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

村民自治是我國新時期農村治理的一種有效形式。對于村級治理，人們原來以為只要改變村級組織（包括村黨支部）的權力來源，由村民直接選舉自己的“當家人”，就能實現民主化治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大量的事實說明，這種想法未免過于簡單。村級治理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要改變村級組織的權力基礎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日常權力運行是否真正實現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村級的日常治理更主要地體現在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等項工作上，因此做好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湖北省委、省政府歷來重視村務公開和村級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據初步統計，全省已進行村務公開的村有25432個，村務公開率達99.8；建立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和民主理財小組各25304個。全省95以上的村制定了《村務公開制度》、《民主理財制度》、《一事一議制度》、《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總結近年我省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的成功經驗，有以下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注重建章立制。1999年和2001年，省人大相繼通過并頒布了《湖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和《湖北省實施辦法》。2002年，省人民政府又頒布了《湖北省村務公開實施辦法》。省民政廳于2005年印發了《湖北省村民委員會工作規范（暫行）》的通知，編寫了一系列培訓教材，使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各地就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也紛紛下發了文件，“建章立制，以制治村”。例如，枝江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聯合印發了《枝江市進一步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實施辦法（試行）》，各鎮也出臺了相關的辦法或規定。荊州區2006年制定了《荊州區民主管理工作實施方案》，要求施行“四民主，三公開”即“民主議事、民主理財、民主監督、民主評議”與“政務公開、事務公開、財務公開”，并建立了量化考評表。江陵縣先后制定了《全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評分細則》、《全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示范創建考核辦法》，將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考核結果與村干部補貼標準掛鉤。監利縣2004制定了《監利縣推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方案》、《監利縣村務公開實施細則》、《監利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示范村創建方案》，并統一印發了19項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二是積極創新制度。我省隨州等地在全國較早實行了“兩會一組”制度。所謂“兩會一組”制度，就是通過建立村民代表議事會、村民代表監事會和民主理財小組，將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組織化、程序化、制度化。隨州、荊州和孝感等地在推進村務公開、落實民主管理上較好地發揮了“兩會一組”的作用，這些地方的村委會擬定的重大事項必須交由議事會議定，村務監事會予以監督，審議通過后再交付村委會執行，并在村務公開欄中公布。村級財務收支實行限額管理、一支筆審批，把財務公開作為村務公開的重點，充分發揮民主理財小組的作用。在公開內容上，除公開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明確要求公開的事項外，如計劃生育執行情況、救災救濟款物發放、集體經濟項目承包、經營情況等，還公開了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村委會年度工作計劃和目標責任制等新的內容。在公開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區的一些村委會還根據村民關注的熱點問題“點題公開”，經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和村民代表會議審核后，由村會計按規定的形式向群眾公布，事后組織全村18歲以上的村民填寫村務公開意見表，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聽取群眾的意見，并將每期公開的內容及征求意見表存檔歸案。在公開時間上，除做到公開及時之外，根據不同的項目確定公開時間。村務公開欄每季度公開一次，其中水電費收繳及價格每月公開一次，財務收支、計劃生育每季度公開一次，農民負擔每半年公開一次，村年度發展規劃、村干部情況、村干部考核每年公開一次，其他公開內容及村民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視情況隨時公開。另外，村務公開形式也靈活多樣，以村務公開欄為主，輔以廣播、會議、明白卡、公開信等多種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兩會一組”制度以外，個別地方還根據本地實際，積極探索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機制。例如，安陸市積極推行以村“兩委”聯席會、黨員會、村民代表會和評黨員、評干部、評村民代表、評“十星級文明農戶”為主要內容的“三會四評”制度，卓有成效地推進了該市村務公開和村級事務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開展村務公開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個村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每季度至少公開一次村務，在村務公開內容上，根據百姓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實行“點題公開”即“X”，取得了顯著成效。

三是實行觀察督導機制。為了推進各地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強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導作用以外，還積極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區建設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這兩個中心派出多組研究生、博士生作為觀察員到我省不同類型的鄉村、城市社區駐點觀察、調查研究，為省委、省政府和省

民政廳提供決策參考意見，有效地推進了我省村務公開、村級民主管理的深入發展。

一、此次調查及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

雖然在總體上而言，我省在推進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但也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為了更好地總結經驗、進一步推進我省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從根本上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促進村民自治、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最近，湖北省民政廳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聯合組成10個調研小組，分赴孝感市孝南區、襄樊市襄陽區、監利縣、武漢市黃陂區、武穴市、巴東縣、潛江市、通山縣、枝江市、漢川市等縣（市、區），進行了深入的實地調研。調研組通過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典型訪談和進村入戶等方式，對10個縣（市、區）的30個鄉鎮、80多個村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情況進行觀察。下面將主要以這次問卷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從而比較客觀地反映我省農村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整體情況。

這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1000份（每個小組100份），實際收回有效問卷919份。從統計來看，被調查者83.2是普通農民，8.5是個體戶，1.6是鄉鎮企業工人，0.6是企業老板；其中，28.8的被調查者是中共黨員，9.5是共青團員，2.0是民主黨派人士。他們中近3/4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絕大部分年齡都在30歲以上，其中60.7的人的年齡在30～50歲之間，50～60歲的人占21.0（參見表1）。

表1被調查者的基本統計特征

統計指標

分類標準

人數

有效比例〔1〕

統計指標

分類標準

人數

有效比例

性別

男

671

74.1

職業

普通農民

750

83.2

女

234

25.9

個體戶

77

8.5

年齡

17～19歲

1

0.1

鄉鎮企業工人

14

1.6

20～29歲

66

7.4

企業老板

5

0.6

30～39歲

225

25.3

其他

55

6.1

40～49歲

315

35.4

家庭年收入

0.5萬元以下

110

13.3

50～59歲

187

21.0

0.5～1.0萬元

202

24.5

60歲及以上

96

10.8

1.0～1.5萬元

197

23.8

文化程度

沒有讀書

33

3.6

1.5～2.0萬元

128

15.5

小學

205

22.6

2.0～2.5萬元

96

11.6

初中

446

49.1

2.5～3.0萬元

29

3.5

高中/中專

207

22.8

3.0～3.5萬元

33

4.0

大專及以上

18

2.0

3.5萬元以上

31

3.8

婚姻狀況

未婚

27

3.0

支出/收入[2]

20以下

14

1.9

已婚

861

94.3

20～40

51

6.9

離異

11

1.2

40～60

137

18.4

喪偶

14

1.5

60～80

205

27.6

政治面貌

共青團員

84

9.5

80～100

152

20.4

中共黨員

255

28.8

100～200

140

18.8

民主黨派人士

18

2.0

200～300

19

2.6

普通群眾

527

59.6

300以上

26

3.5

注:[1]有效比例是指除去缺省值的比例；[2]指被調查者年支出占該年收入的比例，也稱之為支出的收入彈性。

這些被調查者的年家庭收入平均為1.34萬元（如果按每個家庭3～4人計算，人均年收入大致為3000～4000元），其中在0.5～1.0萬元、1.0～1.5萬元和1.5～2.5萬元之間的都占1/4左右（分別為24.5，23.8，25.1），此外還有13.3的家庭不足0.5萬元（參見表1）；他們家庭收入來源主要是農業收入和打工收入（參見表2）。

表2被調查者家庭收入來源及主要支出

（1）收入來源

有效比例（％）

（2）主要支出

有效比例（％）

①農業收入

81.1

①生活支出

83.4

③打工收入

50.6

②人情支出

71.4

②養殖收入

24.3

③生產投資

66.7

⑤工資收入

13.5

④子女教育

65.0

④經商收入

11.1

⑤醫療支出

62.2

⑥其他收入

7.7

⑥建房支出

14.3

再從他們家庭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來看，8.8的被調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彈性在40以下，高達66.4的被調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彈性為40～100，另外還有近1/4的被調查者家庭入不敷出（參見表1）；其家庭支出最大一項仍然是生活開支，其次是人情支出、生產投資、子女教育費用和醫療費用（參見表2）。這些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湖北省地處中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人民生活的大致樣貌。

二、湖北省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整體狀況

（一）被調查者對村務公開的了解與關注

從調查來看，絕大部分被調查者不但對村務公開比較了解，而且關注度也較高。25.8的人自認為對村務公開“十分了解”，37.7的人“了解”，23.7的人“知道一些”，只有9.6的人“不了解”，3.2的人“一點不知道”；31.0的人“十分關注”村務公開，55.0的人“關注”村務公開，只有6.3和7.7的人不關注或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并且，被調查者基本上都認為村務公開很有必要，僅9.6的人對村務公開不公開持無所謂的態度，0.9的人認為沒必要。由此可見，推進村務公開符合村民的利益要求。

92.7的被調查者反映他們所在村設有村務公開欄。一半的被調查者經常去看村務公開欄，還有20.0和22.2的人偶爾或路過去看村務公開欄，只有7.5的人從來不看村務公開欄。這說明廣大村民對村級公共事務較為關心，因為根據羅伯特·達爾的研究，“在大多數政治體系中，對政治事務極感興趣，關心并了解政治，活躍于公共事務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不大。一般來說，他們往往是少數。即便是在有大眾政府、政治介入十分廣泛的國家中，政治階層也絕非網絡了全部公民。相反，在所有多頭政制中，似乎為數眾多的公民對政治冷漠，不大活躍。簡言之，他們是無政治性的”[1]。村民對村務公開的高度關注，既可能是一種現實的反映，說明當地的村務公開工作的確做得很好，激發了村民的關注，也可能是一種期待的表達，希望當地的村務真正能夠做到公開、透明。實際的情況如何，可以從后文的分析中來看。

（二）村務公開的形式及內容

根據調查，78.9的被調查者反映該村村務公開做到了定期公開，只有6.0的人反映上級檢查時才公開，3.7的人反映所在村的村務從不公開（參見表3）。

表3被調查者所在村村務公開情況

人數

有效比例（％）

定期公開

683

78.9

偶爾公布

99

11.4

檢查才公布

52

6.0

從不公布

32

3.7

其中，43.7的被調查者認為村務一季度公開一次為宜，23.4的人認為半年公開一次為宜。此外，15.7的人認為一年公開一次，11.5的人認為一個月公開一次，僅有5.8的人認為應該隨時公開（參見圖1）。至于到底多長時間為宜，需要視各地的實際情況及公開的內容而定，但是，日常性或常規性事務有條件的村還是以一個季度公開一次比較好。

第二篇：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

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

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2007-12-15 23:38:47第1文秘網第1公文網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2)村民自治是我國新時期農村治理的一種有效形式。對于村級治理，人們原來以為只要改變村級組織（包括村黨支部）的權力來源，由村民直接選舉自己的“當家人”，就能實現民主化治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大量的事實說明，這種想法未免過于簡單。村級治理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要改變村級組織的權力基礎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的

日常權力運行是否真正實現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村級的日常治理更主要地體現在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等項工作上，因此做好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湖北省委、省政府歷來重視村務公開和村級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據初步統計，全省已進行村務公開的村有25432個，村務公開率達；建立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和民主理財小組各25304個。全省95以上的村制定了《村務公開制度》、《民主理財制度》、《一事一議制度》、《村規民約》、《村民自治章程》。總結近年我省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的成功經驗，有以下三個主要特點：一是注重建章立制。1999年和2001年，省人大相繼通過并頒布了《湖北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和《湖北省實施辦法》。2002年，省人民政府又頒布了《湖北省村務公開實施辦法》。省民政廳于2005年印發了《湖北省村民委員會工作規范（暫行）》的通知，編寫了一系列培訓教材，使村務公開民

主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各地就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也紛紛下發了文件，“建章立制，以制治村”。例如，枝江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聯合印發了《枝江市進一步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實施辦法（試行）》，各鎮也出臺了相關的辦法或規定。荊州區2006年制定了《荊州區民主管理工作實施方案》，要求施行“四民主，三公開”即“民主議事、民主理財、民主監督、民主評議”與“政務公開、事務公開、財務公開”，并建立了量化考評表。江陵縣先后制定了《全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評分細則》、《全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示范創建考核辦法》，將村務公開民主管理考核結果與村干部補貼標準掛鉤。監利縣2004制定了《監利縣推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方案》、《監利縣村務公開實施細則》、《監利縣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示范村創建方案》，并統一印發了19項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二是積極創新制度。我省隨州等地在全國較早實行了“兩

會一組”制度。所謂“兩會一組”制度，就是通過建立村民代表議事會、村民代表監事會和民主理財小組，將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組織化、程序化、制度化。隨州、荊州和孝感等地在推進村務公開、落實民主管理上較好地發揮了“兩會一組”的作用，這些地方的村委會擬定的重大事項必須交由議事會議定，村務監事會予以監督，審議通過后再交付村委會執行，并在村務公開欄中公布。村級財務收支實行限額管理、一支筆審批，把財務公開作為村務公開的重點，充分發揮民主理財小組的作用。在公開內容上，除公開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明確要求公開的事項外，如計劃生育執行情況、救災救濟款物發放、集體經濟項目承包、經營情況等，還公開了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村委會工作計劃和目標責任制等新的內容。在公開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區的一些村委會還根據村民關注的熱點問題“點題公開”，經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和村民代表會議審核后，由村會計

按規定的形式向群眾公布，事后組織全村18歲以上的村民填寫村務公開意見表，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聽取群眾的意見，并將每期公開的內容及征求意見表存檔歸案。在公開時間上，除做到公開及時之外，根據不同的項目確定公開時間。村務公開欄每季度公開一次，其中水電費收繳及價格每月公開一次，財務收支、計劃生育每季度公開一次，農民負擔每半年公開一次，村發展規劃、村干部情況、村干部考核每年公開一次，其他公開內容及村民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視情況隨時公開。另外，村務公開形式也靈活多樣，以村務公開欄為主，輔以廣播、會議、明白卡、公開信等多種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兩會一組”制度以外，個別地方還根據本地實際，積極探索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機制。例如，安陸市積極推行以村“兩委”聯席會、黨員會、村民代表會和評黨員、評干部、評村民代表、評“十星級文明農戶”為主要內容的“三會四

評”制度，卓有成效地推進了該市村務公開和村級事務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開展村務公開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個村一年至少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每季度至少公開一次村務，在村務公開內容上，根據百姓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實行“點題公開”即”X”，取得了顯著成效。

三是實行觀察督導機制。為了推進各地的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強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導作用以外，還積極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區建設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這兩個中心派出多組研究生、博士生作為觀察員到我省不同類型的鄉村、城市社區駐點觀察、調查研究，為省委、省政府和

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上)

第三篇：農村稅費改革后的村務公開與鄉村治理調查報告(下)

從調查來看，目前湖北省村務公開的主要內容依次是：村級財務（84.9）、計劃生育（84.4）、上級政策（68.6）、村委會工作計劃（62.6）、救災救濟款等項目（60.3），基本上符合被調查者的希望。但是，不可不注意的是，除了計劃生育一項以外，被調查者對于村務公開的內容的希望值均高于實際值（參見圖2），說明這些項目、內容在公開上尚有

改進之處，尤其是排在后面三位的“集體土地承包出租或征用情況”、“工程招投標情況”和“宅基地情況”更應加大公開力度。

被調查者中85的人認為村務公開有助于村民了解村務，73.6的人認為可以防止村干部貪污腐敗，70.8的人認為可以減少干群矛盾，65.1的人認為有助于村民參與村務（參見表4）。另外，64.6的被調查者認為所在村實行村務公開以后有了一定的變化，14.8的人認為變化顯著，主要體現在干群關系改善（65.6）和村務管理更加民主（62.8）上，村民參與村務的積極性也有一定的提高（47.5）。總之，他們對村務公開的作用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明推行村務公開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對于村民了解村務、參與村務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表4被調查者認為村務公開的作用

村務公開的作用

有效比例（％）

①讓村民了解村務

85.0

②防止村干部貪污腐敗

73.6

③減少干群矛盾

70.8

④有助于村民參與村務

65.1

同時，被調查者認為當前村務公開的最大困難在于：缺乏監督、群眾不關心和缺乏公開的有效機制，只有一少部分被調查者認為是村干部不愿意公開村務（參見表5）。

表5被調查者認為當前村務公開的主要困難

村務公開的困難

人數

有效比例（％）

①缺少監督

234

32.9

②老百姓不關心

199

28.0

③缺乏公開的有效機制

179

25.2

④村干部不愿公開村務

99

13.9

由此可見，村務公開的切實實行離不開（自下而上的）村民的積極參與和來自上級以及村民的有力監督，以及相應的機制或制度的建立、配合。在農民大量流出農村進城務工的情況下，如何調動農民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并建立健全相應的參與、監督機制，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現實課題。

（三）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村治理的變化

湖北省從2002年開始在全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該項改革使原本就十分窘迫的縣鄉財政供養壓力遽然加大，而不得不進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早在2003年，我省咸安區等地就開始了以①鄉鎮領導班子“交叉任職”、②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競聘上崗、③撤銷鄉鎮站所，實行“以錢養事”新機制等為主要內容的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尤其是鄉鎮站所的撤銷、改制和實行“以錢養事”新機制，不但極大地減輕縣鄉財政供養壓力，而且有效地改善了農村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績效。所謂“以錢養事”，概括地說，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量化、公開招標、合同管理、農民簽單、政府買單、獎懲兌現”。換言之，就是把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項目量化分解，使之成為能夠考核的具體指標；向社會公開采購招標，凡是具有相應資質的個人、企業、社會性組織均可參加競標，或者將量化的公共服務項目委托給非政府組織生產、供給；鄉鎮政府與中標者或代理者簽訂合同，明確各自的責權利，實行契約管理；中標者或代理者的服務情況要通過農民簽字認可、政府考核認定以后，根據其服務績效由政府兌現報酬和獎懲。省委、省政府在2004年在全省選擇7縣（市、區）進行類似的鄉鎮綜合改革試點，2005年以后推廣到全省。

從這次問卷調查來看，絕大部分（87.5）被調查者關心這項鄉鎮綜合改革。并且，高達81.5的人認為鄉鎮改革以后基層的公共服務比改革前有所提高；通過一系列農村綜合改革，89.7的人認為干群關系比改革前逐漸有所好轉；80的認為改革后的鄉鎮干部更接近群眾。湖北省的農村綜合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湖北省農村稅費改革以后，農村治理結構發生如下轉型：（1）鄉鎮站所從鄉鎮政府中分離出來，成為企業或社會性組織，并且這些組織與鄉鎮政府之間建立了“契約治理”關系；同時，（2）這些企業和社會性組織與農民（農戶）之間也建立了比較平等的市場性服務關系；（3）鄉鎮政府與村民自治組織之間開始按照有關法律，界定各自的治理范圍；（4）（鄉鎮）政府不再與分散的農民（農戶）直接“打交道”，建立了一種多元的、間接治理關系[2]；（5）政府更主要的通過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與之發生聯系，“把服務作為聯系群眾的一條重要紐帶”[3]，而不是通過收取農業稅等汲取的方式與農民發生關系，政府與農民群眾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三、新農村建設背景下的村務公開

對

第四篇：農村稅費改革與農民負擔問題調查報告

關于新興縣農村稅費改革與農民負擔問題

調查報告

以減輕農民負擔為主旨的農村稅費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做出的重要決策，是我國農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我省農村稅費改革在2001年經過部分縣市試點的基礎上，于2002年在全省全面推開。經過三年的改革實踐，各地實施情況如何、農民負擔減了多少、鄉鎮、村基層組織運轉如何？最近我們對新興縣、13個村委會和100個農戶進行了入戶訪問和問卷調查。通過調查，我們認為：我縣農村稅費改革已經取得很大成效，但一些深層矛盾仍未得到徹底解決，稅費改革還需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一、農業稅費改革中的情況

1、多數農民認為新農業稅的計稅產量和計稅面積比較合理。

在有田地的217戶調查戶中，稅改前承包土地面積為747.7畝，平均每戶為3.03畝；稅改后確認的計稅土地面積為683.6畝，平均每戶為2.77畝，核減率約為8.6%。其中改革后計稅面積比承包面積減少的有75戶，占34.7%；面積不變的有140戶，占64.9%；有所增加的有7戶，占3.4%。認為本戶計稅土地面積合理的有119戶，占53.8%；認為基本合理的有98戶，占43.7%；其余5戶占2.5%的農戶則認為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本次稅費改革重新核實土地，把一些農戶原墾荒未計稅的農田納入了計稅范圍；一些家庭由于外出務工部分偏僻山坑田地荒蕪，本無耕作，現也被作為計稅土地等等，均導致部分農民有意見。對于計稅常年產量問題，認為核定結果合理的有102戶，占47.0%；認為基本合理的有103戶，占47.4%；認為不太合理的有10戶，占4.8%；認為很不合理的有1戶，占0.5%。

2、絕大多數農戶在農村稅費改革中受益。

被調查的3個鎮，平均每鎮農村稅費負擔稅改前為328.7萬元，稅改后農業稅為86.2萬元，減負率為73.8%。知道農村稅費改革的200戶農戶，稅改前年稅費負擔戶均為355.9元，人均為54.3元；稅改后農業稅戶均為108.4元，人均為25.4元；減負率為65.8%。

有差異的原因一是原屠宰稅主要由屠宰戶負擔，農戶沒有直接交納；二是原農業特產稅主要由種養大戶或農業企業負擔，一般農戶交納不多；三是省稅改辦計算的人均稅費負擔93.27元中包括了“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的折款數，而調查農戶承擔“兩工”主要是出力很少出錢。四是稅改前部分村集體統一幫農戶交稅，農戶對原稅費負擔了解不全。五是部分村能從“一事一議”中收取部分費用，省減負率中沒有考慮此部分。即農戶調查數字為一般農戶直接交納的、直接感受到的減負情況，與全省計算數字趨勢一致但略有差異。

在調查農戶中負擔減輕的有201戶，占了90.1%；其中減負率達到90%以上的有46*戶，占19.9%；減負50%―90%的有113戶，占50.9%；減負在50%以下的有63戶，占28.3%；沒有減負的有1戶，占0.5%；負擔不降反增的農戶有1戶，占0.4%。

3、干部群眾普遍認為農村稅費改革對農民有利。

對稅費改革的看法：70.0%的農戶、90.5%的鎮干部和82.4%的村干部認為“是代表了農民的根本利益”；57.0%的農戶、45.7%的鎮干部和60.9%的村干部認為“對提高農民收入非常有利”；73.5%的農戶、91.8%的鎮干部和78.9%的村干部認為“是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也有3.2%的農戶、9.5%的鎮干部和12.2%的村干部認為稅改對提高農民收入作用不大。

二、稅費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及存在問題

農村稅費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過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1

（一）農民負擔仍然較重，隱性負擔還沒有涉及

針對農民負擔而言，費稅改革關注的只是農民的顯性負擔，而對農民的隱性負擔關注不夠。城鄉分隔體制是農民隱性負擔過重的制度根源。農民隱性負擔重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問題。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為了積累實現工業化所必須的資金而采取的以農補工的措施，持續到現在，全國通過剪刀差每年平均由農業向國家提供積累達1600多億元人民幣，農民人均負擔205元人民幣。我省是一個農業大省，通過剪刀差每年平均由農業向國家提供積累達100多億元人民幣。二是農民進城成本仍然過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三是農民付出子女教育費、醫療等費用過高。在我們的調查中讓農民按負擔的大小排序，結果在有子女上學的家庭中無一例外地把“學雜費”排在了第一位。與此同時，醫療費用更是讓農民望而生畏，城鄉居民的收入是不同的，農民收入低，但在生病后卻不能享受“公費醫療”。在農村，一人生病，導致全家返貧的現象并不是個別的。四是農村基礎建設等收費成為農民甩不掉的一大負擔。從2005年開始的全省縣鄉村道路改造和建設，按省政府的規定是不允許向農民收取費用，但受各級財政經費投入不足的影響，在一些已進行鄉村道路改造和建設的地區還是向農民收取了數量不等的建設費。據調查，有些2005年已進行鄉村道路改造和建設村，平均每戶繳納的道路改造費近200元。

（二）鄉村收支缺口較大，存在著農民負擔“反彈”隱患

稅費改革的目標之一是確保基層正常運轉，但實行稅費改革后，鄉、村可用財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減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級財力。就鄉級財政來說，改革后，新的農業稅收入要比原來征收的農業稅與統籌之和少。但因為鄉鎮機構改革需要一個過程，所以支出在短時間內不會大幅度減少，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時間內，收入相對減少而支出不減少的局面，加大了鄉財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調查的9個鄉鎮中，有4個鄉鎮存在收支缺口，占45.6%；缺口金額達608.92萬元，缺口最大的鄉鎮為206.5萬元。就村級財務來說，收支矛盾更為突出。稅費改革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和村辦公經費，除原由集體經營收入開支的仍繼續保留外，凡由農民上繳村提留開支的，統一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別不超過正稅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級收入減幅達到60%～70%，實現正常運轉難度較大，除集體經濟較好的村組外，大部分村組都在低效運轉。鄉村兩級財政收入銳減，一方面農村義務教育等社會公共事業發展受到制約。從調查的9個村情況看，稅費改革后，教育經費投入減少的有6個村，減少幅度最高的達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經費投入沒有變化的有2個村，而增加的只有1個村。另一方面，鄉村組織資金缺口較大，極有可能誘發農民負擔的反彈。

（三）鄉村負債重，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

當前，我省鄉村兩級債務問題嚴重，沉重的債務與農民負擔形成惡性循環。在本次調查的9個鄉鎮中，到2007年有7個鄉鎮存在債務問題，平均債務金額達653萬元。在本次調查的9個村中，到2007年有7個村存在債務問題，平均債務金額達11.6萬元。這些不良債務形成原因十分復雜，有的屬于“普九”欠賬，有的屬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欠賬，有的屬鄉鎮無錢發放工資而向金融機構和個人借貸形成的債務，還有一部分屬公益事業欠賬。稅費改革后，新的農業稅成為鄉鎮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鄉鎮財政負債就成為稅費改革繞不開的難題。一方面，稅費改革封住了亂收費的口子，扼制了農民負擔無序增長的可能，另一方面，稅費改革也封住了鄉鎮干部還債途徑。鄉村債務量大、面廣，構成復雜，如何化解債務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問題。實際情況顯示：各地在稅費改革過程中對這一尖銳矛盾采取的是暫時回避的辦法，事實是不僅舊債無法鎖定，更無法化解，而且新債還在不斷增加。鄉村債務成為無法排除的“定時炸彈”,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隱患。

（四）新稅賦出現新的不公平，部分農戶負擔會有所加重

首先，農業稅按耕地面積征收，造成種地越多，上繳的稅費也越多，而那些主要從事二、三產業收入較高的農戶反而上繳得少。過去偏重于按人頭收取，現在則主要按地畝征收，勢必進一步加劇負擔的不均。其次，稅費改革前，部分集體經濟較好地方的“三提五統”主要由集體財力代墊，農戶是零負擔，稅改后，“稅隨田走、田隨戶走”反而使這些農戶有了負擔，與稅費改革提出“村村減負、戶戶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稅費改革后農民對生產的打算和對政府的期望

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在改革中得到了實惠衷心感謝黨和政府，但是他們對黨和政府仍然充滿了期望。在問到“農村稅費改革后，您還希望政府為農民做些什么”時，62.1%的農戶希望政府搞好農村合作醫療，減少農民看病支出；25.3%的農戶希望政府嚴格監督教育收費，減少農民教育支出；12.6%的農戶希望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改善農村生活、生產條件。當前，醫療和教育支出是農民最沉重的負擔，不少農民家庭還處于“病不起，讀不起”的狀態。稅費改革雖然減去了教育附加支出，但實際上令他們最頭疼的中專、大學的收費并沒有什么變化。稅費改革幫農民做了一些事情，但農民希望黨和政府為他們做更多的事情。

四、幾點建議

農村稅費改革是一項浩大的民心工程，絕大多數農民因此得益受惠。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農民衷心擁護黨的政策，對農村稅費改革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和支持。我們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繼續做好有關農村工作：

1、盡快完成農村稅費改革任務。從調查的信息看，個別地方農村由于種種原因，鎮領導工作不力，村組干部報酬低、積極性差，農村稅改工作進度緩慢，拖了全區的后腿，農民意見也比較大。

2、努力完善農村稅改工作。對農村稅改工作中碰到的問題，有關部門應研究對策，盡快明確和出臺一些配套的政策：如水庫移民和種植大戶的稅負問題、棄耕丟荒山坑田和受工廠礦山污染田地的稅負問題、老弱病殘孤寡單親農民的減免問題、農民往年尾欠稅費問題等等。

3、積極防止農民負擔反彈。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鎮、村的收入有所減少，部分基層領導容易產生巧立名目的動機，變相在農業稅以外繼續向農民收取錢物。這次調查，有57.7%的農戶不知道當地政府的農民負擔舉報信箱地址或舉報電話，要注意繼續宣傳和公布，讓農民知道和自己保護自己的權利。

4、清醒認識農村稅費改革的作用。不要以為稅費改革后農村的問題都解決了，由于農村相對貧困落后，“以農補農”的效果并不顯著，必須繼續以“以工補農”、“以商補農”和“以城補農”。因此“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仍然是黨和政府長期的、艱苦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

5、保證鎮政府和村組織的正常運轉。應該認真調查排隊，給最困難的鎮村適當增加運轉經費，否則“固本強基”也是一句空話。另外對村事務“一事一議”制度，要有一個規范的、詳細的、可操作的規定，以方便村干部推行。

6、加大加快配套措施的實行。深化農村機構改革、精簡在編干部，清退編外人員，減少行政事業單

3位，加快并村并校并鎮步伐，是保護稅費改革成果、防止農民負擔反彈的重要舉措，無論多么困難也要限期限時積極推進。

7、積極化解農村債務。農村債務不是稅費改革帶來的，但是稅費改革嚴重削弱了鎮村還債的能力是不爭的現實。對多數鎮村，如果省市財政不予支持這些債務將永遠無法償還。而且這些債務有相當部分是在各種達標考核中，鎮政府和村委會做了他們本應承擔但其實無力承擔的事情。要認真分析鎮村債務構成，如果是教育負債和農村基礎設施的負債，省財政應該分期分批予以幫助解決。承包商也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長期拖欠其應得的工程款也丟掉了政府的誠信。

8、認真傾聽農民的呼聲。醫療和教育支出是當前農民最沉重的負擔，是其揮之不去的心病。農村稅費改革只是對農民“少取”，并沒有“多予”。城市繁榮和農村相對落后對比明顯，市民與農民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為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努力縮小這種反差，我們應該在農村醫療、教育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給農民多辦些事情。在這方面，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有所作為，可以有所作為，也必須有所作為。

第五篇：農村稅費改革后鄉村財務管理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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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稅費改革后鄉村財務管理模式探析 作者：丁良山 萬志剛

來源：《財會通訊》2005年第02期

一、鄉村財務管理規范體系建設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