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官辦案心得

法官辦案心得

2011-2-17 13:17 來源：法律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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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所以，判斷證據、適用證據規則是法官的看家本領。在初接觸案件的過程中，常常會在聽原告的請求及被告的答辯時陷入困惑——“誰在說謊”“應該保護誰”？在處理一些案件后，逐漸發現只要抓住證據這個關鍵就能抓住案件的實質。如，一起夫妻登記離婚后財產糾紛案件，雙方離婚后，女方發現男方名下有兩處房產，遂訴至法院，請求分割。男方抗辯稱房產登記的身份證不是其身份證，而是與其同名同姓的遠房親戚的身份證，該親戚亦出庭作證。雙方當事人均圍繞這個身份證到底是誰的進行舉證和激辯。后經調查，發現購房合同和權屬登記申請均是男方持該身份證辦理。如何處理這個案件，是從身份證是誰的入手嗎？這個思路總覺不夠清晰，說理也不能充分。后來想到證據規則中關于證明力的判斷原則，即一般情況下，書證的證明力要大于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從這個角

度分析這個案件就覺得迎刃而解了。

前段時間，高級白領姜巖自殺事件引發了公眾對第三者問題的討論，并對婚姻審判中因第三者介入破壞婚姻的無過錯方保護不力的問題進行了評價。婚姻案件中，要證明對方有第三者并構成婚姻法確定的過錯標準的確難度較大。很多婚姻案件，法官雖然形成了內心確認，但按照我國的審判模式是不能作出這樣的判決的。這種情況下，法官應該怎么辦？是機械的適用法律？還是技術性、職業化地彰顯正義呢？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要回答。首先是大家比較公認的法官應該彰顯正義。第二個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法官有沒有能力彰顯正義。我認為法官除應有正確的價值觀及道德取向外，還要勇于彰顯正義。當然這種彰顯不是單憑一腔熱情，而是要學會

運用自由裁量的空間以及充分利用調解手段。

關于訴訟時效問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欠了錢不給反而指責債權人過了訴訟時效，實在是不知廉恥。設立訴訟時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債權人及時行使權利而不是給賴帳的人找保護傘。法律對社會有很強的指導功能，即便是一個案件的處理過程和判決結果都會對當事人的行為起到指導和規范的作用。因此，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尤其是對一些一方因證據問題不能保護自己權益，而另一方明顯屬于不道德的案件，要在處理時體現出你的正義感。如，一個修車個體戶討要修車費的案件。原告是外地文盲，在京打工，自己剛東借西借弄了個小修車鋪。被告原是的車隊的頭兒，他手下的司機在原告處修車，每次修車只在原告的本上簽個名。要從證據上講，原告難勝訴。但是這個案件要直接判原告敗訴又于理不符。原告很窮，也沒有文化，只覺得自己被騙了，一心想著要是輸了就與被告同歸于盡。而從被告的表現中，我也發現他雖然經咨詢知道原告沒證據，但是也不敢確認法官會不會確認這些

司機的簽名，同時，內心也有些心虛，這就是自然法理論中談到的自然公理起的作

用。我抓住他的這些心理做工作，最后促成雙方調解。

民事案件中這樣的情況不少。對普通老百姓來講，專業的證據意識都沒有樹立，不少當事人對訴訟技巧和證據作用尚處于懵懂階段。這種情況下，法官應該多做些案外的工作，盡可能的讓自然法的正義得到體現。同時宣講法律，提醒一方當事人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和保護能力，逐漸減少因證據問題喪失法律保護的情況。民事案件可以類型化，可分為婚姻案件、相鄰關系案件、侵權案件、析產繼承案件、合同案件等。每一種類型的案件，法官要查明的事實基本上可以歸納出幾點，根據這幾點就可以做出法律判斷。如，如果能把同類型案件的事實特征總結出來，形成統一的庭審提綱，法官在審理同類型案件時，這些庭審問題是必須要核實的，就可以避免重復開庭，并且提高庭審的質量，使法官在初次庭審中就能歸納出雙方的爭議焦點。因此，審理方法的類型化是提高效率的一個好方法。這種審理方法的類型化可以具體體現在庭審提綱類型化、辦案程序類型化、法律適用類型化。在這幾種類型化的工作中，庭審提綱類型化和辦案程序的類型化是基礎工作，相對也比較容易。比較難的是法律適用類型化的工作，需要做好大量的實證調研和法律論證工作。這項工作雖然難，但是意義很大。對初任法官來講，是很好的學習教材，對老法官來講，則是保證案件質量的法寶。因此，審理方法類型化的工作很有必要，需要在實踐中留心收集和整理。

第二篇：基層民事法官如何辦案

基層民事法官如何辦案

——從一則案件的審理看法官角色混同 黃湧 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法院

上傳時間:2008-4-13 瀏覽次數:2190 字體大小：大 中 小

前言

一直認為，轉軌期的中國司法，為世界司法史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樣本。今天的中國基層民事法官們，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常處于多種角色的互動之中。翻擺案件審理這一“多棱鏡”，在鏡頭的一面，我們仿佛看到法官們猶如孤坐于法律城堡之中的僧侶，不食人間煙火一樣地操擺手中的法條，從對概念邏輯的嚴密的推演之中，尋找判決的答案；而轉動一下鏡頭，我們又易窺見基層法官走出了法律城堡，在田野、炕頭貌似悠閑地與案件當事人聊案，傾聽社會大眾見解，并適時對判決結論作出一些微調；再看鏡頭的第三面，你可能又會發現一位完全不同的法官形象，從那位忙于請示匯報的基層法官匆匆身影中，你完全可能認為，他（她）僅是一名合格的公務員。基層法官的角色，在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之間游蕩，這或許是轉型時期中國法官所特有的現象。寫作本文，意有三：一是想以一個真實的司法場景為分析對象，對當前的基層法官司法樣式作一番整理，告訴外界，我們是怎樣做的；二是想進一步探明我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其制度與社會背景何在？三是試圖摸索一條路徑，探索當前我國基層法官合適的角色選擇。當然，如果本文能喚起人們對基層法官處境的理解，并進一步對基層司法予以支持的話，那將是一大幸事。

本文的寫作格式，采用的是對自己辦案手記的逐部評論、解剖，進而闡明表象后的意義的方式。這是一種新的嘗試，我希望，這些真實的法官辦案手記，能為學者們研究現階段中國基層法官司法實務提供樣本。但這種寫作方法可能面臨的危險是，手記的凌亂性很可能會導致文章的各部分之間的斷裂。為克服這一缺陷，在手記的各部分，我均用一句話的形式對手記內容進行提煉，并將角色的分析與對應的手記內容進行鏈接。在結論部分，我會對全文作出總結。

從一則案件出發 這是一起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校園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從我接手案件到作出判決，審理時間125天（其中鑒定耗時40天）。案件共有三位當事人，原告甲是一名年逾八旬的老人，被告乙是一所大學，被告丙是一名學生。經審理查明，2005年12月4日下午，被告乙所屬社會科學系學生會組織學生進行籃球比賽，被告丙所在的球隊一方發動快攻，將球大力甩至底線處，被告丙縱身躍起救球，落地時將位于比賽場地底線外約2米遠的原告撞倒在地，事發后被告將原告送至醫院，經診斷原告右股骨頸骨折。住院期間共花費醫療費用25942元。事發后，大學發動師生為被告丙籌措現金5790.7元，該款已支付原告。原告的傷情經法醫鑒定屬八級傷殘。另查，事發地點是一下沉式的體育場，行人不由此經過。事發后，原告向法院提出訴請，請求判令被告乙、丙連帶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4151.3元。

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擅自進入被告乙校園后，又進入相對封閉的下沉式的體育場內，根據自身的年齡及活動場所，原告理應合理估計到潛在的風險，而原告沒有充分考慮其年事已高及行為的潛在危險性，在前排他人均能避讓救球球員的情況下因自身疏忽及行動遲緩未能避讓救球球員，導致損害的發生，可以認定原告對自身安全沒有盡到一般人所應盡到的謹慎注意義務，其過失應屬重大過失，其后果將導致被告的民事責任得以減輕。被告乙作為一個管理者，應當對校園內的學生活動進行規范化管理，并對活動的安全性提供一切必要的保障。但就本案已查明事實，球賽之旁觀群眾均臨近于比賽邊線，被告乙對此未予警示，亦未派人參與球場秩序的維護，沒有盡到善良管理人所應盡到的管理義務，其過失屬一般過失。被告丙在躍身救球時應當考慮到緊靠邊線觀眾的人身安全，在起跳力度上有所把握，但從本案之球場底線與損害發生地之間的距離近有2米判斷，被告丙在救球時起跳力度過大，其行為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主觀上存有判斷不周的過失。但考慮到籃球運動的對抗性特點及當時比賽的激烈程度，對被告丙的注意義務不應要求過高，被告丙的過失在程度上應屬輕微過失。在具體賠償責任的確定上，確定被告丙承擔責任的比例為損失金額的5%，即2406.85元，由于被告丙已于事發后支付原告5790.7元，故其不再承擔賠償責任。在原告與被告乙間，根據過失大小及原因力比例，確定原告應自行承擔損失金額70%的責任。被告乙應承擔損失金額25%的賠償責任，即12034.25元。

辦案手記

（一）初閱案卷的一種直覺：1月5日，立案庭將案件移送。初翻閱原告訴狀及舉證材料，圍繞原告訴請，隱約感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過錯的判定及共同侵權行為的是否構成。初步感覺原告、被告學校均有一定責任。被告學生的責任模糊。

（二）尋找學說：1月9日，晚上在家中上網搜索到學者張新寶2人合著《共同侵權行為十論》一文，對于判斷本案二被告的責任類型（連帶或按份責任）可供參考。

（三）圍繞原告的請求權基礎進行法條分析：1月18日，明日要開庭審理本案。再閱訴狀，原告的請求權基礎在于《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依該條，侵權行為的成立應具備四要件：主觀過錯、違法行為、損害后果、因果關系，本案最關鍵的問題是應對原告、被告的過錯有無及程度作一判斷及量化。圍繞該問題，應查明：球場邊線與原告的距離，以探明被告丙起跳力度，研究其是否盡到謹慎義務；被告乙作為球賽場地管理者，是否已對球賽的舉辦盡到秩序維護義務；原告自身對預防損害的發生是否已盡到足夠的謹慎義務。

（四）開庭中釋明權的行使：1月19日，今日開庭。依歸納焦點進行庭審。發現原告就訴請中的傷殘賠償金一項未申請傷殘等級鑒定，被告律師認為已過申請鑒定期限。考慮原告未請專業律師，而從其受傷部位分析，傷殘情況又極可能存在，庭上建議被告律師采取務實的處理方法，以免原告另行起訴導致雙方訴累。被告同意鑒定。對原告行使釋明權，告知可申請鑒定。

（五）對判決先例的收集：1月23日，從本院法官了解，2001年本院有一案件與本案有相似之處。從檔案室調取該案案卷，該案案情為一學生至某中學所屬一不收費游泳池游泳時溺水而亡，死者家屬狀告中學，要求賠償死亡賠償金諸項。法院認為，原告自身存有重大過失，但學校在游泳池安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疏漏，未盡善良管理人所應盡管理義務，判決由學校承擔20%的賠償責任，原告上訴后，廈門中院裁定維持原審判決。此為學校未盡管理之責之適例，可值參考。另從《人民法院案例選》查找到一案例，為足球運動員之間在比賽中發生碰撞引發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責任編輯的觀點認為，體育競賽有其特殊性，應適用民法中的“自甘風險”原則，主張運動員之間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此原則，在本案確定被告丙責任上是否可借鑒？

（六）案件請示：2月13日，向庭長請示本案，庭長建議從體育運動的對抗性與旁觀群眾的人身安全兩項價值中尋找平衡點，進而確定被告丙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另，庭長認為，學生的參與體育運動是系學生會組織的，是否可視為一種職務行為，而據此認定學生個人不承擔責任。此為一有新意的觀點。值得思考。

（七）探求原告意見：2月16日，與原告代理人再次確定鑒定事宜。告知本院于2001年判決并經中院維持的學生游泳池溺水案，間接探求原告對各方應承擔責任比例的意見。原告代理人認可原告方亦應承部分責任觀點。

（八）看現場：3月1日，到事發現場，從被告丙起跳點與碰撞點距離看，直覺判斷被告丙在救球時力度較大，有輕度過失。

（九）聽取在校生意見：3月8日上午，與廈門大學的兩位在校生（在本院從事法官助理工作）討論本案，同學們言：要求籃球賽中的非職業球員在比賽的一剎那對行為是否有危險作出判斷，是否過苛？另，學校對于校園內的學生活動，應有安全保障的義務。此為校園生活親歷者的意見，可參考。

（十）閱讀法學著作：3月27日，越來越感覺過錯的判斷是一精細的法律問題，查閱王澤鑒先生《侵權行為法》一書，先生認為，判斷一侵權人是否有過錯，應考量侵權行為的危險性，對于危險性較小的行為，一般不應對行為人苛以過高的注意義務。聯系本案，在常態下，籃球賽的旁觀者對于球員的沖撞可予閃避（如本案站于原告身前的旁觀群眾均對被告學生的沖撞有效地進行了閃避）；另從實踐看，此種沖撞造成的損害一般不大。因此，似可認定，學生之救球行為危險性較小，對其危險預見能力不能高要求。

（十一）調解工作：4月上旬，多次與被告乙代理人聯系，建議該方擬定調解方案，遲遲未有答復，最后代理人告知，校方只有校長能對此事“拍板”，但校長公務繁忙，無暇顧及。調解工作只得作罷。

（十二）聽取運動員意見：4月23日，電話征求一籃球運動員的意見，球員認為，比賽中，球員的眼光應在于其他球員及籃球上，而觀眾的眼光則在于場上球員，因此觀眾對人身安全的防范義務更大。這一觀點似符合生活常理。

（十三）擬定判決書，庭長簽發：4月26日，依原告、被告過錯大小及原因力，確定原告、被告大學、被告學生對損害的承責比例分別為70%、25%、5%。庭長同意處理意見，簽發判決，擇日宣判。

法官角色評論

（一）法典、學說、先前判決——法律人角色

回顧我的辦案手記，我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個法律人。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制造一個“繭”，并將自己置身于“繭”殼之中。而“繭”之材料，包括法典、學說與習慣。

1.法典。本案中，當我看完原告的訴狀后，直接把眼光注視到了原告起訴所依據的請求權基礎 [1]：《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見辦案手記之3）。審視它的內容，該條系規定一般侵權行為諸要件；進一步查找它在民法體系中的位置，發現該條位于債權—債權的成立—侵權行為之債的成立這一子目錄中。研析該條，可知原告之訴求若欲成立，需要滿足以下四個構成要件，即被告具有主觀過錯、被告行為違法、原告產生損害后果、被告行為與原告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在與四個法律要件與訴狀陳述事實之間進行“上位規范與生活事實間來回穿梭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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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流程后，我發現，本案的焦點應在于對各方的過錯有無及大小作一判定。此為本案之法律焦點。該法律焦點可具體化為以下事實焦點：(1)原告甲進入校園的正當性、行人是否須經案發球場通過、被告丙救球時原告周圍其他旁觀學生的反應（以探明原告是否有過錯及大小）；(2)事發時球場秩序是否正常及被告乙是否已履行維護義務（以探明被告乙是否有過錯及大小）；(3)被告丙救球時起跳點與發生碰撞點距離、當時比賽情況（以探明被告丙是否有過錯及大小）。透視以上的思維過程，始終是以法典為依托，從原告訴狀中“未經加工的事實”作工作的起點，在案件事實與法條間穿梭，將“未經加工的事實”逐漸轉化為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此為典型的法律人的思維方式。

2.學說。從辦案手記的第2、10處記載可知，就本案的審理，參考了王澤鑒先生所著的《侵權行為法》一書及學者張新寶的論文。其中，王澤鑒先生論著中關于過錯判斷的理論（依行為危險性大小確定預見能力），對本案確定被告丙之過錯大小起重要的參考作用。通過對學生之救球行為危險性的分析，我認為對其危險預見能力不能過高要求，最后僅認定被告丙具有輕微過失。學者張新寶的論文則對于本案之侵權行為的類型判斷（即為共同侵權或為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基于二被告之間既不存在意思聯絡，行為間又非直接結合，因此在判決中我認定二被告行為間不構成共同侵權，被告間應當根據過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以上關于學說的運用，實為法官之法律人角色的又一注腳。需要探求的是，這種以學說為辦案參考的做法是否具有正當性。關于學說在我國民事審判中的地位，一直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說法。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司法中，似將學說中的“通說”作為法理引入判決依據之中。[3]我國大陸地區的民事審判實務界，對于學說在判決中的直接援用則持否定態度，但由于我國大陸地區至今沒有一部《民法典》，《民法通則》規定的簡陋性常導致法官的適法困難，因此學說的重要補充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實踐中，法官們一般是將學說作為對法律條文理解的依據，充當法條的營養成份，進而彌補法條規定的不足。

3.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我國不是一個判例法國家，因此先前的判決不能作為一個判例予以援用。但這不說明，先前之類似判決（尤其是上級法院的類似判決）對下級法院以后的判決不發生影響。從《法院組織法》的規定看，我國上、下級法院之間非領導關系，但實踐中，上下級法院間的業務指導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另，下級法院的判決正當性往往需依托上訴審法院對上訴案件的維持來尋求。因此，一個下級法院的法官一般不會拒絕參考上級法院的類似判決。從辦案手記5的記載可知，本案的審理中，我發現了本院曾經審理并經中院判決維持的一件相類同案件，此案件的責任比例的確定，對本案的判決結論（尤其是被告乙的責任比例確定）產生重要影響。

以上三方面，均系圍繞法律本身所進行的思考，而以下之部分，則與法律無直接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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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身閱歷、當事人態度、社會意見——社會人角色 1.自身閱歷。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家庭出身、學習歷程、社會交往情況等對人之思想觀念、處事方式等的影響甚為深遠。因此，人之慣常行為模式受制于社會，應為必然，法官亦不例外。解剖自身，本人出身于干部家庭（家庭中成年者清一色均為共產黨員、國家干部），從小所受教育較為傳統；在學習歷程上，歷經小學中學大學及在職的研究生學習，學習生涯長達19年，是所謂的“三門生”（家門——校門——單位門）；在社會交往方面，因職業使然，與人接觸較為謹慎，除同學、文友、球友外，社會交往面狹窄。凡上種種，決定自己的處事觀較為保守。因循守舊的觀念在思想交鋒上優于開拓創新，反映于審判工作上，此典型表現為在司法上以一般人的感受為基準，怕審判結論反常態，標新立異。從以上辦案記錄中對多人的意見征求及請教上，這種穩妥、謹慎的司法觀暴露無遺。

2.當事人態度。在以上的辦案手記7中，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竟然要有意識地想辦法探求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的意見，以求掌握當事人對判決的預期底線，此在西方法官看來，有些匪夷所思。然在中國現今之司法土壤中，此做法有其合理存在的理由。從工作性質上看，如蘇力先生所言，“在中國，基層法院法官在處理司法問題時一個主要的關注就是如何解決好糾紛，而不是執行已有的法律規則”，[5]案結事了，是每一位一線法官最直接的工作目標，而當前和諧社會觀的提出，更把這一“息爭”的政治訴求定位于司法的終極追求。而如何做到“息爭”呢？把判決這一產品做到當事人滿意，是實現當事人不爭的唯一途徑。因此，在判決結論的確定之前，一名民事法官為了盡可能使當事人息爭，運用調解策略，推測當事人對判決結論的可能接受程度，進而將判決結論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內微調，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筆者所接觸的一些民事法官（特別是有經驗的資深法官），多少均有相似的“審判技巧”。

3.社會意見。司法者在審判中應尊重社會意見，無論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法官均有共識。但在程度上又有區別。凡社會信任度高的法院，法官在司法時較不易受社會意見的左右（如英美司法）；而在一公眾普遍對司法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司法場境下，法官在司法時為追求結論的正當性，往往對社會對判決的預期甚為敏感，為使一項判決得到社會的認同，在判決結論作出前廣泛探求社會意見，自覺或不自覺地使判決結論合于主流民意，是消除公眾對法院不信任感的應對之策。大量的數據表明，我國法院在社會信任度上存在缺失，因此在敏感案件的審理中，不少法官如履薄冰，往往將判決的社會接受度作為衡量判決成敗的重要指標。再從文化土壤上觀察，歷史上，我國有“情理法”司法的傳統，因此，判決結果是否合于“人情”，是判決正當性的重要依據。綜上原因，我在本案的審理中，實際上通過不同的方式探求了社會階層的意見，如與案件審理對象有同質性的在校學生意見、一位職業籃球運動員的意見，通過對以上意見的綜合分析，逐步形成案件的判決脈絡。

（三）案件請示、行政級別上的顧慮、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行政人角色

1.案件請示。讀者注意到，在辦案手記的6、12，我就案件審理的情況，曾向庭長討教，并就案件判決擬定，獲得庭長的同意。此項內容，應為較具中國特色的案件案件請示制度的一部分。[6]關于案件請示的性質，在諸多探討我國法院管理行政化色彩的專論中均有論及，學者及法官們多將之歸為現行法院行政化管理體制帶來的弊端，認為其有悖審判獨立之精神。對于法院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我不想詳述。只想從基層法官的司法心態角度，談談對案件請示的認識。簡單說，基層法官對審判之獨立是“即愛又怕”。應當說，絕大多數法官是渴望審判獨立的，法官職業的魄力在于，它給了一名法官獨立思考的空間及獨立決斷的權力，這因符合人之渴望自我實現的本性，而給法官帶來精神上的愉悅。[7]然實踐中，以下兩方面嚴重困擾著渴求獨立的法官們：一為超大的法外空間。現行的《民法通則》僅是一部民法的基本法，其條文加之《合同法》、《擔保法》、《婚姻法》、《繼承法》不足900條，較之《法國民法典》的2281條、《德國民法典》的2385條，其粗放性質凸顯，“法律真空”大量呈現。如此疏松的民事立法，導致了大量的法律漏洞存在，法官在面臨這些法律漏洞時，往往無所適從；二為錯案追究制的實施。在我國的干部任免體制上，法官之職級升遷系由院黨組決定的，而錯案的發生率是院黨組在衡量一名法官績效的基本指標（部分法院已將法官的錯案率記入法官檔案，以歷史資料形式保存），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法官在審判工作中，對法律所賦予的獨立審判權往往是“愛恨摻半”。此時，案件請示制度的設立，為法官自我開脫提供了便利之門。案件是集體決定的，“在某些時候確實成了法官個人不恰當地推卸責任的一種方式”。名非獨立的行政人。

2.行政級別上的顧慮。從辦案手記11可知，本案審理中，我曾一度想做一下本案原被告的思想工作，爭取調解解決本案。但在征求被告乙的意見上，遇到了麻煩。經數次通知，被告乙代理人并未應法庭要求提出己方的調解方案，在法庭詢問其為何不明確調解方案時，代理人稱，除非校長，校方無人愿意對此問題進行“拍板”，但校長公務繁忙，根本無時間對此決策。最后，調解一事不了了之。在這件看來是小事的處理上，我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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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目前的立法及相關制度設計下，法官們倒樂于成為一奈。若是當事人是一般人的案件，我會直接通知當事人到庭調解，但本案，我卻無能力通知被告乙的負責人到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在我國的干部科層結構中，本人名義上是一名行使審判權的法官，但在等級上僅是一名科員，相較于本案之校方領導（正局級），相差距離極大，且不說領導同志們是否肯賞臉參與調解，就是參與了調解，要在調解中說服領導做一些讓步，我看也是難上加難，弄不好還可能引致行政權力介入本案，加大審判的難度。因此，在幾經曲線努力無果后，本人選擇了對調解工作的放棄。在對這件事的處理上，自覺或不自覺間，我已將自己視為了行政階層中的一員。

3.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辦案手記5中對上級法院先前判決的參考不僅體現了基層民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個中可以看出“遵循先例”的影子），亦折射中國司法的行政性色彩。在我國的司法等級鏈條中，下級法官雖不負有服從上級法官意見的義務，但在法官的錄用、培訓、晉升問題上，上級法院有很大的決定空間。出于對自身前程的考量，在類似判決的處理上，基層法官一般不敢有太大的自由空間，一種類于行政服從的陰影始終縈繞在基層法官的身邊。多重角色之下——我們如何選擇

已經看到，我國基層法官所正在進行的司法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法律職業、社會意識、權力階層分別要求法官必須扮演好“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的角色。在此復雜的角色扮演中，法官要拿捏好個中分寸，難度極大。特別是在角色之間存在沖突的情況下，法官更是如履薄冰。如何處理好三種角色之間的關系，值得法官同仁們深入探討。個人認為，在確定什么是我們的角色選擇前，應先明確什么是我們不能選擇的。司法的行政化，是我國特定時期司法的一項特色。其成因，諸如眾多學者所分析的，在于現行體制。而體制問題，非庶人所能左右，故我們雖懷善良的動機希望將司法的行政化色彩淡化直至消解，但目前，我們仍得扮演好體制所設定的角色。我們所能做的努力或許僅在于，躲藏于法律城堡之中，憑借法律的盔甲為正義做一些抗爭（此在下文會論及）。

在法律人與社會人二重角色的扮演中，個人認為當前我國基層法官應以法律人角色為主，以社會人角色作為檢驗標準，而在二者嚴重沖突時，以社會人標準對法律人標準做必要的修正。

（一）法律人角色——我們的基本定位

1.現代法治的要求。從宏觀上看，現代法治社會，在權力的構架上是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作為相互制約的權力予以設計的，一般認為，在以上三個權力中，司法權基于其被動性特征，是最不危險的，也是權力能量最小的。因此，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的制約與平衡要求法官必須堅守規則的陣地。

2.司法正當性的要求。在權力的行使上，司法權的正當性來源于立法（代表人民的意志并且經過了人民全體或其代表的投票表決）。在概念法學盛行的年代里，有一個美麗的神話，即認為司法是對法典的忠實貫徹，司法的過程，仿如自動售貨機的工作一般，司法者只要投入硬幣（案件事實）于售貨機（法典），售貨機就能吐出貨物（判決結論）來。但時至今日，人們已經發現世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立法，司法的能動性已為人們所廣泛認同。但在大陸法系國家，無論如何能動，司法均應以法律文本為依托，在法律解釋學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法律解釋的第一步工作是文義解釋，即嚴格依照法律條文的文本意思對法律作出理解，只有在法律的文義不明時，方有依其他法律解釋方法進行修正的機會。[9]

正因為規則的出身能使法官找到支持判決的合法性淵源，法官在司法中，最主要的角色定位應是法律人。

3.當代中國司法權面臨處境的迫切要求。今天的中國司法，典型地呈現出一種地方化的色彩。法院在人、財、物上對地方的依賴直接導致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的案件裁判中，法院往往無法抵制地方黨政部門打著“三個有利于”、“穩定壓倒一切”等旗號的行政干預。從性質上看，所謂“三個有利于”、“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均非法律標準，而體現為一種社會要求。若依此種內涵不明但外延極大的社會標準斷案，法院極易淪為“正義”面罩之下保護地方私益的工具。因此，在司法權可能被行政權邊緣化的今日中國，明確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將為法院公正司法提供一面盾牌。通過捍衛法律的概念和邏輯，法官們可以巧妙借助成文法律背后所蘊含的立法權力支撐，在目前中國司法權地位式微的制度背景下，以法律推理的科學性對抗地方權力對司法干預的隨意性。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法律解釋不僅僅是追求真理的手段，更主要是一種行使權力的技術。也正是通過這一套技術，法律知識和傳統才可以與政治權力相抗衡。”

（二）社會人角色——一個檢驗的視角

[10]

1.傳統中國“情理法”歷史的要求。第一，在傳統上，中國的司法官吏們大體上遵循的是“天理、人情、國法”三者統一的辦案標準，此典型體現在西漢董仲舒所倡導的“春秋決獄”之中。司法官吏們在斷案中以儒家經義為標準，“以國法為中樞，使（前述）三者協調統一，以確保社會有序，國家穩定”。

[11]

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結構與長久的文化積淀，決定中國古代官吏在司法中必須保證自己的判決符合民意和人情。第二，歷史上，中國的民眾也更傾向于將是否符合民意、人情作為判斷司法裁斷之正確性的依據，而將法律之規定放在第二位。情入于法，使法與倫理相合，易于為人所接受；法順人情，易于在民眾中推行。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在此天人格局中，中國法的準據便在人心，??法律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在此，??法之無效，法之在于人心中不合法，甚至視之如鬧劇，原因也在此”。

[12]

個人認為，在現代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對法律適用必須合乎情理性的考慮大于法律的概念與邏輯，在此情境之下，我國基層法官在扮演法律人角色時，應當注意從社會人的角度審視法律人的結論，以防止法與情的過分脫節。

2.現階段我國司法信任度缺失的要求。有人比較美國法官與中國法官在對待民意問題上的態度發現，我國法官在對待民意問題上，普遍對民意予以了較高的重視。實踐中，公眾輿論傾向是我國法官在審判過程中不得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沒有充分信心能夠使公眾輿論發生逆轉的情況下，法官不愿把自己的判決建立在與公眾輿論完全相反的基礎上。” [13]個中原因在于，我國民眾對法官的信任感不高，較之美國法官，我國法官

[14]更具有“尋找某種非人格的方法來使自己正當化的強烈動機。” 因此，關注社會，尋找共識，在很長的時間內，會是我國法官在審判中的重要工作。

3.司法民主化的要求。從實質上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與社會人角色的沖突，實為司法的職業化與司法的民主化的沖突。在當前中國，司法的民主化漸成趨勢（近期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施即為適例），隨著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公眾傾向對判決的影響將越來越不容以忽視。

（三）對法律人與社會人角色沖突的處理

一般而言，法律人與社會人角色不會發生沖突，因為，法律不是無源之水，其根源來于社會，是對主流社會道德在規范上的確認。然法律的相對靜止性與社會生活的流動性之間、法律語言的有限性與社會內容的豐富性之間存在溝壑，有時，從兩種不同的角色看問題，會產生不同的認識。在嚴格的依法裁判有可能與道德和習俗相悖時，我認為，法官不能無視社會的主流意識，應通過對法律條文的修正保證判決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但此非以犧牲法律價值為代價。遇此情形，法官應妥當適用法學方法論方面的知識，或依法律漏洞填補的方法、或依價值補充方法、或依對法律原則的適用，科學、合理地理解法律，總言之，對法官而言，解決問題的答案最終應回歸于法典本身。

結論

（一）較之西方法官的司法相對單純性，我國基層法官的司法面臨多重角色的挑戰，法官輾轉于法律人、社會人、行政人角色之間，擔負著法律職業、社會意識、權力階層的多重期待與壓迫。

（二）在角色扮演上，個人認為，當前我國基層法官在司法中應著力扮演好法律人角色，并以社會人角色作為檢驗標準。在二者嚴重沖突時，法官當以社會人標準對法律人標準做必要的修正。

（三）關于基層法官的行政人角色，本與法官職業相悖，期待體制改革的浪潮能將其沖淡直至消解。

（四）當然，本文并沒有窮盡影響法官判決的要素，法官的直覺（見辦案手記1）、同情心（見辦案手記4）都可能影響判決的結果（此當另撰文予以探討）。在法官的判決進程中，諸神共舞勢必難免。

注釋:

[1]王澤鑒先生所著《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一書在我國大陸出版后，對理論及實務界均[2]［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0頁。該產生較大影響，許多法官已習慣以請求權基礎的思維方法來對每個案件的審理做定位。

書認為，審判過程，一方面須依事實探尋法律規范，另一方面須將法律規范適用于案件事實，其所涉及的是一種相互闡明的思考過程。

[3]王澤鑒：《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

[4]此處所指的法律，是指狹義上的法律，不包括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律。

[5]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實踐中，案件請示的對象既可能包括庭長、也可能包括分管院長、院長及上級法院對應[7]劉嵐、應啟明：“基層法官心理壓力有多大——來自寧波北侖區法院的訪談”，載《人[8]同注 [5]，第120頁。181頁。

庭室，涵蓋的范圍廣泛。

民法院報》2006年2月28日第3版。

[9]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10]強世功、趙曉力：“雙重結構下的法律解釋——對8名法官的調查”，載梁治平主編：[11]張晉藩：《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12]**：“梁漱溟論中國人的人生態度與法律生活”，載《中外法學》1998年第6期。[13]秦策：“法官角色沖突的社會學分析——對司法不公現象的理性思考”，載《南京師大[14]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法律解釋問題》，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學報》1999年第2期。第167頁。

第三篇：辦案心得（模版）

辦案心得

平時的積累：

1、作為一名律師，除了應當通曉法律，還應當博覽群書，應該有淵源的知識，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你遇到的下一個案子會是某一專業或某一領域的，律師應該擁有兩個書架，一個上面都是法律專業的書籍，而另一個則應該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上面應該有五花八門的各類圖書。

2、作為律師都要閱卷，閱卷最好有先后順序：首先是判決書,可以知案由、事實、論據、知道法律問題和爭議的焦點、知結果；其次是起訴狀；再次是答辯狀；而后是法律意見書或者是代理詞，最后翻閱全卷所有的內容。在閱讀別人所辦案件的案卷時，看的越仔細，就越能學到辦案律師的高超技巧，也越有機會發現存在問題。

3、必須熟練的運用高科技的文字處理系統，這樣至少有以下的優勢：可以隨意的粘貼、排版；可以格式統一，形成風格；易辨認，當事人和法官不必為律師的書寫辨認度擔憂；易添加表格，曲線圖等，使敘事和證明更清晰。

4、對待當事人應該做到以下幾點：對當事人遇到的麻煩的狀況表示同情；在探討案情時要讓當事人感覺到安全感，信任感和信心；要設法了解當事人的真實處境；讓當事人知道案件的辦理是怎樣一步步推進的；讓當事人實施感到你的盡心。

5、在律師明顯感覺到當事人的觀點和要求可能違背自己的職業道德和良心時，就應該建議當事人去找別的律師代理案件。如果當事人非要問及不代理的理由時，最好的回答是本律師無法達到你所要求的目的。

6、律師在與當事人的談話中，應盡量避免出現“絕對勝訴”，“絕對沒問題”等措辭，對于有些當事人一開始就告訴律師這個案子勝訴沒有問題，強調自己理由的絕對性，并且不斷強調勝訴的把握時，作為律師的答復必須客觀。

7、律師應該經常去法庭，經常去旁聽，使自己對法庭的一切都十分熟悉，這樣自己出庭時，就會感覺像在自己辦公室一樣，不會緊張。

立案到開庭前：

1、每個案子的案卷中都應有一個時間表，此表既記錄關于本案過去的重要日期，也應該包括預設的各種階段的日期，這樣辦案才能有條不紊，不出現混亂。

2、如果被告是單位，在寫訴狀之前去工商局調取工商檔案基本信息，確認是否是適格的訴訟主體。烏魯木齊的勞動爭議案件在單位工商檔案登記地管轄，比如，單位的工商檔案登記地在自治區工商局，勞動爭議的管轄則在自治區勞動仲裁委員會。所以，在立勞動爭議案件時，先要調取工商檔案基本信息。在做訴訟的準備時，要確保沒有遺漏的被告。在同案其他被告應否承擔責任的問題不能十分確定的情況下，最好先將其列上，這樣利大于弊。

3、寫訴狀之前分析案件證據材料，明確案件的法律關系以及立案的案由，把跟案件有關的所有法律規定找全。起草的訴訟文書必須要經過一遍一遍的修改，寫作的風格應該是清晰，簡潔的。

4、在法律文書中，數字更加重要，任何數字都應該檢查至少三遍，以確保數字的全面和準確。計算方法也應該說清楚，不僅要說明計算方法的法律依據，而且最好要列明計算公式，使法官和當事人能迅速的理解。訴狀寫好之后把證據整理好，把證據目錄及計算依據寫好，以免時間長了忘記，在立案時可以不提交法院。

5、準確引用需要的法律，避免使用“相關法律規定”這類含糊不清的詞，引用時一定要核實，確保準確。最好將用到的法律附在所提交的法律文書的后方。

6、提交給法庭的任何材料，都應該標上頁碼，以免在發生散落或裝訂錯誤時無所適從。

7、在起訴狀中所列原.被告信息時不要把自己當事人的電話寫在起訴狀上，以免法官直接聯系當事人，繞開律師。在律師函和委托授權書上要寫上自己的聯系方式執業證號（特別是刑事案件），以便公安.檢察.法官聯系自己。

8、所有證據材料的原件都盡量由當事人自己保管，律師只留下復印件，以免遺失原件導致案件發生舉證不能時，承擔重大過錯責任。

9、不要把有關案件的文件或資料或有關法律條款給當事人復印或帶走，有的人在拿到依據后往往不會再回頭。

10、不同區的法院對起訴或執行時所需材料可能有不同的規定，在去辦理案件時要及時記錄。比如烏魯木齊市沙區、米東區法院要求按照被告的人數提交證據材料，而天山區、新市區、水區法院則只需要提供一份證據材料。又比如說執行案件，水區法院需要提供一、二審判決書原件各一份，強制執行申請書1份以及身份證原件。天山區法院則不同，如果是二審維持的案件，需要提供一審判決書兩份，二審判決書一份；如果二審改判，需要提供二審判決書兩份，一審判決書一份。

11、刑事案件最好兩名律師共同辦理，女律師最好能和男律師配合辦理。女律師一個人會見被告人時，女律師要走在被告人的后面。

12、雖然《律師法》規定，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及法院階段會見被告人不需要辦案機關批準，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需要批準。

13、第一次會見被告人時，要詢問被告人是否同意作為其辯護人，在會見被告人時不能給被告人夾帶東西，也不能將被告人的東西帶出。

13、在代理勞動爭議案件的仲裁階段時，若作為代理人幫當事人去提交仲裁申請書等材料在委托手續和仲裁申請書上，除了需要當事人的簽字外，還需要當事人按手印，如果當事人自己去提交相關材料則不需要。

開庭到判決后:

1、了解和尊重法官，在法庭上，尊重法官的權威和立場。

2、在法庭上發言，要注意語速，配合書記員的記錄，并且要熟悉并控制自己的嗓音，重要的問題可以重復一到兩遍。

3、盡量將同一案卷的所有材料裝在同一檔案袋中，以免疏漏授權委托書和律師事務所的公函。

4、不要輕易對當事人或其家屬作出某種承諾！不要完全相信當事人的話,要看證據。

5、交法院的資料及與當事人進行聯絡的信函應有備份,建立完整檔案。

6、如果有可能，開庭時最好通知當事人聽庭；如果當事人沒空，也最好讓其派員聽庭，以便讓其感受律師為其案子所做的努力及所表達的觀點。

7、在刑事辯護中盡量多使用公訴機關的證據材料,自己不要輕易調查取證,一來很難取得有用的證據,二來也致公訴人懷疑你作偽證。還有在辯護詞中對采用的公訴方的證據材料的出處要標明清楚，以免辯論時找不出證據出處而導致被動。

8、關于時效的問題，除了知曉時效的長短，還應當清楚地知道時效從何時開始計算，所以再領取到判決書時，未免錯過上訴期，最好將收到的日期記錄在判決書空白處。

9、如果要上訴，在上訴期期滿之前的兩、三天就要辦理上訴，不能當天辦理，如果法院書記員不在很有可能錯過上訴期。

10、如對仲裁裁決不服到法院起訴時要向法院提交領取裁決書的送達回證。在領取裁決書的時候就要將送達回證一并復印、領取，避免多次去仲裁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11、對裁決書不服去法院起訴時，訴狀不能改變仲裁請求。

第四篇：辦案心得專題

2008年我所代理了一起涉嫌貪污和單位受賄的刑事案件，接受委托后，我和郭平珍律師具體承辦了此案。作為一名剛入行的新律師，在辦理該案的過程中，郭老師時時刻刻都不忘指點和點撥。通過辦理該案，有一些粗淺的體會和感悟，寫下來與各位分享。

1、案情必須熟化，絕對不能有等、要、靠的思想

在辦理該案的過程中，由于郭老師有其他事情不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該案，因此我要承擔該案的大部分工作。在和其他所的律師合作辦案情況下，我曾一度認為合作辦案的律師接觸案件時間長，便出現了由其準備部分辯護意見的想法。但在實際合作辦案過程中，由于該律師并沒有很好的配合我們，因此我們在案卷材料沒有完全熟化的情況下便匆忙取證，導致后來出現了一些差錯。因此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無論是和其他所的律師合作辦案還是事務所內部的協同辦案，都絕對不能有等要靠的思想，始終要把自己定位為主辦律師、出庭律師的地位，始終要把每一位辦理委托手續的當事人作為自己的衣食父母，認認真真、全面細致地準備好每一個案件，用郭老師的話來說也就是“材料哪怕不用也要準備的全一點”，千萬不要打無準備之戰。

2、出現差錯后千萬不要有抱怨和推諉責任的思想，要千方百計進行彌補

差錯在所難免，出現差錯以后，辦案律師難免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包袱，也總想把責任推給別人，但實際上這樣并無助于案件的辦理。我認為在出現差錯的情況下應及時向委托人及當事人做必要的解釋，千萬不能推諉責任，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律師的正確做法。我們應該千方百計的采取其他辦法彌補出現的差錯，給當事人留下我們盡力補救差錯的形象。

3、和其他事務所的律師合作辦案時要處處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同行是冤家。在和其他所的律師共同辦案的過程中，由于辦案風格等等的不同經常會出現意見相左、配合不力的情況。如果認為對方不認真、不負責我們也千萬不能在當事人或者對方面前表露出來。我們要善于發現其他人身上的閃光點，要善于發現自身的不足，要多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問題，而不能得理不饒人。

4、要正確對待當事人家屬的意見，防范執業風險

當事人為了其自身的利益，往往會夸大對其有利的東西，甚至也有可能串通其他人做偽證。律師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擺正自己的位置，要始終忠實于事實和法律，要增強自己辨別是非和駕馭案件的能力，千萬不能被當事人所左右。律師是當事人的受托人，而不是當事人的代言人，我們時時要重視和防范執業中可能發生的各種風險。這也是律師進行刑事辯護的前提。

5、要理順和法院、檢察院的關系

律師是無冕之王，我們的每一次會見、調查取證及提交的每一個辯護意見都在檢察院和法院的監督、審查之下，為此我們一定要處理好和法院及檢察院的關系。

在與這些部門及人員交往的時候，一個人的人品是很重要的，只有你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才會得到他們的信賴與尊重。而一旦這種信賴關系建立起來以后，他們就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助你，甚至你在辦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小差錯也會得到他們善意的提醒。而如果你的理論功底非常好的話，他們也會向你請教各種各樣的法律問題，如果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對今后辦理各種案件無疑是一種極好的幫助。

6、對于任何一個委托案件一定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盡心去辦

當事人也許一輩子就打一次官司，律師看來很無足輕重的事情在他們看來也許相當重要。因此，律師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好份內的每一項工作。除了要追求好的訴訟結果外，還要給當事人留下一個好的印象，讓他們成為我們的義務宣傳員，通過他們的宣傳、介紹為我們帶來新的業務。不過，辦案律師要得到當事人的認可真的是太難了。有時候，雖然我們已經盡力了，但當事人對我們的工作還是不滿意，甚至有時候我們做的一些份外的工作他們也認為是理所當然。說到底，其實還是一個心態的問題，只要我們調整好心態，積極認真地做好每一項工作，即使免不了當事人的抱怨，但我們也問心無愧。

7、要始終對自己的辯護或者代理觀點有信心

慎做無罪辯護也許是目前司法環境下許多刑辯律師的一種無奈選擇。記得上次參加山西省律協組織的律師培訓，一位老律師感慨的說，從業二十多年來成功辦理的無罪辯護案件還不到十起。雖然有些案件從事實和法律上來講就應當是無罪，但為了最終的結果，有時候還是會采取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辯護策略。郭老師和這位老律師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無罪的就應當做無罪辯護，即使法院不判無罪也要做無罪辯護。因為律師要做的只是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要幫助法官做裁判。而且有時候只有堅持無罪辯護的觀點才能為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上訴或者申訴留下后路。如果一味的追求辯護的效果或者結果，實質上還是對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我覺得，采取什么樣的辯護策略，其實是律師對自己的辯護觀點是否有信心的問題。因為只有自己內心首先確信自己的辯護或者代理觀點是正確的，你才能進一步去影響、說服別人。

8、要善于總結

做律師，一定要學會總結。不但要善于總結自己，而且還要總結別人，要學會從別人身上總結得失。總結不一定非要專門去寫，要學會養成隨時記的習慣，只要有感悟就隨時記下來。我想如果能堅持下來，這些零零星星的記錄對你日后將是一筆很大的財富。當然，光記肯定是不行的，還應該隨時翻閱這些總結和記錄，只有爛熟于心，日后應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

有人說，一個國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試金石之一是它對那些為有罪之人、為世人不齒之徒辯護的人的態度。刑辯律師的王冠是由荊棘編織而成的，不歷經艱難險阻，就不會有刑辯律師的王冠。我想，遇到荊棘和艱難險阻的不只是刑辯律師，其他任何從事律師行業的人也都會遇到。年輕律師也只有經歷這些困難挫折才能逐步成長起來。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進入律師行業一年半的時間，希望通過我的不懈努力盡快成長為一名合格的、成熟的律師。

第五篇：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改革

淺議主審法官辦案責任改革需解決的問題

一、確定主審法官的權力和責任，現有的法官選任條件應該改進和完善。實現人民法院工作的新發展，歸根到底要靠一支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必須充分考慮目前我國法官群體的實際狀態，有針對性地采取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保障法官選任制度改革積極穩妥向前推進，保障進入法院的新任法官能夠實現和維護司法公正。為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建立我國法官選任制度：

一是明確法官選任標準。完備的法學教育是保障法官具備法律思維的重要條件，苛刻的法律職業考試是確保法官掌握法律專業知識的基本方式，艱苦的司法技能訓練是保證法官熟悉司法實務技術的可靠途徑。法官在從事司法職業之前應當接受正規的法學教育，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并經過嚴格的司法技能訓練。

二是改革法官任免制度。目前我國法官由同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任免，這種做法容易產生法官對地方黨政機關和權力機關的依賴。從本質上看，我國各級人民法院法官是代表國家依法行使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因此，在法官的選任方面，應當充分體現法官的國家司法職業者屬性。如果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統一任免全國法院法官尚存在一定困難的話，可以考慮實行法官兩級任免制度，即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選舉或者任免；地方三級法院法官由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任免。三是健全法官任前公示制度。法官任前公示是獲取社會民眾對法官信賴的重要途徑。我國法官任前公示的做法雖然在一些地方已經施行，但仍然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之處，主要是公示的內容很少、公示的范圍過窄、公示的時間太短。為了重新樹立社會公眾對法官的信心，有必要在任命法官之前，于社會主流媒體上，向全社會公布法官候任者的基本情況（如學歷、工作經歷、財產狀況、家庭主要成員或者主要社會關系），公示時間在一個月以上，廣泛接受社會各界的評價和監督。

四是建立法官逐級遴選制度。目前我國法官招錄主要采取的是，各級法院在地方黨政機關的組織下，從政法院校畢業生或者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選拔和錄用。這樣的法官招錄制度難以避免選任的法官剛出校門就進入較高甚至最高級別人民法院大門現象的發生。較高級別法院法官需要成熟的心智、豐富的閱歷、精湛的技藝等基本品格，這些職業素質無疑要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積累。因此，建立法官逐級遴選制度很有必要。初任法官應當首先進入基層人民法院工作一定年限，上級法院根據下級法院法官的工作業績，按照一定的標準，從下級法院逐級遴選。

二、如何實現“讓審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近年來，各個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行政化傾向，審判委員會對主審法官、合議庭起著“領導”作用，造成判審分離、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權責不對等，直接影響了司法的公信和權威。應該肯定，幾十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在總結審判經驗，指導審判工作，審理疑難、復雜、重大案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認，一定程度上影響研究案件的公正性。審判委員會委員一般根據主審法官的匯報，形成對案件的決議。這些對案件有著決定權的委員沒有參與審判，只是聽聽匯報就定案。這種典型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機制，是導致司法不公的主因之一。

建議或將審判委員會變成一個咨詢機構，對一些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參考意見；或將審判委員會作為審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專門組織，既參加審理又負責裁判。同時，建立科學的選拔任用機制，由一些具有淵博的法律知識、豐富的審判經驗、良好的職業道德的法官組成審判委員會，去除審判委員會的“行政化”，讓“審者不判、判者不審”變為“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把本屬于法官的裁判權還給法官，讓主審法官、合議庭真正成為審判的主角。

三、如何引導優秀審判人員參加一線辦案，是否需要調整目前法院審判部門領導崗位設臵。

1、福利待遇應向一線傾斜。

2、在一線辦案的法官，縮短晉升法官等級年限。

3、提高一線法官的職級待遇。

四、如何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目前法官和審判輔助人員比例是否應調整。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其中心任務就是審判工作。法院管理工作即是圍繞這個中心，組織、協調各種綜合性的輔助工作，提供和創造各種有利條件，用以支持審判工作，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法院干部隊伍由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政工行政后勤人員等組成。其中，法官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其他人員都是為法官的審判工作服務的。為了適應建立一支職業化法官隊伍的要求，保證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提高審判效率，應對人民法院不同崗位的人員實行單獨序列分類管理。

1、法官序列。法官作為國家審判權的具體行使者，其職責就是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或者獨任審判案件，法官的職業道德素質、法律適用水平、專業知識結構和審判工作作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法官必須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修養、特定的思維模式、嫻熟的法律專業知識與駕馭審判的能力和技巧。法官的職業素質對于司法的公正與效率有著最為直接的作用。在當前情況下，應在法院內部通過競爭，選拔出符合法官任職條件、業務水平高、綜合素質好的人員，報權力機關任命為審判員。由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組成法官群體。法官只有級別上的區別，在審判權上完全平等，應取消案件審理的審批和把關制度，還權于合議庭。實行法官序列后，法官非因法定原因，非以法定程序不得被免去法官職務，不得調離審判崗位，不得剝奪其審判權，以保證法官的職業化、精英化，并保障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職權。

2、法官助理序列。在審判活動中，有許多事務性的工作，如調查取證、訴訟保全、證據交換等等，這些工作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僅靠少量的法官是無法完成的，必須設臵法官助理來幫助法官處理這些事務，使法官可以集中精力于認定證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因此，要將現行助理審判員改為法官助理，并取消助理審判員可以臨時代行審判員（法官）職務的規定，即只有法官（審判員）才能行使審判權。在現有情況下，從符合法官助理任職條件的人員中，按照一名法官配備一至兩名法官助理的比例，通過競爭，擇優選出人員，由本級法院任命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協助法官工作，與法官進行明確、具體的分工。法官助理在法官的具體指導下，負責辦理案件的事務性工作。法官助理符合法官條件的，在法官出現缺額時，通過競爭，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被任命為法官。

3、執行員序列。執行是人民法院依據國家法律所賦予的權力，運用國家強制力，強制義務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所確定的義務，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的重要法律手段。執行工作對于維護法律權威和司法權威具有重大意義，必須不斷加強。但目前，在人民法院所有人員中，有法官序列、書記員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卻沒有執行員序列。在司法實務中，通常認為執行人員包括執行法官、書記員和司法警察，其身份、地位較為混亂，只要是從事執行工作的人員，都叫執行員，實踐中各級法院都給執行員授予法官職務，造成身份沖突、職責沖突，使當前的執行制度處于十分尷尬的狀態。法官擔任執行員，與法官居中裁判的職業特點相沖突，與我國法院著力解決“執行難”的實際需要不相適應。因此，在推行法官職業化建設中，應當把執行員從法官中分離出來，設臵專門的執行員單獨序列，建設一支專業的、高水平的執行隊伍。執行人員應由國家權力機關任命為“執行員”，取得他們應有的名稱和地位。

4、書記員序列。對書記員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實行書記員單獨序列，明確書記員的身份，確定書記員的職責，建立一支穩定的書記員隊伍，以利于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在書記員中，可設書記官長、副書記官長，對書記員隊伍進行管理。

5、政工行政后勤人員序列。政工人員包括從事干部管理、教育培訓、紀檢監察、機關黨務和工會等群團工作的人員；行政后勤人員包括從事信息宣傳、秘書機要、打字文印、檔案管理、交通通訊、物資管理、財務管理、對外接待等工作的行政后勤保障人員。盡管各項政工行政工作內容各不相同，缺少共通性，各有特點。但任何一項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知識，才能和經驗才能干好，有的崗位還要有特殊的素質。如文秘人員，除了要有法律專業知識外，還要有較強的文字寫作能力。因此，不能把這些工作當成是相對于審判工作的“雜務”，采取由審判人員輪流干的方法，而應當把這些工作看作是專業化的工作，由專門的人員從事。法官的職業化，必然要求法院其他工作人員的專業化，以適應審判工作的需要。在當前情況下，應根據政工行政后勤工作崗位的特點，在法院內外實行定崗定向選任或招聘，以保證政工行政后勤工作人員的素質能夠勝任工作的需要。對政工行政后勤人員應依照《國家公務員條例》的規定，實行行政職級，并有相應的晉升。

6、司法警察序列。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警種，是人民法院具有武裝性質的執行審判任務的司法力量。隨著人民法院工作的不斷發展，司法警察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任務越來越艱巨，特別是重大疑難事件的開庭，重大執行活動和應付突發性事件等，都離不開司法警察的積極參與。人民法院迫切需要一支精銳的司法警察隊伍。然而長期以來，由于體制、編制和思想觀念等多種原因，使得司法警察隊伍在人民法院的隊伍建設中還是個相對薄弱的環節，人員老化，素質不高，管理不順暢，職能發揮不充分，裝備落后等問題仍然存在，與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司法警察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當前，應進一步深化司法警察人事制度改革，及時調整充實現有司法警察隊伍，對那些年齡偏大，綜合素質差，不適宜作司法警察工作的人員，應調整讓其退警。要本著精良的原則，把好進人關，從那些政治思想素質好、業務技能強、身體健康的軍隊、武警部隊優秀退伍軍人中聘任司法警察，為提高司法警察的整體素質和戰斗力，打下良好的基礎。聘用司法警察只是用工制度的不同，其政治待遇、物質待遇同任用制司法警察一個樣，依照規定享有同等的權利義務，在工資、獎懲、醫療養老保險、探親、住房等方面一視同仁，一樣相待，工作到50歲退警，以解決聘用司法警察的后顧之憂，以穩定隊伍，拴心留人，使司法警察隊伍真正成為人民法院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

五、改進和完善審判管理制度，加強對主審法官監督的措施。一是實行真正的審判流程管理；二是強化主審法官的責任意識；三是加強審判監督和條件評查力度；四是加強問題問責，使主審法官有職有權又有責。

六、實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改革的同時，應改進和完善形成法官的培訓機制和晉升機制。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對法官的配臵應當是有差異的。最高法院的職能和高級法院不同，高級法院的職能與中級法院不同，中級法院的職能與基層法院不同，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職能，對法官的能力要求也應當是不一樣的。法官應當逐級晉升，只有在基層法院做法官達到一定年限后，經過考試或考核合格，才可以到中級法院做法官；依此類推，最高法院的法官應當從高級法院選拔、高級法院的法官應當從中級法院選拔。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法官與訴訟程序的運用相適應，與法院的功能相適應。人們對法官的看法也是判斷程序是否公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外，各個省、地域之間的差異也非常大，要建立合理的、層次性的法官培訓機制和選拔機制。

七、實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應提高法官工資待遇，擴展法官的晉升空間，確定法官級別時應淡化行政級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