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漢卿是中國文學史和戲劇史上一位偉大的作家 2

關漢卿是中國文學史和戲劇史上一位偉大的作家，他一生創作了許多雜劇和散曲，成就

卓越。他的劇作為元雜劇的繁榮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元代雜劇的奠基人。他在生時就是戲曲界的領袖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

關漢卿一生創作了60多個雜劇，從民間傳說、歷史資料和元代現實生活里汲取了許多

素材，真實地表現了元代人民反對封建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的斗爭。關漢卿從不寫作神仙道

化與隱居樂道的題材。他的嚴肅的創作態度與批判現實的戰斗精神對后世有巨大影響。

關漢卿是一位杰出的戲劇藝術家，他的悲劇《竇娥冤》“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是中國古典悲劇的典范；他的喜劇輕松、風趣、幽默，是后代喜劇的楷模。他的雜劇無論在藝術構思、戲劇沖突、人物塑造、語言運用等許多方面，都為后世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藝術經驗。他的許多雜劇經過改編一直在舞臺上演出，為人民所喜愛，給人以強烈的美的享受。

關漢卿（約1220年──1300年），元代雜劇作家。是中國古代戲曲創作的代表人物，“元曲四大家”之首。以雜劇的成就最大，一生寫了60多種，今存18種，最著名的有《竇娥冤》；關漢卿也寫了不少歷史劇，如：《單刀會》、《單鞭奪槊》、《西蜀夢》等；散曲今在小令40多首、套數10多首。關漢卿塑造的“我卻是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珰珰一粒銅豌豆”（〈不伏老〉）的形象也廣為人稱，被譽“曲家圣人”。

第一類

是揭露統治者殘暴，反映社會矛盾的，如《竇娥冤》、《魯齋郎》等；

第二類

是描寫下層婦女的生活斗爭，突出她們的機智勇敢，多帶有喜劇意味，如《救風塵》、《金錢池》等；[2]

第三類

是歌頌歷史英雄的雜劇，以《單刀會》最為突出。

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關漢卿的作品更多地表現了下層人民的生活和命運，體現了作者鮮明的執著于現實的人生態度。[2][2

藝術性

鮮明的劇場性

他創作劇本時，注意盡快“入戲”，以洗練的筆觸交代戲劇情境與人物的關系，把觀眾的目光“聚焦”到主要的戲劇矛盾上。

戲劇語言

他所寫的人物唱詞，在抒情中蘊含著鮮明的動作性，切合特定的戲劇環境。

關漢卿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劇作家，是中國戲曲的奠基人。他的雜劇，是推動元雜

劇脫離雜劇的“母體”走向成熟的杠桿，是標志戲曲藝術創作走上高峰的旗幟，并對后來的戲曲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篇：中國的長城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建筑工程

中國的長城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秦朝統一中國之后聯成萬里長城。漢、明兩代又曾大規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氣勢之雄偉，堪稱世界奇跡。歲月流逝，物是人非，如今當您登上昔日長城的遺址，不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嶺之中的長城雄姿，還能領略到中華民族創造歷史的大智大勇。

長城位于中國北部，東起山海關，西到嘉峪關，全長約6,700公里，通稱萬里長城。

長城的修建持續了兩千多年，根據歷史記載，從公元前七世紀楚國筑“方城”開始，至明代（1368-1644年）共有20多個諸侯國和封建王朝修筑過長城，其中秦、漢、明三個朝代長城的長度都超過了5千公里。如果把各個時代修筑的長城加起來，總長度超過了5萬公里;如果把修建長城的磚石土方筑一道1米厚、5米高的大墻，這道墻可以環繞地球一周有余。

長城的主體工程是綿延萬里的高大城墻，大都建在山嶺最高處，沿著山脊把蜿蜒無盡的山勢勾畫出清晰的輪廓，塑造出奔騰飛躍、氣勢磅礴的巨龍，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在萬里城墻上，分布著百座雄關、隘口，成千上萬座敵臺、烽火臺，打破了城墻的單調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顯得雄奇險峻，充滿巨大的藝術魅力。

各地的長城景觀中，北京八達嶺長城建筑得特別堅固，保存也最完好，是觀賞長城的最好地方。此外還有金山嶺長城、慕田峪長城、司馬臺長城、古北口長城等。天津黃崖關長城、河北山海關、甘肅嘉峪關也都是著名的長城游覽勝地。

中國萬里長城是世界上修建時間最長，工程量最大的冷兵器戰爭時代的國家軍事性防御工程，凝聚著我們祖先的血汗和智慧，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和驕傲。

根據歷史記載，從戰國以來，有20多個諸侯國和封建王朝修筑過長城。最早是楚國，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或敵國，開始營建長城，隨后，齊、燕、魏、趙、秦等國基于相同的目的也開始修筑自己的長城。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派著名大將蒙恬北伐匈奴，把各國長城連起來，西起臨姚，東至遼東，綿延萬余里，遂稱萬里長城，這就是“萬里長城”名字的由來。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主要是明長城。

秦長城只有遺跡殘存。秦始皇為了修筑長城動用了30萬人，創造了人類建筑史上的奇跡。長城的修建客觀上起到了防止匈奴南侵，保護中原經濟文化發展的積極作用。孫中山先生曾評價：“始皇雖無道，而長城之有功于后世，實上大禹治水等”。

漢代繼續對長城進行修建。從文帝到宣帝，修成了一條西起大宛貳師城，東至黑龍江北岸，全長近一萬公里，古絲綢之路有一半的路程就沿著這條長城，是歷史上最長的長城。到了明代，為了防御韃靼、瓦刺族的侵擾，從沒間斷過長城的修建，從洪武至萬歷，其間經過20次大規模的修建，筑起了一條西起甘肅的嘉峪關，東到遼東虎山，全長6350公里的邊墻。（但據報道，1990年一個徒步走完長城全長的中國人的計步器顯示的是6700公里。）

長城有極高的旅游觀光價值和歷史文化意義。現在經過精心開發修復，山海關、居庸關八達嶺、司馬臺、慕田峪、嘉峪關等處已成為馳名中外的旅游勝地。蹬高遠眺，憑古懷幽，古戰場的金戈鐵馬似乎就在眼前。如今，長城與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斗獸場，意大利的比薩斜塔等同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跡，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的豐碑和智慧結晶，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血脈相承和民族精神。

八達嶺長城傳說

石振懷

從今天起，本版開設了《非遺巡覽》欄目。我們所刊發的這些，都是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而又是在京郊地域范圍內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人譽為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記憶的背影”。我們渴望大家了解它，保護它，傳承它。

——編者

八達嶺長城是北京地區建筑歷史最久遠的長城，自古以來就是軍事重地及交通要道。八達嶺長城2300多年的建筑史，就是八達嶺長城傳說的發展史。

八達嶺長城傳說的內容極為豐富，以致八達嶺長城周邊的山、水、石、洞、村、寨、寺、廟、河、泉、花草樹木以及與八達嶺長城有關的歷史名人、歷史事件都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傳說。目前已收集整理的八達嶺長城傳說故事約160余篇，有70余篇入選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長城故事集》。其中流傳較廣的有《孟姜女尋夫八達嶺》、《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長城》、《張果老修邊城》、《二郎神趕石鞭》、《三關城的故事》、《金牛鉆山的故事》等，而有關八達嶺的由來、孟姜女的故事、趕山鞭的故事都流傳著多個版本。這些傳說充分表達了民眾征服自然的強烈愿望，反映了百姓對統治者的鞭笞和諷刺，展示出我國民間文化的深厚底蘊。

八達嶺長城傳說的題材廣泛、特色鮮明、地域性強，具有較強的思想性，也凝聚了八達嶺長城千姿百態的民俗風情和異彩紛呈的文化現象。這些優美動人的傳說，經過無數人不斷的講述、流傳，至今深植于民間，并經久不衰。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史上文筆最好的十位作家

中國近現代史上文筆最好的十位作家前些日子韓寒說巴金的文采很一般。從讀者的角度看，他的觀點很多人都贊同。不管一個人地位有多高，一個人的文筆并不和地位成正比。處在白話文童年時期的人，可能是大師，少見經典作品。人們都喜歡文筆好的作品，“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紅樓夢》也推崇“詞藻警人”的《西廂記》。作為讀者，肯定有自己的欣賞口味。一個作品，文筆好就是好，如白開水一樣的文學作品，不會討人喜歡，也沒必要因為誰名氣大就非得說他的作品好。

可中國作家中確實有文筆好的。誰是中國白話文方筆最好的作家？五四后的那代人為白話文做出了貢獻。魯迅、郭沫若、巴金、冰心，我們讀著他們的作品成長，在我們的心中，誰的作品什么樣子，我們還是能看出一點好壞來。

五四那代作家，他們或小說、或雜文、或詩歌、或散文、或翻譯,奠定了現代文學的基礎。我們的現代語文就是從他們那兒開始的，普通話是以他們的作品為基礎的。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有了無數的白話文作家,向我們展示現代漢語的精彩。我們的數學、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等學科得以用明白曉暢的語言講述,人們可以更便捷地接觸文學藝術政治法律。五四以來的那代作家,是白話文的首創者,他們汲取文言文和西方文學的營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使現代漢語很快深入人心。

自古以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中國近現代作家的作品琳瑯滿目,風格各異。單從文筆而言，我認為

魯迅、林語堂、梁實秋、老舍、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琪、錢鐘書、王蒙、王小波的文筆最好。魯迅罵人厲害，語言辛辣。林語堂語言幽默，見解深刻。梁實秋意境清遠，博學多才。汪曾祺含蓄空靈、生動傳神。老舍語言講究，為文地道。各家各有所長，都有很強的駕馭文字的能力。

魯迅（1881－1936），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原名周樟壽，字豫山，后改名為周樹人，改字為豫才。至三十八歲，始用“魯迅”為筆名。浙江紹興人（祖籍河南省正陽縣），文學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魯迅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在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論敵梁實秋評價他說：“據我看，他的小說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

林語堂，1912年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后在清華大學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192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轉赴德國入萊比錫大學，專攻語言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務長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廈門大學任文學院長寫雜文，并研究語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書。1932年主編《論語》半月刊。1934年創辦《人間世》，1935年創辦《宇宙風》，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凋”的小品文，成為論語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國用英文寫《吾國與吾民》、《京華煙云》、《風聲鶴唳》等文化著作和長篇小說。

梁實秋，原籍浙江杭縣（今杭州市），光緒二十八年臘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學名梁治華，字實秋，一度以秋郎、子佳為筆名。1915年秋考入清華大學。在該校高等科求學期間開始寫作。第一篇翻譯小說《藥商的妻》1920年9月發表于《清華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詩《荷水池畔》發表於1921年5月28日《晨報》第7版。1923年畢業後赴美留學，1926年回國任教于南京東南大學。第二年到上海編輯《時事新報》副刊《青光》，同時與張禹九合編《苦茶》雜志。不久任暨南大學教授。40歲以後著力較多的是散文和翻譯。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從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輯。30年代開始翻譯莎士比亞作品，持續40載，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譯，計劇本37冊，詩3冊。晚年用7年時間完成百萬言著作《英國文學史》。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姓氏一拆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現名小楊家胡同）一個滿族城市貧民家庭。現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語言大師，被譽為“人民藝術家”。滿族正紅旗人，北京人，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巷戰中，老舍這一筆名最初在小說《老張的哲學》中使用，其它筆名還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鴻來等。老舍一生勤奮筆耕，創作甚豐。20世紀30年代就成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長篇小說《小坡的生日》、《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駱駝祥子》等，短篇小說集《趕集》等。其《駱駝祥子》問世后蜚聲文壇，標志著老舍現實主義風格的行成，達到了他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國現代文學史

上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曾先后被譯成十幾種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長篇小說《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說《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集《貧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藝作品集《三四一》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正紅旗下》，長篇報告文學《無名高地有了名》，散文雜文集《福星集》，劇本《龍須溝》、《茶館》等。老舍文學創作歷時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為題材，愛憎分明，有強烈的正義感。人物性格鮮明，細節刻畫真實。能純熟地駕馭語言，善于準確地運用北京話表現人物、描寫事件，使作品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和強烈的生活氣息。老舍以諷刺幽默和詼諧輕松的風格，贏得了人民的喜愛，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的光榮稱號。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漢族,但有部分苗血統，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從文一生創作的結集約有８０多部，是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早期的小說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基本主題已見端倪，但城鄉兩條線索尚不清晰，兩性關系的描寫較淺，文學的純凈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創作顯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說有《龍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雛》《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駿圖》《如蕤集》《從文小說習作選》《新與舊》《主婦集》《春燈集》《黑鳳集》等，中長篇《阿麗思中國游記》《邊城》《長河》，散文《從文自傳》《記丁玲》《湘行散記》《湘西》，文論《廢郵存底》及續集、《燭虛》《云南看云集》等。

張愛玲，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出生上海麥根路（今太興路），原名張瑛。原籍河北豐潤。她是清末洋務派名臣李鴻章的外孫女。張愛玲既寫純文藝作品，也寫言情小說，《金鎖記》《秧歌》等令行家擊節稱賞，《十八春》則能讓讀者大眾如醉如癡，這樣身跨兩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時無二；她受的是西洋學堂的教育，但她卻鐘情于中國小說藝術，在創作中自覺師承《紅樓夢》《金瓶梅》的傳統。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說合集《張看》、中短篇小說集《傳奇》、長篇小說《傾城之戀》、《半生緣》、《赤地之戀》。晚年從事中國文學評價和《紅樓夢》研究。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現代作家、散文家、文體家。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 在《汪曾祺全集》中。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

”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錢鍾書（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清宣統二年十月二十日（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蘇無錫。中國近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

作品及時間：1937 《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畢業論文）

1941 《寫在人生邊上》（散文集，開明書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貓》（《文藝復興》1月10日）；《人·獸·鬼》（開明書店6月出版）

1947 《圍城》（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談藝錄》（開明書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明報月刊》7月）

1979 《舊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錐編》（中華書局8月初版）

1980 《詩可以怨》（《文學評論》1981年1期）

1981 《管錐編》、《管錐編增訂》（中華書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3月出版）；《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9月第1版）

1985 《七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銅鏡》（《隨筆》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詩存》（三聯書店3月出版）

1996 《石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月出版）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上中學時參加中共領導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

從事青年團區委工作。1953年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1956年9月7日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

輕人》，由此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勞動改造。1962年調北京師范學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

活、工作十多年。1978年調北京市作協。后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文化

部長、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等職。

著有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暗殺—3322》、《季節四部曲》（《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青狐》、《尷尬風流》，中篇小說《布禮》、《蝴蝶》、《雜色》、《相見時難》、《名醫梁有志傳奇》、《在伊犁》系列小說，小說集有《冬雨》、《堅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詩集《旋轉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說報告文學選》、《王蒙中

篇小說集》、《王蒙選集》、《王蒙集》，散文集《輕松與感傷》、《一笑集》，文藝論集《當你拿起筆

??》、《文學的誘惑》、《風格散記》、《王蒙談創作》、《王蒙、王干對話錄》，專著《紅樓啟示錄

》、《王蒙評點紅樓夢》、《王蒙話說紅樓夢》、《王蒙講稿》、《王蒙新世紀講稿》，自選集《琴弦與

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7年出版了自傳《半生多事

》、《大塊文章》。有多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獲獎。作品被譯成英、俄、日等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

王小波（1952~1997年）當代著名學者、作家。l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l968年去云南插隊，1978年

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商業管理。1984年至l988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后回國，曾任教于

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后辭職專事寫作。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墓地在北京昌平佛山墓區第八

區。王小波無論為人、為文都頗有特立獨行的意味，其寫作標榜“智慧”、“自然的人性愛”“有趣”，別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師承穆旦（查良錚）。

第四篇：李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寫寫幫整理）

李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雄渾、奔放,猶如長江大河,有一種一瀉千里的豪邁氣勢,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詩壇上,他就像一輪耀眼的明月,使滿天的繁星黯然失色。李白是繼屈原之后出現的又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把中國古典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發揮到了極致,無論對唐代還是后世的詩歌創作,其影響之大都是無法估量的。李白的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作品,僅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就有九百九十余首,可謂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都與飲酒有關,如《月下獨酌》《把酒問月》《謝朓樓餞別》《春日醉起言志》《行路難》等,似乎詩人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據記載,他當年在長安時,曾與賀知章、李琎、李適之、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七人在一起飲酒賦詩,時號“酒中八仙”,杜甫為這八位酒友還專門寫了一首詩,其中寫他的四句是“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由于李白酷愛飲酒,甚至連酒店的老板也成了他的莫逆之交,他在《哭宣城善釀紀叟》中說:“紀叟黃泉下,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誰人?”可見其嗜酒之甚。

中國古代詩人喜歡飲酒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傳統,這本不奇怪,李白也并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狂放的酒徒,比他更嗜酒者大有人在,如西晉時“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像這樣喝酒連命都不要的,劉伶的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而李白之所以與眾不同,既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嗜酒如命,也不是因為他真有“一

日須傾三百杯”的超常海量,而是酒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為他的詩歌帶來了靈動之氣、飄逸之氣、豪邁之氣、狂傲之氣,使他的詩歌意境升華到了一個無人可及的高度,更使他由一位詩人變成了“詩仙”。

歷代詩人之所以大多喜歡飲酒乃至縱酒,總是有某些特殊背景與原因的:或表達其花前月下之閑情逸致,或抒發其柳岸長亭之別緒離情,或感懷其愛情失意之內心痛苦,或排遣其仕途坎坷之胸中郁悶;發之于詩,則或恬淡悠閑,或凄婉惆悵,或憂傷哀怨,或痛苦迷惘。然而,能把飲酒詩寫得蕩氣回腸,以至達到驚天地、泣鬼神之“豪境”的,古往今來,恐怕唯有李白一人而已。其中《將進酒》是李白飲酒詩最優秀的代表之作。本文擬結合李白的生平思想、仕途遭際與盛唐時期的社會背景、政治形勢等幾個方面對這首詩加以分析,從而找出這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之所以縱酒狂歌的深層社會原因。

據史料記載,李白祖籍隴西成紀,其先世于隋末移居中亞碎葉城,李白就出生在這里,直到五歲時才隨其父內遷至四川綿州。李白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曾受到過良好教育,“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至其青年時代,“性倜儻,輕財好施,擊劍為任俠”,還曾在峨嵋、青城山與道士、隱者頗有交往。這些,對李白思想性格的形成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他接受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熱衷用世,追求功名,想要“濟蒼生”“安社稷”;另一方面又具有濃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貴,糞土王侯,隱逸求仙;此外,他還受戰國任俠思想的影響,疾惡如仇,崇尚俠義,不能容忍邪惡與丑陋。不過相對來說,在三者之中,傳統的儒家思想對青年時代的李白影響實際上更大

一些,他更想通過積極參與政治來實現其輔君濟世的遠大理想和抱負,所以,他二十五歲就“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干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在早期的許多作品中,李白往往以呂尚、張良、諸葛亮、謝安等人自比,想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對自己的才能頗為自負。天寶元年,李白因道士吳筠的推薦,被唐玄宗召入長安,這時,他的心情非常得意,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中他豪邁地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以為此去長安便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了。然而,此時的唐玄宗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了,他召請李白不過是想讓他做一個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進而為自己博得個愛賢之名,并不是真的想讓他做一個“輔弼之臣”,他給李白的供奉翰林一職實際上只是個閑職,并沒有參政議政的權利,李白空懷一腔報國熱情,滿腹才華卻無處施展,于是便將滿懷的失望與憤懣皆傾注于酒杯之中,有時即使是玄宗皇帝召見,他也常借口酒醉而拒不奉詔,杜甫詩中說他“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恐怕并非完全是藝術夸張,就李白的性格而言,以這樣的方式藐視“天子”的權威是完全有可能的,這也是他對皇帝僅僅把他當作一個文學侍臣極度失望和不滿的一種直白的表露。至于對朝中那些投機鉆營、敗壞朝政的權貴、寵臣,李白當然更加不屑一顧,顯現出一種“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蘇軾《李太白碑陰記》)的狂傲之氣。當然,李白這種蔑視權貴的傲岸性格必然會遭致政敵的忌恨與報復,來自各方面的攻擊和誹謗很快便接踵而至,“讒惑英

主心,恩疏佞臣計。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在這種情況下,李白也清楚自己再留在朝廷已不可能有什么作為了,便主動向皇帝辭請還山,而聽信了讒言的玄宗皇帝早已不喜李白的傲慢自負、放誕不羈,也就順水推舟,以李白“非廊廟器”為由批準了他的請求,免去其供奉翰林的職務,“賜金放還”。天寶三載,李白滿懷悲憤、沉痛的心情離開了長安,開始了其長達十二年的第二次漫游生涯。

可以說,長安的三年對于李白從政的理想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擊,與剛入京時的得意自信不同,殘酷的現實已使他對朝廷的腐朽和官場的黑暗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他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自己的抱負已難以實現,然而在內心深處卻又不甘心就這樣放棄理想,庸庸碌碌地度此一生。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常常讓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胸中壓抑的激憤之情猶如灼熱的巖漿在地下奔流涌動,無處發泄,他在天寶十一載(752)創作的《將進酒》,正是這種長期積聚的矛盾、痛苦與內心激情的一次淋漓盡致的大爆發。

三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這開頭的兩個排 比長句憑空起勢,寫得大氣磅礴。其實,這本是孔子當年的感慨,一千多年前那位老夫子曾站在河邊說:“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李白化用其意,但氣勢卻更加豪邁,當他注目奔騰咆哮的黃河之水從天際滾滾而來,又匆 匆而去,流

入浩瀚的大海時,不僅感到了時光的流逝,更感到了黃河的偉大和永恒,與之相比,人的生命實在是 太短暫、太渺小了,這怎么能不令詩人頓生感慨呢?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正因為人生苦短,壯志難酬,所以古往今來無數遷客騷人多曾為此而感慨嘆息、憂傷痛苦。然而李白的性情卻不屬于悲觀傷感一類,盡管此時他已被排擠出朝廷,內心同樣也有矛盾和痛苦,但卻并未因此而頹廢消沉,在他看來,只要“人生得意”,便無所遺憾,酒逢知己乃人生一大快事,自然應當縱情歡樂、盡醉方休;至于政治上的失意,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這種自負、樂觀、放達的人生態度已經超越了中國古代懷才不遇的士大夫們怨天尤人、顧影自憐的世俗常態,充滿了一種豪邁之氣。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岑夫子,指岑勛;丹丘生,即元丹丘,兩人都是李白的好友。天寶十一載,元丹丘曾寫詩邀請李白與岑勛到自己的潁陽山居做客,李白有《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以記其事,《將進酒》所描寫的正是這次聚會時的情景。然而,令人詫異的是詩中作為客人的李白在酒酣耳熱之際竟然忘記了自己客人的身份,反而像主人一樣勸起酒來,并且還要為大家高歌助興,這樣的忘形之舉恐怕也只有李

白方能為之。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所謂“鐘鼓饌玉”,是說古時貴族豪門之家吃飯時,鳴鐘奏樂,列鼎而食,山珍海錯,美饌如玉,以此來顯示其富貴和地位。可詩人卻認為這都“不足貴”,他自信以自己的才華“取功名富貴如拾草芥”,然而,殘酷的現實卻將他的抱負和理想擊得粉碎,所以他希望“但愿長醉不復醒”,以擺脫政治失意的痛苦。其實在現實社會中,失意的人又豈只是李白,自古以來又有幾位圣賢不是寂寞的呢?孔子為推行自己仁政的思想而周游列國,卻四處碰壁、無人問津;屈原為改革楚國的政治而變法圖強,卻受讒被誣、兩遭流放??由此看來,還是縱情豪飲的酒徒更容易千載留名,當年才高八斗的陳王曹子建與李白同樣懷才不遇,據說他于平樂觀置酒宴客,一斗酒的價值就高達萬錢,這似乎有些夸張,不過失意的人在排遣愁懷時又有誰會吝惜酒錢呢?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曾說自己“曩者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這其中恐怕多半都花在了飲酒上,豪爽之氣絲毫不亞于曹子建。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結尾這幾句是全詩的高潮,此時的李白恐怕已有十分的酒意了,竟然責怪主人不舍得花錢沽酒,致使大家不能盡興,要主人把孩子喊來,拿自己名貴的五花馬,千金裘去典當換酒，大家一醉方休,同銷萬古之愁。這實在是太狂誕了,作為客人的李白居然喧賓奪主,對邀請自己來喝酒的主人大呼小叫、頤指氣使。這種有悖常情的表現一方面說明了酒醉使詩人灑脫率真的天性展露無遺,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李白與朋友元丹丘之間友情的親密無間,若非不拘行跡、坦誠率直的知交,李白斷不會如此。換言之,也只有在這樣知己的摯友面前,大家才可以放浪形骸,袒露心扉,開懷暢飲,“同銷萬古愁”。這最后的一句融入了詩人無限的痛苦與激憤,也透出了他本性的狂放與孤傲,長久積郁在胸中的不平之氣,一下子噴發出來,雖也是借酒銷愁,但卻沒有絲毫的憂郁與頹喪,而是充滿一股豪壯之氣,令人感到激情奔涌,蕩氣回腸!

四

李白一生共經歷了唐王朝的七代皇帝,但他參與政治活動則主要是在玄宗和肅宗兩朝,特別是玄宗朝的開元、天寶年間。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皇帝:一方面,在早期他曾平定韋氏之亂,粉碎太平公主的政變陰謀,勵精圖治,改革創新,大唐王朝曾一度達到了繁榮的頂點;另一方面,在他統治的后期,又追求聲色,寵信奸臣,導致了“安史之亂”,使盛唐走向衰落,成了自己王朝的掘墓人。李白從政的年代正是玄宗朝的后期,大唐帝國雖然表面上國勢強盛,但內部早已腐朽,唐玄宗陶醉于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國家表面的繁榮,進取的雄心已漸漸泯滅,只圖安逸享樂,將大權下放給嫉賢妒能的奸相李林甫和宦官高力士等人,從而導致了朝政的日益腐敗。在這種

情況下,李白“濟蒼生,安黎元”的政治理想已失去了實現的土壤,而他又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夢游天姥吟留別》),犧牲自己的人格,去適應腐朽的官場,這就造成了理想與現實的深刻矛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行路難》)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的詩人于是便只好采取文人特有的方式———借縱酒狂歌來消釋自己的苦悶和悲憤,以此來反抗黑暗的現實,發泄對統治階級和社會政治的不滿。由此可見,李白的縱酒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盛唐社會政治的黑暗、統治者的昏庸、官場的腐敗與詩人追求美好政治理想的矛盾,才是李白縱酒狂放的深層社會原因。

第五篇：林徽因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獨具個性和創造力的作家

林徽因是現代文學史上一位獨具個性和創造力的作家。早在1931年，林徽因初涉詩壇時，陳夢家就在《新月詩選》的序言中說：“渴望更奇麗的詩篇的出現，對于林徽因初作的幾首詩表示我們酷愛的歡心。”1915年，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也高度贊揚這位女詩人的詩作，認為她和陳夢家、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算得是幾個特有成就的作者”。后來，林衡在《中國現代詩選》的書評中又指出：“林徽因等后起之秀，似乎很該給留下幾頁地位。”可以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文壇的很多人都給林徽因以熱切的關注，不約而同地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表示贊揚。

但是，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原因，在建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林徽因幾乎完全被現代文學史遺忘。她去世后，丈夫梁思成曾選輯她生前的詩作擬出版以志紀念，但工筆謄抄的詩集與大量未發表的詩作均焚毀于“文革”；六七十年代的林徽因研究陷入空前的沉寂。新時期以來，隨著文藝思想的解放和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林徽因的美麗面容再次展現給歷史和讀者。八十年代后，林徽因研究逐漸活躍并走向成熟，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其生平史料及作品的發掘、考證和整理出版，二是對其詩歌、小說等作品做具體的分析，探討其創作特色和文學價值。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在林徽因的生平史料的考證和作品出版方面，陳鐘英、陳宇二位學者成績卓著。眾所周知，林徽因的作品在她生前從未結集出版，詩歌、小說、散文等皆散見于《晨報副刊》、《新月》、《詩刊》、《北斗》、天津《大公報·文藝》等刊物上。1982年，福建師大的陳鐘英、陳宇注意到久已湮沒的林徽因，開始了對其著作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在他們的努力下，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85年首次出版了《林徽因詩集》，這是林徽因作品第一次以集子的形式與讀者見面。1988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又推出了周良沛編選的《中國新詩庫·林徽因卷》。不少報刊也相繼刊載介紹、研究林徽因的資料、文章。林徽因之子梁從誡在《讀書》上發表《建筑家的眼睛 詩人的心靈》一文，介紹母親生平；年輕時由林徽因扶持走上文壇的蕭乾在同一雜志上發表《一代才女林徽因》，親切地回憶了與林徽因交往的點點滴滴。陳鐘英、陳宇的《她使人想起了“彗星”：記林徽因的生平和創作》、《建筑家、詩人林徽因》、《林徽因年表》，高秀琴的《一位被遺忘的女詩人：林徽因》，以及陳學勇的《林徽因筆名和探佚》、《對于〈民國人物小傳·林徽因〉的補正》等文章，為林徽因研究提供了不少翔實可靠的生平史料。陳宇的《林徽因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考辨》一文，對“林徽因的生卒時間”、“林徽因是否進過建筑系學習”、“女作家林徽因不同于男作家林微音”、“不應該把林徽因封死在唯美主義新月派的象牙塔里”等問題進行了認真探討，為人們更全面地考察研究林徽因其人其作并給以客觀評價奠定了基礎。

初期研究者多著力于發掘林徽因生平史料，對她在中國古建筑方面的卓越貢獻和文學創作上特有的稟賦與才氣給予肯定。八十年代后期，人們開始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林徽因的作品本身，評述其創作風格和價值，林徽因研究進入新階段。陳鐘英、陳宇的《林徽因詩歌創作散論》，李菀的《林徽因和她的詩》等是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林徽因青少年時代就受到西方教育，曾隨父親到倫敦學習、生活一段時間，后來又去美國，受英美文學影響很深。一些研究者認為，林徽因詩作不僅具有浪漫主義文學的濃郁氣息即主觀抒情性（收在《林徽因詩集》中的55首詩全是抒情詩，其中愛情詩占一半以上），而且由于她大半生在病榻上度過，幾度瀕于死亡，遂使她的作品帶有感傷情調，如《情愿》、《蓮燈》等，顯然受到了波德萊爾式的象征主義影響。盡管如此，她的筆觸還是走出個人狹小的天地，擴大到對國家、民族，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寫下了一系列富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如《窗子以外》、《我們的雄雞》等。有論者積極稱譽她在思想和藝術上的這份可喜變化。過去一些評價林徽因詩作的文章，往往籠統地把她歸為新月派，而這時出現一些新觀點，認為林徽因的詩歌固然有新月派的特點，但更有新的探索與嘗試，是對新月派的揚棄。

到了九十年代，全面評價林徽因的文章逐漸增多，對林徽因筆名、佚詩的考證仍在繼續，對其創作的研究則具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對林徽因文學創作的總結。如陳宇在《從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福建籍女作家林徽因創作述評》中，頗有見地地把林徽因的創作歷程概括為三個階段：三十年代初期為第一個階段，“這時期的創作，疏遠社會，躑躅于唯美主義的象牙塔里。除短篇小說《窘》外，其它全是詩歌”。1934年抗戰爆發，林徽因創作進入第二個階段，這期間“她努力突破自身生活的局限，把攝取生活的目光投向‘窗子以外’的現實天地……多種體裁創作并舉，作品的社會意義大大增強”，如小說《九十九度中》、詩歌《年關》等等。抗戰爆發后，她的作品出現了迥異于前的主題和格調，這是她創作的第三個階段，“表現出了過去作品中所沒有的愛國激情、尖銳的鋒芒和沉郁的色調，顯示了她創作思想的重大變化”。

二是著眼于對具體作品的研究。如阿剛的《永恒的花瓣——林徽因〈誰愛這不息的變幻〉解讀》一文，作者在具體剖析這首詩的意象內容的基礎上，指出“林徽因創作的這首中國十四行詩，對于推進中國十四行詩實驗，顯然有著非同小可的影響力”，同時肯定地認為，“在中國現代詩歌格律初創的行列里，也只有林徽因這么一位女詩人，在中國十四行格律實驗的園地上，作出這么真誠的努力”。盡管結論尚有武斷之嫌，但我們不難窺見，論者筆下的女詩人“畢竟是一枚永恒的花瓣，任何時候也不會凋落”，“《誰愛這不息的變幻》給歷史留下了很深的痕跡”。索斌在《試論林徽因的情詩心跡及其意象對象》中，不僅對林徽因的部分愛情詩進行了分析，還明確指出它們是詩人情感歷程的真實寫照，而非虛構的意象對象。

進入新世紀，林徽因研究更為深入，人們從多個視角對她的作品進行闡釋，有了許多新發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研究者自覺將林徽因的詩歌和小說納入浩博的“文化”體系，作品風格、文化內涵、審美價值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很大進展。謝菊在對林徽因詩歌特點進行分析并對她小說中的現代性因素進行界定后，認為林徽因創作的文化內涵是文學、建筑、美術等藝術形式中所體現出的人性之美，它是20世紀初中西文化交匯的產物。楊勵軒從林徽因的人生道路和創作實際出發，深入探討了其創作與建筑藝術的交叉問題，揭示了建筑學知識的厚重積淀對林徽因文學創作的影響：讓林的詩作既有與新月派建筑美主張相呼應的一面，更有突破和創新的一面，后者既體現在詩形的建構上，也表現在詩歌藝術與建筑藝術的深層交錯上。李蓉在《林徽因詩歌哲學意蘊解讀》一文中指出，與其他現代女詩人相比，林徽因的詩歌表現出一種異質性，主要原因在于林詩具有豐富的哲學意蘊。這給人們帶來全新的啟示和廣闊的探索空間。

張衍蕓在《林徽因小說創作論》中指出，林徽因的小說描繪了特定情景中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負載著豐富的人文內涵；在藝術上追求傳統與現代的有機融合，體現了實驗中國小說文體的熱情。林徽因小說既體現了京派小說的一般風貌，又顯示著作者鮮明的文學個性，具有獨特的文化品格和審美價值。謝昭新的研究則揭示出林徽因小說的“現代性”審美特征，認為這種現代性體現在多個方面，如以人文主義為出發點寫人性，體現作家對“人”的人道主義關注，對人生形態的情感體驗，以節制、適度的方式表現憂郁、感傷的情感；通過獨特的敘述方式，用講故事、串鏡頭、繪畫面來創造意境的美；同時運用象征、暗示、意識流手法寫人物的潛意識、性心理，而且在故事編織的技巧上也體現出“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應該說，論者的思考是深入的，結論是中肯的。

此外，有人對林徽因作品的獨特風格進行了總結，如張玉秀的《淺談林徽因文學作品的創作風格》和王鵬飛的《古典意味與現代風格的熔鑄——林徽因小說〈九十九度中〉的藝術特色》等。還有人試圖在總體考察林徽因的生平創作后衡定其文學史地位，清華大學藍棣之教授的《作為修辭的抒情——林徽因的文學成就與文學史地位》是這方面的成果之一。

總之，文學界的林徽因研究經歷了一個由岑寂到活躍再到成熟的過程，學者們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為后來者的研究打下了基礎，近年來的研究尤其為我們拓寬了空間。但研究也存在著不足，比如，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以詩歌和小說為主，有人只注意詩歌而忽略了小說，還有的人恰恰與此相反。即便有人嘗試將二者同時分析，也還不夠具體和深入。這是不利于全面、真實、公正地反映林徽因的創作活動和文學成果的，因此也為我們進一步開展研究，深入、細致、全面地探索林徽因的文學世界提供了種種可能。

2007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