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呈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大全]

當前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呈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基層組織在干部選拔任用和換屆選舉工作中呈現出更多的新情況、新問題，特別當前一些帶有普遍性和傾向性的問題，要引起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高度重視。

一是竟選目的日益多元化。大多數人競選鄉鎮（村）干部是為了發展當地經濟和公益事業，為群眾謀福利，但也有少數人出于“私利”而參與競選。特別是在村級換屆選舉過程，有的為了出名，村干部是一個“官”，能光宗耀祖、風光一時；有的為了利益，到上級部門好辦事，方便承包工程，集體資產能動用；有的為了“爭口氣”，你選村干部我不服氣，就要與你爭高低、拼死活。一些人競選村干部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當上村干部后，不僅可以拿到工資和補貼，甚至還可能有比工資更高的“隱形收入”。這種情況在經濟相對較好的鄉鎮（街道）特別是在城鄉結合部有土地征用的村表現尤為突出，如某鎮東村、東北村、西南村等城鎮化發展較快的幾個行政村，就有村民反映極個別村干部參選動機不純，參選目的私有化。二是拉票賄選愈演愈烈。在以往換屆選舉工作過程中發現，存在用錢交易，請客送禮花錢拉票等不正當現象，1

尤其在一些有重大項目或土地開發的鄉鎮、村表現較突出，如某村村干部在每次選舉前，都要采取請吃、送煙和送少量現金等不正當行為進行拉票賄選，而且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陋習”，形成了一種不良的“風氣”，而且呈現出愈演愈烈趨勢，嚴重影響著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的公正性。

三是勢力干擾不斷滲透。由于鄉鎮和村級組織掌握的公權力，使換屆選舉成為各種力量博弈的焦點，特別是在村級組織換屆選舉時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是宗族宗派勢力影響選舉，如某鄉在以往選舉中近50%的村存在宗族、宗派勢力發生作用的情況；二是個別地方村霸、地痞流氓等黑惡勢力采用威脅、恐嚇甚至暴力手段干擾選舉，導致有的因為選票分散、達不到“兩個過半”無效，有的矛盾尖銳無法形成村級組織，有的由大族控制選票、挑選本族候選人而排擠外族的優秀人才。

四是選舉程序違規現象比較突出。一些村選舉委員會和鄉鎮工作人員不能嚴格按照規定進行具體指導和操作。有的不進行民主推選，直接內定候選人，有的責任心不強，導致重大失誤，甚至推倒重選，造成了不良影響和工作被動，還有一些村故意簡化程序，違規操作，甚至有少數村，村民根本沒投票就直接上報選舉結果，從中舞弊，弄虛作假，導致選民對選舉結果不滿意，出現聯名上訪、越級上訪等事件。如某鎮栗樹腳村在換屆選舉工作中，部分工作

人員非法剝奪他人選舉權，導致全村180多人沒投票，村民對選舉程序正當性產生異議，引起上訪，縣紀委及時組成調查組進行了調查，并對相關人員進行立案查處。

五是換屆選舉后的問題和矛盾比較突出。由于利益沖突或者上屆班子成員對新當選的班子成員不滿等原因，有的村出現拒絕移交公章甚至惡意毀壞集體財務賬冊、工作檔案、土地承包合同等文件資料的情況，嚴重影響了新一屆班子工作的開展。個別鄉鎮（村）落選、卸任的干部與新任班子成員之間矛盾激化，換屆后雙方互相告狀，落選干部質疑選舉的公正性，新任干部拿上屆和歷史遺留問題做文章，有的甚至組織人員上訪，影響了當地的生產發展及和諧穩定。如某鎮一副鎮長在換屆選舉中落選后，穿著印有“我是共產黨員，我要講真話”字樣的衣服，在集市上大肆宣傳，影射黨委政府在換屆選舉工作的存在不公正行為，在當地造成了較為惡劣的影響。

（報送單位：永州市紀委辦公室）

聯系電話：0746-8358534***

第二篇：淺談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淺談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摘要：農村基層組織換屆是關乎農村基層發展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也是關乎農村穩定、健康發展的頭等大事，更是關乎黨在基層的領導地位能否得到鞏固的頭等大事。組織好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是鞏固黨的群眾路線，扎實推進農村又快又好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政治保障。但是目前農村基層組織換屆仍然存在了不少困境和問題，探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是急迫的、必要的，也是不斷完善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問題，對策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黨和政府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聯系廣大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斗堡壘。認真做好農村基層黨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是落實科學發展觀，夯實黨的執政基礎，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力保證。

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是基層政權建設的一件大事，事關基層政治、經濟和社會大局的穩定，事關黨在基層領導地位的進一步鞏固，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貫徹落實。做好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是確保農村長期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關鍵，是維護黨在廣大農村地區執政基礎的重要保障，更是維護人民當家做主地位不動搖的重要核心工作。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總體上是積極的，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和矛盾，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新的困惑。探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途徑，是急迫的、必要的，也是不斷完善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的必然選擇。

一、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存在的難題

1、合適人選難確定。一是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多，在村人員青壯年少。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深入發展，加快了區域之間的人員流動，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外出務工，留在農村的以老年人、婦女和小孩為主，黨員更出現嚴重的年齡老化現象，缺乏年齡黨員力量成為制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一個重要因素，更是造成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缺乏人才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農村干部隊伍老齡化嚴重，文化素質相對較低。農村現有干部隊伍平均年齡偏大，受教育程度較低，知識結構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出現脫節現象，而受過較高水平教育的黨員進入基層黨組織較少。三是后備干部缺乏，年輕干部鍛煉較少。農村基層基本上都沒有建立后備人才庫，后備干部缺乏，而年輕干部往往缺乏經驗，或受到其他干部的排擠，得到的鍛煉機會較少，造成年輕干部成長緩慢，接手較慢。四是原任干部工作欠細致，難獲群眾信任無法連任。有些村干部由于工作不夠細致，或在工作中以權謀私，傷害了群眾，失去了群眾的信任，造成經驗豐富的干部無法在選舉中獲得連任。

2、宗族影響難消除。農村長期存在的宗族矛盾，在換屆選舉中如果引導不力，將會造成嚴重的宗族爭端和派別對峙，甚至引發更為嚴重的矛盾沖突和暴力事件，給農村的穩定帶來惡劣的影響。而這種宗族勢力在短時間內是無法消除的，在選舉中往往表現出不同家族、宗派、姓氏房界之間不是推選真正服務基層的優秀干部，而是推選出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于是明爭暗斗、相互攻擊、互拉選票等現象層出不窮，嚴重影響換屆選舉的依法順利進行。

3、選民熱情難調動。農村基層選民由于整體素質不高，文化水平較低，對民主選舉的認識不夠，參與政治的熱情不高，對待選舉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參選的積極性不高。有些村的村民由于對某些村干部的所作所為感到失望，而對選舉產生麻木、失望的情緒，以“誰當選與我無關”的心態對待選舉。有些村的村民則表現出對選舉的“過分關注”，“熱情過高”，甚至將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或往屆村干部堆積下來的問題搬到選舉當中，糾纏不清，以此作為擾亂選舉的“籌碼”，企圖達到破壞選舉的目的。

4、遺留問題難解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農村建設的進一步推進，財務、農村土地糾紛、舊村改造、工程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矛盾和問題由于沒有得到及時、有效、妥善的解決和處理而不斷積累。這些矛盾和問題在換屆選舉中會被某些人所利用，作為擾亂選舉和破壞選舉的“工具”，從而使得矛盾和問題不斷激化，在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時便集中爆發，對換屆選舉工作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造成換屆選舉活動進展停滯不前、選舉失敗。

5、“兩委”工作難協調。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受阻，其中的原因不能忽視村“兩委”的不協調。有些村“兩委”矛盾突出，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造成工作難以開展、“黨政分家”；有些村“兩委”干部各自的“支持派”在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會出現“各自保帥”的情況，競爭“白日化”甚至競爭趨向不當、違法，嚴重者還出現斗毆的情況。“兩委”干部的不默契，工作分工不明確，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得不到發揮，嚴重削弱了黨組織的戰斗力。

6、各方利益難平衡。目前，隨著土地征用補償收入和山地池塘等集體資產的投標、租賃，以及其他集體資產的迅速增加，或者是由于姓氏、宗族觀念的影響，又或者是一些村由若干個自然村所組成，基層農村被人為地分割成為不同的利益群，不同的利益群之間互不相讓，惡性競爭，甚至為爭奪利益不惜大打出手，長期以來形成利益群之間的對峙僵持。在黨組織換屆選舉時，不同利益群為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使矛盾尖銳化、復雜化，從而使換屆選舉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

7、干部待遇難改善。長期以來，農村基層由于集體經濟較為薄弱，農村基層干部的待遇較差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工資拖欠成為“家常便飯”，許多農村干部不得不為生計另謀“第二產業”，另找“副業”。于是出現干部“離崗”，不正常上班的現象，形成了“走讀干部群體”，有些在外務商的干部，長期在外，很少回村，只能靠“遙控指揮”。而這種現象，造成基層干部不了解村情，不熟悉民情，對新情況、新問題沒能及時發現和有效處理，對一些突發性事件更無法及時處置，導致干群關系緊張，拉大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關系，而漸漸失去民心。

8、參選目的難調控。在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參選人的參選目的日益多元，難以控制，其中當然不乏一些人品好、素質高、有文化、有能力、懂管理的人想當村干部，想為集體作貢獻，想以自己的能力改變農村的面貌，為村民、百姓干點實事，但也有一些村民為了私欲而參加競選。他們中有的為了“名”，有的為了“利”，有的為了“臉”，有的為了“權”，有的為了“一口氣”，有的為了“一個官”。竟選目的不同，致使一些村干部當選后，在村務工作中，工作方法簡單粗暴，紀律松馳，作風飄浮，脫離了群眾，損害了黨群干群眾關系。

9、賄選行為難杜絕。雖然以往村級組織換屆選舉中一直存在賄選現象，但由于這種現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呈現出愈演愈烈的趨勢，從之前的“地下活動”轉向了“光天化日”。有的竟選者為了如愿當選，不惜采取送錢送物、請客送禮、組織人員游說等手法拉票；利用親戚、朋友、宗族的關系相互拉票；亂承諾許愿、開空頭支票，蠱惑人心，甚至威懾、恐嚇拉攏選票。現在農村賄選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宴請和送禮，借人情往來之名，行賄賂選舉之實。而中間派和擁有較多選票的家庭成為賄選的重點對象。

10、年輕干部難“上馬”。農村基層組織換屆，年輕人往往難以進入班子，年輕干部難以“上馬”，很多老支部書、老干部往往憑著老資格、老權威順利當選，而年輕干部由于不被群眾所認識而缺乏競爭力。有些干部甚至倚老賣老，擔心年輕干部對自己的地位構成威脅而對他們進行排擠、打擊，有能力、高學歷、素質高的年輕干部難以進入基層組織，造成基層組織年齡老化，后繼無人。

二、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1、農村基層后備干部不足，年輕干部奇缺。目前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年齡老化問題十分突出，長期沒有建立基層干部后備隊伍，干部隊伍缺乏新鮮血液，新老交接成為基層組織建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年輕干部的缺乏，優秀人才的流失，回鄉大學生沒有受到重視，干部對年輕干部的培養意識淡薄等諸多的原因，造成現在農村基層后備干部的嚴重不足。加之農村工作環境相對艱苦，工資待遇相對較低，發展空間相對狹小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導致農村基層難以吸引人才、難以留住人才的現實狀況。許多農村地區連本地成長起來、培 養起來的大學生都沒有足夠重視和吸納，外地人才又因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排斥而難以立足，本地人才流失、外地人才失利，從而造成農村基層年輕干部奇缺。

2、群眾民主法制觀念淡薄，綜合素質較低。農村基層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相當較低，多為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甚至有不少文盲，觀念保守落后，跟不上時代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步伐，民主法制觀念相對淡薄，對民主自治、民主選舉認識不高，在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當中往往表現得更加明顯。具體體現在：一為“跟風投票”，對選誰當基層組織的干部沒有自己的主意，隨大眾、逐大流，出現“墻頭草”的現象；二為“意志不堅強”，特別是面對賄選，更是“抵擋不住誘惑”，為了眼前的一點小利益而不對自己手中的選票負責，有的甚至出現誰給的錢多就投誰的不健康心理；三為“親情投票”，不管賢能與否，只選自己的家族和宗派。

3、群眾當家做主意識不強，政治熱情冷淡。在基層農村的很多地方，有不少群眾對待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十分冷淡，對誰能當選表現出漠不關心，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處之。群眾當家做主的意識不強，對法律賦予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并不重視，許多人表現出重經濟不重政治的心態，他們只是關心自己口袋里的錢能否越裝越鼓，對于讓誰來當自己致富的帶頭人滿不在乎。正是由于他們當家作主的意識不強，沒有農村基層建設的主人翁精神，對政治的熱情低迷，覺得手中的選票“并不值錢”，才讓那些投機倒把、胡作非為的賄選分子有機可乘。

4、干部為民服務意識較弱，遺留問題累積。在農村基層，很多人都把村干部當作是“官”，不少干部依然以發號施令、“下命令”來布置工作，對群眾擺官架、顯官威、打官腔，對群眾愛理不理，甚至粗魯對待。農村基層干部缺乏為民服務的意識，使不少工作都處于被動和孤立狀態，群眾對工作不配合，對干部意見大，有些村干部濫用手中的權利為自己和親戚謀私利，侵蝕集體資產，貪污腐化，從而喪失民心，形成了相當大的民怨、民憤。加上農村因土地、補償款等歷史遺留問題的累積，在換屆選舉中會形成一個集中爆發點，給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增加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影響換屆選舉的正常、順利進行，不利于農村基層組織的建設和發展。

5、“兩委”班子關系缺乏協調，交叉任職率低。現在農村基層大部分還是“黨政分家”，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一肩挑的比例相當而言還比較低，這種情況的存在有其歷史的原因，但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不少村“兩委”班子關系緊張，“各自為政”，“兩委”之間缺乏溝通，合作意識較差，協商配合較少，“兩委”干部交叉任職率低，干部隊伍臃腫，缺乏戰斗力和工作激情，工作出現推諉拖拉，嚴重影響各項工作的開展。有些村委會主任以為自己是村民大會選舉出來的，便對村中事務我行我素，村委會說了算，脫離黨的領導搞“自治”，特別是財務管理，黨支部更是缺乏監督手段，導致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作用難以發揮。

6、關系復雜利益沖突突出，缺乏大局意識。農村基層關系錯綜復雜，特別是集體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鄉村，各利益群之間為爭奪利益而爭端不斷，有些利益群會把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當做是爭奪利益的“最好時機”，以為當上村干部之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利為自身以及本利益群謀取利益。在換屆選擇中各利益群為爭“第一把交椅”而激烈競爭，花錢買選票、請客吃飯、拉攏人心等不當的競爭手段層出不窮，嚴重破壞選舉的正常秩序和公平公正的選人原則。這些參選人缺乏大局意識，為自身利益而不惜犧牲農村的未來和希望，片面短淺地看待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將其視為“撈財謀利”的渠道，而非真正為農村的發展出謀劃策、推薦人才。

7、農村集體經濟較為薄弱，干部待遇較差。大部分農村基層地區經濟欠發達，沒有成行的企業扶持，沒有成規模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特別是邊遠、老區、山區等偏遠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更是薄弱不堪，有的甚至出現入不敷出、無法維持正常的辦公運轉，村干部工資待遇相對較低，工資拖欠情況嚴重。而基層干部的工作量相對較重，低收入與高工作量之間的嚴重矛盾沖突，造成一些有能力、有膽識、有才干的年輕人對農村基層干部缺乏信心，這也是農村基層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個別村出現“一官難求”情況的重要原因。

8、相關法律法規貫徹不力，賄選屢禁不止。農村基層群眾法律意識淡薄，缺乏法律知識，一些村干部自身法律觀念不強，不知法、不懂法，甚至可以稱之為“法盲”。而對于法律法規的宣傳手段有限，宣傳力度不夠，導致換屆選舉的相關法律法規得不到很好的宣傳，群眾對相關的法律制度不知曉，對相關的法律程序不了解，對違反法律法規的處罰不知情，從而使換屆選舉工作出現有法不遵、有法不依的現象。農村基層對法律法規的宣傳不到位，貫徹不夠力，落實不到位，使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出現了一些法律的漏洞，賄選現象屢禁不止，花樣百出。

9、干部培養意識明顯不夠，能力難以發揮。由于農村基層長期以來形成的宗族觀念和本位思想，導致許多農村基層干部缺乏大局意識，擔心年輕干部對自身的地位構成威脅，因而對年輕干部的培養意識低，培養力度不夠，培養熱情不高，使大部分的年輕干部得不到全方位的培養，能力難以得到發揮。甚至有的基層黨組織限制發展年輕黨員，長期不發展黨員，導致基層黨組織缺乏新生力量，給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發展帶來了不少后顧之憂。

三、解決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問題的對策

1、加強領導，明確責任，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要解決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首先必須加強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在換屆選舉中發揮領導作用，規范黨組織的工作職責和制度，加強與基層黨組織的聯系，為基層黨組織的假設提供必要的指導和扶持。其次應該明確責任。基層黨組織必須明確自身所負有的責任，切實擔負起組織賦予的職責，教育好、管理好、培養好黨員，負責好農村基層干部的教育、培養、考核和監督，帶領廣大黨員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揮積極作用，帶領廣大群眾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釋放最大的能力。再次應該加強建設。基層黨組織必須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思想、組織和作用建設，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加強后備人才隊伍建設，為基層黨組織的健康、活力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廣泛宣傳，加強教育，提高農村群眾素質。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前期的宣傳是十分必要和關鍵的，要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廣泛發動宣傳，充分發揮輿論的作用。在農村可以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如白話戲、木偶戲、電影、謎語等多種途徑，著重宣傳《組織法》《選舉法》等與選舉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讓換屆選舉的法律法規家喻戶曉，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的熱情，為換屆選舉造勢。對外出的村民和黨員，可以采用發信函、打電話、發短信等方式，將換屆選舉的相關情況及時告知他們，讓他們及時了解選舉的進程。對干預選舉的宗族、幫派，應加強正面教育，灌輸法律知識，避免在換屆選舉中出現極端行為。同時加強對群眾的教育力度，提高群眾的綜合素質，增強群眾的自主意識、民主意識和法律意識，讓群眾珍惜法律賦予的權利，投好手中神圣的一票，行使好手中的投票權。

3、多辦實事，多出實績，積極推行惠民政策。農村基層黨組織應該加強自身隊伍建設，加強組織建設，多為民辦實事好事，以實績和成果贏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為在換屆選舉中獲得支持提供實際保障；以業績和成績贏得群眾的贊譽和肯定，為在換屆選舉中贏得票源提供有力保證；以滿意的答卷回報群眾的選擇和信任，為在換屆選舉中爭取連任提供有利條件。在獲得支持競選成功之后，應該將此作為工作的動力，全面推進基層組織的各項建設，積極推行惠民政策，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不允許將基層黨支部作為謀取私利的平臺和“升官”的跳板；不允許將基層黨支部當作收刮民膏的渠道和橫行霸道的媒介；不允許在換屆前大肆許愿發誓、大開“空頭支票”，當選后一事無成、“占著茅坑不拉屎”。要把改善民生、改變農村面貌、改造農村環境當成己任，并將其作為參選的目標來看待，切實為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建設加油出力。

4、轉變觀念，深化改革，實現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基層黨組織應轉變觀念，深化基層組織改革，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基層黨組織服務農村建設的意識，建設服務型、學習型黨組織，擯棄官本位思想，改善干群關系，轉變群眾對干部的畏懼心理，拉近干部與群眾之間的距離，實現群眾對干部的信賴和支持。信賴來自于群眾的認同，支持來自于群眾的肯定，只有真正為民服務的政府才能贏得群眾的好評，只有真正為民服務的干部才能贏得群眾的擁 護。隨著農村發展和改革步伐的進一步加快，農村正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倘若基層黨組織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滿足不了農村的發展要求，又談何能夠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這種違背《黨章》，違背民眾意愿，違背時代發展要求，違背社會變革需求的基層黨組織又如何能夠得到群眾的支持呢？這樣的干部隊伍又如何能在換屆選舉中贏得支持呢？

5、明確分工，理順條塊，逐步實現“一肩挑”制。在基層換屆選舉中經常會出現“兩委”矛盾激化的現象，具體表現在黨支部的領導核心作用難以得到發揮，村委會以為自身是村民選舉出來而不接受黨支部的領導。出現這種情況，其實就是基層黨組織弱化，“兩委”分工不明確所導致的。解決這個問題，“兩委”必須明確分工，理順條塊，而根本的解決途徑就是逐步實現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一肩挑”，以徹底消除“兩委”“各自為政”的情況。各村應根據自身的村情，逐步實現“一肩挑”制，這有利于各項工作的開展，有利于減少“兩委”意見不合、矛盾激化的可能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同時也可以避免在 “兩委”換屆選舉中出現過多的派別和宗教沖突。

6、理順關系，平衡利益，增強顧全大局意識。農村基層相對比較復雜，在換屆選舉前期，應做好各參選對象各方面情況的調查摸底，如競選目的、綜合素質、家族關系等方面。及時理順各方關系，平衡各方利益，協調各方矛盾，化解各方沖突，將各方的矛盾激化扼殺在萌芽狀態，避免將換屆選舉當作是矛盾爆發的“戰場”，以實現換屆選舉的順利進行。增強各方的大局意識，鼓勵各方以博大的胸懷面對換屆選舉，避免將換屆選舉推向復雜化、尖銳化，應樹立集體觀，把真正有能力、高素質、有干勁、有威望的人選進基層干部隊伍，優化基層組織隊伍，提高干部隊伍的水平，真正使換屆選舉成為選“才”的途徑，而非矛盾激化的場所。

7、發展經濟，夯實基礎，逐步提高干部待遇。農村要發展，關鍵在經濟；農村要人才，經濟是前提。只有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才能為農村“招才引才”提供強有力的物質支撐。農村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發展特色產業，吸引外來投資，夯實經濟基礎，逐步提高農村干部的待遇，吸引更多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有技術專長的年輕人留在農村發展，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沖勁、有方法、高素質、高水平、高學歷的人才進入基層干部隊伍，優化農村基層組織隊伍結構，為基層組織培養新生力量，充實后備人才隊伍提供必要的物質前提和保障。

8、完善法制，健全機制，保障基層組織換屆。法律保障是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順利完成的根本保證，是確保基層組織建設的堅強后盾，是保證農村穩定、健康發展的前提基礎。只有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法律體系，才能夠保證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也才能保證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依法依規、合法有序進行。應修訂和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和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過程中所面臨的新問題、新矛盾，適時調整和完善各項法規，廣泛征求意見，積極采納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盡可能地將法律漏洞堵死，避免讓一些心懷不軌的人鉆了法律空子。應建立健全機制，優化用人選人機制，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推選農村基層干部隊伍，嚴明紀律，以鐵的紀律確保基層組織換屆選舉風清氣正。

四、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的幾點建議

1、延長農村基層組織任期，由原三年一選改為五年一選。目前農村基層組織任期為三年一選，三年一屆，時間相對短促，第一年新當選干部要熟悉情況，第二年集中精力抓工作，第三年準備選舉的相關事宜，實際上用在工作上的時間很短，這不利于基層組織長遠的發展。一是容易造成“短期效應”。三年的任期，容易讓農村干部產生“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著換”的心態，其制定目標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缺乏長遠規劃。二是容易造成“財政危機”。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選舉成本較高，經費難以籌集，往往會加劇農村的經濟負擔，造成債務高筑、舊債未還又添新債的情況。三是容易加劇“宗族比拼”。農村基層的很多地方，每一次換屆選舉都會引發不同宗族之間的一次“比拼”，頻繁的換屆選舉，使不同的宗族競爭在較短的時間內一次次激化，容易加劇矛盾，增加沖突的機會。因此建議延長基層組織任 期，由三年一選改為五年一選，能夠較好地解決以上三方面的問題。

2、干部連選連任不超兩任，確保基層組織永葆青春活力。目前農村基層的很多地方，黨支部成員的任職時間相對較長，很多都是任職15～20年，有的甚至是20年以上，造成基層組織長期缺乏新鮮血液，而且容易形成倚老賣老的情緒，以“老資格、老權威、老威望”的姿態示人，嚴重影響新一屆干部工作的開展，制約著年輕干部的“上馬”和“放開手腳”工作的勇氣。雖然老干部擁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有較高的威信，但同時，很多年紀偏大的干部的知識結構和科學文化素養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工作缺乏創新和沖勁。因此建議干部連選連任不超過兩任（即十年），同時吸收優秀的年輕人才進入干部隊伍中，確保基層組織永葆青春活力。

3、強力推行農村“三務公開”，以實現制度化系統化規范化。農村“三務公開”，即黨務、村務、財務公開，是農村基層民主進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使農村基層黨情、村情、財情逐步實現透明化、發揮黨員群眾監督檢查的重要窗口。農村基層必須強力推行“三務公開”，特別是換屆選舉前期，務必讓黨務、政務、財務公諸于眾，讓黨員群眾將票投得清楚、理性、合理，讓基層組織換屆選舉在陽光下進行。強力推行“三務公開”，實現農村基層黨建的各項工作和管理制度化、系統化、規范化，是工作的迫切需求，也是黨員群眾的迫切需要。讓黨員群眾選得明白，讓選舉真正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實現“三務公開”是關鍵。因此建議農村基層組織應重視“三務公開”工作，定期、定時將“三務”進行公開，有利于減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的雜音，確保選舉順利進行。

4、積極推行干部下派制度，確保農村基層機構運轉順利。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時，有些支部缺乏人選，特別是女干部，倘若仍堅持在支部挑選，符合條件的人選十分有限，就有點“矮子隊里挑將軍，養老院里選壯丁”的感覺了。因此，在缺乏人選的支部換屆選舉時，可以考慮下派干部，特別是下派女干部，以補充基層組織的機構和干部隊伍配置，從而確保農村基層機構的順利運轉。但是，下派干部只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切不可作為一種長久之計來抓，在下派干部之后，應著重培養年輕干部，以“干部培養干部”，從而實現基層組織新老交替的順利過渡

第三篇：當前社會矛盾呈現五大特征

當前社會矛盾呈現五大特征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義在于它把市場化、工業化與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三類重大的社會轉型濃縮在了同一歷史時空，從而構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

具體來說，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特征表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社會矛盾顯形化。社會轉型期利益的分化與利益群體的形成，導致利益沖突頻發。這種利益沖突成為當今社會矛盾產生的內在根源。社會利益矛盾的關聯多極化、復雜化，導致在轉型期一點小事，或一個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造成一系列的后果。

——矛盾沖突群體化。轉型期矛盾個體交往組織化程度和群體性交往頻率增加，矛盾趨向激化并有訴諸沖突的可能，突發性和未可預期性大為增加。隨著利益的分化與調整，矛盾個體在利益選擇面前，往往會為共同的利益集聚起來，使社會個體矛盾演變為群體矛盾。同時，一些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往往也由于利益的相關性，獲得社會輿論的支持，形成社會矛盾群體化的心理基礎。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利益受損群體形成較強的凝聚力和較大的抗爭能量。

——矛盾博弈政治化。轉型期以前的矛盾表現相對平穩有序，社會轉型期突發矛盾明顯增加。在這一增量中，矛盾博弈政治化傾向表現突出。以往社會矛盾一般屬于經濟社會問題，相對比較單一。但是，轉型期一個簡單的問題往往會演變為復雜的社會問題。矛盾個體往往不直接要求解決自身問題，而將問題與轉型期的腐敗、人權保障等政治問題相掛鉤。

——矛盾沖突異質化。隨著轉型期體制變革的進一步深入，社會利益出現了較大分化，社會矛盾也日趨復雜。群體結構的分化、身份的可變性的增加，使社會異質性增大，各個社會成員的利益階層屬性也出現很大不同與分化。在這種分化過程中，利益分配在各個階層中出現嚴重不均，利益沖突和矛盾較為普遍，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矛盾。最終形成轉型期社會經濟結構多樣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局面。

——矛盾解決復雜化。轉型期社會矛盾波及范圍大，影響人員多，社會影響廣，涉及的主體利益差別甚至超過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穩定共識的難度進一步增大。轉型期社會矛盾往往關系到某一群體或多個群體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圍和人員較為廣泛。一件偶發的社會矛盾事件，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出現“交叉感染”，引發多起社會矛盾事件。

第四篇：當前職務犯罪呈現十大特點

當前職務犯罪呈現十大特點

時間:2007年03月27日 00時11分 作者: 王悅 趙海利 張璞 張利 馮婷婷 林小強 陳明杰 吳

銀 張浩 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河南省濟源市檢察院搜集近年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職務犯罪案例，建成職務犯罪信息庫，開展專題調查研究發現——

當前職務犯罪呈現十大特點

□河南省濟源市檢察院“懲治與預防職務犯罪研究”課題組

圖表一：辦一案帶出一片

圖表二：作案持續時間比例圖

圖表三：處級以上官員權錢交易高發領域分析（此類案件統計

人數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圖依次代表工程項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買官賣官 216人；貸款 120人；推銷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圖表四：商業賄賂高發領域分析

圖表五：瀆職犯罪情況分析（統計瀆職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圖表六：賄賂也講究包裝

圖表七：貪賄類犯罪共犯情況分析（統計共犯為３３０人）

圖表八：金融系統職務犯罪出現三種新動向

圖表九：財會人員作案情況分析

為了更好地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提高預防工作的針對性和專業性，河南省濟源市檢察院搜集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職務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職務犯罪信息庫。在《檢察日報·廉政周刊》的支持協助下，去年以來該院組成一個專門的課題組，運用歸納與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庫中的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職務犯罪的發案原因、犯罪手段及體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預防對策。現將他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當前職務犯罪的十大特點”予以發表，我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敗機構和專業人士，以及所有關心中國廉政建設的人們，積極參與進來，共同研究討論。群體效應：辦一案帶出一片

最近幾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辦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級領導干部在內的高官職務犯罪案件。在對這一類犯罪案件進行分析后發現：一名官員落馬，往往會帶出一批官員甚至是高級干部，即所謂的“群體效應”（見圖表一）。在這３０００余起職務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員的串案窩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總數的１８％，涉案人數達９３３人。

群體效應來源于權力效應，來源于錢權交易形成的犯罪網絡。如２００１年中國農業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貸工作的副行長丁志國因經濟問題被審查，牽出綏化市委原書記馬德的受賄問題，繼而帶出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賣官案、綏化市原市長王慎義行賄、受賄案，接著又牽出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整個綏化市有５０多個單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牽涉其中。這一串案窩案被稱為近年來查處的最大賣官案，不僅犯罪數額巨大，而且牽涉人數眾多。

還有兩個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林龍飛受賄東窗事發后，帶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荊福生。荊福生被查辦后，又帶出了２０多名處級以上官員。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市委宣傳部部長樊甲生、市紀委書記曾錦春等腐敗窩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長雷淵利、該市住房公積金中心原主任李樹彪腐敗案帶出來的。

串案窩案的形成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主要領導腐敗導致下屬紛紛效仿，結果“全軍覆沒”。廣東省江門市人民醫院腐敗窩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長方機利用購買藥品吃回扣達１８５萬元，由于他的帶頭腐敗，全院２００多名醫生有１４０名醫生收受賄賂。

《廉政周刊》點評：這種“群體效應”是腐敗在深層次蔓延的體現，不僅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會嚴重影響一個地區、一個系統的穩定和發展。這種現象足以讓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個，就能逮住一窩。長久腐敗：有的人邊腐邊升

據統計，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續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見圖表二），其中最長的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書記王昭耀。他從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賄２９４次７０４萬元，另有８１０余萬元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被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死緩。

更讓人吃驚的是，長時間作案者往往邊作案邊提升，帶“病”上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長楊志達，從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賄２９５萬元，另有２６０多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與他受賄相伴相隨的是他的職務一路升遷，從最初一個路橋建設總公司下屬分公司的技術員，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

一些貪官之所以能長期作案，并不是因為手段高明，他們中的一些人曾被群眾多次舉報，或被其他案件牽涉其中，但靠著厚厚的保護層和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屢屢化險為夷。還有的是靠著身上的光環掩人耳目，掩蓋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長孟慶平，在任海南省鐵礦礦長期間，就因收受賄賂被多次舉報，但他照樣官運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長和湖北省副省長，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點評：由于作案時間長，不被及時查處，作案者

往往滋長了僥幸心理，更加肆無忌憚地瘋狂作案。只有及時發現和查處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群眾舉報，及早嚴肅查處違法犯罪。如果對群眾舉報不及時查處，不僅會嚴重挫傷群眾與腐敗斗爭的積極性，而且會助長腐敗者的僥幸心理，使他們變本加厲地作案。權錢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來，一些貪官大搞權錢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設和土地批租最為突出。不僅犯罪人數多，而且涉案金額大。在這３０００余起職務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設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賄賂的約占３９．２％（見圖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畢玉璽，利用職權，采取直接干預項目招投標工作，為他人承攬工程，從中收受賄賂１００４萬元；廣東省交通廳原廳長牛和恩，在高速公路發包過程中，收受賄賂人民幣２５０余萬元、港幣２６．２萬元、美金１．９萬元；山東省青島市規劃局原局長張之光，利用審批房地產建設規劃項目的職務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個單位和個人錢財８６０余萬元。

官員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窩案，這是因為工程建設從立項審批、招標投標、大宗采購到檢查驗收、款項撥付等每個環節都容易產生權錢交易。同時往往一個行賄人向多人行賄，而一個受賄人又會收受多人的賄賂。如湖南省長沙市芙蓉區委原副書記劉強，從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區政府大院建設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車站廣場擴建工程等項目過程中，在工程發包、驗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賄者送的人民幣１３８萬多元、港幣２１萬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發生在工程建設和土地批租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也有行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既有建設單位的主要領導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設備采購、財務等部門人員，也有施工企業的經理、工程技術人員；既有金融部門的信貸人員，也有與建設項目相關的土地、規劃、設計等部門的工作人員。

《廉政周刊》點評：由于工程建設和土地批租市場不規范，行情上漲，競爭激烈，一些開發商為得到土地、承攬工程，千方百計去尋租權力，一些掌握權力的官員就成為開發商們“進攻”的目標。工程建設和土地批租市場投資大、利潤高，因而開發商們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資行賄，打通關節。那些掌握實權的人又往往會利用權力，輕而易舉地得到高額回報。權力進入市場，就會“點石成金”，破壞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因此，要規范建筑市場和土

地批租市場，推行“陽光工程”，同時嚴禁領導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權力進入市場，才是治本之策。商業賄賂：潛規則大肆橫行

在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發生在經濟往來中的賄賂犯罪最多（見圖表四）。進藥得回扣、放貸得分成、審批收“紅包”，這似乎已成司空見慣的潛規則。在這些潛規則的驅使下，一些人開始心安理得地受賄斂財。廣東省疾控中心免疫規劃所原所長羅耀星，利用購進疫苗的職務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萬元；柳州鐵路局財務處原副處長甘培，多次暗示包工頭給他好處，先后收受賄賂１１３萬多元??

商業賄賂的背后，往往是國家財產、人民利益的巨大損失。當權者收受賄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賄賂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損害消費者利益，要么慷國家之慨，損失國家利益，讓國家為他們的犯罪行為“買單”。這些行為不僅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且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

《廉政周刊》點評：潛規則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敗蔓延到一定程度，才會有這樣的潛規則。這種潛規則潛移默化地腐蝕著人們的思想，推波助瀾，致使商業賄賂盛行。而商業賄賂盛行，又為潛規則不斷開“綠燈”。由此看來，治理商業賄賂，要用明規則挑戰潛規則、遏制潛規則，乃至最終消滅潛規則。瀆職犯罪：不落腰包的腐敗

瀆職犯罪，被稱為“不落腰包的腐敗”，其造成的損失遠遠大于貪污、賄賂犯罪所帶來的損失。據對３０００余起職務犯罪案件的分析，瀆職案件平均個案案值為５００萬元，而貪污賄賂平均個案案值為６０萬元。在５２６件瀆職案件中，還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傷３４４人的嚴重后果。

盡管瀆職犯罪被稱為“不落腰包的腐敗”，但它往往是由賄賂引發的。一些領導者往往因為接受賄賂或貪圖蠅頭小利、顧及私情而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導致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

在瀆職犯罪案件中，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約占３２％，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約占２２％。其中，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瀆職案件居首，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徇私枉法、濫用職權、徇私舞弊（見圖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巖利用偵查北京市商業銀行中關村支行原

行長霍海音涉嫌經濟犯罪的便利條件，多次將移動電話提供給霍海音與外界聯系，并私自會見多名證人，指使證人作偽證，導致涉案約５億元的國有資產流失。

盡管瀆職者造成損失嚴重，但他們容易得到人們的寬容，如“好心辦了壞事”等，這種說法往往成為為瀆職者開脫罪責的理由。同時又由于現行法律對瀆職犯罪設定的刑罰偏低，造成對瀆職犯罪處罰偏輕。據統計，在瀆職犯罪案例中，被判緩刑的約占５６％。在判實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點評：職責不容褻瀆，人民生命財產不容兒戲。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嚴懲這種“不落腰包的腐敗”。以禮代賄：賄賂也講究包裝

現如今，行賄受賄披上了禮尚往來的面紗（見圖表六）。據統計，有６０％的賄賂犯罪案件是以“紅包”、感謝費、過節費等名目出現的。在“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飾下，賄賂行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這層禮節性的包裝，又與感情投資相結合，就容易掩蓋權錢交易、買官賣官等丑惡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協副主席李鐵成，受賄的途徑主要是在自己手術住院、三個子女結婚，再加上逢年過節等時候。他用這些“人情往來”的幌子，掩飾受賄的實質，然后再大肆賣官。

《廉政周刊》點評：禮尚往來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但不能成為賄賂犯罪的偽裝。在法律面前，任何偽裝都無法掩蓋賄賂犯罪的本質，這種禮節性的偽裝實質就是包裹著砒霜的“糖衣”，到頭來，只能是害人害己。貪官蛻變：與生活作風有關

一些貪官的蛻變，往往與色情腐敗有關，而從權色交易到與情人互相勾結、共同犯罪，更說明色情腐敗的嚴重危害（見圖表七）。常見的是，貪官幕后操縱，情人臺前收錢；貪官收錢后交給情人享用或共同揮霍；由情人出面牽線搭橋、招攬生意，貪官用權換錢。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與其情婦李平共同受賄４０００余萬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攬活”，收取錢財，成克杰則在幕后“點石成金”。江蘇省連云港市衛生檢疫局原局長田宗慶與女副局長朱本美成為情人關系后，利用職權聯手撈財，把９２萬元公款裝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點評：這種權色交易的腐敗，是新形勢下職務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最近幾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權色交易，這種犯罪不僅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還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會風氣。對此必須高度重視，對構成犯罪的依法查辦。同時，要加強監督，尤其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要及時查處，不可以視為生活小節、作風問題而置若罔聞或者不了了之。

對官員來說，色情腐敗并非生活小節。從放縱小節到權色交易，從權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貪官的墮落軌跡再次為人們敲響了警鐘：貪官蛻變往往與生活作風不良有關，而放縱欲望就是放棄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敗：出現三種新動向

金融系統一直是職務犯罪的高發區，目前呈現三種新動向（見圖表八）——

團伙作案。據統計，團伙作案為２４３件，占統計總數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勢。由于金融系統管理的特殊性，制約環節多，監管相對嚴格，單個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攏腐蝕有關人員，或相互串通，內外勾結，侵吞、挪用國家資產。中國建設銀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員與社會上一詐騙團伙相勾結，私刻印章，偽造憑證，騙取銀行貸款３．２８億，該行包括原行長在內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攜款潛逃。在攜款潛逃的職務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統以人數多、數額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敗分子往往經過周密策劃，或早將家人移民國外，或將財產非法轉移國外，一旦時機成熟或一有風吹草動，便逃之夭夭。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相互勾結，相互掩蓋，相繼運用各種手段，共盜取４．８３億美元逃往美國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東被遣返回國）。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隨著金融信息化的發展，利用信息網絡等科技手段作案的問題也日漸突出，此類案件約占金融系統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２２％。有的是盜取系統密碼，非法轉移賬目資金；有的是偽造金融憑證，盜取客戶賬目資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數據，非法轉移客戶保證金。與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隨的是，犯罪人員年輕化、智能化，且高學歷者和一線操作人員居多。

《廉政周刊》點評：預防和遏制金融系統職務犯罪，必須對重

要崗位、重要人員加強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們的“免疫力”。同時，要完善和嚴格執行各項管理制度，強化監督制約，實行重要崗位輪換制、任職回避制；強化技術監管，堵塞管理漏洞，對重要崗位的技術人員加強監督，對重要金融憑證、信息密碼加強管理，防止失竊和盜用。會計犯罪：手段多為做假賬

在３０００余起職務犯罪案件中，涉及財務人員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總金額高達１１．４８億元。統計資料顯示，這類人員大多擁有高學歷，具有作案手段隱蔽、持續時間長、涉案金額大的特點（見圖表九）。他們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職務之便做假賬。

收款不入賬或少入賬，這是最簡單而又常見的作案手段。此外，虛列偽造賬目支出，少支多報，重報支出；篡改賬目、偽造票據、調賬平賬方法侵吞公款，這種手段較為隱蔽，犯罪不易被發現。這兩種作案手法也是財務人員較常采用的。還有一種就是，把公款通過轉存入個人賬戶挪用或直接侵吞庫存現金，此種手段風險大，所以多為一次性作案。

財會人員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單位或客戶的錢，除了他們心中的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單位領導與之同流合污不無關系。在這期間，單位領導和財務人員構成了利益共同體，互相包庇。如震驚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稅務局直屬分局原兩任局長魏林森、曹忠誠伙同單位財會科原科長陳鑒、原稅收會計張紅英貪污挪用巨額稅款１５０２萬余元窩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點評：財會人員利用做假賬作案，手段隱蔽，不易被發現，因而作案持續時間長，犯罪數額大。一個假字的背后，無不是巨額資產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賬不僅滋生著腐敗，而且還敗壞著社會風氣。因此，治理和預防財會人員犯罪，應從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敗：侵吞土地補償款

農民以土地為本，土地補償款是失去土地的農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一些農村基層干部卻利用職務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門人員打起了土地補償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補償款占農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總數的６０％以上。

這樣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新莊村兩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虛列、冒領或虛增補償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補償款近千萬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萬元土地補償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石佛辦事處大理村原村委會主任金明池，將收取撥下來的土地補償款后隱瞞不報，從中貪污６７萬元、挪用４６萬元。遼寧省沈陽市新城子區道義鎮郭七屯村原支部書記邢仲凱多次將村集體土地轉讓補償款２００萬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點評：由于土地補償款發放不規范、價格波動大，而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沒有知情權和監督權，這就為少數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因此，必須捅破這層不透明的“窗戶紙”，推行村務公開，實行陽光操作，將土地補償款的發放標準、數額以及款項發放、管理、使用等情況公布于眾，接受群眾的監督，才能堵塞各個環節的漏洞，讓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場，讓失去土地的農民得到應有的補償，以保障農民利益，維護農村穩定，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防止權力與貪欲結合

□河南省濟源市檢察院檢察長 李宏民

職務犯罪信息庫從一個側面發現了新形勢下職務犯罪的一些特點、規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監督制約和懲治等方面的漏洞，為有效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提供了翔實而可靠的資料。一個個貪官的蛻變軌跡，也能使我們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敗的實質是錢權交易，是權力和貪欲的結合。分析表明：腐敗在當今社會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舊體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監督的缺失，容易使權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喪失，人生觀、價值觀發生錯位，容易滋長貪欲。

因此，有關部門要加強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構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線。而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錢權交易為重點，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尤其是對領導干部權力的運作實行有效的規范和監督，使人事權、司法權、審批權、行政執法權等權力的運行都置于監督之下，防止權力與貪欲的結合。

同時，進一步規范建筑市場、土地批租市場、金融市場、政府采購市場、醫藥市場等，大力推行信息公開，全面實施“陽光工程”，防止隱形市場和暗箱操作。

檢察機關則要針對職務犯罪的新動向，在新經濟領域、資金高密度領域、壟斷性行業開展預防，幫助他們堵塞管理漏洞，加強對人、財、物的管理，遏制職務犯罪的高發勢頭。

（本文執筆人：王悅 趙海利 張璞 張利 馮婷婷 林小強 陳明杰

圖表制作：吳銀 漫畫：張浩

第五篇：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對基層組織建設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采取了許多新的舉措。諸如“五好支部創建”、“雙培雙待先鋒工程”、“無職黨員設崗定責”、“流動黨員管理”等等。這些活動的開展，為基層組織建設開辟了新的天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支部的凝聚力得到了加強，戰斗堡壘得以鞏固，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得以發揮，為穩定農村形勢、加快農村發展，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保障，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紛紛出現，農村工作面臨著新一輪的嚴峻挑戰。在某些地方，個別支部、個別干部身上還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因此，加強基層組織建設，使之適應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不容忽視而又亟待解決的問題。

筆者從事農村基層工作近三十年，現從村級的班子建設、黨員隊伍建設、支部活動開展以及制度建設等四個方面就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談點粗淺的認識。

一、班子建設方面

1、村黨總支書記難選

村級班子建設首先是人的建設，尤其是班長——總支書記的配備。一個優秀的總支書記要求政治素質過得硬，發展經濟有思路，群眾方面有基礎，可是目前農村這樣的人才少之又少。村總支書記的選拔成為村級班子建設中最大的難題。原因是：（1）現任村書記個人綜合素質達不到上述的三個要求。前些年，在選配支部書記時，往往側重于行政管理型，能把化解民事糾紛、完成上級各項任務方面等事干好，就是好干部。但這些干部往往缺乏帶領群眾發展經濟的能力。不能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村干部，已無法再干下去。現在相當一部分村總支書記文化程度不高、思路不廣、辦法不多、爭先進位意識不夠，把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一線的能力不強，群眾對此反響比較強烈。（2）具備條件的不愿意干。眾所周知，現在村干部工資待遇較低。尤其是村級負責人，他們得到的報酬和他們的付出遠遠不成比例，與“按勞分配”嚴重脫節。而且由于多方面原因，他們工作風險大，容易得罪人，有時候即使是為群眾辦好事，但也未必能得到承認和理解。這些都使得一部分優秀人才對“村官”望而卻步。（3）選拔配備的范圍有限。大多只能局限于本村，跨村當村官缺乏群眾基礎，再有才能的人也很難開展工作。

2、村班子難配。

原因是：（1）由于農村干部崗位缺乏應有的吸引力，素質稍高的農村青年通過參軍、外出務工經商等渠道離開了本村，致使有的村選拔干部只能是“矬子里拔將軍”，因此村級干部隊伍整體素質與農村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相距較遠。（2）選舉出來的干部不一定能勝任工作。應當承認，目前廣大農民的思想覺悟還沒有高到沒有私心的地步，村干部選舉往往被大家族勢力、經濟實力等左右，同時受干部的結構、選舉條件（如：年齡、文化、性別等等）的影響，會導致選上不能用，管用的選不上。有的人動機不純，從當干部那一天起他就不是想如何為群眾辦點實事，而是為了個人的發家致富，或者是為了本家族的利益。此外小村并大村后，群眾小村概念根深蒂固，干部分配還要兼顧到各個小村，這樣就會出現選上的沒有好職位，沒選上的得安排好職位。（3）不靠選舉不行。這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要求，靠行政命令指派任命村干部是違法的。這就造成了有的人為了選票，工作沒有力度，怕得罪人失票，選上后因曾有求于人拉不開手腳，因而完不成任務，尤其是計生手術之類的硬任務。

3、村干部難管。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物質財富得到了極大的充實，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改善，但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價值取向，和幾千年來的封建殘余思想和觀念，給村干部的人生觀、價值觀帶來了巨大的沖擊。金本位、等價交換等思想和意識開始在一些干部的頭腦中產生，干工作論報酬、做事情講“實惠”，造成對村干部的管理越來越難。這是因為：（1）由于決定某個村干部能不能干的主要是是群眾，黨委政府對其任免決定權嚴重削弱。因此他們在開展工作遇到難題的時候，寧愿得罪上級而倒向群眾。因為得罪上級是一時的，下次選舉還可以東山再起；但是一旦得罪群眾是就一世的，他就有可能永遠當不上村干部！這時候一些政策的落實就會遇到來自村干部自身的阻力。（2）村干部待遇低。有的人是為了面子當村干部，有的是礙于情面干的，當前的村干部報酬對其無太大吸引力，無論政治還是經濟的。（3）當前農村的工作形勢、環境都不大好，村干部壓力大，容易產生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4）村干部的整體素質還達不到現實農村發展的需要。絕大多數村干部還沒有從舊的工作理念中轉變過來，工作方法陳舊，“官老爺”思想嚴重。有的人見到利益就容易產生私心，處理問題時有失偏頗，缺乏公平。也有的缺乏氣度，心胸狹窄，工作時只想到家庭家族利益、小團體利益。

二、黨員隊伍建設方面

1、支部缺乏凝聚力

一個組織，沒有凝聚力，就沒有戰斗力。當前我們的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應當說是不夠強的。原因有三個：（1）大環境使然。當前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一個轉型期。行政部門乃至村級組織的工作方法正由過去的指令慢慢的轉向指導，職能也應由過去的領導逐步轉向服務。而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基層黨組織在這種轉變中速度遠遠滯后于社會發展的速度，工作方法老一套，缺乏活力，成效不顯著，很難吸引黨員群眾參與到黨的組織建設中來。（2）小環境決定。相比較而言，我們整個皖北地區村級集體經濟基礎薄弱，各方面的發展落后于沿海發達地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手中無米就喚不來雞。相當一部分村無集體經濟來源和積累,無錢辦事問題突出，黨組織活動經費嚴重不足，對老、弱、病、殘、困難黨員關心幫助不夠，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發揮不明顯，黨員群眾有意見。我們不能抱怨黨員群眾功利心強，因為飛蛾具有趨光性，動物具有趨食性，人都具有趨財性。特別是經常在外務工的黨員群眾見慣了蘇浙的發達，回到家再看到本地的落后，他們從心里就對當地的基層組織有一種無形的抵觸心理。（3）社會發展轉型中村干部各方面素質跟不上，基層組織服務能力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不能給群眾帶來什么，群眾求干部不如干部求群眾的時候多。

2、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得不夠

受經濟觀念轉變的影響，相當一部分黨員專注于自己發家致富，先鋒模范作用發揮的不夠。普通黨員自身的優越感、榮譽感不強，和一般群眾相比沒有什么優先權，他們擔心發揮模范作用影響自己致富。有能力高素質的農村黨員大多外出務工經商了，留在村里的黨員本身素質就不高，年齡老化，知識退化，能力弱化。年齡偏大，難以發揮帶頭作用。能力偏弱，無力發揮帶頭作用。

3、發展黨員難

這方面原因有四個：（1）黨組織吸引力減弱。過去黨票是用汗水、鮮血甚至生命換來的。現在農村發展黨員要靠分指標，給任務。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黨員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責任沒有報酬。各級組織對普通黨員，尤其是農民黨員只提要求，不給關懷，付出與回報嚴重失衡。（2）個別村干部尤其是基層組織負責人心胸狹窄，怕有能力的入黨后，在群眾中威信超過了自己，擔心這樣的人將來會奪自己的“權”。為達到長期任職的目的，當這些人想入黨時，不是舉賢薦能，而是百般刁難，極力壓制，優秀年輕人被他們拒在黨的大門外。（3）有些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宗族觀念、小團體觀念嚴重。發展黨員大多是“圈子里的人”或聽話的人。對那些想入黨但平日跟自己關系不好或一般的人，怕將來選舉時駕馭不了，不和自己站在一條線上，因此控制這樣人入黨。（4）發展黨員觀念陳舊、方法落后。一些村黨支部書記認為，入黨必須主動申請，組織沒有必要去動員農民入黨。同時，不少農村青年認為，如果組織不授意，自己不能冒然寫申請，時間一長，一些農村優秀青年在消磨中便放棄了入黨的念頭。也有一些村支部書記思想落后、觀念守舊，總是以老眼光、舊標準來衡量入黨積極分子，總是看不到人家的長處和潛力，求全責備，不給那些不夠成熟、但有潛力的青年以培養鍛煉的機會，使一些思維活躍有經濟頭腦的青年難以在支部大會上通過。

我在下村調研時，曾經有個村書記這樣說：農村想入黨的主要有兩種人，一是自己想當干部，或親屬親信想當干部的人。另一種就是“少腦子的人”。這句話雖有偏頗之嫌，但也道出了當前經濟不發達地區農村黨員發展的尷尬。

三、黨組織活動開展方面

面對農村基層黨建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情況，不少基層黨組織仍然沒有擺脫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思維定勢的影響，黨組織活動開展不正常。主要因為：

1、無人組織。村干部報酬待遇偏低，與一些迅速富起來的農民相比，經濟上差距較大，“付出”與“受益”不均衡。加上對村干部各種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建立健全。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干部開展組織活動的工作積極性，甚至“在其位，不謀其政”。

2、無處開展。普遍缺少標準的、現代化的能夠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活動場所，陣地建設步伐緩慢。

3、無錢辦事。農村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活動經費嚴重不足，影響黨組織活動的正常開展。比如學習沈浩同志，想組織黨員干部到鳳陽小崗去切身感受他的先進事跡，但經費從何處來。

4、無人參與。部分普通黨員對開展活動沒興趣，參加組織活動不僅不能給自己帶來收益，而且參加多了會影響自己發家致富。黨員流動量大給活動開展也帶來一定的難度。有的村有一半以上的黨員在外務工經商，有時黨員大會一年也難開上一次。

5、活動方式老化，缺乏創新。受條件、組織者的能力水平限制。現在農村黨組織活動還大多是開開例會、讀讀報紙、看看專題片等，形式內容都沒有新意。有的僅僅是應付上級檢查，沒有把組織活動作為黨組織的一項經常性任務；有的過分突出實用科技活動，弱化了政治理論教育；有的沒有根據農村黨員的文化層次，盲目照搬外地先進經驗，操作性差。除非是硬性任務，一般情況下，沒有黨員樂于參加這樣的活動。

四、制度建設方面

近年來，各級黨組織對黨員管理出臺了很多的制度，凡事都強調要建立健全規章制度。事實上制度不僅有而且全，但是堅持的不多、落實的不夠。很多制度成為“寫在紙上，掛在墻上，說在嘴上、收在盒子里”的擺設，大多只是為了應付檢查，真正落實到位的太少了。這是因為：

1、有的制度標準定的太高。不要說普通黨員，就是干部黨員也做不到。世上沒有不吃草的馬，有些制度卻“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不吃草”。如“無職黨員設崗定責”：這些黨員之所以沒有職務、沒有外出務工經商，應當說他們本身各方面能力、覺悟就很有限，我們卻要把他們應推到一線辦事管事，而且只給責任，不談報酬。再比如“黨員聯系戶”：按照當前農村實際情況，一個普通黨員要聯系20至30個農戶，試問:普通黨員有這些能力和精力嗎？

2、有的制度千篇一律，不切實際。好多是上級在辦公室統一弄好下發的，根本不考慮各支部的現實狀況，城鎮和偏遠農村情況不同，支部的任務怎么可能一樣呢？為什么要用同樣的制度來管理呢？

（3）缺乏落實制度的必要的政治、經濟保障和相應的監督措施。村級組織目前以自治為主，宗族勢力普遍比較嚴重，受農村黨員素質低、經費不足、監督機制不到位的限制，一些制度落實起來往往流于形式，沒有實際效果。

意見和建議：

1、嚴格落實村干部的“一定三有”，解村干部的后顧之憂。要讓他們：（1）工作有保障---目前急需解決沒保障、缺安全的問題以及待遇問題、保險問題（既要給政策又要給錢才行）、反對者無中生有的誣陷上訪問題。（2）干好有希望。目前國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村干部報酬轉財撥，從優秀村干部中選拔公務員等，這可以說是曙光初現，希望能夠迎來更加燦爛的陽光，讓我們的村干部在工作中得到組織上更多的政治關懷。（3）退休有所養。有幾人真正能干到退休呢，應切實解決好離職后的問題。

2、積極為村干部松綁、減負、降壓。現在好多部門行政行為、商業行為事事都讓我們村干部去做，往往還用評比等機制來給他們加壓，有時有的村一個月要迎接一兩起來自上面的檢查。上面千根線（文化、土地、綜治、衛生、安全、計生、公安、民政等等），下面就一個小小的村委會的那么幾個人，村干部工作負擔太重、壓力太大，這怎么能夠讓他們有心思搞好新農村建設，帶領群眾發家致富呢？

3、適當增加辦公經費。2000年定的標準至今一直沒變，隨著物價的上漲，這已經遠遠滿足不了村級組織正常活動的需求了。

4、加大對村干部的培訓、教育、管理和監督的力度。同時也要加大對普通黨員和群眾的教育力度，增強其集體主義觀念、大局觀念、長遠意識。結合農村工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教育活動,讓黨員干部在活動中發揮作用,受到教育。可利用各種資源加強培訓，創新培訓模式，不要把培訓局限在教室里，要把活動更多的安排在田間地頭，農家院落、種養基地。通過各類培訓途徑，積極為黨員干部“補腦”“充電”，切實提高他們的素質。

5、出臺相關政策。讓普通黨員有榮譽感，得到與其付出相應的回報。支部是核心，周圍是黨員，外圍才是群眾。核心發出的光和熱，首先感覺到的應該是黨員，其次才能是群眾，若跨過黨員直接給群眾會出現“夾冷層”形成“夾生飯”（有違自然規律）。用政策、用光和熱促進先進人物積極入黨，讓普通黨員爭做奉獻。積極創造環境，激發普通黨員的參政、議政熱情。

6、在堅持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前提下，進一步改善村干部的選拔任用政策。讓真正有能力的人愿意當村官，爭著當村官。

7、提高農民基本素養，讓“八榮八恥”深入民心。當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還受農民的基本政治、經濟、文化素養不夠高這一因素的制約。群眾的各方面覺悟不高，使農村的各種工作落實起來阻力非常大。要通過各種有效手段逐步提高廣大農民的道德素養、科技素養。給基層黨組織、給基層黨員干部創造一個和諧、舒心的工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