查、兩項評議等活動，切實做到知政議政。在人代會期間，則應負責地提出議案、建議，討論審議報告，選舉稱職公仆，切實為人民當家作主行使好神圣權力。

十是要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創新是一個民族和國家進步的靈魂。如何開好地方人代會，也有個不斷創新的問題。因此，一方面必須認真總結幾十年來召開地方人代會被實踐證明了的成功經驗，努力加以規范；另一方面則要根據新世紀的新情況、新挑戰，敢于站在時代的前沿，依法在實踐中探索創新。比如，在做好大會一系列工作的前提下，在會議內容設置上除原有的報告、審議、立法、選舉等以外，可否增加若干選舉和人大任命干部向大會述職、當選人員發表施政演說，組織代表實地參觀考察等；在討論審議形式上，既可分組分團審議，又可大會發言、聯組審議等，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要解放思想，更新理念，只有在實踐中探索創新，才能既依法有序召開，又充滿生機和活力，把地方人代會越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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