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戰斗力之我見：低戰斗力玩家不必氣餒

看了這么多帖子我非常贊同的觀點就是高戰斗力的玩家的發揮更穩定，補位更及時，自然跟高戰斗力的玩家分到一邊會有更多信心，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坦克世界是一個團隊游戲，就算你戰斗力1W，面對敵方多臺戰車強攻你防守的這一線，你一個人也是杯水車薪，我相信只要是玩坦克的玩家都知道，不管什么坦克，你炮在威猛，你裝甲在厚重，你都有火力空檔期，只要被抓住空檔期，你就是肉了。說到火力空檔期，不得不說到扛炮的問題，請大家回想下，在以前的游戲當中是否有不愿意抗對方的那一炮被對方逆境翻盤的經歷呢？當然前提是你抗那一炮不死的情況下！

玩坦克又有多少人能懷著大無畏的精神給團隊帶來勝利的呢？當然這種人是有的，但是畢竟是少數，說到這里我不得不為戰斗力低的玩家說句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戰斗力跟勝負沒關系，戰斗力只看你的輸出跟占旗有關系，那些開著戰車為你擋炮早早就掛掉的玩家又有多少輸出呢？所以基于這一點我相信這種大無畏的玩家一般在戰斗力低的玩家里面出現的幾率會大于戰斗力高的玩家，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所以說衡量一個玩家是否給力但看戰斗力是不對的，應該還要看他的勝率！請大家不要單拿戰斗力來說事！

有的玩家，在開局的時候看到己方戰斗力普遍低于對方的戰斗力就開始消極迎戰，甚至打字譏諷那些戰斗力底的玩家，那么既然你不愿意跟他們一起戰斗，那就請你退出本局的戰斗，既然你自己認為你是高玩那么你的戰車也不會只有這一臺吧？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當一個團隊開始內訌都各自為戰的時候，被對方各個擊破那也就是時間的問題！結局不言而喻。

還有請大家注意的是，不管你開的是什么在戰車你永遠沒有資格叫其他的玩家為了你的輸出，而去送死！不管你的隊友開的是什么戰車！沒有什么小車就該去偵察啊什么的，我知道我說這話會被人噴，但是我還是要說，人家玩游戲不是為你玩的，人家的戰車，人家的游戲，不管輸贏人家愛怎么玩就什么玩，不管你的事！

任何人都不是已進入坦克世界這個大家庭就是高手的，都有學習的過程，去罵那些戰斗力低的玩家是不能改變本質的結果的，所以與其罵，你還不如教他，俗話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那么，低戰斗力玩家如何脫坑呢？就那我直接舉例，我從一開的為了打掉敵人的戰車不斷突進，在不斷的沖鋒與回車庫之間，我開了總結，于是我做出了變化，因為我想活得更久，擊毀更多對方的戰車，于是我開始了蹲坑，以后的戰斗便變得異常簡單，擊毀數也一路飆升，但是勝利的場次沒幾次，于是我又開始了總結，于是我又開始做出了變化，因為我想獲得更多的經驗，能更快的升級出高級戰車，我便把蹲坑與沖鋒結合起來，就這樣打了幾天，效果非常好，戰車等級也不斷提升，但是中高級房間對玩家的要求又不一樣了，因為對方的玩家也是人，不是AI，你在提高的同時人家也在提高。

我又一次陷入了瓶頸，不斷的失敗讓我對坦克世界也產生了消極的情緒，漸漸的我玩坦克世界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網吧里面聽到了3位玩坦克的基友不斷的歡笑聲，于是我停下我手中的泡菜游戲，走到了他們座位的后面，我清楚的記得他們三個都是開的IS都是蘇粉，所以我也是所以倍感親切，因為我就是在IS的時候逐漸遠離了坦克世界這款游戲，從他們的聊天聲中我聽到了“補位”這個在各類FPS游戲里面出現的詞語，我才恍然大于，因為玩各類FPS游戲與泡菜游戲的關系，小地圖都是在屏幕的上方，所以我很少關注在屏幕右下角的地圖版面。

于是我回到了我的座位，跟網上的泡菜友道別，打開了坦克世界，開始了我全新的坦克之旅，沒過幾天我就升級到了IS-3，IS-3的跳蛋外形讓我如魚得水，IS-3這臺戰車我至今都留在我的車庫里，因為它讓我玩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坦克世界，從IS-3開始我就不斷的在搜索網站學會了根據坦克性能安裝配件，把成員的技能由隱蔽換成了修理，學會了擺角度手動跳蛋，在各大論壇看各位高玩的經驗貼，了解地圖特點，但是我還是覺得少了什么，因為我在高級房里經常被SPG一發入魂，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我逐漸學會了卡防炮位，雖然效果有限，但是明顯的增加的我在游戲里面的存活時間，漸漸的我IS-4也完全體了，也學會了根據小地圖對方亮點的情況判斷對方主力在哪里，那里薄弱，結合之前學到的蹲坑沖鋒補位，加上給力的配件，補給，成員技能，很輕松的點亮了心儀很久的IS-7，在不斷的失敗中我又學會了根據對方炮彈的拋弧線進行規避與反擊，從此擊毀對方3臺4臺戰車也是家常便飯了，偶爾人品爆發還能拿個勇士。

我相信大家玩坦克世界都不喜歡失敗，因為大家都有一顆好勝的心，所以才會玩這種電子競技游戲，我很羨慕現在的新手，官方不斷搞什么雙倍經驗活動啊，各種插件比比皆是，回想以前的那些蠻荒時代，我們收獲的不止是感動，因為我學到了很多技術，就是這些技術讓我體驗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坦克世界。

在此，我希望高戰斗力的玩家能對低戰斗力的玩家有更多的包容，傳授更多的經驗給他們，讓他們更快的提高，這樣坦克世界才會越來越好玩，新手也不要拘泥于老手的經驗，畢竟坦克世界也升級了好多個版本了，新手首先要學會保存自己，為什么呢？因為活下來才能擊毀對方的戰車，然后盡量多關注小地圖，對對方戰車的分布有個預判，避免不必要的換血，不要孤軍深入，永遠要呆在隊友能直接支援到的范圍以內，保證交叉火力網的完整性，如果對方強行進攻你防守的點位，請不要害怕，盡量利用你所駕駛戰車的特點，賣履帶拉，賣頭拉，跟對方死磕，因為你的身后是有你的隊友，就算你不幸被擊毀，對方突破了你的防線，那么對方必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而且還會有少數的對方玩家會記住你的ID和你所駕駛的戰車是何等的犀利。

還有一點也是我的經驗之談，請新手把你這個等級的戰車包括會進你這個等級分房的戰車都用坦克世界車庫上方的升級線路找到，打開它，了解對方戰車的速度，裝甲，火炮開火的裝填時間，精確性，穿深，傷害，以及對方戰車的弱點等，還有請盡量把你所駕駛的戰車升級到完全體，完全體后加上配件，你會有更多的游戲樂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明確你所駕駛的戰車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擅長干什么，畢竟這是一個競技類游戲，變數很大，有的時候隊友被擊毀了，你還要客串他所發揮的作用。

坦克世界是一個競技類游戲，所以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一次好的進攻往往能在幾分鐘之內就結束戰斗，在進攻中，要避免被對方集火，這個說起來很簡單但是實際做起來相當困難，但是你只要記住一點，那就是裝彈時間，那個走最前面最大無畏的玩家不管是你還是你的隊友，在承受了第一輪打擊之后一定要開始全力突擊了，不能猶豫，你的突擊會撕破對方的防線，打亂對方的火力網，這個時候帶頭沖鋒的那個玩家少挨一炮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就算他零件壞完成員就剩下一個，只要他還能開炮，你們就多一份勝利的希望，學會分擔傷害是很重要的！

好了，就寫到這里，我上面說的這些很多人也說過，為什么我還是要說呢？我就是想那些快餐玩家，代練玩家，能更快的適應坦克世界，畢竟大家都是喜歡玩這個游戲都不想他變成坑爹世界，那么與其罵隊友多么不給力，何不改變直接讓自己更給力？自己去樹立一個標桿，讓其他玩坦克世界的都跟你學，你為你的團隊做的更多，那么你的名字必將會被廣大坦克世界玩家熟知，讓那不思進取的玩家無地自容！

本帖最后鄙視以下那些掛機的玩家，那些不勞而獲的玩家，那些惡意TK自己隊友的玩家，不管任何情況當你把炮口對準自己隊友的時候你已經不配玩這個游戲了，希望官方能加大懲處力度！不要讓他們毀掉我們心愛的坦克世界！

最后感謝那些百忙之中閱完本帖的玩家，讓我們一起幫助那些低戰斗力的玩家而努力吧，幫助他們脫坑，讓我們的坦克世界在2013更加好玩吧！

請新手們記住！只有人坑車！沒有車坑人！換個心態你會發現你所駕駛的戰車會變得完全不一樣的！祝大家2013心想事成，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財源廣進！

第二篇：戰斗力和生產力

戰斗力和生產力

沂蒙精神展覽在京閉幕了。短短十天內，到國家博物館觀展的干部群眾達18萬人。此次展覽同延安精神展、西柏坡精神展一樣，之所以為社會矚目，就在于這種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表現為愛黨愛軍、不怕犧牲、奮勇殺敵的戰斗力，在和平建設時期則轉化為開拓奮進、艱苦創業的生產力，使人們直觀、真切地感受到強大的精神力量。

人們還記得，從八路軍挺進沂蒙山區開始，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革命斗爭中，蒙山沂水間發生過大小戰斗4000余次，這里的每一座山頭都燃燒過斗爭的烈火，都浸染著烈士的鮮血。當時沂蒙老區420萬人口中，就有20萬人參軍入伍，120萬人參戰支前，10萬先烈血灑疆場。通過展覽，我們看到了“全國抗日模范村”淵子崖的百姓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原景再現，感受到了用乳汁救傷員的“沂蒙紅嫂”的人間至愛，了解了“沂蒙母親”王換于辦起戰地托兒所收養47名革命后代的感人故事，還有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陳毅擔架隊……這種在黨的培育下，在長期革命戰爭中錘煉形成的沂蒙精神彌足珍貴。朱德總司令曾形象地把山東革命根據地比作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風趣地說：“如天下大雨，大家都可以在大樹下躲躲雨。”

更為可貴的是，在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沂蒙人民把過去那種不怕犧牲、勇于奉獻的精神，轉化為一種艱苦奮斗、敢為人先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建國初期，沂蒙人整山治水改土，到1964年就成為全國“南有蘇州、北有臨沂”的兩個農業先進地區之一。毛澤東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國，厲家寨是一個好例”，說的就是這里。1995年，在全國19個連片貧困地區中，臨沂率先實現整體脫貧，XX年又實現GDP過千億元，人均過萬元。這里建起了老區第一個飛機場和全國地級市通車里程最長的高速公路，建起了聞名全國的臨沂批發城、中國現代物流城……實踐證明，一種優秀的精神可以給經濟發展以有力的支撐，一個擁有豐富精神內涵的城市必定是不斷發展的城市。

沂蒙精神展覽給人的強烈感受，就是戰斗力和生產力。前者體現了戰爭年代沂蒙人民保家衛國的強烈愿望，凝聚為戰斗力；后者反映了沂蒙人民建設美好家園的強烈追求，衍化為生產力。戰斗力和生產力相互交織，根植于沂蒙大地，不斷推動著革命的進程和經濟的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是要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開創美好的未來，既要求我們不忘歷史，又要求我們著眼發展，把偉大的抗戰精神轉化為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力量。

第三篇：文化就是戰斗力

文化就是戰斗力

——宜興檢驗檢疫局“文化強局”工程近距離調查

□ 趙柳方 杭 竹 史亞明

2011年5月24日上午，宜興檢驗檢疫局三樓會議室喜氣洋洋，經過近半年組稿的宜興檢驗檢疫局《文化亮檢》宣傳冊的首發式正在進行。《文化亮檢》宣傳冊共分優美環境篇、愛崗敬業篇、書畫文化篇、和諧質檢篇、奇石賞析篇、廉政文化篇等6個篇章，透過這幾個篇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十余載，宜興檢驗檢疫人為地方經濟發展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在內心積淀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千年陶都文化底蘊的滋養，國門衛士把關服務使命的完美結合，形成了宜興檢驗檢疫局剛柔并濟的特色文化。宜興檢驗檢疫局黨組提出的“以有形文化激發無形文化的滋生于積淀”，這一思路讓宜興檢驗檢疫局的特色文化發揮出水滴石穿的作用。如果說文化為軟實力，宜興檢驗檢疫局正全面打造軟實力，并為我們開啟了一扇清新的文化之窗。

決策：源于對宜興檢驗檢疫事業持續發展的深入思考 2009年4月，在金融危機暴發，全球經濟形勢低迷之際，王守森由江蘇檢驗檢疫局機關后勤服務中心調任宜興檢驗檢疫局任局長。這位以實干著稱的檢驗檢疫老兵，在與干部職工的促膝談心中，在與黨組成員的溝通交流中，在與退休老同志的征求意見中深刻感受到：在市場經濟低迷，進而影響檢驗檢疫業務的情況下，宜興檢驗檢疫局必須樹立“小局也要有大作為”、“不比條件比貢獻”、“不比享受比成績”的文化理念。

然而，傳統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能否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下干部隊伍的管理？如何把全局干部職工的力量統一到檢驗檢疫中心工作尤其是各項改革措施上來？怎樣繼承發揚宜興檢驗檢疫事業發展中“創新、爭先、和諧”的寶貴精神？一連串的問題，使打造文化強局工程提上了宜興檢驗檢疫局黨組的議事日程。

根據這一思路，分管局領導帶著有關科室和部分老職工對宜興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文化建設進行了可行性分析。“文化強局”工程啟動之初，一些人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有的人認為，文化工作上級會統一安排，統一布局。個別人甚至覺得文化建設是小打小鬧，搞不出名堂。對此，王守森局長多次在職工大會上斬釘截鐵地表示：“文化建設是加強檢驗檢疫隊伍建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文化出凝聚力、出戰斗力，出團結力。文化無所不在，無所不至，文化沒有統一模式可尋。一個民族沒有文化，就失去了根基，一個單位沒有文化，就沒有立足之地。”

2009年7月，在宜興檢驗檢疫局半年工作總結大會上，王守森局長明確指出，要“建設具有宜興檢驗檢疫特色的‘學習型組織’和‘檢驗檢疫文化型機關’”。這標志著宜興檢驗檢疫局文化強局工程正式拉開了帷幕。

探索：用先進文化為和諧檢驗檢疫“打開一扇窗”

對宜興檢驗檢疫局而言，文化建設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沒有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需要自己“摸著石頭過河”，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分析、解決、攻克。初期，小組成員心里也七上八下，一點底也沒有。宜興檢驗檢疫文化究竟是什么？框架怎么搭？內容怎么梳理？如何貫徹實施？這些問題，一個接一個地擺在了宜興檢驗檢疫局文化建設小組成員面前。

事實證明，這是一支極易迸發出思想火花的隊伍。工程開始的一段時間里，記不清有多少次“不拘形式”的“意見交換”，在辦公樓過道里談，在會議室里爭，在下班的路上聊，甚至在飯桌旁也能講到熱菜變成冷盤。一番思想交鋒后，大家思路更開闊了，觀點更深刻了，細節更具體了，方法也更可操作了，形成了“以有形文化激發無形文化的滋生與積淀”的特色文化。

宜興檢驗檢疫局的文化是“潤澤萬物”。論語曰：“上善若水。”只要有了水，生命之樹常青，只要有了水，萬物就會生機勃發。而宜興檢驗檢疫局的文化也正是這上善之水，浸漫在檢驗檢疫人的一舉手一投足間，潤澤著每一個檢驗檢疫人的心頭。

宜興檢驗檢疫局的文化是“滴水穿石”。王守森局長始終認為，文化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一蹴而就，也不會立竿見影，必須循序漸進，穩扎穩打。宜興檢驗檢疫局把質量教育、紀律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禮儀教育貫穿于整個文化建設過程中，讓干部職工在“潤物細無聲”中提升境界。

宜興檢驗檢疫局的文化是“大禹治水”。在行政管理上，宜興檢驗檢疫局吸納“大禹治水”之精髓，變堵為疏，因勢利導，把干部職工的事業心、理想、價值觀轉化為具體的行為準則，并使其成為精神動力。

宜興檢驗檢疫局的文化是“流水不腐”。“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在機關辦公樓的8層，廉政教育展覽室別出心裁，引人駐足。這里集聚了全體干部職工的智慧。警言育廉、會議講廉、讀書思廉、談心促廉、網絡傳廉、案例警廉等十大專題告誡人們：要時刻注意自己的德和廉，切實做到德為先，廉把關。

效應：小荷齊露尖尖角，聯成一片綴盛夏

“文化強局”工程已經實施了兩年，如今的宜興檢驗檢疫局就像一片孕育滋潤著宜興檢驗檢疫人的土壤，而檢驗檢疫文化就是那普照的陽光、清晨的雨露，精心呵護、包容萬象。于是“莊稼”茁壯成長，“小荷齊露尖尖角”。在這片熱土上，宜興檢驗檢疫人奮發向上、揮灑汗水、貢獻智慧、忘我投入，勇做改革創新的領跑者。

提及宜興，人們最熟悉的莫過于“紫砂”了。宜興紫砂陶器集書畫、詩文、篆刻、雕塑于一體，成為獨步世界的藝術品。然而就在十多年前，宜興陶瓷出口卻有著刻骨銘心的“黑色記憶”——連續3次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發生了鉛含量超標事件，被美國FDA通報。為此，宜興檢驗檢疫人從加強檢驗認證監管、加大檢驗科技投入力度、大力推行體系認證三方面入手。嚴把產品質量關，嚴防不合格產品流出國門。

一次，宜興一家輸美陶瓷企業生產的一批陶瓷杯，經宜興檢驗檢疫局檢驗檢疫人員抽樣檢測后有5件樣品鉛溶出量超標，檢驗檢疫人員立即將檢測結果告知企業，然而此刻該批貨物已與南京一家玩具廠生產的毛絨熊一起包裝后，正運往深圳。宜興檢驗檢疫局領導立即向上級有關部門請示，馬上與企業和外貿公司聯系，說明利害關系，要求將這批陶瓷杯運回宜興。半個月后，該批貨物被拉回了企業，宜興檢驗檢疫局領導和有關檢驗檢疫人員一起到場進行查驗，并對輸美標志進行核銷，由此避免了一起退運事件的發生。如今，宜興市的陶瓷制品已出口達80個國家和地區，宜興的輸美日用陶瓷連續12年保持“零”超標的記錄。去過宜興檢驗檢疫局檢務大廳辦理業務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報檢大廳寬敞、明亮；檢驗檢疫人員工作熱情、周到、快速、便捷。在這里，常常能看到一張張洋溢著青春的笑臉；在這里，報檢柜臺上的文具用品、老花鏡、便民指南一應俱全；在這里，等待時能喝上一杯熱水，翻看一會兒報紙、雜志。

在溫馨與舒適的背后，是檢務科6名年輕人用活力與汗水踐行的服務承諾。數年如一日的無間斷服務，考量著年輕人的耐心與毅力；每年的零差錯簽證，印證了他們嚴謹而細致的工作作風；在每位檢驗檢疫人員的考勤記錄上，每年都累計40至60天不等的加班記錄。

在這個陣地上，肩負重任的年輕人秉承著用服務樹形象、用實力創口碑的理念。他們在實踐中，注重提升服務內涵，積極創新服務思路，努力拓展服務渠道，用4年的時間完成了從宜興市“青年文明號”到無錫市“青年文明號”再到江蘇省“青年文明號”的三步跨越，用青春書寫了檢驗檢疫人把關服務的新篇章。江蘇檢驗檢疫局紀檢組長王續剛深有感觸地說：“宜興檢驗檢疫局文化強局工程的實施讓我們看到了干部職工思想觀念的變化，從被動到主動，從命令你做什么到我要怎樣做；看到了角色的轉換，把自然人培育成了檢驗檢疫人，無論是正式職工還是招聘的臨時工，都以自己是宜興檢驗檢疫人而自豪。

如春風悄無聲息地吹拂著，如春雨悄無聲息地滋潤著，如春芽悄無聲息地萌發著、成長著。宜興檢驗檢疫事業在文化引擎的驅動下，正呈現出一幅幅、一幀幀多彩的畫卷，正演奏著一曲“以文化人、以文聚力”的華麗樂章。

第四篇：語言也是戰斗力

語言也是戰斗力

楊嵐博士曾于1985年至1990年在武漢大學中文系工作，1990年赴英訪學，1996年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2000年至今，任教于英國利茲大學東亞研究系，現為該系主任。本文談的是她研究文革時期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專著《文革時期的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小說，依照楊嵐統計的數據，從1972年開始恢復出版，到1976年秋天，共計126部。其中軍事題材32部，農村題材24部，工業題材18部，知青再教育題材17部，而反映知識分子題材的，只有李惠薪寫醫療隊下鄉的《瀾滄江畔》。這大體反映出文革時期以工農兵和知青為社會主體的狀況。那么，為什么不采取數量更大的軍事題材作品而以農村題材為樣本呢？楊嵐列出的理由有三：其一，相比于以戰爭描寫為主要內容的軍事小說，農村題材小說全部是反映共和國建立之后的鄉村生活的，這也反映出文革小說的主潮；這些農村題材小說主要表現當代鄉村的階級斗爭和黨內的路線斗爭，這也正是文革現實和文革文學的主潮。其二，就藝術水準而言，農村小說在文革小說中是水平最高的。后文革時代，中國的批評家給予好評的四部文革小說，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諶容的《萬年青》、黎汝清的《萬山紅遍》，有三部都是農村小說。其三，這些農村小說，覆蓋了50—70年代的農村生活。這在前文革和后文革農村小說中都是不曾有過的。

“英雄形象”的異同

《文革時期的中國小說》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in Heroes”：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分別從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階級屬性、成長教育對其精神世界的影響，人物肖像描寫（通常的“濃眉大眼”“目光炯炯”“聲如洪鐘”“身形強健”），意識形態的品質，人物的語言和行為特點等角度，加以評析。比較醒目的，是論述主要英雄人物與其他人物關系的一章。與樣板戲的那種拋棄家庭生活和個人情感不同，在小說中，主要英雄人物大都是有家有口的，而且，他的家庭，往往成為其積極投入集體事業和路線斗爭的強有力的支持者。這也和前文革小說不同，在《創業史》中，梁生寶的愛情與婚姻，都還是未知數，在《山鄉巨變》中，劉雨生的妻子張素貞，不但是他克己奉公、熱心集體事業的后顧之憂，還因為兩個人的志向不同離了婚。文革小說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的妻子們，卻都是丈夫的好幫手。同時，在作品中，通常會有非常活躍的女青年，在共青團或者生產突擊隊里生龍活虎、敢說敢闖，會有出身貧寒卻思想糊涂的老貧農犯糊涂打橫炮，當然最重要的是會有“階級敵人”或者黨內的走資派（許多時候是兩者兼有）作為主人公的對立面。這與前文革小說中的人物關系圖譜，大同小異。那么，二者的區別何在呢？

語言學視角的新發現

楊嵐文革時期小說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它對于小說作品的文學語言學分析。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建構的基本材料是語言，研究文學問題，當然應該以文學語言學研究為前提。但是，在當下的文學研究中，它又是最薄弱的一環。這既和人們的關注熱點有關——從啟蒙和現代性，到后現代性、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等理論的譯介引進，在中國學界相繼成為顯學，在文學語言學的方法論方面，我們卻一直缺少強勁的理論資源。同時，文學語言學研究，又是個笨功夫，耗時費力，在當下這個學術生產大躍進的功利氛圍中，其投入產出，顯然不成比例。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研究者的知識準備。它要求研究者要同時具有文學和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在當下的學科越來越細化的條件下，二者似乎難以得兼。國內研究文革樣板戲的語言學力作《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的作者董克懿，就是憑借其語言學的基本功，對“樣板戲”的語言特征作出了精到的分析，不僅講語義、詞匯，還講到語音、頻率、傳統戲曲的音韻等。這些，都使得文學的語言學分析，有了更高的門檻，增加了登堂入室的難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察楊嵐對文革時期小說的文學語言學分析，就有著雙重的意義：其一，是看其如何開拓了文革文學研究的一條重要路徑——可以說，文革時期的語言，是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它集時代精神之大成，又以空前的力量操控了那個時代。在讀書中，我得到了一個新的啟示，文革時期是“被語言操控的時代”{1}，但是還沒有能夠予以展開，予以深化。從楊嵐的《文革時期的中國小說》中，我體認到了語言的操控性。作為文學作品，它的語言方式，既是時代性的獨特反映，它將富有時代特色的社會語言凝定下來；同時它又通過閱讀，通過電臺廣播（這是電視傳播興起之前最為廣泛的社會傳播和文學傳播途徑），將這種語言方式進一步流傳開來。其二，是在文學語言學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它也提供了一個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的縝密思路，具有很強的示范性。

十部小說如何選取？

楊嵐的做法是，選取了十部小說為樣本，對其進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這十部作品，包括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諶容的《萬年青》（1975），林予、謝樹的《咆哮的松花江》（上卷）（1975）{2}，朱劍的《青石堡》（1976）{3}，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地區三結合創作組集體創作的《雨后青山》，田東照的《長虹》（1976）{4}，古華的《山川呼嘯》（1976），還有作為參照系的文革前出版的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上卷），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浩然的《艷陽天》（第一部）。后三部作品不必多說，都是1950—1960年代表現當代農村生活的典范之作，七部入選的文革小說，是楊嵐精心的選擇，也各有其道理所在。浩然不但是稀缺的跨時代的作家，其《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又經常被楊嵐用作進行比較兩個時期小說異同的范例。《咆哮的松花江》的作者林予和謝樹，都是50年代初期出現的部隊作家，后來又來到北大荒軍墾總局工作，時為文學報刊編輯。《萬年青》的作者諶容、《山川呼嘯》的作者古華、《長虹》的作者田東照、《青石堡》的作者朱劍都是在文革時期嶄露頭角的青年作者，在新時期走向成熟和豐收，各有造就。而《雨后青山》的“三結合”創作組{5}，作為一種特定年代的產物，它對文學創作包括語言方面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而且，這十部小說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嚴謹的考量。從時段看，它們涵蓋了從50年代初期開始的互助組—合作化運動（《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金光大道》），60年代前期的包產到戶和社教（四清）運動（《咆哮的松花江》《萬年青》），直到文革時期的鄉村斗爭（《長虹》《山川呼嘯》）等。從地域分布看，中南（湖南《山鄉巨變》《山川呼嘯》），西部（陜西《創業史》），北方（北京郊區《艷陽天》《金光大道》，山西《萬年青》《長虹》），東部（江蘇《青石堡》），西南（廣西《雨后青山》），東北（黑龍江《咆哮的松花江》），分布合理，涵蓋全面，且為后面的地方方言分析提供了一個切實的前提。對上下卷本（及多卷本）小說只選其上卷，則把握了每部作品的長度，從《山鄉巨變》上卷的215000字（實際字數，而非印刷字數），到《艷陽天》第一部的472000字，大部分作品則是在30—40萬字之間。這樣，限定了研究范圍。在詞語分類上，粗話，意識形態話語，諺語、俗語、歇后語和經典語言，地方方言，書面語和口語，軍事用語，農業用語和氣象用語，夸張性用語，被分別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辨析和評判。

意識形態話語的定量分析

就以最具有文革時代特色因而地位也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話語來說，楊嵐細化為幾個類別。

意識形態的指稱：革命，政治，社會主義等；

政治身份、政治組織及相關的名稱：共產黨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紅衛兵等；

政治運動名詞：土改，合作化，農業學大寨等；

階級成分：貧農，貧下中農，地主，富農等；

政治口號：“造反有理！”“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

馬恩列斯和毛澤東語錄的引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等；

政治文件：如《十六條》《前十條》等。

此外，還有一類，本來與政治無關，但是在時代語境下，被賦予了政治色彩，成為政治用語，如“道路”“思想”“覺悟”“帽子”，以及“人還在，心不死”“一道金光照四方”，云云。

將這樣的分類法具體應用到作品中，《山鄉巨變》中的意識形態用語最少，在全文中占據604字，為2.81‰，《萬年青》和《雨后青山》最高，分別為9.10‰和9.8‰。即便考慮到，描寫60年代前期農村生活的作品，會回溯到50年代的農村形勢，涉及到集體化時期的政治用語，出現增量，這樣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總體而言，前文革小說的意識形態話語所占比例為4.27‰，文革小說為7.23‰，后者的意識形態色彩顯然要濃重得多。《金光大道》和《咆哮的松花江》在文革小說中意識形態話語是最低的，分別為4.60‰和5.96‰。楊嵐將其歸結為這是兩位成熟的著名作家的個人風格，不必靠過多的政治術語去強化其政治色彩。

不過，這樣的論斷，還需要再深入。我想應該補充的是，浩然作為成熟的著名作家，他的《金光大道》，從直接的政治用語上，可能會比那些年輕作者們使用的少一些，但是，認真地讀起來，他的文字使用的政治化，許多時候是“超政治”的。如人物的命名，正面人物系列是村子里的黨員高大泉、區長田雨、縣委書記梁海山，反面人物是村長張金發，區委書記王友清，縣長谷新民，構成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完整體系。今日看來，從字面上沒有多少說道，還原當年的歷史語境，不但是高大泉直接諧音“高大全”，張金發之“金”和“發”，也都有深意藏焉。在那個只講精神而摒棄物質，只講質樸無華，厭棄金銀雕飾的年代，“金”是頗有貶義的——擴展開來，在《紅樓夢》所造就的審美情境中，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褒貶之意不言而喻。“發”呢，直接對應張金發在鄉村提倡的“要發家，種棉花”“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之個人單打獨斗的“發家致富”。至于谷新民，直接喻指當年與毛澤東亟欲實現的社會主義革命相對立而大批特批的劉少奇推行的鞏固新民主主義之“新民”，而不是梁啟超所倡導的“新民”說之“新民”。而且，《金光大道》的許多章節，《理亂麻》《新街口巧遇》等，從字面上并不顯山露水，暗中藏有機鋒，莫不煞費苦心地加以很多政治寓意，猶記當年讀《金光大道》，對浩然的這種機巧的情節構思崇拜得五體投地，今日看來，卻是處心積慮地要將日常生活也隱喻化、政治化的拙劣行徑罷了。

什么人？說什么話？

小說中的意識形態話語，除了一些客觀性的描寫，如墻頭的標語口號，絕大多數是出自人物之口的。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分析，進入作為表述者的作品人物的身份界定，就是不同人物的直接引語中所采用的政治語詞：

在《山鄉巨變》中，主要英雄人物劉雨生一共說過2023個字，有關意識形態的話語為57個字，比例為2.82﹪。作為反面對手的龔子元總共說過765字，意識形態話語為4個字，0.53﹪。老貧農盛佑亭說過3173字，意識形態話語為27字，0.86﹪。青年婦女盛淑君說過1912字，意識形態話語為13字，0.68﹪。

作品所選取的老貧農盛佑亭（“亭面糊”），屬于那種沒有接受什么文化教育，也未必有先進的政治覺悟者，這樣可以和主要英雄人物區分開來；選取活躍新潮的青年女性，是因為她們在同齡人中間講話最多。

在文革小說中，這四類人物，除了主要的敵方對手口中的意識形態話語升幅有限（從1.57﹪到1.74﹪），其他三類都有大幅度提高。主要英雄人物從2.39﹪到4.30﹪，即便是其中意識形態話語比例最低的《金光大道》的高大泉口中，也比前文革小說中意識形態話語最多的《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要高（2.93﹪對2.81﹪）。比較前文革小說，文革小說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識形態話語，往往會在特定場合，如召開進行階級斗爭的群眾大會，和政治組織的會議上，以長篇演說的方式講出來，例如《雨后青山》中的柳旺春，一口氣講了七個頁碼，2026字。這超過了《山鄉巨變》中的劉雨生所講的全部話語的總和（2023字），也達到前文革小說中梁生寶的全部話語（5948）的三分之一強。在冗長的演講中，柳旺春使用了139個政治名詞。可嘆！我還可以補充一個例證，《咆哮的松花江》第13章，《金光照在心坎上》，從頭到尾寫的是在一個先進人物家庭中晚間舉行的一場家庭政治學習會，學習內容是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關于階級斗爭長期性復雜性的論述，一家人結合生產隊和家中的現實進行對比和討論，從村子里的階級斗爭征兆說到家中的可疑苗頭，作者從329頁寫到348頁，共計20個頁碼，約14000字，還直接引用兩段毛澤東語錄，其內容可想而知有多么政治化。

雖然說，文革小說著力于刻畫主要英雄人物，把許多重要的意識形態話語都交給他們表述，但是，老貧農所說的政治話語也從0.97﹪猛增到2.62﹪，青年婦女從0.98﹪到3.15﹪。這些當然說明文革小說的意識形態和宣傳性的增強，也表明原先作家喜歡寫的“中間人物”（通常是政治覺悟低的中老年農民）如何讓位給一般的“英雄人物”（相對于“主要英雄人物”而言），怎樣將前者形成的參差對比改換為后者形成的水漲船高，以適應所謂“三突出”原則：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中間人物論”幾經批判，這樣的人物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人們肯定《艷陽天》，很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它寫了一群鮮活的“中間人物”，如“彎彎繞”“馬大炮”、韓百安、孫桂英、馬振茂等。在文革中，浩然曾經為寫“中間人物”做過檢討。到《金光大道》，這樣的人物群落不復重現，也是時代使然。同時，青年女性的言說中，其意識形態話語升幅最高，這是因為她們受的教育較多，多是農村的積極分子，也說明她們在文革時代的地位上升——不過，和樣板戲不同，這七部文革小說中，還沒有女性作為主要英雄人物的。這也是一個有待談論的話題吧。

窮追不舍地，楊嵐從十部作品中統計出了82個高頻詞，以其至少在一部或者多部作品中出現10次以上為度，計有：包產到戶、大躍進、大字報、單干、道路、地主、斗、斗爭、翻身、方向等。其中，既有在十部作品中都是反復出現的“斗爭”“共產黨”“黨”“革命”，也有像“包產到戶”這樣，在圍繞鄉村中推行“包產到戶”的**展開的《萬年青》中出現達517次的詞語。楊嵐把這些高頻詞再次細分為特定時期用語（土改、大躍進、“包產到戶”）和非特定時期用語（階級、路線、斗爭），政治專有名詞（共產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和非政治專有名詞（立場、思想）。它們相互交叉，特定時期用語往往和政治專有名詞對應或者合二為一。統計的結果是，在特定時期用語和專有名詞方面，文革小說低于前文革小說，其他兩者則要高出許多。對此的分析是什么呢？

它表明語言的更加意識形態化。那些非特定時間用語和非專有名詞，都具有更大的涵蓋性，在社會生活和語言學領域內，都是如此。《咆哮的松花江》中，有一場發生在家庭中的對話，就是在學習毛澤東的論述，“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里的內容，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所謂“階級斗爭”的“長期性”“所有制”問題等，也都是非特定時間的用語，有更大的普泛性（《咆哮的松花江》，335頁—336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前文革小說則是集中在“互助組”“合作社”“入社”的具體時段和具體問題，而很少純粹地從理論高度去討論“革命”“階級斗爭”等。當然，我們也可以補充說，這和作品對表現時代的選擇的關聯更為重要。前文革小說都是寫互助組和合作社的，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剛剛開始時期，它的“長期性”“復雜性”似乎還沒有表現出來，更多的，是要解決互助組和合作社如何建立、如何擴大的具體難題；一旦合作化、人民公社已經實現，接下來，可能在具體行動上，沒有了特別的規定性，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貫徹“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命題，泛泛而言，抽象而論，然后再去尋找或者制造敵人，也就在所難免了吧。

成語、諺語、歇后語和文言詞語

再說到楊嵐對于文革作品成語、諺語、歇后語和經典性語言的統計和研究。這也是個非常有趣但難度頗大的題目。誰說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文化”呢？從這四類語言看，除了諺語一項基本持平，文革小說比前文革小說普遍有了新的提高。兩組作品的對照（以每10萬字中所占比例為依據——10萬分之）：

前文革小說：成語140.15，諺語25.24，歇后語3.44，古典作品語言引用0.67。

文革小說：成語223.67，諺語24.14，歇后語6.49，古典作品語言引用1.21。

那么，這些數字后面有什么蘊含呢？就以成語為例。成語的大多數都是以四字一組為基本結構方式的。在歷史的傳承中，成語作為漢語的特有方式，豐富了漢語的表現力，擴展了漢語的文化內涵，也使得它具有了一種歷史的厚重感。在恰當的時候采用成語入文，會強化文本的表達，也顯示出作者的文化修養。但是，成語的頻繁使用，也鈍化了人們對它的感受性，失去了新鮮感。黃子平曾經舉過一個例子，“遍體鱗傷”，我們幾乎對其熟視無睹，但在翻譯成英文時，它變成了“被毆打的全身像魚的鱗片一樣到處是傷”，就把它“擦亮”了，拂去遮蔽其鮮活形象的積垢，還原了其本意。在楊嵐看來，文革小說對于成語的使用，許多時候都是只顧其表面上的裝飾作用，恰恰是語言貧乏的一種標志。同出自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兩者使用成語，每10萬字的比例，分別是217.58和161.57。在數字后面，顯然是江郎才盡的窘迫。如楊嵐所言，“在《艷陽天》中從來沒有發現在敘述者的不到30個字的一句話中，竟然會采用3個成語，《金光大道》則不然。”

他覺著這封信語無倫次，通篇都是胡說八道，都是故意搗亂，真是豈有此理。

哪想到出師不利，遇上了這樣的疾風暴雨，把他打了個落花流水，狼狽不堪。

為了補充成語的使用，文革小說喜歡使用四個字的詞組或者準成語。它加強了文革小說的套話、空話，而失去了文學語言的鮮活生動。楊嵐再次列舉了兩個例證作為對比：

遠山，近村，叢林，土丘，全都懵懵懂懂，像是罩上了頭紗……圓圓的月兒掛在又高又闊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輝拋灑在水面上，河水舞動起來，用力把這金子抖碎；灑上了，抖碎，又灑上了，又抖碎，看去十分動人。（《艷陽天》第357頁）

今夜呀，虎龍蕩上，春風輕拂，微波拍岸，滿江里不見了半人高的白頭浪，真個是細浪前沖，流水涓涓，像在傾訴，像在吟唱……天上繁星眨眼，月亮鋪灑下萬里清輝，映照著一江春水，陡峻巖壁……（《長虹》第532頁）

在橫掃一切中外文化傳統的文革中，有一種復古主義或者說古典主義風格成為時尚。對仗、駢偶、散文體向詩歌體靠攏（后來推出的幾部樣板戲《杜鵑山》《平原作戰》《磐石灣》等就盡力把臺詞詩歌化了），這在文革小說中也是一種新的現象。與之相照應的是，古典文學名句在文革小說中的使用增加了。如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相比，就是以五句比兩句了。這些作品所引詩句，分別出自李白、王維、李賀、羅隱、王之渙、王實甫、關漢卿、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不過，在作品中引用這些古典詩句的人物，大都是那些反面角色的走資派，或者具有很濃的學生味而缺少實際工作經驗的新干部，他們因為家庭境況，受過較好的教育，引用一些古典名句，是為了刻畫他們的性格。在具體文本中，《紅樓夢》被引用率最高，那些句子也是經常在報刊上被應用的，如“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這當然和文革中后期毛澤東推薦干部讀《紅樓夢》，使得《紅樓夢》閱讀合法化和流行化密不可分。至于“山雨欲來風滿樓”和“心有靈犀一點通”，則常常離開其本意，被染上了政治化的且帶有否定性的色彩。這也讓我們對文革話語的意識形態化有了更貼切的體認。

借用與延伸

楊嵐的語言學分析，使用英文寫作，她的預期讀者是那些對漢語并不具有多么了解的人。為此，在其論著中，融入了大量的對現代漢語知識的闡述。有的時候會顯得瑣碎，但考慮到對于讀者來說，閱讀中可以得到雙重收獲，了解了文革小說的創作態勢，也普及了漢語的有關常識，是一箭雙雕。

那么，在文本之外，還可以引申出什么樣的論題呢？楊嵐做了那么多的語言學統計，而且能夠在數字統計的基礎上，進行有深度的討論，非常難得。不過，在統計資料的應用上，或許還可以做出一些文章。她把十部小說都分解開來，分門別類地進行統計和闡述，我想在此基礎上，借用其成果，對《山鄉巨變》《創業史》和《艷陽天》，也進行一些比較分析。

比如，在許多研究者那里，至今都把《創業史》看作是1949—1966年間最優秀的小說，楊嵐的數字統計顯示，在意識形態話語方面，它不但是高于《山鄉巨變》，而且也高于《艷陽天》，三者分別為6.08‰，2.81‰，3.57‰。作為作品主人公的梁生寶、劉雨生和肖長春，從他們嘴里說出來的意識形態話語，相應地分別為2.81%，2.82%，2.12%。劉雨生在《山鄉巨變》第一部中，位置并沒有那么顯赫，工作組長鄧秀梅和李鄉長，并不比他分量輕，而與他成為三足鼎立，因此，要統計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識形態話語，就不應該只講劉雨生。而在《創業史》和《艷陽天》中，梁生寶和肖長春可是絕對的主角了。他們的意識形態話語講出來，其比重和劉雨生差不多，作品中的意識形態話語增量，主要是體現在其他人身上，這能夠說明，作家營造濃郁的政治氛圍，可以有多種手段。前文革小說在這一點上，還是非常注意，不會讓其主要英雄人物滿口都是“講政治”。這與文革小說的主要英雄人物之間，有著許多差別。

楊嵐指出，意識形態話語內部進行區分，在“改造”“共產黨（員）”“集體”“階級”“毛主席”“黨中央”“總路線”和“單干”“道路”“斗爭（斗）”“資本主義”等褒貶分明、內涵對立的兩個組別的高頻詞上，《創業史》和《艷陽天》各領風騷。據統計，“毛主席”“共產黨”“黨中央”及相關詞語，在《創業史》中出現了420余次，《艷陽天》中的“斗爭”“道路”等則是高頻詞。至于引用毛澤東語錄，《山鄉巨變》是37字，《創業史》是240字，《艷陽天》是0。

在使用兩組不同色彩的意識形態話語問題上，我也有補充推測。在柳青的預想中，《創業史》作為多卷本的長篇小說，斗爭的激化或許會在其后的某一卷中出現，如《山鄉巨變》那樣，在階級斗爭的描寫上，從上卷的和風細雨到下卷的明火執仗。所以，《創業史》第一卷所描寫的主要內容，不是劍拔弩張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而是如何組織互助組，在生產效益方面體現集體生產的優越性，以證明其歷史的必然趨勢，因此是一部強調正面力量的作品，用各種描寫去肯定和強化集體化的勢在必行。“毛主席”“黨中央”和“總路線”云云，都是要從正面去強調集體化道路的“政治正確”。1956年之后，尤其是“反右派”運動后，毛澤東反復論述“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如上述那一段出自1957年2月而在公開發表時經過對階級斗爭問題的強化和修改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引文。而《艷陽天》實際上是接著《創業史》往下寫，選取的正是1957年夏天，城里有“右派翻天”，鄉下有敵人鼓噪，敵人無所不用其極，直至窮兇極惡地殺人和聚眾搶糧，因此而將“斗爭”之類用語反復使用，也是情理使然了。

語言大師是如何煉成的

1960年代初期，周立波曾經被贊譽為語言大師。《山鄉巨變》中有個段落，盛淑君在糾集一群姑娘捉弄和懲罰符癩子之后，被團支部書記大春黑著臉批評一通，因為溝通不暢，大春憤憤然走開，盛淑君在后面邊追邊叫著：“團支書！大春同志！大春！”一句話里，換了三個稱謂。有論者分析說，首先，盛淑君先叫“團支書”，因為大春是以團支書的身份在和她談論如何正確地對待落后分子，要幫助他提高覺悟，積極進步，而不是惡意地捉弄之；但是，在盛淑君，這是因為符癩子不自量力地向她示愛，而且對她糾纏不休，這里就不是簡單地用先進應該幫助落后的大道理可以擺平的。次之，她和大春都是進步青年，她有權要求大春了解事情的真相，她不能接受大春那武斷的批評和生硬的態度。所以她又懷著埋怨的感情稱呼他“大春同志”。再次，她喜歡這個有剛性、有威嚴的陳大春，她熱戀著他，所以在這被誤解的時刻，她企求他理解她，她無法遮掩自己的真情，親昵地求援似的叫著：“大春！”

但是，比這樣推敲而成的語言更為精彩的，還是周立波對湖南益陽方言的充分發掘和化用。《山鄉巨變》的文學語言學研究為此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使用地方方言上，它的比重是19.60‰，遠遠高出《創業史》的5.91‰，《艷陽天》的3.51‰，在成語、諺語、歇后語和古典語言方面，也都成就可觀（以每10萬字占比為例）：

《山鄉巨變》：成語143.26，諺語49.3，歇后語4.65，古典語言0.93，粗話50.23。

《創業史》：成語110.03，諺語11.14，歇后語0.28，古典語言0.84，粗話27.58。

《艷陽天》：成語161.65，諺語25.00，歇后語5.30，古典語言0.42，粗話30.93。

周立波的語言藝術，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對大量的鮮活上口的湖南益陽方言的采用。周立波認為，采用方言可以使全民語言“詞匯豐富，語法生動，使它更適宜于表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6}50年代中期，寫畢《百煉成鋼》，周立波從北京回到家鄉湖南益陽扎下根來，工作生活近10年。本來是陜北人的柳青，為寫《創業史》而扎根長安縣皇甫村。本來是唐山人的浩然后來主要是在北京郊區采訪和體驗生活，都缺少周立波的家鄉語言優勢。何況，周立波的語言自覺，他對于益陽方言的悉心掌握，都是下了很大力氣的，他經常是隨身帶個小本子，把聽到的生動口語記下來。這種刻意追求的態度也非他人可比。而且，他還不顧當代文學中語言逐漸“凈化”的特點，把那些表達人物情感的粗話也都納入自己的話語體系，生活的氣息和人物的性格，也由此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有趣的是，據楊嵐研究，在列入研究對象的作品中，《山鄉巨變》中的粗鄙話語是最多的，例如：“你要死了，你這個鬼崽子！”（第273頁）“我操你的媽媽！”（第83頁）也許這和作家高度重視人物口頭語的地域化、方言化、原生態化，而少了些“凈化”“過濾”分不開。

由此再延伸出去，就是湖南方言和益陽方言豐富表現力的特征。湖南在語言學的區劃上，是在大陸使用人口最多、流布最廣的北方方言區，比起粵語和客家語，它的可接受性要大得多。同時，它又是處于北方方言的邊緣地帶，其語音和詞匯，都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在湘方言支下的益陽方言，據有關資料，“益陽話也是新湘語中與普通話差異最大的方言，至今仍然保留了一些獨特的特征。對于被官話腐蝕嚴重的新湘語區來說，益陽方言的研究意義不言而喻。益陽方言位于長株潭小片的北方，卻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古語特點，受北方方言影響較前者小，也為官話者所不懂”。除了語音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在詞匯上也很有特色。有一篇在互聯網上被許多益陽人轉引的，女散文家葉夢的《鄉音的尷尬》，就列舉了若干益陽方言中講顏色和味道的詞匯，讓我們感受到一種特別的新鮮感和沖擊力：

益陽話形容顏色一般是：彤紅的、浸黃的、刮綠的、嫩白的、抹黑的、翡藍的。也喜歡用疊字。如：黃燦燦里、藍映映里、綠也也里、白飄飄里、黑浸浸里、皮皺皺里、肉它它里、毛叢叢里、勁板板里、汗巴巴里、腳叉叉里、腫泡泡里、氣鼓鼓里等。

益陽話形容味道與氣色的詞更多，用起來似乎更順手更貼切。例如：挖苦的、沁甜的、津咸的、萬酸的、巴甲（澀）的、攀撈（膻）的、噴香的、攀臭的。若用疊字，便是：苦陰陰里，甜浸浸里、酸就就里、巴甲甲里。益陽話形容感覺更有味：巴厚的、拎薄的、崩硬的、韌軟的、滾囁（熱）的、冰冷的。我想若用普通話寫來只能是：很厚、很薄、特軟、特硬，如此而已，比起益陽話來，那味道全變了。

中國作家寫鄉土，一般都會采用一些地域方言，但是像湖南作家這樣，對家鄉方言感受如此之深，得家鄉方言如此之助，卻不多見。再舉個例子，韓少功對方言的熱愛，對人物口頭語的大量采用，堪稱一絕。他的“馬橋”，在同樣是湘北而與益陽隔洞庭湖相望的汨羅，一部《馬橋詞典》，全是用本地方言搭建起來，方言而有底蘊，方言而有文化傳承，此等作為，很難有人步其后塵。這樣豐厚的富有表現力的方言資源，對幾代湖南作家來說，都是得天獨厚了。

注釋：

{1}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時期，是當代語言迷信的頂峰，人們相信語言可以操控現實、指認現實的超凡力量，舉凡贊頌（如“萬壽無疆”“永遠健康”），詛咒（“罪該萬死”“徹底砸爛”），自我命名（凡事都冠以“革命”二字）乃至緊急關頭用毛澤東語錄激勵士氣克服危難等，就都是這樣的例子。郭熙《中國社會語言學》，第253—257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林予（1930—1992），原名汪人以，江西上饒人。1949年參加解放軍，歷任創作員，北大荒軍墾戰士，中國作協黑龍江分會哈爾濱市作協專業作家，哈爾濱市作協主席，中國作協黑龍江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1953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雁飛塞北》《寨上烽煙》《有情人難成眷屬》（合作），短篇小說集《勐鈴河邊春來早》，電影文學劇本《孔雀飛來阿佤山》《奸細》等。電影文學劇本《邊寨烽火》（合作）獲國際卡羅維發利電影節獎。

謝樹（1926—1998），筆名嚴瑟，山東聊城人。1947年畢業于東北軍政大學政治系，1946年參加解放軍。歷任軍大吉林分校政治部宣傳干事，軍大總校編輯，黑龍江日報社副刊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小說組長、副主任，北方文藝出版社社長，編審，中國作協黑龍江分會理事、名譽理事。1949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咆哮的松花江》（合作）《誘敵出山》《驚雷》（合作），短篇小說集《野菊花》《追擊路上》《渡江前后》，散文集《雪蓮》《槐花冠》《冰燈虹影》等。《有情人難成眷屬》（合作）獲黑龍江省文藝大獎二等獎、哈爾濱天鵝文藝大獎賽創作一等獎。

朱劍（1949—），江蘇東臺人。1965年畢業于東臺市廉貽中學，1968年從軍，1983年轉業到江蘇鹽城，歷任部隊政治部宣傳干事，鹽阜大眾報社編輯、記者，海霞雜志社編輯部主任，江蘇鹽城文聯專業作家。1965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青石堡》《兒女三部曲》《酒紅酒白》，長篇系列《人間煙火》（《太平莊白話》《唐山人家》《集仙巷紀實》），長篇紀實文學《黃海大躁動》《面向大海》《通榆河巡禮》《高涌海東頭》《從士兵到董事長》，短篇小說集《警鐘長鳴》等。電視劇《喊魂》（編劇）獲第十三屆飛天獎中篇獎，報告文學《老百姓的飯碗比天大》獲中國第二屆時代新聞人物優秀報告文學二等獎，報告文學《大禹壯歌》獲1992年江蘇省報告文學獎。

{3}田東照（1938—），山西興縣人。1965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歷任山西大學校刊編輯，興縣文化局局長、宣傳部副部長，呂梁地區文聯副主席、主席，山西作協常務副主席，專業作家。1963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長虹》（上、下集）《龍山游擊隊》（合作），中篇小說《跑官》，長篇紀實文學《異國情緣》，作品集《黃河在這兒轉了個彎》《河緣》等。中篇小說《黃河在這兒轉了個彎》獲山西省第二屆文學創作金牌獎，作品還獲多種刊物獎。

{4}據“廣西文聯網站”文章《廣西社會主義文學的初創和艱難曲折（1949—1976）》：《雨后青山》創作組由陳肖人、饒曉、梁學、趙宗兩四人組成，陳肖人執筆。陳肖人，賓陽縣人，1940年生，1961年畢業于廣西藝術學院戲劇理論專業，時為廣西人民出版社編輯，現為廣西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獲國務院特殊專家津貼，著有長篇小說《雨后青山》（執筆者）《斜陽脈脈水悠悠》《我這把生銹大刀》，中篇小說集《黑蕉林皇后》《實習在荒年》《舉步》《命祭》，短篇小說《我與母親》（是他1962年發表的處女作）《仲夏夜之謎》等。據陳肖人回憶，創作組的三位同志饒曉是“文革”中大學畢業的，時為中學教師，參加《雨后青山》寫作組之前，參加了反映廣西山區農業學大寨的報告文學專集《三隴新畫》（這是《雨后青山》的藍本之一）的寫作組。梁學是百色地區文化局干部，熱愛寫作，但也似乎沒有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文章。趙宗兩是縣委宣傳部新聞報道干部，參加過《三隴新畫》寫作組寫作。參看陳肖人《長篇小說？骉雨后青山？骍創作前后》，《南方文壇》2009年增刊第1期。

{5}周立波《方言問題》，《文藝報》1951年第3卷第10期。

{6}見《百度百科·益陽話》詞條。“百度百科”我經常會查看，其科學性和可信性高下各異。這一條“益陽話”的詞條，也很有意思。上半部非常專業，應當是從某專業論著中摘引而來。下半部卻是把當下非常活躍的益陽籍作家葉夢的《鄉音的尷尬》拼接在一起。

第五篇：如何提高銷售團隊戰斗力

如何提高銷售團隊戰斗力：① 士氣比武器更重要； ②引入競爭文化，每個月初，各小組都要報目標，小組之間要“打擂臺”；③建立感恩文化；④建立分享文化，分享不僅僅能幫助別人，而且更能提高自己；⑤ 管理要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貼在墻上；⑥明確提出哪些是不應該做的。

在快速變革的時代仍需一種內在的定力和沉靜的品格----李克強

我不想知道別人講了我多少壞話，我比較想知道別人為什么能那么自在的和你講我的壞話。——呵呵

成功的企業都有自己的核心能力，也就是核心人才，核心技術，核心產品，核心項目和核心市場，有沒有核心能力是一個企業是否成熟的標志，也是他能不能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人生就像半杯水，很難有完滿的時候。同樣的半杯水，有人看到的是缺少的那一半，有人看到的確是擁有的那一半。幸福與快樂的秘訣在于：要看到擁有的那一半，并快樂的享受已擁有的那一半。谷田管理者箴言。早安，各位。

能力的六重境界：1，馭器，使用工具的能力2，馭事，執行任務的能力；3，馭時，把握機會的能力；4，馭人，管理團隊的能力；5，馭風，掌握風潮的能力；6，馭勢，順應趨勢的能力。

營銷的四大境界：

1、第一層：想別人想到的，做別人做到的。

2、第二層：想別人沒想到的，做別人沒做到的。

3、第三層：想別人沒做到的，做別人沒想到的。

4、第四層：想別人不敢想的，做別人不敢做的。如何管理？如何運營？如何生意興隆？如何利益翻倍？實操性極強的《谷田管理模式》愿為您共享：

1、優化工作流程，強化節點控制、提升純利潤；2.為老板“減負”，讓各位經理們以及主要崗位和部門擺脫“忙、盲、茫”；3.化消極為積極，化成本為利潤，讓工作不再無所適從，讓管理不再職責不明，讓效率不再盲目無能；可實現管理系統化、運作程序化、服務規范化，最終效益化。檔期有限請您預約。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選自毛主席詩詞清平樂.六盤山 做人如水，你高，我便退去，決不淹沒你的優點；你低，我便涌來，決不暴露你的缺陷；你動，我便隨行，決不撇下你的孤單；你靜，我便長守，決不打擾你的安寧；你熱，我便沸騰，決不妨礙你的熱情；你冷，我便凝固，決不漠視你的寒冷。

不是所有的白蘭地都是干邑，同樣，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叫谷田。

作為一個老板，必須具備超群的用人才干。中國漢代的劉邦就曾經說過：“論帶兵打仗我不如韓信，論管理錢糧我不如蕭何；論運籌帷幄于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但是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之，此我所以取天下的原因。”作為一個老板如果沒有這些人，那么你的企業肯定危險了。

谷田管理箴言：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一個企業有一個成功的舉措也不難，難的是持之以恒。

有一交往不深的朋友，將我的照片掛在他公司的會客廳內，偶然得知后問他：干嗎把我的照片掛在你們公司呢？他說為了顯擺一下。呵呵，我說：我一年就出來兩趟，七月十五和清明節，你天天掛著沒用的，不起作用的。不過沒事就掛著吧，起碼可以避邪，呵呵，還可以避孕。他暈。

有人說，如果你很想要一樣東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來找你，那么他永遠是你的。要是他沒有回來，那么不用再等了，因為他跟本就不是你的！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