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議“歷史學的價值和功用”

小議“歷史學的價值和功用”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變得功利化，越來越不愿意花費時間去了解和學習歷史學。有的人甚至還產生了“歷史無用”的錯誤觀念。不可否認，在當今社會中，歷史學的地位正在下降，正在走向“邊緣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人們沒有真正認識到歷史學的價值和功用。

在我看來，歷史學的價值和功用，簡而言之，可以用四個字概括——經世致用。前人有云：“何謂經世？致力于國家，致力于社會謂之經世；何謂致用，以我之所學，化我之所用謂之致用。”具體而言，我認為歷史學的價值和功用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部分：首先，就是“以史為鑒”。歷史學具有很強的借鑒功能。人們可以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將之用來指導現實的實踐。歷史是一種前車之鑒：前人所做的事情，假若成功，后人可以借鑒仿效；失敗的，后人亦可引以為戒。將歷史學作為“前車之鑒”，也就是借助昨日的經驗來應對今天或明日的挑戰。歷史其實是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只要將其善加處理，為我所用，無論是誰，都必將受益無窮。我國歷來就有著“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歷代志士仁人無一例外的都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既總結國家興衰存亡的經驗教訓，也總結個人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中國古代向來重視史料的記載。歷代史官秉筆直書，更是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視為自己的主要職責之一。

其次，歷史學見證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淵源，傳承著文化財富，可以增強一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有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兼容并包，歷久彌新。而歷史學正是這一切輝煌和榮譽的見證者與承載者。歷史學的認識成果，是世世代代的人們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記錄和總結，是文化價值的結晶，傳承文化財富的社會價值。了解歷史，有利于我們感受曾經的輝煌，培養民族自豪感。同時，歷史學也記載下了近代以來中國所遭受的侵略與欺辱，承載著中華兒女在國難之時的血淚與辛酸。俗話說：“忘記歷史就意味背叛”。了解歷史，可以給我們以鞭策和激勵，促使我們不斷進取。

第三，歷史學也可以陶冶人們的精神與情操。歷史中有著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孫中山??每當中華民族面臨著國難與危亡,總會有高呼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仁人志士涌現而出,救亡圖存。了解歷史，可以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歷史學的積極認識成果具有陶冶和升華人類精神品格的社會價值。當代人可以從歷史中尋找到精神榜樣，促進自身的完善與發展。這也是近些年來，掀起“歷史熱”和“國學熱”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后，歷史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是學好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民俗學、文化學等一系列學科的重要基礎，對于深入研究這些學科的起源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價值。

總之，我認為，即使是在當今社會，歷史學仍然具有著“經世致用”的重要作用，歷史學的價值與功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我相信，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們認識的不斷進步，歷史學必將得到完善，逐漸發揮出其重要作用，推動社會與文明的發展。

第二篇：歷史學的社會價值

第二節歷史學的社會價值

歷史學的社會價值，也就是有的書中所說的歷史學的社會功用或社會功能。

歷史學有什么社會價值呢？籠統地說，滿足人們尋求“史鑒”和“史師”的需要就是歷史學的社會價值所在。

“史鑒”和“史師”是多方面的，因此，歷史學的社會價值也是多方面的。

以下我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看歷史學的社會價值。

第一、“以史為鑒”——指導人們社會實踐

“以史為鑒”，就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用以指導現實的實踐。

古今中外，各國的有識之士都十分重視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我國歷來有“以史為鑒”的傳統。歷代有作為的統治者和志士仁人都無一例外的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其中既包括國家興衰存亡的經驗教訓，也包括個人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同周公一起輔佐周武王滅殷的召公，就告誡西周統治者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尚書·召誥》）。西周統治者在慶典上也念念不忘“殷鑒不遠，就在夏后之世”（《詩·大雅·蕩》）。漢初統治者把秦二世而亡作為自己的殷鑒，唐初統治者把隋二世而亡作為自己的殷鑒，都比較注意調整統治政策，比較注意愛惜民力，因而對漢唐盛世的出現起了促進作用。中國古代大史學家更是把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視為自己的主要職責。如司馬遷（鏈接文本素材庫——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年—？]，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漢武帝時，仕郎中，多次隨駕出巡，并奉命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年]繼其父司馬談，任太史令職，職掌天時星歷，管理皇家圖籍；后開始撰《史記》；天漢二年[前99年]為李陵敗降匈奴辯護，觸怒武帝，受腐刑；出獄后為中書令，發憤著述，完成《史記》）寫《史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考之行事，嵇其成敗興壞之理”（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告誡人們“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光（鏈接文本素材庫——司馬光[1019—1086]，陜州夏縣[今屬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學家；宋仁宗趙禎寶元元年[1038]舉進士甲科，屢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進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撰《通志》8卷奏呈，為英宗看重，命設局續修；宋神宗趙頊即位，擢翰林學士，命其書曰《資治通鑒》，親自作序，俾日進讀；著述除《資治通鑒》外，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嵇古錄》、《速水記聞》等）寫《資治通鑒》，也是要“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

在古希臘，號稱“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鏈接文本素材庫——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前484年—約前430年]，古希臘歷史學家，因所著《歷史》被公認為古典杰作，被譽為“歷史之父”；出生于小亞細亞的哈利卡納蘇斯城，因參加政治斗爭失利，被放逐；游歷過小亞細亞、愛琴海諸島、埃及、敘利亞、巴比倫、波斯、色雷斯和黑海北岸等地；公元前447年以外籍客民身份移居雅典，與伯里克利、索福克里斯等人過從甚密；約公元前444年，隨雅典移民隊移居意大利南部新建的希臘殖民地圖里城，取得城邦公民資格，并在那里度過晚年；主要著作《歷史》[亦稱《希臘、波斯戰爭史》]，共9卷，1—5卷第28章述西亞、北非及希臘各地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從第5卷第29章起主要記述公元前478年以前幾十年間希臘人與波斯人的戰爭史。）的目的就是“為了保存人類所達成的那些偉大成就，使之不至因年代久遠而湮沒不彰，為了使希臘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不至失去其應有的光彩，特別是為了要把他們之間發生戰爭的原因記載下來，以永垂后世”（參見希羅多德著、王嘉雋譯：《歷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出版，第167頁）。另一位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鏈接文本素材庫——修昔底德[Thucydides，約公元前460年--約公元前401年]，古希臘歷史學家；出生于雅典一個富有的顯貴家庭；公元前424年當選為將軍，時值以雅典和斯巴達為主要對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烽煙正酣，修昔底德指揮一支艦隊疾赴愛琴海北岸援救被斯巴達圍困的安菲波里斯城，因援救不力，城陷后獲罪流放20年之久，戰爭結束后返回雅典，不久去世；生前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歷30余年，立意垂訓后世，唯所記史事只迄于公元前411年，終未完稿。流傳下來的書共8卷，敘事生動而富有哲理。）也申

明，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一部“沒有奇聞軼事的史著，恐難引人入勝。但是如果學者們想得到關于過去的正確知識，借以預見未來（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未來雖然不一定就是過去的重演，但同過去總是很相似的），從而判明這部書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參見修昔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商務印書館1978年出版，第17-18頁。）

近代以來，隨著直接進入歷史前臺的群眾隊伍的規模日益擴大，自覺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也越來越成為群眾性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對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和美化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歷史教科書的群眾性抗議，就是鮮明的例子。而且，近代以來，隨著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等專門史研究的開展，人們也越來越注意從那些專門領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所謂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就是尋求導致國家興衰存亡或個人成敗得失的原因，也就是試圖探尋歷史現象中的因果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實際上可以說是探尋歷史中的因果規律性。只是，那樣的探尋往往只局限于憑主觀的直覺去總結一些歷史現象和過程中的成敗得失原因和教訓，而不是從根本的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去探尋，因此那樣分析出來的原因和總結出來的教訓，往往不是很全面、很準確的，甚至還可能做出一些不切實際的、錯誤的結論。例如，前面提到的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都認為希臘、特別是雅典實行的那種民主制度是希臘、特別是雅典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原因或根本保證。可是，雅典最終還是被斯巴達打敗了，而希臘各城邦的民主制度最終還是不得不對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的專制制度俯首稱臣。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也要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但它不是憑主觀的直覺去總結，而是根據唯物史觀揭示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去分析和總結。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為人們科學地認識過去和現在，科學地預見未來，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在唯物史觀的科學指引下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教訓，才能科學地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

第二，“繼往開來”——陶冶人類精神品格

馬克思把人類的歷史比作一部“歷史劇”，人們既是這部歷史劇的劇作者，又是劇中人（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卷，第147頁）。把這樣一部“歷史劇”的真實面貌再現出來，具有巨大的倫理――審美價值。因為其中充滿了各種美和丑的生動歷史形象：

既有為國家、民族舍身捐軀者，也有賣國求榮者；

既有殺身成仁者，也有求生害人者；

既有富貴不能淫者，也有為富貴折腰者；

既有悲劇、喜劇人物，也有笑劇、鬧劇人物……

這樣一部真實的“歷史劇”的倫理和審美價值，勝過舞臺和屏幕上的歷史劇，其原因在于它是真正發生過的。這就決定了歷史學的積極認識成果具有陶冶和升華人類精神品格的社會價值。

數千年來，浩浩蕩蕩而又充滿曲折回蕩、激流險灘的歷史長河的悲壯歷程，激起幾多志士仁人“繼往開來”的壯志豪情。面對著它，孔子慨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蘇東坡長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孫中山疾呼：“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著倡，逆之者亡”；毛澤東振臂：“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每當中華民族面臨存亡興衰的歷史關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召喚，總是喚起無數中華兒女投身到挽狂瀾、謀富強、復興中華的洪流之中，使中華民族雖歷經滄桑磨難而終能創造出五千年綿綿不斷的輝煌文明。

第三，“溫故知新”——傳承文化財富

歷史學的認識成果具有傳承文化財富的價值。

歷史學的認識成果，是世世代代的人們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記錄和總結，是文化價值的結晶。由此決定了歷史學具有傳承文化財富的社會價值。哲學和各門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發展，文學藝術的創新，都離不開歷史的積累和傳承。歷史學承擔著引導人們以科學的態度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的任務。

歷史學本身是一門綜合性極強的人文社會科學。它不僅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之間，而且也和某些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既互相交叉又互相滲透的密切關系。

歷史學與哲學

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史學發展提供基本的理論、觀點和方法的指導。史學為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發展提供史實依據和素材。跨于史學和哲學之間的哲學史，更是為哲學的發展提供歷史基礎和養料的學科。

歷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

歷史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它研究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發展和規律；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與數學在自然科學中的地位有些相似。缺乏數學基礎，很難學好自然科學；沒有歷史知識也很難學好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民族學、法律學、文化學、宗教學??等等人文社會學科。

歷史學與自然科學

各門自然科學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但它們的研究資料都有一個歷史積累過程；它們的理論思維也有一個歷史的發展和演變過程。因此，各門自然科學都需要研究本學科的發展史。各門科學技術都需要有各自的科學技術史。

歷代史籍有關天文現象和各種自然現象的記載，有關人類物質生活和生理現象的記載，有關于創造發明、工藝、技能、典章制度的記載以及流傳和保存至今的各類歷史文物，等等，可為哥們自然科學和技術學科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歷史遺產和歷史背景資料。

英國的李約瑟是搞自然科學的，但他根據我國史籍寫成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使他在世界學術界享有盛名。我國著名氣象學、地理學大家竺可楨，利用歷代積累的歷史資料研究中國氣候的形成、特點、區劃和變遷，在氣象學、物候學、地理學等眾多領域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因此，人們常把歷史比作知識的寶庫，里面儲存著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積累的一切知識成果，是促進人類智慧發展永不枯竭的源泉。

正因為歷史學具有其他任何學科不可代替的社會價值，人類永遠需要歷史學，永遠需要學習自己的歷史。

但是，要學好歷史，就需要學習《史學概論》。為什么這么說呢？下一節就討論這個問題。

第三篇：歷史學書單推薦

歷史學書單推薦（茅海建老師與王奇生老師）

茅海建老師所列書單：

課堂討論書目（每周一本）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海外文獻的刊布和文獻史事的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臺北，197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石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堅雅：《中國農村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關問題1368-195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朱蔭貴：《國家干預經濟與中日近代化——輪船招商局與三菱?日本郵船會社的比較研究》，東方出版社，1994年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進一步擴大閱讀的書目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遼海出版社，1999年

蔡鴻生：《俄羅斯館記事》（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

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

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7，臺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年》，重慶出版社，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新版）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49，臺北，1985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8年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庭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

從翰香編主編：《近代冀魯豫農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陳慈玉：《近代中國茶葉的發展與世界市場》，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探討叢書〉第六種，臺北，1982年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史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彭澤益：《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中國人民大學，2006年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與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與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與大同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1，臺北，1994年

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楊國強：《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艾愷：《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代中國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閻國棟：《俄國漢學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奇生老師所列書單：

政黨研究

［英］倫納德?夏皮羅：《一個英國學者筆下的蘇共黨史》，東方出版社1991年。

［美］易勞逸：《流產的革命》、《毀滅的種子》，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近史所專刊1985年，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3年。

[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聞黎明：《第三種力量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階級研究：

[美]彼得?蓋伊：《施尼茲勒的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美]約翰?斯梅爾：《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英］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譯林出版社2001年。

人物研究：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商務印書館2002年

[美]蕭邦齊：《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

城市與鄉村：

[美]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年。

[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

民眾抗爭

[美]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商務印書館2007年。

[美]裴宜理：《上海罷工》，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美］白凱：《長江下游地區的地租、賦稅與農民的反抗斗爭，1840－1950》，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

王冠華：《尋求正義：1905－1906年的抵制美貨運動》，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

文化史：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2007年。

[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東方出版社2007年。

[英] 彼得?伯克：《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美]彼得?蓋伊：《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社會史

[美]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三聯書店2005年。

[法]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小山村》，商務印書館1997年。

[日]茲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黃宗智：《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經濟史：

[美]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

[法]雅克?勒高夫：《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

思想史：

［美］浦嘉珉：《中國與達爾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軍閥研究 陳志讓：《軍紳政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齊錫生：《中國的軍閥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

事件研究：

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理論、方法：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英］帕拉蕾絲－伯克：《新史學：自白與對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第四篇：歷史學簡介

歷史學專業始建于1984年，2010 年被遴選為國家級特色專業建設點，現為山東省名校建設工程重點建設專業。“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為山東省高校省級精品課程。擁有省級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運河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省級重點學科“中國近現代史”。

現有教職工36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4人，具有博士學位者30人。教師中有曾憲梓教師獎獲得者1人、“齊魯文化英才”1人、山東省教學名師1人、山東高校十大師德標兵1人、省校級中青年學科帶頭人及跨世紀人才培養對象9人。

本專業教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項，獲省級以上教學科研一等獎6項，二等獎9項。現已初步形成了運河文化研究（以專門史、中國古代史為依托）、20世紀華北鄉村社會治理研究（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依托）和南太平洋島國研究（以世界史為依托）等3個教學、科研、學科三位一體的師資團隊，在省內外確立了獨具特色的教學科研優勢。

本專業現有一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世界史）、三個二級學科（專門史、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一個招生方向（歷史課程與教學論）和學科教學（歷史）專業學位招生權，以及同等學力申請碩士學位培養資格。

本專業培養具有豐富人文素養和扎實的歷史學專業基礎，博學多才、視野寬廣、踏實肯干，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突出的高素質基礎教育師資，以及勝任文化及相關產業、黨政機關等單位工作的復合應用型人才。主要開設史學概論、中外通史、斷代史及區域國別史專題研究、史學前沿動態、論文寫作指導等基礎課及運河文化、鄉村社會治理、南太平洋島國研究等特色課。同時結合理論教學開展文物考察、田野調研等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專業興趣。

本專業實施“三二三”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從第三學期開設，根據個人潛質、就業意向、學習成績等遴選部分學生按“外國語與外國史”專業方向培養，打造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畢業后進入有關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到相關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

第五篇：歷史學學科

歷史學學科：歷史學類

歷史學類：歷史學、世界史、考古學、文物與博物館學

歷史學：

統計信息（數據統計截止日期：2012年12月30日）

1、該專業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12000-14000人

2、該專業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性別比例：男38%：女62%

3、該專業2012年全國高考招生文理科比例：文科99%：理科1%

4、該專業近幾年全國就業率區間： 2010（80%-85%）2011（80%-85%）

5、該專業全國報考碩士較集中的專業：中國史、中國近現代史、專門史、中國古代史

核心課程：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史學概論、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地理、考古學概論、中國史學史、中國社會生活史、中國經濟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政治制度史、西方文明史、西方政治制度史、國際關系史、歷史影視劇創作與評論、歷史文化遺產開發與保護以及古今中外史學名著選講等。就業方向：畢業生可適應策劃、咨詢、管理和教學、研究等方面工作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大部分畢業生在各類學校、文博科研單位、黨政機關、新聞出版部門、著名企業就業，有將近一半的本科生在本校、國內重點科研院所及國外著名大學繼續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