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從何而來

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從何而來？上來源:人民網

張天行世紀末，書畫篆刻家錢君應邀到美國講學，向西方聽眾介紹中國傳統的書畫篆刻藝術?；貒?，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深有感觸地說，在美國，講到東方藝術，一些人先想到的是日本，然后才想到中國。有的甚至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國。難道中國的書畫藝術就那么不如日本嗎？顯然不是。但是，日本在宣傳方面占了絕對的優勢，他們出版了大量印刷精美的畫冊來傳播自己民族的藝術，而且一出就是十幾本一套。相比之下，我們對自己民族藝術的宣傳就太不重視了。

國畫大師李可染有同樣的看法。他在參觀日本的美術館時發現，雖然來自世界各地的繪畫作品都有，但日本畫總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說：“這值得我們思考，對自己民族的東西不重視，是很危險的。”后來，李可染買了日本簡裝的美術全集，共12本，中國只占一本多，日本占了4本。他說：“從維護和宣揚民族文化的角度說，人家是對的，而我們在文化事業上卻往往過于自卑?！?/p>

類似的問題不局限在繪畫藝術領域，在文學、哲學等領域也同樣存在。

我在日本做訪問研究期間，曾在書店里看到一位日本學者的著作《20世紀的思想》，全書共有七章，前六章介紹西方各流派思想，最后一章介紹日本兩位思想家的思想，其中竟然沒有中國思想家的名字。對20世紀中國哲學界來說，這是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只知有日本，不知有中國”的局面與我們國家應有的地位是不相稱的，這確實令人感慨。此種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有宣傳不夠的因素，也有自身缺乏文化信心的因素。

20世紀，中國在相當長時間內流行著“西方文化中心論”、“民族文化虛無主義”，中國人對民族傳統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估價，自然也談不上切實地對外宣傳介紹。

應該說，對待傳統文化，我們現在的態度理智多了。以哲學思想界為例，對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學術界不僅肯定其歷史價值，而且努力挖掘其對中國乃至世界的意義，研究者把他們與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相提并論，比較異同。對此，世人都認為是很正常的，少有異議。

但是，在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創造的評價上仍存在“過于自卑”的現象。一個民族的自信不能僅建立在古代文化的輝煌上，還需要近代和當代的文化成就的鞏固和加強。

20世紀中國曾因相當長的時間處于戰亂、封閉之中，一些很有潛力或已很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因種種原因轉為沉默乃至凋零，未能盡展其才，這是20世紀中國最慘痛的損失之一。但是，人們不能借此得出“20世紀中國文化成就不高”的結論。我們應該看到，文化的外在機緣如社會動蕩雖然給文化發展帶來了障礙、甚至破壞，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了激發異彩的機遇。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處于貧窮、**之中，但就是在輾轉西南的艱苦日子里，馮友蘭、金岳霖、錢穆等人完成了自己一生中的代表作……在他們的著作中涌動著因國家危亡而生發的使命感，這是他們著書立說的不可阻抑的動力，這種動力推動著他們達到了思想和學術的高峰。這是在衣食無憂品茶揮筆的書齋中難以孕育的。類似的情形在中外文化史上都不乏例證，如明清易代之際，是一個大動蕩的年代，讀書人很難應付得當，非死即降，但也就是在這一腥風血雨的時期，思想、繪畫等領域出現了高峰，產生了王夫之、石濤等大家，他們的文化創造工作可不是在平靜的歲月中進行的。

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我們可以說，各領域也都產生了一些卓越的人物，他們的成就和貢獻仍有待細致地闡發，而這一工作首先要靠我們自己來進行?？梢园l現，在此方面國人已有一些自信的聲音：

張岱年說：“金(岳霖)先生在40年代寫成認識論專著《知識論》，其中論述之精、分析之細，不僅超越古人，而且在當代西方哲學中也是罕見的?！蓖粼髡f：“拿沈從文來說，他的作品比日本川端康成總還要高一些吧！但是川端康成得了諾貝爾獎，沈從文卻一直未獲提名通過。這公平嗎？”

一個民族要格外珍視本民族的文化創造，這是參與文化對話、交流的基礎。日本的一些做法和一些已取得的效果，應該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第二篇：中國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嗎

中國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嗎

“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盡管總書記并非第一次提及文化自信，但是將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稱“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尚屬首次。我們為什么要有文化自信？這是因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如果連文化自信都沒有，無疑很可憐，也很可悲。國不論大小，民不論多少，試問哪個國家的民眾不為自己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以我們的近鄰韓國為例，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韓國人為韓國文化感到自豪，并且這種比例還在升高。多年來，我們也在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也在談及文化自信，但是所表現出的氣質卻是文化自卑。在一些人眼里，傳統文化都是糟粕的，西方文化則是精華；傳統文化都是落后的，西方文化則是先進的。言必稱西方文化，甚至連與人交流時也時不時蹦出英語單詞。這顯然是誤區。

還有一種現象是，不少學人喜歡拿魯迅那一批大家為例，認為那些大家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毫不留情地否定，也足以證明中國的傳統文化問題太多，不值得傳承。殊不知，魯迅少時便“幾乎讀遍十三經”，其古文根底深厚，一生皆受傳統文化滋養，他對傳統文化絕非全盤否定，而是在客觀全面的基礎上批判和認同。

比如魯迅在《中國地質略論》中說：“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边@難道不是對中國文明的贊美？

其實，對于不少人來說，他們不是不喜歡傳統文化，而是沒有理解傳統文化的美，或者說由于過于偏愛西方文化，而忽略了傳統文化的美。某知名媒體人撰文稱，“更年輕時我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我覺得外國書好看，中國書在認識上幼稚，在氣息上又老邁?？墒侨缃?，我的頭腦像只水甕，裝滿了或可稱為'中國意識'的東西。這種意識就是對自然有一種特別的偏好，不僅欣逢其美，還相信它蘊涵真理，從中覓得安身立命的準則。” 這或許不是一個人的感受。這幾年，筆者閑來無事也常常翻看唐詩宋詞，盡管小時候曾背熟不少唐詩宋詞，但隨著馬齒漸長，人到中年，再看那些唐詩宋詞，別有況味，始覺唐詩宋詞的魅力簡直絕倫。中國人失掉了文化自信嗎

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特點，中國文化與別國文化不是對立的，在激賞別國文化時不能忘記我們身上的文化基因。當然，傳統文化也有糟粕，今天我們視野更開闊，也更容易分辨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華，哪些該舍棄哪些該弘揚。不唯我獨尊，也不妄自菲薄，這是文化自信的立足點。

丘吉爾說，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亞。這是對莎士比亞的致敬，也是對英國文化的致敬。韓國一個議員說，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我們不僅要重視工廠里生產的產品，更要重視精神文化產品，我們要思考如何去開放市場，創作出有活力和影響力的文化產品。這是對文化生產的重視，將文化上升到了國家軟實力的高度。

今天，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文化軟實力達到這樣的水平了嗎？今天，我們的文化輸出成功了嗎？今天，我們在從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我們還需要做什么？所有這一切都需要答案。

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套用這句話，我們也可以認為中國人沒有失去文化自信，也不能失去文化自信。有學者稱，一個國家的文化高度，決定了這個國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覺、自由是深化中國發展內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國公民生存質量的重要途徑。誠哉斯言！葆有文化自信，并提高文化內涵，這是我們目前最需要做的。

第三篇：中國人的自信

又一個金色的秋天，伴著黨的十六大即將召開的東風，共和國走過了第53個年輪?？v觀華夏五千年，雖飽經滄桑，卻始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多少次生死存亡，眾多仁人志士均力挽狂瀾，民族的自信心是他們的原動力。新中國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日，到屹立于世界舞臺的今天，當代炎黃子孫對祖國的自信心，演繹為振興華夏的巨大動力。

一個民族自立自強于世界之林，首要的是自信！

體育健兒們仰視冉冉升起的國旗，聆聽撞擊心扉的國歌，昂首走向領獎臺，憑著這股自信心；

南極考察隊員戰嚴寒、做“鐵人”，“特別能戰斗”，憑的是這股自信心；

實施西部大開發，縮小東西差距，解決貧困問題，需要不少于20年的時間，想法多辦法多措施多，更召喚這股自信心；

造福子孫后代的南水北調、三峽工程、青藏鐵路、西氣東輸和西電東送等五大世紀工程的全方位展開，激發了數以億計的自信心；

申奧、加入WTO源于國人的自信！而申奧和加入WTO成功，我們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要做，需要延續申奧的那份激情、那份從容以及加入WTO的那份自信；

盼小康，祖祖輩輩盼了多少代；奔小康，風風雨雨奔了多少年。今天，小康生活就在國人身邊。

你看，目前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已超過8萬億元；

你看，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達71.4歲，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歲；

你再看，精起來的飲食、大起來的住房、靚起來的服飾、多起來的私人轎車、熱起來的假日旅游和快起來的通訊方式……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的13年來，中國人的自信無時不表現為加快改革開放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已化作累累碩果。1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3%，2001年超過9萬億元，排名躍升到世界第六位、發展中國家第一位。難怪，世界各大報章無不報之以贊嘆！

是的，從中國領導層、中國經濟理論界、中國企業家、中國新聞圈更會感受到這樣的自信心：民富國強。從民富到國強，是海內外每一個中國人共同努力和創造的。

在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進程中，人們面對西方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碰撞，面對承認落后與民族自豪感的碰撞等等，作出自我抉擇，憑藉的依然是根植于內心深處的自信心。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新由舊嬗變而來，感嘆“天地轉、光陰迫”理所當然，但對如煙往事的過份眷戀，則不可取。國慶，也意味著國人精神狀態與精神面貌的更新，一個對生活取嚴肅態度的人，無不于心頭增添了一種緊迫感。

在歡度國慶之際，我們“求新”、“求富”的希望與祝愿，已經從單個人到單個家庭的著眼點上，移到了中國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的如何進行上。

今年11月8日，我們將迎來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相信改革的力度將更大，發展的任務將更重。改革的到位，也必將進一步改變中國的整體面貌。正像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康有為曾經說過的，“物新則壯，新則鮮，鮮則活，活則通”。國慶確實預示著新的希望。然而任重道遠，需要不同尋常的自信心。

社會向前發展是亙古不變的規則。誠然，在過去的歲月里,改革和發展在一些方面也偶爾出現波瀾。但是，凡有流水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漩渦，這是一條自然規律。同理，世界上也從來沒有順而又順的事情。只要我們的眼光和思維活動不是在兩個極端之間跳動，那我們自會保持清醒的認識，并增強自信心。

富民之路，強國之路，何其漫漫！

未來留給我們的回旋余地絲毫也不寬裕，時間的緊迫與發展機會的珍貴，逼得我們再也擺不得花架子。如何適應？比之發達國家，比之社會利益分割已相對穩定到位的西方社會，中國人有更原始的本能意識――

自信！如何發展？還是眾多國人銘記的那句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第四篇：文化自信挺起中國人的精神脊梁

文化自信挺起中國人的精神脊梁

來源：和訊網

總書記在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希望大家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珍視中國文化之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意義、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牢固樹立文化自信是總書記的一貫堅持，他認為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應有之義，因而在今年的七一講話中將它們聯系起來，并稱為“四個自信”，由此構成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新的重要內容。

那么，在當前歷史條件下，總書記為何要將文化自信提到如此高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就是：部分中國人擁有文化自卑心理。無數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否定和背叛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其結局必然是悲劇性的。總書記的講話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邏輯和文化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自卑者否認和背叛中國文化，就等于在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和文化基礎，從而否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和文化必然性——合法性。這是“文化自卑”可能導致的最為嚴重的后果。

后果的嚴重性迫使我們必須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努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精神條件。而要克服文化自卑心理，首先要分析其成因，然后才能對癥下藥。事實上，除了前述的外部的、客觀的原因外（經濟全球化及其伴生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自卑者本人也有其內部的、主觀的原因——缺乏文化自覺。作為一個中國人，要有文化自覺，也即要對中國文化擁有基本的認知和認同。沒有這種基本的認知和認同，就容易成為外國文化的俘虜，就容易成為文化意義上的“香蕉人”（外面黃里面白）。因此，克服文化自卑心理的第一步是通過誠實的學習。在思想深處建立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建構一個內在的文化免疫體系。

如果說文化自覺是克服文化自卑的前提條件，那么文化自強便是實現文化自信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要實現文化自強，就要在文藝創作中，立足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熔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手段、形式、內容、思想等各個方面堅持創新，保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以此創造出豐富的文化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和發展的文化需要，培養出精神雄健的國民，以實實在在的文化產品吸引人、感化人，為廣大人民提供文化自信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底氣。

中華民族是一個擁有5000多年優秀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清晰的精神標識，是流淌在億萬中華兒女內心最熱騰的精神血液，是支撐中華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頑強的精神脊梁。在歷史上最為企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想的時刻，沒有理由不以文化自覺克服文化自卑，沒有理由不以文化自強達致文化自信，真正挺起精神的脊梁，勠力同心，共筑中國夢！

第五篇：中國人,你要自信

中國人，你要自信

人物簡介：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中國超越》“思考中國三部曲”作者，《觀察者網》特邀評論員，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訪問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

大家好，過去三十多年啊，對中國的預測，一種是樂觀的，一種是悲觀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回頭一看，樂觀的幾乎都是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

十八大召開前夕，英國廣播公司BBC曾經邀請我去他們演播室。這個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見到我坐下來，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張教授啊，你覺得中共還會有十九大嗎？當時十八大還沒有召開，即將召開。我笑了，我說過去這么多年，你們對中國的政治預測，那一次是對的？我說我都記不起來，我一個人的預測都比你們預測得準。有相當一部分的西方媒體人、西方學者，他的思想里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和歷史終結論。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樣，你就不對，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潰。

大家知道《歷史終結論》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學者，他跟我有過一場辯論。2011年時在上海，我說以我對美國的了解，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了解，它的政治制度設計是前工

業革命時期的。美國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絕對不亞于中國，實際上我覺得比中國還要迫切。現在我們這個辯論已經將近四年過去了，我的觀點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更加細化、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務雜志，是美國的一個頂尖雜志，他發表了一篇長文，標題就是“America in Decay”，“衰敗中的美國”。我自己看了這篇文章，英文，還有中文的翻譯，我說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報》上沒有問題。

我之所以談問題比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系。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我在中國最底層工作過，我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到在八十年代中期時，非常榮幸，有機會直接為當時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我接觸過中國的最底層，也接觸過中國的最高層。我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泰國曼谷，我都不可思議，當時覺得，怎么這么發達，領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點鐘商店還都開著。當然今天，去過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在西方長期生活過，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會上當的。我在那兒用過律師，用過會計師，交過稅，打過官司，買過地，建過房子等等。我總的感覺是，西方的長處和短處都是客觀存在的。

紐約肯尼迪機場，始建于上世紀40年代，雖歷經修葺，也已是“老態龍鐘”

但現在，它體制中的短處，開始慢慢壓倒它的長處。我走了一百多國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覺，中國已經取得這么大的 2

進步，我自己發覺我們相當大的一個人群，特別是我們知識界、媒體界，這些人不自信，總覺得還有一個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一次在上海一個大學里講課，講中國崛起，一個青年教師提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他說張老師啊，聽完你的講座，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為什么還是有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移民，待在中國？我也笑了，我說你這個問題問對人了，我說我不做這樣的傻事情，我鼓勵他移民。因為我做過個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國之后會變得更加愛國，不管他加不加入那個國家的國籍，一出國就愛國，這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而且我仔細查了有關移民的數據，我們現在移民還非常之少，就過去三年平均的這個移民，是每年19萬。一年19萬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蘭，還是所謂的民主國家，人口四千多萬，去年移民50萬。我們這個民主的臺灣省，人口比上海還少，2300萬，現在在中國大陸生活工作學習的臺灣同胞多少人？150萬。這是最保守的估計。

紐約市中心地鐵站，與國內廣泛運用的屏蔽門相比只有簡陋的護欄。

我說這是圍城現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國的話，我給你支個招，我對紐約還算熟悉，恐怕不亞于上海，我說這樣吧，你可以從上海的浦東機場，到紐約任何一個機場——紐約有三個機場，現在跟上海聯系比較多的是紐瓦克機場，我說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從第一世界的機場，到第三世界的機場，美國 3

基礎設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國比？我說如果你有膽量的話，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話，試一試，敢不敢在紐瓦克這個鎮，就像我們虹橋一樣是個鎮，住一夜，我住過，體驗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個朋友在紐瓦克一個醫院，做過博士后，我問他了你這個醫學院怎么樣？他說不錯的。我說你哪個專業是最好的？他說槍傷科，天天有火并，那槍傷科就發達了。美國，你只要稍微有點起碼的對這個國家的知識、常識你就知道，這個國家三個世界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墜入美國的第三世界，對不起，我估計你的壽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來歲。如果你像我們很多的留學生那樣，真的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美國所謂的第二世界，變成一個中產階級，你真的問問這些人，過去二十年，你的實際收入有沒有增長？你買了房子的話，你的房子有沒有增值？你對以后在美國的退休生活你有沒有信心？我不是說美國什么都不好，美國有很多地方不錯的，但是我說我們應該平視美國，平視西方，既不要仰視也不要俯視，這樣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國忽悠。

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要被西方被美國這么淺薄的話語忽悠的話，我們的后代將會詛咒我們：“一手好牌，當時的好牌，怎么當時打成那個樣子？”我自己覺得中國的進步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到過的。我們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人數的百分之八十，我們的成就恐怕超過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總和?，F在我們如果看經濟總量，最保守的估計，我看到的，十年之內，根據就是官方匯率計算的 4

GDP，應該超過美國了。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這是另外一種計算方法，就是你的貨幣實際能夠買到多少東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報告，2014年已經中國經濟規模超過了美國。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但是有的人還是不自信，說這個沒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過美國，你的人口比美國多四倍，對不對？你的人均GDP還是美國的四分之一。我說你換一個指標系統，可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美國人高企的負債率和中國人超高的房產自有率，此消彼長，真正的“藏富于民”在哪里？

我自己用兩個不同的指標來看世界各國，一個就是家庭凈資產，也就是說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產、你的股票、你的債券、你的儲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債務，你有多少凈資產？我現在看到的，美聯儲每年都出報告，2010年，美國的家庭凈資產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這個高，百分之五十比這個低——是7.73萬美元。有人說美國怎么就這么一點呢？實際上美國這個國家是個債務型的國家經濟，個人老百姓消費也是債務型的消費，你把債務都去掉以后，資產還確實不是特別高，這個水平和中國今天的家庭凈資產，差別已經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國的發達板塊——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和美國人口一樣多的三億多人的發達板塊，坦率講47萬人民幣（7.73萬美元）的資產，屬于弱勢群體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幫助的人群。第二個重要的指標系統就是人均預期壽命，可以活多久，中國現在是75歲，美國是78歲，就比中國多三歲，5

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而我們整個發達板塊，北京上海都是82歲，紐約才79歲，這個79歲還是最近的，前兩年還沒有到這個水平。

為什么名義GDP、人均GDP美國比中國高相當多，但實際上家庭凈資產和這個人均壽命這個差距不是很大，一種解釋，我覺得鄧小平當時講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我自己親耳聽他講過，他說因為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我們人民得到的實惠可能會比較多。

第二種解釋就是，最富的一百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個美國人可以左右白宮。就這么簡單。因為現在美國連競選的政治獻金都不封頂了，個人捐款也不封頂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是“錢主”，是“錢主”的話你就沒有辦法，老百姓怎么改善？

但是我們國內一些人還是不自信，西方還是天天在罵我們，罵我們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們是民主國家，你是專制國家?！苯忻裰髋c專制，西方一個主要的話語。所以我們講超越美國，超越西方，不僅是經濟總量，不僅是百姓財富，而且也是話語的超越：我們要有自己的話語。

今年三月，我們有一個小組去德國首都柏林開會，BBC正好在播一個電視節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這里面一個退役的宇航員，拿著一張他冷戰時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說：“你們看，這是冷戰時期我從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東柏林，你們看是黯淡無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這說明了什么？”他說，6

一邊是一個落后的專制國家，另外一邊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但我們這些從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覺得：“這個機場怎么這么小??？”確實，中國已經找不到這么簡陋的機場了?！斑@個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蕩蕩沒有人氣”、“這個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個天一個地”，所以如果一定還是要套用這個宇航員的話語的話，那么也可以說，今天中國是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德國是一個落后的專制國家。

實際上我想關鍵不在于一個國家——德國或中國——民主還是專制，而是這個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話語，已經落后于這個時代了。已經遠遠不能解決我們這個非常復雜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新的話語來代替這個范式的話，我想就是“良政還是劣政”，英文良政叫作Good Governance，劣政叫Bad Governance，就是國家治理的好壞，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國家治理的還可以，有些就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國也放在這一類，雖然我們有很多問題，但是可以經得起國際比較。關鍵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可以舉出一百個例子，從最爛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亞到所謂的發達國家，已經破產的希臘，我到希臘的時候就說了，我們可以從上海派個團隊來幫你治理，因為治理水準太低了，冰島也破產了，也是所謂發達國家，我也去過，沒有治理好。

我們講超越，實際上還是一個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產生國家的領導人？十八大的時候，紐約時報的編輯給我來了一個郵件，說張教授，能不能寫篇評論，我的這個文章的標題是《選賢任能挑戰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講一個簡單的故事，看一看中國十八大產生的最高執政團隊，政治局常委們的履歷，基本的要求：兩任省委書記。也就是說，至少治理過一億人口，而且要有政績。我說你看一下習，他治理過三個省，當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這三個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約是一億兩千萬。這三個省的經濟規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經濟規模，治理過這么多的人口，這么大的經濟板塊之后才進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給他五年的時間熟悉全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我說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你怎么能比？我是說了這么一句話，我說中國現在的這個選賢任能制度雖然還可以完善，但我已經可以保證，絕對不會產生像美國小布什這么低能的領導人。

西方媒體很有意思，我對西方政治制度批評得比較尖銳，但是正因為你批評得比較到位，它有時候還不得不引用你。所以今年三月，自由主義的旗艦雜志《經濟學人》發表一篇封面長文，標題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問題》。里邊引用了我的一個觀點、一句話，說是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教授說：美國政治制度有太多的問題，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我是講過這個意思的話，但它引用的不準確，我講的是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

盡管中國明顯地在趕超的路上做得相當不錯，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這些政治理論的人還是覺得，他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優越感。我們今年六月份的時候，復旦大學和牛津大學舉行了一場中國模式的研討會，我還是介紹我理解的中國模式，他們的一些學者還是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等都質疑。我說我們可以競爭，你堅持你的模式，我堅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樣，它會逐步的演進，它與時俱進，它不斷地進行改革，它自我調整，我說你們一定要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今天的中國，每三年創造一個英國。所以說我們一點都不害怕競爭，一點都不害怕制度競爭，一點都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治制度競爭。

最后就是我的結論，很簡單，七個字：中國人，你要自信。我們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給我的們的對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