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機制及模式選擇

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機制及模式選擇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課題組

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外創業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解決方法或途徑在理論上研究分析的較多，但實際操作層面上的創新似乎總是難上加難。隨著近年民間商會的迅速崛起，作為民間中介組織，不少商會嘗試通過組建擔保公司的形式為商會會員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在這方面，異地溫州商會走在了前面。這種實踐的運作基礎、實踐動因及面臨問題是什么？ 可行的發展模式又該如何選擇呢？ 筆者有意作一調研分析。

一、民間商會“擔保公司”演進背景與運作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眾多溫州人走出溫州，在全國乃至世界闖蕩市場，并由此構成獨特的超越地理概念的以人為集合特征的“溫州人經濟”。實踐表明，正是這種內外互動放大了溫州人經濟，進而形成了溫州區域品牌效應。民營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商會的蓬勃發展，后者反過來對民營企業資源配置活動又起到了促進優化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成立或正在籌備擔保公司的異地溫州商會有10 余家。這些投資擔保公司的興起，給在外發展創業的溫州商人帶來了新的機遇。在外百萬溫州人經過20 多年的創業，創造了獨特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財富，可以說，這些財富為商會開展融資擔保業務提供了運作基礎和現實可能。

1.資產實力為擔保提供運作空間。在外溫商在溫州轄區開發并購置大量房產，為貸款提供了大量的反擔保資源，通過聯動可使大量的閑置資產變活，這無疑為溫州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的發展提供巨大的運作空間。

2.商會品牌為銀行、商會合作提供基礎條件。經過近年發展，溫州商會以親和力強、能廣交朋友的傳統，與各地政府、企業及社會各界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形成了龐大的企業家人才群體，“溫商”招牌成為當地銀行授信“金鑰匙”。如昆山浙商投資擔保公司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昆山農村商業銀行20 個億的授信額度。

3.地域文化為業務發展提供可靠保障。受“永嘉學派”思想以及濃厚的地域意識影響，溫州人很看重面子，誠信有目共睹。通過故鄉情結，憑借著老鄉這層關系，從道德層面上 約束會員往往是有效的。

4.信息優勢為擔保資產風險處置提供便利可能。各地商會的行業特色性強，信息掌握比較充分，企業相互之間的資產轉讓市場相對發達便捷。在風險資產處置方面，不僅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而且處置效率也會明顯提高。

二、民間商會融資擔保實踐的動因分析

（一）從商會自身角度進行考察

1.直接原因：通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緩解會員融資困境。目前溫州在外中小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融資需求量大但融資難，這主要是由在外溫州人經濟特性所決定的：一是在外溫州人以民營化的工商活動為主，并以第三產業居多；二是普遍缺乏抵押物，因而不太容易得到銀行貸款的及時支持。商會承擔融資擔保中介的主要優勢是可以解決銀行與企

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銀行不肯貸款給小企業，而是很多企業無法達到銀行的要求。通過商會擔保中介運作，讓幾家小企業聯合起來，就可以符合標準。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信號理論指出，在信息不對稱市場上，市場主體通過釋放大量信號的辦法可以部分獲得被逆向選擇破壞的市場效率。而民間商會在市場主體信息傳遞方面可以提供有效幫助，發揮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關鍵因素：企業和個人多種需求動機驅動。如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所指出的那樣，企業的需求也可以分為不同層次。目前商會會長已成為一張金名片，不僅為個人企業發展帶

來各種有利因素，也意味著企業及企業家個人的取得成功并自我實現。在現實當中，會長企業及本人在兩地政府和銀行系統得到的關注和重視非普通企業所能比擬。它可以優先得到政策資源，以商會的名義得到好的項目時，還可以擁有一定的支配權，這無疑成為最大的間接利益回報。

3.長期動因：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商會組織的長遠發展。在當前新形勢下，民間商會作為信用服務中介組織的中小企業信貸新模式，來解決中小企業投融資困難以及銀行對中小企業信貸不暢、風險較大等問題，是一種值得嘗試方法和可行途徑。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C.North）認為利益驅動和意識形態導致變遷主體采取了制度變遷行為，而稀缺性、競爭、認知、選擇等促使作出選擇的集團將制度變遷繼續推動下去，并會從選擇新的制度中獲得更多的潛在利益。民間商會通過創新擔保中介運作，為會員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擔保服務，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交易成本高和信貸市場存在的低效率問題；同時利益驅動和文化認同致使商會及會員企業獲得制度變遷的持久動力。

（二）從社會外部環境進行考察

1.地方政府的誘導轉變。擔保行業是國家推導的行業，各地政府都有積極扶持發展的意愿。民間商會能以其獨有的職能和優勢，以市場的需求為導向，憑借著自發的組織形態和自主的管理模式，根據需要進行區域間的合作和聯合，最大化地發揮經濟聯合體和合作實體的優勢。因而，民間商會融資擔保的功能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視。就溫州市而言，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就是通過民間商會的擔保運作，可以積極而有效地利用當地金融資源，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既有利在外溫州的民營資本做大做強，又可以有效弱化溫州資金持續外流的原動力。

2.金融改革深化產生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結構性失衡而導致的弱勢領域發展緩慢問題日益凸顯。根據“木桶原理”，弱勢領域的發展滯后將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而其效益低、融資難、保障不完善的特點決定了單靠其自身發展和有限的財政支持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巴曙松等，2008）。因此，加強對弱勢領域的金融支持如發展小企業貸款等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關注。銀監會于2007 年頒布了《銀行開展小企業授信工作指導意見》，以放寬擔保條件為突破點，加快小企業授信業務創新，以保證小企業有良好的生存空間__和發展環境，這為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發展提供有利的金融政策環境。這使得多年與銀行打交道、又飽受融資難問題困擾的民營企業家產生強烈的愿望和沖動。而擔保業不屬于金融管制范圍，門檻比較低，操作相對比較容易，成為現階段溫州商會嘗試和實踐的主要方式和途徑。

三、民間商會融資擔保實踐的主要特點及面臨困難

（一）民間商會擔保運作的主要特點

我們把合肥（省會城市）、昆山（縣級市）溫州商會作為實地調研對象，通過召開商會及其擔保公司相關專業人士座談會并發放調查問卷，當前異地溫州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發展特點可以概括為：

1.注冊資金以商會會長出資為主。如昆山浙商擔保公司注冊資本金1 億元為昆山溫州商會會長李國華（圣羅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旗下的圣羅蘭獨家出資設立。2004 年設立的合肥溫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是合肥溫商集團下屬的全資子公司；而合肥溫商集團董事長陳建正是合肥溫州商會會長。

2.擔保對象、資金用途比較固定。昆山、合肥兩地商會擔保公司擔保公司并沒有進行商業化運作，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所擔保的貸款對象以基本上是商會會員或當地經商的溫州人，主要用于急需小額資金周轉比如進貨或擴大生產等。

3.擔保業務規模不大，擔保貸款以小額為主。截至2008年4 月，昆山浙商擔保公司通

過運作擔保貸款總額為6600 萬元，客戶僅28 戶，其中企業5 戶，個人23 戶，最大一筆達到1500 萬元，其余大多為50 萬元上下的小額貸款。而合肥溫商擔保公司每年擔保額只有幾百萬元，成立至今累計擔保額也只有3000－4000 萬元，最大一筆擔保僅有300 萬元；目前擔保客戶還不足30 家企業。

4.機構運作相對比較規范。公司由當地金融界知名的資深專家負責，經營管理與風險管理崗位均由具有多年金融行業從業經驗的專業人員擔綱。如昆山浙商擔保公司內設業務部、風險部、財務部等，招聘7 名工作人員；合肥溫商擔保公司現有專業從業人員3 人。

5.業務收入偏低。目前，昆山、合肥商會兩家擔保公司收取的擔保費目前原則上是1‰-2‰。昆山浙商擔保公司2007 年業務收入為56 萬元。而鑒于規模合肥有限溫商擔保公司業務收入更加少。

（二）民間商會擔保運作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困難

從以上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發展情況看，成效并不盡如人意。我們認為，主要困難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缺乏銀行認可度。擔保機構開展業務離不開銀行配合支持，但出于各種因素擔保機構又難以真正獲得大多數銀行的認可，包括其實力、風險評估、管理能力及其推薦的企業，使得擔保機構業務受限而難以生存。

2.自身定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發展空間。目前，商會擔保公司定位在純服務性質，主要對會員企業提供擔保服務。從現實情況看，溫州在外企業和商人很多，但參加商會的并不多，特別是那些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而他們恰恰是最需要得到融資擔保服務的。

3.收益與風險不對等。從昆山、合肥兩地商會擔保公司運作的實際情況看，經營規模小，收取費率低，導致他們在保本經營甚至虧損。目前的擔保機構尚未健全完善必要的風險補償機制，又缺乏統一有效的外部業務監管，在資本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防范風險的任務相當艱巨。

4.程序復雜化制約客戶融資擔保需求。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條件執行較嚴，基本與抵押貸款條件一樣，所以并沒有減少貸款程序，仍然要較長時間，因此對當地溫商一般缺少吸引力。

5.商會自身發展有待完善。由于商會管理未實現職業化，對骨干的副會長以上單位而言，日常活動的經費支付主要來自他們的年費，商會的政策利益也主要由他們分享，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其他會員的積極性。

四、民間商會融資擔保路徑選擇及其理由

面臨上述困難，作為增加中小企業信貸投入模式探索與創新，民間商會在融資擔保實踐中如何扮演好自身角色，并找到一種適合的發展模式呢？

（一）民間商會在融資擔保實踐中的角色定位

從總體上看來，信用擔保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是自身業務發展的不規范而使行業整體陷入危機，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仍在加劇，擔保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國信用擔保業整體發展亟須尋找新的出路。那么，在組建與發揮擔保公司作用的過程中，民間商__會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 研究發現，互助聯保組織具有將信息不對 稱風險內部化和低成本、穩定運作的比較優勢，應該成為我國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的基礎； 而且低層級的中小企業更適合建立互助性信用擔保（彭江波，2008）。顯然，大多中小企業所需的融資擔保服務是一種“俱樂部”產品，利用民間商會作為融資擔保中介，組織會員企業進行互助聯保，具有一種天然的運作優勢，能夠促進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效果。因此，民間商會毫無疑問應該是提供“俱樂部”產品的最適當組織，這對明顯具有地緣文化特征的異地溫州商會來說更是如此。

（二）發展模式選擇及其理由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認為，要想發揮民間商會信息優勢，必須改進完善現有運作模式。可行的發展路徑和模式是：建立完善由商會會長或副會長企業牽頭，會員企業共同出資、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中小企業互助擔保機構。主要理由：

一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促使單個分散的個體在信用上實現自我增強和自我升級。在民間商會的互助聯保組織下，企業之間組成了信用聯合體，從而形成商會企業整體信用優勢，方便與銀行信貸制度要求進行有效對接，有利于緩解不同單個會員企業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約束，達到改善信貸資源投入效率的效果。

二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建立穩定的共同基金補充機制，有利于擔保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通過開展中小企業互助擔保，由會員入股或集資的形式集合成較大規模的共同擔保基金，從而拓寬資金來源渠道，更為商會會員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同時，中小企業互助擔保不以營利為目的，取得利潤也用于擔保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推行風險共擔機制，有效防范信貸風險。可以采取風險基金、企業互保、資產抵押等多種形式反擔保，借助企業之間的相互監督機制和商會企業內部信譽傳導及懲戒渠道，以及資產交易在行業內部最大程度變現等運作優勢，使得主要風險由互動擔保機構各成員共同承擔，達到分散擔保風險的目的。

四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完善信用擔保發展體系，有利于商會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在商業化擔保機構發展面臨危機亟須尋找新的出路的背景下，中小企業互助擔保機構的發展尤為必要，它不僅可以擴大擔保服務的覆蓋面，使擔保機構發展多元化并呈現不同的市場細分，促進提高擔保機構服務效率； 而且可以增進民間商會會員企業之間的凝聚力，反過來促進民間商會自身的發展和壯大。

五、結語

大部分在外溫商面臨的融資環境與溫州相比存在明顯差異，特別在信貸制度、信用文化、民間金融、政府干預等多個方面。充分利用民間商會的信息優勢，由民間商會牽頭成立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公司并運作發展，不僅可以提高中小企業的信用程度，有效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并加強在外企業及當地銀行的深度聯系和業務合作，改善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提高銀行信貸投放效率；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促進擔保市場的多元化，推動我國信用制度的改革和發展。由民間商會牽頭組建中小企業擔保公司是一種融資模式創新，具體效應需要進一步通過實踐來驗證。從長遠發展來看，還需要民間商會自身、政府及有關部門、金融機構乃至整個擔保行業發展長效機制的進一步健全和改善。[課題組組長：蔡靈躍成員：周榮俊、吳曉夢]

第二篇：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機制及模式選擇

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機制及模式選擇

摘要：本文以如何完善和發揮民間商會融資擔保中介功能、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作為邏輯重心。基于合肥、昆山兩地溫州商會融資擔保具體實踐的調查分析，客觀審視其運作基礎及發展前景，研究探討其發展的可行性及路徑選擇，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關鍵詞：民間商會；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2.3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428(2009)02-0083-05

一、民間商會“擔保公司”演進背景與運作基礎

為了給當地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信用保證，2003年，新疆溫州商會15家會員企業出資組建的專業信用擔保公司一新疆宣樂擔保有限公司，成為最早開始為會員企業融資擔保服務的在外溫州商會。此后合肥、桂林、昆山等地溫州商會陸續成立“擔保公司”，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成立或正在籌備擔保公司的異地溫州商會有10余家。這些投資擔保公司的興起，給在外發展創業的溫州商人帶來了新的機遇。

(一)民間商會融資擔保實踐的主要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眾多溫州人走出溫州。在全國乃至世界闖蕩市場，并由此構成獨特的超越地理概念的以人為集合特征的“溫州人經濟”。據溫州市經濟合作辦公室相關報告顯示，目前，有175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經商辦企業，足跡遍及大陸32個省、市、自治區。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累計投資額達1760億元，創辦工業企業近2萬家；每年在外溫州人國內生產總值接近1000億元，相當于溫州本地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實踐表明，正是這種內外互動放大了溫州人經濟，進而形成了溫州區域品牌效應。

民營經濟的發展催生了商會的蓬勃發展，后者反過來對民營企業資源配置活動又起到了促進優化的作用。經過10年的發展，目前全國正式建立溫州商會的地級以上城市已達120多個，涵蓋了大陸所有省、市、自治區。會員企業往往借助商會平臺，采取聯合式開發、組織化運作的集合方式籌集資金，來彌補單體投資能力的不足，并且出現了行業性、集群式轉移的新動態。在外商會已成為溫州與各地經濟合作與交流的紐帶、溫籍工商業者在外創業的參謀、維護在外溫州人合法權益的“娘家”。

近年來，溫州社會資金跨區域流動問題日益突出，通過民間借貸籌資在外經商或投資辦企業的現象在溫州更是十分普遍。據我們匡算，2006年與200G年相比，溫州投資性的民間資金外流規模由每年不到100億元增加到550億元，資金外流明顯加速。另據溫州銀監分局專項監測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5月，在外溫州人(企業)貸款余額為30.97億元，比年初增加2.49億元。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溫州在外企業融資來源依賴溫州本地的現實。溫州在外企業產業實體在外。而融資大多來源于溫州本地，造成“產融分離”，給企業資金調度和資產運轉帶來諸多不便。因此。由民間商會組建擔保公司解決在外企業融資難問題呼聲很高，不少商會踴躍嘗試。

(二)民間商會擔保運作的客觀基礎

在外百萬溫州人經過20多年的創業，創造了獨特的不可估量的社會財富，可以說，這些財富為商會開展融資擔保業務提供了運作基礎和現實可能。一是資產實力為擔保提供運作空間。在外溫商在溫州轄區開發并購置大量房產，為貸款提供了大量的反擔保資源，通過聯動可使大量的閑置資產變活，這無疑為溫州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的發展提供巨大的運作空間。二是商會品牌為銀行、商會合作提供基礎條件。經過近年發展，溫州商會以親和力強、能廣交朋友的傳統，與各地政府、企業及社會各界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形成了龐大的企業家人才群體，“溫商”招牌成為當地銀行授信“金鑰匙”。如昆山浙商投資擔保公司成立之初就得到了昆山農村商業銀行20億元的授信額度。三是地域文化為業務發展提供可靠保障。受“永嘉學派”思想以及濃厚的地域意識影響，溫州人很看重面子，誠信有目共睹。通過故鄉情結，憑借著老鄉這層關系，從道德層面上約束會員往往是有效的。四是信息優勢為擔保資產風險處置提供便利可能。各地商會的行業特色性強，信息掌握比較充分，企業相互之間的資產轉讓市場相對發達便捷。在風險資產處置方面，不僅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而且處置效率也會明顯提高。

二、民間商會融資擔保實踐的動因分析

(一)從商會自身角度進行考察

1、直接原因：通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緩解會員融資困境。目前溫州在外中小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融資需求量大但融資難，這主要是由在外溫州人經濟特性所決定的：一是在外溫州人以民營化的工商活動為主，并以第三產業居多；二是普遍缺乏抵押物，因而不太容易得到銀行貸款的及時支持。商會承擔融資擔保中介的主要優勢是可以解決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理論認為現實世界交易雙方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分布的或參與一方擁有的信息不完全，因此會對市場交易行為和市場運行效率產生影響。不對稱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稱為逆向選擇)，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稱為道德風險)。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看，企業的融資能力可視為資金的供給方(投資者或債權人)對企業提供的相關信息的滿意程度。而企業提供信息的能力又可以用企業的規模、財務狀況、現有可抵押、質押的財產水平和企業能獲得潛在資金的渠道等指標來反映。由于溫州在外民營企業普遍規模較小、經營活動透明度較差，財務信息不規范，可用于抵押、質押的資產不足，融資能力有限，這些特點決定了民間商會擔保公司在其債務融資中的重要性。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銀行不肯貸款給小企業，而是很多企業無法達到銀行的要求。對于大多小企業來說，一家企業往往達不到銀行貸款的要求，通過商會擔保中介運作，讓幾家小企業聯合起來，就可以符合標準。在資金瓶頸面前，小企業們的“抱團”行動爆發出來的力量是驚人的。在信息不對稱市場上，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Dence)信號理論指出，市場主體通過釋放大量信號的辦法可以部分獲得被逆向選擇破壞的市場效率。而民間商會在市場主體信息傳遞方面可以提供有效幫助，發揮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同最近建設銀行和世界最大網商阿里巴巴聯手推出的網絡銀行電子商務信貸業務，將網絡信用作為客戶評價授信的重要依據，實際上就是利用網絡平臺傳遞企業信用方面的“信號”而改進信貸市場效率。

2、關鍵因素：企業和個人多種需求動機驅動。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bw)有關個人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具有多種動機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其中自我實現的需要是超越性的，將最終導向完美人格的塑造。如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所指出的那樣，企業的需求也可以分為五個層次(鄭慧，2006)，第一層次為私人產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第二層次為公共產品的產權保護和經濟秩序，第三層次為俱樂部產品性質的行業信息和組織維權，第四層次同為俱樂部產品性質的行業群體認同的需要，第五層次屬于政治產品的社會地位的需要。而目前商會會長已成為一張金名片，不僅為個人企業發展帶來各種有利因素(第三、四層次)，也意味著企業及企業家個人的取得成功并自我實現(第五層次)。商會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辦擔保公司。為會員企業提供服務，由此可以得到大多數會員企業的認同，可以樹立好的名聲和威信，在會長競選時取得成功的幾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很明顯，在現實當中，會長企業及本人在兩地政府和銀行系統得到的關注和重視非普通企業所能比擬。它可以優先得到政策資源，以商

會的名義得到好的項目，還可以擁有一定的支配權，這無疑成為最大的間接利益回報。

3、長期動因：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商會組織的長遠發展。成立擔保公司解決多數會員企業融資問題這一創新舉措似乎得到更多外地溫州商會的興趣并付之實踐。在當前新形勢下，民間商會作為信用服務中介組織的中小企業信貸新模式，來解決中小企業投融資困難以及銀行對中小企業信貸不暢、風險較大等問題，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方法和可行途徑。制度變遷理論將制度變遷定義為制度創立、變更及隨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變遷的路徑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交易費用高且不完備的市場。二是收益遞增。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C.North)認為利益驅動和意識形態導致變遷主體采取了制度變遷行為，而稀缺性、競爭、認知、選擇等促使作出選擇的集團將制度變遷繼續推動下去，并會從選擇新的制度中獲得更多的潛在利益。顯而易見，由于信貸市場長期存在的信貸配給現象，中小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無法得以很好解決。民間商會通過創新擔保中介運作，為會員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擔保服務，可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交易成本高和信貸市場存在的低效率問題：同時利益驅動和文化認同致使商會及會員企業獲得制度變遷的持久動力。

(二)從社會外部環境進行考察

1、地方政府的誘導轉變。擔保行業是國家推導的行業，各地政府都有積極扶持發展的意愿。一方面，從擔保服務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推動民營經濟更好發展的角度看，其效益具有廣泛性和整體性，由政府來主導推動應該“名正言順”。另一方面，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自主活動與經營，成為民間商會“自主性”的基礎與根源。正是這種“自主性”，也使民問商會成為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中一支重要而獨特的“外推力”(張鐵軍，2006)。商會作為民間的中介組織，在區域經濟的發展中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區域經濟的發展需要協調、平衡和協作，這些往往是政府和相關管理部門所難以做到的。而作為民間商會在這一點上，卻能以其獨有的職能和優勢，以市場的需求為導向，憑借著自發的組織形態和自主的管理模式，根據需要進行區域間的合作和聯合，最大化地發揮經濟聯合體和合作實體的優勢，使區域和地方經濟得以健康發展(劉承智，2007)。因而，在現階段，民間商會發揮的積極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地方政府的重視。2004年溫州市政府專門出臺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財政扶持資金使用管理暫行辦法》，每年安排一定的財政資金，扶持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發展。政府通過扶持擔保公司的業務運作，可以向眾多需要政府支持的企業提供擔保服務，實際上發揮了間接補貼的功用。這樣既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專業性很強的經營性運作，使政府保持超然的姿態；同時又使政府有限的財力資源投放影響面擴大到整個轄區企業，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幾個常來常往的關系企業。因此，對政府而言，具有一定的經濟合理性。就溫州市而言，還有一點不可忽視，就是通過民間商會的擔保運作，可以積極而有效地利用當地金融資源，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既有利在外的溫州民營資本做大做強，又可以有效弱化溫州資金持續外流的原動力。

2、金融改革深化產生影響。當前我國金融改革十分突出的一點就是更加注重金融資源向均衡化方向發展，著力解決融資結構性矛盾。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結構性失衡而導致的弱勢領域發展緩慢問題日益凸顯。根據“木桶原理”，弱勢領域的發展滯后將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而其效益低、融資難、保障不完善的特點決定了單靠其自身發展和有限的財政支持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巴曙松等，2008)。因此，加強對弱勢領域的金融支持如發展小企業貸款等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關注。銀監會于2007年頒布了《銀行開展小企業授信工作指導意見》，以放寬擔保條件為突破點，加快小企業授信業務創新，以保證小企業有良好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環境，這為民間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發展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政策環境。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入，高度集中壟斷的銀行業正逐步向民營資本開放。通過積極促進股份制或互助合作制民營銀行以及地方民營性的中小金融機構的建

立與發展，開辟民營經濟融資的新渠道，從而為盡可能多的民營企業融資服務。這使得多年與銀行打交道、又飽受融資難問題困擾的民營企業家產生強烈的愿望和沖動。他們想方設法進軍金融及相關行業，熟悉金融業務，為以后大的發展做好準備。而擔保業不屬于金融管制范圍，門檻比較低，操作相對比較容易，成為現階段溫州商會嘗試和實踐的主要方式和途徑。

三、民間商會融資擔保實踐的主要特點及面臨困難

(一)民間商會擔保運作的主要特點

我們把合肥(省會城市)、昆山(縣級市)溫州商會作為實地調研對象，通過召開商會及其擔保公司相關專業人士座談會并發放調查問卷，當前異地溫州商會融資擔保業務發展特點可以概括為：

1、注冊資金以商會會長出資為主。如昆山浙商擔保公司注冊資本金1億元為昆山溫州商會會長旗下的企業獨家出資設立。2004年設立的合肥溫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是合肥溫商集團下屬的全資子公司；而合肥溫商集團董事長正是合肥溫州商會會長。

2、擔保對象、資金用途比較固定。昆山、合肥兩地商會擔保公司并沒有進行商業化運作，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所擔保的貸款對象基本上是商會會員或當地經商的溫州人，主要用于急需小額資金周轉比如進貨或擴大生產等。

3、擔保業務規模不大，擔保貸款以小額為主。截至2008年4月，昆山浙商擔保公司運作的擔保貸款總額為6600萬元，客戶僅28戶，其中企業5戶，個人23戶，最大一筆達到1500萬元，其余大多為50萬元上下的小額貸款。而合肥溫商擔保公司每年擔保額只有幾百萬元，成立至今累計擔保額也只有3000-4000萬元，最大一筆擔保僅有300萬元；目前擔保客戶還不足30家企業。

4、機構運作相對比較規范。公司由當地金融界知名的資深專家負責，經營管理與風險管理崗位均由具有多年金融行業從業經驗的專業人員擔綱。如昆山浙商擔保公司內設業務部、風險部、財務部等，招聘7名工作人員；合肥溫商擔保公司現有專業從業人員3人。

5、業務收入偏低。目前，昆山、合肥商會兩家擔保公司收取的擔保費原則上是1-2％。昆山浙商擔保公司2007年業務收入為56萬元，合肥溫商擔保公司業務收入更少。

(二)民間商會擔保運作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困難

1、缺乏銀行認可度。擔保機構開展業務離不開銀行配合支持，但出于各種因素擔保機構又難以真正獲得大多數銀行的認可，包括其實力、風險評估、管理能力及其推薦的企業，使得擔保機構業務受限而難以生存。如在合肥，各銀行一般只認較大的5家擔保公司，有政府背景往往就能信譽放大，如1億元注資，可以擔保貸款20億元，而且沒有多少專項的保證金存放銀行；但對于溫商等其他擔保公司，則完全是不同的政策，一般不超過5-6倍。

2、自身定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發展空間。目前，商會擔保公司定位在純服務性質，主要對會員企業提供擔保服務。從現實情況看，溫州在外企業和商人很多，但參加商會的并不多，特別是那些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而他們恰恰是最需要得到融資擔保服務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企業發展來說，最需要得到幫助的時候是它開始達到一定規模、而又未成為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的時候。

3、收益與風險不對等。從昆山、合肥兩地商會擔保公司運作的實際情況看，經營規模小，收取費率低，處于保本經營甚至虧損狀態。另一方面，目前的擔保機構尚未健全完善必要的風險補償機制，又缺乏統一有效的外部業務監管，在資本金非常有限的前提下。防范風險的任務相當艱巨。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沒有直接的商業利益往往就沒有發展的可持續性。

4、程序復雜化制約客戶融資擔保需求。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的特點往往比較急，可以付

出高的成本代價，但不能拖拉。盡管對于惠及會員的商會擔保公司來說，在發放貸款的程序上，商會擔保公司的操作程序和專業的擔保公司沒有兩樣，但由于銀行不認可擔保公司，對擔保公司擔保的貸款條件執行比較嚴，基本與抵押貸款條件一樣，所以并沒有減少貸款程序，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對當地溫商一般缺少吸引力，程序復雜化使溫商不愿進入，使得擔保公司服務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5、商會自身發展有待完善。由于商會管理未實現職業化，對骨干的副會長以上單位而言，日常活動的經費支付主要來自他們的年費，商會的政策利益也主要由他們分享，往往形成會長、秘書長來自同一個企業或者由會長企業進行聘請，最終把商會搞成“一言堂”，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其他會員的積極性。

四、民間商會融資擔保路徑選擇及其理由

(一)民間商會在融資擔保實踐中的角色定位

從總體上看來，信用擔保業在我國仍處于起步階段，一方面是自身業務發展的不規范而使行業整體陷入危機，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仍在加劇，擔保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國信用擔保業整體發展亟需尋找新的出路。那么，在組建與發揮擔保公司作用的過程中，民間商會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研究發現，互助聯保組織具有將信息不對稱風險內部化和低成本、穩定運作的比較優勢。應該成為我國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的基礎：而且低層級的中小企業更適合建立互助性信用擔保(彭江波，2008)。

顯然，大多中小企業所需的融資擔保服務是一種“俱樂部”產品，利用民間商會作為融資擔保中介，組織會員企業進行互助聯保，具有一種天然的運作優勢，能夠促進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效果。因此，民間商會毫無疑問應該是提供“俱樂部”產品的最適當組織，這對明顯具有地緣文化特征的異地溫州商會來說更是如此。

(二)發展模式選擇及其理由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認為，要想發揮民間商會信息優勢，必須改進完善現有運作模式。可行的發展路徑和模式是：建立完善由商會會長或副會長企業牽頭，會員企業共同出資、共享利益、共擔風險的中小企業互助擔保機構。主要理由：

一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促使單個分散的個體在信用上實現自我增強和自我升級。在民間商會的互助聯保組織下，企業之間組成了信用聯合體，從而形成商會企業整體信用優勢，方便與銀行信貸制度要求進行有效對接，有利于緩解不同單個會員企業發展中面臨的資金約束，達到改善信貸資源投入效率的效果。

二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建立穩定的共同基金補充機制，有利于擔保公司的可持續發展。通過開展中小企業互助擔保，由會員入股或集資的形式集合成較大規模的共同擔保基金，從而拓寬資金來源渠道，更為商會會員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同時，中小企業互助擔保不以贏利為目的，取得利潤也用于擔保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推行風險共擔機制，有效防范信貸風險。可以采取風險基金、企業互保、資產抵押等多種形式反擔保，借助企業之間的相互監督機制和商會企業內部信譽傳導及懲戒渠道，以及資產交易在行業內部最大程度變現等運作優勢，使得主要風險由互助擔保機構各成員共同承擔，達到分散擔保風險的目的。

四是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可以完善信用擔保發展體系，有利于商會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在商業化擔保機構發展面臨危機亟需尋找新的出路的背景下，中小企業互助擔保機構的發展尤為必要。它不僅可以擴大擔保服務的覆蓋面，使擔保機構發展多元化并呈現不同的市場細分，促進提高擔保機構服務效率；而且可以增進民間商會會員企業之間的凝聚力，反過來促進民

間商會自身的發展和壯大。

五、結語大部分在外溫商面臨的融資環境與溫州相比存在明顯差異，特別在信貸制度、信用文化、民間金融、政府干預等多個方面。充分利用民間商會的信息優勢，由民間商會牽頭成立中小企業互助擔保公司并運作發展，不僅可以提高中小企業的信用程度，有效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并加強在外企業及當地銀行的深度聯系和業務合作，改善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提高銀行信貸投放效率；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促進擔保市場的多元化，推動我國信用制度的改革和發展。由民間商會牽頭組建中小企業擔保公司是一種融資模式創新，具體效應需要進一步通過實踐來驗證。從長遠發展來看，還需要民間商會自身、政府及有關部門、金融機構乃至整個擔保行業發展長效機制的進一步健全和改善。

第三篇：民間融資擔保業務流程

民間融資擔保業務流程

民間融資擔保的相關條件

1、出資對象：必須是合法擁有一定自有資金的自然人；

2、借貸對象：

A、依法成立的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或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

B、信譽良好，還款意愿強，有還款能力；

C、有物業或其他可靠的抵押；

D、有證券或其他有價單證作質押；

E、穩定而資信良好的個人作為擔保。

3、條件：出資人、借款人可自行選擇或由擔保公司推薦業務合作對象；借貸雙方同意平等協商簽訂借款合同；借貸資金用途、借款利息標準必須合法；借貸雙方須同意無條件配合擔保公司履行擔保義務。

4、借款人需提供的資料：

A、申請人的擔保申請書；

B、申請人的身份證、戶口本、婚姻證明、家庭主要資產證明材料、收入證明；私營業主與個體工商戶需提交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機構代碼證、近三個月的稅單；

C、產權證、土地使用證等；

D、擔保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資料。

5、擔保的期限及擔保費用：擔保期限：期限是自借款期限屆滿

之日起 60 天止。擔保費收費標準：擔保費用將根據當事人申請但保的標的額和風險程度等因素，通過協商確定。擔保費按但保的金額進行計算，擔保費率為擔保標的金額的 3% — 5%。

6、反擔保措施：保證金、保證、抵押、質押。

7、業務流程：

A、擔保公司通過信息平臺獲取出資人的有關信息后，擔保公司定期將出資人愿出資金額、愿提供借款的時間以及擬借款利率（必須是國家法律規定范圍內）等信息進行整理分類并予以公布；

B、資金需求方獲取信息、有合作意向時向擔保公司提交《擔保申請書》及相關材料；

C、擔保公司審核通過后，擔保公司收取擔保費中公司規定的一定金額的前期業務受理費，并將其推薦給出資人；

D、出資人審核通過后，擔保公司與申請人簽訂《擔保協議書》，申請人繳納擔保費和一定比例的履約保證金，并辦理反擔保合同公證、抵、質押相關手續；

E、擔保公司向當事人出具《擔保函》；

F、借貸雙方簽訂借款合同，貸款發放。

8、補充說明：民間融資擔保與銀行融資擔保只是出資人有所區別，借貸擔保業務流程基本相同，具體操作細節參照現行銀行融資擔保業務操作規定。

第四篇：淺談民間融資

淺談民間融資

【內容摘要】 民間融資作為資金資源的一種有效配置手段,在補充銀行資金不足、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但這柄資本市場上的雙刃劍,在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也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所以,盡快理清我國民間融資的現實狀況，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讓資金在同等條件下在金融機構與民間金融之間合理分布,規范引導民間融資發展勢在必行，本文擬從法律角度對民間融資的存在與發展作進一步探討。

【關鍵字】民間融資 合法性 路徑

一、民間融資合法性問題的解讀

“合法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為可能并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不具備合法性。①

法律一詞，在我國，廣義而言是指有權國家機關制定的一切行為規范。狹義的法律則是指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規范性文件。

我國關于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問題的規范體系是有不足的。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保護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對財產權的理解，應當既包括公民對財產的所有權，也包括公民對財產的使用權。公民對財產的所有權屬于消極權利，公民對財產的使用權屬于積極權利。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可以分離的，不能把財產權僅僅理解為對財產的使用權，對財產的使用權也屬于財產權的范疇。我國《民法通則》也特別指出公民的財產權包括所有權人對自己財產使用，處分的權利。因此公民對財產使用權的行使也應該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財產權確立的意義之一在于使公民獲得了對自己財產的自治權。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為，為自己的財產尋找出路。資金作為公民財產的主要形式，理應獲得公民的自由支配。我國《合同法》也承認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民間借貸合同受法律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確認建立在真實意思基礎上的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有效的民間借貸。因此，從憲法精神和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出發，民間融資并不等于違法融資。當然憲法也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權利即使要受到限制，也應當由法律加以限制。由于有效等級的差異，違反一個位級規范并不意味著必然違反另一個位級規范。

我國目前對民間金融管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刑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行政法規《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活動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以下簡稱《取締辦法》）。《刑法》中確認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并未對這種行為劃定范圍。《取締辦法》為認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提供了規范性的依據，但并不能成為刑罰適用的依據。根據《憲法》和《立法法》的規定，立法解釋的權力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對于法律無權作出解釋。集資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偏離了民間融資的本性。那么，《刑法》對民間金融的規制應當是以擾亂金融秩序為要件的違法融資方式。《取締辦法》雖然將未經金融管理機關批準而從事的融資認定為非法融資行為，但是由于在憲法與行政法規之間缺乏法律這一位階，對民間融資實行限制或剝奪就缺乏完整性的法律規定。

因此，從法律規范位階的角度，民間融資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法律位階的理解。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民間融資的存在具有合憲性，從民法的意思自治看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構成要件，并受到合同法保護；第二，無任何法律明文加以禁止；第三，未經依法批① 高炳忠：《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準的融資行為屬于非法融資的規定來自于行政法規，其效力頗可質疑。因此，由立法機關制定“民間融資法”顯然已屬必要。

二、現行法律對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

通常而言，融資是一個金融概念，是指籌集資金或吸收資金。依其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債權債務式和股權投資式。融資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民間融資主要是私人之間的一種資金融通行為。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區的民間融資行為呈現出供需兩旺的發展勢頭。而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非公有制經濟從金融部門所獲得的資金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另一方面，對于個人來講，由于投資理財渠道狹窄，銀行又連續降息從而使居民個人為了尋求收益更高的投資方式，形成了民間借貸資金供給。現實生活中，無外乎有以下幾種融資方

②式。

（一）債權債務式

1．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合同

借款合同依主體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商業銀行為貸款人的商業借貸合同；一類是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的民間借貸合同。前者是商事合同，后者是民事合同。自然人之間的借貸當然是合法的，它是一種互通有無的互助行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鄉居民解決生產、生活資金需求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行為。一般情況下，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是無償的，且約定利息不得超過最高額度限制。依現行司法解釋，最高額不得超出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的，超出部分無效。另外，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合同禁止復利，即“驢打滾”。

2．自然人與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

自然人向單位的資金融通又可以細分為因公借貸和因私借貸兩類。前者在現實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其合法性勿庸置疑，它的存在有實踐上的可操作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因而是為財經制度所允許的。因私則會因單位性質的不同而構成不同的犯罪構成，觸犯不同的罪名。若是非國有單位，則構成《刑法》272條的挪用資金罪，即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的、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行為。若是國有單位則構成《刑法》382條的貪污罪。在這一點上是沒有太大疑問的，其行為不但違反了財經制度，而且情節嚴重者還會觸犯法律。即自然人不論是向本單位還是外單位進行融資，不論是用于合法或者非法用途，只要是因私，就會因為構成挪用行為而遭到法律的否定評價。

3．單位向銀行的資金融通，這是企業解決資金缺口的常態

在目前情況下，由于商業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所持的“慎貸”和“惜貸”態度，貸款難已經成為一個不證自明的老大難問題。盡管合法，但處于成長期的中小企業要以此作為主要的融資手段的話，顯然是望梅止渴之舉。

4．單位向個人的資金融通行為，至于企業法人、其他組織與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則為現行法律所禁止，被視為無效合同。

5．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

從金融學的角度來看，單位之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即盈余單位(最終貸款人)直接把資金貸給赤字單位(最終借款人)使用，其間不需要經過金融中介機構的融資方式。該種融資方式可以及時、靈活、有效地調劑資金余缺，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社會快速高效的發展。但在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中，不管是何種資金融通行為都遭到了法律的否定評價。在我國出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釋中，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行為也因為規避法律而歸于無效。

（二）股權融資式②姜旭朝，丁昌鋒。民間金融理論與實踐[J].經濟學動態，2004，（12）

股權融資作為民間融資的一種方式，我們既要強調其融資能力，同時還應強調其實現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如果不能保證股市資金向優勢企業和優勢項目流動，就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就是對投資者利益的侵害，就是股市功能的扭曲。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阻力和困難很大，尤其是中小企業要通過股權融資方式來吸納資金，法律和制度上的障礙很多。

三、對民間融資現象的反觀與思考

（一）從商業銀行經營的原則考察

商業銀行經營的原則是“效益性、安全性、流動性”，即效益性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這里我們暫且不論這里所言的效益是否包括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或者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無論從哪方面講，商業銀行都不太愿發放貸款給非國有經濟。從效益性上講，商業銀行發放貸款要經過一系列調查與咨詢、聘請中介評估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還要對其生產經營狀況、財務狀況進行分析調查，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銀行支付的成本。從安全性上講，由于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市場風險和信息獲取的渠道不暢通，導致了經營中出現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使銀行對其不敢問津。從流動性上看，《商業銀行法》嚴格規定，商業銀行在中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基于以上原因，民間融資的渠道變得更加狹窄。加之我國銀行體系還尚未建立面向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服務機構，為了規避與防范商業風險，商業銀行難以與非國有經濟構建良性互動關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制度變遷的今天，如何解決民間融資問題的探討就更具有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筆者以為，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應該將“流動性”放在首位，只有有效盤活商業銀行的資金，讓資金流動起來，才能切實解決資金的效益性和安全性，才能實現資金的保值和增值，這一點從根本上說也是符合商業銀行自身利益的。從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來看，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仍不明確。經營目標不明確的銀行，就談不上統一經營思想和按照現代企業的目標運行。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在這一思想的統領下，盡快改善銀行的金融服務，推出盡可能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才可能有效地解決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的資金供給問題

（二）從經濟人或者理性人的角度來考察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通常而言，作為一個商事主體，它是指依照法律規定參與商事法律關系，能夠以自己名義從事商行為，享受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包括個人和組織。在與民事主體相比較而言，商主體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營利活動的主體。從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民間融資所持的否定態度看，我國的法律規定明顯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這與市場經濟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企業之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并沒有損害任何社會主體的利益。企業將其自有的閑置資金不論是存入銀行還是借貸給其他個人或者企業，完全是商事主體行使投資自主權的意思表示，是一種投資行為，國家不應該對其進行干涉。再者，在現實生活中，放貸的企業并非多數，國家完全沒有必要進行宏觀調控，至于投資的安全性，這完全屬于商事主體意思自治范圍內的事情，國家大不可為了維護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而對企業間的資金融通行為加以干涉。據筆者所知，在國外立法中是沒有這樣的限定的。但是，企業之間互通有無的資金必須是自有資金，如果吸收公眾存款然后放貸則構成擾亂金融秩序的犯罪行為。

（三）從民間融資與我國良性金融生態環境形成的角度來考察

民間融資是折射金融生態是否健康的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實踐已經證明，民間融資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彌補我國目前銀行業金融服務品種單一的不足，可以比較有效的滿足處于成長期的中小企業的調劑資金缺口的的迫切需要。其次，民間融資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建立符合價值規律的利率定價機制。民間融資的利率是由雙方當事人在完全自愿的情況下商定的，能夠比較真實的反映金融供給市場的供求情況和資金

機會成本，有利于形成利率市場化。目前銀行的利率上浮幅度過大，無形中增加了市場主體的成本。再次，民間融資有利于民間資金在當地的聚集，有利于滿足本地生產性資金的的需求，優化資源配置。最后，民間融資有利于推動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民間融資多發生在較小的范圍之內，比較有效的解決了融資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弊端。特別是在目前，在自然人和法人的社會征信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民間融資的興起有利于推動和建立良性的金融生態環境。

(四)從目前我國征信體系的現狀來考察

從2002年開始，我國開始致力于建立以自然人和法人為主的征信體系，時至今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征信體系還尚未建立。眾所周知，商業銀行是經營信用和風險的單位，但由于我國金融征信制度體系很不發達，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和個人的信用狀況幾乎無法了解，造成中小企業貸款難和消費信貸的高風險性，這也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金融征信制度的完善應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完善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的同時，必須逐步建立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消費貸款信用等級制度。作為信用評分的依據可以包括企業所有人或消費者的收入狀況、債務余額、財產、雇傭狀況、住宅所有權，以及以往銀行貸款行為記錄。歐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表明，建立廣泛的社會信用制度需要一個長期過程，短期之內銀行貸款風險只能通過增加貸款擔保機構來緩解。考慮貸款擔保活動的高風險性，人民銀行應著重抓好國家和省級兩級再擔保機構的建設。此外，積極發展貸款保險業務也是彌補金融征信體系缺位的重要手段。由此觀之，民間融資的蓬勃興起也是我國個人和企業征信體系不健全的必然結果。

（五）從我國目前的直接融資法律制度來考察①

縱觀我國證監會制訂的大量融資政策，在這些政策中，國有企業一般享有優先進入資本市場的特權，使上市成為專為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服務和“脫貧”的工具。而對非國有企業而言，上市的門檻過高。根據《公司法》規定，發行股票須經證監會核準；發行公司債券亦須審批，其資本金要求顯然對于非國有經濟來說太高不可攀，財務會計報表的要求也難以做到，因此現行的法律未為非國有經濟提供在證券市場融資的有力保障。所以有必要建立如下相關法律制度：

1．增加資本市場的交易品種

除了現金、上市流通的證券外，建立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以外的可轉換公司債券及投資基金市場，增大市場容量。

2．改變現在的股權結構，打破國有股與法人股不可流通的局面

這樣非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一樣，可以通過“收購”或“買殼上市”的行為進入證券市場。

3．建立多種合法的交易組織形式，使非國有經濟不限于場內集中交易的嚴格限制，可以在較為靈活的場外交易市場上融資。

4．設立二板市場，拓寬非國有經濟的直接融資渠道

通過設立二板市場，可有力推進高科技民營企業發展，為其提供一條門檻較低的上市融資渠道。

四、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協議，入世后我國將逐漸打破金融壟斷、鼓勵金融市場競爭。而廣泛存在的行政管制大大壓迫了民間融資的自治空間，將法律責任覆蓋到金融活動的廣泛領域和環節中，也將自主融資壓迫到狹小的角落里。金融管制權，不應過分壓抑市場內在力量和金融形式創新。對民間融資的調控應該是有邊界的，調控的邏輯前提是市場失靈和政府

失靈，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才需要進行經濟調控；調控須遵守法律為避免政府失靈所限制的條件。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對民間融資總體而言，法律松綁，解除法律威懾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民間融資自身尚未建立其良好的風險防范機制，對民間融資進行適度的調制時規范民間融資的利益取向。同時，還應該兼顧繼續發揮民間融資的靈活性，多樣性特點，保障各類主體的基本權利。

對民間融資的法律規制，可以通過立法調控分而治之相結合的方式：

（一）出臺專門的《民間融資法》調控民間融資行為

管理民間融資，法制先行。當前，我國的法制建設在民間融資的保護、規范和方面尚不健全，嚴重制約著民間融資的成長。雖然中國人民銀行已肯定了“民間融資具有一定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但仍沒有一部法律保護其正常的融資活動，致使民間融資至今未獲得合法地位。現行法律中關于民間融資、社會集資與非法集資的法律界限模糊，不利于民間融資的發展與監管。制定《民間融資法》，從法律上確定民間融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引導他從“地下”轉為“地上”，保護合約雙方的正當權益，促使其經營逐步走向契約化和規范化軌道。

《民間融資法》應體現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原則，既要符合民事法律行為構成，又要符合金融管理秩序的相關規定。對融資主體的劃定，應多尊重民事主體當事人對財產或資金的支配權。當然，對民間融資組織的規范應建立在對組織宗旨合法性，活動合法性的基礎上。同時，在《民間融資法》中規定對民間融資組織實行登記和報備制度。對融資內容的規范，應當根據民間融資在社會資金資源配置方面所起的作用，鼓勵民間借貸，貸款經紀人，農村地區融資組織等多種融資方式規范化發展。另外，為維護金融穩定，保障金融秩序，通過立法將民間融資行為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對民間融資的資金來源和運用情況，利率水平，適時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同時，還可以在《民間融資法》中對融資信用體系的建設有所涉及、(二)完善和協調民間融資行為相關法律法規

《民間融資法》從宏觀的角度對民間融資行為的合法性，組織機構，風險防范以及信用體系的納入等問題進行規范。對于在各種民間融資行為中產生的當事人權利義務，交易方式，違約責任，權利保障等方面則可以通過試用或變通適用《合同法》等民事，經濟法律法規的規定。

通過立法，清理對民間融資行為多頭管制和行政法規、規章，協調法律，法規，規章之間的一致性。為建立多元化的民間融資服務體系，引導民間融資規范化運作，形成金融競爭態勢，提供法律服務。

第五篇：民間融資

銀行業從業人員嚴禁參與民間融資

南都訊 據財新網報道，銀監會日前發文明確表示，嚴禁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參與民間融資活動。)

通知表示，近期少數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的現象較為突出，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給相關機構資產安全帶來較大風險。該通知的發布旨在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行為，有效防范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引發的風險向銀行體系轉移。

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要依法合規開展業務活動，不得直接或變相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

通知明確，上述人員不得以變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經辦人和關系人支付費用或傭金等方式違規吸儲，不得以各種形式參與非法集資活動，不得介紹機構和個人參與高利貸或向機構和個人發放高利貸，不得借銀行名義或利用銀行員工身份私自代客投資理財，不得利用銀行員工或銀行客戶的個人賬戶為他人過渡資金，不得借用銀行客戶的個人賬戶為銀行員工過渡資金，不得自辦或參與經營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不得向他人提供與自己經濟實力不符的個人擔保，不得向民間借貸資金提供擔保，不得允許本行員工以各種方式進入銀行業金融機構辦公或營業場所開展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

通知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內部員工參與民間借貸、違規擔保和非法集資活動的管理和處置主體，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大管理和問責力。具體要做到加強員工思想教育，梳理完善銀行業金融機構前、中、后臺的各項內部管理制度，特別關注“八小時”意外的行為，建立落實管理責任制，集中力量對內部員工參與民間融資活動的行為進行風險排查。

通知最后還提出，要加大查處力度，對現場檢查發現的違規問題及通過群眾來信、來訪等方式舉報核實的違規問題要依法從嚴處罰，對于發現銀行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違規參與非法融資活動的，一律取消其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