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誰來為愛買單——讀《長恨歌》有感

誰來為愛買單？

——讀《長恨歌》有感

寒宮深遠，最是情深之處。一代“漢皇”唐玄宗也得以在這深宮中覓得一份不老的真情。楊家有女，天生麗質，傾國傾城。就在這華麗的皇宮之中，一段奢靡浮華的愛情故事拉開了帷幕。

后宮佳麗花容月貌，但在玄宗看來，不過是襯托玉環的幾片綠葉而已。大唐宮深深似海，惟有此處春光明。豪華的宮殿，綺麗的門窗，暖人的驕陽，旖旎的春水，是何等大好春光！君王美人，就在這暖宮的陪伴下，陶醉于眼前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又何等暢快！華清池暖，剛好洗滌凝脂之膚；春光明媚，正適輕歌曼舞。《霓裳》一曲，舞出多少千嬌百媚和款款柔情，亦舞動起了塵封的半壁江山。回眸一笑，引來君王目光垂憐，引起鮮花暗自羞愧，卻也引來了多少是非冷暖！

春光雖好，但幸福的瞬間卻總是無情而短暫。盡管多情君王歡飲暢達，盡管多情佳人家運亨通，但現實總是將美夢變得破碎不堪。敵軍來襲，宮廷**，歌舞聲頓時戛然而止。君王貴妃，一時驚慌失措，慌忙逃竄。馬嵬坡前，君臣相顧。無奈萬般，只得忍痛舍佳人。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從此陰陽相隔，聚散無期，讓淚化作相思雨。寒夜漫漫，淚已成冰，空留孤影。

回首間，古國朱顏猶在。物是人非，宮中又多了幾抹涼意。夜寂靜，寒聲碎。冷冷翡翠衾寒，悠悠生死離別。無風仍脈脈，不雨亦瀟瀟。從前的輕歌曼舞已成落葉飄散。容顏已老，白發俱新。盡管眾里尋他千百度，卻只有含情脈脈兩相別。嬌妻魂歸仙境，夢里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兩人凄美婉轉的愛情只能在心中埋下期許：但愿比翼雙飛，連理長生！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誰會想到那美好的韶光竟會如此悲涼地落幕！或許歷史在給初春換上濃墨重彩的新裝時，早已墊上厚厚的冬幕。物華天寶，也總會有千金散盡的一天，何況是那飄忽不定的江山與愛情！在歷史的長河中，它們變得如此的脆弱而不堪一擊。愛情終將成為政治的犧牲品，而女人，“理所應當”地被扼殺掉她們對愛情美好的憧憬，甚至付出年輕的生命！索性，讓歷史倒流一回，倘若沒有楊貴妃，或許取而代之的就是“李貴妃”，“張貴妃”了吧！而結局又會是怎樣呢？到頭來應該也免不了香消玉殞吧！那么，這段愛情的“罪魁禍首”便

只能是唐玄宗本人了。

歷史的規律也告訴我們：驕奢淫逸的國家永不能長遠。開元盛世剛剛興起，君王便驕于自己的成績，沉迷酒色。而經驗告訴人們：發展經濟，順應民意，自強求富是根本法則。而在這個時期的初步階段，統治者便松懈動搖，貪圖享樂。殊不知樂尚未至，悲劇已埋下伏筆。愛情的淪陷，誰來買單？是唐玄宗嗎？或者，還是那被禮教所腐朽不堪的封建社會？如果沒有“三從四德”，沒有“一夫多妻”，怎會讓一段唯美的愛情成為政治無償的陪葬品？而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那卻也是必然的。只有經過了教訓的慘痛洗禮，才會迎來社會的偉大進步。而在當時的統治者（諸如唐玄宗）若是樂觀積極一點，或許能在愛情的傷痛中走出來，并尋找這一切的根源，或者那時的社會又是一大進步了吧！

第二篇：誰來為國企下崗職工買單

誰來為國企下崗職工買單？時間:2013-06-19 18:24來源:《國企》雜志 作者:國企雜志社記者王 點擊: 226 次

“他們已經活不下去了！”解決國企對下崗職工的歷史遺留問題，不僅關系歷史的良心，而且關系國企的未來。

本刊記者 王平

背景

一部以國企改制為故事背景的喜劇電影《鋼的琴》，卻讓很多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感受到了強烈的酸澀和憂傷。時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默默承受著改革帶來的陣痛。

2013年兩會期間，中石化老總傅成玉再度把這一問題拋出，呼吁盡快保障這些國企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他指出，當年中石化那些因為國企改革買斷工齡下崗的30萬老職工，現在很多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這是上一輪國企改革的遺留問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的整體經濟情況發展向好，改革成本不應該由他們獨自來承擔。這一話題引來多方關注。

據悉，1998年到2003年間，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國有企業”，數以十萬計的企業被“關停并轉”，超過2818萬名產業工人被要求下崗。其中大部分人因為年齡、知識、技術等各種原因再就業困難，生活陷入困境。這些生活在底層的困難下崗職工一度被媒體稱為被遺忘的“失語階層”。而作為國企，雖然不得已讓他們下崗，但因為歷史、感情和經濟因素，還在不同程度地承擔著對他們的責任。這個問題不解決，國企就不可能拋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面對這樣一個曾經為國企發展做出貢獻的群體，我們又該如何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讓他們一起分享改革紅利，從而為國企下一輪改革解決后顧之憂？

邀請嘉賓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 珍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左大培

華東政法大學勞動與社會保障教研室主任、教授 方樂華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博士 魯 全

工人階級作家趙劍斌

國企改革專家 子 午（化名）

改革欠賬不還行不行？

《國企》：據您了解，這部分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為什么這么困難？

趙劍斌：改制之后，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職工，除極少數符合內部退休條件的職工尚有生活保障外，其他職工全部失業。其中很小一部分年輕、有技術、學歷較高的人比較容易“再就業”。其他下崗職工，特別是占多數的“40、50”人員（年過40歲的女職工、年過50歲的男職工），陷入了非常嚴峻的生活困境。

第一，“再就業”之路異常艱難。沒有任何優勢，只能應聘一些報酬最低、條件苛刻的崗位（更夫、衛生員、護理員等），沒有正常休息日。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有從事清潔工、綠化等“公益性崗位”和家政服務類工作的機會，而多數人為了溫飽只能天天奔波打零工。原國企職工居住在原國企生活區的狹小住房里，人稱“貧民窟”。一些下崗失業職工只能靠拾荒勉強度日，一些下崗失業女工甚至被迫從事色情業以維持全家人生計。尤其是一些職工夫妻雙雙下崗失業后，生活困難，離婚率高漲。這些例子舉不勝數。

第二，下崗失業職工享受低保待遇也十分困難。城市社區低保確認和發放限制嚴格，不到退休年齡不管是否就業都按有勞動能力對待，喪失勞動能力的標準是患癌癥、精神病等少數幾種重大疾病，連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肺結核都視為有勞動能力的人。同時，按照有關規定，全家人均收入達到約200元（哈爾濱地區，各地略有差異）就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第三，下崗失業職工要自己繳納每年四五千元并不斷上漲的社保金（養老金和醫保金），還要養家糊口，遇到家人就醫、孩子上學成家等情況還需要大筆開銷。2004年養老保險繳納額2015元，醫療保險992元，2010年分別上升為6000元、3000元，二者相加為9000元。“4050”人員在社會上找工作的月薪只有800～900元，辛苦一年才能拿到一萬元左右，除繳納社保醫保，一年到頭能剩1000元。除去看病吃藥外，吃飯都成問題。

第四，有些企業改制不規范、不合法，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不補償改制成本，拖欠的工資、社保統籌、取暖費、集資款、經濟補償金都給不了等等，讓職工生活陷入困境。

第五，全國各地安置國企職工，國家沒有統一的實施辦法，也沒有統一的實施標準，致使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安置職工的方案往往比較粗糙、草率，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之處較多。這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困難。

李珍：那段歷史確實很痛苦，幾千萬人下崗，大家一起面對各種問題，他們是值得尊重的。我國經濟發展如此快，也是因為犧牲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中就包括他們。早期的勞動保險制度附著于就業，失業就意味著同時失去了工作與福利。早期我國沒有失業保險，買斷工齡相當于西方的遣散費。企業狀況不好，給的遣散費可想而知。計劃經濟沒有失業一說，突然失業，加上年齡大、文化水平低，就業十分困難。2005年我去東北老工業基地調研，那里企業老化，大批職工面臨下崗，地方財政比較困難，最低社會保障跟不上，下崗職工生活狀況確實很糟糕。

有觀點認為下崗職工的養老金低與國企社保欠賬有關。1987年國家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國家在改革過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沒有把國家責任顯性化。比如像智利可以把欠的錢以國債的形式寫個欠條給員工，員工清楚為這個制度貢獻了多少，國家的欠費金額，知道退休后能領到多少錢。現在養老保險的計算辦法把終身記錄引入計算，而在改制前工資基數很低，我們的工資增長卻很快，這樣最后算出的養老金水平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高。不僅是國企下崗職工，大家都覺得養老金比預想的少。這就是一種利益的損害，無論是對于當時下崗還是非下崗國企職工，都是有影響的。

魯全：人獲得社會保障是天生的權利。國企職工勞動身份的轉變與社會保障待遇并無關系，不能因為他們國企職工的身份轉變而有所區別。他們生活出現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下崗的補償金太低。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補償金是根據當地政府劃的最低保障線來計算。

子午：改制時很多職工對國企未來發展并不是很樂觀，加上還有一筆在當時看來比較可觀的補償費，所以很多職工也選擇離開。隨著物價快速上漲，當時的補償費也就顯得微不足道。而且當時離開的職工中很大部分能力并不是很強，在社會上發展好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在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不可能完全避免。從當時歷史情況來看，并不能說是錯的。始于1998年的三年改革脫困攻堅戰使國有企業在探索中明確了改革的目標，那就是建立以公司制、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從而使自己找到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之路。當時既然能推進下去，也說明是形成一定共識的。隨后，尤其是國資委建立以來，國有企業由市場經濟中的弱者變成了適應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營利水平大幅提高。從發展看，當年的改革是不能否定的。

《國企》：您覺得如果國企下崗職工的問題長期不解決，會對國企、社會產生什么影響？

魯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年為保證經濟發展，企業改制時犧牲了他們的利益，這是必須承認的。從感情角度來看，這些國企下崗職工尤其是“40、50” 人員生活十分艱難確實讓人不忍。從理性角度來看，他們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了或者解決不了，難免會造成新的問題。比如很多國企領導層都有下崗職工上訪，圍追堵截的經歷，矛盾一旦激化就會成為社會不和諧因素。

此外，這個問題不解決還有長期影響。我國養老金制度在1997年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原先的現收現付轉為現收現付與基金積累相結合。原來國企職工的養老是由國企負責，從此全部推向社會。這種制度性轉軌必然會形成制度成本，應該由財政來支付，但財政并沒有具體拿出錢來。如果不做實國企社保欠賬，賬務會一直堆積，對個人而言不會影響養老金權益，但是會讓當下年輕人的繳費負擔加重，比如原來可能繳費率10%就可以養活退休人群，但現在繳費率會提高到20%。

子午：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是問題，可是解決了也會產生問題。首先，政策層面專項傾斜有失公平。其次，從正常的企業發展來看，下崗裁員都是正常的市場行為，在市場經濟中，國企以后肯定仍會出現裁員的問題。那么那些生活困難的下崗人員是否要繼續去找國企解決問題？這可能成為國企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一個新問題。

趙劍斌：首先是保證不了《憲法》的貫徹實施，使《憲法》、《黨章》形同虛設，保證不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保證不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保證不了四項基本原則，保證不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其次，工人階級群眾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長期上訪，民怨沸騰，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影響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合法地位。

歷史命題如何解決？

《國企》：您覺得該由誰來保障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國企還是政府？

方樂華：他們承受著國企改制的成本，值得同情。但從法律來看，脫離勞動關系就不用對其負擔基本生活保障。所有勞動者都是社會人，他們生活困難，可以要求社會給予保障和幫助，這是憲法規定享有的權利。現在構建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了更好地為社會人提供保障。人社部與民政部門應該加強溝通和協作，減少審批手續，辦好困難職工的各項保障。同時，對于每個職工而言，當下每個街道每個鎮都有社會保障服務中心，遇到保障問題可以找對應部門解決，不要去圍攔國企領導。

魯全：我們不反對有些企業給予他們補償，但切斷勞動關系之后，國企就已經沒有義務。當時可能并沒有考慮到下崗職工的長期生活，這可能是當時的不足，但是不能為彌補之前的錯誤再犯一個大錯誤。雖然國企中有一部分是他們的貢獻，但是現在國企的利潤是當下國企職工共同創造的，和之前勞動者的貢獻沒有太直接的關系。下崗職工的問題應該由政府發揮作用。

《國企》：該怎么做才能保障甚至改善他們的基本生活？

李珍：我的弟弟妹妹和他們的愛人都在那次改制中下崗，想起那段歲月我至今也非常難過。我們不能糾結于那段歷史，要站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國企是全民的國企，而不僅僅是那些職工的。無論是通過何種形式專門給予這些職工補償，體制外的人和那些非國企生活困難的人就會覺得有失公允，有怨言。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不了為何不去圍民政部，而是去上訪、圍堵國企老總？這里面肯定有人存在不平衡心理，覺得為盤活企業我被“卸車”，而現在企業發展這么好，與自己生活形成強烈反差。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命題。不光是改制時期，只要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失業或者下崗的痛苦就一直存在。我們要以一個好的心態去看待問題。

但是可以做的是政府要結好社會最低保障網，尋找合適的最低保障線，做到應保盡保；要調整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降低貧困率，使最低保障見到成效。同時，養老保險也要加大保障基本力度。當下養老保險制度設計存在缺陷，可能很多人沒有保到，這是需要改善的。這都需要政府的決心。對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這個方式，除了新型合作醫療和教育上，中央政府更起作用之外，其他的事務包括社會保障都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我希望能通過轉移支付采取一些辦法，但是這個方式也是要謹慎的。

方樂華：首先，民政部、人社部應該聯手國資委做一個全國范圍的大調查，摸清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比如上海就沒有東三省的情況那么嚴重。

其次，不管是歷史遺留問題還是新的問題，都應該在社保范圍內盡可能解決。這是解決

問題的正途。第一，國企下崗職工中，仍然沒有處于勞動年齡的，生活比較困難的，可以優先安排就業。就業就是最好的社會保障。第二，對于一些已經退休的職工，如果沒有達到當地養老金水平，可以傾斜。第三，應該提高低保水平。未來我們要做到縮小貧富差距，其中就需要提低、保中、限富。

魯全：首先，這部分人群中最困難的是已經進入養老年齡的職工，因此要嚴格按照政策保證養老金的正常發放。其次，比較困難的“40、50”人員要優先解決就業問題，要有政策支持。最后，社會保障中救助制度、低保制度要適當傾斜。這樣做或許會有不公平的質疑。養老金制度是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多交多發，不交不發，傾斜就不公平。同時，通過專門的財政轉移機制實際操作會比較困難。比如如何確定符合標準的這類人群，農民工算不算？雖然是國企下崗職工，但當時他們享受的福利分房等福利又如何折算？集體所有制和國有制企業都是公有制企業，那么集體企業中的下崗職工是否要算進去？而事實上在當下國企下崗職工、農民工和失地農民三類生活困難人員中，還是國企下崗職工比較困難。農民工一般都是青壯年，實在不行可以回村，有退路，失地農民以“農地入股”，可以從土地使用方得到利潤分紅。絕對公平很難做到，但是讓社會中最困難的群體利益得到最大幅度的改善就是一種公平。

子午：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首先，國企可以提供合適的臨時性崗位給他們就業，但是僧多粥少，而且每個企業發展的具體情況都不同，不能硬性要求。國企也可以根據實力給予他們補助，但是國企的錢也不是自由支配的，還需要主管部門的允許。況且那些企業已經不存在的下崗職工又該怎么辦？其次，就是政策上給予一定傾斜，給予一定補助但有欠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最后來看，只能是個別企業個別處理，比如中石化這樣能力比較強的企業，盡量自己消化，這樣可能做起來比較容易一些。

左大培：首先，從國企上繳的利潤中，財政拿出一部分給還未到拿退休金的困難職工作為補償，到退休年齡的就可以領取養老金等保障了。具體細則需要討論和設計。

其次，雖然國企在法律上沒有義務去管他們，但是在道義上和覺悟上應該幫助他們。國企現在雖然有一定利潤，但是國企規模現在并不大，還需要自身改革投入和擴大再生產，讓他們完全承擔下崗職工的生活不現實。這要考慮國企自身的承受力，有能力的可以為改善職工生活做一些事情。

再次，應該嚴厲打擊腐敗，徹查國企改制中存在的國資流失問題，包括國企改制過程中各級經手單位和個人，鼓勵下崗職工積極揭發舉報，然后把房地產商的利潤拿出一部分給職工。原來所在國企倒閉后，經過所謂的市場化運作低價賣出，那塊土地的開發商賺取的巨額利潤中很大部分是國資流失的非法所得，而侵占的恰恰是下崗職工的共同利益。比如現在一直在發酵的“潘仁美”事件，里面很多情況指出了地產商暴富的原因。

趙劍斌：廣大國企職工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策轉換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企業虧損的負擔和責任由他們來承擔不公平。國企職工幾十年來低工資多貢獻，養老、醫療等福利待遇的費用已被改革開放的成本所支付，甚至在轉制中被相當一批貪官污吏所瓜分，國家不能讓他們獨自承擔改革成本。他們現在需要的是社會給予更多的補償，保障正常的生活。

現在各地政府對生活困難的城鎮居民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只能解決他們暫時的吃

飯問題。除此之外必要的住房問題、子女教育問題、醫藥費問題，根本解決不了。低標準安置國企改制中的國企職工根本達不到妥善安置的目標。因此，鄭重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希望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認真關注下崗失業職工這個龐大群體，關注他們艱難的現實處境。建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出臺統一的政策措施，研究處理下崗失業職工問題。深入下崗失業職工群體進行切實調研，有針對性地制定出臺有關政策，使他們也有機會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沐浴黨的惠民春風。

第二，鑒于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區分各地不同情況，制定適當標準，對他們在國企改制中付出的巨大犧牲進行合理的經濟再補償，把他們從生活的泥沼中拯救出來。

第三，鑒于他們不堪每年交納社保金的重負，根據原職工年齡大小和工齡長短，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交納社保金，直到退休。

第四，根據工齡長短，在國企每工作五年的，提前一年辦理退休手續，提前退休的時間最多不超過五年；工齡滿30年的下崗失業職工提前辦理退休手續。

第五，吸納下崗職工或有下崗經歷的人員成為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給他們一定的話語權，為幾千萬下崗職工表達意愿。

第六，對在下崗以后為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要給予職稱評定或者獎勵，提高生活待遇標準。對已經退休的、對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員，無論在退休前或退休后，要重新審核資質和社會貢獻，打破雙軌制界限，提高養老金和各種待遇標準。

為促進問題的解決可采取如下幾項措施。

第一，各省市乃至全國成立聯合信訪接待辦公室，專門處理咨詢國企職工置換身份安置問題，裁決相關事宜。

第二，各省市乃至全國設立專門調研機構，調查研究相關課題，為解決此類問題搜集情況案例，進行分析論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第三，通過各種媒體網絡展開全國性的大討論，各省市可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進行討論，召開有關的研討會，創造良好的輿論氛圍；在各省市乃至全國舉辦聽證會，由包括國企職工在內的各類人士參加辯論和申訴。

第四，全國人大、政協、黨中央、國務院、總工會要召開專門會議，廣泛征求意見，請專家共同切磋探討，出臺相關政策。

第三篇：誰來為他們買單雜文隨筆

忙完春節，兩個孩子都相繼開學，支出一萬多的學費生活費，對于靠天吃飯的農民家庭是困難的，這段時間，忙完農活，我和丈夫就到離家三十多里的蔬菜批發市場拉菜，再到附近礦區賣菜。

日子是忙碌且辛苦的，早上四點多起床，晚上回家忙到十來點，但想到兩個懂事聽話的孩子，內心是欣慰的，再苦再累也值得。

有時忙起來往往忘了吃飯，餓了，買個饃便打發了，也許太過勞累，最近總感覺頭暈，剛巧在菜場遇見鄰家姑娘靜靜。

靜靜在市醫院當護士，自然熟悉各個醫生深淺，便向其打探，希望可以找個好點的大夫瞧瞧。

靜靜告訴我，醫院搬了新家，頭個月正在搞活動，一切檢察都半價。

第二天，我便按靜說的新地址，到了醫院。

市醫院并不大，各項設施并不太完善，遠遠趕不上附近的局醫院，但因收費標準低點，加上近幾年實行新農合政策，卻成了農民的最佳首選醫院，住院報銷比例最高，參合病人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五的高報銷政策。

實際也沒那么高，去年冬天，母親哮喘病，就在市醫院住了一星期，花了三千元，除了自費藥，住院最底起伏線，實際報銷一千五百元，也就是說，少花了一半錢。

雖說衛生，醫療設施，醫護水平，均不如局醫院，但也天天暴滿。

原因很簡單，花錢少，病員大多是方圓左近農民。

這欠半價檢查無疑是農民的福音，我去的那天是二十八號，距活動結束還差兩天，卻照樣車水馬龍，排起了長隊，做完檢查，已是中午十一點多，據說不但全義馬市的人都來了，就連附近澠池，宜陽的人也來了不少。

靜靜告訴我，一個月來，每天來檢察的人中，總有癌癥晚期的患者，最多一天發現十幾例，最少的一天發現兩例。

院長開會時說，真不知道這次半價活動是喜是憂，喜的是，醫院提高了知名度，這一個月給醫院帶來的客觀效益，憂的是不知競有這么多病人在挨日子，還有這么多的重疾病人沒有得到及時救治。

是啊，工人可以亨受一年兩次的免費體檢，可以做到有病早治療，可以亨受更高的醫保待遇。

可是農民，這支龐大的最底層的社會團體，誰來為他們的健康負責，誰來為他們買單。

第四篇：讀長恨歌有感

——讀《長恨歌》有感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是白居易筆下凄婉動人的愛情故事典范。但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卻不是這樣一個落入傳統模式的作品。小說從40年代寫起，敘述了一位平民出身的美麗、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劇的命運，對于那些遠離了時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婦女弱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王綺瑤的一生是一朵早開的花，明妍嬌弱，本該占盡風光，卻又只能寂寞無主地開放著、凋謝著；上海就不用說了，多少人沉浸在那段依稀仿佛的海上繁華夢中，難以自拔。王琦瑤是女人中的精靈，她把女人做到了頂峰，做到了極致，到頭來還是死于非命。光陰流轉，所有“愛不欲生和痛不欲生”的往事都沉淀了，世界又翻新了，王綺瑤在追逐時尚的后生們饑不擇食的腳步中照舊是精致、矜持和不失風韻的。王綺瑤是上海女人的代表，風情萬種卻不事喧嘩，堅韌頑強又圓融機智。她們與浪漫無緣，卻是有分寸、有擔待的。王琦瑤啊，讓人想都不敢多想，正如王琦瑤之于上海，“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王綺瑤身邊的那些過客總是來去匆忙，聚了又散，或者散了又聚，最終卻依然是她形只影單。這不奇怪，王綺瑤有些像算盤上的軸，那些散亂的木珠子是全靠她收拾、連綴的。她串聯起的是自己庸常無奈的日子，也是一個城市縈回周折的歷史。這當然不是浮在潮頭浪尖的歷史，但小人物掩藏在時代洪流背后的隨波逐流，又何嘗不叫人揪心和感喟。說起來傷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王安憶在文字里流露的情緒既像是上海人的，又不是上海人的；有冷靜又有觸動，既是傷懷的又是有間離效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些冷暖膠著的文字是指向舊人舊事的，更是指向流逝本身的。王琦瑤曾經如此回想上海：“什么都是應該，合情合理，這恩怨苦樂都是洗禮。”這實在道出了人生真實的情境。洗禮是什么？是一種儀式，王琦瑤不過是這個宏大儀式上的犧牲品。這儀式我們每個人都在經歷，它本身即是一種悲痛，你能怎樣？悲痛之后，是虛空一片。已經虛空了，逃避當然不算上策，那就臨著虛空之深淵，緊緊用手、用身子去貼住生活中具有美感的細節。即便死亡是40年前就演練好的宿命，即便舊上海一切的璀璨光華注定要墮入黑白膠片的滑動中，墮入永不醒來的死亡中。

王安憶創作《長恨歌》用了一年的時間，她稱這部小說是她比較滿意的作品。她將長久以來一直使用的用綿密、繁復的文字把對話作為一種敘述來處理的手法推向了極至，使我們很容易的進入她話語所營造的世界里。她不斷地變化小說的背景、創作手法、內容、女主人公的個性，由單純到繁復，由清晰到模糊。她說：“我追求文字上的華麗，很想寫出繁華夢破滅的故事。”沒有人比王安憶更懂得上海，她觸到了上海的骨髓，寫出一個上海女人，一個女人蕩氣回腸的一生。然而當王安憶把女性成長過程中每一個人生階段放在虛構的情節中，并發揮到極致時，讀者都有理由相信那個王安憶極力書寫的女性就是她自己。尤其是這部小說，在變化中她完成了由里弄中不諳世事的女孩到有招有式的上海女人的過程，這個上海女人如此剔透，甚至沒有察覺她的存在，實際她無所不在，無微不至。那是一種橡皮筋已拉到最大極限的感覺，再拉，就斷了。最難以消散的當然還是彌漫其間的蒼涼：象王綺瑤那般的女子是零落了，那個千嬌百媚的舊上海也杳然了。

第五篇：讀長恨歌有感

一個上海女人，四十年的浮沉

——品閱王安憶《長恨歌》有感

上海弄堂，一個讓人既陌生、熟悉而又心酸的地方，一個讓時代歡愉、惋惜而又深思的舊夢，曾經譜寫了一首跌宕起伏的流行曲，曾經刻錄了幾段悲憫未果的愛情故事。也許，在海子的心中，“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最遙遠的夢想；也許，在顧城的心底，“英兒”才是他生命中的全部追求，這使他的創作如泉涌般，永無窮匱；然而，在王安憶的筆鋒中，“王琦瑤”是一個從上海弄堂里走出的，對生活懷著夢想，卻又失去夢想，對生命充滿追求卻失之所求的可憐女人。捧起古銅色封面的《長恨歌》，時間仿佛回到了1946年的上海，在那里，我親眼目睹了王琦瑤的風姿。豆蔻年華的她，性格內斂而不長揚，在片場試鏡的經歷過后，她開始了拍攝藝術照的生活。那時的王琦瑤多么風光，在學校小有名氣，她的風光迎來了同學的羨慕與嫉妒。王琦瑤是幸運的，參加了上海小姐競選，獲得“上海三小姐”的美稱，一時間成了上海淑媛的代表。從此以后，王琦瑤便不再是王琦瑤了，濃彩重墨的聲譽完全覆蓋了她純潔如紙的人生。也許正是這種幸運，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不幸。

四十年，四個男人，四段愛情糾葛，愛情成了她的墳墓，她的故事酸透人心。那年代，包養的風氣儼然盛起，王琦瑤也不例外，她得到了政界名人李主任的青睞，住進了奢華的愛麗絲公寓。她深愛著他，當然還包括他富有的家境和顯赫的地位。然而王琦瑤也是不幸的，好景并沒有延續太久，幾年戰亂，李主任因飛機失事而身亡。王琦瑤沒有依托，因而不得已憑借打針得來的微薄收入維持生計。王琦瑤是不幸的，30歲那年，她邂逅了康明遜，為他生了孩子，成了單身母親。也許那本是一段錯誤姻緣，可她依舊那般奮不顧身地愛上了他，勉強也湊合這段孽緣。也罷，在那個復雜的年代和世界中，王琦瑤注定是愛情的犧牲品。王琦瑤是不幸的，被愛了，可這愛，那么短暫。程先生是愛她的，深愛，一如既往體貼入微的愛。可王琦瑤是戀舊的，她始終沒有邁出這個坎。程先生自殺了，是被嚴酷迫害而身亡的，在那遙遠而可怕的文革初年。王琦瑤是不幸的，而這不幸，傾注了她的一生。女兒已經長大成人，王琦瑤風姿猶存。許多懷舊的年輕男子和她依舊投緣，老克臘也不例外。可這段畸形戀似乎來得太晚了，而世界早已不再允

諾這種不幸的存在。王琦瑤死了，是被女兒的男友殺死的，死在改革開放的前夕。四段愛情糾葛，四個男人，注定了王琦瑤一生的不幸。也許她不該屬于這個年代的，她是一個錯，卻在復雜的老上海跌宕漂浮了四十年。王琦瑤是個女人，她身上有著女人特有的敏感。這一生，她與四個不同的女人爭起了風頭，而結果都是勝出的。因為她的矜持，她的忍讓，她的以退為美的想法，成就了她的勝利。

滬上淑媛，當年多么響亮的名字，多少年輕男子追求的對象，如今卻也消逝了。王琦瑤的一生是一部記錄了悲慘故事的史詩，她則是一個夢，一個開了花卻沒有結果的夢。愛情本身并無大錯，錯只錯，那些愛發生在錯誤的年代，發生在錯誤的人的身上。如果當初沒有參加上海小姐的競選，便沒有入駐愛麗絲公寓的結果，而王琦瑤的一生便是平淡的。如果沒有吳佩珍的指引，沒有片場的試鏡，便沒有藝術照的試鏡，她也許只是個平淡的學子。可上天并沒有允諾王琦瑤平淡地生活，愛情的糾葛，爭風頭的際遇全在她身上發生了。四十年的王琦瑤，性情并為發生太大的變化，她那矜持忍讓的性格注定了她一輩子的心酸。也許，王琦瑤并不是錯誤的載體，她一直在努力地生活，可她的命運卻依舊悲涼。她沒有長久的愛情，安逸的生活又如何能談得上呢？也許這該歸屬于時代的錯誤吧。當年的老上海，如今顯赫的金融城，可王琦瑤早已灰飛煙滅，和她一起入葬黃土的，還有她的愛情與希望。

王琦瑤是真實的，卻是那般消極的角色。這是作者王安憶對于那特殊年代的老上海的解讀。筆鋒一轉，四十載的清秋與悲涼，便全部活起來了。這是舊上海女性生活寫照的揉合，是一部愛情電影，更是一部悲劇。也罷，當滿懷希望的夢，在四十年的歲月中被消磨成空？當幸福甜美的愛情，在四十年的風霜中被蹂躪成空？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生無疑是消極的。而作者筆下如此消極的角色，并非令人費解。王琦瑤并不顧及世俗的評價，她滿懷憧憬地幻想自己的愛情，她傾盡全力愛自己所愛，她是執著的，而且獨立。這么懂生活，心思細膩的女人，卻被賦予了如此跌宕的一生，只能擁有短暫而心酸的愛情。等了一輩子，盼了一輩子，夢了一輩子，等待她的，卻是無情的死亡。王琦瑤是消極的，也許這就是命吧，她命薄福淺，無力消受這奢華的福分。

作者王安憶成功塑造了王琦瑤這個令人心酸的角色，成就了這部不平凡的小說。而自出版以來，《長恨歌》也獲得了諸多榮譽獎項，如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

獎、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等，成為中國9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作品。舊年，在南圖書館聽了一位文學大師的講座，當時推薦了這本《長恨歌》和另外一本錢鐘書的《圍城》。后來仔細評閱了一番，《長恨歌》中這個不平凡卻又悲涼的女人，真的葬入我的心骨里頭，成了一個時代的影子，勾勒出我年輕的思想的輪廓。一個女人，四十年，一個故事，幾段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