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鄧小平理論分配理論對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

論鄧小平理論分配理論對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狀況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 分配 國民居民收入

摘要鄧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對社會主義個人收入分配理論進行了大膽突破。他強調：既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又要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既要打破平均主義，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兩極分化；既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又要允許其他分配方式存在和發展。

鄧小平在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革命生涯中，特別是在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歷程中，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以非凡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對社會主義個人收入理論進行了大膽突破，既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個人收入分配的理論寶庫，又為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生動實踐開辟了廣闊空間，引領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走向勝利。

一、突破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束縛，強調既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又必須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

1958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都曾出現借口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而否定按勞分配原則的“左”的錯誤思潮，嚴重地干擾和影響了按勞分配原則在我國的貫徹實行。鄧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敏銳地覺察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條件下，既無法實行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經典式按勞分配，但又必須堅持植根于中國土壤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按勞分配制度，以此“刺激大家努力向上”，“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針對六七十年代國內否定按勞分配原則的“左”的思潮，鄧小平多次重申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早在1961年，鄧小平在其主持制定的《工業七十條》中，就強調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并對“大躍進”中把按勞分配當“資產階級法權”批判的作法進行了糾正。1975年8月，他在《關于發展工業的幾點意見》這篇談話中指出：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1978年3月，他在同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再次強調：“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我們一定要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又強調：“按照馬克思說的，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

鄧小平不但一貫主張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而且反復強調必須正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首先，按勞分配要體現差別。他說：“人的貢獻不同，在待遇上是否應當有差別？……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錢，表面上看來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這怎么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他明確指出：“合格的管理人員、合格的工人，應該享受比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勞分配。”其次，按勞分配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而不是按政治態度分配，也不是按資格分配。鄧小平指出：“講按勞分配，無非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他還進一步明確提出：“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根據這一原則，評定職工工資級別時,主要是看他的勞動好壞、技術高低、貢獻大小。政治態度也要看,但要講清楚，政治態度好主要應該表現在為社會主義勞動得好，做出的貢獻大。處理分配問題，如果主要不是看勞動，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勞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總之，只能是按勞，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資格。”再次，按勞分配要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鄧小平強調：“要實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須是嚴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經常的。各行各業都要這么做。今后職工提級要根據考核的成績，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許提級，不合格的就不提。”

二、突破“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的思想障礙，創造性地提出“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1

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和政策

建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國在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上存在一種誤解，似乎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勞動收入比較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差別，就認為是兩極分化，背離社會主義。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我國分配實踐中平均主義現象十分突出，形成了企業吃國家“大鍋飯”、職工吃企業“大鍋飯”的局面，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最終造成了全國范圍的共同貧窮。鄧小平深刻總結這一時期的歷史教訓，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他強調：“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否則“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

在深刻總結歷史教訓、堅決反對平均主義的過程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想。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以后他又多次強調了這一思想。1980年1月，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提倡按勞分配，對有特別貢獻的個人和單位給予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勞多得，先富裕起來。這是堅定不移的。”1983年8月，他在同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984年2月，他在視察廣東、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如果將來沿海地區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有了條件，收入就可以高一點，消費就可以增加一點，這是合乎發展規律的。要讓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

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鄧小平的“部分先富”的思想和主張逐漸得到了全黨的贊同和擁護。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決定的形式把“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確定為黨的一大政策。

三、突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傳統界限，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和社會主義分配的最高原則，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兩極分化

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然會在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這是否意味著允許和鼓勵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存在呢？對此，鄧小平堅定地給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分配的最高原則是共同富裕，決不允許造成貧富懸殊、兩極分化。1985年3月，鄧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這篇講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說真是走了邪路了。”他還解釋說，“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鼓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1985年8月，他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1986年8月，鄧小平在視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時進一步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采訪時進一步強調：“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富裕。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好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

鄧小平一再提醒，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現象。1986年12月，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 1990年12月，他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詳細分析了兩極分化的危害性：“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1992年初，他在著名的南巡談話中不僅再一次強調了防止和克服的兩極分化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和具體辦法。他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

四、突破“按勞分配唯一論”，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補充論”，并允許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設想，未來社會主義將建立在單一的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基礎之上，與此相適應，未來社會主義的個人消費品分配將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之后的一個很長時期內，按勞分配一直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分配方式來實施的。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同樣一直固守這條“社會主義原則”，從理論和實踐上都在極力排斥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和發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歷史教訓，清醒地認識到：在所有制上，現實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能實行單一的公有制，而只能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分配上，現實社會主義中國不可能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而只能是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補充論”進行了初步闡述：“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于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補充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黨的十三大還首次明確提出允許合法的非勞動收入的存在：“除了按勞分配這種主要方式和個體勞動所得以外，企業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就會出現憑債權取得利息；隨著股份經濟的產生，就會出現股份分紅；企業經營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風險補償；私營企業雇用一定數量勞動力，會給企業主帶來部分非勞動收入。以上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應當允許。”這就為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理論的進一步創新和實踐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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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467

第二篇：關于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問題的探討

關于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問題的探討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分配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客觀地認識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現狀,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正確認識“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針,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我國個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并加強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收入分配;分配方式;政府調節

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值得十分關注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以下僅就其中的四個問題談一點看法。

一、對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狀況應當做出什么樣的客觀估計?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干部職工實行統一工資制,農民實行工分制,平均主義盛行,個人收入差別很小。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分配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尤其是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明確參與分配,社會上收入差距明顯拉開。由于實行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個私經濟獲得了發展,新的財產關系開始出現,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并開始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那么,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呢?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現在通行的衡量收入整體差距的重要指標,可以比較有效地預示收入分配出現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一般說,基尼系數低于0.3屬于收入分配過分均等;在0.30.4之間屬于收入分配正常差異狀態;高于0.4屬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0.45則反映收入分配極度不平等,極易導致社會不穩定甚至出現動蕩的局面。據統計,2000年我國城鄉居民合計的收入基尼系數為0.417,從城鄉居民整體狀況看,我國的收入基尼系數高于0.4,已經處于差距過大狀態,到達危險邊緣。但是,如果按城鎮與鄉村分別計算,情況則完全不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數為0.32,鄉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數為0.353,無論是城鎮或鄉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均在合理、正常的區間。那么為什么城鄉整體計算與分別計算差別如此之大、情況迥然呢?這主要反映出中國目前仍是一個 1

二元經濟結構國家,城鎮與鄉村差別很大,尤其是改革開放20年來,城市經濟發展迅猛,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差距雖有拉大,但總體上還處在正常狀況,而鄉村發展相對滯后,廣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不僅鄉村內部差距拉大,而且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得更大。我國目前收入分配上總體穩定、局部動蕩的居民心理狀態,也充分反映了中國當前收入分配關系中的復雜狀況和深刻矛盾。有些同志提出,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可能存在低估了實際收入差距的現實,因為,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因怕露富而通常會被低估,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因浮夸而被高估。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從目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狀況看,還存在以下三個特征:

第一,中國當前階段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在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礎上的差距拉大;

第二,當前收入分配存在明顯的城鄉分化、地區分化和行業分化等特征,問題最大的是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據統計比較,在城鄉差距與地區差距上,我國已經超過幾乎所有國家;

第三,我國低收入的貧困階層具有明顯的群體特征,在農村,主要是貧困地區農民;在城鎮,主要是效益差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在職或下崗職工及部分鰥、寡、孤、獨、病、殘等社會弱者。

二、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國分配方式變革的結果。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收入差距特別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種必然現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一種動力,有利于經濟發展和效益提高,有利于激發個人資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的積極性的發揮,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目前我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差別的擴大,并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結果,而是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因素,甚至非法因素。特別是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合理性”與“合法性”存在質疑。主要原因是:

第一,初次分配中存在嚴重的不平等、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現是:(1)一些部門、行業和個別社會成員壟斷經營或競爭初始條件的不平等分割,獲得了壟斷利潤和高額利潤;(2)改革不到位,憑借“行政權力”實施超額分配;(3)特殊的產業與地區差別政策,使某些行業、某些地區先富了起來。第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嚴重缺失。對高收入進行調節并對低收入實施轉移支付是緩解收入初

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這方面改革沒有到位,功能作用缺位,政策措施蒼白。首先,對高收入者調節不力,“逃稅”、“避稅”嚴重,處罰無力。對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礎薄弱,執行中扶助缺失,致使相當一部分貧困者難以獲得有效援助。

第三,收入分配貨幣化程度低,透明度不高,加之腐敗蔓延,使一部分社會成員能夠輕易獲得“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從而造成了一批暴富者。

三、要不要繼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針？收入分配中如何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無疑是一個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必須要講求效率,無效率的經濟和社會是不會有生氣、有活力的。而要使經濟能夠持續發展、社會保持穩定,又必須使收入分配相對公平,形成合理結構。黨和國家通過我國的多年實踐總結,特別是汲取過去搞平均主義弊端的教訓,在總結改革開放后由于某些分配不公造成的社會危害的經驗基礎上,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針,應當講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積極意義的理論進展和政策突破。理論界有些同志對這一方針提出了質疑,主要觀點有兩個:一是認為這一方針僅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過程的初始階段,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應當改變這一提法;二是認為效率優先,分配的天平便會向優者、強者傾斜,就會危及廣大公眾的利益,損害社會公平。

我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針,是比較好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進程中,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的關系。因為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按100年完成這一階段任務計算,從1956年起,才過了不到50年,至少還需要50多年時間。在這一階段的首要任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只有高效率,才會產生高回報,這是建立市場經濟內生動力的必要激勵機制,也是對過去平均主義的揚棄。但是,走共同富裕又是我們的最終目標,我們必須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不過,這是一個長過程,而且必須在社會生產力水平和整體效率提高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而“兼顧公平”就是促使個人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公平化從量變向質變逐步轉換的一個平衡各方收入水平的良性調節器。因此,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方針,就是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配模式。實踐證明并將進一步證明,這一分配方針的正確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要更好地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收入分配方針,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各種要素多元參與收入分配的制度,規范多元化要素參與收入分配辦法,劃清合理、合法與非合理、非合法界限,提高其分配透明度,同時,要進一步對“按勞分配”進行新的探索,對“勞動價值”給予新認識、新內涵,為“勞動”參與分配提供新思路。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視現有收入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和操作缺陷,解決好秩序混亂和調節不力的問題。

四、如何加強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積極有效的作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與其它資源的配置一樣,也必須堅持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基本觀點,這也是真堅持市場化,還是假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根本區別。但是,市場并非萬能,必須要有政府宏觀調節相匹配才能達到合理性要求。因此,在收入分配調節上,還是要按照“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節為輔”的原則,或者說是“市場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則。厲以寧教授提出的“第三調節”概念,也是一個好觀點。收入分配中加入社會調節因素,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和文明社會優勢的發揮。這種非功利性、非強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比較好地體現了社會公德性。作為政府,除了對“第一調節”概念要做規范外,對“第三調節”概念也應從政策上和制度安排上給予鼓勵、引導、支持和規范。

從政府調節講,其作用重點是完善和強化三大方面:(1)完善和強化稅收調節政策措施;(2)完善和強化社會等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3)完善和強化對特殊群眾的扶貧政策措施。

從當前講,首先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全面解決市場秩序混亂和分配中的不合法問題,同時,要強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加強收入調節,防止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具體講,應抓好以下幾點工作:

(1)關心貧困群體利益,切實保護低收入者基本生活。也就是說,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解決因下崗、失業而導致的貧困問題;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收入分配中低收入底線;切實落實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和農民進城務工利益保障;加強對特殊貧困群眾的直接救助與扶持力度。

(2)整頓市場秩序,積極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強化對非法收入的整治力度。即加緊治理舊體制留下的部門、地區不合理政策;深化改革,掃除體制漏洞,從源頭消除“權力”分配;整頓市場秩序,規范競

爭環境,堵塞非法經濟活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強化對機構和人員的經濟監督。

(3)建制立章,加強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調節和監督。應當積極建立規范、完整的薄記體系,實現收入透明化;進一步完善收入所得稅制度,強化對高收入者征稅力度;積極研究建立開征對個人財產征稅的制度;通過政策優惠,鼓勵高收入者向公益、慈善事業提供捐助。

(4)采取積極措施,加強調控,防止城鄉、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為此要加快城市化進程,調整農村產業發展政策;加大清理“三亂”力度,在稅費改革基礎上,建立徹底解決農民負擔的制度性約束機制;結合西部大開發,加大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開發,提高中西部地區自身競爭力;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及其它經濟援助手段,加強對貧困地區的扶持。

A Probe on the Issue of Present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LU Bai-fu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open-door policy was carried ou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changedfundamentall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form in the economic system in China.An objectivere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enlargement of the income-distribution gap, and introspection of theincome-distribution principle that“efficiency first,fairness considered” , will help us to correctlyunderst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ndividual income-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thus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government in coordinating income and distribution.Key words: income-distribution;way of distribution;government coordinatio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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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改革和調整，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這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采取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廣大人民共享，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收入分配 差距 擴大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打破“平均主義”造成的不公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收入分配制度已經相對滯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有學者指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都嚴重偏大,甚至已經接近或達到世界公認的風險水平。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這句話就告訴我們，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確實是一個客觀現實，而且呈現出擴大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來越重要，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如何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現狀

基尼系數是測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按照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介于0.2-0.3之間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介于0.3-0.4之間表示基本合理，0.4是國際警戒線，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0.5就表示出現兩極分化。我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經超過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達到0.473。這說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從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曲線來看,仍呈繼續擴大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基尼系數拉大主要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衡量居民收入總體差距的另一個指標是實際收入。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在黨的富民政策的引導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標準,年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標準,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城市依靠各種救濟維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萬人。我國現行的絕對貧困標準為恩格爾系數80%左右,而國際標準為60%。若按聯合國規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費1美元的標準計算,世界銀行估計我國的貧困人口還有2.12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經成為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它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具體表現

㈠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頻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擴大到3.36：1.另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組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開的四次全國范圍住戶調查表明，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趨勢，從1997年開始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經達到了3.3倍。但這個結論還不能真實的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實物性補貼，如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考慮進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反應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上。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據2005年6月的統計數據，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貴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國上海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0667.91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速度來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后于全國9.0%的平均速度。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過地區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

㈢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收入因“行”而異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國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特別是壟斷行業也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一些壟斷性行業以各種名目發放補貼和物資，更拉大了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營企業里，工人每月收入僅400-600元左右，而且沒有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同樣八小時工作制，同工不同酬。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勞動力市場對個人受教育程度的回報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著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調查統計，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從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進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趨勢非常明顯。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存在著明顯的遞增性，而且其遞增幅度是不斷上升的，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顯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別變得越來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將從事的管理層與中低等教育者所處的員工層之間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懸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職工的15倍以上。據某人力資源薪酬績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外企高層管理人員與操作工之間年薪差距2007年為15·2倍,進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響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影響

㈠降低消費需求，妨礙經濟增長

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購買力并在長期上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正越來越顯著。需求的構成包括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我國經濟體的規模巨大,使得我國不能像東南亞的國家一樣,依靠出口擴大來實現經濟的騰飛。而在決定需求的另外兩個因素中,投資的增長,或者說供給能力的增加,歸根結底是來自出口和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能力的要求,在我國,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的消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終消費品,滿足消費需求的中間產品。因此經濟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我國的長期的經濟發展動力只能依靠我國的內需,而近年來內需增長達不到預期的水平,價格水平持續走低(當然價格走低與供求關系有關,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長期穩定適當的增長,必須有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應該是菱形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小,中產收入的人群比重大,這樣,才能形成穩定消費市場,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是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消費不到30%的商品。農民購買力低導致了廣大農村市場啟而不動，農村消費需求無法擴大。就全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狀況而言，一般來說，高收入階層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滿足，用于消費方面的支出會相對減少，他們的消費拉動作用已經十分微弱。而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由于受購買力的制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維持基本消費，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會制約經濟增長。

㈡妨礙產業結構的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會下降,第三產業會在經濟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發達國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其次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我國經濟要發展到這一階段,還需要很長的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工業將在長期中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要重視工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從目前我國工業產品在世界的競爭力來看,我國的比較優勢很大程度體現在傳統的制造業部門,如造船、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也有必要繼續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促進經濟的發展。何況,第三產業從創立,到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也不是短時間能實現的。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要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的對該類產品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困難是絕大部分產品面臨過剩的危機,在很多行業都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狀況,這一點,在電視,空調等產品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其負面效應有目共睹。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這種“過剩”是相對的,這些產品,只是相對于大部分城鎮居民是飽和的,而在廣大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很多產品沒有,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并不高,這類消費品在這些地區的潛在市場需求遠遠大于實際的市場需求。中西部的市場規模和其人口,國土面積及不相稱。目前這些產品之所以沒有達到應有的市場規模,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費能力弱,所以未能轉化成現實的市場需求。這就影響了制造業的繼續發展，也會妨礙將來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

㈢影響社會和諧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而致富的，他們的致富過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認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體系的不完善，通過“權力尋租”、“壟斷”、非法經營等手段攫取財富，成為暴富者。這部分暴富者不僅直接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更使得低收入者產生不公平感，不僅低收入者強烈不滿，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經營者也極為不滿。但是現實中人們很難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區分開來，于是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所有富人的財產的合法性都持懷疑態度。而且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況下出現“富者更富，窮著更窮”的情況。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來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們無法從高收入者中識別出非法致富者而導致對整個高收入人群的不滿，如果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消極心態不斷發展，就有可能采取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四、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與制度性因素

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后來隨著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點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表現尤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家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實行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的傾斜政策。國家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的重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同時在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各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則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大量投資資金流入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加上外資的涌入，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而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務分配體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并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縮小地區之間可支配財力的差別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就業的自由選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市場機制對地區之間收入差別的調節作用，使得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體系不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徹底,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銀行、電力、煤氣、郵電通訊、房地產等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使其從業人員的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現行法律規定條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稅制不健全或實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監管手段落后等獲取的收入，如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腐敗問題，如偷稅漏稅、走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團消費轉化為個人消費、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會總收入中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 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減少社會部穩定因素。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存在著保障水平比較低、覆蓋面不廣、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法不嚴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講,主要有: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夠有力,公共產品的分配也存在著向高收入人群傾斜的現象等。隨著市場競爭和風險的增加,貧困人口增多,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卻沒有配套建立起來。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中的中方員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享受到社保福利。這種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大量資料顯示,由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會直接導致個人的就業機會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強,而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進而使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產生差距。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五、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措施

㈠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3,但消費支出還不到整體的1/3。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二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強扶貧開發工作,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三是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辦好“水、路、電、氣”四件大事,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改善人居環境。四是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金融、信息、技術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快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五是建立覆蓋農村的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貧困群體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六是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

㈡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崗位，擴大中層收入者比重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徑。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吸納就業較多的傳統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要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鼓勵和扶持包括失業人員、各類中高等院校畢業生、企事業單位分流人員和農民等自主創業;還要調整產業政策,放寬產業的準入門檻,引導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創辦經濟實體,增加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失業人員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㈢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規范收入分配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配套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國家法律制度體系，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法律制度，規范和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改變市場的無序和紊亂狀況。首先要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率，取締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業壟斷，整頓不合理的壟斷收入，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廉政建設，減少“權錢交易”活動的空間。政法不僅要制定經濟法規，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實施這些法規，只有切實貫徹落實這些制度法規才能有效規范收入分配。

㈣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樹立公平的分配觀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屬于價值觀的范疇，它們有一部分內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機會的平等、條件的平等都屬于公平的范圍。同時公平與平等又是不同的價值觀。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公平強調的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長期以來，我們都強調初次分配講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調節”或“扭轉”的話，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當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進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調節力度搞得過大，出現獎懶罰勤效應，就會既損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也會損害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和社會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促進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確立公平的分配觀。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機制和體制

“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夠。因此，要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并實現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調整好國家教育資源的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和區域分配,改變過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的局面。要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普及和鞏固農村的義務教育,為民眾的“起點公平”奠定基礎。要堅持教育的公益性質,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只有實現教育公平,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使他們提高生產能力,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尤其是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后，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成為專家學者們非常關注的話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項浩大工程。它關系到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是保障國家和政治安定，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穩定機制。因此，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快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失業保險制度,積極推進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級政府要調整支出結構,盡可能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同時,還要通過健全法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管力度,健全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機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水平,讓更多的城鄉居民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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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當前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現狀的調查報告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促進了城鄉居民總體收入的不斷提高，客觀上也帶來了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重新調整和分配以及社會收入分層的加劇。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過去20年中持續擴大，對經濟的持續增長、社會公正與穩定都提出了挑戰。

基于此，我們幾個人組團對這個問題展開一對一問卷調查。希望可以通過自己的了解和調查得以印證著問題。當然其中多數是與我等有些關系的人。為了保證問卷調查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也為了區域相似性及互相對比性，根據我國經濟分區即八個區域，采集樣本主要是我國一些省份的經濟發達城市，總數35，均為月薪，取樣調查如下：

珠江三角洲區域（5人）廣州2人3800、5200元深圳2人 4500、4600元廈門1人 4600元

長江三角洲區域（4人）上海2人 6800/11500元南京1人 5000元 杭州1人 5500元

渤海灣區域（5人）北京2人 6000、5500元天津2人 4200、4500元青島1人5500元

東北區域（4人）：沈陽3600、大連3000、哈爾濱3800、長春3800元

中原區域經濟（6人）：長沙1人 3600元武漢1人 3300元鄭州1人 2800元 太原1人 2700元南昌1人 3300元合肥1人 4100元

西南區域經濟（5人）：成都1人3200重慶2人 3500、1900元昆明1人2300元貴陽1人 2100元

陜甘寧青區域經濟（4人）：蘭州1人 1500元寧夏1人 1400元西安2人1800/3200元

西部生態經濟區區域經濟（1人）：新疆1人 2600元

調查對象學歷分布：

高中 8人中專 4人大專10人本科11人

碩士研究生3人博士研究生1人

調查對象年齡段分布：

18-22：2人23-27：9人28-32：16人33-37:5人38以上：3人

調查對象從事職業整理：

生產制造:8人批發銷售：6人公關類：3人 教師：3人行政后勤：5人倉儲運輸：6人技術研發：3人其他1人

調查對象所屬企業性質：

國企5人私企18人公務員3人個體2人其他7人

調查對象目前月收入

2000以下：42000-3000：6人3001-5000:16人5001到8000:7人8000以上：

1調查對象家庭月收入情況：

3000以下：6人3000-5000：18人5000-8000:8人10000以上：2人

這些調查對象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固定收入，其他人則上下浮動。而且根據調查顯示部分的人對現狀不滿意，都在積極準備找尋新出路或有一些想法。

從調查數據得知，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差距。通過互相交流以及查閱相關文檔資料，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成因分析如下：

1.體制改革的原因。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市場機制進入收入分配過程，使社會分配關系從以按勞分配為主越來越轉向以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市場化分配機制。那些適應市場規律要求的市場主體，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市場機會，在社會財富的份額中占有越來越多的比重；反之，對于不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市場主體，其收入比重會相對下降。因此，市場化程度和競爭力不同的地區、領域、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逐漸拉大，個人因其所擁有要素的多少不同、稀缺程度不同而必然導致收入的差異。除此之外，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加之法制的不健全，給某些行政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撈取不義之財創造了機會。

2.歷史的原因。從歷史上看，根源于我國采取的不平等經濟發展戰略，我國長期以來走的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道路。靠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這導致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投入不足，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此外，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民遷人城市。城鄉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不僅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加。另外，我國工業化體系建立起來之后，在城 鎮發展中，低價征用農村土地。其次，從地區經濟結構 上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最早政策偏好東部地區，在制度創新和對外開放等諸多方面都使東部地區處于優先發展地位，如沿海率先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構成了較完備的市場經濟體系；而中西部地區無論是發展模式還是發展速度都與東部地區產生了差距。

3．行業壟斷的存在與分配政策不公。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行業和企業的生產特點及所創造的價值不同，工資待遇自然應不同。但有的行業和企業創造的財富不一定比別人多，靠的是壟斷地位自定高工資，收入遠大于別的行業。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電力、電信、金融、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 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此外，在同一行業內不同職級或崗位成員間實際可支配收入差距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也出現顯著分化。

4．勞動者素質差異。隨著分配制度的改革，平均分配體制被打破，市場競爭機制形成。由于勞動者個人天賦、工作能力不同，勤奮程度不同，及適應社會經濟轉型的速度不同等因素，因而表現在分配上，就會有收入多與少的區別。另外，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導致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高的收入相對較高。還有就是承認了非勞動收入的合法性使非勞動收入在居民個人收人中的比重迅速膨脹。例如股金分紅、利息，技術股份分紅、出售專利所得等，這樣一來每個居民獲得的勞動收入或非勞動收入就不均衡。

針對形成收入分配地區差距的原因，調解收入分配，縮小地區差距，必須堅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走可持續發展戰略道路

首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中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分配制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建立健康健全的司法體系，從精神和物資兩個方面踏實做起。打破行業壟斷，對行業加強指導監督，在避免市場競爭自由化的同時，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其次，逐步縮小地區差距。繼續不折不扣地推行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對經濟實力弱的地區給予更多的政策優惠。加大經濟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的投資、開發與幫扶力度，實現“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他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充分發揮中西部資源豐富的優勢，發展優勢產業，提高區域經濟總量和整體效益。現在政府應鼓勵中西部發揮區位優勢，發展優勢產業，加快改革步伐，繼續加強中西部基礎設施建設，建立高效暢通的交通網絡體系，以適應中西部對外開放和經濟開發的需要。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同時，有效地抑制地區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再次，實現城鄉平衡發展戰略，縮小城鄉差距。城鄉差距的擴打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中國應著力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防止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建立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合作醫療的保障制度。為農村居民提供培訓機會，提高農民的生產知識，實現農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發展。最終促進農民增收，實現城鄉穩定。

最后，合理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第一，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就需要進一步改進 稅制，對高收入階層加強征管，并改進稅制，適當提高“起征點”及降低“中段”的累進率以有意培養中等收入階層。．第二，引進、完善和健全相關稅種。重點考慮引進遺產稅和贈與稅。縮小由于代際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個人收入差距．第三．加強稅收征收管理，防止稅收流失，加強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征管。第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民生事業的投人。在“三農”支出方面；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社會保障資金使用的監督力度，完善監察制度，采取多種措施將更多的低收人群體納入到社會保障的范疇。

我們要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成果，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分配體制。真正實現國家強盛，人民富裕。

第五篇：對我國工資分配的調查

對我國工資分配的調查

改革開放30年來，在中央一系列方針政策指導下，我國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概括起來，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4年。解放思想，恢復按勞分配原則。這一階段是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的初步啟動時期。隨著重新確立按勞分配原則和國家調整國營企業管理體制，對企業放權讓利，工資分配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國家先后5次為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增加了工資，根本改變了職工工資水平長期不動的局面；二是對企業恢復了獎金和計件工資制度；三是批準有條件的企業簡化歸并了工資標準，在少數企業還試行了浮動工資、自費浮動升級等辦法。

第二階段：1985年至1991年。打破兩個“大鍋飯”，調整分配關系。隨著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國營企業普遍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結合第二次利改稅，工資分配實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在全國推行了企業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辦法，開始探索運用地區、行業工資總掛鉤等手段調控企業工資總量，與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分配脫鉤，實行分類分級工資管理體制。二是國家發布國營企業參考工資標準，打破僵化的八級工資制度，許多企業試行了浮動工資制、結構工資制、崗位工資制等基本工資制度，內部分配形式逐步實現靈活多樣。三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改革了原有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實行了以職務工資為主的結構工資制。四是引入再分配調節手段，開征了工資調節稅、獎金稅和個人收入調節稅等。

第三階段：1992年至1999年。確立改革目標，培育新的分配機制。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則，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探索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根據這一精神，一是確立了“市場機制決定、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這一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目標；二是進一步改革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推行崗位技能工資制，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辦法；三是改革工資總量管理方式，改進完善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掛鉤辦法，部分企業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的試點；四是進一步改革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國家機關實行職務級別工資制，事業單位根據不同行業等情況分別實行了符合各自特點的工資制度；五是加大了運用法律和經濟等手段調節工資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和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等制度，進一步完善了個人所得稅制度。

第四階段：2000年至今。工資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階段。中央提出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要求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一是加大了對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力度,在許多企業經營者實行年薪制的基礎上，部分企業試行了股權激勵辦法、企業年金制度和規范職位消費。二是建立健全科技人員收入分配激勵機制，實行按崗位、按任務、按業績定酬的辦法。三是深化企業內部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四是探索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部分企業開展了企業內部職工持股、技術要素入股等試點。五是繼續擴大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工資指導價位和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制度實施范圍，全面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六是進一步深化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實行職務級別工資制；改革事業單位分配制度，實行崗位績效工資制。目前，全面改革正在繼續向前推進。

回顧30年來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的歷程，總的看，改革是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的，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理論突破，確立了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理論，明確并適時調整了分配原則；二是體制轉變，我國工資分配管理體制實現重大轉變，宏觀調控體系初步形成；三是制度創新，工資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改革創新，現代薪酬制度初步建立；四是經濟增長、收入提高，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職工工資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