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

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

一、引論

對村干部角色類型作了最好概括的，當屬吳毅教授，他認為，以代理人和當家人作比喻，來描述實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處境有一定道理，問題是，這種描述有些忽視農村復雜的動態事實，尤其忽視了村干部作為一個能動主體的行動能力與傾向，這個意義上，用經紀模式來比喻村干部，可能會更準確地將村干部作為

能動的行動者的一面概括出來，從而有助于我們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動。經紀模式依據村干部行動的取向，可以分為贏利型經紀和保護型經紀，贏利性經紀的目的是利用所處位置謀取個人的經濟利益，保護型經紀則因為村莊文化網絡所構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愿意從面子和社會關系方面獲取收益，而不是僅僅考慮個人經濟收益的最大化。經紀模式的問題是，無論是充當贏利型經紀還是保護型經紀，村干部都會積極行動。而當前中國大部分農村的實際情況卻是村干部消極對待各項事務，即不積極代理，也不主動當家，而成為村莊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撞鐘者”[1]。

村干部扮演何種角色，與其動力機制有密切關系。如果村干部既無預期的經濟收益，又無預期的社會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為一個積極的能動者來扮演角色，他們即使在當村干部，也大都消極無為，也就成為吳毅教授所說的撞鐘者。

從當前學術界對村干部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主體的思路依然是從村委會組織法等制度性規定來設想村干部的行為特征，缺乏從村干部這個主體的角度來討論問題。這樣討論村支部與村委會這兩個主要村級組織的關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設計上主要對上負責的村支部與主要對下負責的村委會之間的沖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報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慮村干部的個人品質，則作為宏觀管理方面的村級組織的上級組織往往強調加強體制性權力建設即農村黨支部建設，農民則行使民主權力積極參加村委會選舉，加強村落內生性權力建設，村支部和村委會從而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2]。這樣討論的結果，就會側重于變更制度，而忽視制度運作中的人。但實際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實際行為特征與制度安排差異極大。只有從理解村干部的實際行為出發，我們才能夠較好地解釋村兩委關系、鄉村關系，并因此理解當前鄉村治理的現實。

要理解村干部行為的動力機制，就必須將討論回歸到具體的村莊而非僅僅制度之中。事實上，因為村莊本身的差異，以及與此相關的村民與村干部關系及村與鄉關系的差異，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現出很大的地域性差異。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異，又反過來影響鄉村關系，村干部與村民的關系，并因此影響著鄉村治理的狀況[3]。

二、村干部的動力機制

作為行動主體的村干部，要么因為經濟性的收益，要么因為社會性的收益，而積極行動，如果什么收益也沒有，村干部就不會按照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實施的制度如村委會組織法）行動。

1、社會性收益。

所謂社會性收益，即村干部可以從職位中獲得的表達性收益，諸如獲得在村莊的聲望、權威，具有面子，實現個人的政治社會抱負等等。這方面的收益不同于經濟收益，或者說主要不是為了獲得經濟收益上的好處。若作進一步細分，又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聲望和面子，二是實現個人政治社會抱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極少數例外[4]，村莊精英不會為實現個人政治社會抱負而當村干部。在當前體制下面，村干部本身也的確缺少實現政治社會目標的空間，以致那些希望實現個人政治社會抱負村民的前途困境重重。這就是說，從社會性收益方面，構成村干部動力機制的，主要是聲望和面子方面的收益，村莊精英從村干部這個職位上獲取公共決策和公眾人物的地位，從而滿足了他們表達性的需要。

表達性的需要是在文化網絡中實現的，離開了文化網絡或者離開了村莊生活的意義系統，就談不上表達性或社會性收益。

聲望或面子，來自村莊其他村民的尊重。村莊文化網絡越是緊密，聲望或面子會越發重要，村民精英就會越發在文化網絡中追逐。村干部作為一個公共職位，可以做出一些影響其他村民的決策及行動，追逐聲望和面子的村干部，就會利用此職位賦予的各種權力和可以調動的各種資源，來滿足村莊生產、生活和娛樂的需要。追逐村莊聲望與面子的精英們的機會成本很高，他們當村干部，大都不會在鄉村關系中偏向鄉鎮，而損害村民的利益，他們會從村莊長遠利益出發，慎重決策與行動。

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中，強烈要求村干部做出損害村民長遠利益從而影響村干部在村莊聲望與面子的事務，則那些機會成本很高的村莊精英可能離開村干部的職位，而由那些機會成本較低的普通村民來充任村干部職位，這些普通村民充任村干部，既可能是因為經濟收入，也可能是希望從以前不敢想象的村干部這個公共職位上獲取公共人物的聲譽。在內部團結較強的村莊，希望從村干部職位獲得面子收益的普通村民，很快便會陷入鄉鎮行政要求與村民集

體意愿相沖突的漩渦之中，他們什么也無法獲得。而當村莊內部團結較弱時，村干部可能滿足鄉鎮行政要求，卻不能從村民那里得到尊重與聲望。他們僅僅是作為公共人物登上了村莊的舞臺——這或許也是一種表達性的收益。

從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來看，只有那些傳統文化保持比較完整，宗族組織較為健全的農村地區，村干部較為看重社會性的收益，原因在于村莊具

有密集的文化網絡，并因此具有自主生產價值的能力。無論原因如何，在一些地區尤其在傳統文化保持比較完整的農村地區，村干部職位可以帶來社會性收益，是沒有疑問的。

問題是，當看重社會性收益的村干部，面臨著嚴重的鄉村利益沖突，或者與村干部設定的制度安排使村干部難以從村莊中獲取這種社會性收益時，村莊精英就會退出村干部職位，而可能由普遍村民乃至村莊地痞充任村干部的職位。

2、經濟性收益。

所謂經濟性收益，主要是指功能型的收益，即村干部可以從職位中獲得多少經濟收入，包括因為擴大社會關系而帶來的潛在收益，和擔任村干部，而可能被選拔為國家公務員的預期收益。

在當前村民自治體制下面，村干部向上升為國家公務員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因此，這方面的潛在收益已不存在。而向上升為公務員，在建國后的大部分時期曾是村干部職位最大的動力。

為擴大社會關系尤其是與上級各方面的聯系，而擔任村干部的例子，集中在那些鄉鎮掌握著各種資源和特批權力的地區。舉例來說，在溫州農村，村干部可以與鄉鎮政府及各種上級機構建立聯系，從而有利于村干部個人企業獲取更好的生存環境，其中最重要的是減少監控，少繳稅費等等。再如在中西部農村，仍然存在村干部借與鄉鎮的關系，來獲取信息乃至特權，從而獲得經濟好處的例子。如因為與鄉鎮比較熟悉，而比較容易獲取一些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等。

不過，以上無論是向上作為公務員的潛在收益，還是從與鄉鎮關系中獲取潛在收益的機會，都已不再是當前農村村干部主要的收益來源，以下我們重點討論村干部從職位上可以獲取的直接經濟收入。

村干部直接收入，包括正當的職業收入，主要是村干部的工資收入，也包括尋租收入，主要是村干部從職位上獲取的各種灰色收入。特別是在鄉村關系不配套，農村財務不健全，農民組織能力較差的地區，村干部利用職位尋租一度成為中國農村普遍的現象，并因此造成嚴重后果。這一點我們將在后面討論。

在絕大多數的農村，村集體經濟幾近于無。20世紀九十年代初，自上而下號召消滅空殼村，事實上，到了九十年代末，全國絕大多數村都負債累累，既無積累也無負責的空殼村反倒成為難得的好村。在集體經濟沒有收益，而鄉鎮又不承擔村干部報酬的情況下，村干部報酬大多依托于村一級的“三提”（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作為一項政策，20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農民負擔不得超過農民純收入的5，這個5，包括“三提”和“五統”?！拔褰y”歸鄉鎮使用，“三提五統”中，“五統”經費一般不會少于“三提”，村干部的工資收入，主要來自“三提”中的管理費，就全國平均水平而言，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村干部的年報酬在1000—3000元之間，中部地區較高的村干部報酬，可以達到每年5000元。

如果村干部每年可以有5000元有保障的工資收入，考慮到村干部仍有時間從事其他經營性的事業包括務農，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大致不會存在問題。如果在5000元收入以外，村干部還可以利用制度不健全的機會，尋找一些灰色收入，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就會更高。

村干部尋找灰色收入的機會，與村干部希望從職位上獲取收益的類型（是否看重社會性收益），與村干部在村莊的地位（是否村莊精英），與村干部報酬是否有保障，與鄉鎮對村一級政務的期待及這些政務執行的難度，與農民的組織能力尤其是反抗能力，與農村財務制度（尤其是實行村民自治以后，農村財務到底應該是村帳鄉管，還是民主理財）等等，都有關系。在缺乏社會性收益的情況下，村干部正當及不正當收益越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就越高，而在正當不正當收益都很少的時候，村干部會喪失工作的積極性。

就全國大部分農村來說，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村集體雖然收入較少，但村級負債不多，村干部的工資雖然不高，因為可以從農民那里收取比較穩定的“三提”而有保障。到1995年以后，農村的情況有所不同，一方面，自上而下要求農村消滅空殼村，各種調整產業結構及興辦村辦企業的方案迅速出臺，逼民致富成為時尚；另一方面，各種自上而下達標升級工程快速增加，農民負擔因此迅速增加，向農民收取稅費成為鄉村兩級的主要工作，幾乎所有這個時期的農村調查都證實，收糧派款成為鄉村兩級最為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工作。

收糧派款離不開村干部的積極參與，而如果沒有可觀的經濟收入，村干部就不會積極協助鄉鎮收取稅費。鄉鎮為了完成各種自上而下的達標升級任務（也可以借此來獲取工程回扣，乃至主動為獲取回扣而上馬政績工程），便對村干部在完成鄉鎮安排的任務時，搭車收取各種費用，撈取各種灰色收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鄉鎮越要向農民收取更多費用，收取費用的難度越大，鄉鎮便越是會默許（越來越痞化的）村干部撈取更多的灰色收入。

事情總有一個極限，農民無法承受無限增加的負擔。鄉村為了收取稅費而不得不支付越來越高的成本，包括村干部因為收稅費困難而預期有越來越多的灰色收入。當村干部還可以利用村級組織既存的信用擔保（高息許諾）借款上繳時，鄉村合謀不會破產，而一旦村級組織高息許諾不能兌現，村級組織信用破產時，鄉鎮收取稅費及村干部獲得高收入，便會雙雙落空，這時候，留下來的便是雙重后果：村級突然出現巨額負債，村干部高收入不再，因此動力不再。鄉村關系的有效維系便會出現問題。這種描述，正是自1995年以來的中部絕大多數農村的現實。

三、村干部的角色類型

以上討論了村干部的動力機制，以此動力機制為基礎，我們可以較好地討論村干部的角色類型。

從以上村干部動力機制的討論來看，村干部動力機制可以有以下四種組合：

A、社會性收益為主，經濟收益為次。

換句話說，村干部因為看重聲望和面子收益，而擔任村干部職位，這樣的村干部，一定會有動力充當村莊利益的當家人和保護人，也因此構成所謂保護型經紀。

因為當村干部的社會收益較大，當村干部職位由鄉鎮來選擇時，或者說要由鄉鎮來決定村干部任免時，村干部的角色扮演會有一些混亂。如果鄉鎮十分強大，以至不顧村莊的要求，任命那些村莊不歡迎的巴結上級的人為村干部，則這個村干部在村莊得不到承認，他會被村莊邊緣化。這樣的村干部，一定不會是村莊精英，因為村莊精英不愿破壞自己本來在村莊已有的聲望和面子。但是，那些村莊邊緣人物則可能愿意擔任村干部，以期從中獲得他們以前一直期望但從來沒有現實可能性的公共職位，并因此期望獲取以前一直附著在這個公共職位上的聲譽。

村莊邊緣人物出任村干部，是人民公社時期的普遍現象，尤其是在如江西、福建等傳統文化保存較為完整的南方農村。即使如此，村干部也不得不照顧村莊利益，因此出現村干部與村民共守村莊秘密的情況。

而在鄉鎮較弱的時候，鄉鎮不能不顧及村莊本身的要求和傾向，從而不能不選擇那些受到村民歡迎的村莊精英來擔任村干部。這樣任命的村干部，當然會處處注意充當村莊利益的代言人，鄉鎮難以在村莊實施任何脫離實際情況的政務。那些脫離村莊實際的達標升級工程，因為沒有村干部的鼎力相助，而總是流于計劃。

小結以上討論，當村干部主要看重社會性收益時，村干部一定會充任村莊保護型經紀的角色。當鄉弱村強時，情況更是如此。而當鄉強村弱時，情況略為復雜：充當保護型經紀的村干部竟然可能是以前的村莊邊緣人。

B、以較高正當報酬為基礎的動力機制，社會性收益較少且灰色收入的空間很小。

這樣動力機制的村干部，因為工資收入很穩定且較高（相對于當地預期），村干部職位對村莊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竟相爭奪村干部職位。在鄉強村弱的情況下，村干部愿意充當鄉鎮在村一級的代理人，為落實鄉鎮政務而努力工作。而如果村民自治制度借村民強有力的一致行動能力（村莊社會關聯度較高）而有效運作，或者村莊具有一定的抵制鄉鎮的能力，則村干部會竭力在鄉村之間尋求平衡。村干部既是代理人，又像當家人，綜合起來，似乎是鄉村的中間人。

因為工資收入較高，村干部會對鄉村治理實際制度有著敏感的反應。鄉村治理的實際制度不僅與國家頒布的成文法及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相關，而且與鄉鎮行政能力與村民組織化程度的相對處境有關，鄉村治理的實際制度安排，往往是鄉和村憑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進行博弈的結果。

正是因此原因，同樣的村民自治制度，及同樣有保障的對村莊精英具有吸引力的村干部職位，在不同地區卻有著十分不同的實際運作結果，也就使村干部扮演出不同的角色。強有力的鄉鎮政府，使村干部成為自己在村莊的忠實代理人。而如果村莊本身可以強有力行動起來，尤其是那些想當村干部的精英（以及村莊地痞）動員他們可以動員的全部村莊資源，利用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制度安排，來選舉與鄉鎮意圖不相一致的人擔任村干部，則鄉村之間的緊張，就可能以當前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中既有的沖突展開，也即前述樊平所述體制性權力與內生性權力的沖突展開。

C、村干部主要報酬來自灰色（及非法）收入。

如果撈取灰色收入比較容易且收入較高，村干部職位的吸引力就會很大，村莊精英或者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村委會選舉），或者是走鄉鎮行政關系的上層路線，來謀求村干部職位。因為灰色收入幾乎不可避免地與村民利益有沖突，因此撈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不會受到村民的歡迎，村民或者充滿對村干部的憤怒，因此連續上訪告狀，或者表現出對村莊政治的無奈，對村莊選舉顯得冷漠。具體地講，在社會關聯度很高的村莊，因為村民強有力的團結，必然產生對村干部面子收益的壓力，而使村干部不敢放肆從村莊撈取灰色收入，如江西、福建的例子。在小群體行動能力較強的村莊，則容易出現連續上訪告狀的情形，如河南和皖北的例子。而在農民極其分散的村莊，村民則可能表現出對村莊利益受損的驚人冷漠（及無奈），如湖北荊門及東北的例子。也就是說，在社會關聯度高的村莊，村干部撈取灰色收入的機會很少，出現村干部以灰色收入為主要收益的地區一般是社會關聯度低的村莊。

在鄉鎮不能為村干部提供穩定的正當報酬，而鄉鎮又有大量政務要求村干部協助時，鄉鎮幾乎沒有選擇地對村干部撈取灰色收入的行為保持沉默。假如鄉鎮無求于村干部，鄉鎮可能在村民輪番上訪的壓力下，對村干部的不良行為進行查處。在村民表現出無奈而冷漠的地區，具有責任心、考慮鄉村治理長遠格局的鄉鎮行政，也不會對村干部撈取灰色收入的行為聽之任之。不具責任心，甚至樂于從村干部撈取的灰色收入再獲好處鄉鎮負責人，則依然會默許村干部竭盡所能將可以撈取的好處全部撈出。

以上討論村干部以灰色收入作為主要報償的情況，可以列出三個要件，一是村莊整體團結解體，村莊不能提供強有力的阻止村干部撈取灰色收入的行動及輿論能力（尤其是與聲望、面子等價值生產有關的輿論能力），二是鄉鎮有大量事務（尤其是收取稅費）有求于村干部，而無法提供正當的工資收入，三是鄉鎮主要負責人熱心從村干部撈取的灰色收入中獲得再分配好處（典型之一是鄉鎮主要領導人借子女婚嫁、父母喪事來斂財）。

D、村干部即無法獲取社會性收益（村民認為在市場經濟政策下，只有傻子才愿當村干部），又無穩定（較高）正當的工資收入，且很少有撈取灰色收入空間的情形下，村干部職位吸引力就很差，村干部的動力機制嚴重不足，那種由制度規定的村干部角色扮演，幾乎不可能實現。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前一種村干部以灰色收入為主要收益村莊的自然延續。當村莊負債累累，村集體所有財產都已變賣一空之后，村干部就不再有撈取灰色收入的空間，村干部職位因此變得不再有吸引力。這時候，村干部就成為既不對鄉鎮負責，又不對村民負責的消極“撞鐘者”。

總結以上討論，我們事實上在村莊類型，村干部的動力機制及村干部角色扮演中尋找到以下一些相關關系：

1、村莊自主生產價值能力較強，村干部可以從村莊獲得社會性收益的鄉村，村干部一般會較為固定地扮演保護型經紀。

2、村干部職位的社會性收益較少但有可觀正當經濟收入的鄉村，村干部較為忠實地以正式制度（以及鄉村在正式制度安排基礎上博弈產生的實際制度）作為自己扮演角色的依據。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干部動搖于代理人與當家人之間。

3、村干部既無社會性收益，亦無可觀的正當收入，灰色收入空間又很小的鄉村，村干部樂于扮演“撞鐘者”的角色。

4、村干部收益主要來自灰色收入的鄉村，村干部可能扮演任何角色，但這些角色與實際的角色要求并不相符，他們利用這些扮演的角色來謀取好處，他們也就是一些贏利型經紀。

四、村兩委關系與鄉村關系

正是村干部動力機制及角色扮演的差異，構成了村兩委關系及鄉村關系的不同類型，從而也就構造出了鄉村治理的不同類型。

在村民自治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村兩委關系的一般圖景，被描述為村民選舉產生的村委會代表村民利益，而在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產生的村支部更多代表鄉鎮行政的利益，共同在村莊場域展開競爭，形成合作[5]。因為《村委會組織法》規定，村支部在村級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即村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關系，這一規定與人民公社成立以來一直存在的村支書是一把手的慣例相結合，就形成了村支部與村委會之間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決策與執行的關系。等等。

正如前述，我們曾指出：“無論村支書還是村委會主任，他們都不是原則和理論的產物，而是有著私人利益和受制于既定關系之中的現實的個人?，F實的情況較理論解釋復雜得多。第一，雖然村委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但作為村委會上級的鄉鎮行政有足夠的辦法來讓村委會的干部服從自己；第二，雖然村支書更有服從上級指揮的理由，但因為村支書大都是本地人，他們現在和將來都要在本村生活下去，他們便不愿意在工作中充當不受村民歡迎的上級代理人形象。他們習慣于指揮村委會主任——這個過去一直是二把手的人去做那些得罪人的事情；第三，集體經濟狀況也是一個關鍵。不明確的產權規定使豐富的村集體經濟資源成為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及他們背后的各自利益群體相互競爭乃至沖突的導火索。貧弱的集體經濟則甚至讓人失去了當村干部的積極性，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之間缺乏讓關系緊張起來的經濟理由與內在沖動；第四，村莊本身的性質也會對村支書與村委會主任的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在有些地方，民主選舉出來的村委會主任只是村民用以抑制權力欲膨脹的村支書權力的一種手段。在另一些地方，村民選舉村委會主任只是為了自己家族或社區的榮耀或面子”[6]。

我們因此依據村干部職位經濟收入的多少和村莊是同質還是異質，區分出四種的可能的村支部與村委會關系類型。我們認為，在村干部職位經濟收益較高而村莊同質程度也高的情況下，村莊精英競爭村干部職位，村民選舉產生維護自己利益的村委會，而鄉鎮必然安排代理自身利益的村支部。也就是說，村兩委關系沿著制度安排的線索展開。但是，在村干部職位收入較高，但村莊具有異質性特征，比如分為兩大宗族，則一個宗族的人被選為村委會主任，鄉鎮就必須安排另一個宗族的人擔任村支書，這樣的村兩委關系遠比前一種復雜。

我們還指出，令人憂慮的是，“因為缺乏經濟上的吸引力和地痞無賴可能廣泛占據村干部職位，在A類村中的村支書與村委會主任之間的關系往往不受規則的約束，而成為表現利益群體和個人暴力的場所”[7]，“若不改變當前農村社會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和改變村干部的經濟處境，村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關系會越來越向無序斗爭的方向發展，而非沿著鄉鎮政權和村民群體對立的方面發展”[8]。

而如果我們從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來討論，則我們可以更清晰地描畫出村兩委的關系。

1、村干部注重社會性收益的村莊。

在注重社會性收益的村莊，無論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如何產生，他們都會取向于充當保護型經紀，并因此與村民建立良好關系。其中可能的差別是：村支書和村主任可能代表村莊不同部分村民的利益，而在村務決策（有時直接就是村干部位置所帶來的本族本派的榮譽和面子）中有所對立。

2、村干部有穩定工資收入的村莊。

以可觀的正當報酬作為村干部主要收益的村莊，村干部愿意敏感應對制度（包括鄉村博弈產生的實際制度安排）。這個時候，村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會有兩種有所差異的表現，一種是村民一致行動能力較強，可以較為有效地按照村莊利益的標準選擇村委會干部，則這類村莊的兩委關系，會與本節開頭所描述村兩委關系的一般圖景相合。如果村民過于分散，難以形成一致行動，或者村莊精英有能力依據自身利益來扭曲村民對村莊利益的表達，則無論村委會是否選舉產生，村委會都缺少與村支書對抗的理由。在強有力的鄉鎮行政主導力下面，這類村莊的村委會作為村支部決策的執行者，共同完成鄉鎮行政安排的有時明顯損害村莊利益的事務。

3、村干部報酬主要自來灰色收入的村莊。

當村干部的主要收益來自灰色收入時，村干部一定不會與鄉鎮行政對抗，無論村支部還是選舉產生的村委會，原因是，村干部的灰色收入一定會給村莊帶來損害并引起村民的不滿，因此村干部尤其指望鄉鎮行政保護自己的灰色行為。村干部為了獲得這些灰色收入而從兩個方面向鄉鎮示好：一是堅決地執行鄉鎮安排的各種政務，即使這些政務明顯損害了村莊利益。二是向鄉鎮主要負責人行賄送好處。鄉鎮行政在政務可以得到推行時，也愿意對村干部不良行為不聞不問。村兩委之間即使有矛盾，也是因為分贓不均產生的矛盾，而非依照制度安排展開的矛盾：雖然他們有時會援引制度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4、村干部缺乏任何有吸引力報酬的村莊。

當村干部甚至不能從村莊撈取灰色收入時，村干部職位不再對村莊精英有吸引力，由地痞充斥的村干部職位，使村兩委關系變成單純的利益爭斗，村兩委關系向無序方向發展。

與村兩委關系有相似之處，鄉村關系也因為村干部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從當前鄉村關系的一般圖景來看，鄉與村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鄉鎮政府與村委會），或領導與被領導關系（鄉鎮黨委與村支部）。

只有理解了村干部的動力機制，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實踐（而非僅僅是制度安排）中的鄉村關系狀況，具體地說，只有那些生活在村莊中的村干部并不深受村莊輿論壓力（社會性收益較少），且正當收入較高時，村干部的行為才會按照以上一般圖景的預期展開，而如果村莊自主生產價值的能力很強，因而村干部社會性收益很高，或村干部不僅無法獲得正當的預期收入，而且沒有撈取灰色收入的空間時，村干部（無論村支書還是村委會主任，無論選舉的還是任命的）沒有理由按照鄉鎮行政的要求行動。鄉與村之間脫節了。當然，這是兩種不同的脫節。

而如果村干部的主要收入來源是灰色收入，無論制度如何安排，村干部都會產生與村莊本身的脫節，而向鄉鎮行政靠攏。即使是選舉產生出來的村委員主任，也會很快靠向鄉鎮行政，期待在任期之內多撈取一些收入，并期待利用村民的分散來收買其中一些村民，以延續下一個三年任期。

以上提供的鄉村關系，顯然較一般理論圖景要復雜。要理解如此復雜的鄉村關系，就需要進入對村干部行動的動力機制的理解之中。問題是，每一個村干部的動力機制都是不同的，如果我們僅僅在微觀行動者的層面來討論問題，我們就無法理解中國農村宏觀的狀況。因此必須對村干部動力機制及角色類型的宏觀原因進行討論。

以上討論已經提供了這種宏觀討論的線索，擇要有二，一是村干部的社會性收益來自村干部生活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來自村莊社會關聯度的高低，具體如傳統文化、宗族組織等等。這個方面的關鍵是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范例是宗族組織是否存及行動能力，區域如江西、福建等南方農村普遍存的宗族村莊。二是村干部是否有有保障的正當收入來源。沒有正當的可觀收入，在村莊缺乏價值生產能力的情況下，村干部的行為將造成對農村長期的嚴重損害。

以下我們來討論鄉村治理的理想類型，并以區域狀況來驗證之。我們還會提供一些具體的經驗指標來作為驗證鄉村治理類型的標準。

五、鄉村治理的類型與素描

如果我們希望不僅理解村級治理的狀況和原因，而且希望知道鄉村治理的整體狀況，我們就不能不將對鄉村關系的討論包括進來。通過討論鄉村治理的類型，可以清晰看到以上討論的各種因素之間的的相關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們試圖從三個方面來討論鄉村治理，即村莊基本秩序狀況及其維系機制，村干部的角色與動力機制，鄉村關系狀況[9]，事實上這三個方面又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具體地，我們可以根據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強弱，將鄉村治理類型劃分為兩大類，四小類，具體就是，村莊自主生產價值能力強的地區，無論村干部是否有足夠的正當報酬，村莊必然具有較強的內生秩序的能力，并因此決定了鄉村治理的整體面貌為內生秩序型的鄉村治理。而村莊自主生產價值能力弱的地區，則因為村干部報酬來源的差異，而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類是村干部有足夠正當報酬的情況，因為村干部有正當的報酬，村干部對正是制度的反應應該較為敏感，鄉村秩序可以正常維系，這種情況下的鄉村治理可以稱為外生秩序型的鄉村治理。第二類是村干部無足夠正當報酬，但能夠撈取非正當好處的情況，因為村干部有收益，他們就有行動的動力，因為收益的非正當，他們的行為會引起村民的不滿，他們又要獲得鄉鎮的庇護，這種情況下的鄉村治理可以稱之為鄉村合謀型的鄉村治理。第三類是村干部既無足夠正當報酬，也無法撈取非正當好處的情況。因為村干部既無社會性收益，又無經濟型收益（哪怕是非正當的收益），村干部就不會有應對制度的積極性，而會成為消極無為的“撞鐘者”，這種情況下的鄉村治理可以稱之為無序型的鄉村治理。以下分別展開討論：

1、原生秩序型鄉村治理。

展開來講，就是村莊具有很強的原生秩序的能力，這種原生秩序的能力不僅表現在村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方面，也表現在生產價值的能力方面。因為村莊具有生產價值的能力，就使村莊精英為了獲取社會性收益，而愿意出任村干部，這些為了獲取聲望與面子而出任村干部的村莊精英，一定愿意充任村莊的保護型經紀。鄉鎮行政為了加強向村莊的滲透，愿意任命一些村莊邊緣人物來獲取對村莊的控制，但這些村莊邊緣人物即使在人民公社時期，也要遵從村民的意愿，要么冒著與全村人對抗的風險。在當前體制下面，鄉鎮任命邊緣人物來掌控村莊，更加沒有可能。

在這種鄉村治理類型中，鄉鎮行政的種種達標升級要求，在村一級都缺乏落實的幫手。明顯有損村莊長遠發展的鄉村行為，不可能在這類鄉村出現。也因此，村一級一般不會有因為自上而下的要求而建造的各種達標升級工程，除非辦村辦企業失敗，村一級一般不會有太高的債務，鄉鎮行政不能從村民手中收取不明不白的費用，因此鄉鎮集鎮建設，不僅缺少那種以農民負擔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各種站所辦公大數，而且鄉鎮政府辦公的地方也很陳舊[10]。

因為村干部在乎社會性收益，村干部正式的工資收入不會太高，灰色收入幾乎沒有。村干部不會賄賂鄉鎮主要負責人，他們也不會以完成鄉鎮政務來取悅鄉鎮行政。因為鄉鎮財政缺少額外向農民多收的預算外收入，村干部也不會向鄉鎮送錢送物，鄉鎮干部也大多在正式工資以外，少有意外之財，鄉鎮干部因此不象“國家干部”，鄉村關系較為溫和，鄉村干部之間的關系較為平等。鄉鎮負責人也很少是那種武斷、粗暴型的氣質（這樣氣質的鄉鎮干部，根本無法在村一　級開展工作）。

2、次生秩序型鄉村治理。

展開來講，就是村莊缺乏原生秩序的能力，村級治理狀況較多受到成文制度及鄉鎮行政的決定。村莊缺乏生產價值的能力，村莊精英不能從村干部職位上獲取足夠的社會性收益（聲望和面子）。不過，因為村干部可以獲取較為可觀的正當經濟收入，村莊精英竟相爭奪村干部職位。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一部分村莊精英走村民直選的下層路線，竭力獲取村民的支持，在協助鄉鎮行政工作時，不愿（也不敢，因為他們愿意長期當這個有著穩定收入的村干部，因此擔心村民下次不選他）得罪村民，也不會因為鄉鎮的要求，過份損害村莊利益，而另一部分村莊精英則走上層路線，通過鄉鎮行政支持來獲取村干部職位，這部分走上層路線的村干部與選舉產生的村干部會在若干事務的決定與執行方面有所差異，但即使是走上層路線的村莊精英也不愿意冒著村民強烈抗議的風險，去做有損村民利益的事情。這個意義上，即使走上層路線的村支部與走下層路線的村委會之間產生沖突，這種沖突也會表現得較為溫和。

因為村干部有可觀的穩定收入，鄉鎮行政要求村干部辦理的政務，只要不是過于艱難，村干部一般都會照辦。鄉鎮行政負責人在鄉鎮關系中處于較為主動的地位。村干部的行為因為有長遠預期，而較為穩健。但是，如果鄉鎮行政不斷將超過村莊要求的各種任務向村級下達，明顯損害村民利益的政務會使村干部之間的矛盾凸顯出來，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有穩定收入從而愿意表現穩健的村干部，在鄉鎮行政要求和村民意愿之間無法找到中間緩沖地帶，這個時候，就可能出現以村支部和村委會對抗為表現的鄉村沖突。

3、鄉村合謀型的鄉村治理。

當村干部職位既不能獲取社會性收益，又沒有可觀的正當經濟收益時，村莊精英不愿競爭村干部職位，在任村干部因為缺乏穩定的預期收益，而傾向利用手中可能權力來謀取短期收益，尤其是利用村莊現實及可能的資源，來撈取灰色收入，由此造成對村莊的毀滅性損害。

村干部不能獲取社會性收益，其含義之一就是村莊缺乏價值生產能力，村莊社會關聯度低，因此，村民缺乏從道義上及組織阻擊村干部撈取灰色收入的能力。在缺乏有保障的正當經濟收益的前景下，村干部傾向以非正當的方式來獲得收益。因為村民阻擊能力較弱，而使村干部較為容易實施這種獲取灰色收入的想法。

村干部如果要撈取灰色收入，他們幾乎唯一的障礙是鄉鎮行政的監督。村莊也會有一些村民到縣鄉上訪，要求查處村干部的不良行為。想撈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必須與鄉鎮搞好關系，無論這些干部是選舉出來的還是上級任命的。村干部與鄉鎮搞好關系的方式有二，一是堅決果斷不遺余力地完成鄉鎮布置的各種任務，有些任務明顯超出了國家政策的界限，二是討好甚至行賄鄉鎮主要負責人。鄉鎮為了實施政務，也需要村干部有實施政務的積極性，因此鄉鎮也有意對村干部不良行為不聞不問，以構成對村干部實施政務的激勵。這樣，在鄉村之間就形成了官官相護和常見的官場景觀。

撈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會不顧村莊發展的實際需要，將所有可能好的發展方案，都變成撈取短期利益的手段。因此，他們會借上級的各種達標要求，向農民收取費用，或向社會借貸，然后從工程建設中撈取回扣。他們會將村莊可以支配的所有資源變成現實收入，總之，他們會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獲取個人的好處。村干部撈取好處的行為，村民不會不知道，村民因此對村干部嚴重不滿，村干部與村民的關系會變得極其緊張，不信任，幾乎任何村莊公益事業都會受到村民的抵制。

只要村莊還有資源，或者只要村干部還有撈取灰色收入的機會，鄉村關系就仍然能有效運轉，鄉鎮行政的要求就仍然可以在村莊得到表達。但撈取灰色收入的村干部們的短期行為，總有一天會將村莊所有資源耗盡。村干部最終不再有任何撈取灰色收入的空間，鄉村治理因此進入另外一種面貌。

4、無序型的鄉村治理。

一旦村干部既不能獲取社會性收益，又不能獲取經濟收益，村干部職位就不再對村莊精英具有吸引力，成文制度如《村委員組織法》，因為不再有村民對村干部職位的積極追逐，而流于形式，鄉鎮行政面對消極無為的村干部，除了一再提要求以外，沒有任何有效的辦法使村干部積極工作。鄉鎮行政面對村干部，恰如將鐵拳打在棉花上，感到有力無處使。除非鄉鎮行政事事親為，他們不能在村莊實現任何有價值的政務。村莊大量的公共事務，也不會有村干部出面主持，面對村民的抱怨，村干部幾乎唯一的應對措施是不聞不問或者無限期拖延。與鄉村關系和村干部與村民關系相類似，村兩委之間也不會有激烈沖突，因為無任何利益可言。

五、結語

以上從村干部的動力機制與角色類型開始，討論了鄉村關系和村兩委關系，并由此討論了鄉村治理的類型。這種討論的目的，是想為當前中國復雜的鄉村治理現實提供一個描述和分析框架。今天的中國農村，因為村莊社會性質、地方財政及基層組織制度安排的差異，而出現了十分不同的鄉村治理后果及鄉村治理型態。本文的目的，是試圖為理解鄉村治理的這些不同，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框架，從而將那些單純的諸如鄉村關系、村兩委關系、村委會選舉以及村干部角色的討論，還原到復雜的現實中來。本文僅是一個初步討論，我們將在更多實地調查基礎上，對鄉村治理的不同類型作出更為精確的描述。

[1]參見吳毅：“雙重代理、經紀人、守夜人和撞鐘者”，《開放時代》2003年。又見吳毅：“雙重邊緣化：村干部角色與行為的類型學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

[2]樊平：“體制性權力與內生性權力”，農村基層組織課題研究報告，1987年。

[3]景躍進教授正確指出，村干部的行為方式與區域差異有關。他說：“村干部的角色認同與行為選擇受到眾多因素的制約，其中，制度性框架、鄉村關系的類型、資源程度、政策領域、任務性質、村干部的利益考量等都以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參見景躍進：《當代中國農村“兩委關系”的微觀解析與宏觀透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243頁。

[4]例如湖北枝江寶月寺村村委會主任呂邦列，參見《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的報道。除呂邦列事例子外，還有山東灰村村主任崔聯的例子。參見朱玲《灰村紀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5]參見景躍進的綜述：《當代中國農村“村兩委關系”的微觀解析于宏觀透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238－246頁。

[6]參見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167頁。

[7]同上書，173頁。

[8]同上書，175頁。

[9]見賀雪峰、董磊明：“鄉村治理的結構與類型”（未刊稿）。

[10]除非剛好是工商業發達的鄉鎮，鄉鎮可以從工商稅收中獲取大量收入。

第二篇：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角色類型與動力機制探討

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角色類型與動力機制探討

向清華

企業是最具活力和帶動力的社會力量，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強大引擎，所以中央和地方均鼓勵和引導企業反哺農業，積極支持新農村建設。現實中，由于種種原因，企業支持新農村建設力度不一。因此，比較分析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不同角色，并在動力機制方面進行系統探討十分必要。

一、角色類型

綜合各地的情況，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分化為不同角色。據石門縣新村辦統計，近三年共有51家規模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先后投入177.8萬元。其中：2006年捐助52萬元，捐資5萬元以上的企業3家；2007年捐助89.9萬元，捐資10萬元以上的企業3家；2008年捐助資金物資35.9萬元，2萬元以上的企業5家，沒有實質性投入的企業36家。這組數據說明，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既有舵手、伙伴類的積極主動型，也有鐵雞公類的消極應付型。

1、倍受歡迎的“舵手”型。這類企業與村居聯系緊密，參與新農村建設具有自發、自愿的特點，對于村居的發展具有強力主導作用。雖然從數量上說比較少，但實際作用大、扶持效果好。具體分兩種：一種是企業法人兼任村黨支部書記。他們作為社會精英在經營企業成功后，又主動站出來帶領群眾建設新農村，并且不計得失，出錢出力。夾山鎮東紅村的支部書記豐光文，既經營永盛礦業，又出任村支部書記，在新農村建設中，帶頭捐錢修路，使全村的面貌很快煥然一新。另一種是農業企業。他們是村居的產業舵手，扶持方式上具有投資的性質。一般采取“公司+基地”的模式，把村居作為企業的生產基地，如同一個生產車間，不僅支持產業發展，而且支持設施建設，實現產業興村。如石門縣煙草公司與煙葉主產村。

2、較受歡迎的“伙伴”型。這類企業比較多，與村居關系相對較好。具體

也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村企結對中，積極幫助村居解決資金、物資建設新農村，這些企業與村居如同伙伴，近三年中投入上萬元的21家企業就屬這種類型。另一種是企業和村居有親密的地緣關系，村居過去為企業建設做出奉獻，企業今天為村居建設出資出力，謀求共同發展。如石門三江電力和石門縣楚江鎮龍鳳居委會，洛浦寺林場和洛浦村等。

3、不受歡迎的“鐵雞公”型。這類企業為數不少。據石門新村辦統計，2008年有30多家企業沒出錢也沒出力，即使對村里有承諾，但最終以種種借口推諉，使這些村因資金不能按計劃到位而出現新的負債。

二、動力機制

為什么有的企業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而有的企業根本就沒有投入？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動力機制問題。古有“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精辟概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扶持新農村建設，動力機制顯得更為復雜。

1、行政壓力。目前，企業大多完成改制，屬于民營經濟。這一變革，使得企業的自由駕馭空間擴大，行政的干預力縮小。如靠一紙公文，就要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企業可能不服從，或者表面上服從，而實際無行動?，F在采取“2—3個縣直單位+1—2個規模企業+1個示范村”的辦點模式，加強了行政單位牽頭。但由于牽頭單位組織力、號召力有所不同，致使企業扶持新農村建設的力度不一。一般來說，如果牽頭單位具有強勢權力，與企業有縷縷利害關系，企業扶持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就大些，相反則會小些。

2、社會責任。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或經營過程中，對社會應承擔的責任或對社會應盡的義務。從法律角度可分為：法定和非法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從范圍可分為：企業內層社會責任和企業外層社會責任。企業支持新農村建設屬于非法定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外層社會責任，不具有強制性，所以對企業約束性小，完全取決于企業的態度。有些企業認為，企業

在分擔社會責任的同時，能夠營造出自己賴以生存、發展的良好空間，有利自己的成長壯大。而有些企業認為，企業對社會的主要貢獻是上交稅收和解決就業，至于參與新農村建設，是企業的一種額外責任。由于對社會責任的理解不同，在參與新農村建設中自然就出現了不同的角色。

3、形象收益。所謂形象收益，即企業在參與新農村建設中可以獲得的社會影響力，諸如獲得在縣、鄉、村的聲望、權益、影響等等。這種形象收益具有一定的廣告性，能夠提高企業的“光環”形象，夯實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增加企業的無型資產。實踐證明，舉辦形式多樣的活動最容易體現形象收益，企業也往往容易接受。2008年“五一”節前夕，石門縣組織30多名企業人士，走進該縣羅坪鄉羅家坪村，開展“愛心獻山區，共建新農村”活動。活動共籌資30余萬元，用于該地邊貿市場、農業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湖南華天礦業、雙佳農牧和石門渫峰茶葉等一些企業與鄉村兩級還達成了勞務用工、產品銷售、基地建設等系列協議，社會反響良好。相反，如果不開展活動，企業的形象收益就缺少平臺，其積極性難以發揮。

4、經濟收益。一般認為，企業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參與新農村建設需要的是付出，根本沒有經濟收益可言。其實，企業在扶持新農村建設中可以獲得經濟收入或潛在收益?，F實中“雙贏”的例子不少。石門渫峰名茶公司扶持、引導石門縣雁池鄉西山埡村發展有機茶，今年年初評出5個有機茶示范戶、10個有機茶大戶、30個良種茶大戶，分別獎勵100元、50元和100斤菜枯。公司認為，這樣做不僅有利提高茶農生產有機茶的積極性，而且有利企業靠加工銷售高檔有機茶獲得豐厚的回報。湖南雙佳農牧、石門縣煙草公司等都通過建基地，既支持了新農村建設，又擴大了生產規模，一舉數得。

5、企業實力。一般來說，實力強的企業扶持力度大些，實力弱的企業扶持力度小些。從石門縣近三年的情況看，2007年投入最多，其主要原因是這一年企業贏利能力較強，資金面來說相對寬松，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發，導

致企業效益下滑，企業不得不壓縮扶持新農村建設的資金，所以這一年企業扶持新農村建設資金減少近一半。

三、對策建議

1、加大宣傳力度。農村的“生產發展”，農民的“生活富?！保匈囉谄髽I的參與和支持。一要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認真總結成功的做法和經驗，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多種媒體，多角度、多層面、全方位地對先進典型進行宣傳報道，努力為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二要在適當時候、采取適當形式對先進企業進行表彰，激勵更多的企業投身新農村建設事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三要搭建活動平臺，利用活動宣傳企業，推動“萬企聯村、共謀發展”的深入開展。

2、創新參與機制。一是績效評估機制?？冃гu估不能僅僅看誰送的物資多、給的錢多、建的基礎設施多，還應該看解決了就業沒有，發展了產業沒有，培訓了農民沒有，做到全面而不片面。即使是情況通報，也要增加相應的內容，盡量從多個層面肯定企業的參與成效，引導企業更好地支持新農村建設。二是合作共贏機制。堅持企業與結對村互惠互利、實現“雙贏”是推進企業持久參與新農村建設的關鍵所在。要積極尋找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共贏點”，多采取定購包銷、提供擔保等途徑，引導企業與種養大戶結成利益共同體，延伸農業產業鏈，做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利益共增。三是慈善管理機制。把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納入慈善事業的范疇，使企業感到參與新農村建設就是做善事，是一種傳統美德，從而提高參與的力度。

3、扶持企業發展。企業支持新農村建設，先得本身有實力。一要幫助企業爭取項目。通過及時提供信息，加強溝通銜接，科學編制規劃，爭取項目落戶，達到用項目發展企業，企業用項目帶動農村的效果。近年，石門縣秀坪園藝場、湖南雙佳農牧都受益于爭取項目。二要幫企業解決發展環境問題。發展環境不好，就會耗費企業的財力、拖累企業的精力，企業發展就會受阻，而通過優化環境，可以使企業輕裝上陣、安心生產、做大做強。三要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難題，通過召開銀企洽談會，實現企銀溝通、資金對接，今年石門縣域的農業產業化企業通過這一途徑解決了2000萬元貼息貸款。

4、制定激勵政策。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需要有政策的引導和驅動，建立剛性強、易操作的激勵政策，既有利于調動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又有利于把這項活動引入健康有序的軌道。從當前情況看，急需制定和完善以下方面激勵政策：一是對企業在結對幫扶中，為當地農村興辦文化活動室、農村敬老院等公益性社會事業，相關經費宜在稅前列支。二是對接收安置農村富余勞動力貢獻突出、抓農民素質教育卓有成效的企業，在資源配置、信貸額度等方面給予傾斜。三是對參與新農村建設的農業龍頭企業申報綠色、有機食品認證時，符合認證條件的優先受理，認證費用適當減免。

作者單位：石門縣委農村工作部

第三篇：公司動力機制與激勵措施

公司動力機制與激勵措施

xxxx檢測有限公司（簡稱xx公司）通過建立《公司考核細則》，形成企業與員工一致、明確細化、全方位覆蓋、持續改進的目標管理機制，將企業目標轉化分解為員工目標，產生工作合力；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實施“有償使用企業資源”管理，激發員工在生產中自覺節約成本的積極性，實現企業與員工雙贏；通過引入風險機制，實施“責任追究制”，推行“管理基金”制度，促進員工管理責任的形成；通過構建并實施“365”績效考核體系，充分激發員工工作原動力,實現了基層目標持續改進，基層管理自動運行。

一、動力機制與激勵措施

1.分析員工工作原動力

員工工作原動力是員工的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主要影響因素包括：工作過程中被尊重并發揮自己的民主權力；符合安全標準的工作環境，和諧溫馨的工作文化氛圍；希望通過自己的工作與努力得到公平合理的薪資；借助企業平臺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同時不斷提高綜合能力，有培訓和升職的機會。

員工期望通過工作獲取物質和精神上的回報。企業必須讓員工明確：工作能提供給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他們需求的東西是和績效聯系在一起的；提高自己的績效就提高了自己的回報。充分激發員工的工作主動性，達到企業的工作目標，達到員工與企業榮辱與共的境界。

2.設計管理措施

確保企業目標和員工個人目標的一致性。從根本上說，企業利益與個人利益是一致的。企業要從整合員工目標與企業目標入手，建立新的目標機制，實現員工與企業目標合一，使企業目標能夠包含員工的需求，從而把企業目標的完成看成是與自己休戚相關的事。

提升員工的工作自主性，提倡采取參與式管理。通過引入市場機制，重塑員工地位，實現員工參與管理，自覺管理，自主管理。以打造一流團隊為目的，培養員工的團隊意識和協作精神。

高效的激勵考核體系可以有效激發員工的工作原動力。企業通過激勵考核促進目標的完成，使員工的價值得到體現。激勵應以正激勵為主，同時企業應使用既定的、合理的評價方法與衡量技術，公開、科學地評價員工的工作績效。

二、構建員工與企業合一目標

1.建立一體化管理體系

2006年，公司提出了“管理體系一體化”的概念。4年后，取得了TSG Z7003《特種設備檢驗檢測機構質量管理體系要求》等五項標準認證，并以此形成五位一體的一體化管理體系。編制的一體化管理文件，以一套制度覆蓋和支撐了多個體系，確立了企業質量、安全、環境、設備、計量等符合市場需求，體現一流要求的管理目標。

在一體化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公司持續改進了《行政管理規章》。它是一體化體系文件的一個補充，主要面向行政管理，包括：行政管理要求、經濟考核辦法、員工行為規范等。它與一體化手冊、程序、作業文件一起構建了公司完整的管理目標體系。

2.實現員工與企業目標合一

xx公司以引領員工價值實現為先導，以簡潔、明確、均衡、唯一為原則，對管理目標、管理制度和一體化要求進行精煉，形成以目標為考核內容，加分、扣分為考核手段，全體員工為考核對象，目標完成為考核標準的全崗位覆蓋的《公司考核細則》。

考核細則一事一條，目標明確。注重簡練，強調企業需求和員工需求一致性和全覆蓋。例如，公司檢測報告差錯率控制目標≤1%，轉化為考核細則成為兩條：檢測報告出現筆誤，被內部審核發現，當事人扣0.4分/處；如果被外部投訴或檢查發現扣2分/處。

考核細則在統一企業與個人目標的同時，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團隊與個人關系。只要是與團隊相關的個人行為都將同時作為團隊考核內容，按10%的比例獎罰整個團隊成員。例如，獲得公司級先進個人，本人加2分，其所在的檢測室全體員工加0.2分。考核細則樹立起榮辱與共的價值觀。

3.創新成本控制理念

公司引入市場機制，員工有償使用生產原料、設備、工具、能源等。

使員工成為資源的擁有者，對所使用的企業資源負管理責任，承擔風險，分享利益。

4.建立實施“有償使用企業資源”管理機制

公司對檢測過程中的主要原材料X光膠片實施有償使用管理。并以此建立起包括膠片管理、資源價格、運行控制以及計算機輔助的“有償使用企業資源”管理機制。

X光膠片是一種特設的原材料，將原料（膠片）轉化為產品（底片）需要經過曝光、暗室處理、干燥、評定四個環節十多道工序，企業建立了包括射線組員、評片員、技術員、客戶、統計員、財會人員在內的材料使用的多個監督控制點。排除了造成膠片的不合格因素較多，甄別困難的影響。

公司編制了計算機管理軟件，設置了多部門聯動的機制，實現了從生產任務下達到產品驗收評價全過程的計算機控制，并在此過程中完成了消耗資源與每位員工的結算。員工當天上交產品，次日即可在網絡上查詢到勞動報酬和節約成本的回報。

公司以材料利用率作為內部資源的定價依據。材料利用率既是企業管理的主要目標之一，同時也是日常的監控指標；采取定價與管理目標結合，利于形成目標、價格聯動機制；價格與日常管理相結合，便于科學定價。將85%膠片利用率作為考核的平衡點，并以此為依據按照膠片的進貨價制定了價格表。同時規定,市場價格變動，內部結算價格不變；考核價格3年不變。

為了降低了員工實際預支成本，采用月頭領料，月底與回收的產品對沖結算的辦法減少資金占用，同時，公司借給每個射線組長800元，作為領用膠片占用資金，消除了員工的后顧之憂。

通過管理機制運作，每個工作小組都有一個膠片使用的小賬本，射線檢測過程中員工使用的每一張膠片都是自己花錢購買的，射線檢測所拍攝的廢膠片都是員工自己的成本。有償使用企業資源系統已將企業和員工對成本管理的目標合二為一。

三、強化員工管理責任

1.建立責任追究機制，明確責任風險

公司的風險機制是針對所承擔的管理責任制訂的一種考核辦法。根據崗位和職責的不同，將管理責任分為六級，對所有員工進行管理授權：員工擔負互監互保的職責；作業組長對作業小組負各類管理責任；部門負責人負本部門的各類管理責任；掛靠職能人員對掛靠的檢測室各類管理負責；職能人負責全公司范圍內本職能的管理責任；經理、副經理對全公司的各類管理負總責。各級人員每月按不同的崗位責任系數進行經濟考核。

在明確管理責任的基礎上，公司設計了實現自主管理，相互管理，減少和消除“視而不見、見而不思、思而不為”現象的責任追究制。

責任追究制本著防微杜漸的原則，從小事開始，只要是管理問題都要追究，員工和最高管理者都列入追究范圍。責任追究制分為四類追究問題，九個檢查層級。四類追究問題中Ⅰ類最輕，Ⅳ類最重。

九個檢查層級檢查出的問題將與公司六級管理責任相對應，根據檢查層級的不同，追究不同級別的管理責任。xx公司的責任追究設計了累計達線次數。追究時，根據追究問題的類別和檢查層級與被追究人緊密程度不同，以月和年累計次數（經理層按年累計），達到規定數量后開始追究責任人。

2.創建管理基金，共享管理成果

管理基金是員工自愿選擇、購買，年終根據員工績效考核得分獲取回報的一種風險管理機制。xx公司管理基金分為4級12檔，每檔100元，各類人員必須按照自己崗位和對未來一年自己的表現，檢測室工作，企業發展的預估，選擇購買一檔管理基金。管理基金年初購買，年末兌現。管理基金與考核機制聯動，工作業績好，存在問題少，得分就高，基金回報也就高。員工購買的基金是一個希望，一種責任，一份信心。管理基金以80分為員工年終績效考核基準分，80分以上獎勵，80分以下扣本金，獎二罰一。高于基準分，每高1分，獎本金的10%，上不封頂；低1分，扣本金5%，扣完為止。

四、優化績效考核體系

1.建立日考核，優化績效體系

公司以《責任追究制》和《公司考核細則》為依托，將目標機制、市場機制、風險機制融為一體，建立起日績效考核體系，將企業現有的多線條考核歸結在一個考核體系下，通過對員工全年每個工作日的考核，量化工作業績，顯化存在的問題，獎罰并舉，突出激勵約束，使員工通過考核明確工作目標和努力方向，提升員工素質，實現對人力資源更加科學準確的考核目的。

為了突出激勵效果，日績效考核設計為加分機制，以日為基礎，通過基礎考核、崗位能力考核、日常檢查、工作嘉獎四大板塊，每天有工作，每天有得分，每天有指導，每天有激勵?？己说梅忠匀毡Ｖ?，以周保月，以月保年，日積月累，上不封頂。同時，日考核設計對團隊的考核內容，形成個人得分與其所在團隊（檢測室）得分相互作用的考核架構，使團隊觀念進一步確立。日績效考核具體內容如下：

“基礎考核”將生產、質量、效率、安全、出勤等日常工作全部分解成考核分。例如，員工每天上班打卡，有出勤記錄就可以得2.75分；請假1小時就會少得0.34分。

“崗位能力”是對員工技能、崗位職責的一種評價。例如，超聲、表面檢測崗位，需要超聲、磁粉、滲透檢測三項資質證書，少1個證書，每月就會少得0.25分。

“日常檢查”采用內外檢查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是日考核中唯一采用的扣分考核板塊。32種內部考核方式，12種外部考核方式形成考核網絡。尤其是外部（上級部門的檢查、客戶監督、資質認證等）多方監督機制參與。檢查結果依據《公司考核細則》進行扣分。

“工作嘉獎”反映出員工主動關心企業做出的成績動態。員工投稿、合理化建議、排除安全隱患、獲得各類獎勵都將得到加分。

團隊的得分主要來自獲得的各類榮譽。檢測室獲得榮譽，檢測室全員加分，xx公司獲得榮譽，全公司員工受益。

2.運用考核數據，突出激勵效果

“日考核”通過日積累，便形成了個人和團隊（檢測室）月考核結果。月度經濟考核依據日考核結果分兩部分進行獎金分配。一是團隊得分對員工獎金系數的影響: 團隊得1分, 員工月獎金系數提高1%;團隊扣1分，員工月獎金系數降低1%。二是個人得分對員工獎金系數的影響：以100分為基準，1分20元。計獎公式為：

個人月度獎金（元）=當月獎金（按工作量考核所得獎金數）×（1+本檢測室考核加、扣分×1%）+（本人考核得分-100）×20

管理基金也是隨著日考核得分的變化每天變化。季度與的經濟考核同樣按日考核得分進行考核。

公司月度、季度、的各類先進評比以日考核得分擇優推薦。員工能力評價也是依據績效考核個人得分進行。

日考核成為員工和企業業績的晴雨表。員工一年中所有的工作業績和存在的問題都將匯集在日考核中。每個員工都在關注自己的業績，管理著自己每一天的工作，他們知道：得分說明收入，得分說明能力，得分說明素質，得分說明形象。公司的民主管理委員會負責對每月考核結果進行最終確認，保證了考核的權威性。

第四篇：村干部雙重角色代理人與當家人探討

政府和村民對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這表現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選舉、對村務管理等。它實質上反映了國家與社會、行政權與自治權的關系

村民自治在實施進程中之所以引發出截然不同的意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村干部扮演的雙重角色存在著矛盾，其深刻的宏觀社會背景則是國家與社會、行政權與自治權的沖突。為了避免籠統的價值評判，本

文試以湖北省楊村的兩次村委會換屆選舉為例加以說明和分析。

一、雙重角色期待的內在沖突

80年代初，中國農村開始進行以下放權力為特點的改革。這一改革所包含的經濟、政治意義主要在于：一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作為經濟主體，有了生產經營自主權；二是實行村民自治，農民作為政治主體，有了選舉村領導、參與村級公共事務決策和管理的自主權。

實行新的體制后，國家主要通過鄉鎮政府對農村社會進行行政管理，其內容主要是貫徹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令和政策，辦理上級政府交辦的任務和本行政區域的行政工作，即通常所說的政務。

除了政務外，村內的公共事務主要通過由村民直接選舉的村委會組織加以處理，村的領導人除了自主管理本村事務外，還要負責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建議。村因此成為一個由若干農戶組成、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大家庭，村干部則是負責管理這個大家庭的“當家人”。

由于村干部將兩種角色寓為一體，因此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身份上的沖突。這種沖突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愈益突出。

二、村委會選舉過程中的博弈

楊村是湖北省江漢平原中部的一個普通村莊，它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發展方面，都能反映目前中國農村的狀況，因此具有普遍意義。

1990年該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得票最多的是原村黨支部副書記。此人曾經在1987年前長期擔任生產大隊長，與村民有著廣泛聯系。票居前5名的還有一位由村民在9名正式候選人以外提名選舉的人。此人為第6村民小組組長，能力強，有魄力，工作出色，群眾威信高。而作為正式候選人的村支部書記和原村副主任，得票都較少。

投票結束后，由村委會選舉領導小組確定新一屆村委會成員。根據分工，得票較少的村黨支部書記和得票最多的副書記都沒有進入村委會。作為非正式候選人的第6村民小組組長也沒有進入村委會。在其余7名正式候選人中根據得票多少取前5人，由其組成村委會。第1村民小組組長在這7人中得票最多而當選，原村委會副主任因得票少而落選。

楊村的這次選舉過程也反映出村民群眾和政府組織系統對村干部的不同期盼和意向，是兩種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

而鎮黨政干部對于村委會選舉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突出特點是由鎮下派干部和村黨支部組成的選舉領導小組主導著整個選舉過程。

由鎮下派干部指導村委會選舉，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起步之初必須依靠政府的指導，否則村委會的依法選舉根本無法進行。

楊村的兩次村委會選舉，基本上都是按照有關法律規范運作。但是與1990年的選舉相比，1996年選舉的民主原則精神有所弱化，村民參與的熱情不高。這與政府和村民對于村干部的期盼和村干部自身扮演的角色密切相關。

其一，政府對村干部產生的影響力加大，希望村干部能更好地貫徹執行政府意志。

其二，村民對作為當家人的村干部的期盼愈來愈高。村民之所以對1996年的選舉表現得較為冷漠，在相當程度上是不滿村干部沒能做好村民當家人的角色。在該村經濟發展中，主要是依靠村民自身尋求致富的門路。干部多次說要富村、富組、富戶，但都沒有什么實際行動，村民對此深表不滿，認為不更換干部便難以改變這一狀況。所以，當村民拿到選票后發現正式候選人仍然是原來的村干部，便感到非常失望，因而失去投票的興趣。

其三，村干部對代理人角色的認同程度較高，在貫徹落實政府任務方面很有辦法。

(1)村干部在村莊治理過程中扮演著政府代理人和村民當家人的雙重角色。雙重角色從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也會產生沖突，甚至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之中。

(2)政府和村民對村干部有不同的期盼，這表現在村民自治的各方面，如干部選舉、對村務管理等。它實質上反映了國家與社會、行政權與自治權的關系。

(3)應該看到，村干部角色沖突的加劇是在政府任務不斷加重的特定宏觀背景下出現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村民自治不切實際或已經失敗。村民自治的發育是一個長期過程，通過改善宏觀環境，規范政府行為，調整政治體系，在“鄉政村治”的總體框架下，村干部的雙重角色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調適，從而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權力互強。

第五篇：互動式教學法類型及機制

互動式教學法及優點類型及機制

央視《對話》、、《藝術人生》、《實話實說》、等欄目收視率較高，節目深受大眾歡迎，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不外乎這么三個因素：一是內容有“賣點”，緊貼生活實際。二是形式新穎，適合成人“口味”。三是方法高明，主持人不知不覺牽著觀眾“鼻子”走，讓觀眾在談笑中獲益。中學課堂教學不同于“對話”，教師也不同于節目主持人，但有一條是相通的，這就是引導人、教育人、感染人、熏陶人。如果教師有節目主持人的眼光和手法，不留教育痕跡傳道授業，教書育人，不是“捏住鼻子硬灌”，那就要改革現行教育方法和手段。近階段的教學改革實踐證明，互動式教學不失為一種好方法。

一、互動式教學法及優點

所謂互動式教學，是在教學中教與學雙方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邮浇虒W與傳統教學相比，最大差異在一個字：“動”。傳統教學是教師主動，腦動、嘴動、手動，結果學生被動，神靜、嘴靜、行靜，從而演化為灌輸式，一言堂，“我打你通，不通也通”。而互動式教學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狀況，真正做到“互動”，“教師主導”和“學生主動”，彼此交替,雙向輸入，多言堂，“我打你通，你打我通”，奏出和諧樂章。從教育學、心理學角度，互動式教學有四大優點：

1、發揮雙主動作用。過去教師在臺上滔滔然，學生在臺下昏昏然，僅滿足于學生不要講話，遵守課堂秩序，“能否聽懂”?，F在教師學生雙向交流，或解疑釋惑，或明辨是非，學生挑戰教師，教師激活學生。

2、體現雙主導效應。傳統教學是教師為主導、學生為接受主體的教育過程?；邮浇虒W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教師的權威性、思維方式、聯系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教學的深度、廣度、高度“三維空間”受到挑戰，教師的因勢利導，傳道授業，謀篇布局等“先導”往往會被學生的“超前認知”打破，主導地位在課堂中不時被切換。一個學生的主導問題可能成為課堂教學的主基調。

3、提高雙創新能力。傳統的教學僅對書本上的理論知識進行“分組編碼”，讓學生認知。這雖是教師一種創造性勞動，但其教學效果有局限性。雖然學生獨立思考能力，掌握的知識和信息在某些方面比教師有差距，但一百個學生有一百種方法，而且他們的思維不受定式的影響，對問題的答案或許會大大超出我們所料。是我們固化的大腦不敢想過的。發揮學生的集體創造力、彌補書本知識不足，這是大有可為的。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創造性，可促使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不斷改進，不斷創新。

4、促進雙影響水平。傳統教學只講教師影響學生，而忽視學生的作用。互動式教學是教學雙方進行民主平等協調探討，教師眼中有學生，在與學生交流中形成心靈的撞擊與融合，觀念的趨同。教師要尊重學生的心理需要，傾聽學生對問題的想法，發現其閃光點，形成共同參與，共同思考，共同協作，共同解決問題，真正產生心理共鳴，觀點共振，思維共享，影響共有。

二、互動式教學法類型及機制 互動式教學作為一種嶄新的適應學生心理特點、符合時代潮流的方法，其基本類型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嚴格地說，“教學有法，卻無定法”，在日常教學中可廣泛采用。就目前而言，較成功的有五種方式可借鑒。

1、主題探討法。任何課堂教學都有主題。主題是互動教學的“導火線”，圍繞主題作文章就不會跑題、跑調，類似于基礎教育的“主題班會”。其策略一般為拋出主題——提出主題中的問題——思考討論問題——尋找答案——歸納總結。教師在前兩個環節是主導，學生在中間兩個環節為主導，最后教師作主題發言，也可請學生代表做主題發言。這種方法主題明確，條理清楚，探討深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創造性，缺點是組織力度大，學生所提問題的深度和廣度具有不可控制性，往往會影響教學進程。

2、問題歸納法。將教學內容在實際生活的表現以及存在問題先請學生提出，然后教師運用書本知識來解決上述問題，最后歸納總結所學基本原理及知識。其策略一般程序為提出問題——掌握知識——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中學習新知識，在學習新知識中解決問題。這種方法目的性強，理論聯系實際好，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快，缺點是問題較單一，知識面較窄，解決問題容易形成思維定勢。

3、典型案例法。運用多媒體等手法將精選個案呈現在學生面前，請學生利用已有知識嘗試提出解決方案，肯定正誤方案，設置懸念，然后抓住重點、熱點作深入分析，最后上升為理論知識。其策略一般程序為案例解說——嘗試解決——設置懸念——理論學習——剖析方案。這種方法直觀具體，生動形象，環環入扣，對錯分明，印象深刻，氣氛活躍，缺點是理論性學習不系統不深刻，典型個案選擇難度較大，課堂知識容量較小。

4、情景創設法。依靠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設置啟發性問題、提高學生思維活躍度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場景。其策略程序為設置問題——創設情景——搭建平臺——激活學生。這種方法課堂知識容量大，共同參與性高，系統性較強，學生思維活躍，趣味性濃，缺點是對教師的教學藝術水平要求高、調控能力強，學生配合程度要求高。

5、多維思辨法。把現有定論、解決問題的經驗方法提供給學生，讓學生挑刺，提出優劣加以完善，還可以有意設置正反兩方，掀起激情風暴，在爭論中明辨是非，在明辨中尋找最優答案。其策略程序為解說原理——分析優劣——發展理論。這種方法課堂氣氛熱烈，分析問題深刻，自由度較大，答案往往沒有定論，缺點是要求充分掌握學生基礎知識和理論水平，教師收放把握得當，對新情況、新問題、新思路具有極高的分析探索能力。

互動式教學法是一種民主、自由、平等、開放式教學。耗散結構理論認為，任何一個事物只有不斷從外界獲得能量方能激活機體?！半p向互動”關鍵要有教師和學生的能動機制、學生的求知內在機制和師生的搭配機制。這種機制從根本上取決于教師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以及教師教學觀念的轉變。

互動式教學既不是課堂簡單設問、提問、答辯，更不是課堂教學之余留下十分鐘等待學生提問題、教師釋疑解難，而是從根本上確立改革開放、教學相長、激活思路、講究藝術、提高效果的教學新觀念，對教師的教育觀念、教學水平、教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學校教師要適應信息化、知識化時代的需求，不斷學習，不斷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