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鄉鎮領導班子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截至2006年10月底，***縣鄉鎮黨委全部采取“公推直選”的方式進行換屆，全縣的4457名農民黨員參加了“公推直選”，占農村黨員總數的83.5。目前，全縣15個鄉鎮黨委班子中，書記、副書記都按照“一正兩副”模式配備。換屆后，隨著黨委職能和重點的轉變，領導班子職數的精減，農村形勢的不斷變化，加強鄉鎮黨委班子建設，建立并實行符合鄉鎮實際的領導體制和機制，不僅有其現實必要性，還有很強的的針對性和指導性。為了實現鄉鎮黨委班子“增強整體合力，協調高效運轉，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在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活動中，我先后深入基層鄉鎮、站所、村組，通過調查、座談、走訪，現就換屆后鄉鎮黨委班子運行情況談一些自己的見解。

一、換屆后黨委班子精干，活力增強，效率提升

1、配備科學，結構優化，活力增強。通過嚴格按照省市委的要求和規定程序換屆，實現了減副職，減職數，增活力，促發展的目標。換屆后，全縣鄉鎮黨委減少副書記6名，減少其他科級職位34名。黨委班子結構得到了優化。一是班子成員年輕化。換屆后，全縣133名鄉鎮黨委委員平均年齡39.9歲，其中，鄉鎮黨政正職30名，平均年齡40.6歲，比換屆前均有明顯下降，同時配備了35歲以下黨政正職3名，為每個鄉鎮配備了1名30歲以下的班子成員；二是班子成員知識化。鄉鎮黨委委員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87人，占65，比上屆提升10個百分點。同時注重黨政管理、農業科技、法律、城鎮規劃、企業管理等方面專業人才的合理搭配。三是決策的整體功能提升。為10個鄉鎮黨委班子配備了優秀女干部，14個鄉鎮黨委配備優秀村黨支部書記擔任了鄉鎮黨委委員。通過優化結構，鄉鎮黨委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整體功能得到提升。

2、角色得到轉換，責任進一步增強。按照黨委集體決策、委員分工負責的的運行機制，換屆后鄉鎮領導管理層次減少，黨委委員分工上實現了“三個轉變”：一是由過去的“協管”變為“主管”。換屆前，鄉鎮許多由副書記牽頭分管，機制處于交叉運作和多層運作。換屆后，專職副書記其職責更多的側重于黨的建設、統籌協調、檢查督促和日常事務的處理；黨委委員直接分管不同的，減少了領導層級，提高了效率。二是決策上由“副將”變為“主將”。換屆后，黨委委員職責凸顯出由重在履行表決權向承擔黨委決策責任的轉變，給黨委某一方面的指揮權，增強了黨委委員主動建言決策、科學決策的能力，防止了決策中的“一言堂”和失誤。三是運作上由“配角”變為“主角”。換屆后，黨委委員直接對黨委會負責，在充分調研、科學論證、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提出意見和建議，直接提交黨委會研究討論和決定，使黨委委員對負責或分管的更加凸顯出駕馭全局、把握方向、推進實施、檢查指導的主角職能。

3、運轉更加規范，決策更趨科學。按照集體領導，分工負責，民主決策的領導體制，各鄉鎮普遍修訂完善了《鄉鎮黨委會議事決策規則》，對議事決策遵循的原則、議事決策的范圍、決策的執行、重大事項決策的公開和監督、公文審批、作風紀律要求等作出了明確規定。通過年度考核和調研看，絕大多數鄉鎮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實現了以制度管人、管事，決策比較科學民主，班子成員心齊氣順，合力明顯增強，抓發展、促發展效果明顯。

二、黨委班子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1、個別黨委委員自身素質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角色轉換滯后。少數干部習慣于行政命令式的方法，缺乏科技、信息、政策方面的服務和引導，使其分管的從提供決策指導上缺乏科學性，主角的角色轉換不到位。由于過去領導體制下形成的一批干部，從知識要求和方式上已不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也不能通過一次換屆，使他們退出“歷史舞臺”，只能通過培訓、教育、引導，使其更新觀念，增長知識，跟上時代發展的需要。

2、體制上帶來上的掣肘，影響了鄉鎮黨委職能的充分發揮。現行的鄉鎮體制，職能很多，涵蓋了新農村建設的方方面面，但鄉鎮黨委的職權很小，財權、人權等重要的職能采取垂直管理，形成了不同層級的部門利益與鄉鎮職能間的“條條”與“塊塊”的矛盾比較多，鄉鎮權利弱化，鄉鎮黨委在許多方面力不從心。

3、機制制度創新滯后，職能履行不到位。盡管鄉鎮結合實際建立健全了一些議事、決策、管理等制度，但大部分鄉鎮仍然沿用了以往的管理模式，沒有通過機制制度的創新來革除中的弊端，主動服務，上門服務的意識比較弱，在干部隊伍管理上沒有形成競爭激勵機制，在干部的監督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上也存在“盲點”和不到位的地方，造成了一些鄉鎮黨委平庸或者容易犯錯誤。

三、加強鄉鎮黨委班子建設的對策

鄉鎮黨委班子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發展

第二篇：關于鄉鎮領導班子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關于鄉鎮合并后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謝存海

[本文發表于2001年]

根據市委的統一部署，5月23日至28日，我們對全市8縣（市區）規模調整后的42個鄉鎮（辦事處），進行了全面認真的調查。調查中，各調查組先后聽取了各縣（市區）面上情況的匯報，召開了有關鄉鎮黨委書記座談會，并深入到有代表性的鄉鎮，與部分機關干部及農村黨支部書記進行了座談。通過調查，了解了合并后鄉鎮的運行情況，找出了存在的問題，研究了解決問題的措施。具體情況報告如下：

一、鄉鎮合并的基本情況

根據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市于今年3月份對鄉鎮規模進行了調整。在調整工作中，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抓，分管領導靠上抓，制定周密的實施方案，采取積極穩妥的措施，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保證了鄉鎮規模調整的順利進行。從今年3月1日開始，到3月15日結束，僅用半個月的時間就圓滿完成了鄉鎮合并任務。鄉鎮規模調整后，全市鄉鎮（辦事處）由原來的167個合并為125個，減少了42個。其中，鎮由原來的72個調整為68個，減少了4個；鄉由原來的87個調整為49個，減少了38個。鄉鎮（辦事處）的規模，調整前平均人口為3.41萬人、面積為52.18平方公里，調整后平均人口為4.53萬人、面積為69.29平方公里，分別擴大32.8%和32.79%。鄉鎮規模調整后，全市8萬人口以上的鄉鎮（辦事處）達到12個，5—8萬人口的鄉鎮（辦事處）19個，5萬人口以下的鄉鎮（辦事處）94個。總起來看，這次鄉鎮規模調整，體現了強并弱、大并小、老并新、城區并周圍鄉鎮的指導思想，除極個別鄉鎮外，絕大多數感到調得順、并得好，得到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擁護，調動了各個方面的積極性。

二、合并鄉鎮的運行情況

從調查情況看，規模調整后，各縣（市區）和調整的鄉鎮（辦事處）在理順關系、整頓秩序、加強管理、發展經濟等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實有效的工作，使合并后的鄉鎮（辦事處）在較短的時間內渡過了“磨合”期，走上了正常運行的軌道。

（一）領導班子情況。鑒于鄉鎮合并后規模普遍擴大，工作量增加，任務加重，各縣（市區）都選配政治素質好、領導水平高、工作經驗豐富的同志，擔任規模調整后的鄉鎮（辦事處）黨委書記和鄉鎮長（主任），同時，根據合并后鄉鎮（辦事處）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除黨政一把手外）都是雙套或三套人馬的實際情況，各縣（市區）對他們按照任職時間先后，重新進行排名公布，從而理順了這些鄉鎮（辦事處）領導班子、領導成員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各鄉鎮（辦事處）根據每個領導干部原來的分工和實際工作需要，明確了領導責任，確定了崗位職責。除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分別負責黨委、政府的全面工作外，黨委副書記及其他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分工，大體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黨委副書記重新進行分工，各盡其職，各負其責。如，臨清的金郝莊鄉、康莊鎮等，對鄉鎮工作分六條線，設置了經濟工作、農村工作、城鎮管理、政治工作、計劃生育、政法工作六個管理委員會，每個黨委副書記和經委主任（享受正科級待遇）分管一個委員會，其他副科級干部分別協助負責。二是黨委副書記及其他副科級以上干部，仍按原來分工負責分管的工作，形成了工作統一部署，分工雙套運作的格局。在對上關系上，分管同樣工作的副書記排名在前的負主要責任；在開展工作中，各以原來分管的鄉鎮為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三是黨委書記班子重新分工、分別負責，其他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仍按鄉鎮合并前的分工開展工作。東阿縣的牛店鎮，臨清的新華辦事處、青年辦事處、先鋒辦事處等鄉鎮（辦事處）領導班子，都是采取的這種運行方式。為了規范領導班子運作，各鄉鎮（辦事處）普遍實行民主集中制，強化了鄉鎮（辦事處）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例如，高唐縣姜店鄉每周五召開黨政班子成員會議，分別匯報本周工作情況和下周工作打算。通過集體匯報，既節省了領導精力，又互相通報了情況，也有利于減少推諉扯皮。目前，各鄉鎮領導班子總體運行情況良好，領導班子成員都能識大體、顧大局，團結一致，齊心協力開展工作，保證了各項中心任務的圓滿完成。

（二）機構設置情況。鄉鎮合并后的機構設置，各縣市沒有作統一規定，都是由各鄉鎮（辦事處）根據工作需要自行確定。多數鄉鎮對行政管理機構（包括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如武裝部、經委、民政所、司法所、計生辦、財政所、土管所、農經站、畜牧站、林業站、農機站、文化站、廣播站等，都進行了合并，鄉鎮聯校及醫院則暫未合并。東阿縣合并后的鄉鎮機構基本是按原有機構運轉的，合并雙方的人員捆在一起，原來管什么還管什么。臨清市規模調整后的鄉鎮機構基本保持了原來的格局，形式上合并在一起，實際上原鄉鎮機構仍在原行政區域內行使職能。冠縣大多數鄉鎮采取的是分線作戰的辦法，把鄉鎮工作分成若干條線，原來鄉鎮人員根據崗位工作性質，分別并入各線工作。高唐縣高唐鎮將鎮直機構精簡為“四委、兩辦”，即農委、財委、經委、綜治委和綜合辦公室，計劃生育辦公室，理順了工作關系，提高了工作效率。為方便工作，合并后的新鄉鎮均在被撤鄉鎮設立了留守處、辦事處或工作區。如莘縣王莊集鄉仍保持了兩套班子在合并前的原鄉鎮分別辦公。管區一級，有的根據工作需要重新劃分了管轄范圍，比如冠縣冠城鎮把原來兩個鄉鎮的10個管區重劃為12個管區，臨清市金郝莊鄉將原來的7個管區重劃為4個管區；多數鄉鎮管區一級的管轄范圍仍維持原來的狀態。從目前情況看，盡管各縣（市區）、各鄉鎮（辦事處）的機構設置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能正常運轉，保證了鄉鎮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人員合并情況。鄉鎮規模調整后，合并后的鄉鎮機構為“1＋1=1”或“1＋2=1”，但鄉鎮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都是“1＋1=2”或“1＋2=3”。面對鄉鎮人員過多的情況，多數鄉鎮處于穩定考慮，維持了人員現狀，但也有部分鄉鎮不等不靠，在競爭上崗、分流富余人員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如，東阿縣桐城鎮對管區書記實行了競爭上崗，對一般干部實行了優化組合；臨清市先鋒辦事處成立了6個工作委員會，在領導干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采取“將挑兵、兵選將”的辦法配備工作人員，有效的調動了機關人員的積極性。莘縣魏莊鄉安排9名機關干部創辦農業科技示范園、10人參與兩個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管理與經營。張魯鎮規定：“機關干部興辦實體，可提前發放一年的工資；對在本鎮興辦企業的鄉鎮分流人員，可拿出上繳稅費的一半給予獎勵”。今年，該鎮準備分流鄉鎮干部職工50人以上。東昌府區沙鎮三個副鎮長創辦的奶牛場，奶牛飼養規模已達40多頭，可分流機關人員10多名。高唐縣規模調整后的鄉鎮，均成立了水利服務中心、個體私營經濟服務中心、養殖業服務中心和高效農業開發服務中心，使500多名鄉鎮干部通過輪崗走向了市場，離開了機關，為下步機構改革、人員分流創造了條件。

（四）鄉鎮財務情況。一是移交財產及債權債務。為了防止鄉鎮合并中發生國有資

產流失，各縣（市區）都采取了非常嚴密的措施，普遍成立了人、財、物移交領導小組，派出了專門的財務審計工作組，全面掌握了鄉鎮財務管理、債權債務、國有資產等方面的情況，并逐一拉出單子，登記造冊。經上級財政、審計部門審核后，由被合并鄉鎮的黨委書記、鄉鎮長及有關人員簽字后移交，再由合并鄉鎮的黨委書記、鄉鎮長及有關人員簽字接受。臨清市組織財政、審計、民政等有關部門，深入撤并鄉鎮靠上做工作，幫助進行了財務清理及財產移交；東阿縣組織審計部門對撤并鄉鎮逐一進行財務審計和清產核資，并在此基礎上實行資產及債權債務的整體劃轉；等等。通過采取這些切實有效的措施，各縣（市區）在鄉鎮合并中順利完成了財產移交，未發生任何資產流失現象。二是解決合并后鄉鎮人員的工資發放問題。盡管合并后的鄉鎮經濟狀況不同，但都積極主動的籌集資金，解決欠發工資問題。多數鄉鎮開始執行相同的工資標準。對以前欠發的工資一次性或分步補齊。比如，高唐縣對鄉鎮供養人員，按財政必保工資標準，及時足額撥付資金，確保工資發放。茌平縣實行“專戶撥付，封閉運行”的辦法，統一管理發放鄉鎮工資。冠縣原元造戶鄉機關人員及教職工14個月未發工資，合并到柳林鎮后，柳林鎮新的領導班子研究確定，優先發放原元造戶鄉干部職工的工資，極大的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東昌府區梁水鎮與八甲劉鄉合并后，梁水鎮政府統一了新的工資標準，并補發了原八甲劉鄉簽發的一個月工資。莘縣十八里鋪鎮、陽谷縣陽谷鎮也都分別補發了合并的原王鋪鄉、石門宋鄉機關干部職工工資發放問題，被合并鄉鎮的干部職工普遍感到比較滿意。三是清理債權債務。鄉鎮合并后，面對財政壓力，各鄉鎮都對清理債權債務比較重視。比如，高唐縣對各鄉鎮的債務都逐項進行了梳理分類，對欠銀行、欠縣財政、欠企業和個人的債務，要求各鄉鎮分清輕重緩急，制定還款計劃。茌平縣要求合并后的各鄉鎮，對撤銷鄉鎮的外欠款物、拖欠工資、各項集資及基金會存款作出償還承諾；對外借款物，由原批準人負責限期收回，一時收不回的由借出人員負責讓借款（物）人寫出償還保證書；造成財產損失的，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四是加強了財務管理。為緩解鄉鎮財政壓力，各鄉鎮（辦事處）本著“勤儉節約、過緊日子”的指導思想，普遍嚴格了財務管理制度。比如，東阿縣桐城鎮制定了包括財務報銷制度、用電管理制度、招待管理制度，車輛管理制度，電話管理制度在內的一整套財務管理制度體系，使鄉鎮財務工作走上了規范化管理的軌道。

（五）工作運行情況。從調查情況看，鄉鎮合并后普遍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整頓機關思想作風。針對鄉鎮規模調整人心一時比較散亂的問題，結合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各鄉鎮普遍召開了領導班子會、機關干部職工會、管區負責人會等，大講鄉鎮規模調整的重大意義，引導大家樹立大局意識，增強責任心，克服失落感。同時，各鄉鎮還嚴格了考勤制度，明確了崗位職責。不少鄉鎮實行了任務目標責任制，狠抓了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的轉變，嚴禁吃喝風，倡導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受到了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的好評。二是搞好遺留問題的清理。在這方面，各鄉鎮重點摸清計劃生育、“三提五統”拖欠、宅基地糾紛、稅費改革等方面的情況，分別采取了有針對性地解決措施。如，冠縣原元造戶鄉去年全年的“三提五統”沒有收繳上來，合并到柳林鎮后，新班子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短短幾天的時間就全部完成了清理收繳任務。陽谷縣陽谷鎮清理債權215萬元；東昌府區梁水鎮清理提留尾欠176萬元；陽谷縣西湖鄉收回外欠款30余萬元。三是加強村級班子建設。各鄉鎮普遍對農村支部班子狀況重新進行了分類排隊，對落后村支部派駐工作組進行限

期整頓，目前已整頓好的34個，未整頓好的正在繼續整頓之中。東古城鎮成立10個工作組，由副鄉鎮級干部帶隊，自帶被褥鍋灶，吃住在村，開展對后進班子的整頓，取得了明顯成效。茌平縣對65個后進村班子進行了集中整頓，有的調整了主要領導成員，有的健全了管理制度，有的理清了工作思路，有的幫助村里集中解決了一些遺留問題。四是強化經濟發展措施。各鄉鎮都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本鄉鎮實際，提出了經濟發展思路，普遍把農業結構調整、發展民營經濟和組織勞動力轉移作為重點來抓，把富百姓與富財政有機統一起來，明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比如，陽谷縣西湖鄉，在農業結構調整方面，提出了以發展大蒜、韭菜、大棚菜、池藕種植及肉雞、獺兔、鵪鶉等養殖為重點的結構調整方案；在發展民營經濟和招商引資方面，成立了由黨委書記任組長的領導小組，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到目前，全鄉共發展韭菜種植2500畝、池藕3600畝、肉雞存欄20萬只、獺兔2000余組；引進投資1690萬元的“華洋化工公司”項目已在民營工業園破土動工，投資120多萬元的“金波橡膠廠”已通過市級驗收，2個投資100萬元以上的項目、4個投資50萬元以上的項目正在洽談之中。莘縣王奉鄉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召開全鄉經濟工作會議，先后組織2000多人外出參觀學習，請專家作報告，并在此基礎上確定了發展花生、槐米、花卉、苗木等新的產業的思路。此外，冠縣、臨清等縣（市區）今年春季的植樹造林任務也都完成得非常出色，植樹規模達到了近年來的最高水平。

三、鄉鎮合并后面臨的問題

從總體上講，各縣（市區）鄉鎮規模調整都進行得非常順利，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但也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領導干部多。鄉鎮合并后，鄉鎮領導干部成倍增加。以東阿、冠縣、臨清14個規模調整后的鄉鎮為例，副科級以上干部多達525人，按照魯發[2001]5號文件規定應設145職，現有人員超出規定380人，平均每個鄉鎮超出27人。其中，現有副科級以上干部最多是臨清市新華辦事處，由于該辦事處是由原新華辦事處、胡里莊鎮和臨東鎮的三套人馬合并在一起，副科級以上干部總數到達69人，比規定多58人。

（二）機構不理順。調查發現，鄉鎮機構臃腫的問題普遍比較突出，多數鄉鎮黨委、政府設有黨政辦公室、人武部、老齡委、團委、婦聯、組織辦公室、宣傳辦公室、信訪辦公室、司法所、民政所、殘聯、經委、財所、土管所、計生辦以及經管站、農技站、林業站、水利站、農機站、獸醫站、種子站、統計站、廣播站、文化站、法律服務站、聯校、醫院等，加上縣（市區）直部門下派單位派出所、工商所、國稅所、地稅所、法廳等，共有30多個部門和單位。此外，還有農行、信用社、供電站、供銷社、郵電、電信、糧所、棉廠等。這些單位大多自行其事，有的忙得團團轉，有的閑著沒事干。鄉鎮合并后，機構設置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各鄉鎮采取設置幾委幾辦的方式分線運作，各行其是，缺乏統一規范，形式上精簡了機構，實際上原有的部門和單位一個也不少，只不過是重新歸了歸堆而已；二是上級部門原來派駐被撤并鄉鎮的單位，如工商所、國稅所、地稅所、派出所等，鄉鎮合并后仍然保留，從而形成了一個鄉鎮雙套甚至三套機構的局面，體制不理順，工作不協調。

（三）財政壓力大。由于合并后的鄉鎮財政供養人口普遍增多，工資支出成倍增加，大部分入不敷出。據調查，全市42個合并后的鄉鎮，能按月及時發工資的只有15個，其中莘縣、陽谷、東昌府合并后的14個鄉鎮全部能及時發放工資。另據對臨清、冠縣、東阿三縣（市）

14個鄉鎮（辦事處）的調查，除臨清市的新華、先鋒、青年三個辦事處外，其余11個鄉鎮都感到壓力很大。其中，冠縣的冠城鎮、桑阿鎮、東古城鎮、柳林鎮、辛集鄉五個鄉鎮的財政供養人口達4972人，去年的財政收入總額為1770萬元，而年工資總額卻高達3342萬元。高唐縣楊屯鄉財政供養人口933人，月工資額達到51萬元，年財政缺口近500萬元。莘縣原馬集鄉拖欠工資11個月，總額165萬元，與王莊集合并后共欠工資250多萬元，形成了沉重的財政包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各鄉鎮（辦事處）的教育系統，人事和業務都歸縣教育部門管理，而工資卻由鄉鎮負擔，即牽扯了鄉鎮的很大精力，又加重了鄉鎮的財政壓力，既拖了鄉鎮工作的后腿，又影響教育事業的發展。

（四）債務負擔重。據調查統計，全市合并后的42個鄉鎮，債務總額達到4.17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991.64萬元；規模未調整的83個鄉鎮（辦事處），債務總額為7.2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辦事處）負債871.37萬元；規模調整后的鄉鎮比未調整的鄉鎮，平均債務多120.27萬元。從各縣（市區）對比來看，規模調整后的鄉鎮；平均負債最多的是茌平縣和陽谷縣，分別達到1818.43萬元和1507萬元，平均負債最少的是高唐縣和冠縣，分別是552.03萬元和562.2萬元。從債務構成看，欠銀行貸款額總計1.48億元，占債務總額的35.49%；欠企業和個人款總計9639.55萬元，占債務總額的23.12%；欠農民合作基金會2034.1萬元，占債務總額的4.88%；欠工資6096.43萬元，占債務總額的14.62%。債務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貸款上項目、興辦公益事業（修路、建校等）、給企業擔保等。

（五）富余人員多。由于規模調整后的鄉鎮（辦事處）人員多為兩套或三套人馬合在一起，按照機構改革的要求，分流壓力太大，很難自行消化。據對臨清市、東昌府區、陽谷縣、莘縣、東阿縣、冠縣合并后24個鄉鎮的調查，現有在職人員總數為4806人，平均每個鄉鎮201人。根據魯發[2001]5號文件規定，這24個鄉鎮定員總數最多不超過2030人，平均每個鄉鎮不超過85人，富余人員總數達2766人，平均每個鄉鎮115人。這么多人下一步如何分流？這是各鄉鎮普遍感到難以解決的大問題。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僅直接影響鄉鎮規模調整的效果，而且會給這些鄉鎮造成沉重的包袱。

（六）工作條件差。鄉鎮合并后，規模大了，人員多了，相應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不少鄉鎮辦公條件非常緊張，有的三、五個人擠在一間屋里，合用一張辦公桌；有的甚至連辦公的地方都沒有，點完名后只能在院子里轉圈子；大多數鄉鎮原來的會議室較小，現在開個范圍稍大點的會議，人員根本坐不下。工作地點變了，干部職工的住房安排、子女上學以及離退休人員的生活安置等都面臨新的情況。有的被合并鄉鎮的干部職工，必須騎自行車到十幾公里外的新的鄉鎮去上班，趕上陰雨天，難免工作會受影響。這些問題，靠鄉鎮自己短時間內是難以解決的。

四、加強合并后鄉鎮建設的幾點建議

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盡管合并后的鄉鎮普遍運轉比較正常，干部職工的工作熱情比較高漲，但是長期下去勢必制約鄉鎮工作的協調運行，進而給整個農村工作帶來不良影響。因而，結合鄉鎮機構改革和明年鄉鎮班子換屆選舉，必須采取切實措施，理順鄉鎮關系，全面加強合并后的鄉鎮建設。我們認為，應突出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加強鄉鎮領導班子建設。首先，要抓好鄉鎮班子的思想建設。結合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教育鄉鎮領導干部特別是黨委班子成員，牢固樹立公仆意識和

宗旨觀念，自覺以孔繁森同志為榜樣，模范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新鄉鎮的大局出發，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齊心協力致富一方百姓。其次，要抓好鄉鎮班子的組織建設。根據魯發[2001]5號文件規定：鄉鎮黨委一般由5—7人組成，其中書記1人，副書記2—3人，1名副書記任紀檢書記。中心鎮、8萬人口以上的鄉鎮政府設鄉鎮長1人，副鄉鎮長1—2人。鄉鎮黨政領導提倡交叉任職。鄉鎮人武部一般設部長1人，可配副鄉級干部；鄉鎮人大主任一般可由鄉鎮黨委書記兼任，也可以專職擔任。除以上規定職位外，鄉鎮不再設置其他副鄉級或享受副鄉級干部待遇的管區工作機構或職位。目前，鄉鎮合并后已普遍配齊黨委書記和鄉鎮長，下一步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統一要求，盡快把鄉鎮黨委、政府領導班子健全和完善起來，力求配強配順。在完善合并鄉鎮領導班子的過程中，要注意選拔使用合并鄉鎮的優秀年輕干部。對現有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應由各縣（市區）統籌安排，合理使用。宜就地安排的就地安排，宜在鄉鎮之間、鄉鎮與縣直部門之間交流的進行交流，年齡偏大的可提前退休或轉為非領導職務。第三，要抓好鄉鎮班子的作風建設。教育鄉鎮領導干部，進一步轉變工作作風或工作方式，學會運用經濟的、法制的手段，用政策引導、示范帶動、搞好服務的方式方法指導工作，堅持實事求是，真抓實干，無私奉獻，奮發進取，努力開創鄉鎮工作的新局面。

（二）規范鄉鎮機構設置。規范機構設置是理順鄉鎮管理關系的基礎環節。在這方面應注意抓好三點：一是，本著“優化結構、完善功能、精干高效”的原則，合理設置鄉鎮黨政機構。根據省委、省政府規定，結合我市實際，我們建議，鄉鎮（辦事處）設置“一辦、一所、五委”，即：黨政辦公室，財政管理所，農業委員會，民營經濟委員會、城鄉建設委員會、社會事業委員會（掛計劃生育委員會牌子）、綜合治理委員會。鄉鎮設置的有關助理員，可根據承擔的職能，并入有關機構進行管理。二是本著“理順上下，協調左右”的原則，對縣（市區）派駐鄉鎮（辦事處）的工商所、派出所、國稅所、地稅所等，進行合并歸并，改變同一鄉鎮（辦事處）、同一職能，“兩所”、“三所”共同運作的局面。同時，本著人、事、財權統一的原則，將鄉鎮教育系統的工資上劃到縣（市區）教育部門，以減輕鄉鎮（辦事處）的財政壓力。三是大力壓縮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省委、省政府規定：中心鎮、8萬人口以上的鄉鎮，設置事業單位不超過8個，其他鄉鎮不超過6個。限額內事業單位的具體設置，由各縣（市區）根據實際情況研究決定。以市場為導向主要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如農機、畜牧、水產（漁業）等機構原則上轉為經濟服務實體，不再保留事業單位性質。四是省委、省政府要求“鄉鎮以下不設立管區等管理層次”，鑒于管區一級在推動農村工作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建議，撤銷管區后，可采取鄉鎮干部兼職的辦法，實行劃片管理，不設固定編制，不配專職人員。

（三）妥善分流富余人員。目前，由于規模調整后的鄉鎮干部職工隊伍都是“雙套”或“三套”人馬，機構干各種人員分流的壓力很大，單靠鄉鎮自己很難把應分流的人員及時分流出來。因此，我們建議，在定機構、定崗位、定職責以及競爭上崗、優化組合的基礎上，采取以下幾條途徑，搞好人員分流：（1）根據《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達到30年以上工齡的可提前退休一批；（2）根據工作需要和本人素質，本著發揮專長、重用人才的原則，向縣直部門或其他鄉鎮合理流動一批；（3）原在經營性事業單位工作，又有一定經營經驗者，可結合機構改革整建制轉移一批；（4）對有一定經營頭腦、業務技術專長和經營門路者，可采取鼓

勵政策，引導分流一批；（5）對參加工作時間較短、年齡較小、文化水平較低的，可動員起學習深造，進大專院校培訓一批；（6）對一時難以分流，工作中又不特別需要的人員，可實行輪流離崗的辦法，逐漸消化一批。

（四）切實抓好財源建設。解決目前鄉鎮財政困難，最根本的出路在于發展經濟，搞好財源建設。要大力搞好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高效農業、特色農業、創稅農業，力爭每個鄉鎮增加農業特產稅100萬元以上。要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農村二三產業，特別是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富民富財政的突破口和增長點，盡快培植起鄉鎮的支柱財源，確保鄉鎮每年增加工商稅收100萬元以上。同時，要嚴格財務管理制度和財經紀律，精打細算、厲行節約，堵塞漏洞，制止浪費。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使鄉鎮財政狀況盡快步入兩次循環。對于鄉鎮的債權債務，要逐項拉出單子，能收回的債權要盡量予以收回，該償還的債務要制定計劃，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償還。鑒于被撤并的鄉鎮均有一定的固定資產，特別是有大量的房屋、場院閑置，要盡快將其盤活起來，發揮效益，以減少債務壓力。對欠銀行貸款、拖欠干部職工工資等，要一項一項的研究解決辦法，能馬上解決得馬上解決，不能馬上解決的要分期分批地予以解決。

（五）努力優化鄉鎮環境。鄉鎮工作處在農村各種矛盾的交匯點上，條件艱苦，困難較多，任務較重。對于合并后的鄉鎮來說，這個問題顯得更加突出。各級黨委、政府對鄉鎮干部要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更多的關心、支持。各種宣傳媒體要大力宣傳先進鄉鎮及優秀鄉鎮干部的經驗和事跡，樹立鄉鎮干部的良好形象。上級黨委、政府在向鄉鎮交任務、壓擔子的同時，要注意指路子、教法子；鄉鎮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要少指責、多幫助；要下決心制止各種不必要的達標升級活動，除中央規定的外，不得輕易推行“重點管理”和“一票否決”。對鄉鎮工作的考核，要實事求是，注意實績，防止搞不切實際的“一刀切”。任何部門和單位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向鄉鎮亂攤派、亂伸手。對正常發放工資困難和辦公、住房條件較差的鄉鎮，上級財政要盡力幫助解決，以穩定鄉鎮干部的思想情緒，確保鄉鎮工作的正常運轉。

第三篇：關于鄉鎮領導班子建設情況的調查報告

關于鄉鎮領導班子建設調研報告

中共麗陽鄉委員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圍繞思想、組織、作風、制度等四個方面，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當前，農村稅費改革后，為鄉鎮領導班子思想作風建設、黨的建設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強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對策,現將我鄉領導班子建設情況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自2011年4月換屆后，我鄉共有黨政領導班子成員12人，其中書記1人，鄉長1人，副書記2人（含鄉長），副鄉長3人，人大副主席1人，其他委員3人，其中正科2人；班子成員中，黨委委員兼副鄉長1人。從領導班子成員年齡結構上看，30歲以下的1人，31-35歲的3人（其中擔任正職2人），36歲至40歲5人，41歲至45歲的3人。從文化程度上看，大學文化程度5人，大專文化程度的5人。中專文化程度2人。從近期班子成員調整交流情況看，從外鄉鎮交流進來的5人，就地提拔6人，未變動老班子成員1名。

近幾年來，麗陽鄉堅持把黨委自身建設作為提高基層黨組織戰斗力的首要任務來抓，全體班子成員緊緊圍繞“深化農村改革，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建設小康麗陽”這個中心，圍繞“第一要務”，牢記“兩個務必”，實踐“三個代表”，以創建“五好”鄉鎮黨委為目標，加強班子思想作風建設，在思想上求實，作風上務實，工作上扎實，領導班子思想作風建設不斷加強，領導班子整體素質不斷提高，在農村“三個文明建設”中較好地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

（一）加強學習強素質，思想上求實。黨委及班子成員堅持把學習作為改造世界觀、提高政策理論水平、提高適應農村工作的首要措施常抓不懈，采取中心組集中學、專題培訓學、領導帶頭學、請專家輔導學、分散自己學等多種方式方法學理論、學法律、學科技，培養出了一大批適應鄉村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新提拔的副科級領導都是原來奮戰在農林水司法調解等經濟戰線上的骨干，他們業務熟悉，有比較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較好地促進了麗陽經濟發展。

（二）發揚民主增活力，作風上務實。在工作中，我們在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增強領導班子活力上下功夫。建立健全了黨委議事規則、民主生活會、政務財務“雙公開”等一系列制度，決定大事先開展意向性調查研究，多聽副職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眾代表的意見。重大決定由班子成員聯席會議集體決定。在工作中，相互補臺，坦誠布公，在內部有一個民主、公開的氛圍，在群眾中有一個特別能戰斗的外部形象。建立健全監督機制，黨委每年召開兩次以上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生活會，接受黨員和群眾的監督。堅持“兩公開一監督”制度，實行群眾評議干部，每年年底結合工作總結和公務員考評對領導成員進行民主評議。建立健全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自覺廉潔自律，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蝕。在工作中，領導班子成員，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發揚求真務實的傳統，一切從實際出發，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貫徹上級黨委的指示、決議，善于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尊重客觀規律，創造性開展工作。鄉主要領導率先垂范，把求真務實作為一條基本工作準則，有喜報喜，有憂報憂，防止和糾正了作風不實、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簡單粗暴等不良作風。

（三）執政為民轉作風，工作上扎實。一年來，黨委及班子成員自覺將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自己實踐服務宗旨的標桿，認真貫徹昌江區委提出的打造產業實力雄厚，人民生活富足，社會和諧宜居的現代化新區目標，以加快麗陽“三個基地，一個后花園”建設為著力點，在發展農村經濟，維持農村穩定，著力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1年，全鄉完成財政收入4300萬元，占年計劃的146.3%，社會總產值達到3.98億元，比上年遞增27%。在農業上，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全鄉良種水稻覆蓋率98%以上，培育養殖小區13個，其中省級龍頭企業1個，市級龍頭企業2個，爭取各類農機補貼45.1萬元，新增各類農機器具117臺，大面積推廣機耕機收。農民人平純收入有較大幅度提高，2011年達到6061元，比上年增加583元。在工業發展上，積極走出去，引進來，在與12家大型企業洽談之后，已與深圳大乘能源、江西新源車用甲醛汽油石化公司、景德鎮嘉寶陶瓷等企業簽訂意向性協議，其中榮信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建成投產。工業平臺建設取得可喜進展，順利完成了60畝征地任務。全年完成工業總產值2.94億元，銷售收入2.76億元，固定資產投入6.25億元。在新農村建設上，完成街下、姜家、福建、吳家4個新農村建設點。改水379戶，改廁379戶，安裝太陽能165戶，植樹1810棵，鋪草皮1.2萬平方米，村容村貌發生了明顯變化。在保障民生上，發放低保救助資金64.6萬元，新農合報銷補償112.9萬元，貧困戶危房改造36戶，維修農田渠道15公里，維修小

（二）型水庫8座，新建村民便民大橋2座，為100名4050人員實現了再就業。在社會事業發展上，新建村醫衛生室2個，組建各類文藝舞蹈隊13支，實施農體工程項目1個，舉辦大型農民文藝匯演1次。在維護社會穩定上，組建一支30多人的半警力化專職群防群治隊伍，成功打擊盜竊團伙16批次，破獲重大賭博團伙1個。調處各類民事糾紛61起，受理信訪件25件，結案20件，投入信訪經費20.8萬元。提供法律援助33件，為農民挽回經濟損失60多萬元。在黨的建設上，創新亮點，組建流動黨支部1個，為全鄉60歲以上無任何待遇村級老干部發放了生活費，為35年黨齡以上老黨員提供了生活資助。在全區率先實行了兩個全面覆蓋。全年組織發展17名，轉正23名。黨建工作在全區處于先進行列。

二、存在問題

隨著農村各項改革的穩步推進，鄉鎮黨委的思想作風建設與當前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差距，主要表現在：

1、財力有限，影響了黨委的號召力和調控力。當前，鄉鎮財政困難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特別是自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源不足問題更是越發凸顯，收支難以平衡，造成鄉鎮黨委政府沒有能力投入更多資金用于支持村級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鄉居民生活環境。而村集體經濟又非常薄弱，農民人均收入較低，很難有能力籌措資金用于農村水電路等基本設施建設，以致鄉鎮黨委、政府在黨員干部和群眾中的號召力、調控力受到極大影響。基層干部反響最強烈的就是稅費改革以后，村級建設資金無來源，資金缺口不能解決，老百姓對鄉村組織信任度下降。

2、事務紛繁，弱化了鄉鎮黨委建設職能。經濟建 設是全黨的中心，黨建工作是黨委的本職和基礎性工作。然而，“上面千條線、鄉鎮一根針”。上級部門條條塊塊的工作任務都非常重要，但其最終的落實者都在于鄉鎮，鄉鎮工作任務繁重。如招商引資、計劃生育、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等工作都是鄉鎮黨委、政府的日常性中心工作，也是硬任務，常年跟蹤檢查，鄉鎮疲于應付，且多數實行“一票否決”，責任重大，致使鄉鎮黨委、政府不得不騰出更多時間、人力、精力抓好落實，從而相對弱化了鄉鎮黨委抓經濟建設與黨的建設力度。

3、職能異化，制約了鄉鎮黨委自身建設。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減人減事減支，要求鄉鎮職能歸位，然而在具體實施中，受縣區級政府主管部門和鄉鎮部分領導自身認識片面和操作不規范的影響，鄉鎮黨委職能異化，給黨委自身建設帶來諸多不便。一是異化為部門職能。一些部門的主管單位片面地認為他們的工作都是黨委政府的，將他們下屬單位的許多職能轉嫁給鄉鎮黨委政府，這些部門的下屬單位一味地依賴鄉鎮黨委政府。一些部門將對一些小鄉鎮的管理單位歸并撤銷，導致這些地方部門執法、管理出現真空，黨委、政府不得不錯位、越位地去管理這些事務，從而牽制了鄉鎮領導的大部分精力。二是異化為企業職能。這主要體現在農業產業化經營管理上，黨委政府習慣了過去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大包大攬，從計劃任務落實、物資發放、產業戶管理等等一應包攬，而龍頭公司也自覺不自覺地將他們自己的一些服務職能轉嫁給鄉鎮黨委，一遇到市場風險，吃虧的是農民，兩難的黨委、政府。三是異化村級職能。許多本該村級解決的問題和建設，由于改革的推進，因因種種原因也轉嫁到了鄉鎮黨委政府。

4、選拔錯位，給鄉鎮干部進步帶來消極影響。在選拔任用上明顯滯后，鄉鎮領導班子沒有推薦任用副科干部的權力，有的人憑關系、走門子，平時工作不努力，照樣得到提拔重用。從而致使一些鄉鎮干部覺得政治沒有盼頭，前途沒望頭，從而使鄉鎮領導干部的人生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現實主義、實用主義在鄉鎮干部中表現明顯，而往往鄉鎮干部的激勵機制又不健全。在物質激勵方面，由于鄉鎮財政困難，干部福利低，難以建立物質激勵機制，干部積極性受到影響。在對鄉鎮及領導干部的考核評定上也存在一定不科學性，從而影響了鄉鎮干部的積極性。

5、改革的“后遺癥”，影響了鄉鎮及鄉鎮領導的正常工作。農村稅費改革以后，在以減人、減支、減事為主要內容的機構改革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突出，導致上訪、纏訪和無理取鬧的人和事增多，而上級黨委、政府又沒有明確的政策解釋和政策支持，鄉鎮焦頭亂額，給黨委正常工作帶來不可避免的影響。

產生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綜合起來有多方面因素，從主觀上看，鄉鎮一方面有針對性地對鄉鎮班子成員的學習教育不夠，導致班子成員政治、思想、能力素質不能夠適應新形勢、新問題的要求；另一方面思想教育和監督管理力度不夠，使黨委自身和班子成員不能夠按規則辦事，不能形成一整套強有力的管理和監督機制。從客觀上看，一方面上級在考慮鄉鎮干部選拔作用上存在缺陷，對鄉鎮干部關注不夠，視野不夠寬、責備求全現象存在；另一方面上級在作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如會議多、文件多、報表多、事務多，使鄉鎮干部難以應付。對鄉鎮基層干部壓擔子多，而主動指導的少，幫助的少。

三、對策建議

1、以先進性教育為契機，全面夯實班子整體素質基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好的作風必然要有好的思想作基礎。因此，首先密切結合正在開展的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切實轉變學風，進一步加強理論學習，尤其是繼續深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運用多種形式，開辟多種渠道，加強學習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使“三個代表”化為全體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并落實到黨的各項建設、各項工作中去。二是要進一步加強學習和教育的制度化、規范化建設，不斷完善黨委中心組學習、領導干部在職自學和干部理論學習考核等制度。三是以端正思想認識、創新工作制度、改進服務態度、提高辦事效率為重點，在班子成員中開展“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主題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增強大局意識、公仆意識和服務意識，使各班子成員服務態度、工作質量、辦事效率有一個明顯的改進和提高。同時，縣委及組織人事部門也應有針對性采取產效外出掛職、脫產學習、上掛鍛煉等方法措施對鄉鎮領導班子成員進行輪訓，從而達到提高素質、增強本領的能力。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潔的鄉鎮干部隊伍。要大力推進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從而激發干部的工作熱情，促進干部作風的轉變。一是要進一步改革干部選拔任用制度。要堅持和完善民主推薦、民意測驗、民主評議制度，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的基礎上，擴大視野，采取多種途徑，引入競爭機制，使一批長期工作在鄉鎮、群眾基礎好、工作能力強、年輕而有為的干部進入鄉鎮領導班子。要采取有效措施抓好鄉鎮干部的輪崗與交流，抓緊建立領導干部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制度。二是制訂科學合理的黨政干部的考核和日常管理機制。要正確認識和評價干部政績，根據不同類型的干部，建立科學的具體的考核標準，把干部作風方面的表現作為干部考核考察的重要內容，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嚴格執行領導干部交流的有關規定，把干部交流同培養鍛煉干部結合起來，同黨風、政風、社會風氣建設結合起來。要通過科學的考評，讓實干者得實惠，讓務虛的坐不住。三堅持用好的作風和制度選好人。要把堅決防止和從嚴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作為組織人事部門加強作風建設的重點內容，考察干部要全面深入，敢于反映真實情況，自覺抵制違反黨的干部工作原則的行為，以堅強的黨性、優良的作風為黨和人民把好選人用人關。

3、建立完善聯系群眾的工作機制，密切黨群干群關系。一是要拓寬深入基層、聯系群眾的渠道，主動為群眾排憂解難。要進一步深化干部與群眾的聯系制度，鞏固為民服務代理制，完善“民情日記”、“作風建設卡”、信訪接待日等制度，誠心誠意為群眾辦實事、謀利益。二是從縣區到鄉各級領導部門及領導要帶頭精簡領導活動、會議和文件，主動變“上訪”為“下訪”，深入到困難大、矛盾多、問題復雜的單位，幫助干部群眾做好工作。三是堅持和完善為人民群眾辦實事的工作制度。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維護好、發展好新舊體制變革中普通百姓的利益，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減少矛盾隱患，維護社會安定。切實增強執政為民的意識，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

4、完善機制，不斷加強領導干部后備力量的蓄積。堅持“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把那些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廉潔奉公，作風正派、群眾擁護，有文化、有本領，誠心誠意為群眾辦事的人，培養成為鄉鎮領導班子的接班人，為黨的事業蓄積力量。一要制定鄉鎮干部隊伍建設的規劃。明確鄉鎮干部隊伍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總體目標，制定具體的規劃和方法措施。二要完善擇優汰劣的任用機制。對鄉鎮黨政領導干部不能一味強調年輕化，要憑業績用干部。對那些雖然年齡較大，但經驗豐富、能力很強的鄉鎮干部，在大膽啟用，委以重任。同時，采取職務、職級分離的方法，提高鄉鎮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2012年2月1日

第四篇：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減輕農民負擔，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效果。但農村基層干部違法亂紀、隨意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屢禁不止，因“三亂”收費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原因何在？是基層干部隊伍的素質問題、作風問題、工作方式方法問題，還是有著其他深層次的原因？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深入到寧陜、漢濱的部分鄉鎮進行了調查。總的感覺是，鄉鎮干部隊伍中的大多數是比較好的，他們在自身待遇低、工作任務重、面臨的矛盾錯綜復雜和鄉鎮政權運轉困難的情況下開展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艱辛和努力。在社會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新形勢下，鄉鎮面臨著許多的矛盾和問題，而其中的絕大多數，是他們自身所無法解決的。

（一）調查中了解到，雖然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黨和國家對鄉鎮政權建設的重視程度和工作力度明顯加大，但問題仍然十分突出。鄉鎮行政權力瓜剖豆分，適同法律寥寥無幾，工作任務千頭萬緒，鄉鎮政權有名無實，有限的權力難以承擔無限的責任，使許多“鄉官”面對農村各項工作呈現出一臉的困惑和無奈。

困惑之一：鄉鎮何時能消“腫”？

建國以來，國家進行了好幾次機構改革，大力精減鄉鎮機構和人員，但總是減了增，增了減，鄉鎮機構臃腫、人員膨脹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多數鄉鎮在八十年代初期還只有二、三十人，現在是成倍增長，少則六、七十人，多則一百多人。一般來說，鄉鎮是不愿意超編進人的，因為每增加1人，鄉鎮一年就要增加約1萬元的財政支出。那么，這些富余人員是如何來的呢？一是“撤區并鄉建鎮”時，原有在區上設立的“七站八所”都下設到鄉鎮，全市基層站、所由原有的54個區的設置變成了200個鄉鎮的設置。二是部門裂變和上下對口，一些裂變出的部門都要把腿伸到基層，要求鄉鎮成立相應機構，人員大為擴充。三是復退軍人安置和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年年都有硬任務，鄉鎮成了社會就業的主要場所。四是通過其它途徑進入鄉鎮機關。鄉鎮人員都由縣區管理，編制權、人事調配權、干部任免權全在上面，“上面”給鄉鎮塞人，不接收都不行。我們調查的漢濱區關廟鎮，有機關事業單位編制163人，實有人員297人，超編134人；有條塊管理的各種機構30多個，加上教職人員，全鎮共有財政供養人員1100人，年僅發工資就需870萬元。而且每年通過各種途徑還在不斷進人，鄉鎮不堪重負。這些富余機構和人員，鄉鎮也曾想辦法精減分流，但屬于條條管理的部門管理權限不在鄉鎮，上級業務部門要求“對口”，鄉鎮奈何不得。加之產業和就業結構單一，人員分流渠道有限，富余人員實際上很難分流出去。縱使分流一部分人到企業、村上掛職或到農村中小學任教，還是吃的財政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困惑之二：負擔為啥這般“重”？

鄉鎮作為我國最基層的一級政權組織，處于國家政權的末梢。黨和國家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實施，最終都要落實到鄉鎮；各級各部門主張的實現和任務的完成，也都依靠鄉鎮來進行。對上來說，鄉鎮政府什么工作都必須抓，什么事情都要管，除了一撥接一撥的中心工作，還有應接不暇的部門工作，“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所有工作都要鄉鎮牽頭抓到底，所有部門的工作任務都壓到鄉鎮頭上。鄉鎮干部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任務十分繁重，而由于自身財力和精力等原因，許多工作是欲罷不能，欲辦不成，到頭來，完不成任務就“刮胡子”，出了問題就“摘帽子”。鄉鎮領導經常處于各種矛盾的旋渦，整天疲于應付，有的寧愿回縣級部門做個一般干部，也要想方設法離開鄉鎮，逃離“火線”。

這些年，上級政府機構和有關部門都從自身工作角度或部門利益出發，給縣區和鄉鎮下達一些“硬性”任務，進行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要求鄉鎮辦這辦那，造成鄉鎮財政寅吃卯糧。據有關部門統計，自90年代以來，大大小小的達標升級和變相達標的活動有三、四十項，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領域。每一項達標驗收，都要花費不少錢，而上級部門只是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花錢的事很少去管。這些錢到底從哪里來？“鄉官”們編了一個順口溜：“這驗收那驗收，都是農民身上籌；這達標那達標，都是縣鄉掏腰包”。名目繁多的達標驗收，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而且明顯超越了縣鄉財政的承受能力。許多鄉鎮為了應付各種達標，不得不四處借債，造成鄉鎮舉債搞建設、負債保運轉，形成沉重的債務負擔。據調查，安康市200個鄉鎮目前共負債4.86億元，平均每個鄉鎮243萬元，少數鄉鎮負債已過千萬元。漢濱區關廟鎮在各類達標升級和基礎建設、項目開發以及干部工資發放中產生的不良債務已達1200萬元，有借銀行、信用社的，有借企業和單位的，有欠干部和農民的，本文章共2頁，當前在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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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還有欠施工隊的，其中銀行借款130萬元，每年僅利息就需17萬元。稅費改革后，鎮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僅保運轉每年就有缺口40萬元。在這種高負債和“赤字財政”下，鄉鎮干部出差和下鄉就根本沒有補助，差旅費也要自己想辦法，一些本應開展的活動，如軍屬拜年、老干部慰問等，因為沒有錢也就只好取消。為了保證工作運轉，鄉鎮領導不得不發動干部職工四處借款維持時日。新債務不斷產生，歸還歷史欠債更是無從談起。

困惑之三：職能咋就如此“空”？

憲法和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鄉鎮政府是我國的基層國家行政機關和鄉鎮人大的執行機關，并賦予其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等七項職能。但水法、環保法、森林法、計劃生育條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規，都把權力授予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門，鄉鎮根本沒有行政執法權，形成憲法和部門性行政法規的不一致，使得鄉鎮領導在面對具體工作時無所適從：如果嚴格守法，工作將無法開展，寸步難行；如果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必然會造成越權或違法。

“撤區并鄉建鎮”之后，各鄉鎮雖然都設立了“七站八所”，但都陸續分條條上收，實行垂直管理，干部任免權和人事調配權都在上級主管部門，使鄉鎮政府本就有限的權力被大量肢解、剝奪，職能被嚴重“架空”，很難有效管理本轄區內的行政事務，組織當地的經濟建設，大大削弱了鄉鎮政府的施政能力。同時，實行條條管理的站、所，都有行政執法權，他們將罰款和收費直接上繳到上級主管部門，實際上抽走了地方的財力，但他們的人員工資、公用經費、醫療費等，又通過財政“專項上解”。也就是說，工資由條條發，錢要從縣鄉財政的口袋里掏，形成鄉鎮財政“一個蘿卜兩頭切”。鄉鎮有職責、無權力，有事權、無財權，實質上是一個“空殼政府”。對于條條管理的干部，鄉鎮領導是“看得見管不著”，上級主管部門是“管得著看不見”，致使權力失去監督，極易引出“事端”。而一旦出現了違法亂紀的事，又都由鄉鎮來承擔責任，消除影響，鄉鎮領導是“有限的權力，無限的責任”。

困惑之四：保證運轉就得“拱”？

實行“分稅制”后，地方各級財政之間特別是縣鄉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尚未理順，加上“金庫上移，收入統管”，形成了一個“高度集權、以上擠下、一級挖一級”的財稅管理體制。上級部門通過各種途徑挖走縣鄉的財力，而下撥給鄉鎮的專項資金、轉移支付等該給的不能給夠，教師工資、農田水利、基礎建設等本該由國家承擔的支出卻全部壓給鄉鎮，造成鄉鎮財政身背重負，赤字運轉。據財政部門介紹，全市2002年財政總收入3.76億元，總支出13.8億元，缺口達80，是個典型的“要飯財政”。鄉鎮一級更是支出大，收入小，入不敷出，運轉十分困難。“保工資、保運轉”是每個鄉鎮領導面臨的最困難、最為頭痛的事情。如何解決這一困難？各鄉鎮就得使出渾身解數，采取各種超常規措施四處“抓錢”。一是向上級跑。爭項目，要資金，拿補貼，到各個部門去“化緣”，到領導那里去訴苦。這幾乎占去了鄉鎮領導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二是向地里找。發展產業，調整結構，什么賺錢種什么，什么能增加財政收入就抓什么，不管市場如何，只顧財政增收。這是許多地方要求農民強行種養的動力所在。三是向農民要。大量的財政缺口無法彌補，就在正常稅費之外下達非稅收入任務，由鄉鎮在職人員去創收，并將非稅收入任務的完成情況與干部工資相掛鉤。以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漢陰縣蒲溪鎮為例，2003年共下達非稅收入69.24萬元，占當年財政收入計劃任務的65.5。這些任務按站所編制分攤到人頭，全鎮機關在職干部94人，人均要創收6968.09元。這些收入從哪里來？說來說去還得農民掏腰包。

困惑之五：千頭萬緒都要“從”？

曾幾何時，鄉鎮干部這個職業是個香悖悖，有地位，有威信，下村入戶，很受農民歡迎。現在不同了，許多農民是“有田有地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有了問題要找你，解決不好就罵你”，基層干部的威信和地位空前的低落，在許多時侯是“豬八戒照境子——里外不是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說明廣大農民的法治意識、自主意識在增強，對鄉鎮干部的要求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的管理體制和工作方法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干群關系和為農服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改進。

鄉鎮作為國家的最基層政權，最接近人民群眾，最知群眾冷暖，理應同廣大群眾親如一家，真正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與民辦事、為民謀利。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使鄉鎮的權力直接來源于人民群眾，由人民群眾來決定鄉鎮領導的去留、取舍。事實上，在我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各級政府的權力形式上來源于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授予，實際上主要來源于上級黨和政府組織。既然鄉鎮政權及其領導人員的權力來原于上級，就勢必首先要向授權者的上級負責，在處理對上與對下的關系上，必將有意無意地唯上是聽，而不會過多地顧及農民群眾的利益，不會因為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而去得罪上級組織。鄉鎮政權作為國家權力機構最底層的地位，決定了他在國家整個政權體系中永遠處于弱勢，鄉鎮領導在處理各種事務時就必然要考慮上面的意見，看看上面的臉色，哪路神仙都不敢得罪，哪個部門、哪個領導說的話都得服從。而事實上，一些上級領導和部門把鄉鎮政府看成是萬能的，任何工作都朝鄉鎮政府的頭上落實，都要和鄉鎮簽訂協議和責任狀，無形中逼著鄉鎮去干越權、違法的事。許多鄉鎮領導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任務和千變萬化的上級指示，往往感覺身不由已，力不從心，缺乏一級政府應有的獨立性和必要的自主能力。

由于鄉鎮領導的權力來源于上級而不是群眾，一些鄉鎮領導便不安心基層工作，不考慮群眾意愿，不為民辦實事，而是千方百計向上跑、向上送，走“上層路線”。同時，由于財權、事權、人權都在上面，鄉鎮為了搞建設、上項目，甚至本屬于自身發展的事情，都要向上級實權部門請示匯報，打通關節，以取得他們的首肯與支持。因為許多事情的成功與否，決定權不在鄉鎮，上級部門掌握生殺大權，不去“活動”、不去“爭取”，不但會“一事無成”，就連日常工作也無法正常開展。

（二）鄉鎮政權是我國國家機器的基礎組成部分，猶如木之根、水之源，鄉鎮運轉不靈，整個機器不活。鄉鎮政權在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鄉鎮干部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困惑，既有運行體制和政策法規方面的深層次原因，也有社會輿論導向和基層干部素質等現實因素的影響。具體來說，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偏位的現行體制

目前鄉鎮所實行的管理、運作體制與鄉鎮工作的地位和要求不相適應，導致鄉鎮一級政府出現“任務剛化、權力弱化、地位淡化”的現象，形成了權力有限和責任無限的巨大反差。

第一，“高壓”的管理體制使鄉鎮的責任剛化。各級政權組織逐級下達數量化和狀態化的目標任務，并責令下級按時完成，甚至實行‘一票否決’，這種管理體制逐級傳遞的巨大“壓力”，最終全部落到鄉鎮一級身上。由于過分強調上級意圖和任務，往往忽視下級的工作自主權，使鄉鎮一級成了完成上級指令的“機器”。在“壓力型”體制下，項項活動都要簽責任狀，盡管財力相當緊張，鄉鎮也只有硬著頭皮上。這不僅使鄉鎮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加劇了鄉鎮財政的緊張狀況，也容易將鄉鎮干部推到農民的對立面，惡化了干群關系，影響鄉鎮工作的正常開展。

第二，分割的行政體制使鄉鎮的權力弱化。從表面上看，鄉鎮一級有許多行政機構和人員，但是由于實行的是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鄉鎮大多數站所都是縣直部門在鄉鎮所設的延伸機構，名義上是“雙重領導”，實質上人、財、物全由婆婆直管，鄉鎮無權過問，也無法干涉。在實際工作中，部門下設的機構往往對上負責講得多，對鄉鎮負責講得少；對部門自身利益考慮得多，對鄉鎮全局利益考慮得少。而鄉鎮由于對大多數部門的站所無權管理，沒有形成與職責權限相稱的政權實體，“一無權，二無錢，全靠嘴皮搞宣傳”，往往要辦的事無力辦成，想解決的問題無法解決。

第三，滯后的運作體制使鄉鎮的地位淡化。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鄉鎮政府實施綜合管理的運作體制也必然要隨之轉變。但在基層，許多工作還主要依賴于傳統的工作方法進行開展。如農業結構調整，其主體應該是農民，但鄉鎮政府仍然習慣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包大攬，往往不惜出錢出力，采取各種手段要求農民種這種那，結果違背了農民的意愿，或是違反了市場規律，好心辦壞事。一方面由于財政投入增加了自身債務，另一方面容易引發干群矛盾，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原因之二：偏差的政策法規

鄉鎮政府是黨和政府聯系農村群眾最直接的紐帶，中央和地方所有的政策法規都要在鄉鎮這一級與老百姓見面，并得到貫徹落實。然而在貫徹落實過程中，由于一些政策法規本身的“偏差”，常常令人無所適從。

一是政策法規變化的超常性。一些政策由于上級有關部門考慮不周，或是缺乏深入調研，帶有一定的片面性，與現實相脫節，操作性不強。有些政策出臺后，由于種種原因出現超常變化，甚至朝令夕改，給處在貫徹落實基層的鄉鎮工作開展帶來了了難度，并且很容易激發干群矛盾，產生“惡性循環”。農民不管政策是哪一級制定的，反正具體的“辦”與“管”都在鄉鎮，一旦因政策變化造成損失，便把一切歸罪于鄉鎮，造成鄉鎮工作的被動。

二是政策法規之間的矛盾性。現行的憲法與一些部門性法規以及部門性法規相互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交叉和沖突，操作起來十分困難。如農民負擔問題，中央規定鄉統籌村提留不能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同時規定村提留要在其中占一半以上比例，實質上等于規定鄉統籌部分不能超過上年人均收入的2.5。然而，具體操作中這條根本無法做到。因為在鄉統籌的五個支出項目中，中央各部門都有紅頭文件硬性規定應占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加起來就在6以上，遠遠超過了2.5的標準。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硬性規定，到底聽誰的？好在稅費改革后，鄉統籌村提留一律取消，這里僅作舉例，類似的情況是很多的。

原因之三：偏缺的地方財源

鄉鎮政權運轉困難，難就難在財政上；鄉鎮一級存在的這問題那問題，說到底都是因為“窮”的問題，這是調查的所有鄉鎮領導一致的認識。安康作為一個典型的貧困山區，交通不便，發展滯后，地方可用財源十分有限，鄉鎮一級的經濟基礎更是非常薄弱。多數鄉鎮缺乏支柱工業企業，農業比較效益低下，二、三產業發展遲緩，收入規模很小，導致財源匱乏，稅源嚴重不足。實行分稅制后，大宗和穩定的收入稅種在中央，地方多是零星、分散、小額的稅種，對鄉鎮而言更是毫無穩定的稅收來源。特別是多數鄉鎮資產負債率高，財政收入不足問題非常突出。一些鄉鎮為了完成繳納稅費指標，不惜四處舉債，甚至采取“殺雞取卵”的做法，從而陷入越窮越收、越收越窮的惡性循環之中。漢濱區縣河鄉有財政供養人員312人，每年人員工資和公務費等各項支出需240余萬元，但鄉本級財政收入每年只有78萬元，加上轉移支付和各項補助，仍有財政缺口50余萬元。近年來，鄉上狠抓地方財源，大力發展旅游業、“農家樂”、畜牧業等主導產業，增加地方收入。但由于自身條件限制，形不成規模，稅收相當有限，在巨大的財政 本文來自文秘114 http://www.tmdps.cn，轉載請保留此標記。缺口下，顯得微乎其微。鄉鎮財政沒有錢，很多好的設想就無法實現，為民辦實事、辦好事也無從談起。

原因之四：偏低的干群素質

從鄉鎮干部來看，其素質偏低主要體現在“三不”：一是服務水平不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希望鄉鎮干部能為他們發家致富提供信息、技術等全方位的服務。而目前不少鄉鎮干部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作水平，整日忙于應付日常瑣事，加之自身眼界、視野、受教育程度及思維方式等原因，不注重日常學習和積累，不研究變化了的形勢對農村工作的新要求，無法為農民提供急需的各種服務。二是工作作風不優。部分鄉鎮干部群眾觀念淡薄，與農民的感情疏遠，工作方法簡單，動不動就“來硬的、講狠的、耍蠻的”，缺乏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和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本領。三是自身形象不廉。極少數鄉鎮干部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侵蝕，追求享受，貪污受賄，影響了整個鄉鎮干部隊伍形象；部分鄉鎮領導住在城里，早出晚歸，乘車“走讀”，當官老爺，擺花架子，隨意表態，愚弄群眾，損害了鄉鎮政府的威信。

從農民群眾來看，其素質偏低主要體現在“兩偏”：一方面是集體觀念偏淡。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各種各的田，各賺各的錢，對政府和干部的依賴程度大大減弱，加之近年來各級忽視了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導致廣大農民的集體觀念日益淡薄，對鄉鎮工作缺乏參與和支持的應有熱情，對應盡的義務缺乏積極履行的自覺性。另一方面是認識水平偏低。突出體現在對上級法規政策的認識上，農民往往從個人利益出發，對有關法規進行割裂式、趨利性理解，注意的是賦予農民的權益，而忽視作為公民應盡的義務。

原因之五：偏頗的輿論導向

長期以來，社會輿論對鄉鎮工作和鄉鎮干部的宣傳出現明顯的偏頗甚至扭曲，具體表現在：一是對鄉鎮干部形象宣傳的片面化。對鄉鎮干部反面曝光多，正面宣傳少，一旦發生干群矛盾或群體性事件，一味指責、怪罪鄉鎮干部。“上頭批評下頭罵，文藝作品搞丑化”，就連電視小品等文藝作品也經常拿鄉鎮干部開涮，人為地將鄉鎮干部推向了群眾的對立面。二是對農民負擔宣傳的片面化。社會輿論片面的強調減負，對政府減負的義務宣傳多，基層干部收繳合理稅費的權利宣傳少；對農民拒付不合理負擔的權利宣傳多，農民承擔合理負擔的義務宣傳少。這給廣大群眾造成思想誤導，部分農民片面認為中央一再強調減負，就是農民負擔絕對數要逐年減少甚至取消，從而在農村形成一股強大的拒交風。

（三）鄉鎮政權運行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猶如橫亙在鄉鎮干部面前的一道鴻溝，既繞不過，也避不開，只有正確面對，切實加以解決，才是各級政府的當務之急。

對策之一：領民致富

解決目前鄉鎮政權運轉和農村工作所面臨的一切矛盾，歸根結底在于加快發展，努力培育地方財源，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只有經濟發展了，群眾富裕了，鄉鎮政府才能從根本擺脫困境，鄉鎮領導才有能力為農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安康地處秦巴山區，十年九災，許多地方根本不適合人類生存居住，250萬農民的出路在哪里？最終還是要實行移民搬遷，由高山搬到平川，由零戶分散居住發展到集中規模居住，努力建設和形成新的集鎮和村莊。這一方面可以退出墾荒地還林還草，保護一方山水；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高農民生活生存質量和降低發展成本，通過社會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實現農民增收和財政增長的“雙贏”。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務之急，還是要“一方水土養一方從”，立足山水做文章，抓住本地的資源優勢，發展特色主導產業。要逐步轉變農民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自給自足的小生產方式，通過土地合理流轉和聯戶經營，集中土地資本、資金、技術、勞動力等各種生產要素，進行規模經營，努力提高農業的比較效益和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這里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調整農業結構，發展主導產業，是首先立足于財政增長，還是農民增收？一些地方和鄉鎮由于本級財政困難，急于抓財政，強迫農民種這種那，目的在于收取這稅那稅，結果損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影響了干群關系。這種做法必須糾正。要把農民增收作為當前農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采取各種措施扶持農業生產，“放水養魚”。農民收入增加了，財政增收才有可靠的保障。

對策之二：去費免稅

減輕農民負擔，中央十分重視，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如減少政府審批事項，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等。但地方政府考慮更多的是，如何維持政權的運轉，如何增加財政收入，如何把地域經濟搞活一點、搞富點。正是由于這種認識上的差距，導致工作力度上的不一致性。許多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容易走樣。尤其是貧困山區，地方財政和農民都很窮，往往出現基層干部同群眾“搶飯吃”的不正常現象。這是影響基層政權運轉和干群關系的主要矛盾。如何解決？除了國家加大轉移支付外，根本出路還在于“去費免稅”。

“去費免稅”是否可行？從國際大環境看，許多西方國家不但對農產品生產環節實行免稅，還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從財稅能力上看，我國每年實際從農民頭上收取的稅費只有600多億元，較之財政收入增長，只是個很小的數目，免除這一部分稅費財政完全能夠承受；從工作理念上看，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在800元以上才開始納稅，而農民卻沒有稅收起征點，有些農民年收益扣除生活、生產資料和勞務外，甚至是負數，也還要照常納稅，形成城鄉居民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從發展趨勢上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和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必然要求我們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最有效的就是通過工業“反哺”農業，而免除農業稅費是讓廣大農民休生養息、享受國民同等待遇的現實選擇。由此可先，在我國實行“去費免稅”不但可行，而且是必須的。

那么，“去費免稅”后，地方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如何解決？可以采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調整財政分配體制和精減鄉鎮機構人員等辦法進行適當彌補。那些靠稅費解決經費的必要開支，如教育經費、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經費、行政經費等，應由國家財政支付；那些不合理的經費一律廢除。對于鄉村不良債務，要區別不同類型，采取不同的辦法進行化解：屬于體制性、政策性造成的債務，請求上級政府幫助解決；屬于經營性建設形成的債務，應轉移給相關部門，由這些部門依靠經營收益逐年償還；因政府自身建設形成的債務，采取拍賣部門固定資產的辦法予以償還。對于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運轉中的經費缺口，應由財政轉移支付全部解決，防止產生新的債務。

對策之三：還權于民

按照《村民組織法》的規定，村委會是全體村民的自治組織，由村民選舉產生并對全體村民負責。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已不再是領導與被領導、管理與服從的關系，而是指導、幫助、服務、協調的關系。在不違背國家政策的前提下，農村社區內部的一切事情，由村民委員會及其代表會議說了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國的不斷推進，村民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和民主管理的權利主體，必須充分發揮其在決策、管理、監督中的作用，直接參與整個村務的管理。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并試行鄉鎮自治和鄉鎮長直選的具體辦法，由基層群眾直接參與鄉鎮政務的監督和管理，改變鄉鎮權力的授予方式，擴大基層民主，使鄉鎮真正成為由農民群眾選舉產生、為農民群眾出力辦事的政權機構。

當然，“還權于民”，還有一個教育農民的問題。毛主席說過：“我們最大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由于種種原因，農民的知識水平和認識能力還很有限，獨立觀念和維權意識還不強，在對待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會選舉上，存在著一定的隨意性和盲目性，致使一些地方宗族勢力和黑惡勢力進入村委會。就調查的幾個鄉鎮來看，在村民自已選舉產生的村委會中，有20左右的村委會主任是地方宗族勢力，30左右的村委會不能發揮作用或作用不能很好地發揮。有的村委會主任上任后，認為自己是村民選舉的，是真正的“村官”，不服從黨支部的領導，甚至同鄉鎮政府對著干。一些村民也認為村委會主任是自己選的，就要為自己辦事情，只要權利，不要義務；只要個人利益，不要集體利益，稍不滿意就產生怨狠，或者結伴上訪。針對這種情況，各級要結合“三下鄉”、“四進社區”，廣泛開展各種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農民教育活動，使農民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正確對待和行使自己的權利，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學會依法辦事，成為時代需要的新型農民。

對策之四：強化服務

在新的形勢下，鄉鎮應該干什么、怎么干？這是每一個基層干部都必須認真研究并著力解決的問題。長期以來，鄉鎮習慣于采取“領導包片、干部駐村、完成突擊性任務組織工作組”的方法，這種思維必須改變。鄉鎮政府的任務，就是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鄉鎮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管理和服務。但如何實施管理和服務，才能“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這就要求鄉鎮干部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和行為方式，學會運用招商引資、推進改革、開拓市場、協調服務、抓點示范等辦法開展工作，真正以為人民服務為已任，多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而要做到這一點，僅從鄉鎮自身建設或鄉鎮干部教育管理入手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著力解決三個問題：一是理順條塊關系，明確鄉鎮對“七站八所”的管理權。對直接從事農業技術服務的農、林、畜、水等鄉鎮辦或民辦公助單位放權于鄉鎮，由鄉鎮直接管理；對供銷、信用社等合作經濟組織恢復民辦合作性質，按社章實施管理；對下伸到鄉鎮的國有商業企業性質的單位，轉制后下放給鄉鎮，實行鄉鎮自行管理；對財政、稅務、工商、土地等垂直管理行政性單位應改為鄉鎮職能機構，列入鄉鎮政府部門序列，實行以鄉鎮為主、業務主管部門為輔的“雙重”領導。二是明確鄉鎮的行政執法權。應由縣區將一些必要的行政執法權授權或委托到鄉鎮，使鄉鎮政府有職、有責、有權。三是給足給夠鄉鎮作為一級政府的權力。要在確定鄉鎮以塊為單位的人事管理權和行政執法權的基礎上，進一步賦予鄉鎮以下權力，即對鄉鎮財政的決策支配權、對信用社的資金融通權、對“雙管”單位的綜合協調權、對工商行政管理和地方規章制度的監督實施權、對區域經濟發展規劃的決策權。鄉鎮政府實現了權、責、利的統一，才能更好地發揮職能，更好地為群眾服務。

對策之五：精兵減政

精減機構，分流人員，是政府機構改革的核心內容，也是減輕財政和農民負擔的有效途徑。當前，要著力研究和解決鄉鎮人員分流的問題。因為縣級以上單位人員分流途徑較多，萬一不行可以往下派，但鄉鎮作為最基層政權，富余人員無處可派，分流渠道又不通暢，而且年年都有硬性安置任務，人員越來越多，負擔越背越重。要解決這一問題，關鍵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還權于鄉鎮，堵死“進口”。要按照事權、財權、人權相統一的原則，把各站所人員進出、調動、人事任免的權力全部收歸鄉鎮，杜絕部門對鄉鎮人事權的干擾，確保鄉鎮編制和人員的收縮。另一方面，要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疏通“出口”。要在繼續推行“末位淘汰”、“擇優上崗”等現有干部人事改革方案的同時，盡快探索組織鄉鎮干部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到企業和村上任職、搞山地開發和領辦、創辦經濟實體等新的干部分流方案，下狠心、動真格地抓好人員分流工作，真正建立起高效、精干的鄉鎮政府。

第五篇：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

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2007-12-12 18:09:16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2)

近年來，中央一再強調減輕農民負擔，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顯效果。但農村基層干部違法亂紀、隨意增加農民負擔的現象屢禁不止，因“三亂”收費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原因何在？是基層干部隊伍的素質問題、作風問題、工作方式方法問題，還是有著其他深層次的原因？帶著這些問題，我們深入到寧陜、漢濱的部分鄉鎮進行了調查。總的感覺是，鄉鎮干部隊伍中的大多數是比較好的，他們在自身待遇低、工作任務重、面臨的矛盾錯綜復雜和鄉鎮政權運轉困難的情況下開

展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艱辛和努力。在社會轉型和結構調整的新形勢下，鄉鎮面臨著許多的矛盾和問題，而其中的絕大多數，是他們自身所無法解決的。

（一）調查中了解到，雖然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黨和國家對鄉鎮政權建設的重視程度和工作力度明顯加大，但問題仍然十分突出。鄉鎮行政權力瓜剖豆分，適同法律寥寥無幾，工作任務千頭萬緒，鄉鎮政權有名無實，有限的權力難以承擔無限的責任，使許多“鄉官”面對農村各項工作呈現出一臉的困惑和無奈。

困惑之一：鄉鎮何時能消“腫”？

建國以來，國家進行了好幾次機構改革，大力精減鄉鎮機構和人員，但總是減了增，增了減，鄉鎮機構臃腫、人員膨脹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多數鄉鎮在八十年代初期還只有二、三十人，現在是成倍增長，少則六、七十人，多則一百多人。一般來說，鄉鎮是不愿意超編進人的，因為每增加1人，鄉鎮一年就

要增加約1萬元的財政支出。[第1文秘網-http:// 找文章，到第1文秘網]那么，這些富余人員是如何來的呢？一是“撤區并鄉建鎮”時，原有在區上設立的“七站八所”都下設到鄉鎮，全市基層站、所由原有的54個區的設置變成了200個鄉鎮的設置。二是部門裂變和上下對口，一些裂變出的部門都要把腿伸到基層，要求鄉鎮成立相應機構，人員大為擴充。三是復退軍人安置和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年年都有硬任務，鄉鎮成了社會就業的主要場所。四是通過其它途徑進入鄉鎮機關。鄉鎮人員都由縣區管理，編制權、人事調配權、干部任免權全在上面，“上面”給鄉鎮塞人，不接收都不行。我們調查的漢濱區關廟鎮，有機關事業單位編制163人，實有人員297人，超編134人；有條塊管理的各種機構30多個，加上教職人員，全鎮共有財政供養人員1100人，年僅發工資就需870萬元。而且每年通過各種途徑還在不斷進人，鄉鎮不堪重負。這些富余機構和人員，鄉鎮也曾想辦法精減分流，但屬于條條管理的部門管理權限不在鄉鎮，上級業務部門要求“對口”，鄉鎮奈何不得。加之產業和就業結構單一，人員分流渠道有限，富余人員實際上很難分流出去。縱使分流一部分人到企業、村上掛職或到農村中小學任教，還是吃的財政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困惑之二：負擔為啥這般“重”？

鄉鎮作為我國最基層的一級政權組織，處于國家政權的末梢。黨和國家各項政策的貫徹執行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實施，最終都要落實到鄉鎮；各級各部門主張的實現和任務的完成，也都依靠鄉鎮來進行。對上來說，鄉鎮政府什么工作都必須抓，什么事情都要管，除了一撥接一撥的中心工作，還有應接不暇的部門工作，“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所有工作都要鄉鎮牽頭抓到底，所有部門的工作任務都壓到鄉鎮頭上。鄉鎮干部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任務十分繁重，而由于自身財力和精力等原因，許多工作是欲罷不能，欲辦不成，到頭來，完不成任務就“刮胡子”，出了問題就“摘帽子”。鄉鎮領導經常處于各種矛盾的旋渦，整天疲于應付，有的寧愿回縣級部門做個一般干部，也要想方設法離開鄉鎮，逃離“火線”。

這些年，上級政府機構和有關部門都從自身工作角度或部門利益出發，給縣區和鄉鎮下達一些“硬性”任務，進行不切實際的達標升級活動，要求鄉鎮辦這辦那，造成鄉鎮財政寅吃卯糧。據有關部門統計，自90年代以來，大大小小的達標升級和變相達標的活動有三、四十項，幾乎涵蓋了所有農村工作領域。每一項達標驗收，都要花費不少錢，而上級部門只是出方案、拿主意、壓任務，花錢的事很少去管。這些錢到底從哪里來？“鄉官”們編了一個順口溜：“這驗收那驗收，都是農民身上籌；這達標那達標，都是縣鄉掏腰包”。名目繁多的達標驗收，不僅加重了農民負擔，而且明顯超越了縣鄉財政的承受能力。許多鄉鎮

為了應付各種達標，不得不四處借債，造成鄉鎮舉債搞建設、負債保運轉，形成沉重的債務負擔。據調查，安康市200個鄉鎮目前共負債億元，平均每個鄉鎮243萬元，少數鄉鎮負債已過千萬元。漢濱區關廟鎮在各類達標升級和基礎建設、項目開發以及干部工資發放中產生的不良債務已達1200萬元，有借銀行、信用社的，有借企業和單位的，有欠干部和農民的對鄉鎮政權運行情況的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