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白銀資本讀書筆記

《白銀資本》一書為貢德?弗蘭克的代表作，集中對歐洲學者所持的“歐洲中心論”提出了質疑。

在一開始的導論中，作者就對“歐洲中心論者”提出了措辭嚴厲的批評。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因為自身實力的強大而產生的自大情緒只不過是個人情感在學術上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不能認為是學術上的謬誤。當然，廣泛的自滿情緒會對學術界產生不好的影響，甚至影響學術的公正性。

作者在一開始就強調歐洲對亞洲的依賴：“由此得出的一個推論是，歐洲不是靠自身的經濟力量而興起的，當然也不能歸因于歐洲的理性、制度、創業精神、技術、地理--簡言之，種族--的“特殊性”（例外論）。”“歐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整個非洲一歐亞。另外，正如本書將要證明的，在19世紀發明和傳播“歐洲中心觀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歐洲依然依賴于亞洲。”然而我們需要明確的是，內因是事物前進和發展的決定因素。歐洲必然受到了亞洲的影響，客觀上，正是歐洲的殖民擴張大大地推動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因為通過歐洲人的堅船利炮，擁有龐大人口的古老中國才重新睜開她朦朧的眼睛看向世界。而只有包含了中國的經濟體系，才能真正稱得上是世界的。盡管從中國的角度上來將可能是非自愿的。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中國與歐洲，盡管也有貿易往來，但卻是極其受清政府限制的，那是的中國不能說是包含在世界經濟體系之中。

作者一直強調整體研究的重要性。然而由遠而近的歷史事件中，近期發生的事件無疑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件有著更大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因素并不是“基本因素”。從朝鮮和韓國來看，二者的基本條件在60年前是沒有什么兩樣的（因為當時本來就是一個整體）。而要了解當代的朝鮮，勢必要更多的分析其60年來的特殊性而不是與韓國的整體性。因為“基本因素”似乎解釋不了為什么朝鮮北方走向了社會主義道路而朝鮮南方卻走向了資本主義道路，也解釋不了為什么如今的朝鮮和韓國在經濟、政治上所體現的巨大差異性。

盡管作者一再宣稱“不僅亞洲各個部分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地位遠比整個歐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歷史資料無可辯駁地顯示的，至少在1750年以前，亞洲在這些方面的發展速度比歐洲更快，總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著領先于歐洲的經濟優勢”，然而我們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整個亞洲在18、19世界的歐洲殖民侵略中幾無還手之力的迅速失敗，先后走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無論是奧斯曼帝國還是清帝國，盡管，當時的兩大帝國或許在經濟總量上依然占據著對歐洲的優勢。但是如果固守這種優勢，以中國為例，清帝國的失敗就成為不可理喻的事情。因此，我們在看待經濟時，不能只關注其“發展速度”與“總量”，還應該關注其經濟生產的方式即制度結構。正如一臺發動機，盡管它在一開始保持著飛快的轉速，但一旦有一顆石子進入它的內部，它就將不可避免的走向停滯。

在考慮世界一體化的推動力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國家首腦在這其中所持的態度和所起的作用。僅從這一點上來看，相比于歐洲，中國即使在1750年之前依然占據著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輻射源的地位，卻失去了在推動世界一體化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機會。

在113頁，從作者描述的畫面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歐洲在整個世界的貿易中起著主動的作用，因為顯然，非洲和美洲控制在歐洲人的手里，而不是“經濟實力”強大的中國。

P119 貿易的赤字與否與此國在國際間貿易中的地位似乎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還要考慮到貿易品的類型。我們有必要對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做個界定。正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樣，我們不能僅憑兩個人之間說過一句話，就把他們定義為朋友的關系。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國家之間存在著貿易關系就把其歸為經濟一體化的世界體系之中。因為此時的貿易同后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的貿易并沒有直接推動貿易雙方制度、文化上的巨大變革，這是與1800年之后的貿易活動最大的區別。在工業革命后的世界貿易中，歐洲（準確的說是英國）不僅向外輸出了以機器設備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輸出了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而這是的今后的世界真正的從觀念上成為一個整體。而在制度輸出上，領導者自然只能是歐洲，而不可能是已經遲暮的亞洲強國。

在第162頁作者提到“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領先的地位”。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國的出口品，自漢朝以來，就一直是絲綢、瓷器、茶葉等，而四大發明等科學技術上的傳播，在此之前就已經完成了，甚至歐洲在此時已經超越了中國。

P167 作者提到“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以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于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然而這樣的一個令人羨慕的貿易地位，并沒有使中國在之后的任何一次與西方的對抗中占得上風，此時通過正當貿易獲取的白銀又通過屈辱的方式回到歐洲人的手中。這在一次證明了，我們考慮世界貿易時，不能僅僅從貿易量和順差地位上來考慮，而更應該考慮誰在貿易中具有主動性。這種主動性充分體現在政府在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上。而貿易品的性質也值得我們注意，單純的生活消費品，如瓷器、絲綢不會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貿易對方，是的中國的文化影響進一步的加深。以如今中美之間的貿易為例作比，盡管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美貿易是順差，美元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在貿易中起主動性的依舊是美國，因為是我們改革開放求人家來中國投資的。直到現在，大多數地方領導依舊熱衷于吸引外資，并且其吸引資金的數額成為衡量其政績的重要指標。在貿易品構成上，我們也不能忽略，相比于中國的襯衫、褲子，美國的電影和科技產品顯然更能在思想上影響我們。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中國有很多人鼓吹美國式的民主，而在美國，卻鮮有人公開支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

P169 作者總結到，“整個世界經濟秩序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從量上看，我們自然可以稱中國為中心。然而就像筆者之前提到過的，量大不一定起的作用就大。這是量與質之間的區別。每一次社會革命，起主動作用的必然是量上處于劣勢的新興階級。而我們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同樣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社會主義是優越的，而不能因為中國的GDP少于美國，我們就否認社會主義。因此，作者如果想通過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來論證中國在世界一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其說服力是有待質疑的。

作者認為“事實上，近來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世界經濟只是到現在才開始‘全球化’。”然而在筆者看來，作者無疑把“全球化”的時間提的太前了。或者說，作者把表面化的世界貿易認為是“全球化”。然而如果把這認為是全球化，那為什么在全球化了幾百年之后，處于全球化核心地位的中國皇帝在聽到英國時，還會問：“英國有多大，英國在哪里？”這樣一點沒有全球化意識的問題呢？為什么在全球化了數百年之后，作為中國知識最豐富的士大夫階層，才開始正眼看世界呢？如果全球化的進程已經開始了幾百年，而處于全球化核心地位的國家政府和百姓對此一無所知，這是否有點說不過去呢？

在第192、193頁，作者舉例說明了世界各地黃金白銀比價的巨大差異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有著巨額利潤的套利行為。雖然這一行為無疑對推進貨幣在世界的流轉有著積極的作用，然而從側面講，這樣的一個狀態，也充分反映了當時的世界市場尚沒有產生緊密的聯系，因為顯而易見，在一個成熟的世界市場是不可能出現如此巨大的匯差。

通過作者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到，歐洲人從美洲獲取大量的白銀，然后通過貿易的形式流向中國。筆者一再強調，考慮一個地區在推進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地位要看其是否具有主動性。正如我們評價一個階級在社會革命中的地位時，要看其革命綱領和理想。農民階級在中國新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發揮了巨大的、無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們依舊不能稱之為革命的領導階級。因為農民階級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不具有革命主動性。歐洲盡管在對亞洲的貿易中處于逆差的地位，然而從推動白銀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中的作用來看，是歐洲而不是亞洲充當著主要的推動力。亞洲對于白銀的吸引，更大程度上是由其貿易優勢的延續性產生的客觀上的吸力而不是亞洲主動地通過貿易的擴大來吸收白銀。作為在中國起絕對統治地位的朝廷，對海外貿易產生的利潤并沒有太過于關心，否則也不會一而再的頒布禁海令。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擁有統一而廣闊的區域，國內貿易即可以滿足巨大的需求和供給，因此無需依賴海外貿易。這與偏安東南一隅的南宋王朝有著巨大的差別。在南宋，路上的貿易通道均被異族阻隔，不得已依靠海外貿易，因此促進了泉州等港口的繁榮。總而言之，歐洲不僅在發現新大陸上具有主動性，在推動貨幣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上也具有主動性。這種主動性的延續無疑使歐洲在真正的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處在了領導地位。

在第四章，“全球經濟：比較與聯系”的前半部分，作者又一次的通過貿易規模、人均收入、消費等方面來證明“歐洲中心論”的謬誤。由于科學技術在改革開放后被冠以非常崇高的地位，因此作者從第257頁開始論述的“質量：科學與技術”引起了筆者的特別關注。

作者從一開始就對“歐洲中心論者”所持的慣常觀點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提出了四個問題：“(1)總體上看，當時究竟是歐洲的科技還是亞洲的科技更先進，這種情況延續到什么時候？

（2）在從中國引進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等之后，是否只有歐洲的技術在發展，而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的技術就不再發展了？（3）多少年后技術是否沿著從歐洲到亞洲的方向擴散？

（4）技術的發展僅僅是歐洲或中國或其他地方的一種當地的和地區性的進程，還是世界經濟的力量影響當地而造成的一種全球進程？”作者用一系列學者的研究成果，論證了當時的歐洲在科技上并沒有處于支配地位，以及亞洲的科技先進性和對歐洲的影響。然而在筆者看來，作者的論述又未免落入了表面化的窠臼，作者所舉的一些亞洲科技先進的例子，無論是四大發明，還是鋼鐵冶煉技術、造船技術、紡織技術、火炮等，都屬于技術的范疇而并非科學理論的范疇。即，在這一時期，盡管亞洲的工業技術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依然進行了創新甚至保持了領先地位，然而卻并沒有產生與之相適應的化學、物理學等科學基礎。與之相反，或許歐洲的技術水平在這一時期并未領先亞洲，然而卻通過實驗科學的發展一步一步的整理出成體系的科學理論。而這些科學理論，才是推動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推動力，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這一點，卻被作者有意無意的忽視了，詳談表面的種種技術而不談其背后的科學基礎，不得不說是非常片面和膚淺的。

現在把目光轉向第六章：西方為什么能夠（暫時地）勝出。學習一個人的優點遠比只是批評一個人的缺點更有價值。國家之間也是如此。作者在一開始就給出了兩個答案：即，亞洲人變得衰弱了，歐洲人變得強大了。其實在第一章的導論中，作者就曾經提到：“我的觀點是，導致亞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謂近代早期亞洲的孱弱和歐洲的強大，而是亞洲本身強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樣，正是歐洲原先在世界經濟中的邊緣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作者以上的回答，更像是回答一個哲學問題，暗合中國古語“物極必反”。同歐洲中心論者相反，作者試圖通過描述“亞洲的衰落”來進行一種對比，試圖說明歐洲的崛起遠遠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引以為傲。筆者認為，把歐洲的強盛說成是亞洲衰落的結果似乎有失偏頗，畢竟，內因是一個事物前進和發展的決定力量。而如果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的話，歐洲的崛起和亞洲的衰落反映的是矛盾主要方面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其性質決定的。這一強一弱的變化，反映的是代表世界經濟的體制已經從亞洲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變為歐洲資本主義的現代國家。作者在400頁提到，“亞洲更高的人口增長阻礙了由于和基于對節約人力和產生動力的機械的供求而發生的技術進步，歐洲較低的人口增長產生了這一刺激。”作者的這一結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口的過量增長無疑是阻礙經濟進步的一大阻力。然而從另一方面講，巨大的人力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轉變為促進科技進步的優勢。其區別在于所在地區所采取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把未產生科技革命的原因簡單的歸于人口的增長未免不太具有說服力。在筆者看來，這一問題涉及的要素過多，且是從歷史上一層層的繼承發展而來，著實不好解釋。

作者在第七章里總結了自己的結論。筆者也在行文末尾做自己的總結：

1.1800年之前的世界貿易是淺層次的，不能被冠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稱謂。在當時的貿易體系中，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處于中心地位。

2.在1400-1800年的世界貿易中，盡管中國占有中心的地位。然而占據貿易主動性的一直是歐洲。

3.在1400-1800年，歐洲處于興起期，亞洲處于衰落期。這種對比不僅僅是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質上的。

4.在1800年之后，準確的說是工業革命之后，世界經濟全球化才真正的展開。在這一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歐洲。

第二篇：白銀資本讀后感

《白銀資本》讀后感

作者弗蘭克是西方著名學者，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國柏林。1957年畢業于芝加哥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78年獲巴黎第八大學政治經濟學國家博士學位。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中用大量歷史資料和大量篇幅說明了一個只要讀過 中學歷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識—中國在1400年到1800 年間的對外貿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銀作為貿易順差流人中國。不過,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 而是以此為依據推出了一個獨創性的新穎見解, 即在l400 一1800 年間, 中國是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 而在此之前誰也沒有想到據此來證明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國的邊緣地帶這么一個結論。弗蘭克的這一獨創推論既沒有實證基礎也沒有邏輯依據。因為, 從歷史視角看, 秦漢帝國毫無疑問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 但秦漢時期恰恰卻是大量白銀外流的時期，從現實視角看, 當今美國是世界上頭號外貿逆差國, 而美國卻是不容爭議的世界經濟中心。

《白銀資本》從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學術界一度奉為圣經的“ 歐洲中心論” , 提出與之完全相左的“ 中國中心論” : 即在1800年以前, 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是在中國而非歐洲，弗蘭克這個新奇觀點如同一顆炸彈, 掀起了世界經濟史學界、歷史學界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

讀完《白銀資本》這本書，對于我的觸動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認識到中國甚至是亞洲在全球所產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歐洲并不是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從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亞洲甚至是世界。

弗蘭克一直致力于世界體系史、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的研究，特別關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發達狀況，畢業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實地研究的同時還作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卷入拉美的政治斗爭當中。在這一階段他研究拉美欠發達原因，成為“依附理論”的代表人物，思想傾向還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理想型”的分析，側重考查現代世界如何圍繞資本主義把各地區編織進一個世界體系之中的，是世界體系理論的一部分。

但后期隨著他的政治立場轉移，學術分歧加大，弗蘭克的思想與前期發生了巨大的斷裂，他開始懷疑自己一向認同并作出貢獻的現代世界理論體系理論。他在本書的前言中就表達了他的疑惑。

弗蘭克借用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長波周期理論來分析歐洲和中國數千年來的經濟成長, 認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 中國一直處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階段(即繁榮階段)，17 世紀初期中國進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 階段(即衰落階段), 這個階段持續了二三十年后再次進人康氏周期的A 階段, 1762一1790 年中國進人危機和衰退時期, 這正好對應著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個B 階段, 而歐洲卻進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階段, 這就是1800 年之后中國衰退而歐洲興起的原因。細細品究弗蘭克的分析,不難發現, 他犯了兩個錯誤: 一是把存在爭議的理論當成解釋性證據。對于康德拉季耶夫長波周期這種現象到底是否存在, 經濟學界存在很大的爭議, 晚近的主流看法是, 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長達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 依據被證偽的理論所推斷出來的結論, 恐怕不會是一個真命題。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確實存在, 那也還存在一個適用性問題。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關法國、英國、德國等一些國家長期的時間序列資料, 根據這些國家批發價格水平、利率、工資和對外貿易、煤炭、生鐵等產量和消費量的變動情況才得出的長周期理論。也就是說,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是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運行實際中抽象出來的, 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 這一理論并不適用,這一點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認。而弗蘭克氏卻用它來套沉浸在自然經濟汪洋大海中的中國古代經濟, 無異于張冠李戴, 這是《白銀資本》的一大硬傷。

盡管《白銀資本》名噪一時, 不過, 從學者們的贊揚性書評看出, 《白銀資本》被引起廣泛關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學術價值, 而是因為它扮演了反對“ 歐洲中心論” 的旗手, 在這一種充滿火藥味的氛圍中, 為打倒對方提高自己, 忽略《白銀資本》的硬傷而僅從史觀的角度寫點帶有夸張性的書評就在所難免了弗蘭克本人坦率地承認, 他“ 既不是歷史學家, 也不是漢學家, 更不是中國史研究者” , 他畢業于芝加哥大學, 學的是經濟學, 研究領域廣泛, 涉及經

濟學理論、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世界體系史。非專業經濟史學者寫出的經濟史著作中出現硬傷也是在所難免的。

我看了一些關于評價白銀資本的看法，許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對，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史學家的學術心態。當非專業經濟史學家寫出了名噪學壇的經濟史著作時, 經濟史學家的前后反應往往是矛盾的: 第一反應就是充當評委, 從自己視閡所能及的范圍內作是非評判, 挑一挑論著中的史料錯誤, 然后把它當作罪證進行批判, 最后以專家的身份說: 不懂就不要寫歷史!第二反應是照搬套用, 經濟史學家在做完史實挑剔之后, 發現非專業經濟史學家所構建的理論體系確實勝過自己, 于是又被它所折服, 折服之后, 不分青紅皂白, 拿來套用。由此看來, 經濟史學家在經濟史學的最高舞臺上首先是評判者然后是粉絲,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 只有一線的演員才能演出一臺真正的好戲, 經濟史學家不以主動積極的學術心態去謀取經濟史學舞臺上一流演員席位, 又怎能演出一臺高水平的經濟史好戲!

盡管還存在一些問題,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總的來說還是寫得比較成功的, 它能夠在許多方面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長時段的研究方法, 他用這種長時段的分析來架構他的整體主義研究,并據此預言了亞洲將再次興起。我認為, 不論弗蘭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論與長時段論是否科學和準確, 單是這種長時段的研究視角也能給我們提供很多啟發。從這種視角出發我們不難發現, 世界歷史中最繁榮和發達的文明重心實際上也一直是在不斷轉移的。因此, 未來發生西方再次衰落和東方 或其他地區 再次崛起的情況也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否定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進行的研究,對各種生產方式的意義及它們之間的所謂過渡.提出了質疑, 這是《白銀資本》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論點。弗蘭克指明,正如我們指出的, 不僅根本不存在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直線進步., 而且在任何一個社會里, 更不用說整個世界社會, 過去和現在都混合著各種生產關系。許多不同的生產關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產品。但是, 從來不是哪一種生產關系, 更不是哪一種-生產方式.決定了某種生產者的成功與失敗。相反, 世界市場的競爭壓力和變動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 決定著生產關系的選擇和調適。我認為弗蘭克這一論斷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近代西歐再版農奴制的出現, 以及奴隸制種植園在美國早期的長期存在等歷史現象, 我認為都能夠在弗蘭克的這一視角下得到解釋。

總之, 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不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頗富啟示性, 它提出的許多觀點也是發人深思的。

第三篇：《白銀資本》讀后感

弗蘭克：《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白銀資本》一部極具挑戰性的重要著作。它對1500年以來世界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系作了一個氣勢恢宏的論述。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西方著名學者，為依附理論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中國置于亞洲的中心，把亞洲置于全球經濟的中心，認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與學術界多數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國在工業革命前的經濟史中占據著極其突出和積極的地位。評：《白銀資本》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內核，也有基本的缺陷。這是一部優點與缺點同時存在且對比鮮明的著作。①我認為《白銀資本》在理論方面合理的內核是對“歐洲中心史觀”的批判，并試圖在世界體系或全球歷史的框架里重構世界歷史。②在理論方面的缺陷是強調一個方面而對另一個方面缺少關注，從而有損理論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國學者廣泛的批評。例如，對歷史的聯系性（“全球性”、“整體性”、“共通性”、“經濟性”）的強調而遮蓋了歷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異性”、“制度性”、“文化性”）。不過，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家，他的思維方法還是具有辨證性的。例如他認為多樣性里存在著統一性。③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內核是采用“全球學”（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體，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著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的協同研究方法。尤其是歷史學與經濟學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歷史哲學的層次上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予以思考。弗蘭克強調，研究歷史應該是總體史，應研究整個世界史④《白銀資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資料為主，而且中文資料的利用尤其欠缺。

第四篇：白銀資本讀后感

本書作者A.G.弗蘭克，出版于1998年，白銀資本讀后感。英文名稱《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大意是重新認識亞洲時代的全球貿易的意思。內容，按章節來說大致如下：

第一章）回顧前人理論。

這本書的很多篇幅用來描述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各地之間的國際貿易體系，剩下的篇幅則用來對這樣一個體系的某些方面做具體分析。這個問題顯然不會被之前的歷史學研究者們給漏掉，于是第一章便用來回顧和分析早致斯密的大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們關于這個問題、或其中某個片段的理論。

按作者所說，之前的各種理論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

以結果反推原因，作者在列舉時注意比較了斯密等早期研究者的說法和之后的說法之間的差別；

“八卦”，比如各種依賴于人種優越性學說；

宗教因素決定一切，比如猶太教、新教倫理，神道教獨特性，甚至還有儒教，本質上說也是事后諸葛亮的說法；

以滿足意識形態需求為目的，“挑戰與回應”似乎就是一例——而如作者所說，許多反駁歐洲中心論的觀點也側重于意識形態分析；

缺少跨地區分析，也就是說歐洲歷史學家研究歐洲歷史，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叫做世界歷史，；

...簡單的說就是在研究世界歷史時缺少“世界視野”。當然，這種“缺少”可能還有不少研究者以外的因素，在史料或前人的研究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只有好的研究態度仍然可能造出一棟空中樓閣。這一點可以從作者對自己之前研究成果的分析里看出點東西來。

此章還略為介紹了下之后章節的內容等。

第二章）全球貿易流程。

簡單的說，就是按地區分章節介紹了1400-1800之間，世界各地的人們在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做生意。這里的有些內容是老生常談，有些則很有意思：

陸地與海洋貿易的一體性，也就是說海港城市有陸地城市作為其生產基地和地區市場，類似十九世紀時紐約之于美國東海岸的情況；

造船業本身是東方貿易的重要產業；

世界性的生產分工出現的很早，作者舉的例子之一是美洲白銀生產需要從中國進口部分水銀；

歷史上的“鎖國”相當于現在的高關稅等地方保護主義政策，事實上沒有實現中斷貿易的作用；

少數大國在選擇海洋利益還是陸地利益方面政策有反復，如明朝中國，即當時的海禁與停止官方航海活動不是簡單的自閉；

“朝貢”所指的活動，是各方默認的商業活動，當然官面上的說法有一些強調上下關系的政治味道，如作者所說這種做法自負但有部分的事實基礎；

“生態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大規模蔓延的瘟疫的受害方，往往是相對封閉的一方；

古代的“城市化”，可能反映了當地社會手工業的發展狀況，隨之而來的至少包括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作為商品在地區內的流動；

等等。

作為總結，作者似乎把這個時期的貿易活動描述成同心圓結構。中國地區是一些廣受歡迎的商品的生產中心，中國朝貢體系中的國家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南亞中亞等各有地區市場同時也做轉口貿易，非洲的貿易相對簡單和孤立些，歐洲則用美洲得來的貴金屬參與上述的貿易圈。

這里，作者側重的是各地區之間的相互貿易，或者作為這些過程附屬的對外口岸和內陸生產基地之間的貿易，各地區的內部貿易似乎很少提到，可能是因為和主題無關。此外，作者之所以把各地的貿易聯系在一起，似乎是因為兩點：各地的同類產品之間有競爭；各地進口出口的貨物包括制成品，也有原材料。

第三章）白銀推動貿易。

這里介紹了1400-1800年之間，貴金屬產量，用途，及后果。

眾所周知，一般等價物促進商品交換。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1400年后的一百多年，是世界范圍貿易快速貨幣化的時期。這和歐洲殖民者首次將美洲納入世界貿易體系有關。之前的時代里，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如作者在最后所總結的，達到了某種平衡，歐洲對美洲的控制則是在這個平衡/飽和之后的一個持續的改變因素。其后果，包括各地通過貿易獲得資本用于更大規模的商業生產，物價變化，人口增加，信貸發展等。簡單的說，就是世界各地都開始“用錢做生意”。

第四章）經濟體系的比較。

之前的章節不斷重復的主題之一是東洲主導世界。從這一章開始，作者把論述內容從“怎么樣”變成“為什么”，第一步便是比較東西方的各方面的情況以試圖找出差別或反駁之前理論所推崇的、事實上按作者觀點并不存在差別。

首先作者總結了一下1400年-1800年這個發展過程的結果，即十八世紀末世界各地的基本經濟狀況。結論是到此時為止，從各種史料看，東西方之間沒有巨大差距。當然，這里說的是某個時間段的狀態，而不是發展趨勢。后者作者作為本書的結論寫到了第六章。

經過上面的史料比較，作者引出了這樣一個話題：東西方如果發展的結果無差別，那么是否說明其各種社會特征也無差別？這里作者比較了東西方的主要技術成果。

最后一節比較的是東西方金融制度。

當然，說是“比較”，作者實際上偏重于介紹東方各地區的情況。同時，這一節的目的是為了反駁“不存在”，所以作者有時只是簡單的列舉些說明“存在”的前人研究成果、數據、引文等。

第五章）應當橫向整合。

感覺這一章是過渡性的。開篇引用了約瑟夫*弗來徹的觀點“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平行現象，可能意味著其背后有共同的規律在起作用”。這里所說的平行現象似乎就是所謂的“十七世紀危機”。

具體的說，在十七世紀，我國發生了明、清交替，英國發生了革命，葡萄牙獨立，一些歐洲和亞洲國家開始走下坡路，讀后感《白銀資本讀后感》。但是也有很多例外。作者的結論是，不存在普遍的、長時間的十七世紀危機，但是當時確實發生了一些事情導致世界各地的不同國家同時出現了類似的問題。

作者所說的“一些事情”是白銀供應的變化。作者引用了斯密的說法為左證之一：“礦山不斷發現導致的貴金屬供應量增長停止，白銀等在1936年前后開始更加值錢”。同時作者也提到，貴金屬貨幣供應問題只是導致各國不同狀況的因素之一，其它如氣候、政府財政狀況、社會各界的對策等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六章）西方如何勝出。

首先，作為對之前章節的總結，作者說到，“東方衰落，然后西方興起”。這之間誰先誰后會引出二種說法：西方打壓了東方VS東方給西方讓出了位置。作者應該是贊同后者的，但是他也說到二者同屬于一個密切相關的世界經濟體系里，二不是互相孤立的。

然后，作為對全書的總結，作者提出了一個基于人口VS土地關系的解釋。這可以說是全書核心吧，下面仔細說一下：

機器化大工業是很晚的事情，大約在十九世紀開始才大行其道吧。也就是說，之前的時代，社會生產力表現為各種形式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簡單的說，就是能養活的人越多，國力便越強。——當然，古代不存在什么把汽車流水線改個摸組就能沖壓出廉價步槍的情況，所以社會生產力從一種產品轉到另一種產品上比今天困難得多。于是生產力強卻打不起仗的情況也隨時都是。

人力即國力，這個說法很粗糙。因為即使在古代，勞動也是很有技術含量的事情，這個大約可以從我國的傳統農業上看出點端倪：首先是種子幾百年一變，然后是產量、耕作制度、水利工程設計建造技術，晚到近代早期還有商業作物混作制度和產品初級機械加工技術（哦...簡單的說就是黃道婆等的技術革新）。此外，讓所有的人力能夠充分發揮，各種社會組織制度也有不小的作用。

但是撇開這些零碎不談，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人力。這可以從相反的角度來看：碰上天災人禍，人口銳減，社會生產力必定大打折扣。書中提到的例子是明清交替時中國地區外貿的國際地位的變化。

如果“人力重要”的說法成立，那么顯然可由此搞出個評價社會生產力狀況的指標。書中提出的是人口/土地比例。個人覺得這里的土地應該是在說可養活人口的土地，比如牧場、耕地、沙漠中的綠洲等等。同時這個說法似乎也有些可商榷之處，比如土地產出不同地區、時代是不同的——當然，按書中所說這也可以解釋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內部對人口壓力所表現出的適應過程，即人口/土地比例還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書中還提到了人口結構的問題，即在中國地區適齡勞動力的比例可能還要更小些。也就是說各種修正因素本身也相互抵消，合作用如何在下看不清楚。

按書中所表達的意思，人口/土地比例實際上反映了社會所能養活的生產力的規模。那么這樣一個數據如何反映出生產力狀況呢？由于老祖宗時的各種主觀客觀因素，我們有了養活一大家子人的實能力。這人一多，就有人可以不忙著土里刨食混日子；就不會動不動被天災傾城、被人禍滅國；上一輩人的經驗能更保險的傳到下一輩而不斷檔。如是千年傳承，人多一點、書多一點、地方多一點、點子多一點，就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如上所說，機器大工業時代之前，一個有大量人口能安穩生活并從事勞動的國家/地區，絕對能做出很多東西，尤其是當地能斷斷續續維持個幾百上千年大致和平的社會環境的時候。

好的方面說完了，壞的方面也得說。機器大工業時代之前，最便宜的機器海戰術用不了，一切靠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弱。機器大工業時代以前，年代越早，生存權問題對于各地的人類社會來說就越嚴峻。其表現么，最平常的來說大約就是生了養不活，活著死的早，生病醫不好，等等。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個社會是否成功，就在于它能養活多少人口密度。如上所說，前機器工業時代人力是根本——注意，人力不是牲口力，不單是體力。也就是說，在那樣的“大環境下”成功的社會，會為其繼續成功積累人力資本。——這說的或脫脫就是我們中國地區么。揭掉所有神秘的面紗之后可以看到，古代中國人在中國地區的成功，靠的其實不過是大量普通中國人普通地過日子的本事。——當然，要是有機會去古代“農家樂”一把，我們這些后人肯定會覺得古人的生活新鮮得不普通。

然后問題就來了。有一句話很經典，說的是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出來的東西超過以往總和云云。簡單的說，就是工業革命一到來，世界大變樣——冷水變開水，里面養的魚就得從耐冷變得學會耐熱；變得快得活，變得慢即熟。而這適應速度，從無到有者和積重難反者是不同的。這里的“大變”不神秘，簡單的說，人力有時而窮，機器的生產能力卻可以不斷提高（其極限可能只受物理規律的限制吧，肯定遠高于人力的情況）；而這“大變艱難”，大約就是說古代社會勞動密集型比技術密集型來的更容易上手吧。

道理很簡單，結果很無奈。

然后是第七章，似乎和主題無關，屬于關于論述的論述。就不廢話了。

通觀全書可以發現，作者所有的論述實際上都回到了幾個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或者說曾經熟悉）的基礎上。

生產力VS生產關系。全書大篇幅的從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貿易的狀況，這就是從產品流通狀況反推各地的商品生產狀況。而上面提到的人口/土地，說的實際上就是構成生產力的主體——勞動者，和為了保證一定規模的生產力的維續而產生或設計的社會制度——也就是生產關系，二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

一般等價物對于商品流通的意義。對于商品生產、流通開始初步壯大的的時代來說，一般等價物的有無或者說匱乏/充盈，可能意味著二種經濟運行方式（類似的比如層流/湍流之類）。于是，從“有”變“無”或者反過來，意味著社會巨變，能否適應這種變化則和社會的具體特征有關——而這個特征顯然是某個歷史過程的結果。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就是說不是“文明基因”之類事后諸葛亮的東西塑造文化，而是一群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具體的生活環境、生存方式、繁衍歷史等，決定了她在什么時代有什么樣的文化。

利益驅動，同時社會活動參與者里沒有高瞻遠矚、胸懷全人類者，其活動都以短期預計為指導，目的都在于為不同的社會小團體牟利。

技術的傳播是無法遏止的。這個...大約就是說古代也盜版橫行吧。具體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國的絲綢、威尼斯的玻璃，等等。不過這似乎不是什么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

第五篇：《白銀資本》讀后感（范文模版）

《白銀資本》讀后感 安德列·貢德·弗蘭克，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銀資本》 獲1999年世界歷史學會圖書獎頭獎。

《白銀資本》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內核，也有基本的缺陷。這是一部優點與缺點同時存在且對比鮮明的著作。我認為《白銀資本》在理論方面合理的內核是對“歐洲中心史觀”的批判，并試圖在世界體系或全球歷史的框架里重構世界歷史。這一點，中外學者已經給予充分的肯定，在此不再贅述。在理論方面的缺陷是強調一個方面而對另一個方面缺少關注，從而有損理論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國學者廣泛的批評。例如，對普遍歷史的強調而忽視歷史發展的非凡性；對歷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歷史的必然；對歷史的聯系性（“全球性”、“整體性”、“共通性”、“經濟性”）的強調而遮蓋了歷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異性”、“制度性”、“文化性”）；對歷史的連續性（陷入“歷史循環論”的陷阱）的偏愛而看不見歷史發展的斷裂性（“社會質變”、“社會進化”）等等。不過，弗蘭克的理論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據歷史材料炮制出一個萬能的理論出來。弗蘭克在強調一種研究取向的時候可能正是針對另一種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設定的。作為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家，他的思維方法還是具有辨證性的。例如他認為：“多樣性里存在著統一性。但是，假如我們不考慮統一性本身是如何產生的，是如何不斷地改變多樣性的，我們就不能理解和欣賞世界的多樣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內核是采用“全球學”（整體大于部分的總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體，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著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多學科的協同研究方法。尤其是歷史學與經濟學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歷史哲學的層次上對世界歷史的發展予以思考。弗蘭克強調，研究歷史應該是總體史。世界史象一個三條腿的凳子，有經濟、文化和社會。因此，應研究整個世界史。整體世界史影響部分以及部分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聯系的。不了解比較著的二者之間的聯系，不可能真正比較。中國史不是各省歷史的總和，即使部分的歷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體的歷史。弗蘭克征引約瑟夫·弗萊徹在1985年曾說過一段話以表達他自己的思想：“事實上，大多數歐美大學所耕耘的史學領域造就了一種微觀歷史學、甚至一種地方眼界。歷史學家對于縱向的聯系(如傳統的延續等等)很敏感，但是對于橫向的聯系則視而不見。無論用各種專題研究所拼湊起來的歷史‘學科’的馬賽克是多么絢麗多采，假如沒有一種宏觀歷史、一種嘗試性的總體聯系圖式、至少是一種歷史的平行論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會的歷史獨特性的全部意義——整合史學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釋這種相互聯系的歷史現象。

《白銀資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資料為主，而且中文資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蘭克辯解道：”光有證據是不夠的。證據本身并不能替代一個整體主義的涵蓋整個世界的理論模式。我們正是需要（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理論模式來組織和解釋現有的證據，而且使我們能夠遠遠超出原有西方理論路燈所照射的范圍，指導我們去尋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