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簡評

中國歷史與文化劉云鶴 1090800114 生命科學學院

1《中國大歷史》簡評

選擇《中國大歷史》這本書純屬機緣的巧合，因為在網上看到了一個帖子，說是大學生必讀的一百本書中，就有《大歷史》這本書；也不知怎的單單就記得這一本。后來寒假里為打發無聊，書店里看見了，就買下了。

初看這本書，就覺得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在我看來，有以下兩點：

篇幅短小，以點論面

這本書連目錄都算上，也就350頁，每一個標題下的內容也只有1-3頁的敘述。這非常適合我們這些有點兒歷史基礎，平時沒有大塊時間讀書，又渴望有一些標新立異思想的大學生們。

白話文體，通俗易懂

現代史上，最權威的通史學者應當屬錢穆老先生了，他的《國史大綱》堪稱經典。曾下決心拜讀一二，但望豎排版式和老式白話文而卻步。但黃仁宇老先生2早年曾任國軍的下級軍士，是一個從階級底層走出來的歷史學者，在不失史家之嚴謹的基礎上，同時更加平民化，使了解歷史不再被識為畏途、不再只是幾個歷史學家的“齋中之物”；而且從20世紀五十年代他即在美國，攻讀歷史，思想更接近西方人；此書寫于20世紀九十年代，白話文體已經發展完善。所以，讀起來是沒有什么難度的。

再讀下去，就能發現其真正精髓的東西了。

這本書是一本簡要的歷史概論，與以往我們所接觸到的歷史教科書不同。說起歷史教科書是怎么樣的，大家恐怕都不會陌生。以分階段的社會進化史為縱，時間發展為軸，從政治意義輻射到經濟文化教育對后世的影響，條目清晰有力整齊，但文字干枯發澀，千篇一律。然后我們學生就死記硬背，只記得何時何地何人做了何事，沒有質疑，沒有獨立思考。這哪里是在學歷史，這樣死記硬背卻沒有對歷史的反思，即使將整本課本都背的滾瓜爛熟，也不知道中國是怎樣的一種興衰榮辱，學歷史又有什么意義？有如鴉片戰爭為例，我們所了解的鴉片戰爭，只看到了英國人火器如何先進，戰船如何高大，戰勝了以后，如何與我們簽訂不平等條約。完全看不到中國人在對待此事時的敷衍了事，以次充好，欺上瞞下。愛國主義重要，但是一個只知道帝國主義罪惡而不知反省自己的民族，又如何立足。黃仁宇也正是基于這個理由，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宏觀理論。他在此書的中文版自序中寫道：

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后，負笈于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后，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后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后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1《中國大歷史》，黃仁宇，北京：三聯書店，2007，350頁，ISBN 978-7-108-01036-0黃仁宇在抗戰期間及戰后，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

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或許正是應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句話，黃仁宇在中國生長，后又去西方接受教育，又是軍人出身，自然就少了一些很多中國文人身上的酸腐之氣。可以注意到的是黃先生的文筆，是帶著一些中國人的文化氣息，一些傳統文人的犀利，又夾雜著一些西方人的隨性。他提出macro-history（大歷史）的說法——3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這種“大歷史觀”強調背景和事件發生的眾多原因的聯系和因果關系。大歷史所講究的那種融會貫通，包括時間和空間上的，即古代與現代，中國與外國。或一個歷史事件的出現，是經歷無數先決條件量變到質變的變化過程，是由無數的偶然條件構成的必然結果。我們也都知道事件發生是由于諸多原因的積累，但卻無法去剖析，給出令人滿意的認識方法。黃仁宇先生運用高超的邏輯技巧，用他獨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為我們展示一個恍然大悟的必然結果是如何產生的。畢竟，成王敗寇，在中國歷史上所流傳下來的史書雜記，在別人看來并不代表著真實。他是用一種“大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種種問題，剖析的很全面很徹底，讓人不再蒙蔽。也正是這種比較，能使我們看清中國千百年來遺留下來的種種弊端，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只能看到中國的“盛”，卻看不到中國的“衰”。方舟子這樣評述：

4黃先生的史學成就，不在于對具體史實的考訂，也不在于他所倡導的“大歷史觀”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對中國史實、甚至是司空見慣的史實所做的深刻、新穎的剖析和解釋。黃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罕見的具有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駕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所做的獨到思考，已經影響了并將繼續影響許多中國學人。

這就是黃老先生為我們帶來的東西，不僅僅是一本歷史書，而是一種看歷史的角度。其所研究的中國大歷史大都是從一種西方的眼光來看，其中亦有不少西方的例子與中國作對比。其中的很多說法是中國學者所看不到的，正是這種“另一端”是他的文章令人新奇，整本書讓人讀起來有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客觀且不失真，正所謂“換一個角度看歷史”。

有人把黃仁宇和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這些成名于公眾的人物作比較，認為他們有一些相同點，也有人認為黃仁宇的歷史觀只不過是“下里巴人”，甚至缺少最基本的歷史常識。但我覺得他是獨立于這些人的。首先，譬如《中國大歷史》這本書，是一本歷史著作，不是文學作品；其次，此書中的內容皆有考，沒有信口評說，是一本嚴謹的歷史著作；第三，本書語言清雅俊秀，沒有任何粗俗語言。

從字里行間中可以看出，黃仁宇先生是很欽慕錢穆先生的。錢穆先生在他的《國史大綱》前言中說過：

5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3出自《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悼念黃仁宇先生》，方舟子，《新語絲》月刊2000年第2期《國史大綱》（上冊），錢穆，引言，商務印書館（修訂本）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于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系。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他用通俗之言演繹深刻之理，見微知著。其欲樹國民之歷史性格，又何止只是有功之臣。

第二篇：黃仁宇《中國大歷史》書籍摘要(原創)

書籍提要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本書是改革開放以后傳入國內的關于中國通史的著作中較有代表性的一本。作者著眼于中國的整體歷史，用西方商業發展的歷史經驗詮釋中國歷史演變的規律與各種矛盾產生的根源，試圖借此書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導中國歷史研究中。本書在序中講述了作者在美歷史研究的歷程和學術成長，提出他對近代中國轉型困難的理解：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舊中國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維，道德判斷代替價值判斷現象越盛，則實際的技術手段就越受局限。<西安與黃土地帶><亞圣與秦始皇><土壤、風向和雨量>等目次，講述中原地形對農耕經濟形態及中央集權體制形成的重要作用，由<名士成為軍閥><長期分裂的局面>到<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等講述統治者解決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矛盾的過程，而<北宋：大膽的試驗>至<滿洲人的作為>則描寫皇權及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歷程，之后<1800年：一個瞻前顧后的基點><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講述中國在舊有的體制下由盛轉衰、淪為半殖民地，同時不斷掀起救亡圖存運動的歷史。無數仁人志士的努力，迎接來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就是末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講述的內容。全書以短短的二十余萬字的篇幅，勾畫了整個中國歷史長達數千年的全貌，傳達了作者對歷史的精妙理解，不失為一本歷史入門的好書。

第三篇：近代史綱要 讀書報告 黃仁宇與《中國大歷史》

黃仁宇與《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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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看了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關于作者以及書的內容非常感興趣。當前的中國史學界學者們 研究的視野愈來愈狹小，出版的作品也愈來愈細屑。歷史的價值已經被大量紛繁而瑣碎史料所淹沒，史學發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作者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始終把握著“關懷人生，指導未來 ”的史學終極目標。高屋建瓴，宏觀把握，娓娓道來，孜孜不倦。

關于作者黃仁宇先生：

在他的整個人生旅程中父親黃震白對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黃仁宇先生曾說：“我的歷史觀來自他的教導。”黃震白先生出身于濟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在20世紀初，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是秘密組織，由孫中山先生開創，專門用來反抗清朝。可由于種種原因后來同盟會就直接讓會員進入部隊，以便武裝起義。黃震白最初在福建的省立軍校，當時的校長許崇智將軍正是同盟會會員。由于黃震白成績優秀不僅以第一的身份畢業，從許崇智手中領到一枚黃金獎章，而且還因他的勸說加入了同盟會。武昌起義后，由于清王朝的統治土崩瓦解，南北各省紛紛宣布獨立。以許崇智將軍為首的革命黨人也乘機宣布獨立。黃震白立即成為許崇智的參謀長。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凱掠奪。孫中山等人進行的“三次革命”也失敗同盟會的領袖紛紛流亡日本。稱帝行動終因全國的反對而取消。袁世凱也休憤而死。1916年，許崇智復出，黃震白也重當參謀長，不過以后的“革命形勢”無法讓黃震白滿意，在廣州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大元帥府，但也同樣成為軍閥手中的工具。1917年，一氣之下黃震白辭去回到湖南結婚生子。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許崇智因受蔣介石排擠而離職。黃震白因為傳統思想及自尊心的驅使，不肯到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謀職，于是他只能接受湖南省地方政府的零星工作，不但薪水少還得忍受低素質長官的羞辱但他也毫無辦法，黃仁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他是長子。由于父親提早退休付出的第一個代價便是貧窮，由于家庭貧窮除了學費和必要的開支父親再也無法為兒子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須品。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長沙都處于白色恐懼之中，三天兩頭就有槍決共產黨人的場面、公開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少年時代的黃仁宇。關于父親對自己的影響，他說:“他讓我自覺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而這對于黃仁宇大歷史觀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關于辛亥革命：

黃仁宇先生說中國在1905年停止科舉考試實際上已經截斷了高層結構與底層結構間的聯系。而當時“選舉”制度猶如憲法而停止科舉考試清朝滅亡就會是必不可免的。而對于辛亥革命的失敗毛澤東有句話非常深刻：“國民革命革命需要有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確實，從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車成立同盟會、1906和1907年之間光復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人發起的革命因沒有嚴密的組織號令也不統一沒有號召群眾以單獨發動告失敗。而1907年的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等這些缺乏群眾性的軍事冒險最后都歸于失敗而后的1911年的各省份發動的各種起義時面臨如此廣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時，資產階級革

命黨人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組織為領導核心也沒有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這就使得立憲派感到有機可乘、奪取權力和揀取革命果實。在獨立的各省份中許多立憲派人都以原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搖身一變宣稱自己已經是主張共和的人民代表了，12月底各省督府代表在南京選舉剛從國外歸來的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布共和政體，改用陽歷，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但南京臨時政府是歷史上僅有一次掌握了不到3個月即夭折的政權。而乘時而起的袁世凱利用西方列強的支持，一面又策動軍隊和官吏脅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遜位”接著孫中山也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并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為臨時總統。辛亥革命的成就就化為泡影，實質上則是因為高層與底層社會的脫節。這一切只能算是中國長期革命的一個準備階段。

第四篇：簡評李鴻章歷史功與過

簡評李鴻章歷史功過

長安大學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縣東鄉磨店鄉人，他是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創導者之一，晚清的重臣。他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

李鴻章是晚清權傾一時的人物，他的一生幾乎與晚清相始終，晚清中國的命運與李鴻章密切相關。李鴻章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太平軍和捻軍將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子；他出洋訪問、創辦中國近代企業，是洋務運動的先驅，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留下了難以抹除的影響；《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都是由他談判而最后締結，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關涉到晚清政府的命運。誠如梁啟超《李鴻章傳》中所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系。”

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評價李鴻章的功與過。

一、鎮壓農民起義

李鴻章的起家，是曾國藩邀他成為他的手下，他成為湘軍的一員。后來他自己組建了一支地主武裝——淮軍，用來鎮壓太平天國，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隨著湘軍的日益強盛，李鴻章的政治權利越來越膨脹，淮軍由地主軍事武裝組織逐漸演變為左右時局的政治集團。李鴻章和他的淮軍支撐了晚清40年的局面，活躍在晚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滿漢矛盾乃至君臣之間的矛盾都十分尖銳的歷史時期，從軍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經濟維系著清政府的命運。清政府正是依靠李鴻章的淮軍來安內攘外，防患固本，李鴻章正是憑借自己掌握的兵權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被譽為“中興名臣”。

二、洋務運動

同治年間，洋務派代表人李鴻章擴建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并首創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創辦北洋艦隊。后又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他還派遣了中國的第一批留學生，雖說只是為了維護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但他為中國的軍事、經濟、文化近代化做出巨大貢獻。洋務運動客觀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志。

三、《馬關條約》的簽訂

朝鮮戰爭平息后，日本拒絕撤兵，并且跟準備撤兵的清朝軍隊在黃海激戰，雙方均傷亡慘重，但李鴻章命令軍隊退守威海衛，拒絕出戰，最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盡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復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后，李鴻章于會住處的路上遭到日本浪人的刺殺，但是是受了傷，他就說：“為什么沒把我殺死，如果我遇刺生亡，朝廷就好有借口來拒絕簽字了！”后來他的受傷換來了大清少1000萬兩的賠償。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和談代表，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后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其實，李鴻章曾多次向翁同和討要北洋海軍軍餉600萬兩，卻得到其百般搪塞，最后居然慷慨的撥給了一個將他們父子書法編撰成集的人，給圓明園購之所謂南洋木！由此看，李鴻章也是迫不得已，有心無力。

四、對變法與革命的態度

李鴻章不僅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在戊戌變法中，李鴻章也是支持變法的，他甘愿冒著殺頭的危險暗中保護維新人士，在慈禧太后問他時，他也承認：“臣是康黨。”可見他的改良精神。甚至在孫中山游說他造反后也沒有殺他。可見李鴻章內心深處還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國古代封建禮教的影響，不敢明目張膽的和清政府對抗。

總結：李鴻章在晚清政壇上縱橫馳騁半個多世紀。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李鴻章舉辦洋務運動在不同程度上起了與外國資本主義爭利、抗衡的作用，維護了清王朝的茍延殘喘，這是李鴻章的本意。但他沒有想到引進的先進科學技術、近代教育會沖擊封建傳統的思想、文化、觀念，破壞封建制度的根基，增強了獨立自主的競爭意識，加速了封建專制制度的垮臺和資本主義發展。這種符合人民的愿望、順應歷史潮流的進步，不是李鴻章的預期目的，但這些進步因素的萌發，又無不與李鴻章“超卓之眼孔”、思想、行動緊密相聯系。

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或許這些就是他曾作為一名外交官的印記。西方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總和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十九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中國近代化事業的開拓者，順應歷史發展的進步人物。是封建末世的機運成就了李鴻章的輝煌，也是封建末世的霉運顛覆了李鴻章，對此只能表示惋惜??

第五篇：黃仁宇的《孔孟》

“大歷史”中讀《孔孟》

石家莊一中 郭惠青

黃仁宇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家中的異數。早年抗戰入伍，中年求學異國，半路出家，發憤苦攻，終以一介白首自成一家之言。其作品是出版界的異數，雖多屬學術范疇，卻暢行不衰，一版再版。《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是一部解剖中國傳統社會秘密的力作，內行叫好，外行叫座。它將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孔孟）都以他的大歷史觀解讀，筆力輕靈，思索冷峻，目光犀利。

何謂“大歷史觀”？黃仁宇認為，一個民族的精神歷程，只有用鳥瞰的方法才能看得清晰。此方法需練就長時間、遠距離、寬視界的眼光，這是一個嶄新的角度，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重要人物背后深層的因果因緣，都可用此筆法做庖丁般的解析。

以“大歷史觀”讀《孔孟》，讀出了歷史的美感和魅力。這種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黃先生的創造性勞動。治學中，整理爬梳史料固然重要，那畢竟是清道夫式和搬運工式的基礎工作，唯有史家之氣度、才賦、情懷，才能給歷史注入鮮活生命，這才是史學家最難具備的素養。

就氣度而言，《孔孟》把高深的史學從王謝的深巷引入尋常百姓家，把先圣古師從圣壇請下，賦予他們親切平和的煙火氣。孔子可以休閑，擺譜，“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孟子可以率性，緊張，見了梁惠王，直斥其“望之不似人君”。黃先生從通俗入手，由淺顯入門，將歷史哲學的思辨與文學的瀟灑融合起來，他以舉重若輕的氣度、行云流水的筆法剖析二圣，功力非凡，氣度非凡。

就才賦而言，黃先生是史學界的庖丁，以大歷史筆法剖析二圣，刀法獨特，游刃有余。其一，善于比較，存同求異。文章從三個方面言孔孟之異：性格態度上，孔子輕松愉快，孟子凡事緊張；對人性的認識上，孔子持性惡論，孟子持性善論；在“禮”方面，孔子重視，孟子忽視。此外，在談論春秋時的車戰原則時，與歐州中古的騎士精神相比；在談論孟子的論性善時，以盧梭論自由相比，境界為之大開。這些認識擊中肯綮，發人深省。其二，善于歸因，知其然，更求其所以然。探尋二圣差異之因時，放寬歷史的視野，從二圣所處之時代局勢入手，做背景研究；且從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入手，在地緣政治的領域進一步追溯。既宏觀把握又微觀體察，作品歷史感和現代意識交融。這種宏博的寫法，頗有史家巨擘湯因比和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影子，看來這又是黃先生學貫中西，自成一家的一個明證了。

就情懷而言，黃先生有極強的現實情懷。他說自己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是因為早年的顛沛流離，一切皆源自中國的動蕩不安。這樣，他開始關注國運民生。由此，我們也能深切感受到作者言及孟子生逢亂世、為民請命、慈悲為懷時（本文第十、十一自然段）的動容、動心。這不禁使人聯想起法國年鑒派大師馬克·布羅克的名言：“一個歷史學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對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黃先生讀懂了孟子在大屠殺時代的無奈、憤懣、控訴。孟子的人間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又何嘗不是作者情懷的體現?

2000年大師辭世，斯人遠去,作品長存。謹以此文為十周年祭。