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案例研討實習報告

太原工業學院

實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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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刑法案例研討實習報告

案例一

（1）紀某在14歲之前盜竊得各類財務約7000余元,不會構成犯罪，因為紀某未滿14周歲，不應對任何犯罪行為負責任。

（2）紀某14歲生日那天的行為雖是搶劫行為，但按照刑法規定，只有過了生日的次日才應計算為滿周歲，當天為未滿周歲。紀某實施搶劫行為時正值他十四歲生日，應是未滿14周歲，所以不用負刑事責任。

（3）紀某偷開汽車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并且逃逸的行為是交通肇事逃逸行為，應處以交通肇事罪，但紀某尚未滿16周歲，根據法律規定，不用負刑事責任。

（4）紀某偷汽車屬盜竊，出賣汽車是銷贓行為，一并為盜竊罪。但因其未滿16周歲，根據刑法規定，紀某不負刑事責任。

中國刑法對此有以下規定：

1、已滿16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2、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只有在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應當負刑事責任；

3、不滿14周歲的人實施任何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負刑事責任；

4、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案例三

（1）丁某不用對其行為負刑事責任；

（2）因為丁某在實施行為時未滿16歲，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丁某的行為不屬于上述八種犯罪情況，不應負刑事責任。

案例八

（1）甲的行為已構成詐騙罪。甲意圖以支票騙取財物，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以欺騙方法使人產生錯覺，從而將財物交付給犯罪人，進行交易，是詐騙罪的表現。

（2）甲的詐騙行為，雖然因客觀原因沒有實施成，但因其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所以應以詐騙罪（未遂）論處。因此甲的辯護人的觀點不能成立。

詐騙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條）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侵犯的對象，僅限于國家、集體或個人的財物，而不是騙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對象，也應排除金融機構的貸款。

案例十一

（1）陳某的行為既構成搶劫罪，又構成販賣毒品罪。因而只要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搶劫行為，不論搶的是合法財產還是非法財產，都構成搶劫罪。在本案中，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手段實施了非法占有他人非法財產的行為，所以張某的行為已構成搶劫罪。陳某搶得毒品后，又實施了販賣毒品的行為，構成了販賣毒品罪。

（2）在判決書上，對陳某應定兩個罪，即搶劫罪和販賣毒品罪，兩罪并罰。

案例十三

（1）甲應構成盜竊罪，乙構成盜竊罪和故意放火罪。甲與乙有盜竊的共同故意，并共同實施了盜竊行為，因而是共同的盜竊犯罪。但乙在放火時，事先未與甲商量，他們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甲也沒有實施放火行為。所以甲不能為放火罪的共犯。（2）甲、乙應當構成共同犯罪，共同構成放火罪，因為甲與乙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有協同一致的犯罪行為。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這兩條是中國《刑法》第25條規定的。

第二篇：刑法案例研討

第一組案例

1.大柵欄砍人事件

被告人張健飛，于2009年9月17日18時許，酒后在大柵欄步行街、糧食店街、六必居旅館等處無故持刀刺扎被害人邱某、歷某等人。邱某、歷某死亡，14名被害人均不同程度受傷。張健飛被當場抓獲。

2010年11月8日，北京市一中院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張健飛死刑。2012年5月11日，張健飛被執行死刑。

2.徐玉元故意殺人案

徐玉元，1963年生，江蘇省泰興市人。2010年4月29日上午，徐玉元在江蘇省泰興市泰興鎮中心幼兒園持刀砍傷32人，其中5人重傷，包括2名小孩，1名保安，1名老師，1名志愿者。

2010年5月15日，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被告人徐玉元犯故意殺人罪，雖殺人未遂，但犯罪動機極其卑劣，手段極其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故判處死刑；5月26 日上午二審維持原判；5月30日上午在江蘇泰州被執行死刑。

3.河南光山校園殺人案

被告人閔擁軍，受“世界末日論”的影響于2012年12月13日離家外出游走，次日7時許，閔擁軍行至陳棚完全小學大門斜對面的被害人向家英家中要求烤火，向家英稱屋內沒有柴禾，閔擁軍十分惱怒，拿起向家英家中的菜刀朝向家英頭部連砍兩刀，致向家英倒地。閔擁軍以為向家英已被其砍死，遂想既然已殺人，就再到學校將學生殺一片，而后閔擁軍持菜刀沖入完全小學，見學生就砍。閔擁軍共砍殺24人，其中致向家英和7名學生重傷，11名學生輕傷。

信陽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閔擁軍犯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3年6月27日向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12月13日，信陽市中院認定被告人閔擁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

需要思考的問題：

1.對這類在公共場所持刀砍殺不特定對象的行為如何定罪？ 2.這類行為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組案例

吳昌國破壞交通設施案

吳國昌，男，浙江人。2006年3月23日晚，吳國昌攜帶作案工具竄至京九鐵路江西吉安境內，將鐵軌切開一梯形缺口，妄圖造成列車顛覆和人員傷亡。此外，吳國昌為報復泄憤，于2003年10月6日凌晨，在浙江省建德市連續實施放火，致使5處居民和單位的部分財物被燒毀，1人被燒傷。2006年9月27日，南昌市鐵路運輸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吳昌國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需要思考的問題：

1．吳國昌構成放火罪的既遂還是未遂？

2．吳國昌構成破壞交通設施罪的既遂還是未遂？ 3．如何區分破壞交通工具罪和破壞交通設施罪？

第三組案例

譚某故意殺人案 某日下午，譚某到被告楊某家，將要殺害于某一家的意圖、作案方法等告訴楊某。起初，楊規勸譚不要這樣做。當譚表示決心已下，一定要殺害于某一家后，楊某又說：“你一個還是值得的。”當天傍晚，譚攜帶木工斧、手電筒等作案工具，乘于某家無人之際潛入室內。深夜12時許，于某全家均已熟睡，譚即竄出用木工斧先后朝于某、于妻王某、長子、次子共四人頭部及身上猛砍。后提斧達到楊某家后窗下。楊某之妻陳某聞聲打開窗戶，并把楊某叫來。楊問譚：“你殺得怎么樣了?”譚答：“殺了四人，都沒有死。”楊說：“索性砍死一個好了。”譚說：“還來得及。”即又提斧趕到村外路口，截住送于妻王某去醫院的手拉車，威脅護送的社員鄭某：“你要死還是要活?”強迫其停車。譚又用斧對王和陪同前往醫院的王某次子砍了數下。嗣后，譚又跑到楊家后窗下，對楊說：“這次又有兩個給我砍過了，差不多了。”楊對譚說：“天快亮了，你不好逃了。”譚即逃往村后山上隱藏，次日早晨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此案造成于某一家一人死亡，三人重傷的嚴重后果。

需要思考的問題：

1.楊某是否構成殺人罪共犯？ 2.楊某是否構成窩藏罪

第四組案例

馬堯海等人聚眾淫亂案

2007年夏天至2009年8月間，馬堯海等22人通過網絡結識之后，結伙先后在秦淮區、鼓樓區、玄武區等處聚集多人進行淫亂活動，這些人總共參與了35起聚集活動，其中馬堯海組織或參加了18起。2010年5月20日，南京秦淮區法院一審以聚眾淫亂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3年半。馬堯海對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違法性始終缺乏認識，被從重處罰。其他人由于認罪態度較好，有18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1年到2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有14人適用緩刑；其余3名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他們成為了20年來第一批因為“聚眾淫亂罪”獲實刑的人。

需要思考的問題：

1.馬堯海等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聚眾淫亂罪？ 2.聚眾淫亂罪是否應當廢除？

第五組案例

被告人肖傳國因對被害人方是民、方玄昌等人在互聯網和其他媒體上質疑其學術成果不滿，遂接受被告人戴建湘找人毆打方是民和方玄昌的建議。后戴建湘找到被告人許立春，并將肖傳國提供的二被害人照片、住址等信息及部分資金交給許立春。2010年5月間，被告人許立春糾集被告人龍光興來京伺機對被害人方是民、方玄昌實施毆打。6月24日22時許，許立春、龍光興在本市海淀區增光路，持鐵管毆打方玄昌，致其頭皮血腫、多處軟組織挫傷、頭皮裂傷，經鑒定為輕微傷。同年7月間，被告人許立春糾集被告人龍光興、康擁軍到本市石景山區七星園小區附近，持鐵管、鐵錘尋找機會毆打被害人方是民。8月29日17時許，許立春、龍光興在該小區北門附近，持鐵管、鐵錘、噴射防衛器毆打方是民，致其腰骶部皮膚挫傷。2010年9月21日，被告人肖傳國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事拘留，其他4名被告人因涉嫌尋釁滋事罪分別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9月30日，此案經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偵查終結，以肖傳國等5人涉嫌尋釁滋事罪向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10月4日，石景山區人民檢察院以相同罪名向石景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根據所認定的上述事實，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0日判決：

1.被告人肖傳國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五個半月。

2.被告人戴建湘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五個半月。3.被告人許立春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四個月。4.被告人龍光興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三個月。5.被告人康擁軍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拘役一個半月。

6.隨案移送的作案工具金屬管一根、鐵錘一把予以沒收，人民幣八千元予以追繳。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肖傳國提出上訴。在其上訴理由中，肖傳國提出一審法院適用程序錯誤；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此案判決被輿論引導脅迫，背離了法律，遷就了輿論。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肖傳國、戴建湘及原審被告人許立春、龍光興、康擁軍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其行為均已構成尋釁滋事罪，應分別予以處罰。原審人民法院根據本案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及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決，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應予維持。原審被害人方玄昌申請重新進行傷情鑒定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準許。上訴人肖傳國、戴建湘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均缺乏事實及法律根據，本院不予采納。據此，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裁定如下：駁回肖傳國、戴建湘的上訴，維持原判。

需要思考的問題：

1.肖傳國是否構成尋釁滋事罪？

2.如何區分故意傷害罪和尋釁滋事罪？

第三篇：刑法案例分析報告

刑法案例分析報告

（一）一、刑事案例編報基本情況

2014年，全省各級法院編報刑事案例633篇，略高于去年。其中省法院編報43篇，各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編報590篇。從刑事案例編報的情況來看，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是編報案例類型多樣、反映出的問題相對集中。除編報專題性案例外，選取編報的方向和重點，仍以常見、多發的犯罪案件類型為主，主要集中在侵犯人身、財產等暴力型犯罪上。反映出的突出問題集中在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證據效力的認定上，法律概念的理解上，罪與非罪、此罪和彼罪的區分上。

二是專題案例，關注公共議題，回應社會關切。針對非法吸存、集資、經營資本的犯罪行為，安陽中院對所判案件進行了專題編報；針對危害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的犯罪，許昌、開封、商丘、信陽四地中院均對所判案件進行了編報；三門峽中院對網上非法炒匯、網上開設賭博網站等非法網絡犯罪案件及環境犯罪案件分別進行了專題編報。上述法院還把編報的專題案例，選擇適當時機，選準切入角度向社會予以公布，體現了案例對查處類似案件的政策導向，通過案例實現了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對服務當地乃至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具有示范意義，對法治精神弘揚、宣傳、教育民眾具有正面引領作用。

三是案例編報的內容質量穩步提升，實效顯著。在內容方面，編報的案例注重案件所反映的突出性、疑難性問題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編報，同時注重以點帶面，總結提煉該類問題反映的普遍性、傾向性問題，從宏觀角度提出解決的建議。例如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審判實踐中多有分歧，造成法律適用不統一；又如在一些法律概念的理解上，由于法律規定的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容易造成適用上分歧，通過編報案例，彌補和消除了刑法規范中這些不足，澄清了模糊、分歧認識，統一了一些問題上的法律適用，減少了同案不同判現象發生，實效相當明顯。

四是編報案例，辦案人員參照最高法指導性案例的意識不強或根本沒有參照。最高法截止到2014年12月共發布刑事指導性案例8起，但從編報的案例看，有些案件與最高法指導性案例無論從主要犯罪事實、情節和爭議焦點方面都屬于類似案件，但發現辦案人員在裁判規則、理念、方法等方面并未參照。說明辦案人員在審判實踐中還未養成主動利用指導性案例解決糾紛的意識和能力，也說明指導性案例制度并未發揮其應有作用。還發現辦案人員在實踐中遇到的諸多法律適用問題，由于最高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數量較少，辦案人員無從參考。這說明現有的刑事指導性案例數量還不能滿足審判實踐的需要。

五是從審級上看，案例報送不平衡，編報案例多集中在一審，二審案件比例比例明顯偏低。究其原因，除了審判實踐中刑事一審案件實際中所占比例本身較高外，也暴露出中院和高院的一線刑事法官參與撰寫案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高，案件編報工作沒有形成科學有效的案例發現、培養、跟蹤、撰寫機制，致使部分疑難、典型的案例不能有效轉化為具有指導意義的案例。

六是從控辯審角度看，上報的編報案例充分體現了控辯雙方的意見。據統計，2014全省院編報刑事案例均屬于有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且編報案件所闡釋的裁判要點、裁判理由和案件注解均是圍繞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而展開。這說明，控辯雙方的爭議意見對提高案件審理質量和編報刑事案例具有較強的導向作用。

七是體例規范角度看，案例編報存在不統一、不規范等問題。從已編報的刑事案件看，其格式體例并不統一，主要分三類，具體表現為人民法院案例選格式、最高法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格式。和類似疑案爭鳴式對某一焦點問題的分歧觀點進行論述的格式。這種格式體例的不統一，導致所編報的案例基本要素的缺失和表述的不規范，如關于證據的采證問題、對“裁判要旨”“基本案情”“裁判理由”的內容表述不準確問題。

二、刑事案例編報反映出的疑難案突出問題

1.對被告人定罪問題

（1）罪與非罪。正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是刑法理論和刑事審判的一項基本任務。2014年案例編報中涉及罪與非罪問題的案例共有4篇，主要集中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此類案件被告人多以“朋友之間的正常借貸關系，屬于民事糾紛”為由進行辯解。歸納相關個案的裁判要點，我們認為，詐騙罪與民間借貸糾紛的認定，應根據行為人與出借人的相互關系、借款的原因、不能按期歸還的原因及借款人的償債能力等多方面綜合考慮，按照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申而論之，一是看借貸雙方的關系。民間借貸具有較強的人身性，借貸雙方多是“熟人”關系。詐騙則往往發生在陌生人之間或雙方當事人相識不久，采取欺騙的手段騙取對方的信任。二是看借款的原因。正常的借貸關系中，借款人確實遇到了困難，一時無力解決，才向他人借貸，其借款數額一般說來都在其可承受范圍。而以借貸為名實行詐騙的，則往往是編造虛假的困難事實，或以高利息利益為誘惑，隱瞞真相，騙取他人同情或信任。另外，對于有償還能力而拒不償還者，即使在簽訂借貸合同時有一定的欺詐行為，實踐中也很難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作為民事糾紛來解決。三是看借款人借款后的行為。正當的借貸關系，基于相互信任或者顧及情面而不寫欠條，許多借款人往往虛構理由，借款目的不明確，還款期限不明，但借款人并不否認借貸關系，并設法歸還。即使不能按期歸還，往往是因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困難。而以借貸為名詐騙財物，則往往表現為攜款潛逃，或是大肆揮霍或賭博，或者多次向同一人、不同人實施詐騙，根本不想歸還,使自己處于無力償還借款的狀態，對相對人財產損失的危害后果持積極追求或放任態度。四是看借款人償還能力。綜合客觀情況，借款人借款時，或借款后是否有能力償還，詐騙罪的嫌疑人往往承諾短時間內馬上歸還，或者寫下借條作為保證，其實借款的時候，嫌疑人根本沒有償還能力，或者沒有能夠償還的可能。

（2）此罪與彼罪。只有嚴格地區分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才能正確地適用刑法。2014所編報的刑事案例中涉及罪名的選擇的案件有26件，主要集中在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盜竊罪與詐騙罪，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與危險物品肇事罪、非法運輸危險物質罪，騙取貸款罪與貸款詐騙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集資詐騙罪，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聚眾情形下聚眾斗毆罪與故意傷害罪，破壞生產經營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罪名的區分和認定。通過對具體個案裁判理由和注解內容的分析，發現審判實務中對于上述罪名的選擇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承辦法官能依據現有法律和司法解釋，準確把握此罪與彼罪的的異同，并結合具體案情做出合理的裁判結果。二是部分個案的審理中，控辯雙方過多地考量了量刑幅度問題，在罪名的選擇上出現偏差。如盜竊罪和侵占罪的選擇，鑒于此，我們把焦作市修武縣編報的谷懷有等盜竊案作為典型案件編報，以對此類案件的審理有所指導。

2.量刑情節認定問題

（1）是關于自首的認定。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是刑事案件常有的問題，我國現行的相關法律和司 法解釋對自首的認定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2014所編報的刑事案例中涉及自首的認定問題，出現以下新情況：

一是對于自動投案沒有及時如實供述罪行，但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能否認定為自首？該情形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三款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認定為自首；但在一審判決前又能如實供述的，應當認定為自首。”不同，屬于司法實踐出現的新情形。河南省高院刑四庭上報的張慶臣故意殺人案的觀點具要較強的指導意義，即是不否構成自首，關鍵在于其供述是在公安機關掌握其主要的構成犯罪的事實證據之前，還是在之后，如果其如實供述在公安機關掌握其主要的犯罪證據之后，說明其雖投案，但對抗司法機關對其處理，不符合如實供述的自首法律構成特征，不構成自首。

二是對于醉駕型危險駕駛案件的自首認定，如何界定“如實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濟源中級人民法院上報的王金波危險駕駛案的裁判要點具較強的指導意義。即，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不僅要如實供述飲酒的事實，還要如實供述駕駛情況及發生交通事故的情況。

（2）關于主從犯的認定。正確認定主從犯是準確界定各共同犯罪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的前提。2014年全省編報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共同犯罪的案件有17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類案件中：一是網絡化非法經營類犯罪案件。如楊占強、楊智勇、楊喜平、馬耐煩生產、銷售假藥罪一案中，無論是控辯雙方還是審判人員均對被告人楊智勇為銷售的藥品架構銷售網站是否應認定為生產、銷售假藥罪的共犯存在分歧。錢進、苗永豐、李謙等5人非法經營一案中對被告人錢進、苗永豐、李謙、張園、秦翠玲等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定亦存在爭論。二是職務犯罪案件。如龔廣軍貪污案，被告人龔廣軍作為任連軍（原縣委書記）的專職司機，在明知匯入其個人賬戶的資金是公款的情況下，仍將該款項轉出供任連軍家屬購車使用。雖然被告人主觀無侵吞該款之故意，客觀上也未侵吞、占有該公款，但其協助行為是任連軍貪污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其與任連軍是共同犯罪，均構成貪污罪，但系從犯。

（3）關于犯罪數額的認定。在侵財類刑事犯罪中，犯罪數額的認定是量刑裁判的重要依據之一。2014年全省編報的刑事案件中侵財類刑事犯罪所占比例較高，其中對數額認定存在的爭議情形主要表現為：一是行為人接受他人賄賂后，將部分賄賂款送給他人，用于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受賄數額是否應當扣除送給他人的部分？二是虛開增值稅犯罪中虛開數額的認定？被告人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又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是否應當相加計算？三是如何認定和計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集資詐騙的數額？

對于第三種情況，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1日通過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做了具體規定，從上報的編報案例看，多是依據該解釋的相應條款進行計算。安陽中院編報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案例專題則對該解釋的部分條款的適用進行了闡釋，認為：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成立的前提下，針對不特定對象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應包含其中特定對象的數額；如果行為人在收到投資人本金的同時即已經將利息事先予以扣除的，甚至在收到本金之前即已經預先支付了利息的，則利息應當從犯罪數額中扣除；行為人在集資款到期后支付約定利息，本金繼續借用的，應認定其犯罪數額為初次的借款金額為準，不宜將初次借款金額與續借金額的累計計算；在非法集資案件中，屬于集資戶應得利息的部分，應從犯罪數額中扣除。

3.關于緩刑的適用

緩刑作為一種對判處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不予關押而放在社會上改造的刑罰制度，在對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過自新，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從2014年全省編報的刑事案例分析，關于緩刑的適用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關于適用緩刑實質要件的把握。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適用緩刑的實質要件是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一般來說，只有犯罪情節較輕、確有悔罪表現的，才不致再危害社會，才可以考慮適用緩刑。從編報的案例看，認為對緩刑的適用只考慮犯罪情節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還是不全面的，還應考慮行為人犯罪前的一貫表現、判處緩刑的監督管理條件以及社會治安的形勢等因素。如三門峽中院編報的謝某某污染環境案，圍繞污染環境犯罪中量刑環節的“沒有再犯罪危險”的認定標準展開論述，提出對于環境污染犯罪主體的再犯罪危險，應綜合考量犯罪主體對已犯環境污染犯罪的悔罪態度、地位作用和危害程度，以及再實施“環境污染犯罪”的客觀條件等因素進行綜合評判。

又如鶴壁鶴山區法院上報的劉慶杰交通肇事案，面對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是同輛車乘坐的被告人的妻兒，肇事者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被害人的至親；既是危害行為的實施者，也是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既要接受刑事制裁，又要承擔被害人未盡的撫養、贍養等法定義務——肇事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處理此類案件必然帶來情與法的博弈。提出司法機關應該綜合判定合理地處理該類“悲情肇事”案件。首先應以法理為基礎，維護法律地位；同時也要以情理為考量，追求公平正義。要充分考慮對犯罪產生的主客觀因素、外在條件等酌定情節，既達到刑法懲治犯罪的司法目的，又彰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最大程度地避免給交通肇事而破碎的家庭帶來二次傷害，力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在情理與法理面前，最大限度地謀求兩者的平衡。

（2）關于緩刑的撤銷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從編報的案例看，審判實踐中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的理解較為統一，但對“情節嚴重”則存在分歧。如南陽市唐河法院上報的劉進生盜竊案，在依法認定劉進生的盜竊行為既不屬于“入戶”盜竊的構成要件，其盜竊的數額與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辦理盜竊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認定盜竊公私財物價值2000元以上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數額較大”的標準相差甚遠，但仍做出了撤銷緩刑的裁判結果。針對此問題，課題組綜合分析認為，“情節嚴重”是引起緩刑被撤銷在程度上的要求，犯罪分子偶爾地輕微地違反有關法律法規是不足以導致緩刑被撤銷的，否則，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來說是不公平的。理解“情節嚴重”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一是多次違反規定的，可以是多次違反同一規定，也可以是多次分別違反了不同的規定；二是違反規定雖不構成犯罪，但接近犯罪標準的，如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再次盜竊，數額接近1000元；三是因違反有關法律規定，被決定勞動教養或強制戒毒的；四是犯罪分子違反規定的行為造成較為惡劣的社會影響或具有較為嚴重的危害后果的；

(3)緩刑適用率過高，判決輕刑化問題較為突出。從編報的專題案件分析報告內容看，該問題主要集中在職務犯罪中的瀆職犯罪、生產銷售假藥犯罪和環境污染刑事犯罪等三類案件，不僅嚴重損害法律的嚴肅性，而且降低了此類犯罪的犯罪成本，既沒有實現預防犯罪人重新犯罪的目的，也沒有實現刑罰的目的。課題組綜合分析后認為，引發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是在立法層面，法律對上述三類刑事犯罪所規定的法定刑偏低，本身就存在輕刑化問題。二是被告人普遍存在認罪態度“好”和悔罪表現。從編報的專題案例分析，此類案件均存在自首、坦白等量刑情節。三思想認識不到位，無論是公安、檢察院、法院，還是黨政機關，對此類案件的危害和影響認識不足，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多夾雜著地區經濟發展和自身利益等因素。四是案件本身存在取證難題，如環境污染類刑事犯罪，很難證明是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且以單位的名義實施和具體造成的損失。因此，課題組認為，對于上述三類案件的審理，應嚴格掌握緩刑適用的條件，慎重適用緩刑，以便更好地發揮緩刑的作用，實現刑罰的目的。

4.證據證明力的認定問題

整個的審查起訴和公訴的過程，都貫穿著證據的審查判斷和運用問題。如何對貫徹“疑罪從無”、準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95條之規定，河南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上報的李懷亮故意殺人案所形成的裁判要點值得借鑒和學習。該案的裁判要點有三：一是雖然物證、書證、勘驗筆錄等不變證據確能夠證明犯罪案件發生，但是這些證據與犯罪人之間缺乏必要的關聯性，則不具證明力。二是雖然證人證言能夠證明犯罪人曾經出現在犯罪現場，但是被告人并非是出現在案發現場附近唯一人，則證據證明力極低。三是雖然被告人曾多次作過有罪供述，而且在判處其死緩的情況下服判未提起上訴，但并不能否定“無罪供述”的合理性，不能推定“有罪供述”具有強證明力。

5.法律概念理解問題

(1)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中的“明知”。在2014年全省刑事案件編報工作中，危害食品藥品安全犯罪案件上所占比例較高，從形式上看，此類案件既有專題性分析，又個單獨的個案解讀，但其中焦點均集中在對被告人是否“明知”的判定上，通過對上述裁判要點進行歸納分析，裁判被告人是否“明知”的判定方法可以統一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為犯，行為人一旦實施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的即構成犯罪。但是該罪的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因此被告人在豆芽中添加的物質是否明知有毒、有害物質對于本案中被告人的罪與非罪至關重要。如何認定故意犯罪中的“明知”需要根據具體犯罪情節認真考量，在審判實踐中把握尺度難以統一。

(2)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險方法”。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故意犯罪，都為刑法分則第二章中的罪名，侵害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且性質上同屬于危險犯，二者存在想象競合問題。要準確區分危險駕駛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關鍵是要弄清楚危險駕駛行為是否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在實踐中如何把握，以什么標準判斷危險駕駛行為滿足了“其他危險方法”的要求是一個難點。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指的是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危險性相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險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質的方法，屬具體危險犯，即指對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身體等造成侵害的緊迫危險，沒有發生侵害結果實屬偶然；是否存在這種具體危險，需要以行為當時的具體情況為根據，而且只有形成了現實性的具體性危險才成立犯罪，這種類型危險犯需要在個案中進行是否存在現實性的具體性危險判斷。單純造成多數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輕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規定的具體的公共危險或者侵害結果的行為，不得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同時還必須是現行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的危險方法，如果某種行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構成，并且已明確納入刑法規范，則應當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盡量認定為其他犯罪，直接適用相應條款，不宜認定為本罪，以免將本罪的適用范圍任意擴大。

(3)對交通肇事刑事犯罪的“逃逸行為”。從全省法院報送的2014年案件編報看，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所占比例較高，且多涉及對交通肇事逃逸行為的認定。課題組綜合分析發現，全省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對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認定，已經從傳統的對義務履行的分析轉為對事實行為的判斷，將其定義為發生交通事故后，行為人出于逃避搶救義務或逃避責任追究等動機而故意逃逸的行為。綜合具體個案的裁判要點，我們認為，下列八種情形，均應當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①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或棄車逃離事故現場的；②交通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對事故沒有責任，駕車駛離事故現場的；③交通事故當事人有酒后和無證駕車嫌疑，報案后不顧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的；④交通事故當事人雖然將傷者送到醫院，但未報案且無故離開醫院的；⑤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給傷者或家屬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聯系方式后離開醫院的；⑥交通事故當事人接受調查期間逃匿的；⑦交通事故當事人離開現場且不承認曾發生交通事故，但有證據證明其應知道發生交通事故的；⑧經協商未能達成一致或給付賠償費用明顯不足，交通事故當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實信息，有證據證明其是強行離開現場的。

三、關于加強刑事案件編報和刑事審判工作的建議

一是建立和完善刑事典型案件編報機制。應充分發揮裁判文書上網、案件流程管理和法院審委會討論案件等渠道，及時發現具有指導性、典型性和疑難性的刑事案件，拓寬刑事案件的來源。

二是規范和統一刑事典型案例的編寫體例。應形成與刑事案件相符合的案件編寫體例，并對體例格式的要求進行具體明確細化。如增加對刑事證據的排除和認定、量刑環節的控辯等。

三是增加和豐富刑事指導性案例的發布數量。應加強對近幾年來編報的刑事案件的整理和研究，將審判實踐中存在的爭議問題進行總結分析，梳理出裁判相同或相近的規律，以適應新形勢下的刑事審判需要。

刑法案例分析報告

（二）一、危險駕駛案件概況

（一）案件數量概況

2014 年，我院共審結危險駕駛案件288 件，判處罪犯288 人，相比2012 年、2013 年均增加76 件，增幅為35.84%。其中第一季度60 件，第二季度55 件，第三季度97 件，第四季度76 件，平均每月審理24 件，也就是說每個月就有24 件危險駕駛案件發生，幾乎是每天一件。危險駕駛案件已經成為除盜竊案件以外犯罪數量最多的案件。醉駕入刑以來，雖然酒后駕駛的風氣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危險駕駛案件數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上升的趨勢。一方面我們要根據刑法及相關的量刑規則依法對醉酒駕駛的犯罪分子進行懲處，另一方面還應通過其他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

（二）犯罪人員概況

2014 年，我院共判處危險駕駛罪犯288 人。其中男性273 人，占全部罪犯的94.79% ；女性15 人，占全部罪犯的5.21%。本地人口154 人，占全部罪犯的53.47% ；外地人口134 人，占全部罪犯46.53%。其中五十歲以上罪犯33 人，四十歲至五十歲的罪犯為89 人，三十歲至四十歲的罪犯為97 人，二十歲至三十歲的罪犯為65 人。所判處罪犯中大部分為初中以下學歷，法律意識淡薄。絕大部分罪犯并無前科劣跡，只有少數罪犯曾因違章駕駛受過行政處罰。

（三）酒精含量概況

我院審結的觸犯危險駕駛罪的犯罪人員血液中酒精含量相對較高，酒精含量主要集中在100-300 mg/100ml 之間。其中酒精含量在80-100 mg/100ml 的有19 人；在100-150 mg/100ml 的有91 人；在150-200 mg/100ml 的有94 人；在200-300 mg/100ml 的有80 人；在300 mg/100ml 以上的有4 人。危險駕駛案件的立案標準是血液中酒精含量達到80mg/100ml。從上面數據可以看出，大部分罪犯血液中酒精含量超出入罪標準的一倍以上，還有相當一部分罪犯的酒精濃度大于200mg/100ml。根據量刑規則，酒精濃度越高，對公共安全的危害也就越大，所判處的刑罰也會越高。危險駕駛案件最高可判處拘役六個月，并處罰金。

（四）案發時間地點概況

據統計，危險駕駛案件發生在19 時至24 時的案件共計168 件，占全部案件的58.3%。發生在0 至7 時的案件為43 件，占全部案件的14.93%。從上面數據可以看出，危險駕駛案件受飲酒習慣的影響較大，一般來說，晚餐飲酒的人比午餐和早餐的人要多，所以夜間發生醉酒駕駛的情況也最多。夏季飲酒的人比冬季飲酒的人數要多，據統計，第三季度危險駕駛的數量為97 件，占全部案件的33.68%。而第一季度危險駕駛案件的數量為55 件，占全部案件的19.09%。

（五）造成交通事故的損傷情況

危險駕駛罪系行為犯，只要有醉酒駕駛的行為，不管有無造成交通事故，均構成危險駕駛罪。但是根據統計數據，危險駕駛案件往往伴隨著交通事故的發生。()據統計，沒有發生事故的危險駕駛案件僅為62 件，占全部案件的21.52%，其余226 件均造成了人身損傷或財產損失，有的既有人身損傷也有財產損失。其中僅造成財產損失的有143 件，僅造成人身損傷的有28 件，既造成人身損傷又造成財產損失的有55 件。

二、危險駕駛案件的特點

（一）案情簡單，多適用簡易程序，審結期限較短

危險駕駛案件與其他案件相比案情較為簡單，證據收集比較容易，此類案件的關鍵證據是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要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過80mg/100ml，且在公共道路上駕駛了機動車，即構成了危險駕駛罪。危險駕駛案件案發多為發生事故后當事人報警或民警當場查獲，被告人均能配合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在庭審中也能自愿認罪。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據統計，288 件危險駕駛案件中，只有7 件適用普通程序，其余281 件案件均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平均審理期限為14.32 天，審理期限比其他案件要短。

（二）自首坦白率高，被告人均能自愿認罪

危險駕駛案件中絕大部分被告人都能主動配合公安機關的調查，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也能自愿認罪，絕大部分被告人具有自首或坦白情節。一是因為這類犯罪案情較為簡單，證據收集也比較容易，如果被告人不認罪，根據其他證據，也足以認定被告人構成危險駕駛罪。二是因為被告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法院可以依法對其從輕處罰。案件判決以后，絕大多數被告人都不會上訴，危險駕駛案件服判息訴率較高。

（三）取保候審率高，宣判后再對被告人實施逮捕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危險駕駛案件的法定刑為拘役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由于危險駕駛的刑罰較輕，若是案發時就對行為人采取逮捕的強制措施，明顯違反逮捕的適用條件。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對危險駕駛案件的被告人一般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待宣判以后，需要剝奪被告人人身自由時，再對被告人實施逮捕。據統計，審結的288 件危險駕駛案件中有253 件適用的是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占全部案件的87.8%，取保候審率在各類案件中是最高的。

（四）刑罰較輕，但適用緩刑率低

危險駕駛案件的法定刑是拘役一到六個月。大部分罪犯刑期為二至四個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可以適用緩刑。但是2014 年所判處的288 名罪犯中僅有8 人被宣告緩刑。危險駕駛案件適用緩刑率低是因為這類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為了減少醉酒駕駛行為，對這類案件判處實刑可以起到更好的威懾效果。

三、危險駕駛案件多發的原因

（一）麻痹大意、心存僥幸是危險駕駛案件多發的重要原因。很多酒后駕駛人員往往主觀地認為自身駕駛技術高超, 只要小心一點, 喝點酒對行車安全不會產生影響, 有的則心存僥幸, 感覺喝點酒沒事, 只要不被交警查到就可以了。然而, 人們在飲酒后, 由于酒精對中樞神經的醫學專用抑制作用, 觸覺遲鈍, 視力下降, 對于行車危險因素的反應時間延長, 應變能力減弱, 往往無法準確判斷距離、速度、方向, 給行車安全帶來極大隱患。

（二）派酒、勸酒等不良風俗習慣是引發醉酒駕駛的原因之一。中國是一個酒文化源遠流長的國家，自古以來，無酒不成席，朋友相見, 必然盛情款待, 一醉方休；婚慶嫁娶, 酒宴更是必不可少；新春佳節, 走親訪友, 飲酒能夠增進感情。請客者唯恐朋友喝不盡興，想出各種辦法勸酒、派酒，而在親戚朋友的盛情勸說下, 有些人禁不住美酒的誘惑, 安全意識被拋到腦后，使得醉駕成為可能。特別是青年人缺乏自我約束力，酒后逞強心理重，使得青壯年成為危險駕駛的主要群體。

（三）駕駛者的交通安全意識和法律觀念淡薄。不少機動車駕駛人員對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等知識缺乏了解, 對酒后駕車對公共安全的危害和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認識不足。許多人認為酒后駕車只要不發生交通安全事故, 就不必大驚小怪。即使現在刑法已經將醉酒駕駛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內，許多駕駛員也知道醉酒后駕駛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但是對于要承擔什么責任、喝了多少酒要承擔責任不甚清楚。這種法律意識的欠缺既有行為人不主動了解、關心法律的原因，也說明當前相關法律宣傳工作有待提高和加強。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駕駛人員的僥幸心理, 導致危險駕駛行為頻頻發生。

四、危險駕駛案件的防治對策

（一）建立聯動機制，形成綜合治理體系。有效預防和遏制醉酒駕駛事故的發生, 是一項社會化、長效化、系統化工程。因此，要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形成齊抓共管氛圍。要積極與其他司法機關、政府部門溝通、協調，以共同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為目標，推動形成從行政處罰到刑事處罰的完整而嚴密的懲防體系。要探索建立更加簡便快捷的案件審理方式，對一些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較為簡單的危險駕駛案件，應暢通渠道，建立公檢法聯動快偵、快訴、快審工作機制，力爭大部分案件都能依法快速審結。

(二)嚴格執勤執法, 強化安全行車管理。交管部門要積極采取措施, 始終保持對醉酒駕駛行為的“零容忍”, 加大對酒后駕車行為的查處力度, 加強對重點路段、重點時段的排查頻率和密度, 將日常檢查整治與集中專項整治相結合, 及時發現隱患, 努力壓縮醉駕行為滋生的空間, 使醉酒駕駛人員真正從心理上受到震懾, 強化安全行車意識, 自覺改正不良習慣。

（三）開展針對性的法律宣傳。要借助電視、報刊、廣播等傳統媒體以及網絡、手機等新媒介，大力宣傳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形成強有力的社會輿論氛圍，促使機動車駕駛人員提升法律意識，牢固樹立“安全第一”的觀念，正確認識醉酒駕駛的社會危害性。通過法律宣傳讓廣大機動車駕駛員從內心形成“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強烈觀念。一是要確立宣傳對象，針對危險駕駛案件中被告人外地戶籍居多、青壯年居多、文化程度較低等特征，應將農民、中青年列為重點宣傳對象；二是確立重點宣傳場所，將車站、飯店、酒樓、KTV 等娛樂場所作為重點宣傳場所；三是豐富宣傳教育方式方法，要廣泛利用電視、報刊、網絡等新聞媒體對危險駕駛的內容及危害后果進行宣傳，同時公安、檢察機關可以通過開展專題講座的方式以案說法，法院可以采取危險駕駛犯罪案件集中宣判的方式教育廣大人民群眾，最大程度地調動群眾拒絕危險駕駛的積極性，不但自己與家人不危險駕駛，在與朋友、親友聚會時也能減少他人危險駕駛的發生率。

（四）倡導積極健康的酒文化。要在全社會倡導積極健康的酒文化，引導公民樹立健康飲酒、適量飲酒的理念。要改變勸酒、派酒的不良風俗習慣，不僅需要主人一方少勸酒、多勸阻；還需要開車一方堅持原則，自覺拒絕飲酒，或者以茶代酒。同時，還要加強飯店、娛樂場所的提醒責任，對開車前來消費的顧客及時勸止酒后駕車行為。通過多種方式，使“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觀念深入人心，使全社會形成禁止酒駕、文明駕車的濃厚氛圍。

（五）引導代駕行業發展。應當意識到，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過度飲酒、勸酒等酒文化的。因此，政府各級部門應當嘗試采取“疏導”的策略，發展代駕行業便是一種很好的“疏導”策略。但是當前在吳江地區，代駕行業的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代駕業務和代駕人員還沒有形成一定規模。政府可以通過為代駕從業人員購買人身保險、提供補貼等形式，扶持代駕產業發展。交通管理部門可以作為代駕行業的主管機關，做好對代駕從業人員的監督管理工作。

第四篇：刑法案例

案情：2008年初，被告人龔某、丁某共同商議將龔某之父龔某某所有的一間房室出售后歸還賭債。同年8月，被告人龔某、丁某經預謀后，至上海市東方公證處，由龔某冒充其父，辦理委托丁某于2008年10月6日，持上述虛假委托公證書，以及龔某交付的其父身份證、房產證，與王某簽訂房地產買賣合同，騙取購房款人民幣43.5萬元，并將臨沂路房產過戶至王某、趙某名下。

本案把被害人定位為王某，判決之一為：“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予追繳后發還被害人。”

補充情節：

1、從身份證上的照片上龔某與其父相差無異，容易讓人誤以為他就是其父親本人；

2、出示給王某看的身份證、房產證、公證文書都是真實的，王某有理由相信；

3、現龔某父親向法院起訴想要回房子，民庭法官為難了，為此還專門請了房管局的同志過來一起討論研究。

被告丙為家醫科醫師，曾在臺北、臺中，於民國（下同）八十五年六月任嘉義榮民醫院家醫科醫師。緣丙於七十五年間就讀陽明醫學院時，即與乙認識進而相戀，約至七十九年畢業在臺北縣泰山鄉服兵役期間，即同居於臺北市，至八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公證結婚。被告丙明知乙罹患類風溼性關節炎一直服用類固醇等藥物，丙乃以兼為專業醫師之身分，決心照顧湯女並為其主治醫師之一，使乙得以在幸福戀愛中控制病情。詎丙於八十四年與甲密切來往後，深覺照顧乙好累，乃決心以消極不作為之犯意，刻意不施以救治；嗣於八十四年七月間，乙右乳房有不正常分泌物及出現硬塊，乙乃向其深愛及信任之丈夫兼醫師丙求診；丙卻答以：「不用擔心，我會隨時替你留意！」，使乙不疑有他，致延誤向其他醫生求診之時機。至八十五年初，乙右乳房流出血絲，乳頭湧出鮮血，丙摸觸後，又故意不當一回事說：「無大礙，可能係你洗澡太用力所致，流血並不表示什麼，或只是女人內分泌失調或精神過度緊張所招致」，使乙再失去即時診治之時機。俟乙自覺不妥要去榮總看乳房專科時，丙怕其他同事知悉他們是夫妻關係，而厲聲禁止，並表示：「伊就是家醫科醫師，再看別的醫師也是一樣！」，仍給予無關之類固醇藥物服用。拖至八十五年底，乙乳房疼痛頻率越來越近，疼痛之程度亦趨據烈。丙卻公然在嘉義與甲舉行訂婚儀式，而置其妻乙生死於不顧。直至八十六年三月間乙病倒經家人送至財團法人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就醫急診，赫然發現已罹患乳癌第三期，其五年存活率已自八十七月份發現第一期之百分之八十三降

至第三期之百分之四十以下。而丙卻只去探視過一次即不聞不問，致乙今已罹患癌癥末期，體重驟降至三十公斤以下，只能以輪椅代步，命已危旦夕，丙更以有重大難治之疾病為由相逼而提出離婚要求，遂達丙於八十五年六月間寫給不知情之甲之信：「湯（指乙）之事一直是我心中最痛，但我一定料理妥當，在安定甜蜜下，求妳答應，但給我時間」之致乙於死之境之犯意，再完成簡、許二人公開結婚之目的。

被告人劉芳系農民，小學文化。1981年與張成結婚。婚后半年，張成即患“小腦萎縮”，不能生育。二人抱養一女。患病后的張成四肢哆嗦，全身乏力，疼痛，喪失，勞動能力。全家生活由劉芳一人打理。2003年以后，張成病情加重，因疼痛難忍，每夜無法入眠，呻吟不停。張成因此多次產生自殺念頭，并讓劉芳為其買毒藥，但劉芳均未理睬。

2010年11月8日凌晨3點，張成再度因疼痛無法入睡，低聲呻吟。女兒被吵醒，指責張成，張成說：“我也不想這樣，但控制不了，想死死不了，活受罪。”劉芳安慰女兒，并說：“你睡吧，別管他。”張成因此情緒激動，與劉芳爭執。劉芳激動之際，想起柜子下有用來滅蒼蠅的敵敵畏，遂拿出來倒在一個藍色花玻璃杯中，放在張成床邊小桌上，說：“你不是想死嗎？這里有毒藥，有本事你就喝了。”“謝謝你！”張成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劉芳見狀趕緊上前搶奪，但張成還是喝下了一口。劉芳趕緊另外盛了白水喂丈夫，希望能把毒藥吐出來。但由于敵敵畏遇水會加速生效，結果適得其反，張成昏迷過去。女兒建議打急救電話，但劉芳說：“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趕緊打電話叫你姑姑他們來，處理后事吧。”女兒無奈打110報案。女兒報案時，劉芳將敵敵畏瓶子和藍花玻璃杯子扔進垃圾堆。警察趕來后，張成已死亡，劉芳被抓獲。

某年的6月30日晚被告人宋福祥酒后回到家中，因瑣事與其妻李霞發生爭吵撕打。李霞說：“三天兩頭吵，活著還不如死了。”被告人宋福祥說：“那你就去死。”李霞聽后，就去尋找準備自縊用的凳子。宋見狀，喊來鄰居葉宛生對李霞進行規勸。葉走后，宋李兩人又發生爭吵撕打。李霞再次尋找自縊用的繩索時，宋福祥采取放任不管、不聞不問、不加勸阻。直到宋聽到凳子作響時，才起身過去，但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或呼喊鄰居，而是離開現場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

去告知自己的父母，待其家人趕到現場時，李霞已無法挽救而死亡。

第五篇：刑法案例

案情：甲與余某有一面之交，知其孤身一人。某日凌晨，甲攜匕首到余家盜竊，物色一段時間后，未發現可盜財物。此時，熟睡中的余某偶然大動作翻身，且口中念念有詞。甲怕被余某認出，用匕首刺死余某，倉皇逃離。（事實一）

逃跑中，因身上有血跡，甲被便衣警察程某盤查。程某上前拽住甲的衣領，試圖將其帶走。甲懷疑遇上劫匪，與程某扭打。甲的朋友乙開黑車經過此地，見狀停車，和甲一起毆打程某。程某邊退邊說：“你們不要亂來，我是警察。”甲對乙說：“別聽他的，假警察該打。”程某被打倒摔成輕傷。（事實二）

司機謝某見甲、乙打人后駕車逃離，對乙車緊追。甲讓乙提高車速并走“蛇形”，以防謝某超車。汽車開出2公里后，乙慌亂中操作不當，車輛失控撞向路中間的水泥隔離墩。謝某剎車不及撞上乙車受重傷。趕來的警察將甲、乙抓獲。（事實三）

在甲、乙被起訴后，甲父丙為使甲獲得輕判，四處托人，得知丁的表兄劉某是法院刑庭庭長，遂托丁將15萬元轉交劉某。丁給劉某送15萬元時，遭到劉某堅決拒絕。（事實四）

丁告知丙事情辦不成，但僅退還丙5萬元，其余10萬元用于自己炒股。在甲被定罪判刑后，無論丙如何要求，丁均拒絕退還余款10萬元。丙向法院自訴丁犯有侵占罪。（事實五）

問題：

1．就事實一，對甲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理由是什么？

2．就事實二，對甲、乙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理由是什么？

3．就事實三，甲、乙是否應當對謝某重傷的結果負責？理由是什么？

4．就事實四，丁是否構成介紹賄賂罪？是否構成行賄罪（共犯）？是否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理由分別是什么？

5．就事實五，有人認為丁構成侵占罪，有人認為丁不構成侵占罪。你贊成哪一觀點？具體理由是什么？

1．甲攜帶兇器盜竊、入戶盜竊，應當成立盜竊罪。如暴力行為不是作為壓制財物占有人反抗的手段而使用的，只能視情況單獨定罪。在盜竊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使用暴力的，才能定搶劫罪。甲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因而不應認定為搶劫罪。在本案中，被害人并未發現罪犯的盜竊行為，并未反抗；甲也未在殺害被害人后再取得財物，故對甲的行為應以盜竊罪和故意殺人罪并罰，不能對甲定搶劫罪。

2．甲、乙的行為系假想防衛。假想防衛視情況成立過失犯罪或意外事件。在本案中，甲、乙在程某明確告知是警察的情況下，仍然對被害人使用暴力，主觀上有過失。但是，過失行為只有在造成重傷結果的場合，才構成犯罪。甲、乙僅造成輕傷結果，因此，對于事實二，甲、乙均無罪。

3．在被告人高速駕車走蛇形和被害人重傷之間，介入被害人的過失行為（如對車速的控制不當等）。謝某的重傷與甲乙的行為之間，僅有條件關系，從規范判斷的角度看，是謝某自己駕駛的汽車對乙車追尾所造成，該結果不應當由甲、乙負責。

4． ①丁沒有在丙和法官劉某之間牽線搭橋，沒有促成行賄受賄事實的介紹行為，不構成介紹賄賂罪。

②丁接受丙的委托，幫助丙實施行賄行為，構成行賄罪（未遂）共犯。

③丁客觀上并未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主觀上并無收受財物的意思，不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5.（1）構成。理由：①丁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完全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構成。②無論丙對10萬元是否具有返還請求權，10萬元都不屬于丁的財物，因此該財物屬于“他人財物”。③雖然民法不保護非法的委托關系，但刑法的目的不是確認財產的所有權，而是打擊侵犯財產的犯罪行為，如果不處罰侵占代為保管的非法財物的行為，將可能使大批侵占贓款、贓物的行為無罪化，這并不合適。

（2）不構成。理由：①10萬元為賄賂款，丙沒有返還請求權，該財物已經不屬于丙，因此，丁沒有侵占“他人的財物”。②該財產在丁的實際控制下，不能認為其已經屬于國家財產，故該財產不屬于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據此，不能認為丁雖未侵占丙的財物但侵占了國家財產。③如認定為侵占罪，會得出民法上丙沒有返還請求權，但刑法上認為其有返還請求權的結論，刑法和民法對相同問題會得出不同結論，法秩序的統一性會受到破壞。12

案情：鎮長黃某負責某重點工程項目占地前期的拆遷和評估工作。黃某和村民李某勾結，由李某出面向某村租賃可能被占用的荒山20畝植樹，以騙取補償款。但村長不同意出租荒山。黃某打電話給村長施壓，并安排李某給村長送去1萬元現金后，村長才同意簽訂租賃合同。李某出資1萬元購買小樹苗5000棵，雇人種在荒山上。

副縣長趙某帶隊前來開展拆遷、評估工作的驗收。李某給趙某的父親（原縣民政局局長，已退休）送去1萬元現金，請其幫忙說話。趙某得知父親收錢后答應關照李某，令人將鄰近山坡的樹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后李某獲得補償款50萬元，分給黃某30萬元。黃某認為自己應分得40萬元，二人發生爭執，李某無奈又給黃某10萬元。

李某非常惱火，回家與妻子陳某訴說。陳某說：“這種人太貪心，咱可把錢偷回來。”李某深夜到黃家伺機作案，但未能發現機會，便將黃某的汽車玻璃（價值1萬元）砸壞。

黃某認定是李某作案，決意報復李某，深夜對其租賃的山坡放火（李某住在山坡上）。

樹苗剛起火時，被路過的村民邢某發現。邢某明知法律規定發現火情時，任何人都有報警的義務，但因與李某素有矛盾，便悄然離去。

大火燒毀山坡上的全部樹苗，燒傷了李某，并延燒至村民范某家。范某被火勢驚醒逃至屋外，想起臥室有5000元現金，即返身取錢，被燒斷的房梁砸死。問題：

1．對村長收受黃某、李某現金1萬元一節，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2．對趙某父親收受1萬元一節，對趙某父親及趙某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3．對黃某、李某取得補償款的行為，應如何定性？二人的犯罪數額應如何認定？

4．對陳某讓李某盜竊及汽車玻璃被砸壞一節，對二人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5．村民邢某是否構成不作為的放火罪？為什么？

6．如認定黃某放火與范某被砸死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可能有哪些理由？如否定黃某放火與范某被砸死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可能有哪些理由？（兩問均須作答）1．村長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黃某、李某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組織事務，不是接受鄉鎮政府從事公共管理活動，村長此時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不構成受賄罪。

2．趙某父親與趙某構成受賄罪共犯。趙某父親不成立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因為只有在離退休人員利用過去的職務便利收受財物，且與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共犯關系的場合，才有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余地。

3．伙同他人貪污的，以共犯論。黃某、李某取得補償款的行為構成貪污罪，二人是貪污罪共犯。因為二人共同利用了黃某的職務便利騙取公共財物。二人要對共同貪污的犯罪數額負責，犯罪數額都是50萬元，而不能按照各自最終分得的贓物確定犯罪數額。

4．陳某構成盜竊罪的教唆犯，屬于教唆未遂。李某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李某雖然接受盜竊教唆，但并未按照陳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后果，對汽車玻璃被砸

壞這一結果，屬于超過共同故意之外的行為，由李某自己負責。

5．邢某不構成不作為的放火罪。雖然法律明文規定發現火情時，任何人都有報警的義務，但是，報警義務不等于救助義務，同時，僅在行為人創設了危險或者具有保護、救助法益的義務時，其他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才能構成刑法上的不作為的義務來源。本案中火情是黃某造成的，邢某僅是偶然路過，其并未創設火災的危險，因此邢某并無刑法上的作為義務，不構成不作為的放火罪。

6．黃某放火與范某死亡之間，介入了被害人范某的行為。

肯定因果關系的大致理由：（1）根據條件說，可以認為放火行為和死亡之間具有“無A就無B”的條件關系；（2）被害人在當時情況下，來不及精確判斷返回住宅取財的危險性；（3）被害人在當時情況下，返回住宅取財符合常理。否定因果關系的大致理由：（1）根據相當因果關系說，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間不具有相當性；（2）被告人實施的放火行為并未燒死范某，范某為搶救數額有限的財物返回高度危險的場所，違反常理；（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對自己行為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4）被害人試圖保護的法益價值有限。只有甲對乙的住宅放火，如乙為了搶救嬰兒而進入住宅內被燒死的，才能肯定放火行為和死亡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案情：陳某因沒有收入來源，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了一張信用卡，使用該卡從商場購物10余次，金額達3萬余元，從未還款。（事實一）

陳某為求職，要求制作假證的李某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憑。雙方因價格發生爭執，陳某惱羞成怒，長時間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實二）

陳某將李某尸體拖入樹林，準備逃跑時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財物，遂拿走李某手機、現金等物，價值1萬余元。（事實三）

陳某在手機中查到李某丈夫趙某手機號，以李某被綁架為名，發短信要求趙某交20萬元“安全費”。由于趙某及時報案，陳某未得逞。（事實四）

陳某逃至外地。幾日后，走投無路向公安機關投案，如實交待了上述事實二與事實四。（事實五）

陳某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將自己擔任警察期間查辦犯罪活動時掌握的劉某搶劫財物的犯罪線索告訴檢察人員，經查證屬實。（事實六）

問題：

1．對事實一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2．對事實二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3．對事實三，可能存在哪幾種處理意見（包括結論與基本理由）？

4．對事實四應如何定罪？為什么？

5．事實五是否成立自首？為什么？

6．事實六是否構成立功？為什么？

1．對事實一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因為以虛假身份證明騙領信用卡觸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數額較大，構成信用

卡詐騙罪，二者具有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的牽連關系，從一重罪論處，應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

2．對事實二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因為長時間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僅表明其行為是殺人行為，而且表明行為人具有殺人故意。

3．對事實三主要存在兩種處理意見：其一，如認為死者仍然占有其財物的，事實三成立盜竊罪；其二，如認為死者不可占有其財物的，事實三成立侵占罪。

4．事實四成立敲詐勒索罪（未遂）與詐騙罪（未遂）的競合。因為陳某的行為同時符合二罪的犯罪構成，屬于想象競合。陳某對趙某實行威脅，意圖索取財物未果，構成敲詐勒索罪（未遂）；陳某隱瞞李某死亡的事實，意圖騙取財物未果，構成詐騙罪（未遂）。由于只有一個行為，故從一重罪論處。

5．事實五對故意殺人罪與敲詐勒索罪或詐騙罪成立自首。因為走投無路而投案的，屬于自動投案，不影響自首的成立。

6．事實六不構成立功。因為根據《刑法》規定，陳某提供的犯罪線索雖屬實，但是其以前查辦犯罪活動中掌握的，故不構成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