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一事一議”的困境與農村稅費改革的誤區

為了解決日益突出的農民負擔問題，從2000年開始，在安徽全省進行了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一年之后，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普遍推行。2001年3月，國務院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指出，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是保障農民合法權益，減輕農民負擔的的治本之策。明確要求，要在總結安徽省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加快農村稅費改革的步伐。前不久，剛剛結束的九屆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把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提了出來，把解決“三農”問題提高到了一個事關全局的高度，這是以前所沒有過的。

從安徽省的試點經驗和其他省份的實踐看，農村稅費改革的一個基本做法是“并稅制”，就是把原來的鄉統籌、村提留和其他各種亂收費一律減掉，統一歸并為單一的農業稅，由此從源頭上截斷基層政府和基層組織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和亂罰款行為。從安徽省的試點結果來看，“并稅制”的確在減輕農民負擔問題上產生了積極的效應，在實行“并稅制”第一年，安徽省農民負擔平均減去25%。其他一些省份的農村稅費改革也收到了積極的效果，農民負擔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減輕。

但是，各地在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普遍的問題是，由于取消了村提留，村級組織的收入大幅下降，村級組織的運轉難以為繼。有些地方取消了“”兩工，使得村里一些事關全村的公益事業無從著手。從以安徽南、中、北10個鄉鎮為樣本的有關調查看，在這些地區，稅費改革后每村村級收入平均減少63%，一些地方出現了村委會干部沒有人干的苗頭。這些使得作為村級公共權力組織的村委會的提供村級公共物品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許多村委會陷于無錢無力辦事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為保證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和必須的公益事業的維持，許多地方采取了“一事一議”的做法。

所謂“一事一議”，就是村里興辦必須的公益事業，如果涉及到收費和義務工等問題，必須事先征求村民的意見，每一項公益事業必須得到半數以上的村民的認可，而且涉及收費的數額不得超過村民認可的限度。這種“一事一議”的辦法據說一舉解決了多年來未能解決的資金、義務工、累積工等問題。從政治意義上看，這種做法也使得村民真正參與到村級事務的決策中，使得自我管理、自我決策等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人民當家作主”也就得到了最大意義的體現。

這種村級事務管理方式不禁使我想起了古代希臘城邦制度下的雅典政治。從我能夠了解到的有關材料來看，當時的雅典，為了充分表達民意，人們常常集聚在廣場，圍繞城邦事務進行討論和表決，人民主權的精神得到充分體現，直接民主成為一種不容否認和僭越的價值。但是這種直接民主是與當時的城邦制度緊密相聯的，二者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城邦的特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土狹小，便于公民活動；人們比較集中，相互比較熟悉；人口數量相對較少；城邦政務比較簡單；公民必須具有足夠的閑暇討論政務。城邦制度的這些特點決定著直接民主的生存與否，缺一不可。可是，這些特點也決定了直接民主的極大的歷史局限性。當地域相對擴大的時候；當人口數量增長，人們之間相互不熟悉的時候；當政務比較復雜的時候；當人們沒有足夠的閑暇去討論政治的時候，直接民主也就不復存在了。

從邏輯關系來看，一事一議這種舉措很可能會遇到一些實際問題，對村級治理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首先，由于目前農村社會流動頻繁，農民外出打工增多，村民大會難以召開，在村民代表會議不能夠真正發揮自身作用的前提下，一事一議很可能成為一句空話。即使村民代表會議能夠對一事一議產生影響，在目前的情況下其代表的范圍和程度會有折扣。其次，可以想象，如果事關村級事務的任何事情都要采取一事一議，村級事務相對簡單還能夠應付過去，如果事務多了，人們都把許多的精力花費在這些問題上，那么，村民們能夠擁有多少時間保證自己的正常收入？他們的基本的生活必需資料誰來生產？這種由“一事一議”式的直接民主的成本就是人們必須犧牲從事基本生產和經濟活動所需要的時間，政治肥大癥所帶來的必然是生產的萎縮和經濟上的衰退。這種結果是根本違反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的，農民也不可能舍棄自己正常的日子而去追求一些根本脫離現實的東西。再次。由于村民的利益與想法不盡相同，凡事如果都要召開村民大會，采取一事一議，這就很難保證一些村級事務能夠得到及時處理和解決。如果正值麥收之際，突然的一場暴風雨把村里的電力設施毀壞了，村委會要盡快修復電力設施，但是手中無錢，沒法辦事，按照一事一議規定，要召集全體村民商議這件重大事項，可是村民們正在各自忙與自家的麥收，不愿耽擱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一事一議的低效率就暴露出來了。最后，由于村級財力拮據，處于無錢辦事的困境，但是，有些村級公共事務還必須處理，需要財力支持，沒有錢就辦不成事情。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以事找錢的局面，一事一議也就演變成為村委會填補自己財力缺口的理由。

因此，我以為所謂“一事一議”只是一個權益之計，而不是一個治本之策。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農村稅費改革的認識和基本作法出現了問題。不容否認，農村稅費改革的出發點是正確的，取消鄉統籌以及其他所有的不合理的收費是減輕農民負擔的重要舉措。我認為，問題出在如何對待村提留這個問題上。把村提留和鄉統籌以及其他的不合理收費混為一談，一并取消，這個舉措是存在很大問題的。

首先，取消村提留的實質就是削弱了村級組織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稅費改革把村提留取消之后，看似控制了村委會的收費，實際上是剝奪了村級組織的自治地位。因為在村莊范圍內，村委會能否收取一定費用應該是由村民自己決定的，而不是由政府來替代村民來作出決定，稅費改革取消村提留的做法實際上是剝奪了村民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權，這就削弱了村級組織的政治地位。

其次，我們知道，村委會作為村里的自治性群眾組織，是由全體村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其存在的前提就是為了滿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等的需要，其合法性基礎是全體村民的同意。從理論上說，村委會作為村莊的公共權力組織，為維持自身的正常運轉和村莊公共事務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則和規則從村莊內部收取一定限度的費用是合理的、正當的。村民為此而負擔一定的費用也是必要的。取消村提留，實際上也就取消了村級組織存在的物質基礎。

再次，從目前的土地制度上看，村民使用的土地歸村集體所有，農民擁有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權。在不改變目前的土地制度的前提下，村級組織向使用村莊土地的村民收取一定的租金也是合理的，農民向土地所有者交納一定的費用也是應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村提留也具有起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取消村提留是沒有道理的，其后果就是否定了村級組織作為集體土地所有者的法律地位。

最后，從更深層次來考慮，取消村提留這個做法存在著一個錯誤前提，這實際上就是把農民負擔過重歸咎于村提留，把農民負擔嫁禍與村級組織，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如前所述，村級組織從村莊內部收取一定的費用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依據，而且村提留在整個農民負擔中所占的比例是合理的。農民負擔過重主要產生于基層政府的過度提取，而不是因為村提留。從大量的論及農民負擔的文獻來看，關于農民負擔原因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將其歸結為國家對農民的過度提取。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要把村提留與鄉統籌和其他不合理收費區別開來。把村提留與鄉統籌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費混為一談，一概取消，無異于把孩子與洗澡水一起潑掉了。

因此，稅費改革真正要改掉的不是村提留，而是鄉統籌和農業稅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費等根本問題。從農民負擔的實際情況看，村提留在其中占多大比例，鄉統籌、農業稅和其他的不合理收費在其中占多大比例，應該是一目了然的。僅僅村提留絕對不會形成農民負擔過重的嚴峻形勢。因為從當前村民自治的內在運做機制上看，在是否應該收取村提留以及應該收取多少這個問題上，村民是擁有絕對的發言權的。如果村級組織違背村民意愿而去亂收費，就會失去村民的認可和信任，從而失去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因為村民是不會置自己的利益于不顧而坐視不管的。從理論上說，目前只有村提留具備存在的合理、合法依據，而鄉統籌、農業稅等都是強加給農民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為土地是村集體所有，而不是國家所有。為什么城市居民除去個人所得稅外，不負擔其他任何稅負，而且還要免費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從這個角度出發，我以為，農村稅費改革取消的不應該是村提留這一小部分，而應該是國家從農民那里收取的那一大部分，只有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夠找到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治本之策。

第二篇：農村稅費改革的囚徒困境與化解策略

一、農村稅費改革面臨“囚徒困境”

假設一，鄉村不能維持正常運轉，顯然不允許。因為在目前的體制下，鄉村兩級組織是穩定農村，執行黨和國家政策的主要組織，離開了這兩級組織，許多事情將辦不好，許多事情也辦不了。所以鄉村必須維持運轉。

假設二，維持鄉村財政運轉，其財政收支缺口必須有資金彌補。其途徑有二條，一是各級政府幫助解決；二是鄉村從農民那里解決。從第一條途徑看，各級政府的財力有限，無力承擔鄉村龐大的支出需要，所以各級政府沒有能力解決這一缺口。從第二條途徑看，如果財政收支缺口從農民那里解決，則轟轟烈烈的農村稅費改革就會因噎而廢，無功而返。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這兩個途徑都無法解決鄉村財政問題。財政問題不能解決，鄉村就無法維持正常運轉。

假設三，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農民的負擔大大減輕，這立即會產生此消彼長的效應，鄉村財政收入會減少，鄉村出現較嚴重的財政危機。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代價不菲。

假設四，停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這又拋開了討論的前提。因為現在討論這個兩難的選擇，其前提就是必須推進稅費改革。

上面四種假設可以得出兩種選擇思路，一是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讓鄉村不能正常維持運轉；二是停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維持鄉村的正常運轉。這就使農村稅費改革陷入了“囚徒困境”。

二、“囚徒困境”反映了稅費改革的局限性

農村稅費改革的“囚徒困境”，集中暴露出了中國農村的深層次矛盾，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單一農村稅費改革的局限性。

農村稅費改革性質的改良性。一是農村稅費改革預期設計，沒有打算要從根本上對農村的經濟政治制度進行一個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在保留現有行政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來減輕農民的負擔，緩解干群矛盾。具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性質。二是回避了核心制度的變遷。筆者曾經分析過，鑒于目前農村制度供給有跌入供給陷阱的可能，必須從整體上推進農村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否則農村稅費改革的效率會打折扣。從現在的試點情況來看，如果不能及時推進其他核心制度的改革，農村稅費改革難以突破“囚徒困境”。這就使農村稅費改革有跌入制度供給陷阱危險，新安排的制度邊際效率將會趨于零，甚至為負。因為如果其他的制度變遷不能繼續跟上，農村負擔反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這就說明了農村稅費改革的改良性，三是稅費改革只是稅收體制內部的一種改革，并沒有改變目前事實上存在的城鄉二元稅收體制和分配體制，這種體制的實質是國家有意無意地對農民實行了身份性稅制，其結果是收入低下的農民承擔了比高收入的城里人高得多的稅賦，而目前的稅費改革并沒有打破這種不合理的稅收和分配格局。

農村稅費改革目標的投機性。農村稅費改革是中央做出的一個重大決策，是想將此作為類似家庭聯產責任制的革命性創新。大家可以從汗牛充棟的贊譽中體會得到。從目前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情況來看，至少現在還看不到稅費的革命性能與家庭承包責任制相媲美的跡象。其后成效我們拭目以待。一是雖然農村稅費改革措施醞釀了很久，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是當初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想通過農村稅費改革這一項制度變遷來代替所有制度變遷，如農村行政管理體制、農村財政制度、農村民主制度等等。二是想改革成功，但是又不想花費太大的成本，如在農村轉移支付上，不大愿意為改革支付更多的改革成本，當然本身也不具備大規模轉移支付的財力。三是想改革，但是又不想對現有的經濟政治體制作傷筋動骨的創新。

農村稅費改革策略的漸進性。農村稅費改革在策略上是先從稅費改革上著手，而其他的改革則慢慢來，即先將稅費改革一步推到位，然后再分步分階段分流干部（這也與干部分流難密切相關），再來考慮推進農村財政體制改革，推進鄉村民主化，如果稅費改革效果比較好，后二項改革就沒有必要改革了。這是一種傳統的漸進改革方式。漸進改革本身并沒有錯，而且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就是漸進式改革，成效明顯。但是農村稅費改革與當初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明顯不同，家庭承包責任制一開始是對農村的核心制度--土地制度進行創新，同時調整各種分配關系，當時對核心制度的改革比較到位，只是分配制度則是通過漸進方式來調整的。這不影響整個改革進程和改革效率。但是現在的農村的稅費改革是在保留現有的行政制度和財政制度前提下的子制度改革，這種改革無法替代母制度的改革。漸進性不僅不能成為改革的優點，反而成了改革的致命弱點。因為這使改革產生的問題無法通過其他制度來配套解決，加劇了鄉村的矛盾。

農村稅費改革成本分攤的不合理性。一般而言，改革成本的分攤方式有多種，如改革成本制度化、改革成本向外轉移、改革成本政府墊支、改革成本向后推移、改革成本外部化，等等。農村稅費改革，國家開始還沒有考慮到成本的分攤問題，直到安徽省試點改革后，鄉村二級出現了嚴重財政支付危機后，才考慮用財政轉移支付幫助鄉村渡難關。除了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支付部分改革成本外，其他的成本都由鄉村這二級組織承擔。而此時的鄉村組織，在不能向農民攤派的情況下，已經是“山窮水盡”，根本沒有能力來承擔改革成本。由于沒有進行其他配套改革，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本不像其他的改革的成本一樣，可以由農民以外的其他主體來承擔，或者向后累推移，或者通過改革發展來逐步分攤。這些改革成本都是即期的，必須支付，否則鄉村的工作就會停擺。

農村稅費改革的系統性不足。整個農村制度是一個整體，改革前雖然各項制度相互之間配合并不是太好，但是由于各種制度之間是兼容的，還能勉強維持“一個蘿卜對一個坑”的狀態。但是稅費改革后，減少了許多蘿卜，又不能從外面大量補充蘿卜，還要堅持“一個蘿卜對一個坑”，顯然是一廂情愿。這就說明了農村稅費改革系統性不夠。從理論上講，農村稅費改革是相互配套的，“農民減負，鄉鎮減人，民主支持”，一減對一減，正好還可以維持“一個蘿卜對一個坑”。但是百密一疏，始料不及的是負擔好減，人難減，而且還不僅僅是一個減人的問題，還要減債、還要提前支付減人成本，等等。

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困難估計不足。農村稅費改革當時只是認為，只要將農民負擔減少，改革就成功了，農民就會歡天喜地。但是事情并沒有如此簡單。從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農民負擔的確減少，但是反彈的勢頭還很大，因為負擔減少是以減少其他必要的支出的為前提的。減負造成的鄉村財政收支缺口就成了鄉村的“硬傷”，而這些“硬傷”在改革前是沒有預案的。一是沒有預料到，改革后鄉村二級的財政缺口會如此大；二是沒有估計到到期的鄉村債數量是如此多，而且鄉村根本沒有償還；三是沒有想到鄉鎮干部的分流如此難，而且分流干部還必須花費成本，連財政缺口都無法彌補，更談不上用成本來分流干部，但是如果干部不能分流，缺口就會更大。這就使改革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農村稅費改革政策本身的局限性。農村稅費改革政策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雖然農村稅費改革較大幅度地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農民的負擔依然很重，這個制度設計仍然是對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群體征稅的制度，這與世界上對農業進行低稅甚至負的稅收發展趨勢是背道而馳的。二是與支持保護政策背道而馳，加入wto，要使我國的農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加大對農業的保護，不取消和大大降低農民的負擔，又怎能談得上保護呢。三是農村稅費改革加重了多種田農戶的負擔。稅費改革前，農民負擔是地稅人費，按土地面積征收農業稅，按人頭征收鄉統籌、村提留及其他費用。改革后，農業稅費是按農村第二輪承包土地面積征收，而原先按人頭征收的費用，合理的并入了農業稅，不合理的都一律取消，所有的農村稅費負擔都落到了土地上。同時，農業稅率從5%提高到8.4%（含附加）。承包土地的農民既要承擔以前由土地承擔的稅，又要承擔保留下來的以前按人頭承擔的費。因此，有地、多地、從事糧食種植的農戶負擔增加。這與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四是統籌提留產生的原因一種租的形式，即鄉村讓出土地所有權而得的回報，現在將這種因為所有權的經濟收入變成了稅收，就混淆了土地所有者與國家之間的身份與位置。農村土地產權更加不明確了。這些都說明了農村稅費改革政策在制度的設計和安排上存在不少問題。

三、農村稅費改革“囚徒困境”的治理策略

中國農村問題盤根錯節，稅費制度正處在一個關節點，牽一發而動全身。農村稅費改革的上述局限性也說明：要理順農村稅費關系、理順政府跟農民之間的關系，單單依靠農村稅費改革還不夠，還必須進一步深化農村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把稅費問題解決好。其主要思路就是從整體上推進農村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扭轉農村稅費改革單兵突進的局面。

1.撤銷鄉鎮政府，推動鄉鎮自治。首先要將鄉級政府改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鄉鎮不應沿襲以前的思路建立一級完全的政府，應按“強縣弱鄉”、“實縣虛鄉”的原則，將鄉鎮定位于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類似于過去的鄉公所），主要的職能就是協調民事糾紛，宣傳落實國家的政策，承辦上級政府的委托事宜，其編制、人員、經費由縣政府統一掌握，政府要辦的事（如應由縣級財政支出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各種轉移支持）由縣財政統一納入預算。將鄉鎮及其站所承擔的社會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或者把相關站所直接改為社會中介組織或者行業協會。鄉鎮機關年輕的、素質比較高的充實到工商、稅務、公安的部門，以強化行政執法。建立以縣為主的農民協會、行業協會和專業協會，滿足農民、農業市場化的需要，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農民與基層政府、企業集團和壟斷行業的對話能力。

如果認為上述機構改革方案過于激進，也可以在保留鄉鎮這一級政府的基礎上。提出改革“極限”目標，即按照鄉鎮有多少收入，養多少人，辦多少事的方法。大力削減人員。筆者認為，一個鄉鎮包括站所最多只需要20個人（不包括工商、稅務和公安）。20個工作人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宣傳黨的政府、為農民搞好服務、協助其他執法部門搞好執法。

2.剝離鄉村所承擔的農村公共品和公益的責任。不管是保留鄉鎮這一級政府還是撤銷這一級政府，都需要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制度進行重新安排。否則矛盾是更多，問題會更大。要重新界定鄉鎮的職能，對于民兵訓練、鄉村公路建設、計劃生育、農村義務教育、跨區域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品、公益品應該由鄉鎮以上政府為主來承擔。

其中，民兵訓練和計劃生育是一種全國性的公共品，應該由國家財政來負擔，由國家從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來解決。

農村義務教育應由省級以上政府來承擔。因為現在大多數的縣級政府還是農業政府，收入主要來自于農村、農業，由縣政府負責也是農村自己負責。這與改革前負擔主體大致差不多，都是農民。因此，筆者建議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由省級政府負責統籌，并以省級政府為主。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除了跨地區的基礎設施由省級財政或者中央財政負責統籌建設外，其他的應該以地級政府為主來統籌和建設。其中，鄉村道路以縣級政府為主，地級政府協助解決。對于國家商品糧食地區，中型以上的水利設施和鄉級道路都必須以省級為主解決。只有從根本上減輕了鄉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才能使農村稅費改革真正改到位

3.重構農村財稅體制。在保留鄉鎮政府的前提下，必須重構農村財稅體制。這也是解決當前改革中矛盾的關鍵（如果撤銷鄉鎮政府，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前二項改革都無法解決迫在眉捷的鄉村財政危機和債務危機。這個問題必須扭轉非農化偏好的財政制度，重構鄉村財稅制度。

農業稅收制度改革分二步，第一步，近五年的農業稅收全部留在鄉村，用來化解當前的財政危機，即用來填補鄉村財政缺口和清償鄉村債務。第二步，五年后，可以考慮取消農業稅。當然為了使農民有一個稅收意識和社會義務觀念，可以將其農業稅收上來，然后，再以支持保護的形式返還。但是這需要較大的成本。筆者主張前一種方法。

工商稅收也要從非農化偏好中轉向支持農村、支持農業和農民。稅費改革后五年，新增鄉鎮工商稅收，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全部留給鄉鎮。這有二個好處：一方面可以增加鄉村的可用財力，另一方面，也能夠刺激鄉村發展非農經濟。五年后，工商稅收轉入正常的預算軌道。

強化鄉鎮的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力度，新增個人所得稅也要在改革后五年，將大部分留在鄉鎮，用來緩解鄉村財政危機和債務危機。這幾年農村貧富差距拉得比較大，個人收入所得稅應該有較大的挖潛空間。這既是鄉村生財之道，也是解決農村公平問題的有效途徑。

4.逐步推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鄉村民主政治建設主要抓住農村稅費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的機會，推進鄉鎮和村級組織自治。首先要推進鄉鎮自治。不管鄉鎮政府是否改造，鄉鎮都有必要推動自治。一是鄉鎮推動自治不會動搖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二是鄉鎮自治可以為其他的地方政府推進民主化提供經驗。鄉鎮自治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鄉鎮主要負責人要通過全鄉鎮的群眾直接選舉產生，使鄉鎮主要負責人由對上級負責變成真正對群眾負責。這樣就可以使鄉鎮主要負責人由對上級負責變成對群眾負責，這就可以避免許多為討好上級的損農、坑農事情。另外，要繼續鞏固村級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完善村級自治。其次推動村級組織完全實行自治。村里要辦的事，由村民民主決策，報縣級有關部門備案或者爭取縣里的財政支持。這種釜底抽薪的改革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能以一個改革方案代替若干個改革方案，而且改革一步到位，可以一勞永逸的消除鄉村財政危機隱患。

第三篇：農村稅費改革

1.對農村稅費改革中出現的幾個新問題的思考馬昊

2.農村稅費改革中存在的問題與治理對策-好期刊|省級期刊|國家級期刊...3.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1)(4)_愛論文

4.論農村稅費改革中的稅收原則運用財政研究論文-中國教育文摘

5.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及其后果――以安徽省為例_Nong Cun...摘要：【本文將對改革以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的變化過程及特點進行描述，對改革進程和問

題進行簡要評價，展望未來農村財政與稅收制度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關鍵詞：【農村稅費改革，財政制度，稅收制度，農業稅，財政收入。】

一、農村財政制度改革進程

（一）鄉鎮財政制度建立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進行了重大的經濟體制改革，隨著以家庭承包制為

核心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實行多年的人民公社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社會經

濟發展的要求。1982年，全國人大《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的報告》提出“改

變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將只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組織

形式”。1983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取消人民公社體制，建立鄉級政權機構，并相應建立

鄉財政。同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提出：“隨著鄉政府的建立，應當建立鄉一級財政和相應的預決算制度，明確收入來源和開支范圍”。從1983年開始，我國農村正式開始建立鄉政府和鄉財政的工作。到1986年底，全國7.2萬

個鄉鎮中，80%以上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2年底，全國96.1%的鄉鎮建立了鄉財政；1996

年底，這一比重達到97.5%。

（二）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演變

所謂鄉鎮財政管理體制指的是縣級政府與鄉鎮政府在財政管理權限、特別是財政收支上的劃

分。鄉鎮財政制度建立以后，不同時期的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具有不同的形式。

1.1983~1993年：包干制財政體制為主

1994年之前，鄉鎮財政管理體制基本上隨著中央與地方財政管理體制的變化而變化。在鄉鎮

財政建立之初，主要采取的是“統收統支”和“定收定支”體制。

2.1994~2000年：分稅制與包干制并存

1994年，我國對財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開始實行分稅制的財政體制。在重新劃分稅種、稅源和各級政府事權的基礎上，將主要稅收收入來源的增值稅的75%部分和消費稅的全部劃

為中央收入，[1]并實行稅收返還制度。實行這一體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中央財政占全國財

政收入的比重，以此提高中央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能力。

3.2000年以后：鄉鎮財政職能的弱化

2000年開始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后，雖然一些地方對鄉鎮財政體制進行了調整，但基本上還維

持原有的體制。然而，鄉鎮財政的職能卻不斷弱化，特別表現以下兩個方面：

①為配合農村稅費改革，許多地方進行了“鄉財縣管”的試點。

②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由“以鄉為主”改為“以縣為主”。

（三）鄉鎮財政在全國和地方財政中地位的變化

鄉鎮財政制度建立后，財政規模不斷擴大。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由1986年的194.31億元增

加到1992年的471.95億元，增長了1.43倍，年均增長15.9%，遠高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8.6%

和地方財政收入10.6%的年均增長速度，表明那個時期以分權為特征的財政體制改革也延伸

到了鄉鎮一級。1994年后，鄉鎮財政的相對地位不斷下降。2002年，鄉鎮財政預算內收入達

到1459.4億元，比1992年增長了2.09倍，年均增長12%，大大低于同期全國財政收入18.4%的年均增長速度,也低于地方財政收入13.5%的年均增長速度。這種變化表明，1994年以提高財政集中程度為特征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同樣波及到了鄉鎮一級。

二、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進程

（一）農業稅：從調整到消亡

1.農業稅的設立與延續

1958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這個條例成為了我國統一的農業稅制度。盡管農業稅存在著種種弊端，但《農業稅條例》里的基本內容一直沿用到農村稅費改革前沒有大的變化和調整。

2.農業特產稅的設立

1983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對農林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若干規定》，對農林特產單獨征收農林特產農業稅，其目的是為了平衡農村各種作物的稅收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1994年，我國對稅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農林特產稅也進行了相應改革和調整，原農林特產稅與原產品稅和原工商統一稅中的農林牧水產品稅目合并，改為農業特產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征收對象包括：煙葉收入、園藝收入、水產收入、林木收入、牲畜收入和食用菌收入以及省級人民政府確定的其他農業特產品收入。農業特產稅稅率包括全國統一稅率和地方自定稅率。

3.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調整

2000年，我國開始進行以省為單位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調整。

農業稅調整的基本做法是：按照農作物的常年產量和規定的稅率依法征收。計稅土地面積原則上以農民第二輪土地承包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為依據，計稅常年產量一般以稅費改革前5年平均產量為依據，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

4.農業稅的最終消亡

2004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從2004年起，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同時，國家決定從2004年起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2005年，除河北、山東和云南3省外，全國28個省份完全停止征收農業稅。2005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已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農業稅條例》，農業稅最終被取消。

（二）農村稅費改革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三、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一）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

（二）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三）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四）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

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繼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規范分配關系，加快解決“三農”問題做出的重大決策。農村論文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明顯減輕，農村干群關系明顯改善，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但由于農村稅費改革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各方面利益的重大調整，難免會出現一些新問題，對此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決。

一、農村稅費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1.鄉村正常運轉困難。一是鄉（鎮）機構正常運轉問題突出。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費后，鄉村兩級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支出由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安排，給予保證；修建鄉村道路所需資金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鄉級道路建設資金由政府負責安排。這一改革涉及到農村財政投入體制的重大調整，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各項事業支出與財政收入之間矛盾，收支存在較大缺口，使得一些鄉（鎮）正常運轉困難。二是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艱難。稅費改革后，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有限，村干部報酬、辦公等經費明顯不足，一些集體收入薄弱的村，村干部報酬無法完全兌現，正常的辦公費用開支也無法保證。

2.“一事一議”籌資投勞難以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村提留費，村內興辦集體生產和公益事業所需資金主要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來解決。然而，“一事一議”在實際操作時很難落實，存在“有事難議”和“議后難執行”等問題。如有的村外出勞力多，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難以召集；有的村會議開成了，但因意見不統一，方案難以通過；也有的村即便“議”成了，資金也難以收齊，影響農村公共事業發展。同時“有事不議”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個別村興辦公益事業的方案未經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就直接向農民籌資籌勞，致使農民負擔反彈。

3.鄉村兩級債務化解難。由于歷年興辦農村教育、鄉村道路和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事業使鄉村兩級背上沉重的債務。農村稅費改革取消村提留、鄉統籌和教育集資后，鄉村兩級失去償還債務的資金來源，償債能力明顯削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補助資金不足，鄉村債務化解困難，個別地方甚至逐年增加。

農村稅費改革配套措施落實緩慢。對于目前鄉（鎮）機構龐大、人員多，農村中小學結構布局不合理，村組干部享受補貼人數偏多，村級開支不合理等問題改革的措施不力、力度不大、效果不明顯。

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的對策措施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事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安定穩定的大局，對稅費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1.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長期以來，農村公共事業多由鄉村集體和農民負擔，而城市的公共事業全部由政府財政投入，導致城鄉差別拉大。按照中央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思路，今后應按照國家對農業農村“多予少取”的原則，改革現有的農村公共財政體制，把屬于農村的公共設施、公益事業建設資金納入國家財政預算，通過轉移支付的辦法給予專項補助和支持。一是將農村教育、道路修建、民兵訓練、計劃生育、文化設施等公共事業支出改由中央、省級政府承擔，縣級政府負責管理，鄉鎮政府負責具體實施，解決農村公益事業滯后問題。二是國家要繼續加大對農村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確保鄉村基層組織正常運轉。

2.加強立法，健全和完善“一事一議”制度。為了確保“一事一議”籌資投勞辦法的落實，必須通過立法制定《村內“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管理條例》，將“一事一議”籌資投勞的議事程序、議事范圍、上限標準和民主管理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作出具體規定。村集體興辦公共事業時應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報鄉鎮人民政府審批，同時報縣級主管部門備案，張榜公布后向村民籌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要有村民代表直接參與管理監督，財務開支和勞務使用情況及時向村民公布。

3.認真清理，分類化解鄉村債務。要實行化解債務政府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狠抓工作落實。在確保不發生新的債務的前提下，認真清理核實鄉村集體債務。在此基礎上，分類處理，逐步化解。在采取收欠還債、核銷減債、變現還債、降息化債、劃轉債務等辦法的同時，大力發展鄉村集體經濟，增加收入，提高償債能力。

4.落實稅費改革配套措施，加快稅費改革步伐。一要加快鄉（鎮）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壓縮、分流人員，按照精減、統一、高效的原則，合理設置機構和人員編制；二要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職，減少村干部人數，節省村級開支；三要推進農村教育改革，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調整農村中小學布局，精簡教師隊伍。

5.探索解決農民負擔問題的有效途徑。在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工作中，要建立減輕農民負擔長效機制，不折不扣地執行減輕農民負擔法規和政策，落實各項護農惠農措施，防止農民負擔反彈。同時積極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培植優勢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一村一品”特色農業，增加農民收入。

第四篇：農村稅費改革

農村稅費改革

一、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

2000年，我國開始在全國范圍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個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

三個取消是：取消鄉鎮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逐步取消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

兩個調整是：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

一項改革是：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即：原村提留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稅附加比例最高不超過農業稅正稅的20%；農業稅附加全部返還給村級組織，用于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農業稅附加實行鄉管村用；村內興辦其他集體生產公益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籌資實行上限控制

二、改革成效

農村稅費改革在全國范圍推廣實施以來，各地政府機關基本能認真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對農民的大部分稅費進行了減免，農村的稅費有了大幅度的減少，一些亂收費現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農民和政府相關機構負責人對“農村稅費改革”認知度較高。大多數農民知道中國目前有“農村稅費改革”這項措施，并對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有一定了解。而官員對此項改革的了解比農民更多。

農村稅費的收取在“農村稅費改革”后比稅改前大幅度減少。農稅改革中重新核定計稅面積，農業稅稅費總額較之稅改前有所下降，鄉鎮轄區稅費總額上交額度明顯減少。“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的出臺規范了對農民的征稅，為“減輕農民負擔”做了制度性的保證。稅費改革前，農民需繳納各種各樣的稅與費。主要有：農業稅、農業附加稅、農業特產稅、農業特產稅附加、屠宰稅、村提留、鄉統籌、教育附加費、教育集資、書雜費、義務工農業稅等。稅費改革后，國家取消其他費與雜稅，農民只需繳納一項農業稅。2004年3月5日，溫家寶同志在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的時候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2004年的主要任務時說，要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實現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產。五年內取消農業稅。不少有條件的省份已在本省內取消農業稅。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農業稅條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國農民告別了有2600年歷史的“皇糧國稅”。

三、存在的問題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農村稅費改革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們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稅費改革后存在的不容忽視的諸多問題。

鄉村負債數額大，債務化解難

由于地方經濟發展緩慢，財政困難，保穩定與謀發展矛盾突出，同時不少地方和相關部門債務風險意識淡薄，監督不到位,管理混亂，多年來，興修農田水利、村村通水泥路項目貸款、道路修建養護、農村教育、救濟等費用形成了巨額鄉村債務。

基層收入甚微，機構正常運轉困難

大部分鄉村集體財力微薄，鄉鎮只剩下為數極少的工商稅，取消了原先納入財政預算和財政財務開支的稅費項目，鄉鎮可用財力極少。縣對鄉鎮只能保人員工資發放，對村的轉移支付更少。尤其是邊遠貧困山區，行政成本高，工作條件差，工資補助沒保證，干部思想不

穩定。

歷史欠賬較多，遺留問題難解決

稅費改革后，由于歷史欠賬較多，興辦集體公益事業有事難議、難做，稅費尾欠難解決，轉移支付資金分配使用及跟蹤監督不夠。

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義務教育投入不足

農村學校實行了“一費制”，取消了教育集資，使得農村教育基礎性工作所需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農村欠稅無法償還，墊稅包袱無力解決

稅費改革后，鄉村兩級墊付的農業稅數額巨大，無力解決。

債權無法清回，資產難以盤活

應收未收款項由于逾期時間長，不良債權比較大，沒有得力辦法消赤減債，導致資產難以盤活，想辦的事沒法辦

四、取消農業稅后對鄉鎮財政的影響

減少財政收入，制約基層政府功能發揮

首先，收入缺口較大。農業稅是地方收地方用，尤其是農業主產區，農業稅是鄉鎮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基層政府的主要財力保障。據河南省調查了解，農村稅費改革以來，鄉鎮財政的常規收入一般是三部分：一是財政部門收取的農業稅費部分，主要以農業稅為主體；二是地稅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稅收和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三是國稅收入（增值稅）的留存部分。一般占國稅收入的1/4.對于農業為主的地區和中西部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稅一般占當地財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達到70%—80%，地稅和國稅的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農業稅使鄉鎮收入銳減，給基層政府帶來財政困難。例如，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河南省南陽市全市鄉鎮財政支出增加額6.59億元，與收入增加額2.48億元相抵后，造成財政支出缺口4.1億元，平均每個鄉鎮缺口177.7萬元。唐河縣缺口712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56.4萬元；新野縣缺口4237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02.6萬元。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非規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內的減收，鄉鎮財政勢必留下較大的資金缺口。其次，在收入缺口增大的同時，鄉鎮道路建設、優撫、五保戶贍養、計劃生育、民兵訓練支出基本上轉移到鄉鎮財政的預算中開支，增加了財政困難。農業稅取消后，相當一部分縣鄉失去了一個主體稅種，一些鄉只能主要依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來維持機構運轉，根據稅費改革的相關精神和農業稅有關政策，中央的轉移支付主要是鄉鎮彌補稅費改革帶來的地方財政缺口。實際上，鄉鎮財政的支出遠遠大于以農業稅為主的財政收入，而這個差額部分，中央轉移支付不能覆蓋到。而當前縣級財政又普遍困難，難以擠出財力安排鄉鎮轉移支付，由于受到財力約束，制約了基層政權功能的有效發揮，也影響到了政府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無力支持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

在稅費改革以前，我國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大多是以農業稅為資金保障的。今年取消農業稅造成了鄉鎮財政更加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直接影響到農村公益事業的長足發展。農業基礎設施無法更新和管理維護，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社會保障事業更加難以實施，農業新品種和農業技術服務推廣更加困難。

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為了解決教師工資的按時足額發放，鄉鎮學校教師工資從2001年起直接由縣財政通過教師工資專戶統一進行，這有效解決了教師工資的拖欠問題，但并未解決基礎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由于取消了農業稅，取消了向學生的亂收費，從而使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更加明顯。一方面在上級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的情況下，原缺口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加劇了鄉鎮財政的困難，影響鄉級政權其他職能的履行；另一方面教師未來工資標準提高的負擔也有可能

累加在鄉財政，所以鄉財政的困難可能更大。還有不少地方上劃到縣財政的教師工資只包括國家統一規定的固定工資、活工資、教齡津貼和其他津貼，一些原來地方規定或認可的相關費用或補貼（如教師誤餐補貼、交通費、班主任工資補貼等等）仍然由所在鄉鎮負擔。取消農業稅前這些開支實際上已經難以調減，成為鄉鎮財政的負擔，現在沒有了農業稅，缺口立刻呈現，資金更是沒有了著落。此外，中小學校危房改造資金原則上要求由縣財政直接負擔，上級的相關援助只是采取一次性補貼的方式，主要用于中小學多種用途的專項補助，因此，難以顧及全面情況。實際上中小學危房改造的支出現狀，基本上是由縣、鄉，甚至村共同負責。取消農業稅，以農業稅為主要財政收入的鄉鎮財政將更加困難，鄉村小學的硬件建設和維護得不到有效保證，必然影響義務教育的質量和普及。

鄉村債務負擔沉重，化解的難度增大

鄉鎮負債是當前全國農村面臨的突出問題。它一般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顯性債務有銀行存款、農金會或其他基金貸款、統籌中借款和其他；隱性債務一般有欠發工資。、欠發業務費、欠付樓堂館所等基建基金、欠付修路修橋等公益項目資金、財政擔保和其他方面形成的債務。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全國鄉鎮負債2000—2200億元，平均每個鄉鎮400萬元。河南省南召縣16個鄉鎮負債總額2.94億元，平均每個鄉鎮1308萬元，最多的2841萬元；337個行政村負債總額1.01億元，平均每村628萬元，而2004年全縣財政收入4798萬元。鄉鎮債務的成因主要是①分稅制下“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使鄉鎮逐漸沉淀了大量債務；②要求鄉鎮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種達標升級和“一票否決”任務而不得不加重農民負擔，高息借貸；③個別鄉鎮的負責人為了得到升遷或保住烏紗帽，不顧本身條件，超越財政承受能力，大興木土，搞一些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債臺高筑。④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口多。我國共有鄉鎮政府45462個，全國每四○個農民養活一個鄉鎮干部，平均為1：40，可見財政負擔的沉重。巨額赤字和債務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形成的財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的規范化剛性約束，這些債務沒有消解的希望。取消農業稅后，如果沒有上級大力度的轉移支付，債務更是無法化解。

五、對農村財稅制度改革以及若干問題的簡要評價

在不斷的調整和改革中，我國已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體現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農村財政稅收制度。由財政稅收制度所反映的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變為“多予少取”，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由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但是，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仍然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許多問題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探討和研究。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由“多取少予”轉為“多予少取”

改革以前，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價格剪刀差等政策從農業攫取剩余，來支持勞動力低成本下的工業發展戰略，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表現為“多取少予”。改革初期，國家幾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制度也逐步取消。

改革以后，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包括：①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等。[2]②鄉統籌和村提留，鄉統籌即前面所說的鄉鎮統籌收入；村提留是村級組織向承包集體土地經營的農戶收取的費用，主要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③“兩工”，即義務工和積累工，是農民以勞務的形式向鄉村政府和組織提供的社會負擔。④各種形式的集資、收費、攤派。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從城鄉分割初步走向城鄉統籌

建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的是城鄉分割并向城市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期里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盡管總體上說，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規模不斷擴大，農村獲得了大量的轉移支付，但財政資源配置仍然沒有充分考慮到農村人口的規模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落后狀況，因而未充分考慮農村人口在享受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的社會公

平。在改革后很長一段時期里，財政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考核機制等的不完善以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滯后等，使改革前固有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上城鄉二元結構和差距得以延續甚至強化。

另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狀況改善的根本原因在于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來制定社會經濟發展政策。同時，這種改善也得益于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開始建立轉移支付制度，改革初期，轉移支付制度非常不完善，以照顧改革前各地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增值稅和消費稅）比重過大，難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公共財政制度的不斷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斷調整和完善，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轉移支付比重不斷提高。

縣鄉財政缺口的彌補：缺乏有效、穩定的制度安排

我國大多數農村地區財政資源匱乏，而且人口眾多、基礎薄弱以及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巨大，因此，作為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承擔者的縣鄉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財政缺口。財政缺口的定義是居民對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財政支出與財政資源之間的差額。

財政缺口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和辦法來彌補，主要有：①減少需要地方政府開支的責任范圍；②增加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權限；③增加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數量；④在增加收入權限不變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通過努力來增加財政收入。

改革以來，在彌補縣鄉財政缺口方面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穩定的制度安排，盡管近年來中央財政明顯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

財政體制：受制于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

改革前，我國基本上采取的是“統收統支”集權型的財政體制。改革后至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前，財政分權的程度不斷擴大，按地方財政收入占全部財政收入比重，分權程度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改革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始終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現行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權威，政府層級間的關系通過領導人任命制等制度表現為強烈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即便是具有自治性質的村級組織也是如此。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下級政府的實際可支配財力以及支出職責基本上由上級政府確定，這就非常容易導致下級政府收入與支出之間的背離，下級政府的支出職責常常超出其財力，政府層級越低，這種背離的程度越大，很難按公共財政的原則來配置政府間的支出職責。上級政府或行政部門往往利用其行政權威，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強制性地表示上級政府和領導人的政策偏好或政策目標，而在要求下級政府完成各項任務的同時，上級政府往往并不給予相應的財政支持。在這種行政管理體制下，即使在以包干制為特征的高度分權時期，縣鄉政府財權與事權的分離仍然表現的十分明顯，而不完善的分稅制體制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離。不完善的政府層級間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改革以來農民負擔長期居高不下、制度外財政膨脹、鄉村債務規模擴大、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與過度供給并存，等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篇：農村稅費改革

并從2001年開始，逐步在部分省市進行試點、推廣.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調整”，是指調整現行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現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這次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可以簡要概括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具體是以下七個方面:①取消鄉統籌費.即取消現行按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村兩級辦學經費(即農村教育事業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費.②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③取消屠宰稅.停止征收在生產環節和收購環節征收的屠宰稅.原來隨屠宰稅附征的其他收費項目也要一律停征.各地不得以任何名義變相收取屠宰稅.④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全省采取逐年減少的方式,用3年時間逐步取消.投勞任務較少的地方,也可以一步取消.⑤調整農業稅政策.主要是重新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調整農業稅計稅常產,合理確定農業稅稅率.全省農業稅稅率最高不超過7%.⑥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⑦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采用新的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福建

2003年，全省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實施了“五取消、一穩定、一改革”措施，即：取消鄉統籌費、取消除煙葉及原木收購環節特產稅外的其它特產稅、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以及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穩定農業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2005年，在全省范圍內全面免征農業稅及其附加，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并對2003年已經收取的“三提五統”進行全面清退，對農民各種稅費尾欠暫緩征收。

按照中央的部署,農村稅費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省全省試點,2002年全國有22個省(市、區)選擇部分縣、市進行試點,從2003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全面推開。

云南省2002年選擇蒙自、江川、瀾滄三個縣做試點, 2003年全省推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