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國以來黨際民主發展的歷程及其展望

建國以來黨際民主發展的歷程及其展望

【摘要】黨際民主是民主原則和精神實質在黨際關系中的反映，它包括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以及外國政黨的關系民主化兩方面的內容。建國以來我國黨際民主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黨際民主發展走上了一條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科學道路。繼續推進我國黨際民主的發展應當要在繼續發展黨際實體民主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黨際程序民主；在繼續推進黨際高層民主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黨際基層民主的建設與發展，構建二者有機銜接的良性互動共進機制；充分認識黨際民主在我黨堅持和推進民主執政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將黨際民主提升到我黨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的戰略高度來加以認識。

【關鍵詞】黨際民主民主黨派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前景展望

一 黨際民主的內涵及其表現

“黨際民主”這個概念首先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高放先生提出的，高放教授提出“黨際民主”主要是是為了倡議發展黨際民主、提高民主黨派地位和作用。高放教授在提出黨際民主這個概念時特指中國共產黨與八大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關系。筆者認為，黨際民主不應該緊緊只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關系，隨著我們黨在國際范圍內交往的不斷擴大，黨際的現實內涵也發生了變化。因此，必須重新界定黨際民主的內涵。黨際民主是民主原則和精神實質在黨際關系中的反映，它由具體的政黨制度規范并保障實現。由于，我國政黨格局的現實是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與其他民主黨派參政，以政治協商的途徑來共同治理國家，各民主黨派主要是和執政黨進行廣泛和深入的交流與互動，而民主黨派之間交流與互動則是非常少的，甚至可以說民主黨派之間除了政協會議期間碰面以外，基本上是處于隔絕狀態的。因此，在我國，“黨際民主實質上就是指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八個民主黨派和一切外國政黨的關系時所采取的民主策略，是指我們黨由此而具有的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1]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一整套民主化的運作機制”，其反映與實現則集中體現在共產黨

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制度化形式以及我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所遵循的“四項原則”之中。

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黨際民主的范圍具體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它是指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關系的民主；另一方面也指中國共產黨和一切外國政黨關系的民主。

（一）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關系的民主化

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們黨發展黨際民主的主要制度性的載體，也是黨際民主實現的現實平臺。在我國，執政的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通過人民政協這一具體機構，在協商之中有好的實現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作用。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實現黨際民主的制度性搭建所體現的黨際之間的民主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這種制度構架中，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與參政的各民主黨派之間沒有根本性的利害沖突關系，共產黨與八大民主黨派之間是合作的友好關系，八大民主黨派也不是在野黨和反對黨，都是執政黨的友黨。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體現的是合作關系，而合作的前提是雙方關系的民主與平等。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黨內外進行友好的協商，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第二，在這種制度構架中，執政的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是權利平等的主體，不存在游離于權力之

外的特殊體。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活動準則，都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也就說，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參政各民主黨派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二者只有執政、參政的區別，沒有“貴賤、優劣”之分。第三，在政治上，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堅持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積極引導各民主黨派為建設社會主義獻策獻力。同時，各民主黨派又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處理黨內事務上享有自主權，執政黨的領導并不能直接代替民主黨派行使管理其內部事務。各民主黨派有自己的獨立權，可以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獨立的開展各自的活動，在內部事務做到了“當家作主”。第四，“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作為執政黨與各民主黨派政治合作所遵從的基本方針，其本身就體現了民主的精神與實質。第五，執政的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具體合作之中必須始終體現與貫穿著民主精神，在民主的原則上展開黨際之間的具體合作。

（二）中國共產黨和外國政黨關系的民主化

黨際民主的另一方面重要內容，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一切外國政黨關系的民主化。在建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黨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時往往自縛手腳，在黨際交往關系上則堅持“敵、友、我”的意識形態標準，劃分界限，標清立場與陣營，往往只是和所謂的“友黨”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對所謂的“敵黨”則是心存芥蒂。所以在很長時間內，我們黨緊緊同無產階級政黨包括蘇聯政黨在內發展所謂的“友好關系”。特別是在與蘇共發展黨際關系時，由于“有求于人”，加之蘇共長期以社會主義中心，無產階級革命領導者自居，在處理與他國共產黨關系中漸漸形成的“大黨主義”，導致我們黨長期與之處于不對等的關系之中，這樣而形成黨際關系是嚴重違背民主精神和原則的。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深刻總結了我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的經驗與教訓，是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新的處理對外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依據這樣一套的民主的原則，我們進一步擴大了我黨的對外交往范圍，黨際交往的范圍由局限于所謂“友黨”，擴展到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一切愿意與我們黨發展友好關系的執政黨、在野黨和反對黨，從而為我們黨發展與外國黨派民主、平等、和諧的交往關系提供了思想基礎，也極大地推進了我們黨對外黨際關系的民主化進程。體現于我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指導原則之中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這種政黨關系中，各國政黨不論是大黨、小黨，歷史長短，執政與否，都應該完全平等，沒有尊卑上下之分。中國共產黨與各外國政黨進行交流與合作的基本前提便是雙方地位的完全平等，所有黨際事務的處理所遵循是合作、友好協商的原則，這本身就體現了民主的精神實質。第二，在這種政黨關系中，共產黨和各外國黨派都是完全獨立的主體，都具有處理本黨派事務的自主權，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保證各黨派作為民主主體的地位。第三，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交往的原則即“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本身就是民主的原則。各黨派之間的友好關系是完全兩個黨之間在民主對等的地位上所確定的，并不屈從任何外來的壓力與干擾，各黨派之間交往活動也始終貫徹著民主精神與民主原則。

二 建國以來我國黨際民主關系發展的歷史回顧

（一）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民主關系的歷史回顧

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關系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這一形式化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在建國前，中國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與專政、籌建新政權上都與各民主黨派保持著友好的合作，之間的交流也是一直沒有中斷過。建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黨際民主的發展，針對建國后黨內外對民主黨派繼續存在的必要性的懷疑，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在黨與非黨關系方面，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

[2]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此后，中共八大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共

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方針，基本上確立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而給黨際之間的民主關系提供了制度保證。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性質在認識上有過反復，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被嚴重擴大后，又錯誤地把民主黨派當作資產階級政黨，從而使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的黨際關系一度陷入了極其不民主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使多黨合作制度遭到自建立以來最嚴重的破壞，民主黨派被視為反動黨團，民主黨派成員成了專制對象。民主黨派各級組織無法正常工作，1966年8月30日全國政協被迫停止辦公，多黨合作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黨際民主也完全被荒廢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而民主黨派

[3]也已經成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他們原來聯系的階級、階層的人們，絕大多數也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勞動者，還有一部分是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此外，還有一大批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參加了民主黨派。中國共產黨人也將中國多黨合作提升到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加以論述，進一步明確了多黨合作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開始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進程。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發展成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確定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基本方針，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再次予以強調。多黨合作制度恢復正常，黨際民主也逐漸得到認同和重視，工作步入正軌。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黨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繼往開來，把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發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1989年底，中共中央經與民主黨派充分協商后制訂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深刻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明確了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參政黨地位，對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實施原則、具體內容和形式等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多黨合作進入相對成熟和規范階段。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首次載人憲法，明確了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法律地位，使多黨合作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真正的走上了制度化軌道。2005年2月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6年頒布了《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提出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2007年十七大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要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的黨外干部擔任領導職位。同年11月，國務院發布《中國的政黨制度》，首次以白皮書的形式向世界宣示中國的政黨制度。200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要加強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共事。建立健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工作機制，組織他們圍繞國家重大方針政策開展協商議政，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二）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之間民主關系的歷史回顧

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之間的民主關系集中體現在我黨與外國政黨交往的四項原則之中。在建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黨在發展對外黨際關系時自縛手腳，在黨際交往關系上則堅持“敵、友、我”的意識形態標準，劃分界限，標清立場與陣營，往往只是和所謂的“友黨”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對所謂的“敵黨”則是心存芥蒂。我們的黨際交往僅僅局限于“友黨”，主要是與無產階級政黨發展黨際關系，排斥所謂的“反動黨”、“資產階級政黨”。而在與蘇共發展黨際關系時，由于“有求于人”，加之蘇共長期以社會主義中心，無產階級革命

領導者自居，在處理與他國共產黨關系中漸漸形成的“大黨主義”，導致我們黨長期與之處于不對等的關系之中，這樣而形成黨際關系是嚴重違背民主精神和原則的。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重大變化重新調整了黨際交往的指導思想，超越意識形態的干擾，提出了“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發展新型黨際關系四項原則。黨的十二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同各國政黨發展友好關系，并將其寫入了黨章。此后的中共每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都給予強調。特別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紀黨際交往的指導方針，即在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基礎上，我們黨“同一切愿與我黨交往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系，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這是對鄧小平黨際關系思想的堅持和發展，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也為我黨發展黨際民主關系打開了廣闊的天地。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本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按照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辦事，陸續恢復了與多數國家共產黨的關系，并且同許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民族民主政黨以及其他一些有影響的政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系，開創了黨際交往的新局面。在與外國黨派的交流與合作之中，我們黨始終堅持著四項基本原則，真正的與各黨派進行平等友好的協商與對話，從而真正的實現了黨際之間關系的民主化。我黨本著求同存異、互相尊重與民主協商的精神，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建構和諧世界等一系列的國際活動中與各友好黨派進行了平等互利條件下的友好合作，不但贏得了廣泛的支持，也大大促增進了黨際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了解，促進了黨際關系的民主化的發展。目前，中國共產黨已成為當今世界上國際交往最為廣泛、最為深入的執政黨之一，迄今已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聯系、交流與合作關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政黨交往格局。

三 黨際民主發展的前景展望

由于我們在與外國政黨交往和合作之中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民主原則，且在實際的落實中也一直堅守與踐行這一原則，黨際民主的發展基本上處于成型狀態。所以本文主要是針對我黨和八大民主黨派之間民主關系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關對策。

(一)致力方略：繼續推進黨際實體民主“深化、精化”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其實現平臺的搭建，保持黨際民主在實體與程序兩個層面上的協調與互動發展

民主作為現代社會運行與政治發展的基本訴求，不僅僅包括民主制度等具體的設定與規劃，更重要在于這種含蘊民主精神與實質的制度得到切實的落實與踐行，從而使民主的精神與實質發揮實際的現實功效。由此，我們可以把民主劃分為兩大部分：實體民主與程序民主。前者是指民主在制度層面上的具體規劃，后者則是由民主制度所保障的并具體落實于實踐層面中所必須遵循的方式、步驟和順序等具體的過程。黨際民主當然也包括黨際實體民主和黨際程序民主。黨際實體民主，主要是指黨際民主在制度層面上的設定與規劃。目前，我黨在發展黨際實體民主上已經邁出堅實而有力的步伐。正如前面所說的，建國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黨際民主發展與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良性發展軌跡，從而構建起多黨合作、政治協商、黨際監督（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之間的相互監督）等黨際民主運行機制。而黨際程序民主，則是把關于黨際實體民主的制度性規定具體落實為實踐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驟和順序等具體的過程。就我國黨際民主發展的現實境況來看，我黨的黨際民主發展所面臨的一個主要“瓶頸”就是實體民主與程序民主發展脫節的問題，這就成為今后我黨加強建設和發展的著力點。我們知道，黨際程序民主作為黨際實體民主具體落實所遵循的方式、步驟和順序等具體的過程，其發展程度直接決定著黨際民主的發展與實現程度，離開了程序民主的具體落實，黨際民主只能停留在口頭上，成為“假、大、空”的抽象構架，長此以往，也必然會導致黨際民主在實體層面上“失信”，人們甚至會懷疑黨際民主的科學性與真實性。因此，必須在發展黨際實體民主的同時，更加注重黨際程序民主的發展，使得黨際民主能夠在實際中切實的表現出來，真正的使黨際民主從制度層面上落實到實踐的具體過程之中，使其現實化。由此可以得出，繼續推進黨際民主的發展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下足功夫：一是要深化、精華黨際實體民主發展，作為民主在制度層面上的設定與規劃，黨際實體民主的發展必須進一步構建其制度“細化性、合理性”的構架，優化制度設計，保證民主在制度設計層面上的合理性與全面性。一是要高度重視黨際程序民主的建設與發展，為黨際實體民主的實現提供具體平臺。黨際民主是我黨保持自我生命力、長期執政的源泉所系，黨際程序民主可以說是黨際民主的源泉所系，因為沒有規范化、法治化的程序作保證，以制度為基本載體的實體民主就難以實現其預期效益。

(二)致強方略：繼續推進黨際高層民主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黨際基層民主的建設與發展，構建二者有機銜接的良性互動共進機制

鑒于中國共產黨與參政黨黨際民主的性質和特點，發展黨際民主，主要應圍繞充分體現和實現參政黨的政黨功能，發揮參政黨的作用這一中心來展開。前面我們將黨際民主具體劃分為黨際實體民主和黨際程序民主，根據黨際民主的具體層次結構，我們還可以將黨際民主劃分為高層民主與基層民主兩大部分。各民主黨派通過政治協商的形式直接參與國家重大事務方面所體現出來的民主即是黨際高層民主，由于高層民主自身的突出地位及其重要作用決定了推進高層民主的發展是發展黨際民主的關鍵。但是，高層民主的重要作用也決定了推進高層民主建設具有重大的風險性，高層民主總攬全局，高層民主的點滴失誤導致的后果可能就是整個黨際民主的系統混亂，甚至是社會整體的**，前蘇聯在這方面的慘痛教訓令人記憶猶新，蘇聯在解體之后，一夜之間冒出了許多政黨，由于缺乏核心，各政黨之間爭權奪利，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與損失。因而推進高層民主必須要做到“三思而后行”，謹慎行事。基層民主是民主黨派在參與、管理、決策本黨以及地方性事務、基層事務等方面的民主。相對于高層民主，基層民主更具有現實的可行性，其效果易于顯現，基層民主的直接現實性能夠彌補高層民主的間接性所帶來的“模糊化”傾向，易于得到社會認同和支持，實行起來的難度也相對較小。因此，基層民主作為高層民主的基礎和保證，它的實現程度直接體現和反映黨際民主的發展程度。推進黨際民主的發展必須結合黨際基層民主與高層民主兩個方面，以基層民主為實驗，有步驟、有目的的推進民主逐步發展，切不可操之過急，貿然推進高層民主的變革與發展。目前我國黨際民主主要局限于黨際高層之間的互動關系所堅持的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黨際交往在基層之間還是比較欠缺，往往是流于形式，缺少實質性的溝通與合作，黨際之間的基層組織之間的民主關系也往往是有名無實。

基于黨際民主發展的現實境況，目前應該積極推進黨際基層民主的發展，自下而上式的以基層民主推進高層民主。針對黨際基層民主的發展，我黨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下足功夫：第一，進一步完善基層民主制度的實現機制，認真貫徹落實黨對民主黨派的方針政策。第二，充分調動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支持民主黨派基層組織開展活動，鼓勵他們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第三，同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建立座談會制度，發揮他們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作用，鼓勵他們為本單位的發展獻計獻策。第四，按照民主黨派的特點，積極支持和幫助他們加強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搞好政治學習。第五，對民主黨派成員的組織生活要給予保證，提供方便條件。第六，中共基層黨組織負責人要與民主黨派人士廣交朋友，坦誠相見、真誠合作。

（三）致思方向：發展黨際民主，鞏固和擴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不僅是我黨執政智慧的重要來源，更是我黨堅持和推進民主執政的重要環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黨際民主的制度化形式。“在這種政黨制度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一種合作性的、協商性的黨際民主關系，執政黨

和參政黨之間不存在西方那種輪流執政的關系，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不以平等地競爭執

[4]政權為目的。”發展這種合作性的、協商性的黨際民主，是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的重要

環節。一方面，發展黨際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實現民主執政的一個重要制度化途徑。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作為一個合法的制度化途徑，使各民主黨派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群眾能夠通過參政黨進行利益與意志的表達，通過制度化的有序政治參與，維護和實現他們的合法權益以及他們當家作主的愿望。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和本質在于人民民主。黨內民主和黨際民主作為我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人民民主發展的一條切實可行、易于見效的途徑。在我國，八大黨派作為各階級社會利益的代表，他們參政的實際程度直接關系到其所代表社會階層利益的實現程度。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唯一的執政黨并將長期執政下去，它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這樣說，中國共產黨能否充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社會各階層利益是否有被反映、被考慮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具體執政過程之中，而不同的利益群體要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使得國家在政策方針的執行過程中充分實現自身的利益，就必須通過一定的具體民主制度來保障落實。中國共產黨與八大民主黨派之間的民主關系，并不僅僅為黨執政出謀劃策提供了智慧來源，更是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與保障各民主黨派所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表現。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學術界乃至政界，對黨際民主有點漠視的傾向，大多比較側重于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似乎只有黨內民主的發展才和人民民主息息相關。為此，必須對黨際民主的發展給予高度的重視。另一方面，發展黨際民主，尤其是更好地發揮參政黨的作用，是改進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方式的重要一環。在我國，民主黨派通過參政議政，直接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在政治層面上發揮作用，有利于改進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方式，參政黨通過其成員在人大、各級政府、司法機關中擔任職務，表達他們各自所聯系人民群眾的意愿，既有利于改善共產黨執政的權力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實現權力制約，也有利于加強對執政黨權力運行的監督。參政黨通過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執行，有利于選好人，用好人，有利于執政黨決策建議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實現我們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戰略路徑選擇。從我國的現實來看，中國共產黨作為7400多萬人的集體，它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實現依法治國方略的根本轉變，要成為一個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就必須扎根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智力資源之中。民主黨派自成立以來便以追求民主為目標，在長期政治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監督經驗和一定的政治監督能力，其黨派成員大多也具有較高的監督能力。他們中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大都具有較高的科學的文化素質和政治敏銳性，吸容與借鑒他們的主張與意見既可以充分反映他們的利益訴求，也可以借鑒和利用他們本身所具有的理性精神與文化知識，使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得到必要的監督，使社會發展運轉更加良性合理。為此，必須充分發展黨際民主，采納群言，充分的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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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近代民主歷程和展望

論題：昨天 今天 明天——中國民主的歷程及展望

一 民主內容和價值民主的內容

民主，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統治，民主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概念。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民主是一種公民自治的體制:公民大會擁有無上權力，權力范圍包括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務；全體公民直接參與立法與司法活動；官員通過直接選舉、抽簽和輪流等多種方法產生；官員與普通公民一樣不享有任何特權等。

何為民主？ 民主包括民主競選，分權制衡，輿論監督，結社自由，地方自治五個方面。下面八項標準，代表了當今西方主流思潮對民主的定義，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1）、建立和參加組織的自由；（2）、表達的自由；（3）、投票的權利；（4）、獲得公職的權利；（5）、政治領袖為了獲取支持而進行競爭的權利；（6）、獲得信息的不同渠道；（7）、自由和公正的選舉；（8）、使政府政策依賴于投票及其他表達偏好的方式的制度。

民主是以多數決定，同時尊重、保護個人及少數人的權利為原則；它不只是不存在壓迫性的政府，相反，涉及到諸如代表機構和法律體系這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它也要求公民持有特定的態度、價值和信仰——也就是說，一種適宜的政治文化。當今世界的所有國家，不論屬于何種文化，為了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在制度設計與安排上都應遵循一些原則。這些原則包括：自由、公正、帶有競爭性的選舉，基本的政治權利和人權，軍事力量服從文人權威，政府受公眾監督，政府決策一定程度上受公眾制約，以及適宜的利益表達與信息溝通的渠道。

2民主的價值

（1）、民主是自由，平等的保障機制，目的是保護人權，沒有民主權力，即使有再好的衣食住行人類的人格也是不完整的。專制社會人被分為不同的等級，各級官僚都有大小不等的特權，民眾地位低，自由平等沒有保障，因此到處充滿了矛盾，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若有了民主，百姓也不會壓著新的三座大山而無可奈何。民主社會打破了森嚴的等級，實現民主使權力受到了公民的制約，人人享有言論，出版，結社，宗教信仰，選舉與被選舉的自由。

（2）、民主能產生巨大的生產力。民主保障了每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思想智慧創造力等得到很好的發揮，所以民主是最大的生產力，創造力，競爭力。專制國家沒有民主，沒有自由，人們沒有獨立的思想，不能發揮創造性和聰明智慧，社會沒有發展進步的動力，所以沒有民主的國家是缺乏創造力的國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是，現在看來，制度是第一生產力，沒有好的制度，就不會有高端的科技，制度非常重要。

（3）、民主是腐敗的克星。若沒民主則腐敗從生，民主制度是制約腐敗的唯一手段，民主使維護人性尊嚴的絕對保證，是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的唯一道路。

（4）、民主能提高人的道德素質。因為不從在實質性的制約，專制下當權者人性的丑惡肆意釋放，敗壞社會道德。而民主政治能充分體現人權，人性，博愛，寬容，實現人人平等相處，公平競爭，使人誠實正直坦蕩勇敢務實等，提高人的素質和全體國民的道德文化水平。

（5）、民主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唯一途徑。專制國家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之爭導致國家動蕩，靠暴力奪取政權維護政權，導致政治暴力，而民主國家，權利互相制衡，利用軍隊國家化維護國家統一，利用強大的獨立司法體系實現民主意志。民主國家的穩定建立在公民享有各種權利的基礎上。

我們認識到民主是一種普遍適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為一種普遍價值，這是思想史上的一場偉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之一

二 中國民主的歷程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戊戌變法是民主化的首次嘗試，辛亥革命推翻民主專制，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新中國成立使民主運動不斷發展。現在我就從思想方面談下民主進程。

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以鴉片、廉價的商品和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逐漸把中國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解體，開始淪為帝國主義的原料市場與商品傾銷地。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接踵而來，致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鴉片的輸入，在經濟上、政治上造成了災難性惡果。中國人民要求禁煙的強烈呼聲在統治陣營中引起了反響。其中，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顯示了中華民族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堅強決心。隨著民族危機的出現和封建統治危機日益加深，士大夫階層中的有識之士，覺察到空談義理，無法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在鴉片戰爭中，英國侵略者的船堅炮利，使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從“天朝上國”的夢幻中驚醒，他們開始拋棄虛驕自大的陳腐觀念，注目世界、探索新知、關心時局，尋求強國御侮之道，從而拉開了近代民主思想產生的序幕。

近代民主思想正是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爭中逐步醞釀和產生的，但又不等于反帝反封的思想。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醞釀階段：

甲午戰爭前后，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醞釀階段。“鴉片戰爭使一批關心國家命運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英美等國的政治體制與中國的不同之處：議會制度、總統禪讓等。他們的思想深處，滋生著對民主制度的欣慕和對專制制度的不滿之情。隨后，魏源、梁廷楠、馮桂芬、洪仁玕等人紛紛向中國介紹英美的民主制度，開始考慮如何以民主制度代替專制制度的問題。

2、產生階段：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戊戌變法時期，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產生階段。這一時期，中西政制的優劣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膽地提出了變專制制度為議會制度的要求。鄭觀應最早提出這一要求，他在《易言》中寫道：所冀中國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體察民情，博采眾議??故泰西政事，舉國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則長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預期矣。稍后，王韜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

戊戌以前出現的種種學習西方民主制度的議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近代民主，民主理論的核心“主權在民”、“以法律限制權力”等等，對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早期中國知識分子介紹的西方近代新思想，同當時西方傳教士偶爾傳譯的民主理念也相去甚遠。

要從強大的專制主義傳統中走出來，要擺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的傳統觀念，中國人還需要經過進一步的學習和啟蒙：不僅包括理論的移值，還需要實踐的教育，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發展民主、教育民眾，推動中國近代民主思想走向成熟。

3、發展和成熟階段：

甲午戰爭以后，中國開始了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亦即民主理論的早期實踐階段。這一時期民主實踐推動了近代中國民主理論的發展與成熟。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將先前開設議院的議論作為政治口號正式提了出來，同時傳播了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嚴復的《辟韓》，鄭觀應的《原君》，都剝去了帝王神圣的涂彩，把帝王從天上趕回了人間。這時的維新志士們堅決地要求廢專制，開議院，興民權，他們把拯救民族危亡的熱忱，對民主制度的向往，集中地通過民權宣傳表達出來；他們猛烈地批判君為臣綱的謬說，把君臣、君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們堅決地表示，“今之策中國者必曰民權”，中國之政“當以興民權為真際”。維新派開設議院的要求，與七八十年代鄭、王德要求并無本質的不同，都推動了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國的發展。

戊戌變法是一場面對整個傳統體制所提出的全面改革要求，是民主思潮高漲的產物。其有關召開國會、定憲法等主張已突破了專制主義的傳統，雖然流產，但是，它是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的第一次嘗試。

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重，清政府在人們心中的價值全失，革命思潮隨之高漲，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獲得了較大發展，其主要標志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的提出。最早提出這個方案的是孫中山，最早系統宣傳這一方案的是鄒容。這個方案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專制，明確規定革命勝利后國家的民主性質，確立了人民的主權地位以及各種具體的民主權利，還提出了通過國民革命來完成這一任務的具體方法。在作者看來，這些都說明了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獲得了大的發展，并“標志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基本成熟”。

應該看到，這一時期的民主實踐，從戊戌變法到民國的建立，都無一例外地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所有這些，都引導我們從更深層次的文化狀況與現實條件中去尋找原因。

4、轉變階段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啟蒙運動，也是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發展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以《新青年》為陣地，明確提出“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專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把斗爭的鋒芒指向維護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運動向前邁了一大步，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人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中國知識分子在運動中受到了一次民主與科學的洗禮，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得到了弘揚，推動了中國的自然科學的發展。后期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作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社會主義民主開始取代資本主義民主成為人們的追求目標，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又翻開了新的一章。” 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他們逐步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頌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廣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組織人民，將革命推進到了一個新時期，這一時期民主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

綜觀整個五四時期民主的宣傳與啟蒙運動，我們應該看到，五四時期的民主論者，很少有人純粹出于追求自由而要求民主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乃出于救亡和富強的目的而鼓吹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不過是用來啟迪民智、使人覺醒的方略而已, 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現實”意義遠不如其倫理意義來得重要。換言之, 鼓吹民主、自由, 并不是因為民主、自由思想在“五四”時期獲得學理上和實踐上的廣泛認同, 而是很大程度上被視作啟蒙變革的工具理性予以運用的。也就是說，近代以來，民主在中國從來沒有被真正地實踐過，更談不上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了！因此，經歷了五四運動的中國并沒有從此走上民主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仍然是一個任重道遠的任務。整個二十世紀一百多年中國民主運動幾起幾落，迄無成就，不但說明在這個有兩千多年專制傳統的東方大國里民主力量之微弱，而且說明樹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五四運動”其實并未使二者在中國扎下根來。

反思

近代中國的民主思想自產生、發展、成熟以來，到五四前夕，民主已經成為國人心中的理想追求，已經不是一般人敢于輕易非難的觀念了。從此以后，不管什么黨派和人物，不管他們是否真正想實現民主政治，很少敢于公開否定民主的價值；相應的，專制政治和獨裁者總是受到人們普遍的批評，所有這些都是民主的勝利。但是，從戊戌變法起，為什么中國在實現民主性的政治變革時，要經過如此多的艱難曲折呢？為什么中國近代經歷了如此大張旗鼓的民主啟蒙運動，依然未能使民主在中國扎下根來呢？其原因無疑是復雜的，除了中國近代民主理論的若干不足之外，還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中國古代沒有近代西方民主傳統。中國有幾千年專制主義的傳統，盡管有諸如“敬德保民”論、“重民”論、甚至“無君論”等思想觀念，多少有益于對專制主義限制與批判。然而，長久的專制主義，要人們接受西方的近代民主觀念十分困難。

其次，我們還應該從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力量、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去理解民主在近代的遭遇。在西方，民主的理論和政治制度有若干歷史前提。中世紀以來的歐洲宗教改革是關鍵的一環。宗教改革無意中為后來的西方民主政治創造了前提條件。然而民主理論在中國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來品，民主觀念的傳播主要依靠理性的方式，即依靠理論家、思

想家的宣傳和闡述。這對于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是有效的，但是舊中國是一個充斥著文盲的農業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人民不可能通過閱讀文獻來轉變觀念。總之，通過宗教改革所獲得的價值觀念，比人們通過單純理智的方式獲得某個概念，其扎根人心的力量要大得多、普遍得多。而恰恰這一點是中國文化先天不曾具備的。

第三，中國國內的專制力量往往壓倒民主力量。綜觀整個近代中國，專制獨裁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然而取而代之的卻不是民主，而是另一股專制力量。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創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為中國走上憲政民主奠定了基礎；最后卻被袁世凱的復辟帝制所取代，袁世凱死去數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強維持假共和的局面，“國家在名義上已經變為共和，但是，執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人物，執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此后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結束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卻遲遲不肯實行憲政民主，反而代之以軍人獨裁??趕走了狼，又來了老虎，這是中國近代政治體制的真實寫照。

最后，中國近代的國際環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處于列強侵略、瓜分威脅之下的近代中國，最迫切的任務是民族生存、國家獨立、統一和富強。戰亂頻繁絕不是民主改革的最好時機。西方國家的民主改革，大多發生在沒有外部威脅的和平環境下。戰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是在美國人的刺刀保護之下實現的。中國在19—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缺少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一點多少會對民主的進程產生不利的影響。

今年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民主建設白皮書》指出：“由于國情的不同，各國人民爭取和發展民主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國人應該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古代沒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近代也未建立起像樣的民主國家。對于我們這個封建歷史漫長、缺乏民主傳統、吃透專制苦頭的國度來說，民主是個迷人的字眼，也是近百年來力追不舍的目標，但我們并不像夸父追日，而是在不斷地接近它、發展它。” 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實際上已經歷了一場革命。革命對于破壞舊秩序有難以替代的意義。但事實上，民主是需要有秩序的漸變和積累。在長期的建設過程中，使人們得以學習民主政治的運作，養成民主的習慣，進而培養民主的心理。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政治民主化將是不可改變的趨勢。我們這一代人，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當代中國的民主理論，并結合中國傳統的獨特文化、近現代以來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特有的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發展出一套適合中國社會自己的民主理論與民主制度，推動當代中國民主化的發展。

三 中國民主的展望

民主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經濟的不斷提高，但付出的代價是貧富差距的加大，腐敗的猖獗，對弱勢群體缺乏保護機制。我們當認識到國情：腐敗空氣嚴重，貧富差距懸殊，經濟發展成本大，思想壟斷空氣嚴重，道德空氣敗壞。這些是實現民主的絆腳石，因此，我們要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加強人民的民主意識，不斷為己爭民權。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自由民主的權利。謙讓的同時注意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不斷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提高人們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質。然后，從政府的角度出發，不斷完善基層民主制度，民主監督制度，反腐倡廉制度建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國落實到實處。不斷完善中國的立法制度，立法權利屬于人民，選舉制度應該得以不斷加強和改進，讓人民自己選代表。從社會角度出發，不斷學習和引進世界各國先進的社會制度。穩妥堅定的加強民主監督制度，對整個管理制度造成外在的壓力。在當今民主大潮的推動下，中國應該積極融入社會世界變革中。對于民主，我們應該以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持一種為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著想的立場，民主是歷史的永恒追求，每個人的使命重托，回顧歷史，把握現在，展望未來，我們一定能做的更好。

第三篇：淺談建國以來政協理論發展歷程

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執政資源，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其執政基礎的重要基石，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揮各民主黨派人士作用的重要場所。人民政協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發展，關系到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

集體、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審時度勢，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推進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重要論述和重大決策，為人民政協理論的不斷豐富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一、毛澤東：定位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的政治組織

1949年9月21日至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人民政協正式成立了。在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承擔起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毛澤東在會議上宣告：“我們的會議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著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這就指明，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毛澤東高度概括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他結合中國的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統戰學說，帶領中國共產黨運用統一戰線這一重要法寶，奪取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他指出：“中國革命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統一戰線”[①]“為了使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繼續下去，而且在組織上形成起來，‘必須召集一個包含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②]這個組織是“人民實現革命大團結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③]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它不同于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也不同于列寧的國際工人階級統一戰線，“這個中國人民統一戰線組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代行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而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后，仍將長期存在，成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團結的形式和協商的機關。”[④]

以毛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遵循著馬列主義政黨合作的思路，認真分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際，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由各民主黨派和團體組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基本綱領，并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載體體現了這一基本綱領的基本精神，開辟了新型的政黨合作道路。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政黨長期合作的重要機構，這是因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黨派的協商機關。因為這個新組織在人大召開前是‘政策大本營的司令部’，它策劃精來選舉，它經常是個參謀機關，其職權將退位檢疫機關。”[⑥]政協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也是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由此可見，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統一戰線的組織機構。

二、鄧小平對人民政協理論的重大創新與發展

1957年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使人民政協的宗旨、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嚴重沖擊，人民政協的工作受到嚴重削弱，給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黨的統一戰線及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形式的人民政協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就名存實亡了。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態度和開創精神，積極支持了和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號召全黨“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發展和深刻的變化。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國內階級狀況和主要矛盾的變化以及統一戰線內部結構的變化，人民政協的地位、性質、任務、職能、方針、基本政策和活動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鄧小平提出了撥亂反正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政協必須適應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要求，并就人民政協的宗旨、性質、政治基礎，基本方針等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重要批示，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鄧小平新時期人民政協的理論體系，開創了人民政協工作的新局面。

第一，鄧小平科學地闡明了人民政協的性質及其在我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政協是鞏固和擴大我國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這是鄧小平對人民政協的高度概括。鄧小平強調“在新的歷史時期，人民政協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任務是十分光榮的，工作是大有可為的。”[⑦]強調“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⑧]鄧小平提出人民政協是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指出了人民政協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有著重要作用。鄧小平在1980年9月27日全國

政協章程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準備的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中，不要把政協搞成一個權力機構。政協可以討論，提出批評和建議，但無權對政府進行質詢和監督。它不同于人大，此點請注意。”[⑨]鄧小平又提出，政協對政府實施“監督”權，有其固定含義。政協不應該有類似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監督權，而不是指政協不應該有民主監督的權力。鄧小平所強調的是，政協不能向國家權力機關發展，不能向“兩院制”傾斜。鄧小平的論述絕不是對毛鄧東、周恩來思想觀點的簡單重申，而是富裕了新的時代內涵，具有新的現實意義。他一方面強調了人民政協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在新時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從而為新時期人民政協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不竭的動力。另一方面，他重新明確了人民政協在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非國家權力機關的性質和地位，漷清了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散布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兩院制”等迷霧，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確定了方向。1982年，在鄧小平推動下，人民政協的性質、作用被莊嚴載入憲法，為人民政協履行職能、開展工作提供了堅實的憲法保障。他還指示要制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人民政協工作的深入發展。

第二，科學地闡明了人民政協的基本任務。為了適應新時期的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鄧小平就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的開幕辭中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國家進入了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中心任務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革命統一戰線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⑩]“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11]號召人民政協要“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團結前進”[12]從此，人民政協即以鄧小平提出的要求為自己的總任務和奮斗目標積極開展工作。與此同時，鄧小平也對新時期人民政協的各項具體任務作了明確闡述。他主要闡述了人民政協六個方面的具體工作任務：一是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代表人士和一切愛國的黨外朋友們的合作，促進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二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三是廣泛聯系各界人士，聽取和反映群眾意見；四是加強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維護穩定，增強團結；五是促進臺灣早日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六是積極開展人民外交活動，加強同國際朋友的友好往來。

第三，完善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關于人民政協職能與作用的理論。在人民政協成立之初及以后，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多次把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概括為“政治協商”，并指出了協商的內容主要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國際問題、全國人大以及地方人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和人民政協各級組成人員名單，還有政協內部與黨派之間的合作問題等。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雖然在實踐上存在，但毛澤東等并沒有做出明確的理論概括。鄧小平擔任全國第九屆政協主席以后明確賦予了人民政協“民主監督”的職能。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需要政協就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政治生活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項社會經濟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實行互相監督，發揮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作用。”[13]在全國政協五屆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有明確提出了人民政協“也是我們政治體制中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14]鄧小平還號召人民政協要廣泛聯系各界認識，充分發揮民主協商和監督的作用。根據鄧小平人民政協要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的思想和要求，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政協章程，第一次把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職能與作用正式規范性地確定了下來。章程規定，民主監督是對國家憲法、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建議和批評進行監督。

三、江澤民對人民政協理論發展的貢獻

八十年代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工作。推動了人民政協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第一，將團結和民主正式確定為人民政協的兩大主題，并對這兩大主題做了深入而具體的闡述，這是江澤民對人民政協理論的重大貢獻之一。鄧小平說過，人民政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團結合作的重要組織，也是我國政治體制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實行互相監督的重要形式。江澤民將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發展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江澤民在1991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指出：“人民政協工作涉及范圍很大，但主題是兩個，就是團結和民主。這兩個方面工作做好了，政協工作就做出了成效。”這是一個非常精辟的新概括，是我們黨對人民政協的任務和作用在認識上的新發展。江澤民在人民政協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團結和民主，是人民政協的性質的集中體現，是人民政協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根據，是人民政協繼往開來的方向和使命。這兩大主題應繼續貫穿人民政協的全部工作中。實現緊密團結，發展民主才更有計處；發揚廣泛民主，加強團結才更有力量。”[15]這就闡明了兩大主題的實質和極端重要性，指出了人民政協貫穿始終的中心任務。

江澤民把團結和民主作為人民政協工作的主題提出來，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因為抓住了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就抓住了政協工作的根本。

第二，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黨對人民政協領導的深刻內涵，是江澤民對人民政協理論的又一重大貢獻。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黨的領導是人民政協在政治生活中正確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西方民主的重要標志。為此，毛澤東、鄧小平都反復強調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而江澤民對黨對人民政協怎樣領導作了深化。

首先，江澤民強調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是一項基本原則。他指出，始終不渝地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確保黨在政協中的領導核心地位，過去是今后仍然是我們的一項根本原則。其次，他強調檔對人民政協的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方針政策和重大人事安排的領導。再次，指出政協黨組是同級黨委的派出機構，同級黨委要為政協配備堅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政協黨組要代表同級黨委在政協黨員中起到領導核心作用。人民政協要始終同黨保持高度一致，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協順利地貫徹落實。最后，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為人民政協的工作創造必要的條件，支持人民政協依照憲法和人民政協章程更好地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活動。要支持人民政協機關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為政協委員履行職責服務。

第三，對人民政協的性質做出了新的概括。人民政協的性質是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把人民政協性質高度概括為統一戰線組織。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將人民政協性質概括為兩層內涵：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織形式。江澤民在堅持人民政協的統一戰線、發揚民主性質的同時，第一次提出：人民政協“是實現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的這一屬性是人民政協性質的核心內容，是人民政協同其他統一戰線組織的根本區別。江澤民的這一界定把人民政協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1995年1月，中共中央在批轉全國政協《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的《通知》中指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將人民政協性質發展為以上三層內涵，是對人民政協性質認識的深化，是對人民政協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第四，對人民政協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新的科學界定。人民政協的地位是指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種所處的位置。根據我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新情況，江澤民對人民政協的地位作了進一步的科學界定。1990年3月，江澤民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對政協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具體的論述。他說：“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與人大、政府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在我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多黨派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要通過人民政協進行協商，廣泛聽取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見，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進行決策，由人民政府執行實施。這樣一種政治體制，集中體現了我國廣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政協要與人民代表大會、人民團體配合協作，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為實現共同的目標奮斗。” 1999年9月，他在人民政協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指出：人民政協“使統一戰線組織與人民民主形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2000年12月，江澤民又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重要作用，是堅持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必然要求，”從此，人民政協在我國政治制度中的地位進一步確立。

四、胡錦濤在新世紀新階段對人民政協理論作了新的探索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結合我國社會政治生活發生的許多新變化，確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歷史地位，做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黨的先進性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同時，根據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需要，對人民政協理論作了新的探索，深刻闡明了新世紀新階段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和作用，規定了新世紀新階段人民政協肩負的歷史任務和工作準則。特別是2006年2月，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這是人民政協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頒發對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具有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這些理論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開展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的主要職能，也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主要內容。胡錦濤指出人民政協的基本屬性、組織構成、工作原則和活動方式，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項工作是緊密相連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他講明了人民政協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略任務的關系，指出了人民政協要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的歷史任務。2.明確了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和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風雨同舟、團結奮斗的偉大成果。第一次把人民政協提升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3.系統論述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發揮人民政協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強調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從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和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發揮政協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根據形式的發展以及新世紀新階段對人民政協工作的新要求，對人民政協的任務做出了新的規范和表述：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在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事業、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把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團結起來，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為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而奮斗。5.提出了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重要體現，是黨和國家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途徑。明去了人民通過選舉、投票形式權力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的這種民主形式，既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又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優勢。

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支持人民政協圍繞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履行職能，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完善民主監督機制，提高參政議政實效；加強政協自身建設，發揮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關于人民政協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要求，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精神，豐富和發展了人民政協理論，也推動了人民政協事業繼續向前發展。

第四篇：冶金工業發展歷程及未來展望

冶金工業發展歷程及未來展望

夏洛

（華北理工大學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冶金工業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對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回顧了漢冶萍公司的興衰成敗,改革開放前鋼鐵工業發展的曲折歷程 ,改革開放后的穩步發展及十四大以后鋼鐵工業的新調整 ,分析了入世后 ,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冶金工業 鋼鐵工業 發展 調整 中圖分類號：TF-9

Review and Forecasting of Metallurg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Li Yang(Hebei unite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Metallurgical indust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economy, to mainta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This paper reviews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yeping Co,the origin of China's modern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proceeds to review the twisters and turns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development be-fore the Liberation,the steady growth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and the readjust-ment after the 1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Th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fter its entry into WTO have been analyzed,too.Key words:metallurgical industry;iron and steel industry;development;readjustment 引言

本學期選修課，我選擇了鋼鐵冶金概論，因為這與我學習的冶金專業有著一定的聯系。通過這些天的學習，在老師的耐心講解下，我對冶金專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結合冶金專業，我也有一定的見解，鋼鐵生產的性質和生產設備對冶金企業有一定的影響，從利益的角

度講，熟悉冶金發展情況既可以滿足就業需要，又可以給員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本文從冶金工程簡介，冶金工業發展歷程，加入

WTO后我國冶金工業的發展情況作了淺析。

1冶金工業簡介

1.1冶金技術的來源

很久很久以前，茫茫宇宙中誕生了地球。宇宙好比是一個高溫冶煉爐，將還原的金屬向中間聚集，沉在地球的中心形成地核（Fe,Ni金屬熔體），然后金屬的表面形成硫化物層（熔硫），再在表面形成氧化物層（渣），最后在金屬熔體及渣的外表面包圍一層大氣層（相當于溫度壓力氣氛），于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形成了。隨后上帝在地球上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類。上帝對人類真是太偏愛了，他不僅給與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各種物質，同時他讓人類學會了思考和利用工具，于是人類成為了主宰世界萬物命運的主人（僅指地球）。從古代陶術中發展而來，首先是冶銅，銅的熔點相對較低，隨著陶術的發展，陶術需要的溫度越來越高，達到銅的熔點溫度，而在陶術制作過程中，在一些有銅礦的地方制作陶術，銅自然成了附生物質而被發現。古人也慢慢掌握銅冶煉方法。

人類很早就學會了如何從大自然獲取自身需要的物質。從石器時代到隨后的青銅器時代，再到近代鋼鐵冶煉的大規模發展，人類發展的歷史就融合了冶金的發展。

1.2冶金的應用及冶金工具

隨著物理化學在冶金中成功應用，冶金從工藝走向科學，于是有了大學里的冶金工程專業。

冶金工業是指對金屬礦物的勘探、開采、精選、冶煉、以及軋制成材的工業部門，包括黑色冶金工業和有色冶金工業兩大類，是重要的原材料工業部門，為國民經濟個部門提供金屬材料，也是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在冶金的過程中，大型破碎機的使用極為重要。冶煉出上等的有色金屬需選擇優質的破碎機。冶金工業發展歷程

2.1、建國前的歷史回顧

中國近代鋼鐵工業起源于 1890 年清朝湖廣總督張之洞興建的第一個近代鋼鐵廠 — — — 漢陽鐵廠 ,后來同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并改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它是近代中國最大的鋼鐵煤聯營企業 , 采用近代技術共生產鐵礦石 1 400 多萬 t , 生鐵 240 多萬 t , 鋼 60 多萬 t ,擁有 3 萬名鋼鐵和采掘工人 , 培訓了一批技術人員。漢冶萍公司從 1890 年(光緒十六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漢冶鐵廠起 , 至 1948 年(民國37 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組成漢冶萍公司資產清理委員會接收公司總事務時止 ,歷時 58 年。.2、改革開放前的曲折歷程

2.2.1 依靠群眾 ,迅速恢復生產 舊中國鋼的年產量 , 最高時未突破 100 萬 t。解放初期勉強能夠修復生產的只有 7 座高爐、12座平爐、22 座小電爐。但是全國鋼鐵職工以鞍鋼煉鐵廠老工人孟泰為榜樣,發揚主人翁精神,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及技術革新等一系列的群眾運動,短短 3 年時間,鋼鐵工業就全面恢復了生產。

2.2.2 克服國內外困難 ,經過調整 ,繼續前進

1958 年開始了 “ 大躍進” ,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加上當時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原蘇聯的背信棄義 ,一度給鋼鐵工業和國民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1960 年冬黨中央適時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鋼鐵工業在指導思想上實行了重大的戰略轉變,首先轉到為國民經濟,特別是為農業、輕工業服務的軌道上來。

2.3、改革開放后的穩步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 14 年,是我國冶金工業持續、穩定發展的 14 年。冶金戰線的廣大干部和職工,在黨中央、國務院和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下,認真貫徹執行黨的 “一個中心 , 兩個基本點” 的基本路線,兢兢業業,艱苦奮斗,使我國鋼鐵工業在建國以來所創建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2.3.1 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速度

鋼產量由 1978 年的 3178 萬 t , 增長到 1992年的近8093 萬 t ,平均增鋼 340 萬 t。工業總產值由1978 年的266.39 億元 , 增加到1992 年的2230.9 億元,平均每年增加 140.32 億元。1978年全行業實現

利稅 50 億元 , 1992 增加到約 280億元 ,增長近4.6 倍。

2.3.2 企業組織結構初步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 , 一批現有鋼鐵企業通過及時改造和擴建增加了生產能力,使我國年產 100 萬 t鋼以上的企業由 12 家增加到 17 家;年產 50～100 萬 t 鋼的企業由 2 家增加到 21 家。到 1992年,年產 50 萬 t 以上鋼鐵企業的鋼產量占全國鋼產量的 80%左右;年產 100 萬 t 以上鋼鐵企業的鋼產量占全國鋼產量的 65%左右。

2.3.3 工藝技術結構發生變化 1978～1992 年,氧氣轉爐鋼從 34.4%上升到 60.7%以上;工藝技術落后的平爐鋼由 35%下降到 17%;連鑄比從 3.5%上升到 30%;連鑄鋼生產能力由 1978 年的 350 萬 t ,上升到 1992 年的近3000 萬 t。14 年來淘汰了一批平爐、側吹轉爐和落后軋機,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大型高爐、中小型氧氣頂吹轉爐、連鑄機、中厚板軋機、無縫管軋機、高速線材軋機及大中型礦山。

2.3.4 產品結構初步改善 ,產品質量得到提高

供需矛盾突出的板、管、帶材產量,從 1978 年的 710 萬 t , 上

升到 1992 年的 2501.6 萬 t , 占鋼材總量的比率由 32%上升到 37.37%。產品質量水平有所提高,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生產的鋼材,達到總量的 60% 左右,產品質量水平有所提高。加入WTO后我國冶金工業的發展

目前我國冶金工業在工藝水平、平均技術裝備水平、鋼鐵產品質量、產品生產專業化、勞動生產率、技術經濟指標和鋼鐵企業集中度等方面都比較低下或滯后，再加上“入世”后對我國鋼鐵企業帶來的諸如鋼鐵貿易、高質量和附加值產品、特鋼企業和短缺品種的不利影響。在我國鋼鐵企業所處的現狀和加入WTO后對我國鋼鐵企業帶來巨大挑戰的背景下，我國鋼鐵企業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與世界鋼鐵企業強國進行競爭并取得競爭優勢，實現鋼鐵強國的目標，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發展。

（1）加快調整資源配置，優化企業結構。面臨我國鋼鐵企業的困境和“入世”后對鋼鐵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鋼鐵企業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通過國有資產戰略重組，組建大型、特大型鋼鐵企業集團，以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企業在聯合、兼并的基礎上形成有競爭力的專業化分工；搞好鋼鐵企業的結構調整，搞好關系到全行業發展的技改項目，促進產品的升級換代，努力增強國際市場需要的或國內長期依賴進口的以及高附加產品的質量和數量。

（2）走品種、質量效益型的發展

道路。國際鋼鐵市場的競爭主要包括品種、質量、成本和交貨期等方面的競爭。而目前這方面的競爭對我國鋼鐵企業而言都是弱項，特別是品種質量和數量的競爭，與西方發達國家鋼鐵企業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因此，今后我國鋼鐵企業在品種方面的重點應放在發展冷軋薄板、鍍鋅板和涂鍍層板、不銹鋼薄板、冷軋硅鋼片、熱軋薄板等目前進口數量較大的關鍵鋼材品種，嚴格控制大中型材、焊管、熱軋窄帶鋼、鍍錫板等品種。

（3）促進科技進步，提升企業技術設備和工藝水平。面對“入世”后的挑戰，我國鋼鐵企業必須盡快扭轉這種局面。首先要簡歷促進科技進步的運行機制和考核指標體系，使得企業新增效益中科技進步的因素逐步擴大；其次推廣先進成熟技術，優化企業的生產工藝流程，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工藝技術設備逐步實現大型化、連續化和自動化；再次要推行“清潔生產”，投資向節能降耗、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利用方向傾斜。結束語

本文從目前我國鋼鐵企業的現狀發展，結合已加入WTO后我國鋼鐵企業面臨的挑戰和機遇，論述今后我國鋼鐵企業的發展方向：調整資源配置和優化企業結合，促進科技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向集中化，專業化和聯合化方向發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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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國商業銀行的發展變革歷程及展望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變革歷程及發展趨勢

【摘要】國有商業銀行作為中國銀行的主體，其改革與發展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全局。從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歷程看，國有商業銀行實施全面改革已進入了實質性階段。新一輪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具有諸多顯著特點。商業銀行金融活動全球化、組織機構虛擬化、業務經營全能化是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關鍵詞】商業銀行；變革歷程；發展趨勢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變革歷程

長期以來，國有商業銀行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支持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中國銀行業的主體，中國商業銀行的體制創新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或階段。1979～1993年是中國商業銀行的誕生和成長期，在這個時期，與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商品和市場轉化相適應的現代商業銀行體系基本形成；1994～1997年是中國現代化的商業銀行實質性建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通過將金融管理任務、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剝離，為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創造了條件；1997年～2003年是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階段，在這個時期，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體系實現了分離，不良貸款問題開始得到解決，政府控制銀行和銀行財政化經營機制開始扭轉；2003年至今是中國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時期，在這個時期，商業銀行和中小商業銀行通過股份制改革并上市實施產權多元化，市場化經營和股東利益最大化成為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

（一）1979-1993年：基本建成多元化金融業組織體系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大一統”的銀行體制，中國人民銀行是唯一的銀行機構。中國人民銀行既承擔了“中央銀行”的管理職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資金，又從事“商業銀行”活動，辦理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業務，集現金中心、結算中心和信貸中心于一體。這種銀行體制承襲了前蘇聯的銀行體制模式，具有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特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開始著手改革原有的銀行體制。由于當時整個社會處在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初始階段，我國金融體制迫切需要解決以下問題：一是，單一銀行體制不再適應經濟改革開放對金融業的需求，經濟和社會呼吁銀行體系的多元化和金融業大發展；二是，剛剛誕生的專業銀行帶有的強烈政府行政色彩與放開搞活的改革要求不相適應，改革要求銀行自身走出政府行政序列進入市場；三是，經濟改革呼喚金融市場的成立，金融市場建設亟待“零”的突破。在此期間，針對上述問題，我國改革發展采取了相應措施并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促成了中國金融市場的萌芽和銀行間競爭的發端。

1979年2月，國務院決定恢復中國農業銀行。1979年3月，專營外匯業務的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同年3月、8月又先后批準建立了中國銀行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83年國務院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負責領導和管理全國的金融事業。同月，已開展基建和撥改貸業務的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脫離財政部，正式歸入中國人民銀行管理的金融體系。1984年1月，組建專門從事信貸和儲蓄業務的中國工商銀行。自此，經歷了四年的時間，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先后從人民銀行的母體中分立出來，中國金融業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與4家專業銀行各司其職的二元銀行體制。中央銀行和專業銀行體系的分立是我國銀行業在組織體系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這次革命在金融機構的組織體系上實現了政商分離。

此后至1994年，歷經近10年時間，我國又成立了交通銀行、中信實業銀行、深圳招商銀行、福建興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中國光大銀行等12家[1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與12家中小商業銀行同時發展起來的還有數量眾多的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財務公司等多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遍及全國各地的城鄉信用社。在最高峰時期，全國有近800家信托公司，3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上萬家農村信用社。包括北方、海通、申銀、萬國等著名大中型證券公司和一大批地方證券公司紛紛出現。在這10年間，中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總數達到歷史最高峰。一個中央銀行為領導、國家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比較健全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基本形成。

（二）1993-1997年：建立商業銀行的階段

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要把中國的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1994年又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國有銀行改革“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按照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更新經營管理制度；第二步，將有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 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第三步，將符合條件的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公開上市。

1994年政府對投資體制和金融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將金融管理任務、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剝離，為專業銀行進行商業化改革創造了條件。（1）國家開發銀行成立，接過了中國建設銀行對基礎設施建設貸款的政策性業務，而中國建設銀行轉變為商業銀行；（2）中國進出口銀行成立，接過了進出口方面的政策性業務，另國家外匯的管理職責由外匯管理局統一承擔，中國銀行也轉變為商業銀行；（3）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成立，接過了中國農業銀行在農業金融方面的政策性業務，另1996年全國農村信用社與中國農業銀行脫離行政隸屬關系，中國農業銀行也轉變為商業銀行。至此，三大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分家，分別成為兩個不同的系統。1995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從而明確了4家專業銀行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法律地位。

除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股份制銀行在這一階段迎來了又一個春天，從1992年到1996年，先后增添了這些新生力量：由光大集團創辦的光大銀行，由上海地方金融力量創辦的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由首鋼等北京企業力量創辦的華夏銀行，由全國工商聯牽頭組建的民生銀行。其中民生銀行是第一家主要由民營企業投資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時，為整肅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中央金融主管部門決定以城市信用社為基礎組建城市商業銀行。當時全國5000多家城市信用社，一部分關閉或停業整頓，剩下2000多家組建為110多個城市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也實質上從具有草根意味的合作金融組織，逐步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融資工具和地方金融機構的代表。

（三）1997-2003年: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階段

強烈觸動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這根敏感神經，并使其加速提上日程的莫過于來自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教訓以及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截至1996年6月底，我國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本幣貸款余額為3.4萬億元，不良貸款余額為8400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24.75%，有的銀行實際上已是資不抵債。全國城市信用社虧損面占20%，農村信用社虧損面

[2]占44.7%，不少農村合作基金會紛紛倒閉,人壽保險也存在到期不能足額給付的隱患。

為應對這次金融危機，1997年11月，國家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此后實施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一）成立金融工作委員會，對全國性金融機構組織關系實行垂直領導，改革四家銀行干部任免制度，試圖解決地方政府干預銀行業務問題。

（二）補充資本金，剝離不良資產，提高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抵御風險能力。中央政府于1998 年發行 2700 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1999 年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約 1.4萬億元左右。

（三）全面推行資產質量五級分類制度以取代原來的“一逾二呆”分類方法，同時要求商業銀行按照審慎會計原則提取貸款損失準備金。

（四）國務院向四大銀行派駐監事會，強化監督制約機制，這說明國家已經意識到國有商業銀行在治理結構方面存在問題，并開始著手改進。

上述的改革措施充實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改善了財務狀況，也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四家銀行的歷史包袱。隨著宏觀經濟保持穩步增長勢頭，四家銀行在2000年第四季度出現了不良貸款總額和比例“雙降”的良好局面。但是，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計劃經濟的烙印太深，歷史包袱積重難返，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等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有效的資本金補充、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沒有形成，隨著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大，風險資產相應增加，[3]資本充足率進一步下降，不良資產再次反彈。按貸款質量五級分類統計，2002年底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總額21350億元，不良貸款率25.12%。伴隨著資產規模的高速擴張，四家銀行面對的是盈利水平的低下，2003年平均總資產回報率（ROA）為-0.2%，而國際前100家銀行平均水平為1%；平均股本回報率(ROE)為-0.5%，而國際前100家銀行平均為13%。在此狀況下，1998年充實的資本金已基本消耗殆盡，單獨依靠銀行自身的經營來化解不良資產、充實資本金幾乎沒有可能。按照審慎會計原則計算，四家銀行2003年底的資本充足率均為負數，最高的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也僅為-2.02%，外界因此有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早已“技術上破產”這一論斷。這樣的局面與改革預期存在較大的差距，銀行還沒有成為真正的銀行，進一步的改革勢所難免。

（四）2003年至今：以股份制改造為核心的綜合改革階段

中國入世后，必須搶在入世過渡期結束前基本解決國有商業銀行問題，使之具有國際競爭力，已經成為我國入世后當務之急。2003年9月，中央和國務院原則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快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匯報》，決定選擇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作為試點銀行，用450億美元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補充資本金，進一步加快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進程。國家根據產權明晰的原則，于2003年12月16日依《公司法》設立了中央匯金公司，由其運用國家外匯儲備向試點銀行注資，并作為國有資本出資人代表。匯金公司的成立是國有商業銀行業改革的一個重大創新，國有商業銀行長期存在的產權主體虛位局面由此得到根本性改變。此后，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試點銀行的改革工作按照改革總體方案，根據“一行一策”的原則穩步開展。

根據改革方案，三家試點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基本分為三個主要步驟：第一步：實行財務重組。即在國家幫助下消化歷史存留的不良資產包袱，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徹底改善財務狀況。財務重組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礎。第二步：完善公司治理。即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參照國際先進銀行的實踐經驗，結合我國國有銀行的具體國情、行情，對銀行的經營管理體制和內部運行機制進行改造，建立起適合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完善公司治理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第三步：公開上市。即通過境內外資本市場公開上市，使國有銀行成為公眾化的銀行。上市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實現市場化轉軌改制的重要路徑。

2010年7月，伴隨著中國農業銀行在上海敲響鐘聲，4大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并完成A+H上市的目標順利實現。截至2013年底[4]，四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超過11.5%，不良貸款率下降到1.5%以下，稅后利潤總額超過8000億元。目前來看，這場以產權改革為特征、以建立現代商業銀行制度為目的的新一輪改革已基本實現了改革的初衷，改革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在這一階段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圍繞“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管理理念，不斷改進辦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加快理念、技術、產品的創新，不斷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促進了自身業務水平的不斷提高。此外，在股改過程中，銀行的治理架構不斷細化清晰，各部門有了更為明確的分工和職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之間各司其職又相互制衡。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也使得銀行的經營管理更加專業化和規范化，銀行的經營效率大幅度的提高。在另一個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方式，充分學習其帶來的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使銀行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制度更加完善，應對危機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與此同時，結合引進的戰略投資者，國有銀行不斷開拓新的業務渠道，加強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服務質量，與飛速發展的經濟和社會需求有效協調統一，不斷滿足了居民日益增長的投資和業務需求。從銀行資金的角度來看，由于股票發行和上市工作的基本完成，銀行從資本交易市場籌得大量的資金，建立起市場化的資本金補充機制。財務狀況有了明顯好轉，也給銀行的經營帶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發展機遇，銀行抗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這些都使得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升。

二、國有商業銀行股改的歷史貢獻與影響

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地實現了改制轉型。具體表現為四點：一是提高了資本充足率。2013年工、農、中、建行的資本充足率都在11.5%以上。二是徹底解決了資產質量的歷史包袱，實現了不良貸款余額和比率雙下降。至2013年末，工、農、中、建行的不良貸款率都控制在1.5%以內。三是效益明顯改善，競爭力明顯增強。2013年末，工、農、中、建行的凈利潤分別為2629.7億、1662.1億、1637.4億和2151.2億元人民幣，較上年平均增長10%以上。上市后，按市值計算工、農、中、建行均進入國際前十大銀行，其中工商銀行已經排名第一位。四是國家注資取得明顯收益。可以說，中國商業銀行的體制變革對整個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刻影響，促成了中國金融體制向現代金融制度轉型。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所進行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探索帶來了中國商業銀行產權制度的變革和內部經營管理體制與內控機制的重大變化，從而引起中國銀行體制乃至整個金融體制的變革，并積極促進整個經濟體制向市場化方向轉型。

國有商業銀行的成功上市還對我國資本市場的歷史性轉折做出了不可忽視的重要貢獻。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銀行績優股板塊已成為中國資本市場最為穩定的基礎板塊，促進了中國國內資本市場由價格投機型向價值投資型轉化，有利于中國資本市場的穩定和成熟。二是上市后國有商業銀行體制轉軌與經營轉型并舉，資本市場成為銀行營運資本、擴展業務、獲取收益的新平臺。在促進自身資產多元化、為自身創造多種經營收入的同時，也將促進和繁榮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

三、現存的困難和問題

在看到中國商業銀行改革與發展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商業銀行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在向現代金融制度邁進和縮小與國外發展比較健全的商業銀行體制之間的差距過程中，還有不少障礙要消除，還有不少瓶頸要疏通。

第一，商業銀行之間發展不均衡，銀行業市場結構呈現比較明顯的壟斷特征，市場競爭還不太充分。在我國目前的商業銀行體系中，盡管有100多家中資銀行，但能躋身于世界[5]1000家大銀行的只有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極少數股份制商業銀行，其他商業銀行無論是資本規模還是資產規模都普遍弱小。顯然，這種非均衡的銀行體系結構不利于我國銀行業整體競爭力的提高。就我國進入世界1000家大銀行的銀行數量而言，不僅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地區和國家無法相比，而且不能與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甚至比我國的香港和臺灣還少。商業銀行之間發展不均衡，使我國銀行業市場上的壟斷一直難以動搖，盡管近年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長使得高度壟斷的格局有所改觀，但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資產方面仍占據國內銀行業市場90%左右的份額，存款和貸款一直在70%以上。這說明，我國銀行業市場結構具有比較明顯的壟斷特征，市場競爭不夠充分。

第二，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不足，商業銀行的綜合實力和競爭能力相對較弱。從1000家大銀行排名看，我國銀行業在稅前利潤、利潤增長率、資本收益率、資產收益率等反映經營效益的指標排名中都屬于相對較低水平。在國內需求不足仍未明顯緩解、金融開放步伐加快、商業銀行的國內外同業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和經營績效正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業亟需更深刻的變革。

第三，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發展目前仍處于傳統金融業務階段，未能完全實現向現代金融業務的轉變。在世界銀行業綜合化經營趨勢不斷強化的助推下，目前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已經實現了從傳統金融業務向融存款、貸款、投資、證券、保險業務一體化發展的現代金融業務的轉移。與之相比，基于歷史原因和體制約束，我國銀行業從傳統金融業務向現代金融業務的轉變可能還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這有可能進一步拉大我國銀行業與世界銀行業的發展距離，不利于我國銀行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當然，在商業銀行發展前沿——網上銀行發展方面，我國銀行業與世界銀行業的差距不太大。招商銀行的網上銀行不僅在國內保持技術領先地位，某些方面即使在國際銀行業也處于領先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國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不能實現戰略擴展，那么我國的網上銀行發展可能只會在低層次水平上徘徊。

總體而言，與發達國家的銀行業比較，我國銀行業整體上呈現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大而不強”，股份制商業銀行“不強不大”的發展格局，并存在著許多抑制我國銀行業綜合競爭能力提高的問題。面對世界銀行業的巨大變革并基于我國即將加入WTO這一客觀現實，迅速縮小與世界銀行業發展的差距，加快中國銀行業全面融入國際金融社會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改革與發展的重心。

三、中國商業銀行的發展趨勢展望

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和金融自由化國際浪潮的推動下，銀行業正朝著以金融品牌為主導、以全面服務為內涵、以互聯網絡為依托、以物理網絡為基礎的綜合化、全球化、電子化、集團化、虛擬化的全能服務機構的方向發展。同時也面臨著現代信息技術、客戶需求多樣化、金融風險控制、管理效率、人力資源等多方面的挑戰。中國正在向世界敞開開放的大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后關口已經在望，中國的商業銀行必須放眼全球，認清未來發展趨勢，為進一步深化改革、謀求更大發展而整理思路：

（一）重組商業銀行體系，實現均衡發展

重組我國商業銀行體系，實現我國銀行業的均衡發展，是矯正我國商業銀行體系的非均衡結構態勢，造就更多國際化大銀行，提高我國銀行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途徑。在制度轉軌的宏觀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體系重組的基點應定位于金融改革、金融發展和金融開放“三位一體”基礎上的金融制度變遷，其根本目標是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金融資源配置結構和配置機制，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保持金融穩定和良性發展。從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現實及未來趨勢看，商業銀行體系的重組必須實行“改革主體，發展兩翼”戰略。“改革主體”是指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解決發展的體制約束和產權主體缺位問題。同時，要在系統內進行機構撤并重組，實現減員增效。“發展兩翼”是指大力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戰略選擇和既定目標下的努力程度，而且從根本上有賴于政府的政策支持。目前，股份制商業銀行發展的現實途徑是通過上市和資本運作，實現低成本規模迅速擴張。

（二）推動并購重組，提高國際競爭力

目前我國銀行業呈現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大而不強”，股份制商業銀行“不強不大”的發展格局，不利于從整體上提高我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國際銀行業并購浪潮啟示我們：提高商業銀行國際競爭力的現實而有效的途徑是在商業銀行體系內引入購并重組機制。根據國際經驗，銀行并購的指的是市場化的“效率性”購并，而不是命令式的“行政性”購并。我國銀行業實施“效率性”銀行購并重組應在政策上把握住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近期應側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之間的購并重組，以國內市場為主，購并對象主要是其所要涉足地區的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或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應在國際市場上尋找購并對象，進行購并活動。其二，銀行業的購并重組不能就銀行購并自身而進行購并，要根據世界銀行業綜合化全能經營這一發展趨勢，積極探索銀行的集團化發展道路。其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正確定位政府在銀行購并重組中的功能角色。其四，健全法律法規，確保銀行購并重組在法制基礎有序進行。

（三）實施多元化經營，積極應對國外競爭

正確把握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政策內涵和國際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的發展大勢，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的要求，逐步放松以至解除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分業經營限制。

出于分散銀行經營風險、規范銀行銀行運作的初衷，我國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面對世界銀行業的綜合化發展的潮流，以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的平等競爭的要求，這一制度已經顯露出其不適應性。盡管政策界已承認我國實行的“分業經營，分業管理”制度是一種過渡性的體制原則，但至盡尚難看到廢除這一原則的“時間表”。我們必須以發展的觀點來實施“分業經營，分業管理”制度，不能為分業而分業，現在實行的分業，必須為向將來的全能經營創造條件。在最終解除分業限制之間的過渡期間，可以試行混業經營、分業管理的方式，成立以大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集團控股公司。各金融控股集團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銀行、證券、保險和資產管理領域開展分業經營，并對其下屬金融性子公司實施統一管理。

（四）建立健全融資渠道，增強風險抵御能力

建立健全商業銀行資本供給機制，多渠道籌集商業銀行資本金，在實現資本結構合理化基礎上確保商業銀行的資本有穩定廣泛的供給，不斷增強商業銀行的風險抵御能力。商業銀行資本供給機制包括外部供給機制和內部供給機制。內部供給機制的核心是關于留存收益的諸多安排。外部供給機制的核心內容是關于普通股和優先證券發行的諸多安排。考慮到我國目前的經濟環境、政策條件以及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內部供給機制的作用是有限的。現實有效的途徑是發揮外部供給機制的作用，目前較為可性的方式途徑可考慮：一是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革，進一步完善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擴股增資機制，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商業銀行上市；二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發行優先股；三是擴大商業銀行發行金融債券的規模。

（五）加快電子化建設，加速網上銀行發展

隨著網絡經濟的到來和互聯網的普及，傳統銀行賴以生存的基礎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面對網絡經濟引發的銀行業的激烈競爭和動蕩，網絡經濟時代的銀行家應該具有更加敏銳的目光和超前的思維，必須徹底改變管理理念、經營方式和組織結構以及戰略導向，以適應電子商務的需求、推動網絡經濟的發展。在業務體系上，銀行業必須積極創新，完善服務方式，豐富服務品種，提供“金融超市”式的服務。面對資本性和技術性“脫媒”的壓力，銀行業必須重新構造業務體系，要以網絡為業務發展平臺，以銀行業務為核心，構筑輻射保險、證券、基金等金融服務領域的“金融超市”，為“E-客戶”提供“一站式”的全方位服務。在經營方式上，銀行業應該把傳統營銷渠道和網絡營銷渠道緊密結合起來，走 “多渠道并存”的道路。一方面，金融產品日趨多樣化和個性化，銀行銷售人員與客戶之間面對面式的互動交流必不可少，而擅長于高效率、大批量地處理標準化業務的網絡銀行也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發展“多渠道”營銷方式，不僅可以利用網絡化新服務手段維護原有客戶資源，還有助于提高網絡銀行的發展起點。在經營理念上，銀行業必須實現由“產品中心主義”向“客戶中心主義”的轉變。傳統商業銀行經營理念的核心是“以量勝出”和“產品驅動”，而在網絡經濟條件下，隨著客戶對銀行產品和服務的個性化需求和期望越來越高，迫使商業銀行必須從客戶需求出發，充分體現“以質勝出”和“客戶驅動”，為客戶提供“量身度造”的個性化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在戰略導向上，銀行業必須整合與其他金融機構的關系，爭取成為網絡經濟的金融門戶。網絡經濟對金融服務業提出了整合和協同的要求，各類金融機構將以建立金融門戶的形式共享資源、提升效率。網上金融門戶是多家金融機構網上服務的結合，與各類金融機構交易系統之間存在直接連接。其建立和經營是各類金融服務機構間關系從沖突到協同的過程，對于中國金融業向綜合化、全能化轉型具有特別的意義。

（六）正視入世機遇與挑戰，加強與外資銀行的競合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商業銀行業的進一步開放，外資銀行的大舉進入乃大勢所趨，國內商業銀行將迎來全面競爭時代。在大力改革經營體制的同時，國內銀行必須在技術、人才、服務、產品創新、市場拓展等方面迎頭趕上，逐步縮小與國際銀行業的差距，在競爭中壯大規模、擴展勢力。在戰略上重視外資銀行，并積極了解、學習其先進經驗，加強彼此間的合作，也是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我國銀行業與外資銀行之間既有競爭，還有相當多的相互補充、相互合作的機會，我們既可以與其展開股權形式的合作，設立中外合資銀行，也可以開展業務上的合作，諸如參與銀團貸款、項目貸款、債券投資等。

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發展和中國入世，為中國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新的壓力和挑戰。

第一，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風險正在顯露，銀行資產質量面臨新的考驗。周期性波動是經濟運行不可避免的規律性表現。作為新興的市場經濟體，我國已經經歷了3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經濟在高速穩定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如發展不均衡以及環境污染和過高能耗等不可承受之矛盾，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風險逐步積累起來。近來，國際外部環境的惡化加劇了中國經濟波動的風險。特別是爆發于2007年第三季度的美國次貸危機，把全世界帶到了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懸崖邊，至今仍處在緩慢復蘇階段，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升級轉型的支撐有限。目前，宏觀經濟政策已經做出重大調整，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轉向擴張，擴大內需再度成為經濟工作的主導方針。今后幾年，由于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面臨較多困難，國內商業銀行將經歷重大的經濟波動風險的考驗并將面臨資產質量惡化的可能。

第二，中國商業銀行將經歷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的雙重夾擊，利差將收窄。目前除本幣存貸款利率維持管制利率外，利率市場化在我國已經在較大范圍內實現。利率市場化的基本走勢就是銀行存貸利差收窄，我國將由目前3%左右的凈利差向發達經濟體2%以內的凈利差靠攏，這將對那些以傳統存貸款為主體的商業銀行形成嚴重的生存威脅。利率風險將成為我國商業銀行今后面對的最主要的經營風險。與此同時，我國的資本市場將得到進一步的政策鼓勵和支持，將會有更快的發展。證券業和保險業發展滯后于銀行業的局面將得到改善。可以預計，下一步資本市場的恢復性發展將進一步增加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占比，金融脫媒現象將更加劇烈和明顯。金融脫媒將從兩個方面削弱銀行的生存能力：一是日益活躍的直接融資將加速分流銀行的存款，迫使銀行提高存款利率，使銀行在存款減少的同時增大成本支出；二是直接融資將加速分流銀行的貸款客戶，有競爭力的優質客戶更傾向于直接入市籌融資，從而減少甚至放棄貸款，迫使銀行降低貸款利息來吸引客戶，使銀行在貸款減少的同時利息收入總量和水平下降。

第三，全面開放為中資銀行帶來極大挑戰。我國入世過渡期已經結束，國內金融市場開放呈全面和加速之勢，外資金融機構密集搶灘，而且更加注重通過資本融合成為國內銀行的戰略投資者，快捷地獲取金融服務網絡和客戶資源。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正在快速演變為不同中外資金融機構聯盟體之間的競爭，對中資銀行形成了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在次貸問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間接負面影響不可小覷。除了我國經濟下滑有可能帶來的銀行資產質量和銀行盈利能力下降的風險外，國內銀行眾多國際戰略投資者已經深陷次貸危機的泥潭，由此帶來的突發性風險也是需要我們預先有所考慮和應對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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