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兩岸司法考試制度”學術交流總結

2013“兩岸司法考試制度”學術交流總結

司法考試是兩岸有志于從事律師、法官、檢察官等職業的同學必須參加的考試，司法考試制度有助于提高兩岸的整體法治質量，有助于兩岸法治社會的構建。兩岸都舉行了長期的司法考試，從中都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都有彼此可以借鑒的地方。為了進一步回顧和總結兩岸司法考試制度的經驗與不足，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作為主辦方，邀請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于2013年8月12日—2013年8月19日期間舉辦了“兩岸司法考試制度”學術交流活動。這次學術交流活動得到了我校國際交流部、法學院領導的大力支持。臺灣方面參加交流會的老師有國立政治大學的王文杰教授，中國文化大學的許惠峰教授、周佳宥助理教授。另外臺灣方面參加交流會的學生既有本科生，又有碩士生、博士生，他們中有的正在準備參加司法考試，有的已經取得了律師、司法官職業資格。我校參加交流會的老師有簡基松教授、陳敬剛教授、李修瓊教授、肖志遠教授、江河教授等。參加交流會的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

本次交流會的開幕式于2013年8月13日上午8點在文治樓615教室舉行，我校國際交流部徐文健部長、法學院方世榮院長、簡基松副院長參加了本次開幕式。徐文健部長首先發言，他對臺灣師生的到來表示了熱流歡迎，希望通過交流可以使得他們更好地了解我校、了解武漢。接著方世榮院長和簡基松副院長分別就本次交流會的意義和具體安排做了發言。在兩岸師生合影后，學術報告正式開始。在接下來的三天時間里，來自臺灣的王文杰教授、周佳宥助理教授、許惠峰教授和來自我校的陳敬剛教授、李修瓊教授、肖志遠教授分別就大陸和臺灣司法考試制度基本情況、大陸和臺灣司法考試制度大綱和命題、大陸和臺灣司法考試制度閱卷和應試做了學術報告，他們的精彩報告贏得了同學和老師的一片贊揚。在交流期間，臺灣師生先后參觀了辛亥革命紀念館、黃鶴樓、湖北省博物館、武當山、三峽大壩等景點，他們對大陸的發展成就表示由衷的欽佩。在交流中，我校師生和臺灣師生進行了深入的溝通，更好地理解了彼此的差異，結下了深深的友誼。

本次兩岸司法考試制度學術交流營舉辦的非常成功，兩岸師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在學術交流中溝通了情感，體現了炎黃子孫合作交流的精神。未來我校還會舉辦更多這樣的兩岸交流活動，為兩岸尋求共識、達成統一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篇：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略論

一、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建立的背景、法律依據和意義（—）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建立前的法官、檢察官選任制度和律師資格取得制度1．法官、檢察官的選任制度1995年前，中國沒有對設立通過考試途徑選任檢察官、法官的制度。法官、檢察官可由法院。檢察院直接提名報同級人大任命。1995年《法官法》、《檢察官法》通過并實施，根據兩法的規定，兩院系

統開始分別建立起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考試制度，即規定通過考試者方能提請人大任命為法官、檢察官。法院系統1995、1997、1999進行了三次考試。檢察系統亦舉行了三次。2．律師資格取得制度相對法官、檢察官而言，律師資格考試是最早舉辦的法律師職業資格考試。1986年開始舉行全國律師資格考試，規定考試取得資格才能申請執業。此后，1988、1990、1992每兩年舉行一次考試，1993以后每年舉行一次考試，至年共舉行11次考試，通過人數述達18萬人左右。上述三種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人員范圍。科目沒置。試卷組成等方面都有較大區別。在應試人員范圍方面，律師考試主要面向社會，符合規定條件的人員均可報名；而法院、檢察院的任職考試主要面向本系統人員，非法院、檢察院系統的人員不得參加。在考試科目方面，律師考試的內容與范圍最廣，幾乎涵蓋了法學的所有學科。法官考試比律師考試科目要少，不包括國際法。國際私法。檢察官考試面較窄，主要限于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經濟法律相對較少。在試卷與試題形式方面，律師考試是四張試卷，試題主要是選擇題和案例分析；法官考試和檢察官考試是三張卷，試題形式既包括選擇、判斷、改錯形式的客觀題，也包括簡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書寫作等主觀題。比較而言，后兩者的主觀題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

（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提出、論證、出臺針對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不統一的上述情況，法學界一直呼吁能夠建立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法律職來來實際部門多年來也一直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統一法律職業資格。2000年7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初審法官、檢察官法的修改草案，部分委員又提出了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議。法官、檢察官法送有關部門征求意見時，有關部門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針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法工委在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和國家司法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社合各方面對建立這一制度已形成共識，且當前世界上許多因家均已實施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在我國建立這一制度的條件已經具備。鑒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準備進一步征求意見后采納這一建議。

（三）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2001年6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第22次會議再次審議法官法、檢察官法，經過論通過的兩個法律分別增加一項規定，即：國家對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實行統一的司法制度，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共同制定司法考試實施辦法，由國務院司法行政機關部門負責實施。至此，我國的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正式建立，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有關規定正是這一制度的法律依據。根據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規定，司法部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于2001年10月31日、11月1日通過中央電視臺、各報紙正式向社會公開。《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共7章，22條。分為總則、考試、考試組織、報名條件、資格授予、責任和附則。“總則”一章主要規定了制定《辦法》的宗旨、依據，國家司法考試的性質、效力，考試原則及組織實施和協調機構。“考試”一章主要對國家司法考試的時間、內容、科目、方式、考試的辦法、方式、范圍及評券事項作了較為原則的規定。“考試組織”一章規定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和地方司法行政機關設立專門機構具體負責、承辦國家司法考試工作。“報名條件”一章規定了報考國家司法考試所應具備的各項必備條件和要求。“資格授予”一章規定了每司法考試通過數額和合格分數線的確定、公布和資格授予等主要內容。“責任”一章就應試人員和考試工作人員的違紀行為的處理種類以及對應的違紀處理事項作了原則規定。“附則”一章主要規定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試卷、本辦法的解釋和生效等問題。這個實施辦法是我國舉辦首次國家司法考試的基本工作規范，考慮到國家司法考試是一項新的制度，需要不斷的發展和逐步完善，所以該《實施辦法》確定為試行，待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取得經驗再進一步修改固定下來。當然，在組織實施的過程中，根據遇到的問題和情況，對該辦法確定的原則又作了更加具體的操作性規定。

（四）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建立的重要意義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是全面實施黨中央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社會的進步，法制的進步，是司法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作為法律職業的統一準入制度，作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項基礎性制度，關系

第三篇：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略論

一、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建立的背景、法律依據和意義（—）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建立前的法官、檢察官選任制度和律師資格取得制度1．法官、檢察官的選任制度1995年前，中國沒有對設立通過考試途徑選任檢察官、法官的制度。法官、檢察官可由法院。檢察院直接提名報同級人大任命。1995年《法官法》、《檢察官法》通過并實施，根據兩法的規定，兩院系統開始分別建立起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考試制度，即規定通過考試者方能提請人大任命為法官、檢察官。法院系統1995、1997、1999進行了三次考試。檢察系統亦舉行了三次。2．律師資格取得制度相對法官、檢察官而言，律師資格考試是最早舉辦的法律師職業資格考試。1986年開始舉行全國律師資格考試，規定考試取得資格才能申請執業。此后，1988、1990、1992每兩年舉行一次考試，1993以后每年舉行一次考試，至年共舉行11次考試，通過人數述達18萬人左右。上述三種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人員范圍。科目沒置。試卷組成等方面都有較大區別。在應試人員范圍方面，律師考試主要面向社會，符合規定條件的人員均可報名；而法院、檢察院的任職考試主要面向本系統人員，非法院、檢察院系統的人員不得參加。在考試科目方面，律師考試的內容與范圍最廣，幾乎涵蓋了法學的所有學科。法官考試比律師考試科目要少，不包括國際法。國際私法。檢察官考試面較窄，主要限于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經濟法律相對較少。在試卷與試題形式方面，律師考試是四張試卷，試題主要是選擇題和案例分析；法官考試和檢察官考試是三張卷，試題形式既包括選擇、判斷、改錯形式的客觀題，也包括簡答、材料分析、案例分析、文書寫作等主觀題。比較而言，后兩者的主觀題比前者占的比重大，形式多。

（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提出、論證、出臺針對法律職業資格考試不統一的上述情況，法學界一直呼吁能夠建立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法律職來來實際部門多年來也一直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希望統一法律職業資格。2000年7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初審法官、檢察官法的修改草案，部分委員又提出了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議。法官、檢察官法送有關部門征求意見時，有關部門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針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法工委在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隨著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和國家司法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社合各方面對建立這一制度已形成共識，且當前世界上許多因家均已實施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在我國建立這一制度的條件已經具備。鑒于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準備進一步征求意見后采納這一建議。

（三）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2001年6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第22次會議再次審議法官法、檢察官法，經過論通過的兩個法律分別增加一項規定，即：國家對初任法官、初任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實行統一的司法制度，xx司法行政部門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共同制定司法考試實施辦法，由xx司法行政機關部門負責實施。至此，我國的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正式建立，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有關規定正是這一制度的法律依據。根據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規定，司法部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于2001年10月31日、11月1日通過中央電視臺、各報紙正式向社會公開。《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共7章，22條。分為總則、考試、考試組織、報名條件、資格授予、責任和附則。“總則”一章主要規定了制定《辦法》的宗旨、依據，國家司法考試的性質、效力，考試原則及組織實施和協調機構。“考試”一章主要對國家司法考試的時間、內容、科目、方式、考試的辦法、方式、范圍及評券事項作了較為原則的規定。“考試組織”一章規定xx司法行政部門和地方司法行政機關設立專門機構具體負責、承辦國家司法考試工作。“報名條件”一章規定了報考國家司法考試所應具備的各項必備條件和要求。“資格授予”一章規定了每司法考試通過數額和合格分數線的確定、公布和資格授予等主要內容。“責任”一章就應試人員和考試工作人員的違紀行為的處理種類以及對應的違紀處理事項作了原則規定。“附則”一章主要規定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試卷、本辦法的解釋和生效等問題。這個實施辦法是我國舉辦首次國家司法考試的基本工作規范，考慮到國家司法考試是一項新的制度，需要不斷的發展和逐步完善，所以該《實施辦法》確定為試行，待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取得經驗再進一步修改固定下來。當然，在組織實施的過程中，根據遇到的問題和情況，對該辦法確定的原則又作了更加具體的操作性規定。

（四）國家司法考試制度建立的重要意義建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是全面實施黨中央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社會的進步，法制的進步，是司法改革的一項重大舉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作為法律職業的統一準入制度，作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項基礎性制度，關系到法律專門人才的培養、選擇方式的變革，關系到法律從業人員的職業化、同業化和精英化，有利于共同提高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在內的法律職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標準，為建設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和律師隊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將使以法官、檢察官、律師為主體的法律職業人員成為一支具有共同的法律知識水準、共同的法律素質、共同的法律信仰的法律職業隊伍，維～律的權威和統一。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對于提高

我國法學教育的進一步發展，促進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更緊密銜接，也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從更深的層次看，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對于推動我國司法改革，對于建立科學、合理、而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司法制度也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一次改革，這次改革對下一步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和實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主要內容

（一）考試的性質和效力從國家司法考試本身的性質和特點來看，國家司法考試是一種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初任法官、檢察官和從事律師職業必須而且只能從獲得資格證書中擇優選用。但通過考試者只是取得從事法律職業資格。獲得了準入條件，能否實際從事法律職業，還需要具備各種相關法律規定的其他一些條件，取得資格僅為從事法律職業的必要條件之一。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由司法部頒發證書。所以，《《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將司法考試的性質定為，“國家統一組織的，從事特定法律職業的資格考試。”在當時設計考試具體方式時，曾有一些人建議實施兩次考試。但由于首次國家司法考試的籌備時間緊迫，從2002年開始即每年舉行兩次考試的條件尚不成成熟。因此，在實施辦法中仍規定國家司法考試每年舉行一次。至于以后是否采取兩次考試做法，還需要再研究論證。對于考試的內容和科目，在設計時主要基于兩點考慮。一點是國家司法考試和法學教育的關系，法學教育要適應國家司法考試的要求，但國家司法考試也不能脫離法學教育的實際情況。從目前的情況看，法學院校的本科教學主要是依據教育部確定的十四門核心課程，這是高等法學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法學專業畢業生必修的課程，也是法學院教學評估的基本指標。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建立后，法學教育界對國家司法考試十分重視，紛紛研討司法考試對法學教育的影響。開始考慮改革、調整專業和課程設置，建立法律職業引導機制，晝向司法考試靠攏。我們在確定考試內容、科目時充分考慮了這一因素。第二點是國家司法考試作為一種資格考試，必須與法律職業相銜。要為司法部門、律師業提供后備人才，必須考慮用人部門的實際需求，要從職業準入的角度出發，全面考察應試人員的法學理論知識，對現行法律法規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從事法律職業的素質和能力等。基于此，首次司法考試參照教育部法學專業14門主干課程的標準和要求，本著測試法學基本理論和法律事務相結合的原則確定了國家司法考試的具體科目。

（二）報名的條件《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規定，符合以下條件的人員，可以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2、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4、符合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律師法規定的學歷、專業條件；

5、品行良好。前述第4項關于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的學歷、專業條件，根據法官法第九條、檢察官法第十條、律師法第六條有關法官、檢察官任職和取得律師資格的規定，應為：第一，具有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或者高等院校其他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第二，經司法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分別制定的放寬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取得律師資格的學歷條件的原則意見審核確定，適用上述學歷條件確有困難的地方，在一定期限內，可以將報名的學歷條件放寬為高等院校法律專業專科學歷。此外，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5次會議通過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決定》有關“本決定施行前已經符合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規定資格考試的學歷條件的人員，仍然可以報名參加2002年國家司法考試，考試合格的，取得資格規定，符合原《律師法》規定的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學歷條件的人員，即具有高等院校法學專科學歷或者同等專業水平，仍然可以報名參加2002年國家司法考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68條規定，前述所指的“高等院校”是指大學、獨立設置的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其中包括高等職業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試行）》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員不能報名參加考試，已經辦理報名手續的，報名無效：

1、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

2、曾被國家機關開除公職，或曾被吊銷律師執業證的。

（三）司法考試的管理體制（或說是機制）中國剛剛確立的司法考試管理體制大體如下：司法部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共同商定成立了國家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這一委員會的設立已在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中做了具體規定。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的主要工作職責和工作內容是，就確定、調整國家司法考試的有關政策、原則進行協商、協調，就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健全、完善提供咨詢。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是我國統一司法考試制度中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制度，但是國家司法考試協調委員會只是一個內部的、高層次的協商、協調和咨議的形式和渠道，不是決策機構，也不行使具體的管理和實施職能。司法部成立了司法考試司，對外稱國家司法考試辦公室，作為司法部的職能部門，具體負責國家司法考試工作。同時，司法部還成立了國家司法考試中心，具體承辦考務工作。此外《國家司法考試實施辦法》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應設立專門機構具體負責本轄區內的考務工作。三2002年國家司法考試的總體情況2002年國家司法考試的總體情況是：全國共有360571人報名參加考試，有31萬多人實際參加考試。報名工作總體上呈現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各界人士報名踴躍、人數眾多。全國共有17個省、市報考人數超過萬人，其中山東、河南、廣東三省超過2萬人。報考人員中法、檢系統、法律服務行業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報考人數可觀，近16萬人，占總人數的44%。二是報名人員層次較高，高學歷人員增加，法律專業人數增多，其中具有博士、碩十學歷的6346人；具有專業本科、專科學歷的29萬多人，占總人數的81.4%。三是趨于年輕化。40歲以下共34萬多人，占總數的95.1%；其中25歲以下的占40%。首次國家司法考試于3月30日、31日舉行。全國共設置317個考區，418個考點、12860個考場，動用

40000多考試工作人員。根據司法部目前確定的合格分數線（總份240分，放寬地區為235分），約有24000多人通過考試，合格率大體在7%。考試違紀人員約500多人，分別受到警告、取消單科成績、取消本次成績和兩年不得參考的處理。目前司法部已發出通知，達到合格分數線的人員可按規定申領《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到目前為止，2002年國家司法考試的組織實施工作已近尾聲，下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作好法律職業資格的審批和證書的領取和發放工作。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說，首次國家司法考試工作還是順利的，成功的。

四、今后我國司法考試制度改革和發展應當考慮的幾個問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是一項全新的制度，正處于初創階段，確有一個不斷發展和逐步完善的過程，需要我們繼續進行深入研究、探索和設計。第一是要認真研究法律職業對人才的需求，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從事律師職業，究竟需要具備什么條件，在法律信仰、意識、法律知識、專業素質，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職業道德水平，個人品質等方面應當達到何種程度，以便通過考試反映和測試。第二是要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國家司法考試的各項規章制度。在制度建設上認真總結律師考試及法官、檢察官考試的經驗，以及國內其他職業資格考試的經驗，從中總結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還要吸納借鑒國外一些國家，包括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國家法律人才的選拔及司法考試的成功做法，在借鑒的同時加以創新，使之更符合中國國情，反映我國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設的發展趨勢的方向。第三是要在司法考試的模式選擇和方案設計上，主要圍繞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這個宗旨，對考試的時間、次數、方式、內容、科目、題型等進行科學設計，要使通過考試的人員更能適應法律職業的需要，使考試的效果達到最大化。第四是在相關制度配套上，要建立和國家司法考試相銜接的法官、檢察官、執業律師選擇制度和任職前的統一法律職業培訓制度，使我國的法律人才貯水池活起來，這對完善司法考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五是加強與法學院校的聯系與溝通，處理好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的關系，既要充分尊重和反映現階段我國法學教育的現狀，又要向通過考試反饋法律職業的需求，促進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更好結合。第六是要加強立法。條件成熟時，可將國家司法考試實踐中有益經驗、成功做法通過立法確定下來，使之規范化、法制化。總之，我們要努力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健全、完善的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

第四篇：淺談現階段我國司法考試制度

淺談現階段我國司法考試制度

【內容摘要】:21世紀初我國開始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標志著我國法律職業開始走規范化和職業化道路,并為今后法律人才精英化的培養奠定了基礎,幾年中通過司考也走出了大量法律職業化及半職業化人才,對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積蓄了豐厚的人才資源。然而隨著近幾年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一些問題和不足也逐漸凸顯出來,并逐漸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因此本文擬對現行司考制度進行一些淺析,并希以拋磚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國家司法考試的淵源及現狀

本世紀初之前,我國法律職業化呈多元化發展,法檢系統及律師行業各有獨立的職業資格考試,且互不認同,若要從事跨行業法律職業必須“從頭再來”,此種狀況不利于高等法學教育的發展和法律職業共同體及統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檢察官法》經人大常委會修訂頒行,最重要一條修訂即是初任法官、檢察官必須從通過司法考試,符合任職資格的人員中選拔。2002年初《國家司法考試施行辦法(試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舉行首屆統一司法考試。從此標志我國司法系統人才準入制度的規范化和選拔標準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國法律職業思維和理念的形成和升華,對司法機關及律師行業的人員素養的提升提供了一個量化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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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考試制度對高校法學教育及教師職業的影響

1、我國政法院校及綜合性大學法學專業是從建國初廢除國民政法《六法全書》,摒棄民國法統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法學教育幾乎照搬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專政,形態色彩濃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較性,法學畢業生畢業直接分派到法檢系統從事實務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為政策的執行者而職業的法律人。文革期間,司法機關權威遭到踐踏,使本來步履維艱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文革后,部分法學院校開始恢復,但因為前期發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環境的嚴峻,導致法學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養出現浮躁的趨向,甚至出現很多速成型的培養模式,功利色彩濃厚,這在當時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確實起到積極作用,但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在此后20多年,法學高等教育不斷規范,法檢系統準入制度也不斷提高并逐漸注重較高的法學素養,逐漸形成了西政、中政幾個大的法學陣營格局。但21世紀初實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卻使高等法學教育逐漸偏離主線，因為法學專業的畢業生若要在法律職業舞臺上有所作為,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因此很多院校開始注重功利性和應試性,而忽略了基礎理論的學習和法律人格的培養,使得大學法學教育成為應試工具,特別是2008年考試政策規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階段即可參加司法考試,這無疑導致大學階段就是為了司考教材而學習,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無意義。其因缺乏獨立的法理思維,大學四年的系統學習似乎只為司法考試,從而造就很多會考試而不會學習的“高素質人才”,這對今后司法精英化的發展是一個桎枯,也和司法考試設立的初衷相違背。

2、教師行業因其職業特點,交際面狹窄,個人的獨立面不容易表現,所以教師職業雖然是個穩

定的職業,但教師心態并不穩,又因現在司法考試及公務員考試條件比較寬松,所以很多年輕的老師多數抱著“跳躍”的心態在工作,因此很多老師相當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學生身上和教學、課題研究上,而是把大量精力花費在司法考試上和公務員考試上,導致教師隊伍不穩,階層脫節,難以培養骨干力量。教師出身的占了每年公考和司考相當大的比例,在國家機關越來越要求社會在職經歷的情況下這個現狀不失為一個豐厚的資源備選。但是實踐中一些不足也逐漸凸顯出來。尤其在司法機關,這種缺陷比較明顯。因為教師行業的特殊性,在應試上要比應屆畢業生有更大的優勢,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試“狀元”幾乎全是教師出身,動輒430分、430分。然后再從事律師行業或者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司法機關,但在司法實務中,這些高分狀元們卻顯得力不從心。究其原因,司法考試的單純應試性讓他們掌握了答對題的規律,但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哪怕一個理工科出身背了三個月輔導資料竟也高分通過,這不能不說是現行司法考試注重應試性和表現出工具性的一個弊端。

(二)司法考試對法檢系統的影響

自新的《法官法》及《檢察官法》頒行,法檢獨立的資格考試被取消,法官、檢察官資格晉級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在中國法治建設是個質的飛躍。但也遺留下來一些問題,即改革之前已在法檢系統工作尚未任命的干警不得不面對和新進干警同一起點的問題,有些工作多年的干警,實務經驗非常豐富,但因精力和應試能力較弱,始終跨不過司法考試的門檻,給很多法檢機關造成“能用的人不合格”的尷尬局面,而年輕的法官、檢察官又缺乏實務經驗,造成“業務斷層”。這是特殊階段的局部特寫,但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筆者在實務中即可感覺到,年輕檢察官有深厚的學理基礎和敏銳的邏輯思維,但缺乏實務經驗,在實務中難免會現一些失誤,但很多沒有法律資格的老干警有非常豐富的社會閱歷和實務經驗,如果有老干警的幫教,送上一段路,會少走一些彎路。對年輕干警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也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二、對大學教育模式與司法考試制度的關系的初步探討

司法考試主要是從接受過法學教育的人才中選拔應用型法律人才,而應用型法律人才的培養主要是通過法學本科教育來完成。因此,司法考試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產生重大影響,要求法學本科教育尊重司法考試的本質與規律,滿足法律職業對法律人才的需求,加快法學本科教育的改革步伐,實現法學本科教育與司法考試的良性互動,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考試對法學本科教育的正效應。

1、更新法學本科教育的觀念法學教育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是觀念的更新,由于司法考試對法律職業提供的準入標準,我國的法學教育的重點應該是法律本科教育。法學本科教育主要對應法律應用人才,即培養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我國傳統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理念,著力塑造“高級專門人才”,注重對學生的專業知識和道德品質的培養,導致傳統的法學本科教育普遍存在的法學教育與職業教育脫節,理論教學與法律實踐脫離,法學專業本科生缺乏實際操作技能的訓練、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差等現象。要改變這種狀況,法學教育應當采用精英教育與職業教育相結合的素質教育理念,在注重對學生的專業知識和道德品質培養的同時,要注重對學生職業素養和職業技能的培養,提高學生運用專業知識從事法律職業的能力為應對司法考試的需要,要實現師生原有角色的轉變,并革新教學的方式、方法。教師角色應從知識的權威向知識的組織者轉換、從知識的灌輸者向學習的促進者轉變;學生角色從知識的被動學習

者向知識的主動探索者轉變。據此,學生和老師的關系是知識交往的主體性的伙伴關系。知識教學從“知識傳授”轉換為“知識對話”,既可激活教師的教育智慧,又可催聲學生的學習熱情。必須注重啟發式、探討式等有益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方式,采用“問題研討”、“案例教學”、“診所式教學”、“模擬法庭”等教學方法,啟發和引導學生思考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問題,分析和評價實踐中的典型案例,熟悉法律條文的內容,領會法律的精神實質,掌握適用法律的技巧,以調動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重視對學生獲取知識和運用知識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能。

2、因法律職業需要的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生,法學本科專業課程的教學內容要緊密結合聯系司法實踐和社會實際,因此,還必須改變我國目前高校教師隊伍較為封閉,與系統外部交流過少的狀況,在學校和法律實務部門之間建立靈活的人員交流機制,使法學教師定期有機會參加司法實務工作,并聘請優秀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擔任兼職或專職教師,努力造就一支既有高超的法學理論水平,又深諳法律實務的法學教師隊伍,以為法學教學內容的優化提供師資隊伍保障。

司法考試影響著法學本科教育,法學本科教育要應對司法考試,這是一個現實問題。但不是要把法學本科教育變成“應試教育”,而是要以司法考試為契機,推動法學本科教育理念、模式、內容與方法等方面的變革與創新,培養適應社會需求的全面發展的人才,不僅使學生具備法律從業者所應有的綜合素質,同時還要培養學生的從事法律職業所必備的智識和能力。

三、司法考試與高校畢業生及社會在職人員的關系

司法考試從一定層面上為大家公平競爭提供了一個公正的平臺,其體現兼容并包的準入門檻也為我國法律職業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在目前畢業生就業環境極為嚴峻的情況下,應當有意識的傾斜于此。社會在職人員的在工作上首先是有保障的,他們參加司考和公考為了是更有所作為,而在此情況下高校畢業生與其競爭并不占優勢,在公務員考試中此種情況表現的比較突出。從近幾年司考報名統計來看,全國近六百所高校有法學專業,法學畢業生在逐年增加,就業也日益困難。限定考試主體資格,要求報名者須具有法學本科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學教育備選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可以限定行業穩定,避免行業間頻繁“遷徙”,比如教師隊伍可以要求其工作滿三年才可參加司法考試,五年才可參加公務員考試。針對招考進法檢系統通過司法考試的非法本專業人員司法實務層面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可以要求非法本專業通過司法考試后,須到律師事務所見習滿兩年才有資格報考法檢系統。針對中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律法職業人才嚴重匱乏的現象,中央也實行了特殊的照顧政策,中西部地區報考條件降為法律專科學歷,同時分數上也有所降低。但根據中央2008年底的《司法改革意見》精神:適當放寬西部司考報名條件并相應降低合格線,在新疆、西藏等地單獨組織在職法律職業考試試點,完善司考通過制度,完善從普通高校畢業生中招錄政法干警的辦法,將公務員考試和司法考試合并進行。我們應該深刻領會中央《司法改革意見》,針對中西部的法檢斷層現象有更深刻的認識,并在立法上細化,改變西部法檢系統僵化的人事布局,提高整體執法素養。

四、完善司法考試改革的探索

1、目前司法考試是有最高法、最高檢及司法部共同組織的,以司法部為主。不同部門利益沖突在所難免,每年的試題及答案也都引發了大量爭議,詬病頗多,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考的權威性。因此司法考試領導機構的組成應當最大限度的體現公平,不能只有“一家之言”,應當成立專門的司考組織機構,吸納學理性研究人士及司法實務人士參與其中,應當盡量選用通說,避免爭議問題的出現,并完善答案復議程序的透明化,最大限度的做到公開、公平、公正。鑒于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相脫節,原則上法官、檢察官應從通過司法考試的優秀人才中選任,而實踐中若要成為法檢機關工作人員還要通過公務員考試,而律師行業卻只需“一卷永逸”,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否定司法考試的權威性,而更多帶有工具性。因此應當改善這種狀況, 根據中央《司法改革意見》精神,完善從高校法學專業及相關專業畢業生招錄政法干警的辦法,將公務員考試與司法考試合并。因此可以從法規角度細化,針對法檢系統,可以分類別招考。對業務類司法人員,比如法官、檢察官可以通過合并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擇優選拔,作為法官、檢察官預備人員,并經過兩年審判或檢察工作以后,通過競爭考核任命為法官、檢察官。而非業務類人才招錄應當并入統一公務員考試中,按行政機關標準錄用。

2、改革司法考試模式,分階段累進通過

近年來,關于司考取消一次性考試的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官方證實,個中原因不得而知。但目前“一卷定終身”的考試模式確實存在很多弊端,考試次數越少,結果的偶然性越大,一次性考試增大了非法律出身者僥幸過關的可能性。而在實務中這種弊端也較突出,有些所謂高分通過的非法律出身者竟然不會寫起訴狀,問其原因,答曰,我只知道按答案去套,別的就什么不知道了,在法檢業務中這種不足也有表現。有學者建議引用日韓等國的累進考試制度,避免一次通過的僥幸心理。因各國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能照搬套用,但日韓等國多年司法考試制度的實踐和理念確實值得我們借鑒。日本司法考試分兩次進行,第一次考試主要是針對不具備大學本科學歷所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者,采用單一選擇和論文的方法進行。第二次考試是針對通過第一次考試和可以免除參加第一次考試者。第二次考試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內容涉及憲法、民法和刑法三個科目,合格者方有資格參加第二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以論文方式進行,考試內容涉及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合格者方有資格參加第三階段考試,第三階段以口試的方式進行,考試內容涉及憲法、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五個科目。最后一個階段的考試成績未合格的,其第二次考試前兩個階段的成績不予保留。

我國臺灣地區的司法考試(其稱為法官、檢察官、律師考試)分為三試,第一試和第二試為筆試,第三試為口試。第一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二試;第二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三試。第一試和第二試的錄取資格均不予保留。第一試結束后,擇優錄取實考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參加第二試。第二試結束后,擇優錄取參加第二試人數的百分之十六(確定具體人數時還應當考慮法院、檢察院當年需要增加的法官、檢察官的人數)參加第三試。第三試為口試,主要是考察應試者的專業知識和表達能力。考試的總成績以第二試和第三試的成績計算,其中第二試成績占百分之九十,第三試成績占百分之十,依總成績之高低,擇優錄取。但第三試成績未滿六十分者,仍不予錄取。

鑒于我國大陸具體國情組織三次以上累進考試不符合實際,但經過7年的司考實踐探索,在我國逐步建立起兩次累進考試制度。第一次為筆試,以基本法為主,注重“通說”,回避爭議問題,主要考察基礎法學理論,適當減少政論性試題,并適當設置每卷及格線;第一次考試考試合格者有資格參加第二次考試,第二次為筆試加面試,筆試內容以非基本法及實務案例為主;考試合格者有資格進入面試,面試主要考察法律思維能力及個人素養。面試合格者,按比例折合筆試總分和面試總分,然后從高到底劃出及格分數線。針對我國通過司法考試并不能直接從事司法工作的情況,根據中央《司法改革意見》精神,完善從高校法學專業及相關專業畢業生招錄政法干警的辦法,將公務員考試與司法考試合并,因此法檢系統的公務員考試可以放在第二次司法考試之后,將司考成績(合格線以上)與公務員成績按比例折合,從高到低擇優錄用。這樣要成為法官、檢察官預備人選就比從事律師行業多了一次法檢公務員招錄考試,但其又不同于現行司法考試和公務員考試互不交叉的狀況。

五、結語

縱觀我國法治道路的進程,我們可以發現,從建國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就道路曲折,但總體是不斷發展,不斷創新的。特別是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法治氛圍也愈加濃厚。憲法修正案首次提出人權概念,這是憲政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深化,因此對政法機關的執法理念和人員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司法職業準入制度要不斷完善,與時俱進,通過合理的制度和規范保證司法機關理性執法、文明執法。

第五篇：司法改革兩岸談

司法改革兩岸談.txt不要為舊的悲傷而浪費新的眼淚！現在干什么事都要有經驗的，除了老婆。沒有100分的另一半，只有50分的兩個人。司法改革兩岸談（上）

蘇永欽 賀衛方

內容摘要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司法改革都是社會變革中最為活躍的領域。雖然由于文化的同質性，兩岸的改革看起來有著相當的類似，不過，歷史過程、制度環境以及發展階段等方面的差異，也使得兩岸面臨的問題貌似而神離。臺灣政治大學的蘇永欽教授和北京大學的賀衛方教授分別是兩岸最為活躍的司法改革的倡導者和參與者。在這篇根據現場錄音整理出來的對話中，兩位學者就司法改革最為關鍵的三個問題，即司法獨立、違憲審查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律職業，結合兩岸的際遇和實踐，進行了深入而富于興味的討論。對話不僅展現了兩岸為建構公正的司法制度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也揭示了各自面臨著的具有本地特色的困難和挑戰，以及相關經驗對于對方的借鑒意義。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法學院、月旦民商法雜志 時間：2004年7月16日

地點：北京大學法學樓5127會議室 對話人：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蘇永欽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賀衛方：

能夠邀請到臺灣著名法學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的蘇永欽教授參加——應該說是主導——今天這樣一次學術活動，我們感到非常榮幸。我在網上發布的信息，說今天的題目叫“司法改革兩岸談”，由蘇老師和我進行一次對話。我們兩岸的社會都面臨著或者都在進行著一場非常重大的變革，那就是司法改革。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大陸的司法改革也是如火如荼，幾乎可以說是最具活力的一個改革領域。我最近這幾年對海峽對岸的司法改革也有一些了解，發現兩岸在司法改革的進度方面有所差異，有些問題的解決，臺灣要先于我們，但是，兩岸所面臨的困難和障礙，許多卻是非常類似或一致的，這種由于文化上同根帶來的問題的類似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同時也意味著兩邊在相關制度的改革方面相互借鑒的空間是很大的。蘇永欽老師是臺灣司法改革方面的一個領軍人物，當然我覺得不完全是在官方意義上的領軍人物，他永遠站在一個學者的立場上對于司法改革中的問題，坦率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些見解在臺灣，甚至在大陸都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他有好多著作都在我們這個圈子里邊流傳，像我手邊這本《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就很有影響，我還根據這個書名寫過一篇文章，叫“改革司法改革”。

我們今天想做一個兩岸對談，不是隔岸觀火意義上的對談，討論兩岸司法改革進展的情況如何，互相有怎樣的經驗和教訓可以吸取，主對話者是蘇老師和我。但是，今天到會的有來自兩岸司法界和法學界的不少高人。例如臺灣方面還有研究大陸法的非常重要的專家，王文杰教授，他是臺灣的交通大學負責大陸法的研究和教學的一位學者，他也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學博士，加上國立政治大學的法學博士。王文杰教授的書房可以說是全臺灣島上大陸法資料最齊全的一個文獻中心。在大陸這邊，從蘇老師左邊，有中國律師雜志的劉桂明總編輯，中國律師網的曹斌先生，那邊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蔣惠嶺法官，他也是在大陸司法改革方面一位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有許多觀點在司法界以及學術界都有很大的影響。吳為民先生是中國最高檢察院的一位官員，他現在負責有關媒體方面的工作。錢列陽律師是北京非常有影響的律師，代理了一系列重大案件，這幾年不少涉及一些著名人物的案件都是他代理的，同時他也是一個學者型的律師。這位是任強先生，是中山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同時也是北大的博士后。李尚公先生，北京尚公律師事務所的主任，也是我的大學老同學，在業界也很有知名度。岳成律師，是岳成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另外兩位分別是王軼教授和張谷教授，他們兩位都是北大法學院的民法專家。另外后面還有中國政法大學的何兵教授，工人日報資深記者吳琰女士，以在名譽權案件中代理被告人著稱的蒲志強律師，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張紹彥教授。還有一些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紹了。讓我代表北京大學法學院司法研究中心向各位朋友的光臨表示感謝！

蘇永欽：

我記得早年讀過一本Friedman和Macaulay合編的《法律與行為科學》，對里面搜集有關人類法律發展的論文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好幾篇都有一個共同的發現，就是當人類社會的法律制度成直線進化到一定階段以后，大約就是韋伯說的“理性”階段，法律交到一批專業者的手上操作，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等等的角色分工也都完備了以后，會開始出現某種循環——專業和非專業，形式和實質的循環，對于兩岸司法的發展，有時候我就有這種感覺，我們都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在好些地方好像剛好反過來。賀老師的大作我是一定要拜讀的，里面就提到了一些東西，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比方有一篇文章提到“法言法語”，和我在臺灣鼓吹的少一點法言法語，某種程度正好對立，我們那里專業化已經有點過度，到了有時會脫離社會的地步，但這里好像就迫切需要建立更多的形式主義，更多的格式化表達，也就是專業化，以這個例子來看，我想兩岸進行這一類的對話的確非常有意思，我們可以彼此看到自己的過去跟未來。

但這些基本的東西，對臺灣來講反而從來就是無可爭辯的，沒有任何替代的意識形態或制度被嚴肅的討論，臺灣的問題更多的是怎么樣去落實這些原則，所謂民主化的過程，其實只是把憲法寫的變成憲政做的，如此而已。就這樣的大前提問題，當然兩岸還是存在本質的差異。不過賀老師同我大概都有一點對司法改革的狂熱，有點臭味相投，在臺灣有的時候我會感覺像我們那兒講的“狗吠火車”

所以我覺得剛才蘇老師提到這樣一個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說歷史的演進不同，所以我們面臨許許多多的問題其實是有差別的，正像我看您的《司法改革的再改革》里邊對于專業主義視角下如何去揭示司法改革所面臨問題的時候，您更多地站在一個社會科學的角度作出分析，比如說您愿意揭示民眾對于司法的評價，不僅僅是從供給方面來判斷問題，更重要是從需求方，從司法改革的到底給人民帶來了什么，人民的態度、人民的感受，來分析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我看里邊有一些數據很有意思，比如說，敗訴的當事人如何評價司法，當然不少負面的評價。一些人想當然地以為，訴訟嘛，總是有勝有敗，敗訴的當事人當然不會對于司法有好的評價。可是，蘇老師的調查表明，勝訴的當事人也不認為司法更公正，評價也非常低。您也批評了判決文書那樣一種過分神秘主義的問題，充斥著法言法語的判決書讓老百姓一頭霧水。

蘇永欽：

我想我就先談司法獨立。審判獨立和司法獨立作為不同的提法，在臺灣也有過，特別是早期負責司法行政的人，喜歡強調審判獨立是一回事兒，司法則不一定要獨立，民主國家里頭有司法和審判一樣獨立的，但司法部門不獨立存在的確實更普遍，英文文獻中也有人區分為“決定獨立”（decisional independence）和“制度獨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我們的憲法直接規定的雖然只有審判獨立，但司法又單獨辟一章，司法院獨立設置，不在行政院或總統之下，和這些機關平行，因此若說司法獨立，也不能說沒有根據。不過正因為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獨立，制度上還是經歷了一些轉折。

“行憲”以后，我們大部分的法官和檢察官，也就是除了最高法院和只有一個審級的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外，高等以下法院都歸行政院底下的司法行政部管轄，司法院雖然獨立，但只管兩個終審法院，并由大法官行使解釋權。這樣的體制符不符合憲法的精神，難免會有爭議，到了1960年終于變成憲法上的爭議，結果大法官做了第86號解釋，里面講的很清楚，高等以下的法院也應該隸屬司法院，顯然大法官相信憲法不僅要求審判獨立，而且司法也要獨立，可惜這個解釋沒有得到政治部門的正面響應，行政院不提案修改司法院組織法和法院組織法，立法院也不主動修改，司法院在當時沒有什么權威，可以說一點辦法也沒有，一直到二十年以后臺灣的社會運動興起，很多制度受到檢討，才挑了這個政治上比較不那么敏感的老問題，依照第86號解釋大幅改變了司法體制，所以一直到了進入1980年代，全部法院和法官才回歸司法院，真正有了司法獨立。司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和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提名，早期是經由監察院同意，后改為國民大會同意，現在又改成立法院同意，總之，它同行政部門在人事上已經完全分開。

司法獨立的另一個問題是預算，臺灣在這方面有一個先天上的優勢，就是地方不大。就我了解連美國的法院也有預算的問題，它的地方法院相當多都是依賴地方的預算，沒有全國的預算來支撐整個司法體系，但按照我們的憲法，到相關的各種法律，法院同地方政府都是沒有關系的，它的預算來自于國家，預算唯一的威脅就是行政部門，因為國家預算不可能由每一個機關自己提，必須由一個機關統一歲出歲入，提出總預算，在臺灣就是行政院，可是司法要想有所作為，比如要增加法官的人數，法庭的裝備，或者是要增加電子化的速度，每一毛錢他都要經過行政院那一關，行政院過了，當然還有立法院做最后的審查，要過這兩關。在過去十年的司法改革，預算獨立部分，就在司法院巧妙的運用各種政治力的矛盾之下，居然通過了修憲，規定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刪減，只能加注意見，因此若說臺灣在司法獨立方面，已經超過大部分的國家，應該都不為過。

審判獨立的問題比較復雜，首先是對誰獨立，法官是“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所以對同樣適用法律的人無獨立問題，比如在合議庭里法官不能對他的庭長，對他的同僚主張獨立，他們必須通過評議，如果有不同意見只有采多數決。獨立的對象是同這個審判無關的人，不管有沒有法官的身分，審判內容一旦被這些未參加審理的人過問，裁判就是被干預的，而不是獨立的。這樣的干預最常見的是來自于司法行政，但也可能來自于政治部門，來自于政黨或國會，甚至來自于輿論。所以審判獨立的威脅在臺灣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說沒有，只是方式、程度不同而已。早期的時候，干預可以說是制度化的存在，當時可以給它一個合理的原因，就是獨任法官的專業能力和社會歷練不夠，所以他在做判斷的時候需要院長、庭長，或其它行政上的主管，在他判決宣告之前，先做一番審閱，蓋了章才可以送出去，我們那里管這個叫送閱，毫無疑問這是制度化干預的一個管道。因為當院長可以這樣做的時候，院長、庭長的升遷操之于當時的司法行政部部長，而司法行政部的部長可能是政黨黨員，而且一定是行政院的成員，難免會有政策的考慮，甚至政黨利益的考慮，那就可以通過對于院長人事的影響力，間接的影響個案。

賀衛方：

我想插一句，蘇老師，這個送閱制度，好像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時候才廢止掉，我有一個疑問，當時或者是院長，或者是庭長，他們都是現任的法官嗎，還是像我們這里的情況，有一些院長，實際上他們并沒有專業歷練，但是他們也可以做法院的院長。

蘇永欽：

在我們那里，法院主管一定是法官，但他們的升遷過去是由司法行政部部長一個人決定，因此盡管送閱的管控制度有一定的理由，干預之門也因此大開。到了后來法官的辦案能力普遍提高，審判體系也建制了多種方法，來回應社會的疑難雜癥，這種管控的合理性就越來越低。所謂的干預，其實不一定是政治干預，因為畢竟政治案件不會很多，但是訴訟常常會涉及社會上的各種利益，在臺灣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利益的糾葛自然變得很復雜，比如我們有一些立法委員、省市議員，和地方上各式各樣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碰到訴訟案件要關說，就會跟行政部門做利益交換，這時送閱制度就是現成的管道，因此審判獨立的改革，首先就要改掉裁判書的事前送閱。起初是變成事后送閱，到后來已完全廢除。

這是審判獨立比較大的威脅，但來自司法行政的威脅絕對不只是個案，其它比較迂回的，還有法官的遷調，在我們那里不只有往上級法院調的問題，特別是早期大家都喜歡往臺北跑，小孩兒讀書方便，家人工作發展條件也好，僧多粥少之下，這些人事決定也自然形成干預的誘因。因為評量的基礎不外乎辦案成績的考核和一般考績，多半還是操之于院長。所以后來司法改革的另一個方向，就是建立更透明、更多法官參與的人事審議制度，在司法院所屬的各級法院，和行政院法務部所屬的檢察體系，都成立了人事審議委員會，讓法官、檢察官互選的代表占了大約一半，使得大部分人事的調動，包括首長、法官、檢察官，都要根據一些比較客觀的評量資料，剛剛講的干預管道也就大致堵塞了。

至于政黨的干預，在政治民主化、多元化以后，基本上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劃算，就是如果政黨要有效影響司法，必須事前在政治體系的所有環節都去布建，在從前政治一元化的情況下，或許還可以做得到，因為只有一個政黨控制了整個政府體系，即使法院再堅持獨立審判，法官受到再多的身分保障，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法院終究在什么地方會受到政治的牽制，所以政黨會購買正義，司法也會賣。可是在政治力量多元化以后，整個情勢就有了基本的轉變，第一，政黨有可能選輸而失掉主要的政治權力，第二，大概沒有一個政黨能控制政治體系的所有環節，這時候政黨會發現他要去投資司法體系是不劃算的，法院也開始不太買帳，總之，基于政治目的建立對司法的干預管道，是需要長期投資，長期影響的。一個美國學者Mark Ramseyer就以對日本司法的長期觀察，來印證這個理論，日本事實上是到了自民黨一黨優勢終結以后，政府對司法的干預才徹底排除，雖然二戰后建立的審判獨立和司法部門獨立（即以最高裁判所為最高司法機關），在制度上已經很完整。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印證于臺灣的司法。國會全面改選以后，尤其是政黨輪替以后，政黨對司法的干預，已經大大的減弱。任何個案干預都要冒相當高的風險。

現在對審判獨立最大的考驗，反而是輿論的干預。這需要承審法官自己自覺的去抗拒，有的時候非常困難，特別是社會在轉型的時候，社會運動高漲，很多法律已經落伍，但法官仍然要執行落伍的法律，如果法官都跟著社會的腳步走，往往變成選擇性的曲解法律，長期來看當然會挫傷法律的公信力，應該不是我們所樂見，可是一旦他堅持執行落伍的法律，又會受到強大輿論的責難。所以在社會轉型的時候，輿論的干預對法官構成特別大的挑戰，有時候要法官完全不迎合多數人的胃口，還真不容易。德國在２０世紀初期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當時就興起了所謂自由法的運動，臺灣在1980年代也碰到這樣的場景，還好已經漸漸過去。

在臺灣司法改革的議題很多，司法獨立這個最大的問題應該說基本上已經解決，剩下個案的不獨立，已經不是制度問題。但如果把刑事司法體系的檢察官也放進來看，則最近基層檢察官又提出了一個新的獨立問題。簡單說，就是檢察行政是不是也要從一般行政中獨立出來。前面已經提到，在１９８０年之前，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和配置在法院的檢察官，雖然在訴訟程序上的功能完全分離，甚至是對立的，但行政上都由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管轄，一如多數大陸法系國家的情形，１９８０年的體制改革，把高等以下法院的法官改由司法院來管，卻把配置法院的檢察官留給行政院管，行政院不再設司法行政部，改設法務部，其檢察司主管檢察業務，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采檢察一體原則，只有外部獨立，內部則為上令下從，一體辦案，因此檢察體系本身有個最高首長，叫做檢察總長，檢察總長由總統任命，行政上則受法務部長節制。總之，檢察官依大法官解釋雖為廣義的司法官，也受到高度的身分和職務獨立保障，但行政上在1980年以后卻和法官分道揚鑣。

檢察官的角色定位在大陸法國家始終有一些不確定，但大體上都同法官差不太多，大法官的相關解釋對檢察官的保障也還算有利，但在司法改革過程中一直存在兩股力量，一股力量是要把它弄成像美國的檢察官一樣，推到純粹的行政機關，另一股力量則要把它更推向獨立、中立的司法部門，遠離政治部門。最近基層檢察官的串連運動，就屬于后者。主要是有感于這幾年碰到一些重大的案件，特別是有政治性爭議的時候，不論他們怎樣努力，在一般民眾看來，總是瓜田李下，起訴會挨罵，不起訴也會挨罵，案子辦得慢會被懷疑，辦得快也有人說話。原因就在最高檢察首長是總統任命，檢察官又被法務部考核，所有檢察資源都掌握在法務部的手上，而法務部長又是內閣成員，有濃厚的政黨色彩。這樣的組織牽連，使檢察官怎么說都說不清楚，產生強烈的挫折感。所以最近基層檢察官在原來的改革組織之外又成立的新組織，以注入新的動力，主要目標就是把檢察行政從一般行政部門獨立出來。其實把整個檢察體系搬到司法院，也未違反憲法與大法官的解釋，但事涉兩院權限，顯然不容易，因此他們希望，即使留在行政院，至少也要從法務部搬出來，所有檢察相關行政改由檢察總長主管，而檢察總長則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強化其民意基礎而能獨立于法務部，至于前面提到的人事審議委員會，當然也就改設在總長之下。這個新的體制改革有多少希望，還很難講，即使對以改革自詡的民進黨政府而言，有檢察體系這樣好用的一股力量，要他就這樣放棄，好像還是很難，所以這個改革的命運還不確定，但已經有立法委員提的三個法院組織法修正案在立法院里面，修正的重點就在法院體系的調整，剛剛講的那兩點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們大體上回顧過去十五年，臺灣的司法獨立和審判獨立，乃至檢察獨立，可說是解決了一些問題，又會有新的出現。

盡管孔子喜歡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但是，他本人對于異端似乎就不大容忍。例如，擔任魯國司寇不久，他就把少正卯先生判處死刑了。罪名呢？我記得不過是什么“言偽而辯，記丑而博”之類。也就是說，不過是對于正統觀點或政府本身發表了一些批評意見或說了些怪話，而且還很雄辯。從《論語》里觀察，我發現孔子好像對于口才好的人一直沒有什么好印象。他講“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剛毅木訥近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對于所謂“巧言令色”，他幾次直率地表示不屑在這樣的環境中，議會政治就不可能產生。

是否可以逐漸地將越來越多的政治糾紛轉化為法律糾紛，通過法院或者司法的模式解決政治沖突。這當然是從托克維爾那里得到的啟發，同時，所謂司法權的全球化擴張，一個十分重要的表現正是司法權對于政治紛爭不斷擴大的介入。

還有一個問題是民主與司法之間的緊張。如果我們假定在民主體制下，憲法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因此憲法就應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您曾經引用的一個人的說法，法律人像是魔術師，有意識地將司法過程搞的神神秘秘，最后一剎那間從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來，大家全部都驚呆了。我的一個疑問是，法律如果沒有了專業化的特性，法律人的語言完全混同于大眾的日常語言，那么是否會喪失法律表意和交流的精確性，而如果沒有了這種精確，司法的確定性也就蕩然無存了。司法改革兩岸談（下）

蘇永欽：

非常不敢當，還是先回頭補充一下違憲審查，從我們發展的經驗來看，憲法在一個不夠民主的體制之下，大概不太可能變成制衡統治集團的工具，相反它一定會變成統治集團的工具，美國有一個學者叫Karl Loewenstein，他用兩個概念來形容兩種非民主國家的憲政，一個叫語義的憲法，一個叫名目的憲法，名目的憲法是說，因為憲法實際上是擺在一邊的，供在那里不用，社會上充滿了違反憲法的事實，沒有人理它，有憲法和沒有憲法一樣。另外一種情形則是在維權體制之下，把憲法語義化了，因此不但有憲法而且用憲法，也很少違憲的事實，問題是憲法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在任何時候都只能配合政治的需要，你說要修改就修改，你說要怎么解釋就怎么解釋，違憲審查徒具其名，只是專制統治的“不在場證明”而已。這兩種情況當然都不是現代憲政主義所要的。

臺灣經歷的情況其實比較接近語義憲法，在面臨非常大的政局困難時，比如沒有辦法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它選擇的不是讓違憲事實繼續存在，而是由大法官做出第31號解釋，給不改選的國會一個合憲的基礎，等到釋憲的空間都沒有了，就由國民大會修憲，事情就解決了，這時候老實說哪里還需要違憲審查，即使有少數認定違憲的解釋，大家也可以非常有默契的，好像沒看到它一樣。剛剛舉的法院隸屬解釋，因為只是單純解釋，沒有指出什么法律無效，整整20年沒有做任何的調整。違憲審查會發生作用，也就是憲法開始被當成是一個制衡統治集團的工具，以憲法作為政治的基本游戲規則，大概都是到了整個體制民主化以后，這個過程當中做任何制度上的努力或程序上的修改都無濟于事，但就如我在上一問題表達的看法一樣，不需要就此放棄努力，司法改革永遠可以和政治改革做良性的互動。

回到新的話題，任何一個可以響應社會需要、有效率的司法，都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東西，最重要就是法律職業，如我一開始提到的，韋伯所說現代法律的特征就是走向形式理性，很重要的形式化工具就是法律職業，這些專業人員要和一般營業脫離，和一般公務員脫離，而有一套自己的職業倫理和自己管理的方式，這個專業是支撐獨立司法的必要手段。過了專業化這個階段以后也許就可以去談前面談到的循環，對過度專業化加以修正，比如加入一些陪審或參審的因素，增加更多非訟解決爭議的機制等等。等后者又發展過了頭，引起新的社會問題，再回頭增加專業化因素。但無論如何，循環的基礎一定是已經先完備了一個司法基礎架構，包括穩定的法律職業。

法律職業當然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太一樣，甚至有不同的傳統，比如在歐洲，特別是南歐，他們談到法官這個觀念的時候，檢察官和法官是不分的，都是一種客觀適用法律于個案的司法公務員，但在美國對檢察官和法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樣。又比如在法國和德國有一個法律職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公證人，公證人是在司法之前預防訴訟的法律職業，在這些國家都很受民眾信賴，收入比律師還高。大陸法系的法律教授，必須對法律文本作有系統的詮釋，法院相當程度依賴教授們對法律所做的系統詮釋。不同的司法傳統會表現在法律職業受到的待遇上面，但無論如何，最需要穩定，最不能替代的專業當然就是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可以說是現代司法最核心的職業。

就臺灣來講，職業傳統有兩個淵源，一個來自大陸，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另一個則是日本統治時代留下來的法律菁英，在日據時代大約是1900年開始建置法院，回到中華民國以后，社會上對于各種法律職業已經有一定了解，知道律師是干什么的，法官、檢察官是做什么的。當然大陸的律師傳統其實也很早，但是因為幅員太廣，律師人數也少，法制初建時期，很多地方還是由縣長來兼任審判職務，因此專業化過程很慢，臺灣一方面幅員比較小，人口比較少，集合了這兩邊的法律菁英，再經由政府有計劃的培訓，所以能比較快的完成法律職業的建立與普及，現在司法院和法務部都有訓練機構，律師則由公會負起職業訓練的任務，這部分是明顯較弱的一環。

律師的工作越來越重要，但比起其它大陸法系國家，臺灣對于律師職業的教育是非常不足的，早期等于只是借著極高難度的考試，讓考生自我教育，通過考試就丟給市場，由市場去對律師再教育，實際上等于讓消費者去承擔教育不足的后果。公會的功能完全不能和美國、德國這些國家來比，不僅教育功能不足，職業倫理的執行也很弱，以致良莠不齊，法律服務業的消費者只能受到低度保障，實在是體制上很大的諷刺。最近十年才增加了半年的律師專業教育，但成效有限，不能和司法官受到的職業教育相提并論，顯示大家對于律師業在法治上的重要性還沒有正確認知，不愿意做更多的投資。說起來這幾年的司法改革，年輕律師們的貢獻很大，但改革別人很有一套，改革自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如很多律師主張要大幅調整現在的審判結構，要建立堅實的第一審，而使第三審成為嚴格的法律審，但嘴巴說得漂亮，任何限制上訴第三審的法案，到了立法院都會遭到律師團體杯葛。改革派的律師雖不包攬訴訟，但常常包攬“正義”，把自己當成正義女神的化身，即使對于司法制度一知半解，還是以大幅改革為己任，所有反對者都會被戴上反改革的帽子。本來應該保持政治中立的律師公會，碰到總統大選還特別活躍，這也說明律師職業的問題不小。早期的司法行政過度強調在朝和在野法曹的區隔，怕他們私相授受，漸漸又造成彼此不理性的對立，法官對律師不夠禮貌，律師也找機會修理法官，這種對立使得一個家庭式的、功能互補的法律專業未能在臺灣形成，在我看來，應該是未來司法改革的另一個重點。

整體來講，法律職業在過去50年來大體已經趨于穩定，比較大的變化是公證人，這幾年開始建立民間公證人制度，但因為欠缺這樣的傳統，民眾不知道如何利用，勉強用法律去為他們創造案源，也會引起爭議，所以它的發展到目前為止還十分有限，未來需要再觀察。

至于臺灣的法律教育，基本上一直是走大陸法系的方式，和這里相當接近，學校提供四年的基本教育，授予學位，然后學術上可延伸到碩士班和博士班，如果參加國家考試，就可進入實務。國家考試司法官和律師是分開的，所謂三合一已經講了很多年，到現在還沒有實施，反倒是這里在賀老師等人的呼吁下，很快的走到三合一的考試，令人佩服。對于法律教育的批評也很多，現在比較大的方向，是如何擴大法律人的基本知識，希望能借鑒美國的法律教育，以學士后的教育為主，使法律人在知識和視野上不會太偏狹，也不會太年輕就成為法官，判人生死，不過學士后的法律教育若要普遍實施，沖擊太大，因為涉及教育成本，包括金錢和時間成本的大幅提高，學校擔心短期內可能會流失許多菁英，不愿意投入法律這個行業，所以現在還是以傳統學士教育為主，而以學士后教育為輔，這種原則例外關系會不會逆轉，現在還很難判斷，因為受學士后教育的人在考試上并不占便宜，實際上是更困難，學士后教育出身的人是否會在法律職業的表現上更為杰出，受到更大的重視，現在也看不出來，因此盡管兩制并存，傳統的法律教育恐怕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中間的討論從略】

賀衛方：

暑假的學校往往比較安靜，就像冷漠的人的心一樣。但是今天卻很不一樣，很特殊，我們在這兒竟然有一場研討，而且這么多的人熱情參與，這真正是一個意外的收益。剛才李尚公律師對于司法改革效果的估計好像很低，說這種改革實際上沒有多大意思，或者研究本身也沒有太大的價值，實際上大家提出了很多問題非常有意思，包括張谷教授剛才提到的問題。我們一個是有分工的感覺，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現代社會學術制度下生活的人，這個人有自己的專業領域，他能夠對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有一定的自信，但是越雷池一步以后就總覺得自己說話不那么硬氣，尤其是司法制度，我們研究的對象本身是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問題，正像張谷教授提到的民法典的制定并不僅僅是法學家小群體的壟斷事務一樣，一方面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很大，另外一方面我們自己的知識領域非常狹窄，讓人感覺到特別無奈，因此能夠在自己的知識領域當中遵從良心的指引，發出自己的聲音，與此同時我們當然知道自己的知識是有限的，對于自己的知識和立場不斷地反思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對社會的研究永遠面臨著一個悖論，你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外在于你個人的群體或者一種客觀的自然，而是包括研究者本身。按照測不準定理，溫度計本身也是有溫度的，所以永遠是測不準的。我們永遠對這個社會沒有非常絕對真理意義上的把握，這也是為什么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原因。通過交流，我們可以獲得各種各樣不同的信息，獲得很多的教益，能夠反思自己思考中的缺陷和問題。

我讀蘇老師的著作經常能夠獲得一種教益，盡管我們都知道兩岸的司法改革有著時間段上的差異。不過，今天很好的一點是，我們并沒有因為這樣的差異而難以交流，相反，我們有一種理解的愉悅。錢鍾書先生在為他的著作臺灣版所寫的序言中，曾經引用古詩里吟詠水的詩句表達語言在交往中的復雜作用：水可以讓我們的交往成為可能——“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但是水也常常讓我們相互阻隔，沒有辦法交往——“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我們知道，退回30多年前，海峽兩岸這樣的交往是完全不可能的。現在盡管兩岸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到臺灣開會手續辦起來總是很麻煩，不過我特別高興的是在總體來說不是特別讓人喜歡的氛圍里，兩岸的法學界有這樣愉快而有益的交流。每次蘇老師以及臺灣的其他法學同行到北京來，都能夠給我們帶來新鮮的知識和愉快的心情，為了這一點，我要特別感謝蘇老師。

今天到來的有許多中國法律界非常重要的人物，包括媒體的主編、編輯，包括律師界的大牌律師和法院、檢察院的重要人物，有些朋友發表了自己精彩的見解，有些朋友還沒有發言，但是還是在這兒坐了一下午費心費力的參與，我要對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另外，當然還要特別要感謝王文杰教授，他一直是兩岸溝通的橋梁，為蘇老師這次和我個人的對話，文杰教授很早就開始籌劃，不斷地一次一次打長途電話，費用花了很多不說，最后都沒來得及讓你說話，真的特別遺憾，我想下一次你來專門安排給學生做一次講演，作為我們的一點補償吧。我也要感謝北大法學院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同學們，看到網上的信息你們就過來了，我相信，你們的參與不僅讓這個會議室有點“人滿為患”，也讓蘇老師和我覺得這場對話格外的富于意義。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