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因技術合作開發合同糾紛一案

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因技術合作開發合同糾紛一案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知識產權判決書

（2005）滬一中民五（知）終第字13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碧波路518號A211－A214室。

法定代表人董志超，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金幸，該公司職員。委托代理人何興安，上海市科偉律師事務所律師。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嶗山東路571弄2號107室，實際經營地上海市四平路311號A1902室。法定代表人朱彤，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樓建文，該公司職員。委托代理人倪衛東，上海市傅玄杰律師事務所律師。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因技術合作開發合同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05）浦民三（知）初字第31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5年11月15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雙方當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01年3月15日，原告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被告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簽訂新藥技術開發合同，約定雙方就丹可氯雷他定原料、片劑的技術共同合作開發，被告提供該項目的部分經費及各項費用，原告完成該項目的前期研制工作等，雙方共同申報資料向國家藥品監督局備案及取得臨床批文。該項目的研究開發經費為人民幣230萬元，被告分三期支付原告。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技術困難造成研究開發部分或全部失敗所造成的損失，風險責任由原、被告各承擔50％。雙方對技術成果的歸屬和分享約定專利申請權和技術秘密的使用權、轉讓權均由原、被告各分享50％。2001年8月29日，原、被告經共同申請后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新藥臨床研究批件，該批件中申請單位一欄載明：“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新藥名稱確定為地洛他定片。2002年1月31日，上海市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意地洛他定片上報申請生產。

2004年3月5日，被告向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申請新藥臨床研究費補貼。2004年8月31日，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同意補貼臨床研究費人民幣50萬元。同日，被告與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簽訂《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新藥開發費資助項目協議書》，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同意根據《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管理辦法》、《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新藥開發資助資金實施細則》的規定，給予新藥開發項目補貼人民幣50萬元。同時約定如該項目的產業化不

在浦東新區實施，則被告應在該項目開始實施產業化或技術轉讓及變相轉讓實施前按該項目資助額兩倍一次性回報浦東新區科技發展基金。

原審法院另查明，2003年7月18日，浦東新區財政局、經濟貿易局、科學技術局和發展計劃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支持浦東新區生物醫藥、微電子、軟件產業發展的若干財政扶持措施》[浦財經（2003）13號].該文對浦東新區生物醫藥企業新藥開發過程中新藥研發費用的補貼作了規定。

2004年6月15日，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發布《浦東新區科學發展基金新藥開發資助資金操作細則》（以下簡稱《操作細則》），該《操作細則》第二條規定： “注冊在浦東新區，屬于新區稅務局直接征管的生物醫藥企業及落戶在浦東新區的生物醫藥研究機構，可按新藥開發的不同階段申請新藥開發費資助。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聯合開發的，由第一完成單位提出申請。”在臨床研究費資助中規定臨床研究費用在人民幣1，000萬元以下的，資助人民幣50萬元。原審法院就該《操作細則》相關問題向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了解，該局解釋新藥開發資助資金是用以支持新藥開發項目的，如果是合作開發的新藥，必須由第一完成單位即新藥證書第一申請人提出申請，合作開發方之間如何分配資助資金由其自行協商。被告向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提出的是新藥臨床研究費補貼，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根據《操作細則》的規定給予了該項目人民幣50萬元的臨床研究費補貼。原告也曾提出申請，但因其不是第一完成單位，故申請書被退回。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雖然不是技術開發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的糾紛，但新藥開發資助費的取得以開發新藥為前提，原、被告基于合同共同開發新藥，現原、被告雙方對新藥開發后所獲資助費的分配發生爭議，原告就此向原審法院提出訴訟符合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原、被告簽訂的技術開發合同中約定由雙方共同開發新藥，對技術成果的歸屬和分享部分約定由原、被告各占50％，新藥臨床研究批件及新藥證書的申請人亦為原、被告雙方，因此對于雙方研發的新藥屬于原、被告共有。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發布的《操作細則》的目的在于支持和推動浦東新區的生物醫藥等產業的發展，其發放資助資金是對研發單位的一種鼓勵。《操作細則》第二條規定，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聯合開發的，由第一完成單位提出申請新藥開發費資助。因此，該資助是給新藥開發者的，而不是對申請方的單方補助。被告作為第一完成單位，基于原、被告共有的新藥，向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提出申請后取得的資助費應屬原、被告共有。因此原告要求獲得50％的新藥開發資助費并無不當。據此，原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八條第一、二款的規定，判決：被告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支付原告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新藥開發資助資金人民幣25萬元。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260元，由被告承擔。

判決后，被告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的主要理由是：

1、本案系確認之訴，而非給付之訴，能否獲得新藥開發資助資金應適用 [浦財經（2003）13號]文和《操作細則》而非適用民法通則，當被上訴人未被確認有獲得資助資金資格的情況下，所提起的給付之訴無法律依據。

2、被上訴人實際經營地在虹口區，不屬于浦東新區稅務局直接征管的生物醫藥企業及落戶在浦東新區的生物醫藥研究機構，不是新藥產業化主體，故不具備新藥開發資助對象條件。

3、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的技術開發合同第10條約

定的是雙方對無形資產享有的權利，與本案新藥開發資助資金的獲得無因果關系。故上訴人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訴人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辯稱，被上訴人在浦東新區注冊并繳納稅款，符合資助條件，新藥的開發是獲得資助資金的前提，《操作細則》明確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聯合開發的，資助資金由第一完成單位提出申請，而如何分配則由新藥開發單位共同協商，被上訴人作為新藥開發單位有權獲得該筆資助資金，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故請求本院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

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在二審庭審中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證據材料：

1、證書編號為國藥證字H20031091的新藥證書一份，以證明新藥持有人除上訴人和被上訴人外還有第三方上海復星朝暉藥業有限公司，如按被上訴人的理由，則三方均有資格分得新藥資助資金；

2、上海金茂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關于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新藥地氯雷他定片臨床研究費用的核實審計報告》，證明全部新藥開發成本是由上訴人支付的。被上訴人針對上訴人提供的上述證據材料提出以下質證意見：證據1列明的第三持有人上海復星朝暉藥業有限公司為新藥生產單位，而非新藥開發單位，技術開發合同中已明確新藥開發單位為上訴人和被上訴人；對證據2有異議，認為報告未審計所有的臨床研究費用。被上訴人上海萊欣醫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在二審中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證據。

對于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證據1，本院認為，根據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的技術開發合同，已明確新藥開發單位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且庭審中雙方當事人亦確認上海復星朝暉藥業有限公司為新藥生產單位而非新藥開發單位，故該證據不能證明上訴人的主張；證據2只是上訴人對系爭新藥臨床研究費用的單方審計，在被上訴人提出異議的情況下，本院對其證明效力不予認定。綜上所述，對上述證據材料，本院均不予采納。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系爭資金是浦東新區科學技術局依據[浦財經（2003）13號]文、《操作細則》對新藥開發單位發放的資助資金，如果新藥開發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聯合完成的，資助資金的申請權由第一完成單位行使，但所有權應為聯合開發單位共有，至于如何分配由其自行協商。被上訴人在與上訴人協商未果的情況下訴至法院，符合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鑒于雙方當事人對該筆資助資金如何分配事先沒有約定且不能達成補充協議，原審法院依據上訴人和被上訴人簽訂的技術開發合同中對風險責任、技術成果的歸屬和分享各占50％的約定，認定被上訴人有權要求獲得50％的新藥開發資助資金并無不當。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6，260元，由上訴人上海和臣醫藥工程有限公司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二篇：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上海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案

《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上海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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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上海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河北省滿城縣人民法院（2013）滿民初字第746號民事判決，向法院提起上訴。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該案。

原審法院認定，2008年1月12日，保定公司與上海公司訂立工礦產品購銷合同，建立長期買賣關系，約定，保定公司為上海公司供應灰板紙、箱板紙等紙制品，價格隨市場行情而波動。至2009年7月7日雙方對賬時，上海公司共欠保定公司貨款501036.34元，期間上海公司向保定公司提出部分產品存有質量問題，并要求扣減貨款59765.28元，但雙方對質量問題未進行協商處理便繼續發生業務。此后至2012年5月17日，保定公司共向上海公司送貨140筆，各種紙制品數量累計4201.022噸，價值10447428.25元，上海公司于2009年7月10日至2013年5月17日共實際付款10628670元，加上2009年7月7日的尾欠數額，上海公司尚欠保定公司貨款319794.79元。期間，上海公司于2013年1月20日單方起草了一份賠償協議，要求保定公司按每噸紙降價40元，共返還其319760元，雙方未達成一致。2013年6月30日，保定公司向上海公司發出催款通知，要求上海公司盡快償還所欠貨款339760元。上海公司以不欠保定公司為由拒絕給付。庭審中，保定公司提供了雙方的買賣合同、2009年7月7日的對賬單傳真件以及自2009年7月12日至2012年5月17日的上海公司簽字或蓋章的提貨單140筆。經庭前對賬、舉證交換和庭審中質證，上海公司對保定公司出具的合同、2009年7月7日的對賬單傳真件以及其中122筆提貨單均認可，對其中18筆提貨單提出異議，認為其中的2009年8月6日、8月21日、2010年2月21日、3月2日、5月15日、5月28日、5月31日、6月9日、6月16日、7月23日、9月2日、9月11日、10月3日、11月23日、2011年1月11日、5月20日、8月17日、9月29日的提貨單上的內容有些是復印件，字跡模糊，有的未加蓋公章，光有付相輝的簽字，無法確認其真實性。保定公司則提出，上海公司所稱上述提貨單，是由于上海公司收到貨物后，有時將提貨單用傳真機復印、蓋章或簽字后才交給保定公司，因時間較長，個別提貨單出現退色、字跡模糊，但仔細甄別，金額的大寫部分與保定公司入賬的原始底聯、增值稅發票均能相符。有的沒有公章的，上面的負責人簽字與其他上海公司認可的單據上的簽字完全相符。保定公司每次發貨，共開具提貨單兩聯，其中將提貨單底聯用于自己入賬，另一聯讓司機交給上海公司入賬，上海公司按提貨單接貨后將提貨單留自己入賬，將復印、加蓋公章或由其負責人簽字后的復印件再由送貨司機捎回給保定公司，其中有的系用傳真機復印，出現了褪色情況，如其中的2010年3月2日、5月28日、6月9日、6月16日、9月11日、10月3日的六筆提貨單，印章和簽名雖清楚（系原件），但內容確實有些模糊。其他的提貨單均能如實反映交易的實際數量和金額。而根據雙方的交易習慣，上海公司復印前的提貨單原件在上海公司手中有一記賬聯，在對賬過程中上海公司拒不向法院提供該記賬聯原件，也未申請對保定公司提供的提貨單復印件進行鑒定，并稱該復印件有公章、簽字就是原件。此外，對付款問題，上海公司提供了向保定公司付款的憑證和明細表，保定公司對付款明細情況以及其主張的付款數額均認可。

原審法院認為，當事人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各自履行自己的義務。該案的關鍵在于上海公司拖欠保定公司貨款的債務數額如何確定。保定公司和上海公司對2009年7月7日的對賬單傳真件均認可。根據該證據的內容顯示，上海公司至2009年7月7日拖欠保定公司貨款501036.34元之事實清楚，雙方對當時的質量問題未作處理便繼續業務往來，應認定為當時

上海公司欠保定公司的貨款為501036.34元。此后雙方發生的140筆業務中均有保定公司提供的上海公司簽字或蓋章的提貨單、保定公司自己已入賬的提貨單、運輸協議等證實，雖然上海公司對其中的18筆表示有異議，認為有的是復印件，有的字跡不清楚，難以確認其真實性，但根據法院對該證據的審查核實，結合保定公司自己入賬后的提貨單底聯，上海公司加蓋公章的或其負責人簽字的提貨單復印件以及為上海公司出具的相關增值稅發票足以證實保定公司主張的欠款數額成立，故保定公司之主張應予支持。上海公司不認可卻拒不提供其入賬的提貨單入庫聯原件，依照舉證規則，應承擔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綜上，自2009年7月7日雙方對賬后，結合保定公司的發貨數量、金額和上海公司的付款總額，上海公司應按約定給付保定公司貨款319794.79元，逾期應承擔違約責任，即自保定公司主張權利之日（即保定公司發出催款通知之次日2013年7月1日）起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承擔逾期違約金。據此，原審法院判決：被告上海愛輝紙業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給付原告保定市滿城城東紙業有限公司貨款319794.79元，并自2013年7月1日至給付之日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利率承擔違約金。案件受理費6100元，訴訟保全費2520元，由被告上海愛輝紙業有限公司負擔。

宣判后，上海公司不服，向法院上訴稱，一、我公司與保定公司于2009年7月7日形成的對賬單所確認的欠款金額是441271.06元，而非原審判決認定的501036.34元；

二、我公司自2009年7月10日起至2013年5月17日止，向保定公司付款10628670元，已經基本向保定公司付清全部價款；

三、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11月23日開具的53號、54號提貨單復印件，沒有我公司的簽字、蓋章，不能證實我公司收取了相應貨物。原審判決據此認定我公司收取了保定公司價值82686.4元的貨物是錯誤的；

四、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5月28日提貨單，沒有記載任何內容，且提貨單的日期有改動，保定公司沒有提供其他證據予以佐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原審判決認定該提貨單記載的金額為74575元，是依據保定公司的單方表示（供貨明細表）認定的，實屬不當；

五、保定公司提供的2010年6月16日提貨單，沒有記載任何內容，且提貨單的日期有改動，我公司不予認可。原審判決以保定公司單方提供的對賬單載明的金額79050元為依據，認定該提貨單記載的是我公司欠款金額79050元，確屬不當；

六、保定公司提供的2009年8月6日、8月21日以及2010年2月21日三張提貨單均是復印件，沒有提供原件，我公司不予認可，但原審判決卻予以認定，實屬不當；

七、保定公司未提供與供貨數量相應的增值稅發票及提貨單存根，對我公司提出異議的價款數額不能佐證。但原審判決卻稱我公司所提異議的供貨數量及價款金額有相關的增值稅發票及提貨單存根相印證，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認定，違背法定程序。事實是保定公司從未向原審法院提交增值稅發票，原審法院也從未讓我公司對這些證據進行質證。

八、保定公司尚有價值158萬余元的增值稅發票未交給我公司，我公司要求其立即交付。請求人民法院支持我公司以下上訴請求：

一、請求撤銷原審判決；

二、改判我公司不承擔向保定公司支付貨款及違約金；

三、一審訴訟費及二審訴訟費由保定公司負擔。

保定公司辯稱，一、原審庭審中，上海公司的代理人承認2009年7月7日對賬單的真實性，其對對賬單中的欠款數額是認可的。至于上海公司在對賬單中提出的質量問題，因其在原審中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予以證實，且該實物現已不存在，我公司也不認可貨物有任何質量問題，因此，上海公司的這一上訴理由不成立；

二、從上海公司的上訴狀中可以看出，其對2009年7月7日以后我公司供貨價值10447428.25元的事實是認可的；

三、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部分提貨單雖有些字跡模糊，但并非不能辨認，且蓋有上海公司的印章，或者有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簽字；

四、我公司向原審法院提交了所有的增值稅發票和其他票據，是上海公司不予質證，而非原審法院不讓其質證；

五、關于增值稅發票的問題，因上海公司沒有提

供證據證實未開發票的數額，也未提起反訴，其要求我公司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請求不應得到支持。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查明的事實與原審一致。

法院認為，從上海公司與保定公司2009年7月7日對賬單的內容來看，上海公司對保定公司所確認的欠付價款賬面金額為501036.34元是認可的，只是主張應當扣除存在質量問題的部分貨物的價款及運費。但上海公司對這一主張并未提交證據予以證實。原審判決據此認定截至雙方對賬的2009年7月7日，上海公司欠付保定公司價款的金額為501036.34元，法院亦認同這一認定。雙方此后發生的140筆業務的價款金額均有保定公司提交的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字或蓋章的提貨單第二聯、保定公司已經入賬的提貨單第一聯、運輸協議等予以證實。雖然其中部分提貨單第二聯字跡模糊，但是保定公司已經對此做出合理解釋，即部分提貨單第二聯是用傳真機復印的，而傳真機使用的熱敏紙上的字跡不具有耐久性。且有保定公司已經入賬的提貨單第一聯予以印證，原審判決據此認定保定公司主張的價款金額并無不當。另外，根據保定公司與上海公司的交易習慣，凡是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字或者加蓋上海公司印章的提貨單第二聯，其原件均在上海公司處保存。但上海公司在原審中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這些內容不利于該公司的證據，并且，在二審中經法院釋明，上海公司仍表示暫時不能提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的規定，僅憑此一點，即應推定保定公司的主張成立。綜上，原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三篇：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社旗縣支行因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

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社旗縣支行因儲蓄存款

合同糾紛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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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南民一終字第703號

民事判決書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社旗縣支行。

法定代表人王軻，任行長。

委托代理人吳恒生，男，生于1968年10月20日，漢族，任辦公室主任。被上訴人（原審原告）王廷斌，男。

委托代理人程書范，河南宛東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社旗縣支行（以下簡稱社旗縣支行）因儲蓄存款合同糾紛一案，不服社旗縣人民法院（2009）社民一初字第08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社旗縣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吳恒生、被上訴人王廷斌的委托代理人程書范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人民法院查明：1997年至2004年期間，郭庭斌為被告聘用代辦員，從事存、貸款業務。2003年2月28日，原告存款2000元，郭庭斌給原告出具中國農業銀行儲蓄存款存單一份，上面加蓋有“中國農業銀行社旗縣支行城郊營業所”和“郭庭斌”印章，期限為1年，到期后，社旗縣支行拒付。

原審人民法院認為：郭庭斌原系社旗縣農行聘用的信貸員，自1997年至2004年分別在唐莊營業所和城郊營業所工作，該事實已被生效的判決予以確認，原告基于郭庭斌的信貸員身份將存款交于郭庭斌，并由郭庭斌出具儲蓄存款存單，故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存款關系。被告辯稱農行早已解聘了郭庭斌，但儲戶對此事實并不知情，社旗農行也未采取公示的形式告知轄區的廣大儲戶，致使原告有理由相信郭庭斌仍是被告的代辦員，將款繼續存在郭庭斌處，故郭庭斌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被告應承擔還款責任，存單的真偽不影響表見代理的成立，農行承擔責任后可向郭庭斌追償。故判決：被告中國農業銀行社旗縣支行向原告王廷斌支付2000元存款本金及利息，利息期限內的按約定計付，期限外的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計付，于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履行完畢。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負擔。

社旗縣農行上訴稱：

一、原判認定“1997年至2004年期間郭庭斌系被告聘用代辦員”是錯誤的；

二、郭庭斌不是我行的代辦員，與被上訴人辦理所謂的“存款”時，已被解聘三、四年之久，原判認定表見代理成立且“存單的真偽不影響表見代理的成立”是錯誤的；

三、原審法院適用法律不當，人民法院在審理存單糾紛時，既要審查存單的真實性，也要審查存款關系的真實性，原審對此認定有誤。請求撤銷原判，改判上訴人不承擔責任。

被上訴人王廷斌答辯稱：

一、原審法院認定事實正確。1997年至2004年期間郭庭斌一直是上訴人社旗縣農行聘用代辦員。至2006年12月21日上訴人在南陽日報發布公告之前，答辯人并不知道其已解聘了郭庭斌，答辯人認為郭庭斌的行為是職務行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存在存款關系；

二、上訴人未經任何法定部門對被上訴人所持存單進行鑒定，上訴人稱其是假的無根據，根據相關規定，當存單有瑕疵時，只要當事人對于存單的取得予以合理陳述，仍應認定雙方存款關系成立；

三、原審法院適用法律正確。郭庭斌的吸儲行為應構成表見代理，上訴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請求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審判決。

根據訴辯雙方意見，合議庭歸納本案爭議焦點為：郭庭斌的行為是否構成表見代理？ 二審查明事實與原審認定事實一致。

本院認為：郭庭斌自1997年至2004年以上訴人社旗縣農行聘用的信貸員身份，在社旗縣農行唐莊營業所和城郊營業所從事攬儲業務，該事實已由本院（2008）南民二終字第802號民事判決予以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第（四）項規定：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據此，本院對郭庭斌系上訴人社旗縣農行信貸員的事實予以認定。郭庭斌一直以上訴人社旗縣農行信貸員的身份對外從事攬儲業務，且本案中儲蓄合同的相對人即被上訴人有理由相信郭庭斌出具存單的行為是代表上訴人所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的規定精神，對郭庭斌的行為后果，亦應由上訴人社旗縣農行承擔。上訴人辯稱其早已解聘郭庭斌，但未采取必要的公示形式予以公示，轄區內的廣大儲戶對此并不明知，被上訴人將存款交與郭庭斌的行為主觀上并不存在過錯。故上訴人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社旗縣支行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劉建華

審判員車向平

審判員張南

二○○九年十一月十日

書記員徐艷華

第四篇：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案

《買賣合同糾紛案例：上訴人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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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因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沾化縣人民法院（2013）沾商初字第131號民事判決，向法院提起上訴。法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該案。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購買原告貨物多次。截止2012年10月31日，經雙方對賬確認，被告尚欠原告貨款78811.00元。

以上事實有當事人陳述、原被告對賬單等證據予以證實。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欠原告貨款78811元，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原告要求其償還該欠款，符合法律規定，應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利息因雙方無約定，不予支持；被告所提原告貨物有質量問題，因證據不足，不予采信。原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規定判決：

一、被告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付給原告現金人民幣78811元；

二、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案件受理費1770元，由被告負擔。

上訴人沾化鑫華皮革有限公司不服原審判決上訴稱，被上訴人提供給上訴人的皮革存在質量問題，其中2012年9月21日所供的15252公斤皮革，60﹪以上的有蟒眼，無法正常使用，因此我方不存在欠被上訴人貨款的事實。另，本公司一審代理人未明確向法院和我方說明和一審原告方代理人是同一律師事務所代理，使我方產生不安，不能充分相信判決認定的過程。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程序違法，請求二審法院查清事實，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

被上訴人濱州魯牛皮業有限公司答辯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維持原判。

二審法院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一致。

法院認為，上訴人欠被上訴人貨款78811元，由雙方當事人簽字蓋章的對賬單予以證實，依法予以確認。上訴人上訴稱，被上訴人為其提供的皮革存在質量問題，沒有提供充分證據予以證實，法院未予支持。關于該案同一律師事務所分別擔任一審原、被告代理人的問題，該行為違反了《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二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致一審判決程序存在瑕疵，但是沒有影響判決結果正確。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結果正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法院未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第五篇：上海創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詞

上海創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代理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今天，我受本案原審被告上海創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宏公司）的委托，擔任其與被告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淞支行（以下簡稱吳淞支行）、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藝公司）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的二審訴訟代理人。接受委托之后，本訴訟代理人進行了閱卷并進行了全面調查，今天又參加了庭審，對于該案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根據法律和事實，本訴訟代理人發表如下代理意見，請合議庭在和議時能予以考慮：

原審法院經審理認定，原審被告與吳淞支行簽訂的保證合同由上訴人蓋章及法定代理人簽名，簽訂保證合同時吳淞支行亦獲得原審被告相關股東會決議，已從形式上滿足了《公司法》關于“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的規定，因此認定該保證合同有效，原審被告應按照約定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但是根據《公司法》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公司對外擔保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公司章程允許且授權董事會或股東會、股東大會來決議；二是在存在章程授權的情況下，董事會或股東會、股東大會對同意擔保做出了決議。吳淞支行作為專業的放貸機構，對于《公司法》上述規定的擔保形式要件應當知曉，但是其仍在沒有股東會決議，不具備擔保形式條件的情況下，發放了貸款，其主觀上有明顯的過錯。因此，原審被告法定代表人越權對外擔保的行為并不具備構成表見代理的要件，原審被告的股東會對該擔保行為并不知曉，也無任何追認或默認的行為，且吳淞支行在事后提交了明顯系偽造的股東會決議，表明吳淞支行對于原審被告的越權行為是明知的。但是原審法院不但不對原審被告提出的可能系偽造的股東會決議進行鑒定，反而認定吳淞支行從形式上滿足了《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規定，錯誤地認定擔保合同有效，判令原審被告承擔全部的擔保責任。原審被告提出如果股東會決議上股東的簽名經鑒定是虛假的，可以減輕其承擔的擔保責任，故請求二審法院對其鑒定申請予以批準。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二審法院應在批準上訴人提出的鑒定申請的基礎上，撤銷一審判決，判令上訴人（原審被告）不承擔本案的連帶保證責任。為維護被告創宏公司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請合議庭依法公正判決。

上訴人（原審被告）訴訟代理人：***

二00八年二月十日

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淞支行二審民事代理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我接受被上訴人上海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吳淞支行（以下簡稱吳淞支行）的委托，作為民事訴訟代理人參加與上訴人上海創宏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宏公司）以及被上訴人上海寶藝鋼鐵物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寶藝公司）、吳海東借款合同糾紛一案的訴訟活動。在庭前，我仔細聽取了吳淞支行負責人葉某的陳述，認真查閱卷宗以及有關法律、法規。通過一系列訴訟活動，以及上訴人陳述，發表如下代理意見，供合議庭評議時參考：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在沒有股東會決議，不具備擔保形式條件的情況下，發放了貸款，主觀上有明顯的過錯。但事實上，被上訴人是在上訴人出具了股東會決議書的前提下才與其簽訂《上海農村商業銀行保證合同》，并發放貸款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農商行吳淞支行與上訴人簽訂的保證合同由上訴人蓋章及法定代表人簽名，簽訂保證合同時農商行吳淞支行亦獲得上訴人相關股東會決議，已從形式上滿足了《公司法》的前述規定。

另外，從上訴人通過的股東會決議來看，決議中不僅記載了上訴人股東會明確同意為寶藝公司借款提供擔保的意思表示，而且公司股東也在決議上蓋章和簽字。雖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交的上訴人股

東會決議上的股東簽字或者蓋章的真實性還有異議，但是基于被上訴人不可能參與上訴人的內部整個決策過程，也不具備審查決議實質真偽的能力，因此，應當認為被上訴人對決議形式真實性已作審查。在被上訴人既對保證合同中上訴人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簽字真實性進行了實質審查，又對上訴人股東會決議進行了形式審查的情況下，股東簽字或蓋章實質上是否真實已不具有對抗被上訴人作為擔保債權人的效力。

綜上所述，代理人認為，上訴人為寶藝公司擔保符合公司章程的形式要件，而且被上訴人對上訴人股東會決議已作形式上的審查，至于股東會決議的真偽不影響上訴人對外承擔擔保責任。本代理人懇請法庭能采納本代理人的意見，作出公正的判決。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訴訟代理人：***

二00八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