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爭當學習型個人”讀書心得：讀《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有感

文 章來源 蓮

山 課 件 w w w.5Y k J.c oM

“爭當學習型個人”讀書心得：讀《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有感

作為教導主任，“如何讓學生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始終是困擾我的一個難題，生本教育真的能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嗎? 郭思樂的生本教育是為學生好學而設計的教育，也是以生命為本的教育，它既是一種方式，更是一種理念。其核心理念就是“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把學習的主動權還給學生，把課堂交給學生。

首先，教師應該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教師只是兒童發展過程當中的服務者和仆人，學習的真正主人應該是學生自己，所以知識從接觸到獲取的這個全過程應該主要是通過兒童自己去完成，也就是說要把學習的主動權教給學生。

其次是要設計怎樣的課堂教學模式。要一改往日的“灌輸式“教學模式，要讓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啟發、質疑當中進行，要讓學生充分體會到“發現問題連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光榮”，等學生在課堂上有了體會和收獲，他們的學習興趣就會提高，而教師這時的任務只是適時的指點，最好能夠做到“不見自我“ 我很喜歡喜歡里面幾個對教育的比喻。郭思樂教授把傳統的“教師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來，農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為付出的勞動越多，就會收獲得越多。可是，這樣做既折磨著秧苗的根系，又沒有給它們留出足夠的生長空間，破壞了秧苗自由生長的規律。于是，秧苗們擁擠著，無奈著，無法發展。后來，人們發現了‘拋秧’的方法，減少了勞動量，卻保護了秧苗，給它們帶來自由生長的歡快，也當然帶來了高產。回到教育問題上，我們一直在做著類似的事情。當我們周密細致地給學生‘保姆式’的服務時，學生的思維就被局限住了。他們沒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來也就懶得想什么。實際上這就是學生對違背自然的教育的報復。”還喜歡文章中引用的印度哲學大師奧修的話：“當鞋合腳時，腳就被忘記了。”郭思樂教授以此說明“當教育適合學生時，學生就忘記了自己是在學習，是在課堂上，甚至忘記了自己。”其實，它也告訴我們真正的教育是“無痕”的教育。其次是要設計怎樣的課堂教學模式。要一改往日的“灌輸式”教學模式，要讓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啟發、質疑當中進行，要讓學生充分體會到“發現問題連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光榮”，等學生在課堂上有了體會和收獲，他們的學習興趣就會提高，而教師這時的任務只是適時的指點，最好能夠做到“不見自我”。

郭思樂教授曾指出：“我們提倡的生本教育，就是以一切為了學生，高度尊重學生，全面依靠學生為主人的，為學生學好而設計的教育，我們稱之為生本教育。”生本教育提倡在教學過程中，先做后學，先學后教，少教多學，不教而教。注意充分地調動和利用學生資源，把學生的學習盡早地交付給學生，把可以托付的教學托付給學生，這樣，不但使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得以迅速增長，同時，還培養了學生很強的自學能力與自學的習慣，為他們日后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可見，生本教育強調學生是教育的真正主體，從而區別于其他類型的教育理念。教給學生的基礎知識盡可能地精簡，而騰出的時間和精力讓學生大量地進行活動；主張學科內部整合和整個課程整合。因為只有實現了大課程的整合，整個學校教育的生本化，即學生可以自主地學，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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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爭當學習型個人”讀書心得：郭思樂生本教育給我的啟示

“爭當學習型個人”讀書心得：郭思樂生本教育給我的啟示

我仔細通讀了《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這篇文章，對“以人為本”這句話有了更深的認識。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學生，全面依靠學生，把以往教學中主要依靠教師的教，轉變為主要依靠學生的學。而教師則要退后，教師的作用和價值，體現在最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內在積極性，組織學生自主學習。

不由的使我想起前幾天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飯時，對面桌子上的一對母子的對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媽媽問：“最近你們老師不在，哪個老師給你們帶課，講的怎么樣？能聽懂嗎？”孩子回答：“這個老師一上課便滔滔不絕的講，我們想做筆記都不知道該記什么，一點聽課的心思都沒有，一節課下來都不知道哪個地方是重點。”聽到他們的對話，我們做老師的是否該思考一下，該反省一下，孩子需要什么樣的課堂？孩子已經不需要“填鴨式教學”的教學方法。我們要把課堂還給學生，給學生創設情境，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讓孩子樂于思考，樂意表達。

文章中提到“找出一種教育方法，使教師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學生可以多學”、“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他的聰明才智說也說不完！教學最大的資源是孩子本身，只有當他的潛能真正被激發，學習效率才能真正提高。”“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相信學生、依靠學生。這是“生本教育”理論的一個基點，也是“生本教育”實踐的一個出發點。使我更深地體會到：教育要以學生的發展為本位，以學生的個性發展為本位，作為老師，學生認為最有威信的人，應該盡自己的所能去成就他們去體驗成功的快樂，走向幸福的人生。

為此，在今后的教學中，我們應該更著手于思考怎么去引導學生，我們應當把精力放在設計“先做后學”“先會后學”的過程中。

第三篇：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

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 幾年前，一位朋友問郭思樂教授：“什么是教學？”

郭教授回答說：“如果你告訴學生，3乘以5等于15，這不是教學。如果你說，3乘以5等于什么？這就有一點是教學了。”

“如果你有膽量說：?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學了。這時候，打瞌睡的孩子睜開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學生也不玩了：?什么什么？等于14？?”

“然后他們就用各種方法，來論證等于15而不是14。比如4個3是12，再多加一個3，是15；數一數，5 個3是15，等等。”

這一段小小的對話，閃爍著郭思樂教授“生本教育”理論的智慧之光。

“兒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郭思樂教授說，“我們面對的每一個孩子，哪怕是數學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還拖著鼻涕，哪怕是字寫得歪歪扭扭，他們都將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兒童不可限量。” “我們所做的，全都要通過兒童自己去最后完成。一旦我們醒悟這一過程的必然性，就會明白教育過程的主人和主力，原來是兒童自己，我們只不過是兒童自主發展的服務者和仆人。” 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論。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學生，全面依靠學生，把以往教學中主要依靠教師的教，轉變為主要依靠學生的學。而教師則要退后，他的作用和價值，體現在最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內在積極性，組織學生自主學習。

這，不僅僅是教育方法的轉變，更是教育觀念的深刻變革。

夸美紐斯在他的《大教學論》中，這樣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種教育方法，使教師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學生可以多學；使學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囂、厭惡和無益的勞苦，獨具閑暇、快樂及堅實的進步。”

“生本教育”所要實現的，也正是這樣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幟，把理論者與實踐者緊緊團結在一起。自1999年以來，“生

本教育”實驗學校從最初的15所，逐漸發展到現在的100多所。這些學校由于依靠兒童自身的解放，不斷出現令人激動的變化和辦學成績。

在經濟發達、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這一場教育變革猶如滾滾巨浪，奔騰而來。

“生命如何偉大，我們每天在實踐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開學，廣州市越秀區東山育才實驗學校初一年級的第一節語文課，要學習德國兒童文學作家凱斯特納的《開學致詞》。

走進教室之前，在李衛林老師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課。此前，他曾接受過一些“生本”理論培訓，也觀摩過一些“生本”課堂，但他還是不免有些疑慮：“生本”要求教師放棄逐句逐段的講解，而是拋出有價值的問題，讓學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討論，這樣的課堂怎么掌控？依靠學生，他們能行嗎？

讀完課文，他試著問學生：“這篇文章，最打動你們的是什么？”

學生說：“課文里寫著：?不要把老師的講臺看作是皇帝的寶座或是傳道的講壇！老師坐得高一點，不是為了你們向他祈禱，而是為了使你們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師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為什么德國人這樣看待他們的老師？而我們卻不是？”

“還有，?不要過分用功?！這跟我們中國人也不一樣！”

“?不要完全相信你們的教科書！?為什么我們的老師從來不這么說？”

課文的內容讓孩子們感到如此新鮮和驚奇，一會兒工夫，他們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

這時李衛林提醒說：這些問題，都與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關。學生馬上追問：“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異？這些差異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這可真是一個大問題。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學生提的問題，還要靠學生自己去解決。于是李

衛林給學生布置了一項作業：《中西文化差異之我見》，讓他們以小組為單位，挑選角度去查找資料、寫作，期限是1個月。

沒過幾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著他們的提綱給老師看，有關注中西教育差異的，有關注文化傳統差異的，有關注民族精神差異的，等等。不到一個月，各小組都交來了他們的論文，每篇都有1萬多字，角度各異，材料豐富，寫得像模像樣。

這成為李衛林一次難忘的教育經歷。他說：“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的學生能有這樣的水平。從那以后，我開始相信?生本教育?。我也開始相信，學生的潛力，的確是無窮無盡的。”

從此，他更加放手，在每節課上都組織學生自由討論。

教學方式的轉變，帶來了學生的巨大變化。出于討論和辯論的需要，學生不僅要精準地理解課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覺”地加大了課外閱讀量，有的甚至已經在讀《中國古代哲學史》。在學校的網站上，李衛林專門為學生建立了讀書論壇，他們每星期都會確定一個主題，交流讀書感悟。

事實上，很多參加“生本教育”實驗的教師都在感慨，當他們真正把課堂的主體地位還給學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學生時，他們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無窮的美景。

在深圳市沙河小學，從學生字到學課文，都完全依靠學生自己。

學生字，靠學生們之間的交流：這個字有什么特點？我是怎么記住的？許多難字，被學生自己編了好玩的故事，連老師聽了都拍案叫絕。

學課文，就以學生談感受為主。如果一個學生能夠使用精確簡練的語言，引用動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來佐證他的觀點，就會帶來同學、老師的熱烈掌聲和由衷敬佩。那是一種非凡的成就感，成為激勵他們進一步擴大閱讀的力量。在一年級的時候，就有學生開始讀世界名著，其涉獵之廣，讓老師驚嘆。

“傳統上非常重視的語法教育、字詞解析、段落劃分等，我們一點都沒搞。

上課就是以學生的閱讀和談感受為主，把課外閱讀內容遷移到課內來。”四年級語文教師胡梅說：“我們把充分的時間和空間留給學生，讓他們大量讀寫、感悟，讓學生直接接觸語文的本真和核心。”

胡梅也從來沒有輔導過學生的寫作，可是大量讀寫之下，“學生的寫作能力甚至超過了老師”。這給胡梅帶來很大的快樂，“學生的文章寫得那么好，我很想找個人傾訴！”

有一次，她把學生的一篇習作掛到網上，4天時間竟有了8000多次的點擊率，還有60多個回復。更讓她得意的是，很多網友在贊嘆之余，都忍不住質疑：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級的學生寫出來的！

精彩的課堂討論，大量的閱讀，在“生本教育”實驗班里成為普遍的現象。

在廣州市天河區華陽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人均自主閱讀量已達到1300多萬字，相當于課標規定高中生閱讀量的2倍。大量閱讀帶來語文知識和能力的迅速增長。在廣州市小學生語文能力競賽中，前10名里華陽小學就占了4名。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學校呢。

經常深入學校，不斷看到這些由學生創造的“奇跡”，郭思樂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學生是什么？學生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是天作之才，是天地間多少萬年發展的精靈！生命如何偉大，我們每天在實踐中都看得到。” “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他的聰明才智說也說不完！教學最大的資源是孩子本身，遠比那些硬件、電腦、高科技手段都要緊得多。只有當他的潛能真正被激發，學習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學習的發生之處是學生。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相信學生、依靠學生。這是“生本教育”理論的一個基點，也是“生本教育”實踐的一個出發點。

“教師的最高境界，是?不見自我?”

周偉鋒，199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廣州四中，1995年開始上郭思樂教授的研究

生課程班。郭教授的課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聽，號稱“?生本教育?最忠實的追隨者”。

當時的廣州四中，是個破破爛爛的“四類校”，他們的學生，是重點高中招完了剩下來的。作為一名數學教師，周偉鋒感到自己壓力很大。

在進行用“生本教育”方法實驗的第一個學期，他的學生看起來比別的班都要“差”一些：考試成績不如別人，課堂上還“亂哄哄”的。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學生的學習熱情，根本沒辦法擋”，幾個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們相比。

最后高考的結果，震驚了整個廣州市。周偉鋒所帶的兩個文科班，數學平均成績超過了廣州市最有名的重點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數學成績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

震驚之余，很多人猜測：那樣的生源，取得這樣好的成績，教師還不得“拼上命”啊。

而周偉鋒的“輕松和悠閑”，卻令人大感意外。

他說：“我講得很少，只是在關鍵的地方點撥一下。新課，不超過15分鐘。復習課，不超過10分鐘，很多時候不超過5分鐘。我把很大的主動權交給學生，靠數學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們。”

“提高學習成績有很多種方法，比如反復地機械訓練，也會有效果。但我們不同，我們?生本教育?，是先學后教，不教而教。”

“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啟發、質疑當中進行的，他們的探究很深入。當學生在課堂上有了體會和收獲，他們的學習興趣就會空前提高。”

事實上，周偉鋒從來不苦口婆心地給學生講解那些定理和例題，而是把“發現問題連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光榮”，都一并還給學生；他也很少檢查學生的作業，而他們卻以極大的熱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學生的學習成績是值得贊嘆的，但那僅僅是“能夠測量”的部分。至于學生對

數學魅力的沉醉、對這門學科的熱愛和無盡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來積極、自主的學習生活，卻是一張試卷無法反映的！

隨后的幾年，周偉鋒不僅被評為“廣東省名教師”（整個廣州市只評了8個人，他是唯一的數學教師），還成為校長、廣州市人民政府督學、市人大代表、市數學研究會會長。他社會活動很多，但一直還帶著兩個班的課。

這時，有人向周偉鋒提出：“你能夠做到，是因為你太優秀了。我們可做不到。”

“難道，這個辦法只有我能用嗎？”周偉鋒在心里問自己。

2004年秋天，他從華南師范大學找了兩個成績中等的實習生，在高一教了一個學期。每節課，周偉鋒只坐在教室后面，評點一下該怎么教。一個學期之后，他們結束實習回去了。到高二，他又找了兩個實習生，又教了一個學期。

盡管三個學期中，有兩個學期都是實習生在教，而學生們卻已經學完了高中數學的所有內容。他們立即參加廣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擬考試，成績就超過了重點學校的高三學生。等高考時，他們的平均成績大幅超過了全市6所重點高中的校平均成績。

這次“實驗”，讓周偉鋒有了說話的底氣：“連實習生都能做，還有誰是做不了的？你只要認同學生是可以自己發展的，你只要認同這一點，什么樣的生源、什么樣的師資都可以放開手腳去搞。”

近幾年，周偉鋒在廣東省內外做了不下100場報告，“不遺余力地介紹、推廣?生本教育?”。作為市數學研究會會長，他在四、五千名數學教師中施加影響，努力使他們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以前，廣州市的數學成績在全省21個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時候是第10名，現在卻穩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

就這樣，周偉鋒和他的同行們，在課堂上餞行著“生本教育”的“先學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樣的輕松和悠閑，戰勝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義”。

對此，郭思樂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把傳統的“教師苦教”比作插秧，多

少年來，農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為付出的勞動越多，就會收獲得越多。可是，這樣做既折磨著秧苗的根系，又沒有給它們留出足夠的生長空間，破壞了秧苗自由生長的規律。于是，秧苗們擁擠著，無奈著，無法發展。

后來，人們發現了“拋秧”的方法，減少了勞動量，卻保護了秧苗，給它們帶來自由生長的歡快，也當然地帶來了高產。

“回到教育問題上，我們一直在做著類似的事情。”郭思樂教授說，“我們的校長、家長，還有教師自己，一直以為教師做得多，是一種光榮的傳統，是服務充分的表現，教育質量會因此提高。”

“然而，當我們把知識劃分得十分細密、又對學生提出十分細密的要求時，學生的思維就被局限住了。他們沒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來是懶得想什么。實際上這就是學生對違背自然的教育的報復。他們對這種?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領情。”

那么，教師究竟應該怎樣做？他的價值，又體現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哲學大師奧修把這樣一句話稱為最偉大的禱文：“當鞋合腳時，腳就被忘記了。”腳被忘記，是因為腳處于“忘我”狀態，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腳，腳疼了，就會被時時記起。

同樣的道理，當教育適合學生時，學生就忘記了自己在學習，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堂上，甚至忘記了自己。在忘我的時刻，學生的能量就不會被教師的說教所消耗，真正出現投入和著迷的境界。

失去多時的人的自然本性，這時會回到學生的身上。“他會像自然界的那頭鹿，毛色鮮明，忽閃著黑寶石似的眼睛，處處顯示活力”。平時要花幾個鐘頭甚至幾周時間才能“教”會的東西，現在也許有幾分鐘、幾十分鐘就足夠了。

相反，如果教師上課的時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權力，那么，他必然為自己的教學環節所計，一再打斷學生的活動，或者企圖以學生的活動為自己的表演服務。當學生表現出茫然和不配合時，他默默地動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動作

慢的學生……

此時，鞋子不合腳了，腳就開始反對。那些自然的、和諧的、躍動的和充滿效率的美，轉眼間就蕩然無存了！

“教師的最高境界，是?不見自我?。他應該是一只最合腳的鞋子。”郭思樂教授說，“他的核心任務，不是自己?教?，而是組織學生?學?、服務學生?學?。他要為學生創造生機勃勃的、令學生?忘我?的課堂。” “我們不參加統一考試，但我們要評研”

6月中旬，各個學校都進入了緊張的總復習階段，準備迎接一學期里最重要的期末考試。

從1999年就開始“生本教育”實驗的廣州市天河區華陽小學，他們在做什么呢？6月18日上午，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況下，我們有幸聽到了一節常態的“評研課”。

這是二年級一節復習長度和重量單位的數學課。頭一天，學生們剛做了一份“稍有些陷阱”的習題，他們要在這節課上，重點探討其中出現的問題。

開始的10分鐘，是四人小組內部討論，看看自己的答案與別人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誰的對？教室里響起了一片嘈雜的爭辯聲，有的學生企圖說服別人，有的在反駁。被說服了的，拿起橡皮擦掉了錯誤的答案，互相不能說服的，用紅筆重重地畫上紅三角。

然后，是小組匯報，向大家介紹“最難做、最容易錯的一道題”。

第一組，四位同學都上了講臺。他們選擇的題目是：“操場每圈400米，小華跑了2圈半，小明跑了1200米，誰跑的距離長？長多少米？”

匯報的第一個學生說：“我請大家注意?2圈半?。”他用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示意圖（一不小心畫過了頭，他的同伴幫他把多余的擦掉）。

第二個學生：“我們的方法是，先算1200米是多少圈，1200/400=3圈，再算2圈半是1000米。1200—1000=200米，所以，小明跑得長，長200米。”

他們講完了，由全班同學發言，進行質疑和補充。

第一個學生：“你們算得太羅嗦了，要么算3圈，要么算1000米，就能作出比較，不用都算。”

第二個：“你的1000米是怎么來的？”匯報的學生回答：“是400+400+200得來的。”他聽了有些不滿意：“太沒有水平了！我們已經學過乘法，應該用400×2+200！”

第三個：“那么，后面的200米又是怎么來的？它是400米的一半，應該是400/2。所以，完整的算式應該是400×2+400/2。”

第四個：“要特別注意2圈半的?半?字！我們組有3個同學都錯了，只有1個同學沒有錯，因為我們三個都沒有看到那個?半?字。”

第二組，選擇的題目是：“6個鉛球共重24千克，平均每個鉛球重多少克？”

匯報的同學說：“我們小組有3種答案，4克，4千克，4000克。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哪個對？”

全班同學都幫他們解決問題。第一個同學：“應該是4000克。4克嘛，好輕哦。”

第二個：“可是，難道24/4=4000嗎？”

第三個：“我們也有這個問題。不過人家問是多少克，不應該是4千克吧？”

第四個：“如果人家問是多少千克，寫4就夠了。可人家問的是多少克，所以應該把4千克寫為4000克。24/6=4千克，4千克=4000克。”

教師：“大家明白了沒有？”學生：“明白了！”

第三組，題目是：“4噸+5噸〇9000克”（比較大小）。

匯報的同學說：“我填的是=號……”他突然頓住，摸了摸后腦勺：“哦，我錯了，把9000克算成9噸了，應該是＞號。”

全班同學發言。第一個學生：“一定要看單位哦。多少噸一定會大于多少克！4噸不用加5噸也大于9000克！可以省好多力氣。”

第二個：“除了要看單位，也要看數字。多少?噸?不一定大于多少?克?。如

果是9000000克呢？不就等于9噸了嗎？”

第三個，慢吞吞地：“要先看單位，再看數字。不要著急，慢慢在心里算，然后再寫上去，就不會錯了。”（掌聲）

第四組：題目是：“30米／5＝（）分米”。

匯報的同學：“這道題，是有一點陷阱的！不要以為30/5是6，就在后面填6，要看清后面的單位是分米，所以要填60。”

組里的同學總結道：“從小單位到大單位要減去1個0，從大單位到小單位要加上一個0。”

全班同學發言。第一個學生：“你說的不完全對，從毫米到米是1000進制，要減掉3個0。”教師：“你的反對很有價值。”

第二個：“有的是10進制，有的是100進制，有的是1000進制。要看清是哪種進制的。”

第三個學生要發言，教師說：“如果重復就不說了，好嗎？時間不多了。”學生不慌不忙地：“我跟他們不一樣。我這樣算的，30米是300分米，300分米/5就是60分米。”教師：“好棒！”（熱烈的掌聲）……

臨下課，教師說出了她整節課最長的一句話，她說：“今天這節課，同學們講得特別清楚，謝謝你們！”

執教這節課的，是年輕的數學教師賴艷。她說：“我們的學生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不參加統一考試，但我們要?評研?。”

在這樣的“評研課”上，學生們相互質疑，自我糾錯，每個人都有他的思考。你看，孩子們自己列舉了產生錯誤的種種情形，又通過辯論一一去否定它。任何邏輯上的漏洞，都逃不過他們敏銳的眼睛。而他們的老師，只需站在一邊，看他們操著慢條斯理的可愛童聲，一點一點地去逼近真理，那是一種何其美妙的境界！

不考試，卻產生了比考試還要高的效益。六年級畢業考試，華陽小學學生 的數學平均成績達到了驚人的98.9，幾乎到了不失分的地步。由此可以得知，他們在日常的“評研”當中，是怎樣扎實地夯下了知識的基礎。

“評研”的理論基礎，是郭思樂教授的“新錯誤觀”。

他說：“兒童獲得的東西，有許多是在他們自己的探索之下獲得的。這種探索需要一個過程，當然也會犯不少錯誤。發現錯誤，改正錯誤，就激發了思考。正是在克服錯誤的過程中，兒童獲得了真知。”

“傳統上，我們總要求學生的認識?一次性完成?，這并不符合他們的認知規律。?生本?的學生，我們給他這樣的機會，使他們的認識，可以通過多次或長期地反復式提高來完成。我們給學生足夠的時間，讓他們逐步地去感悟。”

還記得牙牙學語的孩子嗎，他們有時候會犯一些令人發笑的錯誤。比如：他學著別人的口氣，認真地把自己的爸爸稱為“你爸爸”。這時，他會驚異地發現，周圍的大人們發出一陣善意的哄笑，或許還有一個溫柔的手掌，拍一拍他的腦袋。沒有誰會生氣、發火。我們都知道：這點錯誤，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過不了多久，這個走起路來還跌跌撞撞的小不點兒，就能學會全套的、精準的、完美的母語，他自然會排除自己的錯誤而趨向正確。哪怕他說話比別人晚上個一年半載，我們也不會著急。因為我們相信，他遲早能夠學會，不過是略晚一點而已。

然而，一旦孩子上了學，我們就失去了原有的耐心。我們開始否認孩子之間的差異，強行要求他們在同一時間，掌握相同的東西。我們變得著急起來，期中考，期末考，月月考，一旦學生出了差錯，那些曾經的善意哄笑和溫柔手掌，竟變成了嚴厲的斥責和無情的雞毛撣子，讓學生心寒膽顫！

我們為什么不能允許學生有一段相當笨拙的學習過程，不能允許錯誤的出現呢？

“評研”，正是體現了對兒童學習人格的尊重，為他們提供了“出錯”和“改錯”的機會。為此，郭思樂教授多方奔走，為“生本教育”實驗學校爭取特殊政

策：在非畢業年級，學生一律不參加統一考試。

“如果對蒸饅頭的過程實行?開蓋主義?，不斷地開蓋窺視，饅頭反而蒸不熟。”他說，“所以，我們要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再等待，最后，收獲一鍋熟透而美味的饅頭。”

“學生快樂、美好的學習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礎”

1999年，周玉娥被任命為華陽小學校長。當時，她的心里有些不情愿。在廣州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她明白那是一所“很麻煩”的學校！

學校建在一片泥巴地上，教學樓四處漏雨。這些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的學生都來自附近的城鄉結合部，生源復雜，學生很難纏。

果然，上任沒幾天，就有老師來找她，說班里的孩子跑掉了好幾個！周玉娥只得陪著老師四處尋找。在學校附近的一個游戲機室，他們一下子抓住了4、5個。周玉娥“火得要命”，她跑到派出所，強烈要求“端掉那個害人的游戲機室”。

可是，等冷靜下來，她又想：就算把這一個端掉了，又怎么能保證孩子不去其他的游戲機室呢？問題的關鍵，還在于要用更有趣的事情，把孩子吸引在課堂上！

“我從班主任一直做到校長，做了幾十年。我知道要讓課堂吸引住學生，會有多么難。”周玉娥說，“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彷徨。我探索過很多教學實驗，都不能奏效。于是轟轟烈烈開始，悄無聲息結束。”

“直到我遇到?生本教育?，我被它深深打動了。我想，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那條道路！”

1999年秋季，華陽小學成為“生本教育”第一批實驗學校。如今邁進第10個年頭了，學校由一所普普通通的學校，一路評上“市一級學校”、“省一級學校”。而孩子們的收獲，就更加令人欣喜。

“以前，我們認為孩子每堂課的注意力只有15分鐘，其實，那是被動灌輸的結果。對孩子來說，那樣的時間，1分鐘都嫌多。”周玉娥說，“現在的?生本?

課堂，喚起了學生的熱情，他們經常拉著老師不讓下課。”

在課外，以前是老師布置大量作業，學生厭煩不已。現在，作業極少，騰出時間給孩子大量閱讀，預習。別看孩子們整天忙忙碌碌，他們的心，卻是快樂的。他們到處查找資料，甚至在被家長勒令睡覺之后，還偷偷地躲在被窩里看書。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在課堂上實現自己的“成就感”。

俗話說：“無事生非”。這個詞，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為：沒有正事做，才去招惹是非。只要學生有了更熱愛的事情去做，就再也無暇光顧游戲機室或者網吧，他們自然而然地，與那些地方徹底決裂了！

“學生快樂、美好的學習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礎。”這是“生本教育”理論對于德育的一個基本觀點。

郭思樂教授說：“產生德育問題的一個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學不當而造成的學生厭學、受壓抑、無心向學。反之，當學生對學習充滿熱情，意氣風發、努力向上時，德育工作就有了一個十分良好的基礎。”

他對于德育的另一個基本觀點，是“學生美好德行的建立、人格的建樹，不能依靠外在的說教，而必須依靠學生自身的體驗和感悟，必須經過學生的內化去實現。”而生本教育的學生自主的課堂和與之相連的生活實踐，就成為學生獲得真善美、涵養德性的經常性的，最自然、有效的方式。

上個學期，東山育才實驗學校的初一學生湯梓欣和同學們，一起學習了魯迅的《風箏》。“小組討論時，我和我們小組的另一個同學，對作者的寫作意圖產生了意見分歧。”班級討論時，班上的同學分成了兩派，她們兩人各領一派，辯論很激烈。

“下了課回到宿舍，我們也沒有停下，各自攪盡腦汁、引經據典，一直到晚上10點半熄了燈，還在壓低了聲音爭論。”第二天一早，爭執不下的兩人“互相拉扯著”，找到她們的老師，希望老師給分出個是非曲直。

“可是，老師并沒有評判誰對誰錯。”湯梓欣說：“他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

他獨立的觀點，很多時候，我們不能說服別人，也不能被別人說服。要學會容忍不同的觀點，因為每一個觀點都有它獨特的角度，是值得尊重的。?”

這番話，讓湯梓欣內心受到極大震撼。她說：“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問題要從不同角度去考慮。不同的觀點，不是?非對即錯?，而是可以和諧共存。”

對一個初一的學生來講，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認識啊。

建立在小組、班級自由討論基礎上的“生本”課堂，由于深刻、強烈地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所以，能夠充分展示他們真實的天性，既有淳樸、自信、進取、團結的一面，也使狹隘、易沖動、情緒化的一面暴露無遺。

所幸，學生德行的養成，與他們知識的形成相類似，都具有自我糾錯的特征。而生動活潑的“生本”課堂，恰恰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自我改變與提升的有利環境。

東山育才實驗學校初二學生江佳育，談起她班里的討論，有自己的感受：“討論就避免不了爭論。開始，誰的嗓門大，誰的觀點更偏激，誰就更容易受到同學的注意和支持。這樣的爭論，最后經常演化為人身攻擊、吵架，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可是后來我們發現：有些同學，雖然聲音不高，但他們不說干巴巴的大道理，還會引用一些能打動人的材料，盡量讓語言更優美，他們逐漸爭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不偏激、更理性、更新穎的觀點，也更容易服人。現在，我們都在向這樣的風格靠攏。”

從表面上看，這是辯論技巧的進步，從本質上看，卻是學生觀察與思考問題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他們正逐步擺脫自己的偏激、狹隘，學會容忍與克制，走向理性和成熟。

“在?生本?課堂上，我們不僅看到學生對同伴的真知灼見由衷的贊美，也看到他們對不同意見的理性質疑。這表明，他們擁有寬廣恢弘的氣度。”郭思樂教授說，“其弦歌雅意，天籟心聲，令人欣喜。”

他說：“事實上，學習生活作為學生生活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是學生形成美好德行的搖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德行的未來走向。社會對學生道德成長的要求，要借此才能實現。”

“我們的野炊，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去年秋天，廣州市駿景小學要進行一年一度的秋游。有老師提出來：咱們給孩子組織一次野炊吧！想想看，孩子自己煮飯、燒菜，享用自己的勞動果實，多么有趣。

可是，野炊要生火、用水，還免不了動刀，樣樣都是不安全因素啊。陳武校長和老師們合計來合計去，覺得太難。就在決定放棄的那一刻，陳武的腦子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我們的野炊，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駿景小學是一所成立不足5年的新學校，自成立之時，就開始進行“生本教育”實驗。“生本教育”給學校帶來了積極的課堂、歡欣的師生。學校也很快成為“廣州市義務教育規范化學校”，不久前，還被評估為“被社會認可的好學校”。

那么，在課堂之外，學校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生本”呢？

陳武校長和老師們決定，就從這次野炊開始，試一試！

按照“生本”的原則，應該把老師“事無巨細的交代、細致入微的安排”，都轉化為學生的思考、研究和自主決定。于是老師們都在班級布置了“研究任務”：“要野炊了，請你告訴大家，應該準備些什么？怎樣分工？注意些什么？”

學生們很快行動起來。他們調動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經驗，在互相討論、質疑、補充當中，一份份關于安全、分工、日程等各方面內容的“野炊預案”出臺了。

五年級3班的“野炊使用刀具注意事項”，就是其中的一份：

1.刀具是很鋒利的，能不用就不用，例如蔬菜之類的完全可以用手撕的。

2.實在要用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切菜時，不要把手指放在刀具的正下

方。

3.不要拿刀來玩，也不要揮舞刀具。

4.妥善保管好你的刀具，不用時放在背包里。

5.切記：使用刀具時，心急可能會釀成大錯。

6.如果被刀切傷了，馬上用干凈的水清洗傷口，再用創可貼止血。

最后，祝大家野炊愉快！

在隨后召開的全校大會上，由學生們登上講臺，代替校長和老師進行了周密詳盡的“安全教育”。孩子們告訴大家，應該怎樣用刀，怎樣用火，怎樣注意周圍的危險事物，比如水塘。而老師們，只是坐在臺下，傾聽，微笑。

野炊的日子終于到來了。出發的那一天，孩子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他們歡呼著、雀躍著，因為這是第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野炊！

事實證明，他們的預案非常有效，整個活動熱火朝天卻又井井有條，之前最擔心的安全問題，也沒有出現任何紕漏。當然，以孩子們有限的生活經驗，還不足以應付所有的情況。

有一個班，當炒菜的鐵鍋在火上燒得滾燙的時候，他們才想起來：哎呀，怎么忘了帶一塊墊手的抹布！眼看鍋里的菜都要發黑了，孩子們急得團團轉。有個男孩急中生智，從地上撿起一根木棒，串起鐵鍋的兩個耳朵，把鍋端了下來。他的“英雄行為”，引來一片歡呼。

還有幾個學生，當他們得意地把“烤好”的雞翅端給老師的時候，突然懊惱地發現，還有一些血水順著肉縫，慢慢地流出來……

多少日子過去了，那些小小的插曲，還一直是學生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這次野炊，是我們學校管理工作的一個里程碑。”陳武說，從此“生本”理念在他們學校，由課堂教學延伸到班級管理和學校管理。

他們把所有能依靠學生做的事情，都交還給學生，放手讓他們去做。

學校甚至把原來用于書寫校訓的、全校最顯眼的一面墻，都還給了學生，作為他們自主創作的“涂鴉墻”。現在，那里是最受學生歡迎的地方。

有一次，學校里進行“裝飾教室創意比賽”，當班主任劉迅老師把這個消息告訴學生時，他們卻認為：“我們的教室已經裝飾得很漂亮了，為什么還要推倒重來呢？太浪費，又不環保。”劉迅雖然覺得放棄比賽有些可惜，但是，“既然學生說得有道理，為什么不尊重他們的意見呢？”最后，他們還是放棄了比賽。

“與在課堂上一樣，?生本?管理的基點，是要充分尊重學生的立場、想法。”劉迅說。

參與“生本教育”實驗的不少學校和教師，都自然地把“生本教育”理念，遷移到他們的管理工作當中，郭思樂教授高興地說：“我們有大的原則，但在具體實踐中，校長和老師們做了很多創造性工作。”

東山育才實驗學校的李衛林老師，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對于如何做好班級管理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其實，以前我們下了很多功夫去管的事情，都是學生本身的需要，比如自習課保持安靜，教室與宿舍的整潔等。我們管得太多，反而讓他們把自己的需要忘記了。”

就像那個有名的故事，有個老人因為受不了孩子踢球的喧鬧，就付錢給他們。當老人一點一點減少所付的錢時，孩子們說：“就這么一點錢，我們才懶得給你踢呢。”從此放棄了這項曾經讓他們那么快樂的游戲。

“我們不就在做那個老人嗎？我們慣常的管理方式是，?做好了加一分，再做好一點加兩分，做不好就扣分?，把學生天性的需要變成了分數和獎懲。?生本?管理就要把他本身的需要給回他。”

于是，李衛林讓學生自己去討論，去制訂規則：“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環境，應該怎樣去保持？”“在班級里，什么行為是受歡迎的，什么行為是讓人討厭的？” 經過討論，學生們認為，“臟亂和嘈雜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所以，他們一致同意：不能在自習課時大聲講話，不能亂丟東西，也不能把零食帶到教室

來吃，因為“味道太大會影響別人”。誰違反規則，就會成為“令人討厭的人”，遭到大家的“白眼”和“指責”。

李衛林說：“以前，是我要求他們去做，天天在耳邊喊，他們還逆反，跟我對著干。現在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做，效果當然不同。我很少去督促他們，可他們自己做得很好。”

“生本”式的管理，讓老師從繁重瑣碎的日常事務中解放出來，也讓學生擺脫了無休止的“說教”和“嘮叨”。學生嘗試著“做自己的主人”，這讓他們對老師心生感激與熱愛。師生之間的關系，因此變得更加健康、和諧與親密。

在廣東，乃至全國，“生本教育”呈現了良好發展之勢。

博羅縣，廣東省的經濟欠發達縣。羅陽鎮一中，博羅縣最薄弱的初中之一。前幾年，在全縣45所初中里，他們的綜合排名是倒數第3、4名。校園只有17畝，是縣城最差的；生源被稱為“籮底橙”，意思是挑剩下的、又青又爛又酸的“貨底子”。

數學教師林東平記得，當年的課堂，他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維持紀律。有一次，幾個學生“大鬧天宮”，他忍無可忍，對那個鬧得最兇的學生說：“你不聽講可以睡覺，不要影響別人！”而學生則毫不客氣地回敬：“個個老師都讓我睡……我哪里睡得了那么多！”

就是這所學校，2004年進行“生本教育”實驗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2007年，學校在全縣一躍而為第7名。這兩年，每到招生季節，校長陳留明都要關閉手機，“躲避蜂擁而至的家長”。

博羅縣教育局局長陳錫坤說：“?生本教育?在這樣的學校取得了成功，很有說服力。”2007年，縣教育局決定把“生本教育”推廣到10所小學、10所中學；2008年，又推廣了10所小學，10所中學。

在博羅縣那些偏僻的山區，孩子們打著赤腳、臉上還粘著泥巴，但他們卻與城里的孩子一樣，因為“生本教育”而煥發出生命的活力。

2002年，“生本教育”實驗進入香港，2005年，進入澳門。

2007年，在廣東省教育廳的直接推動下，“生本教育”實驗開始在全省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中開展，首批學校有15所。

2008年，“生本教育”北上江蘇、江西、北京等地，一批實驗學校相繼涌現。

對此，郭思樂教授感到自豪。同時，他又不滿足，他還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這位戴著寬邊眼鏡、語調平和的斯文學者，胸中自有丘壑。他說：“我們要用生動的實踐，告訴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教育可以這樣簡簡單單地來做，但學生能夠學得無限精彩。”

第四篇：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

郭思樂和他的生本教育

幾年前，一位朋友問郭思樂教授：“什么是教學？”

郭教授回答說：“如果你告訴學生，3乘以5等于15，這不是教學。如果你說，3乘以5等于什么？這就有一點是教學了。”

“如果你有膽量說：?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學了。這時候，打瞌睡的孩子睜開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學生也不玩了：?什么什么？等于14？?”

“然后他們就用各種方法，來論證等于15而不是14。比如4個3是12，再多加一個3，是15；數一數，5 個3是15，等等。”

這一段小小的對話，閃爍著郭思樂教授“生本教育”理論的智慧之光。

“兒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郭思樂教授說，“我們面對的每一個孩子，哪怕是數學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還拖著鼻涕，哪怕是字寫得歪歪扭扭，他們都將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兒童不可限量。”“我們所做的，全都要通過兒童自己去最后完成。一旦我們醒悟這一過程的必然性，就會明白教育過程的主人和主力，原來是兒童自己，我們只不過是兒童自主發展的服務者和仆人。” 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論。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學生，全面依靠學生，把以往教學中主要依靠教師的教，轉變為主要依靠學生的學。而教師則要退后，他的作用和價值，體現在最大程度地調動學生的內在積極性，組織學生自主學習。

這，不僅僅是教育方法的轉變，更是教育觀念的深刻變革。

夸美紐斯在他的《大教學論》中，這樣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種教育方法，使教師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學生可以多學；使學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囂、厭惡和無益的勞苦，獨具閑暇、快樂及堅實的進步。”

“生本教育”所要實現的，也正是這樣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幟，把理論者與實踐者緊緊團結在一起。自1999年以來，“生本教育”實驗學校從最初的15所，逐漸發展到現在的100多所。這些學校由于依靠兒童自身的解放，不斷出現令人激動的變化和辦學成績。

在經濟發達、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特別是珠三角地區，這一場教育變革猶如滾滾巨浪，奔騰而來。

“生命如何偉大，我們每天在實踐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開學，廣州市越秀區東山育才實驗學校初一年級的第一節語文課，要學習德國兒童文學作家凱斯特納的《開學致詞》。走進教室之前，在李衛林老師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課。此前，他曾接受過一些“生本”理論培訓，也觀摩過一些“生本”課堂，但他還是不免有些疑慮：“生本”要求教師放棄逐句逐段的講解，而是拋出有價值的問題，讓學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討論，這樣的課堂怎么掌控？依靠學生，他們能行嗎？

讀完課文，他試著問學生：“這篇文章，最打動你們的是什么？” 學生說：“課文里寫著：?不要把老師的講臺看作是皇帝的寶座或是傳道的講壇！老師坐得高一點，不是為了你們向他祈禱，而是為了使你們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師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為什么德國人這樣看待他們的老師？而我們卻不是？”“還有，?不要過分用功?！這跟我們中國人也不一樣！”

“不要完全相信你們的教科書！?為什么我們的老師從來不這么說？”

課文的內容讓孩子們感到如此新鮮和驚奇，一會兒工夫，他們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這時李衛林提醒說：這些問題，都與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關。學生馬上追問：“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異？這些差異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這可真是一個大問題。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學生提的問題，還要靠學生自己去解決。于是李衛林給學生布置了一項作業：《中西文化差異之我見》，讓他們以小組為單位，挑選角度去查找資料、寫作，期限是1個月。沒過幾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著他們的提綱給老師看，有關注中西教育差異的，有關注文化傳統差異的，有關注民族精神差異的，等等。不到一個月，各小組都交來了他們的論文，每篇都有1萬多字，角度各異，材料豐富，寫得像模像樣。這成為李衛林一次難忘的教育經歷。他說：“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的學生能有這樣的水平。從那以后，我開始相信?生本教育?。我也開始相信，學生的潛力，的確是無窮無盡的。”

從此，他更加放手，在每節課上都組織學生自由討論。

教學方式的轉變，帶來了學生的巨大變化。出于討論和辯論的需要，學生不僅要精準地理解課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覺”地加大了課外閱讀量，有的甚至已經在讀《中國古代哲學史》。在學校的網站上，李衛林專門為學生建立了讀書論壇，他們每星期都會確定一個主題，交流讀書感悟。

事實上，很多參加“生本教育”實驗的教師都在感慨，當他們真正把課堂的主體地位還給學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學生時，他們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無窮的美景。在深圳市沙河小學，從學生識字到學課文，都完全依靠學生自己。學生識字，靠學生們之間的交流：這個字有什么特點？我是怎么記住的？許多難字，被學生自己編了好玩的故事，連老師聽了都拍案叫絕。學課文，就以學生談感受為主。如果一個學生能夠使用精確簡練的語言，引用動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來佐證他的觀點，就會帶來同學、老師的熱烈掌聲和由衷敬佩。那是一種非凡的成就感，成為激勵他們進一步擴大閱讀的力量。在一年級的時候，就有學生開始讀世界名著，其涉獵之廣，讓老師驚嘆。

“傳統上非常重視的語法教育、字詞解析、段落劃分等，我們一點都沒搞。上課就是以學生的閱讀和談感受為主，把課外閱讀內容遷移到課內來。”四年級語文教師胡梅說：“我們把充分的時間和空間留給學生，讓他們大量讀寫、感悟，讓學生直接接觸語文的本真和核心。”

胡梅也從來沒有輔導過學生的寫作，可是大量讀寫之下，“學生的寫作能力甚至超過了老師”。這給胡梅帶來很大的快樂，“學生的文章寫得那么好，我很想找個人傾訴！”有一次，她把學生的一篇習作掛到網上，4天時間竟有了8000多次的點擊率，還有60多個回復。更讓她得意的是，很多網友在贊嘆之余，都忍不住質疑：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級的學生寫出來的！

精彩的課堂討論，大量的閱讀，在“生本教育”實驗班里成為普遍的現象。在廣州市天河區華陽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人均自主閱讀量已達到1300多萬字，相當于課標規定高中生閱讀量的2倍。大量閱讀帶來語文知識和能力的迅速增長。在廣州市小學生語文能力競賽中，前10名里華陽小學就占了4名。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學校呢。經常深入學校，不斷看到這些由學生創造的“奇跡”，郭思樂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學生是什么？學生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是天作之才，是天地間多少萬年發展的精靈！生命如何偉大，我們每天在實踐中都看得到。”

“每個人都有他的天賦，他的聰明才智說也說不完！教學最大的資源是孩子本身，遠比那些硬件、電腦、高科技手段都要緊得多。只有當他的潛能真正被激發，學習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學習的發生之處是學生。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相信學生、依靠學生。這是“生本教育”理論的一個基點，也是“生本教育”實踐的一個出發點。

“教師的最高境界，是?不見自我?”

周偉鋒，199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廣州四中，1995年開始上郭思樂教授的研究生課

程班。郭教授的課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聽，號稱“?生本教育?最忠實的追隨者”。當時的廣州四中，是個破破爛爛的“四類校”，他們的學生，是重點高中招完了剩下來的。作為一名數學教師，周偉鋒感到自己壓力很大。在進行用“生本教育”方法實驗的第一個學期，他的學生看起來比別的班都要“差”一些：考試成績不如別人，課堂上還“亂哄哄”的。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學生的學習熱情，根本沒辦法擋”，幾個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們相比。

最后高考的結果，震驚了整個廣州市。周偉鋒所帶的兩個文科班，數學平均成績超過了廣州市最有名的重點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數學成績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震驚之余，很多人猜測：那樣的生源，取得這樣好的成績，教師還不得“拼上命”啊。而周偉鋒的“輕松和悠閑”，卻令人大感意外。

他說：“我講得很少，只是在關鍵的地方點撥一下。新課，不超過15分鐘。復習課，不超過10分鐘，很多時候不超過5分鐘。我把很大的主動權交給學生，靠數學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們。”

“提高學習成績有很多種方法，比如反復地機械訓練，也會有效果。但我們不同，我們?生本教育?，是先學后教，不教而教。”“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啟發、質疑當中進行的，他們的探究很深入。當學生在課堂上有了體會和收獲，他們的學習興趣就會空前提高。”

事實上，周偉鋒從來不苦口婆心地給學生講解那些定理和例題，而是把“發現問題連同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光榮”，都一并還給學生；他也很少檢查學生的作業，而他們卻以極大的熱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學生的學習成績是值得贊嘆的，但那僅僅是“能夠測量”的部分。至于學生對數學魅力的沉醉、對這門學科的熱愛和無盡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來積極、自主的學習生活，卻是一張試卷無法反映的！隨后的幾年，周偉鋒不僅被評為“廣東省名教師”（整個廣州市只評了8個人，他是唯一的數學教師），還成為校長、廣州市人民政府督學、市人大代表、市數學研究會會長。他社會活動很多，但一直還帶著兩個班的課。這時，有人向周偉鋒提出：“你能夠做到，是因為你太優秀了。我們可做不到。”

“難道，這個辦法只有我能用嗎？”周偉鋒在心里問自己。

2004年秋天，他從華南師范大學找了兩個成績中等的實習生，在高一教了一個學期。每節課，周偉鋒只坐在教室后面，評點一下該怎么教。一個學期之后，他們結束實習回去了。到高二，他又找了兩個實習生，又教了一個學期。盡管三個學期中，有兩個學期都是實習生在教，而學生們卻已經學完了高中數學的所有內容。他們立即參加廣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擬考試，成績就超過了重點學校的高三學生。等高考時，他們的平均成績大幅超過了全市6所重點高中的校平均成績。這次“實驗”，讓周偉鋒有了說話的底氣：“連實習生都能做，還有誰是做不了的？你只要認同學生是可以自己發展的，你只要認同這一點，什么樣的生源、什么樣的師資都可以放開手腳去搞。”

近幾年，周偉鋒在廣東省內外做了不下100場報告，“不遺余力地介紹、推廣?生本教育?”。作為市數學研究會會長，他在四、五千名數學教師中施加影響，努力使他們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以前，廣州市的數學成績在全省21個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時候是第10名，現在卻穩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就這樣，周偉鋒和他的同行們，在課堂上餞行著“生本教育”的“先學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樣的輕松和悠閑，戰勝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義”。

對此，郭思樂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把傳統的“教師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來，農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為付出的勞動越多，就會收獲得越多。可是，這樣做既折磨著秧苗的根系，又沒有給它們留出足夠的生長空間，破壞了秧苗自由生長的規律。于

是，秧苗們擁擠著，無奈著，無法發展。后來，人們發現了“拋秧”的方法，減少了勞動量，卻保護了秧苗，給它們帶來自由生長的歡快，也當然地帶來了高產。

“回到教育問題上，我們一直在做著類似的事情。”郭思樂教授說，“我們的校長、家長，還有教師自己，一直以為教師做得多，是一種光榮的傳統，是服務充分的表現，教育質量會因此提高。”

“然而，當我們把知識劃分得十分細密、又對學生提出十分細密的要求時，學生的思維就被局限住了。他們沒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來是懶得想什么。實際上這就是學生對違背自然的教育的報復。他們對這種?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領情。”那么，教師究竟應該怎樣做？他的價值，又體現在什么地方呢？印度哲學大師奧修把這樣一句話稱為最偉大的禱文：“當鞋合腳時，腳就被忘記了。”腳被忘記，是因為腳處于“忘我”狀態，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腳，腳疼了，就會被時時記起。同樣的道理，當教育適合學生時，學生就忘記了自己在學習，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堂上，甚至忘記了自己。在忘我的時刻，學生的能量就不會被教師的說教所消耗，真正出現投入和著迷的境界。失去多時的人的自然本性，這時會回到學生的身上。“他會像自然界的那頭鹿，毛色鮮明，忽閃著黑寶石似的眼睛，處處顯示活力”。平時要花幾個鐘頭甚至幾周時間才能“教”會的東西，現在也許有幾分鐘、幾十分鐘就足夠了。相反，如果教師上課的時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權力，那么，他必然為自己的教學環節所計，一再打斷學生的活動，或者企圖以學生的活動為自己的表演服務。當學生表現出茫然和不配合時，他默默地動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動作慢的學生……

此時，鞋子不合腳了，腳就開始反對。那些自然的、和諧的、躍動的和充滿效率的美，轉眼間就蕩然無存了！

“教師的最高境界，是?不見自我?。他應該是一只最合腳的鞋子。”郭思樂教授說，“他的核心任務，不是自己?教?，而是組織學生?學?、服務學生?學?。他要為學生創造生機勃勃的、令學生?忘我?的課堂。”

第五篇：讀郭思樂《教育走向生本》有感

與新課改精神不謀而合的教育專著

——讀郭思樂《教育走向生本》有感

湖濱九年制學校單宗平

近期，有幸拜讀了“國家‘十五’規劃重點圖書”，華南師大教授，教育部“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生本教育實驗負責人郭思樂所著《教育走向生本》一書，收獲頗多。本書結合作者所開展的從加強知識發生過程直到生本教育的實驗研究，對生本教育的意義、概念、產生背景、哲學思考、主要觀念和操作體系等進行行了全面的概 述。作者對生本教育體系與師本教育體系做了系統的比較研究，深入闡述了生本教育體系的價值觀、倫理觀和行為觀，探討了生本教育體系的哲學基礎，并對生本教育的課程論、方法論、評價與管理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思考。全書貫穿了“在教育中我們必須一切為了兒童，高度尊重兒童，全面依靠兒童”的心理年，觀點新 穎，論述獨到，內容豐富，是一部哲理性強而有生動活潑的學術專著。下面就書中論及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些觀點方法簡述如下：

一、“高度尊重學生”與“高度依靠學生”。

為什么要高度尊重學生和可以刻度尊重學生？作者有如下幾點理由：

1、兒童是天生的學習者

2、兒童人人可以創新

[鍵入文字]

3、兒童潛能無窮

4、兒童具有獨立性

從作者所開具的理論依據及事實依據看，“高度尊重學生”確實是可行的、必要的。由此，我想到了新課改所提倡的“師生平等”的命題。尊重意味著平等，可見郭教授的觀點與新課改精神是暗合的，我們應該大膽而積極地將“尊重落到實處。

先是態度上尊重學生也是獨立的生命個體，他們的人格尊嚴及各種權利受法律和首先的保護；而且更重要的，他們應該也完全有能力支配自己的學習時間和學習方式。我們一定要從“師道尊嚴”“教師中心”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讓學生獲得盡可能大的“自由”。其次是方法上尊重。這與“全面依靠學生”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充分尊重了才會全面依靠，同時全面依靠又是充分尊重的具體體現。

“全面依靠學生”說得多么深刻，又多么富于現實意義！過去，我們在包辦代替的思維和行為定式上走得太久，結果使自己的教學生涯黯淡無光，走不出“教書匠”的軌跡。今后，我要銘記這六個字，在班級管理中和語文教學中盡可能地做到依靠學生。

二、“先做后學，先會后學；先學后教，不教而教”。

1、關于“先做后學，先會后學”，書中舉的例子都是數學科的，其實語文科的閱讀與作文，同樣可以采取。每學一篇課文，都可先

讓學生自讀，然后說讀后明白的與不明白的；學得多了，閱讀的方法再簡單點撥一下即可通透。作文更是如此，只有學生熟悉的人、事、物，才會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動情、動人，所以“先 做”“先會”都很重要。

2、“先學后教，不教而教”。既是還自由給學生和培養學生能力的需要，也是提高教學效率的需要。“不教而教”，即“教”的不露痕跡，也是教的最高境界。

為了讓學生更好更方便地學，互相地學，也也提高更快，小組合作的形式值得提倡，我們還應進一步深入地從人員的編排，具體操作規范等方面探討小組合作學習方式，使之效益達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