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

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政治家始終給予好評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中國執政層看來，這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繁榮，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會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同時又能成功地保持一黨執政的穩定存在。新加坡這個東亞國家，這個華人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亞鄰居，近二十年來，始終受到中國政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的特別關注。

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頗有特色的。它是一個在多黨民主體制的外殼下成功地保持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的國家，一方面，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穩定的壓倒性多數，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著一黨權威體制的長期獨大地位。這種新加坡獨大黨（Dominateparty）體制下的的民主體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與行政運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過程序民主的選舉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形成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這種通過民主競選的方式來保持權威政治的模式，會不會對中國執政黨產生吸引力？中國會不會通過仿效新加坡的權威主義多黨制模式而走向中國式的民主化？

從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從事訪問研究。本文試圖通過作者親身經歷的對2001年新加坡選戰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對新加坡政治體制的的特點的初步思考，來考察這種特殊的權威體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進而對中國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將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發展與制度創新的的路徑與原則作出若干探討。

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政治的特點

新加坡大選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牢牢控制選舉委員會、高等法院、傳媒與國家財政撥款機構，通過這些機構來影響選民投票的方向，其具體辦法可見于以下這些方面。

一，執政黨掌握了制定選舉程序的選舉委員會，并通過對選舉程序的規劃與設計，來使選舉有利于執政黨長期保持選票多數的優勢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選區的劃分，是根據有利于由執政黨更多得票的原則來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選區的反對黨勢力較大，有可能在下一選舉中取得多數，選舉委員會就會把這個選區分割為幾個選區，或把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選區合并，通過這種不斷進行大幅度的選區劃分與重新組合的辦法，來分散反對黨的選票資源。又如，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把全國分為單選區與集選區，單選區中各黨提名單一的候選人參加競選，集選區的人口與幅員相當于幾個單選區，因此由各黨選出五到六人的群體作為競選人參加競選。只要其中一黨的競選群體在選舉中獲得簡單多數，就可以取得國會中相應的四到六個席位。這個辦法對執政黨是無疑是極為有利的，因為選區范圍越大，執政黨獲得簡單多數的概率越高，更具體地說，如果某一個反對黨在人數較少的單選區內有可能獲得簡單多數的話，那么把這個單選區并入到一個大的集選區內，反對黨的得票數只會是少數，此時該反對黨在大的集選區內獲勝的機會就大為下降。又例如，2001年度的新加坡大選，執政黨政府從宣布大選到正式大選只有兩個星期，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這就使反對黨沒有足夠的時間展開基層工作，也根本無法有充分時間去爭取選民。

新加坡執政黨還進一步通過立法程序作出具體規定：各黨用于選戰的經費來源必須登記注冊，以防范某些外國勢力通過支持反對黨干預內政。新加坡選舉法甚至還對安放各黨選戰標語牌的地段，方位，距離，時間，地點，都有具體的極為嚴格的限制，稍有違規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選戰中，作為反對黨之一的民主黨申請參選登記時，登記表上少填了某些項目，于是選舉委員會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參選資格。用一位反對黨人士在選后的話來說，“人民行動黨給反對黨的競選運動帶來層層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難辦。”新加坡執政黨在選舉程序設計方面頗為用心，經過這種方式，成功有效地來穩保執政黨在議會中的絕對多數。

二，執政黨通過對法院的控

第二篇：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

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政治家始終給予好評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中國執政層看來，這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繁榮，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會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同時又能成功地保持一黨執政的穩定存在。新加坡這個東亞國家，這個華人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亞鄰居，近二十年來，始終受到中國政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的特別關注。新加坡

在政治上也是頗有特色的。它是一個在多黨民主體制的外殼下成功地保持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的國家，一方面，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穩定的壓倒性多數，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著一黨權威體制的長期獨大地位。這種新加坡獨大黨（DominateParty）體制下的的民主體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與行政運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過程序民主的選舉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形成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這種通過民主競選的方式來保持權威政治的模式，會不會對中國執政黨產生吸引力？中國會不會通過仿效新加坡的權威主義多黨制模式而走向中國式的民主化？從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從事訪問研究。本文試圖通過作者親身經歷的對2001年新加坡選戰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對新加坡政治體制的的特點的初步思考，來考察這種特殊的權威體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進而對中國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將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發展與制度創新的的路徑與原則作出若干探討。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政治的特點新加坡大選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牢牢控制選舉委員會、高等法院、傳媒與國家財政撥款機構，通過這些機構來影響選民投票的方向，其具體辦法可見于以下這些方面。一，執政黨掌握了制定選舉程序的選舉委員會，并通過對選舉程序的規劃與設計，來使選舉有利于執政黨長期保持選票多數的優勢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選區的劃分，是根據有利于由執政黨更多得票的原則來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選區的反對黨勢力較大，有可能在下一選舉中取得多數，選舉委員會就會把這個選區分割為幾個選區，或把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選區合并，通過這種不斷進行大幅度的選區劃分與重新組合的辦法，來分散反對黨的選票資源。又如，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把全國分為單選區與集選區，單選區中各黨提名單一的候選人參加競選，集選區的人口與幅員相當于幾個單選區，因此由各黨選出五到六人的群體作為競選人參加競選。只要其中一黨的競選群體在選舉中獲得簡單多數，就可以取得國會中相應的四到六個席位。這個辦法對執政黨是無疑是極為有利的，因為選區范圍越大，執政黨獲得簡單多數的概率越高，更具體地說，如果某一個反對黨在人數較少的單選區內有可能獲得簡單多數的話，那么把這個單選區并入到一個大的集選區內，反對黨的得票數只會是少數，此時該反對黨在大的集選區內獲勝的機會就大為下降。又例如，2001的新加坡大選，執政黨政府從宣布大選到正式大選只有兩個星期，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這就使反對黨沒有足夠的時間展開基層工作，也根本無法有充分時間去爭取選民。新加坡執政黨還進一步通過立法程序作出具體規定：各黨用于選戰的經費來源必須登記注冊，以防范某些外國勢力通過支持反對黨干預內政。新加坡選舉法甚至還對安放各黨選戰標語牌的地段，方位，距離，時間，地點，都有具體的極為嚴格的限制，稍有違規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選戰中，作為反對黨之一的民主黨申請參選登記時，登記表上少填了某些項目，于是選舉委員會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參選資格。用一位反對黨人士在選后的話來說，“人民行動黨給反對黨的競選運動帶來層層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難辦。”新加坡執政黨在選舉程序設計方面頗為用心，經過這種方式，成功有效地來穩保執政黨在議會中的絕對多數。二，執政黨通過對法院的控制來制裁反對黨，通過對傳媒的軟性控制來保持支持執政黨的輿論，這樣，反對黨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無法壯大到與執政黨進行競爭。例如，一位反對黨的重要領袖人物，因被控誹謗1995年“淡米爾語文周”籌委會的八名委員，而被高等法庭判處賠償名譽損失。后來他因無法償還巨額賠償金而宣告破產，隨即失去國會的非選區議員席位，同時也失去參加大選的資格。在1997年大選中，另一位反對黨候選人也由法院以誹謗罪被判賠償總理“形象損害費”260萬美元，以致該人不得不逃離新加坡。用反對黨的話來說，“每次大選都有一個反對黨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選戰中，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路遇總理吳作棟，這位反對黨人士當面厲聲質問吳

第三篇：兼論中國民主發展的基本路徑

眾所周知，在當今世界上，新加坡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政治家始終給予好評的少數國家之一。在中國執政層看來，這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繁榮，法制程序井然有序，社會政治穩定，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同時又能成功地保持一黨執政的穩定存在。新加坡這個東亞國家，這個華人占總人口四分之三的南亞鄰居，近二十年來，始終受到中國政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的特別關注。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頗有特色的。它是一個在多黨民主體制的外殼下成功地保持一黨獨大的權威體制的國家，一方面，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具有多黨制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新加坡有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國公開大選，有合法存在的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獨立宣布自己的政綱以爭取選民支持，議會中的多數黨有權組成政府施政，等等。另一方面，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選舉程序設計，通過歷史上形成的對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開競選中，始終能取得穩定的壓倒性多數，從而在多黨體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著一黨權威體制的長期獨大地位。這種新加坡獨大黨（Dominate party）體制下的的民主體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穩定與行政運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過程序民主的選舉與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形成對執政黨一定程度的監督與制衡。這種通過民主競選的方式來保持權威政治的模式，會不會對中國執政黨產生吸引力？中國會不會通過仿效新加坡的權威主義多黨制模式而走向中國式的民主化？從2001年秋到2002年春，作者曾在新加坡從事訪問研究。本文試圖通過作者親身經歷的對2001年新加坡選戰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對新加坡政治體制的的特點的初步思考，來考察這種特殊的權威體制保持成功的原因，并進而對中國采取新加坡政治模式的可行性，作出自己的分析。最后，本文將對中國特色的民主發展與制度創新的的路徑與原則作出若干探討。新加坡的“選舉權威主義”政治的特點新加坡大選制度的最大特點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牢牢控制選舉委員會、高等法院、傳媒與國家財政撥款機構，通過這些機構來影響選民投票的方向，其具體辦法可見于以下這些方面。一，執政黨掌握了制定選舉程序的選舉委員會，并通過對選舉程序的規劃與設計，來使選舉有利于執政黨長期保持選票多數的優勢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選區的劃分，是根據有利于由執政黨更多得票的原則來重新安排的，如果某一選區的反對黨勢力較大，有可能在下一選舉中取得多數，選舉委員會就會把這個選區分割為幾個選區，或把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選區合并，通過這種不斷進行大幅度的選區劃分與重新組合的辦法，來分散反對黨的選票資源。又如，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把全國分為單選區與集選區，單選區中各黨提名單一的候選人參加競選，集選區的人口與幅員相當于幾個單選區，因此由各黨選出五到六人的群體作為競選人參加競選。只要其中一黨的競選群體在選舉中獲得簡單多數，就可以取得國會中相應的四到六個席位。這個辦法對執政黨是無疑是極為有利的，因為選區范圍越大，執政黨獲得簡單多數的概率越高，更具體地說，如果某一個反對黨在人數較少的單選區內有可能獲得簡單多數的話，那么把這個單選區并入到一個大的集選區內，反對黨的得票數只會是少數，此時該反對黨在大的集選區內獲勝的機會就大為下降。又例如，2001的新加坡大選，執政黨政府從宣布大選到正式大選只有兩個星期，從候選人提名到投票日只有九天，這就使反對黨沒有足夠的時間展開基層工作，也根本無法有充分時間去爭取選民。新加坡執政黨還進一步通過立法程序作出具體規定：各黨用于選戰的經費來源必須登記注冊，以防范某些外國勢力通過支持反對黨干預內政。新加坡選舉法甚至還對安放各黨選戰標語牌的地段，方位，距離，時間，地點，都有具體的極為嚴格的限制，稍有違規者就要告到法院去。例如2001年選戰中，作為反對黨之一的民主黨申請參選登記時，登記表上少填了某些項目，于是選舉委員會就以此宣布取消其參選資格。用一位反對黨人士在選后的話來說，“人民行動黨給反對黨的競選運動帶來層層阻力，每次都把事情弄得非常難辦?！毙录悠聢陶h在選舉程序設計方面頗為用心，經過這種方式，成功有效地來穩保執政黨在議會中的絕對多數。二，執政黨通過對法院的控制來制裁反對黨，通過對傳媒的軟性控制來保持支持執政黨的輿論，這樣，反對黨力量的削弱，以至于根本無法壯大到與執政黨進行競爭。例如，一位反對黨的重要領袖人物，因被控誹謗1995年“淡米爾語文周”籌委會的八名委員，而被高等法庭判處賠償名譽損失。后來他因無法償還巨額賠償金而宣告破產，隨即失去國會的非選區議員席位，同時也失去參加大選的資格。在1997年大選中，另一位反對黨候選人也由法院以誹謗罪被判賠償總理“形象損害費”260萬美元，以致該人不得不逃離新加坡。用反對黨的話來說，“每次大選都有一個反對黨人士在政治上消失”。在2001年的選戰中，一位民主黨候選人路遇總理吳作棟，這位反對黨人士當面厲聲質問吳總理，要求他回答借給印尼蘇哈托的一百七十億新元的下落。由于出語不遜，于是執政黨聲言要控告他以誹謗罪，這位人士此后作了三次公

開道歉，單在在報章按對方律師的要求出整版的道歉聲明，就化費一萬元新元。這一事態過程全程呈現在電視觀眾面前，確實起到“殺一儆百”示警的效果。這可以說是新加坡大選文化中的典型的例子。一位外國評論家曾這樣批評說，“在新加坡，通過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評者破產，從而使他們退出政壇，使用誹謗罪起訴來搞倒政敵，是新加坡政界高層慣用的方式?！毙录悠聢陶h在法制的范圍內，運用精致的政治策略與技術來迫使反對黨處于競爭劣勢，可以說做得駕輕就熟。三，通過執政黨對城市建設與生活保障的基金的控制權，來控制選民投票的方向。執政黨主持的政府在歷次選舉中多次表示，如果反對黨在該區選舉中獲勝，政府很難為該區撥款，以改善生活條件。新加坡總理在此次競選期間公開宣布，行動黨在波東巴西區和后港區的候選人，只要能夠在選區內的任何投票區贏得半數以上的支持票，政府將在這些鄰里展開翻新計劃。這就是意味著，在反對黨有可能取得選民多數支持的選區，選民如果想要獲得翻新計劃，他們必須投選行動黨候選人進入國會。正是這樣，政府通過“組屋翻新計劃”，“新新加坡股票”，通過社區發展理事會分發給居民的各種援助金，等等，獲得廣大選民對執政黨的支持，并影響他們的投票方向?？梢跃?，通過以上這些辦法的交互使用，執政黨早在2001年選戰的提名日，實際上就等于已經蟬聯執政：該黨就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已經取得83個議席中的55席。事實上2001年新加坡選舉中，執政黨在旗未開的情況下，就已經得勝，與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財政、新聞輿論、法院系統的資源與人才優勢的執政黨相比，新加坡的為數不多的反對黨根本沒有在與執政黨的競爭中取勝的機會。反對黨在競爭資源與機會上的絕對劣勢，使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與執政黨分庭抗禮的力量基礎。而且，反對黨人士的政治素質與施政能力由于缺乏磨練機會相對而言也較差，這些反對黨始終處于政治上的幼稚與不成熟狀態，這種政治上的不成熟是反對黨長期受制約的自然結果，這又反對來同時成為不少反對黨政治家無法取信于選民，并獲得進入議會必須的足夠的選票的原因。人們說，反對黨在競選運動中幾乎成了跑龍套的配角與政治上的陪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利用自己的政治資源上的絕對優勢，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具有相當高的效績。這種效績又不斷提升執政黨的威信，在新加坡政治生活中，執政黨始終處于的獨大黨的絕對優勢地位。新加坡大選的直接感受在2001年選戰投票日前夕，作者為了具體體驗新加坡選舉的實情，參加了新加坡的反對黨之一民主黨在新加坡北部的裕廊體育廣場組織的一次競選集會。這是新加坡僅有的兩個反對黨集會場所之一。綠草如茵的運動場四周，治安警察嚴陣以待，按選舉法規定，講臺離聽眾必須保持十公尺距離。晚上七點鐘大會開始，十點正必須立即結束，否則將會受到司法起訴。大會開始時，全場總人數零零落落，估計不過數百人，然而，在以后二個多小時里，大會參加者陸續增加到一萬人以上，尤其是備受執政黨強烈批評壓力的民主黨秘書長，該區候選人徐順全出場后，全場情緒興奮起來，相當一部分與會者同情這位反對黨中堅人物，紛紛上臺獻花環，他的脖子上套上一個又一個花環，每帶上一個花環，會場上就會出現熱烈的歡呼聲。民主黨候選人一個一個走上講臺用英語或閩南語輪流發言，他們大多是抨擊政府沒有為下層平民辦事，例如，發言人列舉出總理拿年薪近兩百萬新幣，各部長年薪為一百多萬，而平民只能幾千元。他們說，“新加坡執政者的薪金是全世界最高的，而老百姓工資是全世界最低的，這樣的貧富不均，全世界只有新加坡才有。執政黨口口聲聲說新加坡是一個大家庭，世界上那有這樣貧富不均的大家庭？”于是，會場上掌聲雷動。氣氛越來越熱烈。有的發言人則提出，“在老百姓面臨這樣的經濟困難時，應該有權獲得公積金度過難關”；有的發言人認為“政府吸引外來人才的政策，導致新加坡工人淪為次等公民”；有的發言人則要求政府趕走跨國公司，以保護本地企業等等。離終場前半小時，徐順全作為最后的發言人講話。他說，明天是決定性的日子，請你們把我們推到國會去，要推，要推、推、推，讓我們在國會里代表各位勞苦大眾，否則國會里沒有人為你們講話，如果我們這一次不能進去，我們要五年后才能見面，他還說，自己可能要在經濟上支付賠償金，現在已經一貧如冼，請大家來買我的書，讓我渡過難關。最后，徐把自己的太太與三歲小女兒請上臺來與觀眾見面，他把自己的女兒舉到頭頂，向大家致意，這個仿效西方人競選時采取的人情戰做法，看來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全場情緒進入高潮。晚上十點正，法律規定的競選大會結束時間到了，臺上的民主黨候選人們并排向全場觀眾告別致意。散會后，反對黨領袖徐順全的太太，一個很文靜的臺灣籍中年知識婦女，帶著剛會走路的女兒繞場走了過來，邊上還有幾個鐵桿支持者在旁邊護衛，一邊還高喊口號。從在場的人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人是下層民眾，也有相當一部分青年人。從會場人們的情緒來看，反對黨似乎頗有可能在該區選舉中取勝。從會上的發言煽情能力來說，這個徐順全似乎很不簡單，政府對他的強烈批評與壓力反而使他成為對政府不滿的社會群體的同情對象，從現場反應來看，這種逆向心理似乎反而使他獲得更大的政治資源。然而，新加坡本次選舉的結果，卻與作者參加反對黨競選大會的具體感受可以說是完全相反，第二天的全國大選中，執政黨再次取得壓倒

性的大勝。已經執政四十年的人民行動黨再次囊括國會幾乎全部席位，八十四席的國會議員席中留給反對黨的只有二席。即使這兩席反對派議員所獲得的選票數的比例，也比上屆選舉中獲得選票比例更低?？偫韰亲鳁澟c資政李光耀對選舉結果表示滿意。值得注意的是，競選中而勢頭最大的反對黨民主黨，在裕廊集選區由徐順全率領的五人組成了競選隊伍，然而卻只獲得該選區五分之一的選票。這是所有有競選的集選區中得票最低的。這位在選舉日前一天似乎已經成功地控制了全場氣氛的徐順成及其領導的民主黨，可以說是以慘敗告終。反對黨再次陷入將全面邊緣化的困境。民主黨競選大會上的徐順全的演說表現似乎很成功，然而它對該區的投票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影響。一位新加坡本地人對作者分析說，參加民主黨選舉大會的民眾，包括那些弱勢群體的民眾，往往把聽反對黨的發言當作數年一度的情緒宣泄的機會，但一旦正式投票時則會冷靜得多，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新加坡人決不愿意冒風險，讓一個政治經驗與資源頗受質疑的小黨，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來執政。要在實力雄厚、人才濟濟的執政黨與那些不成氣候的小黨之間進行選擇，其實人們并沒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更何況民主黨在選民大會上開的治國藥方中，許多只是與事無補的拉選票的大言高論。例如要趕走新加坡的跨國公司之類，只是迎合部分失業者的心態而己。由于執政黨通過上述的種種辦法來抑制反對派的力量，可以說是“過于成功”，以致于反對黨完全有可能在所有的選區內都無法獲得多數選票。而執政黨又需要在國會內有一個處于絕對劣勢的反對派的存在，來保持多黨制民主競爭體制的外殼，以此來顯示新加坡在全世界民主潮流中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執政層還設計出這樣一個辦法，即讓某些落選而又票數較多的、又能與政府合作的反對黨人士能夠進入議會，作為“非選區議員”，以保持多黨制的形式。實際上，反對黨在新加坡大選政治中雖然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主要功能來是在議會中作為一種象征，讓人們覺得新加坡實行的是民主政體而已。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適合于中國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國際政治體制中，新加坡的政治體制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制度，這個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國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資政李光耀所創建的，這個制度的基本特點是，運用執政黨歷史上形成的權威資源，通過對政治資源、經濟財政資源與社會資源近乎壟斷的控制，通過對程序立法的精心設計，以及經過對選戰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術性安排與處理，從而把反對黨的活動有效地限制在對執政黨不可能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挑戰的范圍內。這樣，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實行國際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員，另一方面，又能保持執政黨的長期執政，保持著持續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歷史紀錄。這可以說是一舉兩得。正因為如此，有些政治學者把新加坡的政治模式稱之為“選舉權威主義”：一方面新加坡政治體制具有所有多元民主政體的基本選舉程序與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成功地享有了權威主義的政治權勢?？梢哉f，是一種介乎于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特殊政體模式。它是一種在多元選舉制外殼下的權威政治，或者說是一種在權威性的政治資源壟斷下的民主政治。在國外政治學界，有一些學者曾經提出這樣一些令人思考的問題：新加坡的“選舉威權主義”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經濟模式一樣，在今后某一個時候對中國產生影響？中國有沒有可能從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中獲得一些啟示，一方面既可以繼續保持執政黨的不可動搖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吸收多黨競爭制度的某些程序與法律制度，進而獲得民主政治的程序合法性，通過這種方式，在取得對權力腐敗的有效制衡的同時，又能為漸進地發展民主邁出新的一步，滿足社會上國內知識分子、民眾與國際社會要求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與要求？中國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過中國政治的“新加坡化”作為啟動階段？這無疑是一個頗有意思的政治學問題。更具體地說，這種“新加坡模式的中國版”的特點，可以表述為：逐步開放民主競爭空間，在中國的執政黨已經取得對政治經濟與社會各種資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條件下，容許若干競爭性的小黨合法存在，并在條件成熟時開放民主選舉的政治空間。這樣就形成類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獨大黨模式。即在競爭性的民主程序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仍然可以長期享有不受質性挑戰的政治統治地位。人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中國要實現這種獨大黨民主模式，似乎還存在著一系列先天有利條件。首先，列寧主義一黨制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對政治、經濟、法律、新聞傳媒等重要資源的控制與壟斷，執政黨擁有中國的絕大多數天下精杰與人才資源，以及它對社會各基層的組織滲透優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執政黨推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實效，使執政黨的威望在中國公民中已經進一步提升。中國執政黨在這些方面的優勢，甚至遠過于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的優勢。因此，對于中國來說，似乎只要在程序設計方面作些精心的考量與準備，中國從社會主義的后全能政治體制（post-totalitarianism）向一種類似于新加坡的“選舉威權主義”體制過渡似乎是頗具可能性的。然而，如果對中國的社會國情進行較為具體的考量，就會注意到，中國歷史、政治與社會國情與新加坡相比，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同，這就使中國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困難。本文試圖從以下三方

這種不斷試錯的辦法，步步為營，循序漸進，穩扎穩打，緩進待機，從中逐漸開出一條新路來?？梢哉f，這是一種包含著保守主義與經驗論哲學智慧的、自覺排斥建構理性主義的烏托邦社會工程設計的思考路徑。它滲透著一種對理性建構設計的懷疑主義精神，但它卻不拒絕經驗中的試錯，而是努力通過這種走小步。走穩步，不停步的點滴改良的方式。來實現制度創新。這是一種以直接應對現存問題為導向的試錯模式。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試錯模式在政治領域的延伸。它包含著對現實政治約束條件的充分尊重，包含著對沒有在歷史經驗中嘗試過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與謹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權威主義的條件下有可能開出新的路徑來。中國如何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建立起某種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員腐敗的制度？作者認為，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可以考慮在遵循以下五個原則的基礎上，來思量民主在中國推行的必要性與時機。首先，是有用性原則，即某項民主制度創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舊制度，當執政層認識到，當某種民主制度創新比現行制度更為有效，也更完善時，他們就會有更強的制度新的內在驅動力。其次，是安全性原則，更具體地說，某項具體的制度創新，應對現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對而言是低風險性的，不應引發對現存秩序與執政地位的政治挑戰的。第三，是可控性原則，為了達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實際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開，又可以收回，發生問題可以補救，而不致于沒有退路。第四，是可行性原則，這一制度創新也應該是現行體制內可行的，即可以在體制內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結構沖突，不致與現行體制發生劇烈排異現象。例如，它是可以作為現行制度的補充而存在的。這就比較具有可行性。第五，是合法性原則。民主制度創新在現行意識形態上必須合法的。即意識形態上是可以找到根據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雖然已經邊緣化的挑戰者指責為偏離基本原則的。概括地說，這就是民主創新的有用性、低風險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這五項原則為中國在現階段的政治約束條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更具體地說，只有這樣一些基本原則，才能滿足非危機條件下的執政者走向民主化啟動的初始條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條件約束下才有可能啟動。正因為如此，它可以成為中國權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創新階段的基本思考路徑。雖然這一條件下的民主制度創新是相當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滿足人們對民主政治的高標準要求與期盼，但至少在政治發展過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穩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經濟發展中獲得信心的中國人，有理由對中國民主發展的未來表示出某種謹慎的樂觀。人們有理由認為，市場經濟已經形成了實質意義上的社會自由流動，它給予中國人的自由，將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機。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多元化，以及契約性的游戲規則越來越得到公民的認同，將是中國人學習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訓練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經濟好處的城市新中產階級，會成為民主政治的更積極的推動者，另一方面，農村民眾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們對鄉村自治持更積極的態度。而主政者在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原則支配的情況下，更多地會從工具意義上，從功能意義上對民主化過程采取更為務實的態度。在現行秩序“低政治風險”的情況下，中國人會從功利意義上，而不是價值理性的意義上，來重新考慮中國民主建設的前景問題。自上世紀在九十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已經擺脫了激進自由派與原教旨的教條派的兩極政治沖突的困擾，今后中國的民主發展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識形態的干擾影響，民主日益成為人們改善生活質量的切實需要。民主創新固然有種種困難，它需要人們積極爭取，它還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還在地平線上，但并不是空中樓閣，中國的航船總是在漸漸接近它。

第四篇：發展黨內民主的路徑探析

發展黨內民主的路徑探析

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增強黨的創新活力、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的重要保證。發展黨內民主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建立健全充分反映黨員和黨組織意愿的黨內民主制度。

路徑一：保障黨員民主權利

（一）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也是黨的建設必須面對的新問題。保障黨員民主權利要真正體現黨員的主體地位，扭轉只強調組織的權威而不注重黨員應有的主體地位的偏向。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黨員很難找到和認同自己的主體地位。所以，發展黨內民主，必須在強調黨員應盡義務的同時，強調黨員應有的權利，牢固樹立黨員主體意識，發揮黨員主體作用。一要強化黨員權利保障的觀念，增強黨員的主體意識，引導廣大黨員把握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意義，激發廣大黨員投身黨內民主建設的熱情，切實增強發展黨內民主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二要加強對廣大黨員進行黨的基本知識、黨的方針政策及黨規黨紀等方面的學習教育，積極引導廣大黨員正確認識自己的民主權利，增強廣大黨員的主體意識和民主意識。三要完善廣大黨員的知識結構，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思考問題的能力，保證廣大黨員民主權利的正確行使，使之不斷增強發揮主體作用的能力。

（二）營造黨內民主討論的環境。一要營造平等的氛圍。積極創新手段，拓寬廣大黨員反映和表達意見的渠道，使黨內各種

不同的意見能夠平等地進行討論，各抒己見。二要營造寬松的氛圍。鼓勵和保護黨員講真話、講心里話，保證廣大黨員特別是基層黨員的意見和建議能夠及時反映到上級黨組織中來。三要營造包容的氛圍。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壓制、打擊的手段，要創造民主的條件，重申“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基礎上，尊重黨內少數人的意見。

（三）逐步推進黨務公開。一要堅持公開的原則。增強黨組織工作的透明度，使黨員更好地了解黨內事務，堅持先黨內后黨外的原則，做到重要情況黨內先通報，重要文件和決定黨內先傳達，重要問題決定前要在黨內先討論，重要決策的實施在黨內先動員。二要合理地確定公開的范圍。在不涉及黨和國家機密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公開黨的中心工作、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等方面的有關情況。三要豐富黨務公開的載體。結合實際，有效利用各種媒體，創新黨務公開的形式，積極穩妥、健康有序地推進黨務公開工作。

（四）落實黨員民主權利的保障措施。一要落實好《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制定具體有效的措施，切實保障黨員的民主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民主權利的平等行使。二要完善監督機制。加強黨內監督，維護和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強化責任機制，任何組織和個人侵犯黨員民主權利的行為，都必須受到追究。

路徑二：提高民主決策的質量

（一）增強決策基礎的廣泛性。一要讓黨員盡可能多地參與黨內決策。黨員是黨內事務的主人，要增強廣大黨員參與決策的主體意識，提高廣大黨員參與決策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獻計出力。二要多層次、多途徑、多方面疏通和拓展民主渠道。根據決策的內容，選擇適當的范圍盡可能廣泛地征求廣大黨員的意見和建議。比如，探索建立黨內決策聽證機制，充分發揮全體黨員的智慧和力量。三要建立健全有關的民主決策機制，使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參與黨內決策制度化。黨委討論黨務工作，可以適當地邀請基層黨員或黨員代表列席常委會。尊重廣大黨員有關決策的意見和建議，暢通溝通渠道，及時公開決策情況，努力形成良性互動，力求決策更加科學合理，使黨的各項決策在黨內擁有最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突出全委會的作用。一要完善黨的各級全委會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作用。二要改革黨內領導體制，正確處理黨代會、全委會、常委會的權力關系，完善常委會向全委會、全委會向黨代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制度。常委會成員要堅持每年向全委會述職、述學、述廉，適當增加全委會召開的次數，強化全委會的決策權限，拓展全委會的決策內容，加強全委會監督職能，把更多重大問題交由全委會來決策，保證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三）大力推行票決制。在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使用等重大決策方面逐步實行票決制，并逐步擴大票決制的范圍。在干部任用方面，還要逐步推行差額票決制，適當提

高差額比例。嚴格票決制的程序，堅持議決分離、先議后決的原則，重視醞釀討論的作用，票決前進行認真調研，開展充分討論，票決后當場對票決結果進行裁定，并在一定范圍內公示票決結果。

（四）規范黨委議事規則。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進一步增強班子內部議事規則的科學性。明確黨委常委會的決策范圍，涉及部隊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的重要事項，必須由常委會集體討論決定，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無權作出決定。明確黨委常委會決策議題的確定方式。明確醞釀的方式和范圍，特別是重大問題和干部任用的決策醞釀必須要由書記、副書記、紀委書記、政治部（處）主任及有關常委進行會前溝通醞釀，會前醞釀不得以任何形式代替常委會決策。

路徑三：加快基層黨內民主的創新

（一）鼓勵基層探索擴大黨內基層民主的多種實現形式。充分認識加強基層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充分調動廣大黨員推進基層黨內民主建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保護基層黨組織探索基層民主的開拓精神，創造一種鼓勵和支持基層民主創新的良好環境，對一些方向正確的突破性做法，要加強指導，認真總結，促其早日成熟。

（二）擴大基層黨內選舉中的民主。積極探索候選人提名辦法，變單純由組織提名為組織提名、黨員推薦和黨員個人自薦相結合，實現黨組織意圖與黨員意愿的有機統一。不斷擴大差額范圍和差額比例，堅決杜絕人為干預和操縱選舉、變相等額選舉的現象。試行基層黨組織書記、副書記差額選舉。探索在黨內選舉中引入競爭機制，由上級黨委組織候選人參加競職演說，為候選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舞臺，幫助選舉人對選舉對象有更直觀、更充分的了解，有效地激發基層黨員的政治熱情，增強基層干部對群眾負責、為黨員服務的自覺性。

（三）以基層黨內民主促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擴大基層黨內民主，會直接帶動基層民主政治建設。要充分發揮基層黨內民主對基層民主的示范和帶動作用，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群眾性組織工作機制，比如軍人委員會、團組織工作制度等，為基層民主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形成基層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局面。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出現的有價值、規律性的東西，要注重從理論上去總結，從制度上去完善，幫助基層總結提高，逐步形成指導性的政策原則。

路徑四：推進黨內民主制度建設

（一）改革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是黨內民主集中制最生動的體現，是黨員行使自己管理黨內事務權利的最主要的渠道。要積極探索黨代會閉會期間黨代表發揮職能作用的途徑和形式，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建立黨代表巡視制度，在黨代會閉會期間組織黨代表開展巡視和調研活動,檢查督促同級、下級黨委的工作或對有關問題進行質詢。

（二）建立健全黨委選舉制度。改進候選人提名制度和選舉方式。黨委領導班子對候選人的提名要做到組織滿意、黨員公認、官兵擁戴。要規范候選人的初始提名權，完善考察制度，對候選

人要按照差額推薦提名、差額考察、差額醞釀、差額舉的辦法來確定進入黨委班子的人選，實現“好中選優”，防止出現“陪選”現象。要改進選舉表達方式，設立獨立投票室，切實保障廣大黨員自由表達選舉意志的權利，并建立與選舉制度相配套的罷免制度，形成黨內選舉自我糾錯機制。

（三）建立健全配置科學、制約有效的民主監督體制。疏通黨內監督渠道，強化黨員對黨的組織、黨代會對全委會、全委會對常委會的監督。疏通官兵監督、新聞輿論監督渠道，積極推行官兵公示、官兵聽證、官兵評價等民主形式，豐富舉報形式，規范網絡舉報、電話舉報以及信函舉報的程序和處理辦法。通過切實有效的監督，確保黨內權力健康有序地運行。

第五篇：論企業家族發展路徑

[摘要] 本文從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發展路徑及未來趨勢做了探討。知識的有限性和有限理性是家族企業走向社會化的主要因素，家族企業由內在制度占主導到外部制度占主導的轉變是家族企業突破發展瓶頸，是實現社會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必然途徑。

[關鍵詞] 家族企業 知識論 制度經濟學 發展路徑

家族企業都是當今世界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企業組織形式，同時也是出現問題最多，平均壽命最短的企業組織形式。既然家族企業是企業組織的主要形式，而其成活壯大的比例極小，特別對中國的家族企業來說。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家族企業如何能夠不斷創新，持續地保持企業競爭優勢，延長企業的壽命。

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家族企業的定義和特征，接著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中國家族企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對其發展方向進行探討。

一、家族企業的定義及中國家族企業的特征

1.家族企業的定義

美國著名學者錢德勒對家族企業下的定義為：“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也有的學者認同美國學者唐納利的定義，把家族企業界定為統一家族至少兩代產生能與公司經營控制權的經濟組織。潘必勝認為，當一個或數個具有緊密聯盟關系的家庭擁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經營權時，這個企業就是家族企業。

綜合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家族企業是一個或數個有緊密關系的家族擁有全部或部分產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的經營權，合法傳給后代的企業。

2.家族企業的特征

家族企業的特征，也即優勢和劣勢。其優勢是：降低市場契約或企業契約配置資源的交易成本；減少企業內部的委托代理成本。家族內部關系中的利他主義可以克服由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巨大而造成的委托代理問題。家族企業區別于其他企業組織的主要特征是家族企業的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利他主義和有關的義務確定的，這在企業成立初期資金技術缺乏的情況下作用尤其突出。其劣勢是：不能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對家族以外的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產權的封閉型，增加了企業的融資難度；管理方面以人情和倫理代替制度規范，使企業管理制度扭曲；集權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形成正確的戰略決策。其特點：家族企業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差序格局”，受中國宗族文化的影響很大，家族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家族企業優缺點的主要根源。

對于如何對家族企業治理取長補短，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學者們多認為，家族企業的發展要實現家族企業的產權社會化、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企業外部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社會信用機制的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建立、資本市場的完善等。應當說，這些研究觸及了家族企業變革的實質，但對于家族企業必須轉變的理論研究似嫌薄弱，下面本人力圖運用知識論和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說明家族企業變革的內在原因。

二、“知識問題”是家族企業變革和社會化的本質因素

知識按傳遞方式可以分為可言傳的知識和不可言傳的知識，可言傳的知識可以靠語言記錄來進行傳遞，不可言傳知識需要學習者的親身實踐。新知識的獲得產生于邊際性適應和既有知識的變化，分為突變性的知識增長和適應性知識增長兩類。個人要作出決策，就要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獲取知識），信息的收集需要成本，信息成本是從一無所知變為無所不知的成本，極少有交易者能負擔得起這一過程。同時，信息收集的特殊之處在于個人在獲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獲取某類信息的預期成本和效益。所以知識搜集成本必須被看作“沉淀成本”。信息的收集、新知識獲取的成本是單個人或單個組織所無力承擔的，因此人們才會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來與他人和其他組織進行分工和合作。

由知識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家族企業只依靠企業主或其家族的知識和經驗，是不可能使企業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企業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性是家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要打破這個瓶頸，家族企業只有使企業社會化，也即是股權的社會化和經營管理權的社會化、監督的社會化，這是家族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國外之所以有許多百年的家族企業，是與其企業的社會化，廣泛吸收社會的知識、智慧、資金分不開的。因此，雖然國外家族企業和中國家族企業都稱為家族企業，但其內涵和外延是有區別的，中國的家族企業主要處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創業期和成長期，企業的社會化還沒有提上日程。歐美的家族企業一般只是掌握部分所有權而基本不掌握經營權，中國的家族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完全由一個家族來掌控。所以歐美的家族企業家族的影響已十分淡化，事實上完成了由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型，完成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社會化?，F代企業制度是各種契約和制度的集合，通過這些契約和制度，能夠迅速有效地實現信息的收集，降低收集成本，這也是歐美家族企業常盛不衰的原因。中國家族企業受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影響，同時，外部法律制度、經理人制度、融資制度的不健全也阻礙了中國家族企業向更高形式的家族企業發展，阻礙了企業社會化的進程。因此，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代理成本的高昂和對經理人機會主義與敗德行為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資源約束，始終不能改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封閉性。中國的家族企業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社會已有知識，單純依賴企業創始人和家族的有限知識，最終造成了企業發展停滯或迅速破產。

三、家族企業內在制度向外在制度的轉變是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途徑

有限知識和有限理性是法治社會存在的基礎，同樣也是企業治理的基礎。知識的有限性證明了理性的有限。制度是為減少信息收集和獲取新知識的成本而固定下來的經驗。制度可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內在制度是群體內隨經驗而演化的原則，而外在制度則被定義為外在地設計出來并靠政治行動由上面強加于社會的規則。內在制度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外在制度則需要國家來制定。內在制度在構建社會交往，溝通自我中心的個人和實現社會整合上具有極其主要的意義。內在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內化規則、習俗和禮貌、正式化內在規則四種類型。

家族企業的制度大多屬于內在制度，是中國傳統家族倫理觀念的產物。血緣、姻緣、地緣、學緣、業緣、構成了企業的內在制度環境，這種內在制度是家族企業創業期和成長期的主要制度，企業主要通過這種關系進行治理。這種家庭與企業合二而一的治理機制在家族企業產生和發展時期，能夠發揮內在制度增強企業凝聚力、決策迅速、管理成本低廉的特點，這主要是由家庭存在的利他主義思想和追求家庭共同利益的結果。但隨著家族企業的發展壯大，家族成員的利己主義抬頭，容易發生利益摩擦。企業發展所必須的社會化也因產權和經營權的封閉型而遲滯，無法引進外部智源和進行融資，權力的過分集中容易導致決策失誤，企業的整體利益和家族某些成員的利益容易發生沖突。

要解決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也即企業的外在制度。這是因為內在制度有其自身的適用范圍，內在制度往往含義模糊，彈性較大，不利于節省信息收集成本；企業主或家族成員根據內在制度管理企業，往往存在偏見和傾向性，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開、競爭合作的企業秩序；內在制度的執行往往缺乏強制措施，處理結果難以服眾；內在制度不能強制企業成員做出可靠的契約承諾，使作為契約集的現代企業組織松散，缺乏競爭力；內在制度的執行和發揮左右往往依靠歧視和排外，區分內部人和外部人，排外性和小規模是內在制度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企業史表明，內在制度只能把企業推進到一定的規模，超出這個規模，外在制度也即現代企業制度就開始處于主導地位，這種制度和家族企業的社會化過程相輔相成，使家族企業成為現代的、開放的、公正、公平的企業。當然，外在制度在家族企業占主導的前提條件是外部法律制度的完善，真正實現依法治國，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市場完善，社會誠信機制建立。所以外在制度的真正實行還有待于國家和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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