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經濟發展幾種模式

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有時也包括南京和鎮江）等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實現非農化發展的方式。由費孝通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

蘇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本質上是“政府超強干預模式”。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是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產規模、技術含量和運輸成本都較低的商品。大市場是指溫州人在全國建立的市場網絡。其基本特征：經濟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經營方式專業化，有家庭生產過程的工藝分工、產品的門類分工和區域分工；專業生產系列化；生產要素市場化，按市場的供需要求組織生產與流通，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均可自由流動；服務環節社會化。

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人們對廣東省珠江流域中以廣州、深圳等為中心的14個市縣，自改革開放以來，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改革開放后，珠江三角洲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和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創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沿海地區新工業化發展道路。

耿車模式

耿車模式是江蘇省宿遷縣耿車鄉在中國不發達農業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80年代，“耿車模式”響徹大江南北，與“溫州模式”、“泉州模式”、“蘇南模式”并稱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樣板。

第二篇：東亞模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東亞模式這個概念屬于歷史學與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范疇，旨在探究東亞后進國家與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實現現代化的歷程。東弧模式特指“亞洲四小龍”在相類似的歷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條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預手段，重視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通過經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超越發展戰略實現現代化的一種模式。本文站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角度，嘗試東亞模式與中國經濟發展內在關聯的探究。

一、東亞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東亞模式的基本特征

東亞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在經濟上，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適度干預，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有機結合，倡導經濟立國，通過實施出口導向型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

2、在政治上，實行集權主義和精英治國。嚴厲的壓制性體制成功地維持了一種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而訓練有素的技術精英則可以保證決策的合理化和科學化，獲得經濟增長。

3、在文化上，倡導儒家傳統文化。儒家傳統文化被稱為東亞發展的“文化影響模式”，又稱“東方情感型模式”，與被稱為“現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異。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現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強調個性。而東方型情感模式則強調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崇尚集體意識，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宣揚和諧精神，主張用倫理道德信條來規范人的行為和協調人際關系。

(二)東亞模式的缺陷

東亞模式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緊密相關，它的歷史成就客觀存在，但東亞模式自身也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

1、東亞模式本質上是一種趕超模式。為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目標，不少國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的擴張，而忽視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協調發展；重視物質的增長，而忽視社會、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2、東亞國家發展基本上都實行外向型戰略。由于以出口為導向，以外資為增長動力，常常導致對同外資本、技術和市場的過度依賴而忽視內部資本積累和國內市場的開發；一旦外資進入減少或國際市場萎縮，經濟增長就失去動力，甚至會出現經濟衰退現象。

3、東亞各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一般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產業入手，這種產業的比較優勢是難以持久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勞動密集型產業必將實現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后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轉變。

4、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干預容易導致政府包辦一切，忽視甚至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政府的決策失誤必將帶來經濟的非正常發展，不利于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也極易滋生腐敗現象。

二、東亞模式對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它山之石，可資中國經濟發展借鑒

東亞經濟增長的魅力體現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經濟體制上的獨特屬性，這些獨特屬性對中國經濟發展不乏借鑒意義：

1、跨越性特征。許多東亞國家、地區自擺脫殖民地經濟、依附經濟，建立自己的民族經濟以來，到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基本上沒有經歷過嚴重的市場失靈危機和政府失靈危機的發展階段。從總體上看，東亞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場經濟的古典體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干預活動，無形中創造了政府和市場的合力，創造了政府和市場二元機制優化組合的新體制。

2、兼容性特征。這里主要談經濟體制上的兼容：“東亞模式”是對傳統的無政府的市場經濟、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脹型的市場經濟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計劃經濟的揚棄。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財政金融膨脹型的非單一計劃調節的經濟，承襲了無政府經濟中的市場競爭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經濟中的政府宏觀調控職能、計劃經濟中的政府計劃指導機制。

3、多元性、差別性特征。東亞國家、地區間及國家范圍內的地區間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在較長的時期內，電子計算機與算盤并存，高科技與原始的農耕技術并存。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區，也有最貧窮的人口和地區。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時間不同，經濟起飛的時間各異，形成了階梯多樣性特征。我國經濟發展也存在著很大的地區性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科技等各方而發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區則相對落后。所以，中國應借鑒東亞模式在多元性、差別性的背景下發揮差異性的優勢，充分發揮各地區的優勢，促進整個經濟的發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場的特征。在“東亞模式”中，政府與市場常常結合為一體，由于東業是市場經濟后發育地區，缺乏足夠的市場經濟賴以順利運行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施，因此政府的干預常常是一種重市場的干預，即用政府的干預培育和扶植市場，而不是抑制市場。東亞國家、地區的政府其財政消費和支配的國民財富較少，而留給市場調

節的比重較大；從政府財稅上看，戰后，東亞的稅賦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普遍較輕，這是因為東亞國家、地區沒有設立危害市場機制的社會福利制度，而是在社會福利事業中引進市場的民營機制，從而大大減低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二)東亞教訓，值得中國經濟發展警惕

1、東亞模式屬于趕超型發展模式，而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屬于此種

類型。

在增長方式上，表現為通過高儲蓄和高投資率來帶動經濟的高增長。東亞模式的經濟增長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過度引進資金，普遍走一條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業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進步以及由科技進步提高經濟效益的道路。有關資料顯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間，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期美國為53％，相去甚遠。時至今日，這條工業化道路已經日漸窮途。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同當初東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有相似之處，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業化道路。因此，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應引起中國的警惕，中國要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必須更多地依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各類創新活動，走一條集約型的、綠色環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道路。

2、東亞模式過分依賴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東亞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從材料、設備、技術、管理到市場無不依賴西方，本國科技和教育嚴重滯后，長期地法形成自主開發的能力，這一點應值得中國警惕：因為中國的外貿從總體上看一直處于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持續上升的階段；同時我國的工業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來源于加工貿易。

3、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7年7月2日泰國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其根源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自身經濟結構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從金融層面上說，資金籌措過分依賴短期外資，債務負擔過重；過分倚重房地產等投機性強的產業，股市畸形繁榮；金融監管機制不健全，貸款審查不嚴；政府的過度干預，造成銀、政、企、關系不正常；資本市場開放過度；匯率制度僵化等。從增長模式的層面說，政府主導的過度投資和產能擴張，也足造成金融風險積累直至最后一發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雖然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堅持做到人民幣不貶值，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在經濟上還是多少受到了影響與沖擊。特別是如今，我國銀行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國更應該進一步健全金融機制，加強金融監管力度，確保金融安全。

第三篇：中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評述及其反思

154Enterprise Economy2013年第2期(總第390期)中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評述及其反思

劉吉超[摘要]本文主要從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組織方式、發展的特色內容等維度對我國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總結。

由于采用的研究視角不一致，不同學者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

總體來說，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必須立足實際，發揮地區比較優勢，順應國際和地區產業分工調整趨勢，建立更加節約環保和更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推進新型工業化進程，堅持工業化與城鎮化融合發展，以更高水平的工業化帶動農業和服務業的升級。

縣域經濟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水平總體相對較低，但其發展態勢良好，具有后發優勢。

近年來，縣域經濟越來越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并在承接產業轉移、優化經濟結構、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以及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是縣域地區在不斷推進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發展過程和路徑。選擇正確的發展模式，對于形成縣域經濟發展戰略、加快縣域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地區的條件各不一樣，因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各不相同。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是根據縣域自身的發展階段、區域環境、資源稟賦、人力資本等條件的特點和實際情況來確定的。根據我國縣域經濟的發展情況，可以從不同維度對我國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進行歸納總結。

當前對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研究主要從主導產業、經濟發展的組織方式、縣域發展的特色內容等維度展開。

一、以主導產業劃分的發展模式

以縣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為依據，可將縣域經濟劃分為農業主導型、工業主導型和第三產業（服務業）驅動型。

（一）農業主導型的發展模式。農業主導型的縣域經濟，其主要特點在于農業及其延伸產業的發展是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主體力量。農業主導型模式強調農業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實施“規模經營、專業經營”的策略，實現農業產業化，發揮農業較強的前向產業關聯效應，以帶動縣域經濟全面發展。農業產業化是促進農業主導型縣域經濟發展的關鍵路徑。“農業產業化帶動模式”通過發展農業專業化生產，充分發揮農業縣的資源優勢，在農業專業化生產的基礎上，重點建設一批龍頭企業，通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帶動系列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建立起充分利用當地農產品資源的平臺，通過農產品加工增值，形成當地的主導產業（牛若峰，2006）。[1]農業產業化生產具備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風險共擔與利益共享、企業化管理和社會化服務的特征。

農業驅動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具體表現形式各不一樣，比較典型的有北京郊縣的都市現代農業模式、江蘇的政府引導扶持模式、安徽的發展農民自主經營的模式、山東以龍頭企業帶動的模式、河南優質專用特色農產品的農業發展模式、甘肅支持支柱產業帶動模式等農業發展模式（趙偉，2007）。由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行業，縣域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鎮，因此，農業主導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在我國縣域經濟中的地位應該得到鞏固和加強。

同時，應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提高農業產業化程度和農產品附加值，進一步促進縣域經濟發展。

（二）工業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工業主導型縣域經濟是指第二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無論是產值還是就業比重都占主導地位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近年來，第二產業在縣域經濟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從2005年的47%上升到2010年的52%，涌現出了許多工業主導型的縣域經濟。

工業主導型縣域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工業成為縣域經濟的支柱產業，有些縣域的工業產值已經在經濟總產值中占據絕對優勢，形成了工業主導型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趙偉（2007）。將工業驅動型縣域經濟分為大城市依托型工業化、內生型工業化和開放型工業化三種類型。

其中，大城市依托型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是發揮距離大城市較近的區位優勢實現工業聚集；

內生型工業化以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為代表，其中蘇南模式通過大力發展鄉村集體工業而使縣域經濟全面發展，而溫州模式是自下而上，依靠區域內個體、私營經濟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典型；

開放型工業化以珠三角、閩南地區的沿海開放縣為代表，主要特點是依托三資企業發展帶動縣域經濟全面進步。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后半段，正處于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階段,但是，我國縣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還較低，發展的空間很大，未來工業化的趨勢將是向東部沿海區域中的較不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廣大的農村等欠發達地區快速推進。因此，只有大力發展工業，加速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提升縣域經濟整體實力，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縣域經濟的落后地位。

當前，許多縣提出“工業立縣”和“工業強縣”等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戰略，強調工業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第三產業驅動型的發展模式。第三產業驅動型縣域經濟是指通過服務業的發展帶動縣域經濟三大產業全面進步的模式。

第三產業驅動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突出服務產業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帶動作用，強調以服務業為先導從而帶動縣域經濟的全面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傳統工業與服務業相互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服務業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有些地方甚至出現經濟奇跡，如專業批發市場型、旅游興縣、商貿強縣、倉儲物流等服務驅動型的模式都被實踐證明為可行的發展道路。批發市場帶動模式是通過發揮自身優勢，在當地形成全省、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批發市場，由批發市場帶動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引領縣域經濟的全面發展，典型代表有浙江義烏、河北辛集和山東壽光等。

對于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的縣域，具有發展旅游業的巨大優勢，可以開發旅游資源模式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近年來，針對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占三大產業結構比重較高的現象，很多專家認為中國的服務業發展過于滯后，第二產業比重過高，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金碚（2012）認為，三大產業結構的變化在經濟發展中是循序漸進的。隨著我國工業化的深入發展，支撐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工業技術快速提升，科技成果和制造業的結合將推動產業分工深化，產業鏈的分解和產業間融合將拓寬服務業的發展空間。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將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縣域經濟發展的組織模式

（一）集體經濟主導型。改革開放以來，集體經濟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逐漸降低，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集體經濟在一些地方仍然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

集體經濟主導型的縣域經濟注重發揮集體經濟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主導作用，通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推進農業產業化、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民共同富裕。江蘇的華西村、北京的韓村河村等是集體經濟的代表，通過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艱苦創業，開拓進取，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同時，這一模式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更新。許興亞等（2008）認為，河南省的鞏義市竹林鎮、新鄉縣劉莊村和臨潁縣南街村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成功典范。上述地區成功的事實表明，在我國現階段，集體經濟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中有著強大的生命力，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民營經濟主導型。民營經濟主導型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是民營經濟占重要地位，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帶動縣域經濟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

民營經濟在縣域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助推縣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緩解城鄉就業壓力、建設現代農業示范園區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6]（閻中洋，2004）。民營經濟主導型的代表有“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是在推進私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每個企業專注于各自核心能力的培養，大量的企業聚集群加上合理的分工協作，產生了諸多協同優勢，帶動了縣域經濟的全面發展。“溫州模式”的精髓是溫州人在經濟發展中表現出來的務實品格、變通能力和企業家精神，其實質是一條通過自發的市場取向改革，改變自身貧窮落后命運，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陸立軍，2004）。[7]“蘇南模式”也是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典范，包括江蘇張家港、常熟、吳江、太倉等。

另外，浙江的寧波、義烏等在縣域民營經濟發展中都比較有代表性。

（三）政企合作產業園區帶動型。產業園區是很多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應充分發揮產業園區所在縣域的生產加工能力、產業資源、環境和區位優勢，集聚技術、人才、資金、信息等生產要素，借助中介組織、大學、科研機構等力量，為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提供強大動力。政企合作型的發展模式是以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由企業通過現代公司化運作來進行園區開發和招商引資等工作的發展模式。河北固安工業園區是政企合作型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02年，為了打破打造高端產業平臺需要的大量資金匱乏的瓶頸，河北省固安縣引入園區投資運營企業華夏幸福基業公司，采用“管委會公司”的政企合作模式運營建設固安工業園區，解決了制約開發區建設發展資金的問題，實現了固安經濟社會和財政收入的快速發展。固安工業區是河北省首個實行“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的園區，固安工業區成當地縣域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體制創新激發出加快發展的強大活力。

目前固安工業區已經形成了集群化、系統化、專業化的招商體系，以大項目為招商重點，以發展產業集群為目標，以產業龍頭為核心，實施產業鏈招商，以企業集聚推動產業集聚，進而形成配套相對完備的產業園區，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四）產業集群引領模式。產業集群是某一特定產業的中小企業和機構大量聚集于特定區域內而形成的穩定的、具有持續競爭優勢的集合體。

產業集群形成于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作為一種新型的生產組織方式，已經從城市經濟引入到縣域經濟中。

在縣域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產業集群已經成長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支柱，成為提升縣域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方式和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有效途徑。產業集群是介于市場和等級制之間的一種空間經濟組織形式，有利于提高企業之間的學習效用和區域資[源利用能力（張輝，2003）。產業集群引領模式有三個主要特點：

即單個企業規模較小、企業集群形成規模、集群內有著明確的分工合作。

產業集群內的小企業間為了開拓共同市場而建立起來的較穩定的專業化分工與協作關系，不僅促進了企業間有序的競爭，而且激活了創新的動力，專業化分工也使各企業專精于某項技術，生產效率大幅提高。

目前我國比較有影響力的產業集群有福建晉江鞋業產業集群、浙江玉環水暖閥門產業集群、江蘇揚州半導體照明產業集群、湖南長沙高端工程機械產業集群等，浙江省慈溪小家電、義烏小商品、桐鄉毛衫等也是產業集群中較為成功的典范。

三、縣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內容

按照縣域經濟發展的特色內容，可以將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分為資源稟賦型、勞務經濟型、外向經濟主導型和承接產業轉移等發展模式。

（一）資源稟賦型發展模式。資源稟賦驅動型模式是指通過開發本地優勢資源帶動縣域經濟全面發展的模式。

縣域經濟發展的資源優勢包括生物資源、能源和礦產資源。科學發展縣域經濟要求依托資源優勢集約開發優勢資源，培育出有特色、有優勢的地方工業體系。典型的資源稟賦驅動型縣域經濟是自然資源導向型縣域，其特點是資源蘊藏量極其豐富，以礦產資源開發為龍頭的晉城模式可謂典型代表，河北的靈壽縣、廣西的南丹縣等也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王平等，2006）。山西、內蒙等省區作為我國主要的煤炭能源產地，其多數縣（市）都可歸入資源型縣域發展模式的行列。

（二）勞務經濟型發展模式。勞務經濟驅動型模式是利用人力資源提供勞務服務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模式。

我國內地縣域勞動力豐富，人多地少，存在著大量待業人員，積極開展涉外勞務輸出，在增加勞動者收入、加快內地縣域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

發展涉外勞務經濟作為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可使涉外勞務人員自身獲得收入，又可使涉外人員增長見識、更新觀念，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對于人力資源充足而經濟欠發達的縣域，做大做強勞務經濟也是發展本地經濟的一種選擇。重慶市墊江縣是發展勞務經濟的代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墊江縣的勞務外包通過主動承接發達地區的企業外包業務，開創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離土不離鄉”的全新勞務經濟發展模式（廖元和，2011）。勞務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當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靠技術進步時，勞動力因素的作用就越重要。

一般來說，當勞動力的素質不斷提高、勞動力的素質結構不斷優化時，產業升級就越容易實現。

我國縣域地區大學及以上學歷人口占全國比重偏低，而低學歷人口占全國的偏高。

2010年，我國鄉村與鎮擁有的大學本科學歷人數合計占全國本科學歷人口的比重僅為22．77% 從整體上而言，我國縣域人口素質普遍偏低，不利于發展高層次和高附加值的勞務經濟和實現宏觀產業升級。

（三）外向經濟主導型發展模式。外向帶動模式主要是依托“三資”企業的發展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貿易與合作，發揮本縣經濟的比較優勢，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外向型的縣域工業經濟較多的以國際市場為導向，工業產值中外銷產值比重較大，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都比較高。這一模式的代表有江蘇的昆山模式、廣東的順德模式和福建的晉江模式。江蘇昆山的經濟發展屬于外向帶動型模式，注重發揮外資的帶動作用和外貿的溢出效應，大力實施外向帶動、民營趕超和服務業跨越發展戰略，形成了以外促內、以內引外、內外并舉，外資民資融合發展的局面（儲東濤，2010）。呂立才（2010）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廣東利用外資在資本形成、對外貿易、創造就業、增加稅收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極大地推動了廣東經濟的快速發展。

（四）承接產業轉移的發展模式。當前，國際國內產業分工正經歷深刻調整。隨著我國東部地區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一些產業競爭優勢的逐漸消失。相比之下，廣大中西部的縣域地區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等優勢逐漸凸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

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區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中西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要科學合理規劃產業布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則，以市場為導向，合理選擇主導產業，提高產業對接的整體水平，完善產業服務配套體系，營造良好的產業對接環境。

目前，國家已經批準安徽皖江城市帶、廣西桂東、重慶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荊州等地區為國家級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這些地區都是通過承接產業轉移推動縣域經濟發展的典范。

四、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

我國縣域在選擇經濟發展模式時要考慮宏觀經濟背景、本地區所處的發展階段、自然資源稟賦、區位條件、人力資本等諸多影響因素，這些因素會對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產生影響。

我國縣域經濟在改革開放后雖然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但是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

縣域經濟在未來發展中，要順應當前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利用好自身的優勢，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實現后發趕超，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還有許多方面需要努力。

（一）在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協調發展中實現產業升級。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工業化與城鎮化有了快速的發展，我國整體上進入了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和城鎮化基本實現階段。未來工業化和城鎮化最顯著的空間發展趨勢將是向東部沿海區域中的較不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廣大的農村等縣域經濟腹地快速推進。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的我國縣域地區必將成為未來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主戰場。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看，工業化與城鎮化是互為依存、共同促進的，二者之間的協調發展是推動經濟和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縣域地區在進一步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要避免走傳統工業化的彎路，順應當前我國工業向綠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務化轉型升級的趨勢（金碚，2012），高起點規劃，走出一條符合我國縣域實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二）注重比較優勢的發揮與經濟全面均衡發展。我國各縣域經濟的發展都具有其自身的特點，縣域在選擇經濟發展模式時要充分結合本地的優勢和劣勢，揚長避短，突出優勢資源，發揮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

選擇能夠充分發揮本地優勢資源和發展本地優勢產業的經濟發展模式，避免低端重復，形成核心競爭力。

依據自身的區位、自然和資源條件，培育和發展縣域特色產業，做大做強縣域經濟。縣域在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同時，也要注重均衡全面發展，形成合理的現代產業結構體系。

過度依賴某種資源，可能造成縣域經濟的單一化，進而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并在區域分工中處于不利的地位，陷入“資源詛咒”，如山西等礦產資源豐富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反而不如一些自然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

（三）合理發揮政府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引導作用。政府行為對經濟結構有重要影響，在縣域經濟發展規劃、市場秩序的規范、產業結構優化、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扶持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等方面都發揮著主導作用。

縣域政府可以依靠自身的優勢，引導經濟發展，整合分散的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是，當前很多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傾向于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預甚至參與市場。

我國很多縣域地區的產業發展和招商引資特別依賴各種優惠政策和特殊待遇，依賴各種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這就弱化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導致區域間競爭異化為優惠政策和特殊待遇之間的競爭，產生了很多不平衡和不協調的現象。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的主要任務是糾正市場失靈，不缺位、不錯位，同等對待市場經濟各種參與主體，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資源配置機制。

（四）在資源環境約束下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經歷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之后，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資源與環境的約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低碳經濟、綠色發展正逐漸成為各國的發展共識，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兩型社會”的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重要，也逐漸得到重視。馬克思指出要“把生產排泄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進入生產中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馬克思主義經濟節約思想至今對我們仍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越來越嚴峻的資源與環境約束要求縣域經濟必須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按照更精致、更節約、更環保的方向對現有產業進行轉型和升級，選擇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才能提升縣域經濟競爭力，使縣域經濟得到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第四篇：中國經濟發展

當今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可能延續5—10年。四年來，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各國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規刺激政策。這些政策或在短期內有阻止危機急劇下瀉的作用，但亦有損害經濟長期發展基礎的副作用。如今，這些負面影響已開始顯露

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方式，以消費拉動為基本特征。消費超出收入水平，形成過度消費。過度消費意味著低儲蓄并導致過度借貸。過度借貸持續惡化便形成債務危機 在美國，次貸危機首先是私債危機。私債危機發生后，為了救助，美聯儲和財政部先后深度介入，致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大了數倍，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均創歷史新高。于是，私債危機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私債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并發。

在歐洲，危機發生的路徑有所不同。那里徑直發生的是主權債務危機

如果全球經濟陷入長期蕭條，中國在未來5—10年中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自然是緊縮的。這意味著，依賴外需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趨勢已經顯現

1作為投資主動力的住宅投資和地方項目投資或面臨下滑

2受外部形勢惡化影響，外需面臨萎縮

盡管國內經濟下滑趨勢已有顯現，但由于國內外形勢高度不確定，宏觀經濟政策依然以保持2010年底開始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相搭配的提法為好。同時，我們應更為密切注視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力度和節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前瞻性，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微調。

1：積極推動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城市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明確城市基礎設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設應主要走市場化的路子

2中央和地方關系：讓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財力，當下，在體制和機制層面推進地方政府直接發債，應當給予重視

3權益性資金和債務性資金的關系上，應通過發展資本市場的手段來解決股權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

第五篇：當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經驗模式探析

當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經驗模式探析（上）

2009-7-16 摘 要：改革開放促使縣域經濟積極探索特殊發展之路。“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鞏義模式”、“農安模式”及“義烏模式”等是各地在發展縣域經濟方面積極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的實驗范本。這些經驗模式建立在各自相對優勢基礎上，只有類型相同的借鑒性，并不是廣泛推廣的范式。研究分析這些模式，是為了在新形勢下，面向未來，反思過去，學習借鑒，促進中國縣域經濟全面可持續發展。體制改革和創新才是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動力。

關鍵詞：縣域經濟，經驗模式，體制改革，可持續發展

一、縣域經濟及其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對地方政府的放權讓利和財政體制“分灶吃飯”的實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和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資源配置權和地域優勢積極發展本地經濟，國民經濟發展在區域結構上出現新的不平衡態勢。縣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基本的區域單元，是政權組織的基本單元和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作為國民經濟主要基礎的縣域經濟，因其基礎性、區域性、層次性、綜合性、樞紐性、農村性、集聚性、擴散性等特點，成為地方經濟的核心。

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不平衡性和自組織性。中國有2052個縣域，從地理條件講，有山區縣（占43%）、丘陵縣（占26%）和平原縣（占31%）；從經濟特征講，有沿海開放縣、城郊縣、傳統農業縣、山區縣和牧區縣等。縣域經濟間發展差異甚大，發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顯：從經濟系統的時空演化階段看，有傳統階段（城鄉分離，自組織發展）、發展階段（城鄉對立，向心運動）、一體化階段（城鄉融合，和諧發展）；從資源開發與產業結構的演變上看，有資源開發型、資源開發與加工并重型、工貿型；從區域比較看，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從發展現狀講，有富裕縣、發展中縣和貧困縣。據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縣域人均GDP占全國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個縣域是最低縣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開放以來，縣域經濟基本上是自組織發展。發達縣域可能在政策、資源、區位上各有優勢，但組織者的努力和創新是推動發展的主要因素。“資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但不是決定經濟增長的惟一因素，經濟增長率是人的經濟觀念、行為和制度決定的”。一些縣域經濟成功發展之路，被稱之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所謂“發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并倡導模式研究的費孝通教授說：“發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進了一步，要求我從整體出發，探索每個地區發展的背景、條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與其它地區相區別的發展特色，這就促使我進入不同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各種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較，是因為它們是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出發，又向同一目標發展的。共同基礎是我們傳統的小家經濟，同一目標是脫貧致富，振興民族經濟”。

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蘇南模式”、“珠江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鞏義模式”、“農安模式”、“義烏模式”等。這些模式是各縣（市）在發展經濟方面積極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國實踐的發展經濟學的實驗范本。研究分析這些模式，是為了新形勢下，面向未來，反思過去，學習借鑒，促進中國縣域經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二、具體經驗模式分析

（一）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是費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鎮·再探索》中提出來的。傳統的“蘇南”指蘇錫常三市，費孝通教授“蘇南模式”意義上的“蘇南”范圍更廣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興、湖州等，現在理論界講的“蘇南模式”，區域已擴展到蘇中的揚州、浙江的杭州等。

“蘇南模式”的特點是通過大力發展鄉村集體企業促進縣域經濟快速發展，是一種重點探索農村工業化道路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經濟為主體，似規模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為支撐，以鮮明特色和優勢產業為主要特征的發展模式。

“蘇南模式”有以下優勢：1.通過發揮政權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譽優勢，把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生產要素組織起來，迅速地形成生產力；2.農村經濟發展在地方政府統一組織領導下，各產業之間保持了一種穩定的協調關系，從業人員報酬得到了兼顧，使大多數農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來；3.地方政府掌握了積累的支配權，農村各項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包括交通、郵電通訊、城鎮建設、醫院、學校、文化娛樂場所、賓館等，都由政府統一規劃并實施，促進了社區的繁榮；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著經濟決策權，為基層政權的鞏固提供了物質基礎，并由此形成了號召力和控制力。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發展，“蘇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顯露：1.產權不明，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導、鄉鎮企業推動，許多學者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干部經濟”、“政績經濟”模式。蘇南鄉鎮企業是黨、政、經、社四合一，社區政府是企業最初的發動者、資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護者，還是企業內部分配的主宰者。這同市場經濟體制對政府職能規范、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相矛盾，不僅影響市場經濟秩序，破壞企業運行機制，而且阻礙了企業家市場的形成。更為嚴重的是，誰對集體資產真正負責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雖然有的大企業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觀念沒有從根本上轉變。2.投資主體過于單一。集體的負債率普遍較高，甚至有個別地方是全鄉（鎮）性的資不抵債，同時民間資本積累又相對不足，無論是所有制結構調整還是經濟結構調整要邁出大步都存在著較大的難度。3.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輕紡化纖、機電等支柱產業趨同，重復建設、小而散現象比較嚴重，企業集團化步伐緩慢，第三產業不發達。產品結構層次低、初級產品多、最終產品少、產品附加值低，企業規模效益不明顯，不利于國際化競爭。4.區域要素市場發育滯緩。蘇南有形市場比較發達，但生產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導下，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發揮。5.由于長期實行的是地方政府無所不包的推動，因而使相當一部分農民養成了一種依靠心態，自主自立意識和競爭風險意識不強，缺乏一種資本投入的沖動。6.狹隘的“社區擁有”觀念嚴重束縛著各級政府，阻礙著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社會流動。

（二）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最早是由新聞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將“溫州模式”作為成功范式宣傳推廣。“溫州模式”的特點是以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以供銷員為發動骨干，以農村集鎮為依托的新型產銷基地、以專業化市場為紐帶的市場主導運行機制。從組織路徑講，“渺H模式”是通過發展個體、私營經濟而帶動縣域經濟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溫州模式”代表了中國欠發達地區在條件落后、交通閉塞、缺乏城市帶動和輻射的地區，通過自發的市場取向改革，發展商品經濟，改變貧窮落后，促進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子。“溫州模式”的區域范圍現已擴展到臺州、金華、寧波等地，有人主張改稱為“溫臺模式”，甚至有人認為稱“浙江模式”更合適。

“溫州模式”相對于“蘇南模式”的一個成功之處就在于一開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產權制度。它以家族企業為主體，以外向性經營為特征，重視品牌經營，形成一個強大的區域產業集群。因此，有專家認為“溫州模式”更符合市場經濟發展內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競爭的初級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溫州家族式私營經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明確的社會分工和協作，使每個中小企業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和低成本潛力的挖掘，形成強大的企業品牌群，進而結成強大的行業或產業品牌優勢，最終匯集成區域品牌優勢。大量的企業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協作，以及品牌、技術專長等無形資產的共享，產生諸多協同優勢。個體私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以自然人投資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等構成了溫州民營經濟的主體。

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溫州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1.縣域經濟間發展不平衡。目前溫州全市僅溫州市區真正算得上發達地區，樂清、瑞安、平陽屬較發達地區，而洞頭、蒼南、永嘉、文成、泰順5個縣則一直屬于欠發達地區。同一區域，縣域經濟間不能協調發展，說明發展的組織途徑尚需完善。2.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溫州的農村工業化進程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設則受到行政區劃和土地、水資源等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滯后于工業化水平將近20個百分點。溫州是浙江省確定的3個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寧波、溫州）之一，但溫州的城市化水平與杭州、寧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工業化的基本保證。要進一步提升溫州工業化水平，發揮溫州對浙西南乃至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帶動作用，當務之急就是把溫州市做大做強。只有這樣，溫州才能充分發揮它對所轄各縣（市），乃至浙南、閩北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帶動作用，促進區域間縣域經濟協調發展。3.向型發展過快，內源經濟跟不上。“溫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溫州之外，300多萬溫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歐美各大城市幾乎都能看到從事皮具、時裝、百貨、土產、托運、餐飲的溫州人，但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卻不多，存在明顯的“三少一多”，即上規模的企業少、引進外資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復的家庭作坊和私營企業多。資本和人才外流導致“產業空心化”，近幾年來，溫州市約有1000家企業到上海建立總部或研發中心，其中，整體搬遷到上海的企業約有500余家；溫州流到外地（包括辦廠、置業、買房等）的資金約1000億元。企業外拓，有利于資本積累和市場競爭，但也可能導致本地經濟發展擱淺，不利于可持續發展。4.企業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業比重較大，大部分民營企業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尚有很大距離。家族制是企業開創時期低成本組織資源的比較選擇，但規模經營和國際競爭必須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目前，溫州家族制企業產權主體過于單一，股份過于集中，給企業的資產兼并、聯合及股權轉讓帶來諸多問題。5.產業結構滯后。溫州經濟主要以勞動力密集產業為主，產品大多是紐扣、眼鏡、拉鏈、徽標、打火機、鞋帽服裝之類小商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國際化競爭。

（三）珠江模式

費孝通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將廣東珠三角4種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即“順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東莞模式”總括為“珠江模式”，與前兩種模式合稱為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國營、集體、個體經濟一起上，縣、公社、村、生產隊、個體、聯合體企業“6個輪子一起轉”：“順德模式”、“中山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經過改制后逐漸以本地民營資本為主導：“東莞模式”以“三來一補”為吸引外資的主要手段積累資金，利用美、港、臺制造業向大陸轉移的時機，積極融入跨國公司的供應鏈做OEM，成為國際性對外加工基地。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以集體經濟轉制形成的民營經濟為主體，通過“三資企業”，依托外源型經濟帶動縣域經濟快速增長。相比前兩種模式，從工業化的發動者看，“溫州模式”是私人發動型，“蘇南模式”屬于政府發動型，“珠江模式”則兼而有之；從籌資途徑看，前兩種模式傾向于資本自給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資型；從體制變遷的路徑看，“蘇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體制內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溫州模式”則是自下而上的體制外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緣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來沖擊一內部回應”的制度演化特征。（王志綱，2003）

隨著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優勢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順德家電企業在國際產業價值鏈分工體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經的優秀國企被體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鬧”依舊，東莞則開始遇上產業空心化的危機。原因有三個方面：1.企業規模偏小，集團化步伐緩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國公司競爭處于明顯弱勢。2.投資推動非常明顯，有的地方甚至將經濟發展等同于招商引資。3.產品技術含量不高。“前店后廠”，實際利用的是廉價勞動力，沒有達到引進先進技術的目的，企業研發能力低，大多是生產中心，技術價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會管理體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經濟奇跡是和外來工的廉價勞動分不開的，目前經濟市場運行的束縛在珠三角已不是問題，但大量外來工的社會待遇和收入保障卻沒有配套解決。5.區域文化轉型滯后，導致域內外意識矛盾和勞資沖突的加劇。

當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經驗模式探析（下）

2009-7-16

（四）晉江模式

“晉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擴展，即以僑資僑力為依托、以外向型為特征發展開放型的縣域經濟。但“晉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點：1.外資規模經營。目前有晉江的海外和港澳臺同胞有200多萬人，數倍于本地人口；外資企業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規模性企業。2.經營多樣化。目前晉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裝、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飲料、玩具、電子機械等產業。3.產業與市場互動。其陳埭鞋原料市場、磁灶建材市場、安海糖煙酒市場、福埔車輛機電市場、英材布料市場、華冊水產品市場均為輻射全省、全國的專業化龍頭市場。4.有獨特的文化支撐。閩南是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福建幫”的大本營，閩南人作生意敢闖、敢干，晉江商人在長期經營中形成“誠信、創新、開放、謙恭”的優良品質，這為晉江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礎。

（五）鞏義模式

“鞏義模式”是20世紀90年代后被輿論界倡導的第一個中西部縣域經濟發展經驗模式。“鞏義模式”是通過抓好縣屬工業而帶動整個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鞏義堅持工業經濟在縣域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把項目建設作為縣域經濟的先導和中軸，縣內外優勢資源鎖定和聚集在這個中軸配置。項目建設集中于煤炭電力、金屬冶煉、水泥建材、化工化纖、機械制造、耐火材料和電線電纜等7大行業，形成工業企業6700多家，已建成企業集團25家，上市企業2家，納稅超千萬元的企業10家。工業的發展使鞏義的綜合實力居河南省縣域經濟首位，號稱“中原第一縣”。目前，全國搞“工業強縣”比較成功的還有山東高唐、河南濟源、吉林洮南等。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鞏義模式”存在明顯的不足：1.城鎮化水平跟不上。城鎮化是工業化的基礎和基本保證，工業化通過城鎮化實現規模和社會效應，進而促進縣域經濟社會向和諧文明的現代化邁進。2.產業集中度差，競爭優勢不明顯。目前，鞏義的工業無論是布局還是結構都相對分散。縣域經濟資源有限，工業只有集聚，才有競爭力。3農業產業化步伐緩慢。縣域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方向是實現農業產業化，只有農業產業化充分發展，工業經濟才有穩固的基礎，縣域經濟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六）農安模式

“農安模式”是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帶動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發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農安縣為代表，故稱之為“農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蘇射陽等縣域經濟發展也歸于此種模式。

目前，“農安模式”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1.農業產業化組織途徑問題。由于體制原因，目前中國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場嚴重缺失，從根本上影響“農安模式”的發展。2.主要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響了資本積累。3.產業科技開發投入偏少，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夠健全，農產品更新換代步伐過慢。創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種，繼續向專、高、特的方向發展，進一步提高農產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產中的附加值。由于縣域經濟肩負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大職責，農業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基本保障，解決“三農”問題歸根結底還必須以農業為根本點，縣域經濟發展必須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因此，“農安模式”是需要強調并值得向全國推廣的模式。

必須強調，縣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產業化為主導，但不能偏離工業化的大方向。工業化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基本主題，是現代化不可超越的階段。工業化不等于大力發展工業經濟，但必須以現代工業裝備農業，可以通過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集約化、科技化、信息化，強化農產品的深加工，使糧食成為工業原料，推動食品工業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七）義烏模式

“義烏模式”是通過興辦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基本內容可以總結為“建一處市場，富一方經濟，活一方流通，帶動一方產業”。義烏發展的成就是輝煌的，1978-2000年，義烏經濟年均增長率為22.9%，總量增長了92.2倍。重要的是，義烏人經過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國乃至全世界規模最大、人氣最旺、績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場。目前，義烏小商品市場面積260萬平方米，經營商位5.8萬個，經營人員20多萬人，市場內匯集了34個行業生產的1502大類、32萬種商品。在義烏，2.5萬家工業企業以全球最低的價格提供著全球50萬種商品目錄中的32萬種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萬人，1000多個集裝箱每天從這里運往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0多名客商常駐義烏。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與義烏市場有聯系的經濟主體和區域，包括前向的產業支撐區域和后向的產品銷售區域，形成了一個以義烏為中心的區域經濟分工合作與交流網絡。網絡成員或借助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市場這一平臺，把自身的產品銷往各地，或通過義烏市場，采購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的小商品。義烏作為一個流通樞紐，把國內外的許多貿易商與生產者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區域分工合作網絡，專家稱之為“義烏商圈”。目前依靠專業市場帶動縣域經濟發展的還有山東壽光、河北辛集、廣東普寧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義烏模式”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必須高度重視以市場為中心的多個“產業鏈”的培育，使商務活動的各種要素得到更為合理的配置；2.必須大力引進和培養高素質人才，包括商業經營人才、市場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3.進一步增強市場輻射力，最大限度地擴展區域聯動。

除以上幾種模式外，目前還有一些依靠本地獨特資源，或采賣、或加工而積累資本發展縣域經濟的資源開發型模式。但這些模式依賴的資源不可復制，故此類模式不具備推廣性。縣域經濟發展必須轉變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級化資源依賴型發展思路，強調向依靠科技創新、產業化推動、市場開拓的方向發展。

三、經驗模式與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模式”既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也是區域歷史文化的產物，更是當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須強調，以上所分析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都是經驗模式。所謂經驗模式，就是在實踐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體系理論的指導下自覺形成的。這些經驗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對優勢基礎上，只有類型相同的借鑒性，不具備廣泛的推廣性。必須承認，這些模式本身就是創新。根據熊彼特的觀點，“創新”是指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即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創新總是先由個別人進行的。但創新活動所得到的利潤鼓勵其他人模仿，形成創新浪潮，這時整個社會生產率提高，社會就進步了。模式是體制和比較優勢發揮的結合物，分析、借鑒這些模式的成功之處，對于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集聚后發優勢和全國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

模式也許會消失，但區域比較優勢永遠存在。縣域經濟組織發展，必須立足于本地實際，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統籌兼顧，可持續發展。目前，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科學理論的指導。將科學發展觀和中國縣域經濟實際相結合，是當代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職責，我們分析研究模式；就是為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理論提供實證素材。“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并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它制度聯系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的適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條件的產物。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不會有統一范式，縣（市）必須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變化的環境中持續探索。縣域經濟的發展是和體制改革、宏觀環境以及發展規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體制改革是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動力。目前，要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以下的體制改革必須提到日程上。

1.城鄉土地二元管理體制問題。土地具有資源和資產的雙重功能，是縣域經濟發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國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結構上是城鄉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屬于國有的，而農村土地則屬于集體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權已經可以市場交易，但農村土地卻不能市場化交易。城鄉二元化的土地管理體制以及對農用地實行的用途管制，不僅使縣域經濟發展在資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約，而且也是導致官員腐敗行為和侵農行為的重要根源。農業用地不能市場化交易，使縣域經濟發展最大的依托資源不能從根本上盤活，直接制約農業產業化的規模發展，也使農村人力資源素質難以從根本上提高。

2.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國家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指標。中國的農村社會保障目前是在艱難中開始，截至2007年，全國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僅為5171萬人，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才391萬多人。目前，緊迫的是如何將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和縣域經濟組織發展有效結合起來，更新思維，轉變傳統的社保理念，有效解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農業產業化、市場化滯后的矛盾，在理論上解決集體經濟組織和土地收益制度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相聯系的問題，讓幾億農民真正感受到社會進步和政府努力給予他們的生存關懷，奠定縣域和諧社會的群眾基礎，促進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3.縣域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目前中國的縣域行政管理體制問題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層次太多，導致縣級政府自主組織經濟發展的權利太小；二是中國特色的“市管縣”體制。國際通行的地方行政層次是兩級，我國是四級，加之行政和社會管理權利的條塊分割，縣級政府的自主發展權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縣”體制更是不符合工業化中期以后城鄉分治的行政規則和國際慣例，明顯地對縣域經濟發展造成行政制約。首先，造成虛假城市化和城市對縣域資源的壟斷性掠奪，是明顯的“市卡縣”“市吃縣”體制；其次，多了一個地方行政層次，產生了新的條塊分割，對于縣域，增加了一個財政上繳層次，加重了財稅負擔；再次，市對縣的行政壟斷，不利于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縣域經濟橫向合作。另外，這種體制缺乏法律依據，中國《憲法》規定中國行政區劃為省、縣、鄉（鎮）三級。因此，“市管縣”體制必須從根本上改革，強調依法治國，增強縣域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4.人才理念和管理體制問題。目前中國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縣級管理部門連基本的初級職稱認定權利都沒有，科技人才管理機制基本上和縣域絕緣，這和縣域承擔國民經濟基本的生產職能和絕大多數國民就業發展很不對稱。中國目前的人事管理將國民分為干部、工人、農民等，工人有技術職稱，甚至有教授級技工之說，但農民卻沒有技術職稱。一種人才管理體制將占國民總數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絕對不合理的！正如西奧多·W·舒爾茨所言：“經濟發展主要取決于人的質量，而不是自然資源的豐瘠或資本存量的多寡”。

5.金融管理體制問題。目前，融資困難已經成為制約縣域經濟發展的首要“瓶頸”。商業銀行的縣級機構發放貨款權限被上收，基本上成為吸注機構，農村信用社由于管理體制問題不僅能力有限而且運轉不靈，郵政儲蓄只吸不貸，民間信貸又被視為非法，加之央行貨幣政策在縣域傳導不暢以及金融服務手段單一，縣域經濟發展基本上失去了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的支持，總體上已陷入拉格納·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必須盡快改革現行金融管理體制，加大現代金融服務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積極開拓適應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特點的信貸品種和融資產品，建立和完善適合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特點的評級和授信制度，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機構＋其它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促進縣域經濟充分發展和現代金融服務網絡接軌。

作者：嘉應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 閆恩虎 來源：《經濟與管理》2009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