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

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與傳統的精英教育或英才教育在概念上有一定的區別。后者體現為一種量的教育，即只有極少數人有享受教育的權利。前者則體現的是一種質的教育，著重于優秀的教育，即是在大眾化平臺上的高層次高素質的教育。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種以心智和人格為核心的高標準教育，它是建立在高深學問基礎上的（這里所述的高深學問不僅是一套知識體系，同時還是一套方法體系以及在未知領域冒險、探索的過程），旨在讓少數具有較佳天賦和潛質的學生成長為高精尖人才，將來成為各行各業的棟梁、骨干和領導者，其中不乏領袖和大師級人物。從國際國內的發展趨勢看，構建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理念是時代的需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人的個性發展的需要。

從時代的要求來看，精英教育是知識經濟時代高科技發展的內在要求。在知識經濟時代，高新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新的特點。由于知識的信息化，網絡社會的形成，各個學科之間迅速交叉融合滲透，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哪一個學科種類，而必須從多個學科入手，才能取得預期的研究效果。不僅如此，由于各個學科的互相結合滲融，新興學科也不斷出現，研究的難度和深度也在不斷加大。僅以計算機技術為例，最早的計算機是為軍事戰爭服務的，如今，它所服務的對象早已不僅僅局限于軍事領域，在氣象、地質、水利、建筑、運輸、農業、印刷、編輯等領域都不難見到它的身影。這些技術領域的互相結合，催生出了新的研究課題，研究的難度和廣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北大教授王選發明的計算機激光照排漢字處理系統舉世聞名，它將計算機技術成功地應用于印刷領域。但這是一個涉及面非常之廣、難度非常之大的復雜系統工程。它涉及數學、物理、中文、計算機、電子技術、新聞、印刷等多個學科，并經過研究人員花費了數年時間才得以成功。要發展高新技術，必須要培養能從事高新技術的高精深的專門人才。相比其他人才的培養，鑒于高新技術的特點，要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有限資源條件下，開展一定數量的精英教育是必須的，也是正確的選擇。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精英教育培養的精英人才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是經濟、科技、教育、軍事、外交和文化等社會各個領域，還是政府、行業等不同的管理部門，精英人才都起著引領社會發展潮流，推動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采取適度的精英教育，以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對拔尖創新人才的需要。從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來看，作為孕育科技，集知識創新、知識生產、知識傳播和知識應用為一體的高等教育，已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為社會服務等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高等學校與社會經濟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傳播文化和國際交流的任務也越來越繁重，高等學校水平高低正在成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

一般來說，決定高等學校水平高低的主要是學校的教師，也就是這個學校所擁有的精英人才。建國際一流大學，關鍵和重點是一流的師資，也就是一流的精英人才。事實上，當前國際競爭空前激烈的主要焦點就是人才，也就是精英人才資源的爭奪和競爭。可以說，有了某一方面的精英人才，就擁有了該方面的核心技術基礎、技術創新能力和戰略競爭力。只是我國的高水平師資相當匱乏，它不僅制約了精英教學，也制約了大眾化教學。

從人的個性發展的需要來看，每個人都是不同的，精英教育滿足了一部分出類拔萃的學生與杰出教師在寬松的環境中探索高深學問的需要。人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其與眾不同的個性特點，即每個人的需要、動機、興趣、愛好、氣質、性格和能力等個性特點都是不一樣的。人的發展也是多層面的，因此不能簡單地要求統一和一律。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的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大學生們由于過去各自生長的環境不同，文化基礎、興趣愛好和人生觀、價值觀、理想都不盡相同，大學生多數為自己設計了未來，有了自己追求的目標。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正是順應了學生自我發展的需要，滿足了學生實現遠大抱負的需要，因而有利于學生身心的健康發展。

第二篇：高校老校長論壇：大眾教育不該排斥精英教育

高校老校長論壇：大眾教育不該排斥精英教育

建國60年來，隨著廣東經濟發展，教育水平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廣東從原來教育發展水平低的省份，發展成現在的教育大省。但高等教育大眾化是否降低了學生培養質量？大眾化下還要不要精英教育？

近日，廣東高校老校長論壇在廣州舉行，一批老校長、老書記聚集一堂，回首建國60年和改革開放30年教育發展成就，并對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批評。

一、“大眾化”下教育質量存在缺失

華南理工大學原校長劉煥彬發言中指出，這些年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普及義務教育的實現，高中教育的快速發展及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不僅促進我國GDP的增長，而且使我國由一個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邁進關鍵性的一步。

當然，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對人才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高教育質量發展存在缺失。比如，需加強學生人品培養、能力培養、解決學校“層次單一，千人一面”的辦學問題。

劉煥彬認為，造成這種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學辦學機制和人才培養方式單一，始終無法擺脫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識型教育模式中，長期忽視學生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動手能力培養。另一方面社會浮躁氛圍滲透校園，老師無法潛心學問，學生不愿靜心學習。

改革開放后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突出表現為教育的大眾化。該如何解決當今大眾化教育與精英教育的矛盾？劉煥斌認為，大眾化教育與精英教育并非就“有你沒我”，世界上有些發達國家兩者都做得很好。他們以建立與傳統的精英大學系統之外的“第二種高等教育”來實現大眾化。如美國的社區學院，英國的多科教學院，以及多種成人高教機構。“名牌大學、重點大學應承擔精英教育職能。”

二、高校原創性研究太少

“中國高校研究99%都是跟蹤性研究，功利性較強，原創性研究太少。”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駱世明坦言：“許多SCI論文也是垃圾論文，發表了也無人看。”

他批評道，高校教育功利性太強，科研人員缺乏大度和開放精神，“小農意識”（拒絕合作與交流）嚴重；年輕人缺乏艱苦深入的精神。“美國學生做研究時，小姑娘也卷起褲腿下田，而中國學生只會躲在房間里做實驗。”

駱世明還將高校與教堂、軍隊、政府和企業進行了一番對比。西方大學起源于教會，因此傳統中對科學和規律研究有虔誠的態度；高校應學習部隊軍人的使命感的大局意識，但要具備質疑和批判的精神；中國古代的學校是為了培養官員，但現代大學不應只培養學生當官，而是培養學生怎么思想，怎么做事；高校也像企業一樣需要經營，但企業追求利潤，講經濟效益，學校培養人才應該“質量勝于數量”，是長期戰略性、公益性、社會性的，絕不以盈利為目的。

三、政府不應對高校過度行政化

““促進人的發展”應該是教育最本質的功能。我們現在高等教育“人的發展”還不夠，在發展時以某種確立的模式來塑造人才，這種觀念非常強，特別重，他覺得這種做法會使得教育者創造力受到很大挫傷。”鐘韶認為恩格斯的話正體現以人為本：“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現代高等教育應該堅持“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他說，現代大學的奠基石應該是創新與自由，體制需服務于學校發展，而現在政治化太強。把學校劃分成不同的行政等級，教學評估、統一高考、招生、科研審批等都由政府控制，限制了高等教育的發展自主權。”

現在高校評職稱，絕大多數是看老師發了多少論文，刊物等級如何，關鍵的教學水平和學術水平卻不看。“我常開玩笑，學術委員會不需要專家，只要找些高中畢業會數數的就可以評出來了”。

第三篇：精英教育與大眾化家教育的區別

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特點

從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眾化階段的轉變, 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觀念的轉變。這兩個發展階段在人才觀和教學觀價值取向、學生觀等方面都應有較大的區別, 充分認識兩個階段的差異是做好機制轉變的前提和保證。

精英教育的人才觀比較重視研究人才的培養,強調學生的專業知識的深度, 培養出的少數精英成為部分行業中的技術骨干, 專業覆蓋面窄, 不易適應職業的轉變, 這就產生了所謂的“專業對口” 問題。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工業化初期和我國的計劃經濟時代, 精英教育有其獨特的優勢和特色, 培養的人才大多數可以在固定的崗位上“從一而終”, 從而為培養大批的專家、學者提供了保證。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 社會需要大量的專業適應面廣、綜合素質高的人才, 社會職業類型也會成倍的增長。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職業只有700 多種, 現在已有近2000 種, 而日本有4000 多種, 德國有近6000 種, 所以, 高校培養人才的思路要從單一化轉化為多樣化、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在高校擴招的情況下, 將專業設置、課程設置與大眾化教育復合型人才培養的要求相適應, 發揮專業之間、院系之間的教學合作與互補, 是解決教學資源相對短缺與學生人數快速增長之間的矛盾的主要途徑。

精英教育的教學觀和大眾化教育的教學觀也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差異: 精英教育注重教師的主導作用, 教師掌握著學生所學知識的廣度和深度;大眾化教育則更強調學生的主動性, 注重整個校園的教育氣氛和整體教育培養功能。精英教育階段強調高等教育的功利性、生產性、工具性,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技術人員和經濟專家, 傳授知識、技術和培養能力, 學校是生產專一性很強的“產品“的生產機器。大眾化教育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新的轉變,重視塑造人的心智和個性, 注重人才的全面素質培養和創造性能力的養成教育, 人文和道德素質教育成為教育重點之一;本科教育培養的學生直接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各個領域中的高級勞動者和技術實踐者, 研究生教育成為專業性強、層次高、注重知識深度與技術研究能力的專家型人才的培養教育。

大眾化教育在學生觀上與精英教育階段有著本質的差別: 首先表現在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方面,精英教育階段學生更多的是受制于專業、課程以及教學方法對他們的限制, 所謂“一步定終身”, 大部分學生從入學時候起就注定要終身從事某一職業,對于所學的課程范圍沒有主動權。大眾化教育階段使學生有了選擇專業的更多機會, 真正意義上學分制的實行和信息化多媒體技術的應用, 使學生自學的效率大大提高, 興趣對學習效果的影響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其次, 學生在學校的定位發生了變化,精英教育強調師長觀念, 學生是學校教育的受惠者,是學校行政的“被管理者”, 教育管理者和教師成為高人一等的“上層” 角色, 學生參加管理決策和過程運作的機會微乎其微。大眾化教育階段強調以學生為本, 學生成為學校教育管理和教學工作的主體之一, 學校教育管理者為學生學習、生活和自我素質培養服務。學生與教師是對等關系, 只有社會分工的角色不同, 沒有“上智下愚”之別, 教學相長,學高為師將成為現實, 學生選擇教師將越來越普遍,在教學過程中的師生知識互補也將逐步顯示出對教學效果的影響。

第四篇：精英教育2

精英教育之二：中國需要養成君子之大學

經濟觀察網 秋風/文 當代中國大學教育存在諸多問題，而其中最為嚴重者在于，缺乏養成“君子”之機構。

君子是個古老的概念，至少在周代就有“君子”一詞。但當初，君子就是貴族。孔子在封建制開始瓦解的時候，對君子一詞的內涵進行了轉換：一個人雖為平民，但只要具有德行者，即為君子。從此，人人皆可成君子，而成為君子就是中國人做人的理想。

孔子意義上的“君子”，較為接近于歐洲人所說的“紳士”。兩者都強調美德和服務社會的實踐性技藝。但相比于紳士，“君子”一詞更加突出其讀書、明理。因此，君子首先需要接受教育。孔子及整個儒家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正是如何通過合理的教育，養成君子，養成君子構成儒家式教育的基本目標。孔子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創辦了平民的君子養成機構：孔子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大學，其性質類似于封建時代歐洲的大學，但孔子的目標是把平民弟子們培養成為“君子”。孔子之后，不論漢儒之在家授徒，還是宋儒之開辦書院，也都是為了養成君子。因為，在儒家看來，君子是社會治理之本。這些君子掌握知識，具備德行，同時也具有治理的技藝和智慧。憑借著這些特質，在民間，他們可以贏得民眾信任，領導和組織社會的自我治理。他們也可以進入政府機構，擔任官員，給政府輸入理想主義的精神。

正是依靠他們，在三千年歷史中，中國這個規模不斷擴大的共同體，大體上維持了尚算合理的秩序。現代中國最為偉大的立憲者，康有為、梁啟超、張君勱，乃至于孫中山、黃興、蔣介石等人，也都是儒家的君子。可以說，傳統社會之正常運轉，端賴于君子教育體系之存在。不幸，二十世紀初開始，這個傳統陷入危機。中國廢除了科舉制度，引入了現代大學制度。在歐洲，一直存在一些精英型中學、大學，即便到了現代，他們依然可以訓練紳士。但中國引進大學制度，帶有非常強烈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目的，那就是迅速趕超西方，而人們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現代的“科學技術”乃止工程上。人文性教育遭到大學當局忽視，而君子-紳士之養成，與此類教育關系極大。

當大學制度引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也發生了激進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思想運動，這場運動的口號是打倒“孔家店”。存在了幾百年、上千年的儒家傳統教育，比如，宋儒所創立的書院，被迅速而徹底地拋棄。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儒家經學，在大學中也沒有立足之地，歸于消亡。其嚴重性就類似于，在西方，不再存在神學和古典學。

二十世紀中期，這種功利主義傾向演變到極端地步。院系調整切斷了本來就不那么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教育傳統，按照蘇聯模式改造的大學普遍變成了專業技術培訓學校。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訓練工程師，同時也進行意識形態灌輸。這樣訓練出來的人既缺乏德行，也不具備治理的技藝和智慧。

八十年代之后，這種極端局面有所緩和。但是，實用主義精神已經深植于大學身體之中。現在，它有了一個新的表現形態，即商業化。在商業目標驅動下，大學規模急劇膨脹。大學普遍瞄準商業世界的需求，培養能夠具有賺錢才能的人。

總而言之，二十世紀中國的教育與儒家君子教育傳統愈行愈遠，大學教育日益粗鄙化，君子養成傳統斷裂。隨著君子之凋零，中國社會治理狀況也日益劣質化。在社會中享有支配權的人物，要么是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要么是拿著槍桿子自天而降的革命黨人。政府官員的操守同樣呈現出明顯的下降的趨勢。此中原因當然十分復雜，但是，君子教育的斷裂，干系極大。

當下中國欲形成優良治理秩序，一個至關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君子養成體系，以培養一個兼具德行、技藝和智慧的精英群體。但是，如何在現代社會、文化脈絡中重建君子養成機制？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可以設想的途徑有兩個。

第一，在大學中展開君子養成教育。過去十年，不少有識之士已認識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而在大學開設了高等人文學院或者文科實驗班，對少數學生進行精英教育，包括輔導他們閱讀中國、西方經典。不過，在喧囂的大學環境中，學生、老師們都很難避免浮躁之風的沖擊。第二種途徑也許更為可取，但尚無人嘗試，那就是，對傳統書院形態進行創造性轉化，開辦現代書院。目前已經有一些儒者開設了書院，輔導學員研讀儒家經典。但是，此類書院普遍規模較小，學員參差不齊，且其對現代人文、社會科學及西學缺乏足夠重視，因而，對無法與一般大學競爭，對優秀青年缺乏吸引力。

以一種更為開放的心態創辦現代書院，也許更有前途。這種現代書院或許類似于美國的小型人文精英學院。應當說，隨著中國人的財富增加，有一些父母已經可以超出功利目的考慮孩子的教育，如果有人創辦此類師資強大、條件優越的現代書院，或許不乏問津者。它將延續傳統書院教學相長的傳統，學生通過閱讀中西經典，參與校內外的各種公共活動，理解社會與文化，養成倫理責任感和領導能力。

接受了這樣的教育，當然并不就是君子。君子需要在實踐中成長。但這樣的教育對于君子之養成，同樣至關重要。此類現代書院教育，最有助于青年人進入社會后成長為君子。而君子群體的形成與擴大，乃是中國社會形成健全秩序的基本前提。

作者介紹：姚中秋（秋風），獨立學者，現居北京，目前主要研究儒家思想、中國治理秩序的歷史演變與現代秩序構建。

“何為理想大學”專題由經濟觀察網、搜狐評論、中德文化網聯合策劃，搜狐新聞社區和新華社區組織互動并協助推廣。

第五篇：高考分值調整與“標準化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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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分值調整與“標準化精英教育”

作者：凌宗偉

來源：《教書育人·教師新概念》2014年第01期

最近各地紛紛出臺高考改革意見，這些意見的共同點就是沒有跳出“標準化精英教育”的思路，即只在高考科目與分值上做文章。

這樣的改革表面上看來是積極回應了高考改革的呼聲，實際上并未改變高考制度給當下教育帶來的困境。很多人覺得，既然我們把孔子學院辦到了世界各地，還賦予英語那么高的分值干什么？分值調整的改革，實際上是通過隔靴撓癢的方式來應對公眾的呼聲。

無論漢語教學還是英語教學，關鍵不在于分值的高低，而在于高考怎么考，教學怎么教。如果說課改是教改的靈魂，顯然分值調整的改革就不可能觸動這個靈魂。無論哪國語言，都是一種交流工具，也是一種思維媒介，只有使用才會嫻熟。可是我們的教學與考試考慮的卻不是使用，而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與選拔。

問題的癥解就在于用了一套“標準化精英教育”的方式應對所有的受教育者。從全球化視野來看，高呼一刀切地廢除小學英語教學除了能夠吸引公眾眼球，恐怕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以江蘇這些年的學業水平測試為例，六門學科的學業水平測試看起來為的是減輕學生課業負擔，但實際上，學校為了學生能在高考的總分上加上一兩分，有多少人不是在考試前的幾個月就放棄其他學科教學，一門心思組織學生為這幾門的會考積極備戰的？事實的情況是，只要有考試，哪怕分值就是一分，也會增加學校和學生的負擔，只要價值取向不改變，教學內容與方式不變革，就不可能提升學生這門學科的素養。

教育的功能不是教會學生解幾道題目，尋求“標準”意義上的答案，而是在于培養人的思維能力，拓展人的視野，形成個人的思維品質與價值取向。教育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分數上，而要從孩子的生命成長著眼，為他們的生命打上人文的底色。

現代社會的公民，既是政治意義上的權利主體，也是文化意義上的價值主體。我們不能用統一的課程、統一的考試衡量不同的個體。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精英教育”只是高考意義上的精英教育，是一種“標準化的精英教育”。

（作者單位：江蘇通州市二甲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